杨铮：刘文忠《风雨人生路》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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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忠著《风雨人生路》摘编

摘编﹕ 杨铮

　　一九六六年秋末冬初之夜，朔风卷洒黄叶，寒气特别凝重。“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上海滩，成千上万人还涌聚街头，热烈争辩，无法入眠。一辆灰白色的警车突然驶出日晖新村，披着昏黄的路灯光，车头闪烁着两道血红色的巨眼火花。
　　“胡……呜……”“胡……呜……”，警车驶向肇嘉浜路时骤发出一阵阵揪心裂肺的警笛声，掠过街道两边梧桐树投下的团团浓影，碾碎满地黄叶，风驰电掣般地左转右弯，飞速前进。街道中央绿化地中正在七嘴八舌议论风声的人们，个个惊得目瞪口呆，鸦雀无声。
　　这时的我，二十岁毛头小伙子，被反铐双手，押在车内后座中间。左右两边，两位荷枪实弹的公安战士紧紧地夹住我。当我侧脸向车窗外观看路径，意测车子行进目的地时，公安战士的粗强大手把我的头摁得低低的，使我几乎喘不过气来。约莫半小时左右，警车风风火火驶进一所大院戛然停住。公安战士打开车门，把我推搡下车。
　　我从此开始了为期13年的囚犯生活，而同时坐在另一部车里的辉哥，却永远没有来。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天家里经历的恐怖之夜，和之后又经历的更恐怖、更悲哀的事。

一
　
　　家里。那天夜里三姐躺着心里慌慌的，临睡前看到辉哥一直抱着小外甥女呆坐了两个小时，三姐似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床上久久难以入眠。只听见上下楼梯的脚步声比平时多得多。接近午夜时，起风了，寒流一阵紧逼一阵，三姐的心也是阵阵抽紧，迷迷糊糊一夜未睡着。天还未亮，凌晨五点，老父亲下楼来，惊恐兮兮地说，文辉、文忠都被捉去了。三姐、大姐与母亲，一下子跳起来，问什么时候的事。父亲说大约深夜九、十点钟，民警冲上来先抓走文忠，再押走文辉，便衣认真仔细搜查，连一角纸屑都不放过，直到凌晨三点，拿了文辉写的一大捆东西才离去。三姐很后悔，傍晚听说派出所开紧急会议，早有心灵感应的预兆，为什么夜里不上楼去看看，见见我俩兄弟，尤其是文辉哥，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就怕从此永诀了！次日上午九点光景，派出所民警小唐来我家，把父母叫到屋外站着训话，说什么你两个儿子都是反革命，你们要老实配合政府揭发交代。三姐问：“他们到底犯下什么罪？”唐说：“反正是反革命罪！”那天一夜北风呼叫，第二天人们都穿上了棉衣。三姐问，什么时候可以去送棉衣棉被？唐说，上面会通知你们的……大约过了一星期后，派出所才通知家属可以把棉衣服送进去。三姐一直担心辉哥与我在监牢中将被冻成什么样，何况我是个残疾人。她常与大姐、父母亲一起唠叨挂念，阖家纷纷落泪叹息。为我俩兄弟担惊受怕，多少个夜晚难安睡。
　　尤其当辉哥遇害被枪杀，噩耗传来，阖家痛哭，恐怖万分。那是1967年3月23日下午三时许，母亲和大姐抱着未满一周岁的三姐女儿，从外边回家，看到一大群无知的邻居，疯狂地拥向我家门口，越聚越多，不仅有我们村居民，还有邻村的，数百人把我家团团围住，水泄不通。我家房后边花园篱笆被推倒，树木花草被践踏履平，我家四室的门窗被砸碎。人群声嘶力竭叫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刘文辉、刘文忠、刘宗汉！”派出所民警冲在前面，逼着我母亲，高叫“快快交出四角枪决刘文辉的子弹费！”我父亲刘宗汉早已被里弄专政队押着，跪在家门口，头上戴着高帽子，上写“反革命分子刘宗汉”，名字上被红笔打了大叉叉。父亲脖子上挂着一块厚重大牌子，上写着“镇压反革命分子刘文辉”，背上被用墨汁写着“严惩反革命分子刘文忠”，刘家人姓名无一不打着叉叉。父亲已被疯狂的“革命群众”打得头破血流。面对家门口这场惊天动地的劫难，母亲紧紧抱着惊吓得大哭的幼婴外甥孙女，坚强地挤进人群往家里走。一些造反派与不懂事的小孩子，一起抓起地上的泥巴与垃圾，向我母亲身上扔去。母亲急忙用头、手、肩掩护怀抱的婴儿。我大姐吓得跺脚大哭。她的十多岁儿子，想上前去保护遭打的外公外婆，反被一群红卫兵揪出去打了一顿。另外两个6岁、10岁的外甥都吓得躲到床底下大哭。附近群众都闻声赶来观看，人山人海，“打倒”的口号此起彼伏，惊心动魄。派出所民警与造反派头头跟进我家中，掷出两张枪杀刘文辉的判决书。我母亲强忍着眼泪，拿出四角钱。他们拿到子弹费，挤出人群指使红卫兵、造反派说“对反革命分子就是要毫不留情！”这场暴虐一直持续到天黑……晚饭后，又有不少人向我家4室门窗掷石头，把几扇窗子的玻璃都打碎了。
　　在昏黄的电灯下，大姐颤抖着双手，惊恐万分地打开民警掷下的那份《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落着眼泪轻声念给母亲听。判决书上罗列着刘文辉罪行：1957年“疯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大肆污蔑我历次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1962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劫船投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竟针对我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中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战争的策源地’，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竭力吹捧苏修、美帝……”法院宣称刘文辉“是一个罪大恶极、拒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为“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判决反革命犯刘文辉死刑，立即执行”。另一纸是法院给刘宗汉的“通知”：反革命犯刘文辉，已由本院判处死刑，并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我院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将刘犯文辉执行枪决。”
　　刚刚经受残酷批斗的老父，不顾头颈撕裂、腰腿剧痛，颤巍巍地伸手从大姐处拿过这二张夺命纸，抖抖嗦嗦地抚摸着，连声长叹：“我刘宗汉作了什么孽，要遭到如此报应啊！我害了辉儿，我株连全家，我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父亲的哭嚎催人泪下。从不落泪的母亲，嚎啕痛哭了一夜。一家人失魂落魄，个个坐到天明。第二天，有关枪决罪大恶极、死心塌地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文辉的公判海报，贴满上海大街小巷，自然首先贴到了我家住的日晖四村弄堂口，贴到我家12号大门墙上。从这以后几个月中，整村288户人家，加上附村许多居民，都象参观动物园一样，天天围着这个出了三个反革命分子的“杀、关、管”人家，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我曾追问父母：“你们没有保存辉哥的骨灰？”父亲痛苦地说：“在那种残酷疯狂的年头，哪个有胆量去要骨灰。”又含泪说：“也好，这个倔强儿子，迟早会被他们杀害，早走，免受了数不清的折磨。”
　　夜深了，父母亲、大姐们边泣边诉那恐怖的记忆……辉哥没有留下骨灰，没有坟地，没有人敢在清明为他烧上一把香——苍天是何等地不公啊！
　　被群众专政得多年来沉默寡言的父亲，有一天夜里悄悄地告诉我：“文辉在临死前写下一封血书，夹藏在棉被夹衬里面。”又说，辉哥遇难后，派出所通知他到监狱领回遗物，包括这条棉被在内。他取回家后，母亲在拆洗时，发现了夹藏在里面的血书。父亲暗地里收藏了几个月。因为他经常挨批斗，天天为这封血书提心吊胆。云南工作的五哥回沪探亲，里弄专政队强要他上台揭发批判父亲，吓得他没住几天就回了云南。临走，父亲把暗藏的血书交给他，五哥暗地藏在行李箱内。回到了云南。见文革环境残酷，危机四伏，只得把辉哥的血书分句拆开，一段段抄录下来，然后把原件烧毁了。我连夜写信给五哥，向他要辉哥遗书的内容。不久，我终于读到了敬爱的辉哥临死前写下的血书内容。我眼泪滚滚，辉哥啊，这是您在走完短暂人生旅途之际，向天地发表的战斗檄文，一身正气冲云霄，满腔热血洒征程，千年万载的人读了您这篇鲜血写成的战斗檄文，能不为您舍身反抗邪恶的狂潮所震撼？能不为您睿智敏锐的洞察力所折服？能不为您超人才华、盖世雄略所惋惜？
　　我这里再一次含着热泪，一字一句地把辉哥的遗书全文抄录下，公诸于世，让每一位有正直良心的人评一评，我三哥刘文辉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是“彻头彻尾、顽固不化的现行反革命”？还是在浊浪滔天的文革时代，“人昏昏而他独醒”地站立在高天九霄，敢于誓死捍卫真理的勇猛斗士？

刘文辉遗书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四时许，我在法警强力驯逼之下，在不大于五平方的私堂与外人隔绝，由检察院一人给我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仍由他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我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我的上诉书刚写好，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式手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
　　此遗书一定要保存好，让我死得明白。我说它是私堂并不污诬它。我的亲人，我将死去，我为什么被害，因为我写了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此稿被红卫兵抄去。另一本是传单“反十六条”，其中分类分条为：“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主流和曲折”，“敢字当头，独立思考，反对教条，自作结论”，“论群众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区别对待党团干部”，“警惕匈牙利抗暴斗争的教训”，“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关于自杀与拼杀”，“武装斗争的部署”，“里应外合”，“知识份子问题”，“主张部队研究它、批判它”。此传单是由忠弟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我被害的导线。你们了解我的情操，它可以用诗概括之：“从诬‘反、右、坏、修、资’。非资非奸非乖暴。反右幸尝智慧果，抗暴敢做普鲁米。锁国应出土玄装，焚坑犹落揭石子。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
　　我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我在经济上对家庭大公无私，在政治上为祖国大公为人。这正是你们有我而自豪之处。所以我要求你们不要难过，不要从私情上庸俗地赞扬我，应明智些不因当局的压迫、愚弄而误会我的生平。我相信死后我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
　　毛作为个历史人物对中国人民是有功绩的，但自55年后就转化到反动方面去了。整个世界在变化，但他竟这样昏聩、刚愎自用、居功自傲，自翊为救世主，以至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估计越来越冒险，将成为我国家的灾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强制人民服从己意，清除异己，其方式退居幕后，暗施毒箭，指使亲、宠、奸，把天下搞得昏天暗地，愚弄群众，混淆是非，独夫欲名，玩亿万性命，冒天下之大不韪，孤注一掷，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
　　我坚决反对锁国排他主义、军国主义、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焚书坑儒主义、阶级斗争恶性报复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对所谓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谬论。所以作为匹夫有责，我就愿意敢与毛斗争。这才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我的家庭不要因悲痛、受侮辱和受迫害而误解我，不相信我。我的正义行为一时不易证明就留待日后吧！
　　外甥们成长吧！要相信烈士遗书的价值。我的血不会白流。请把我的诗与血书铭刻在烈士碑上，不要枉我此身。视亲人能见到我立碑的荣幸。等毛政权倒台后，作为烈士的我必能恢复光荣，洗涤家庭所蒙受的污垢。我在第一所1211，在沪监牢号167（761号）。我的手与脚被铐着，不准我写信和要求见亲人。此遗书是写上诉书时偷写的，请秘密妥善保管。请你们将此书交给我弟弟，另有我诗词七首分别收藏在衣服中，其中一首是：
　　“庞然世界二疯子，毛林发作几下抽搐，几下嚎叫，踞功自傲，夸口最舵手，世界革命谈何易，漩竭急转碰石岩。迫害毛急，亿万命竟玩忽，独夫欲名，惟君命有所不受。须自主，沉舟侧畔千帆过，民意歌盖君之代，天皇战歌遭唾骂。顶礼膜拜，必战灾情势急。”
　　有朝一日将它发表。临刑前十分抱憾，不能着手写心中久已策划的，创办一份“人人报”，开辟“层层说”专栏，其内容针对毛反动方面公布天下，切希望有人接任。
　　今天三月二十日阎罗殿的判官到监狱来，催我明或后将开群众大会要我态度老实，言明将视态度而改判与否。我斗争很激烈。我当然立志于“将头颅钝屠刀，血溅污道袍”，也即站着死，不跪着生。这是必然宗旨。但是我最大的遗恨是不能做更生动更重大的贡献与人民。如今我可谓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更因毛江河日下，气息奄奄之际。我多么想活下去，再来个反戈一击其死命啊！我应当为祖国为人民多做些事啊！
　　但我确信我的上诉只能在毛政权垮台后提出，我将向人民上诉毛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是反动的是奴役广大人民的；我将向先烈们上诉毛贪天之功为己功，把先烈血换下的事业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本钱；我将向社会贤达上诉，毛焚书坑儒迫害异己，愚民毁纲，亡国亡民；我将向祖国上诉，我作为爱国志士反对毛的战争政策，毛的锁国排他主义；我将向世界人民上诉，我是个国际主义者，我反抗毛所谓解放三分之二人类的谎言野心。
　　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躯来摧毁的，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辉
写于1967年3月20日

　　敬爱的三哥文辉的一片丹心、满腔碧血，都在红色恐怖的枪口下化为灰烬。大上海啊！您怎能眼睁睁地瞧着，你最优秀的儿子被无产阶级暴政所屠杀！黄浦江啊！你可以作证，这位优秀的青年曾几年来风雨无阻，从浦西沪东船厂骑自行车赶到复旦去上夜校。东海啊！你应该记得，有位年青人在海岛上天天傍晚在你的怀抱中遨游万米，锻炼体魄，每夜你可以看到他坐在一间蚊虫叮咬的小屋内苦读至深夜，灯光不息。祖国啊！为什么中华民族最爱国的仁人志士，要为你拋头颅，洒鲜血。麻木、愚钝、盲目、迷信的善良人们，你们在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刘文辉”、“刘文辉死有余辜”的时候，你们扮演了一个欢呼着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角色。刘文辉“反文革十六条”的战斗檄文，他所预言十年文革的种种灾难，都一一降临到你们头上。他用自己的一腔热血，都唤不醒你们的灵魂的觉醒。
　　象刘文辉那样敢于挑战毛泽东，诤诤铁骨，直面死亡，在千百万人中也难产生一个啊！在他的英勇行为面前，无数的共产党人应感到渺小和无地自容，问心有愧啊！为什么拯救国家于危难的千斤重担，要刘文辉单枪匹马，一个人去挑？为什么席卷中华大地的文革狂澜，要刘文辉独自去挽？辉哥精神的伟大在于他超越了死亡。他生命是短暂的，精神却是永恒不死的。他的精神顶天立地。然而天地间唯有历史才是公正无私的审判官。至高无上的“法院”终将宣判“文革”罪恶滔天，宣判毛泽东倒行逆施，遗臭万年。宣判刘文辉无罪有功，还刘文辉赤子之心的清白。辉哥英魂常在，永远托体山河，义士高风，将吹暖人间。我心默默叨念：“辉哥的鲜血不会白流。”

二

　　我的三哥刘文辉，在我们家庭中，无愧为佼佼的顶梁柱。他是父亲蒙冤遭难后，全家处于断绝生活经济来源、遭受种种打击迫害的危难境地时，刘家的刚强不曲的脊梁骨。16岁自高中辍学，进上海沪东造船厂当学徒。很快学会数种技能。满师后评为四级工，晋升为技师。调进工厂检验科。这在上万人的沪东造船厂，不能不算是佼佼者。他要求进步，入团，成为车间支部书记。靠近党。他的事迹曾上过报纸。
　　他把每月工资的80%（40元左右）交给母亲，支持家用。经常主动要求加夜班，得了夜班费也寄给母亲。
　　业余他积极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还读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夜修班和复旦夜大学。在精神上影响与鼓励弟妹们奋发向上。
　　1957年中共中央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全国人民大鸣大放大字报，向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及一切腐败作风开火。年轻有为、血气方刚的辉哥按照毛泽东的话，帮助党整风。他挺身而出，在座谈会上大鸣大放，向厂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提意见，又贴出大字报，向工厂党委书记生活上腐败作风开火。他一心要将党内的腐败风气整顿干净”。结果却被内定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
　　1958年春，父亲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在徐汇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上，刘文辉表露对父亲如此宣判不公正，向法官申辩了几句，公然怀疑党的庄严法律，如此这般算起帐来，刘文辉确是个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
　　按说1957年反右斗争已胜利结束。不料共产党要“补课”，于是1958年春天，刘文辉这个青年工人就被补戴上了“右派”帽子！
　　辉哥这次的上当可称“不大不小”，对他年轻气盛、锋芒毕露、嫉恶如仇的品格，给了当头棒喝。他从此被调出厂技术部门，戴右派帽子在车间里劳动。亲身经历时代的不公，看透了世态炎凉，饱尝了人情冷暖。但在逆境中他加倍坚强，刻苦学习，探索与品尝了人类思想光辉的智慧果。开始追随胡适思想，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迷信、大胆怀疑，小心求证。又向中国古代传统的孔孟儒家文化探索、研究，一连研读了先秦诸子百家书籍，通读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书》……同时他又向外国思想家求索，从古希腊的哲理，到义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宣传人文主义的世界名著，以及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的著名作家的经典著作，他捧读再三……沉浸在中外古今知识文化的海洋里，钻进了现代文明思想的智慧宝库中。特别认同现代思想家胡适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学说，对毛泽东一贯强调的阶级斗争理论，发生了怀疑。毛泽东早年就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但从解放初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批胡适、知识份子思想改造、反胡风、直至57年反右派，这样一路斗，一路反下去，毛也许“其乐无穷”，却搞得广大百姓尤其是知识份子人心惶惶，寝食不安。象这样，新中国能建设好吗？
　　被冤枉戴上“右派”帽子的辉哥，对家庭对我们兄弟姐妹一如既往地关心备至，体贴帮助不断。
　　上海沪东造船厂在浙江舟山嵊泗岛帮助开设修船基地，建设嵊泗机械厂时，他主动辞去上海工作，调往嵊泗厂。他希望自己过更清贫、清静的生活，换来充裕时间，可以更自由支配，更利于刻苦学习。舟山当时是个穷地区，嵊泗更是个小岛，工人们大多缺乏文化知识，生活单调，业余时间不是酗酒就是赌博，惟独辉哥挑灯夜读。为了专心安静自学，他搬出工厂集体宿舍，在附近渔民家租房居住。
　　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斗动员令。这是1962年，神州大地经历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的折腾。毛把经济建设上的失误，归结于忽视了“阶级斗争”。于是，登高一呼，全党无不回应，狠抓“阶级斗争”，处处呼风换雨，从社会、机关、企业、学校波及千家万户。
　　我们刘家，可称为阶级斗争的“重灾区”。老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三儿子刘文辉是右派分子。1963年寒假中，辉哥叫我到无锡家乡大哥处体验生活。我在那里看到，大哥家住房依然破旧简陋。晚上大嫂与三个侄女睡在一间七、八平方米的破舍里，我与侄子睡在柴房草堆上，大哥一个人却去一处荒无人烟的半岛上看夜，以挣得几个工分的口粮。白天，14岁的大侄女带着三个幼小弟妹，去铁路边捡煤渣，去荒地挖野菜。大哥曾不断上诉无锡县委，申请困难补助。来人一看他家确是当地村里最一贫如洗的特困户。但说，刘文德档案袋里塞着“特嫌”的结论，是“内控改造”分子，不属于下乡务农人员的政策补助对象。我就所见所闻写了一份《无锡农村南刘巷农民穷困生活考察报告》，如实反映贫困、饥饿、潦倒的当地农民生活境况，不少人暗中诅骂“人民公社”、“大跃进”，甚至骂共产党。不知怎么让二哥知道了，他把我叫到苏州，严肃批评了一顿。并说我“小小年纪，中辉哥毒太深”，警告我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毁了自己。辉哥知道了，趁返沪探亲期间带我一起回老家看望大哥，与大哥共榻彻夜倾谈，鼓励大哥设法开垦荒地，生产自救，不要对上面政策存有什么幻想。看着象猪圈一样的农舍，侄子侄女们吃的是山芋、南瓜、野菜烧的稀粥，我们兄弟都掉了泪。回上海时，三哥把自己身上穿的厚厚的工作棉大衣脱下留给了大哥，寒冬穿着单薄夹衫赶回上海。
　　春节期间，二哥也返沪探亲，同三哥一见面，就提起了我写的这份“报告”。那天午饭后，二哥、三哥与我一起，相叙在家中内室里。各人泡好一杯茶，把房门关上，郑重其事地讨论起来。二哥说我不该单凭个别事例，偏听偏信，把新中国已经人民公社化了的现代农村，一团抹黑，把农民生活说得穷愁潦倒。这是否定了国家大好形势，是个严肃的政治立场问题。三哥说小弟到无锡老家文德大哥处亲眼目睹缺衣少粮、艰苦贫困的实际情况，又看到农村中许多农民生活，大家都在生死边缘上挣扎。小弟是如实反映，不是人为抹黑。不能昧着良心大喊‘形势一片大好’。二哥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借着自然灾害发生的困难，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优越性，倡狂向党反攻倒算。你却指使小弟去暴露农村的阴暗面，正是迎合了这股反动思潮向党进攻。这是又犯了政治立场错误。一切服从党的领导，跟党走，做党的驯服工具，这不仅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天职，也是每个革命青年应有的品质。
　　“跟党走，听毛泽东的话，父亲不是这样吗？他不当汉奸，不去台湾，送你去参军，支持你去抗美援朝，结果呢？还不是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大哥不去台湾，回应党的号召，支持边区建设，做好抗美援朝后方给养工作，去安东鸭绿江边，结果呢？还不是受迫害，打成了‘内控分子’？再说，你是党的基层干部，明知毛泽东设‘阳谋’要陷害广大知识份子，号召给党整风是‘引蛇出洞’，你为什么不提醒自己兄弟我一声，眼看我成了‘出洞之蛇’！难道你当了党的驯服工具，站稳了阶级立场，连兄弟手足之情，父子养育之恩都忘了吗？你是盲目地跟党走，盲目地听毛泽东话，全然是愚昧、盲从、奴隶相！”
　　“哐啷”一声。二哥气得把手捧的茶杯重重地向桌子上一放。吓得我目瞪口呆，连连打圆场地插嘴道：“二哥、三哥，不要吵了，都是我那份调查报告惹的祸。其实这只是一篇习作，练练笔，实在没有象二哥说的那样严重。”
　　“小弟”，二哥转向我：“你还年轻，千万别学你三哥的样子，毁了自己前途！”
　　“我……我……”我吞吞吐吐地想辩白。看看二哥铁板的脸，又看看三哥气得通红的双眼，说“我至今不觉得三哥有什么错……”“什么？你还不清楚？他的立场十分危险，照他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走向自取毁灭的道路！”
　　“嘭！嘭！”三哥连拍了两下桌子，“我不会做驯服工具。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人，我相信事实，相信真话，相信独立思考！不相信任何人的谎话，也不考虑个人的前途，更不贪生怕死！”说完，狠力地拉开房门，冲出去了。
　　二人闹得不欢而散，我心头忐忑不安。在以后的春节兄弟姐妹见面时，二哥三哥同样发生了类似的争论，俩人一谈起时事形势，就会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
　　二哥是党和解放军部队里多年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不理解辉哥历经冤屈的切身感受，不认同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认识，更不允许激烈的反抗精神，所以长期对毛的极左路线执迷不悟，赤胆愚忠，甘愿做一个驯服工具。但后来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他的认识也起了变化。我们敬爱的辉哥惨遭文革暴政杀害。在彻底平反昭雪后，全家人到辉哥坟上烧香磕头，沉痛悼念这位忠烈献身的义士，刘家的殊荣。年近花甲的二哥也终于反省过去的愚忠，颤抖地拿着毛笔，饱蘸红色颜料，修复辉哥墓碑上的遗诗，默默肃敬，被这位光明磊落、坦荡一生的大兄弟所折服。这是后话。

三

　　一九六六年春末的一天上午，我匆匆忙忙赶到上海十六铺码头出口处。心头沉甸甸的：前几天突然接到辉哥从舟山嵊泗厂寄来的一封信，信上简单几句话：“我已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遣送回上海老家监督管制，定于某日某班船抵十六铺码头，望来接我。”
　　这犹如晴天霹雳，顿使我们全家惶恐不安，猜想怎么好好地已摘了右派帽子，又戴上了反革命帽子，而且要遣返老家管制？上面的几位哥哥都已出外工作，离开上海，几位姐姐都已出嫁，父母年老，惟独由我按时到码头迎接。中午时分，我翘首瞻望，左等右等，约莫在全船乘客全部出来后，看见辉哥手提一只大包和行李箱，由一个解放军陪着，身边还有二个工人似的，向出口处走来。我赶忙迎上前去，在出口处拎过辉哥手里的包裹，正要招呼讲话，那个解放军问道：“你是刘文辉的什么人？”我答“弟弟”。“你们父母为什么不来？”“年纪老了，走不动了。”“那么好，现把刘文辉交给你。他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遣送回老家监督管制。有关他的政审材料，我们已给上海公安局、街道里弄寄去了。”这时，默立在一旁的辉哥才介绍说，他是厂里的军代表，二位是厂里的支部书记与保卫科长。他们“交接”完毕，一起离去。我跟着辉哥，提着他的行李包裹，急忙乘公共汽车回村。地区街道派出所已派民警在我家等候。辉哥与我踏进家门，民警马上严肃地对我父亲与辉哥宣布，“从今开始，刘宗汉与三儿子刘文辉，一起被监督劳动，扫垃圾、掏阴沟……，定期向里弄专政队汇报思想，接受管制改造。”
　　辉哥回到家中，我们才知道他又出事的经过。由于嵊泗位于舟山群岛之中，特殊的沿海地理位置，使他能长年收听到海外一些电台的广播、特别是美国之音。当时大陆全部封闭，最高当局推行愚民、压制、混淆视听的阶级斗争政策，中国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外面情况。而辉哥了解和看清世界与中国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他长时期博览群书，崇尚“民主、自由、平等”，反对“专制、独裁、暴虐”；厌恶对人民推行愚民封锁政策。他勇于奋斗，要改变他的右派困境，所以想出国去寻找新的生活和世界。为此，他攻读英语，学习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书籍，在嵊泗常独自一人出海游泳，增强体魄。船厂许多人佩服他的才学和人品。他结识了少数几位志同道合的船厂工人、船员、船老大和来实习的大学生。他们曾商议偷偷潜上渔船或客轮驶出公海寻求政治避难。后来在64年“四清”运动中被胆怯者出卖。出事后辉哥一人把主要责任承担下来。当时搞的“四清”运动政策规定，坦白者“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三哥坦白后，因为只属企图，没有行动，原望“从宽”处理。但1965年底“四清”工作组却报当地法院立案。嵊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宣判：“刘文辉系一世仇分子，思想本质极端反动”，“组织叛国投敌集团，妄图投靠美帝，背叛祖国”，“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判处管制三年，交群众监督改造。”辉哥没能实现自己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却带来灾难的厄运。
　　我村本来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刘宗汉扫垃圾、掏阴沟，现今开始，增加了一个刚交三十岁的新生反革命，父子俩人每天一早同去监督劳动，同去接受派出所与里弄干部的训话，同时遭受邻居与过路群众的嘲笑、白眼、奚落。派出所民警与里弄专政人员，随时随地将父子俩拉到里委会，叫来几个年轻力壮的里弄小伙子对他俩批斗，动辄揿摁年已七旬的老父的头，对新管制分子刘文辉敲头踢脚，任意凌辱人格。
　　我自中学毕业后，因家庭出身是“反属”，无法继续升学，只得在家按辉哥给我制定的计划勤奋自学。由于辉哥的长期影响和教诲，我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逐渐形成。1965年我进了一家200多人的小厂——徐汇五金厂。我被分配到新产品车间学自动车床，不久由于我“好学、聪明、人品忠厚”，受厂领导培养，抽调进厂办公室，担负全厂宣传与统计工作。
　　“四清运动”开始，上面派人来厂蹲点搞“四清”。我被告知象我这样出身的人，在厂部办公室负责宣传与统计工作是不合适的。我听从辉哥嘱咐，辞去厂部办公室宣传职务，要求仍下车间去当工人。
　　自从辉哥回家后，尽管白天接受监督劳动，夜晚却指导我读书，密切关注广播与报上刊登的新闻报导，担心国家时局日益恶化。阶级斗争紧锣密鼓，华夏神州一天比一天“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
　　辉哥从拎回上海的几大包裹的中外名著、报刊杂志中，抽出一份1965年11月10日的“文汇报”，上面刊登着姚文元的大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指着这篇文章说：“这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又一颗重磅炮弹。姚文元批判的《海瑞罢官》作者吴晗，当年是胡适在北大的学子，现今是北京市副市长，是个著名的明史专家。这样名闻国内外的大学者可以公开点名批判，说明毛又要刮起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了。”
　　当时全国报刊上不断展开对《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的批判围剿，辉哥把收集到的有关报刊材料摊在我面前，借着昏黄的电灯光，一一指点给我看，他说：“看来问题并不只是批判吴晗，而是直指整个北京市委。”又说：“毛是借‘罢官’一事做文章，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现在彭老总又要吃苦头了……”说着摇头叹息，忧心忡忡。报上还刊登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军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竟然断言“十七年来文艺黑线专了政”。辉哥愤愤地说：“怎可全盘否定建国十七年来文艺工作者的集体成绩呢？不但否定，而且个个戴上了‘黑线专政’的帽子，一棍子打死，看来要把中国知识份子一锅端了！荒唐！荒唐！”
　　5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姚文元又一篇大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据说，这是毛泽东指明要批判的。《北京日报》为此公布了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的材料，对“三家村”进行批判，但很快被中央指责为“假批判，真包庇”。姚文元在大文章中直接上纲上线：“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污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全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攻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倡狂攻击。”文章中还公开宣称：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什么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紧接着，全国报纸与广播，就开始了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的疯狂围剿。
　　辉哥告诉我姚文元是早被鲁迅先生讽刺、批评的姚蓬子的儿子，自己出身一塌糊涂，现今竟高举棍
子，硬是把人家往死里打。又说，邓拓原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是从延安时代开始紧跟毛泽东的有才华的革命知识份子，现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他写的《燕山夜话》不仅文采好，而且含义深邃，是本好书，毛却把他拋出来打倒，看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他们也要遭殃了。果然，紧接着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在全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被中央宣布为“独立王国”，全体领导统统打倒。中共中央又宣布以宣传部长陆定一为首的中央宣传部为“阎王殿”，“砸烂阎王殿，小鬼闹革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浩劫，狂澜横流，浸淫中华大地。辉哥一再喃喃自语：“国家与民族的大灾难来临了。”
　　由批判《海瑞罢官》揭开序幕，批判《三家村》战鼓轰鸣，《五·一六通知》号令天下，毛泽东亲自指挥的文化大革命狂澜席卷长城内外，猛袭大江南北，震破天涯海角。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央电台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人向学校党委书记陆平与北京市委彭真等人开炮的第一张大字报，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国一夜之间，全国亿万民众奋起回应，广大造反派、红卫兵小将结队杀向社会，纷纷闯进民宅，揪斗地、富、反、坏、右分子，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大批大批的社会名流、声望卓著的人士被红卫兵押着戴着高帽子上街游斗，成千上万人家被突然抄家，打、砸、抢、抓、抄，焚书烈火彻夜熊熊，坑儒手辣空前绝后。尽管老父亲与辉哥天天低头在里弄卖力地扫垃圾、掏阴沟，从早到晚不讲一句话，三日两头去派出所、里弄专政队汇报思想，违心责骂自己，但仍然逃不脱抄家批斗的厄运。
　　66年恐怖的红八月，我家连续遭受几个中学红卫兵组织的抄家。他们是根据派出所提供的“反革命人家”地址名单，不分白天黑夜，随时随地高唱《造反有理》革命歌曲，跑步冲锋般地打上门来。一闯进二楼16室我家门，他们七手八脚翻箱倒柜，搜寻金银财宝，认为凡是“反革命”家中，必然是过去的地主资本家，没有哪个不私藏着金银财宝的。不料我家长年累月吃饭都成问题，原先母亲的陪嫁首饰己变卖得所剩无几。他们搜寻不到就抽出皮带，兜头揽脑地抽打我父亲，老人急忙踉跄后退，辉哥挺身上去阻挡。这时，在底楼4室内抄家的红卫兵小将们大声欢呼“抄到了！抄到了！”楼上这批小将蜂拥下去观看。那是我母亲三十多年前陪嫁品中仅留的几只手镯、翡翠、玉片。他们获得至宝，纷纷你抢我夺，一块较大的纯碧好玉被打碎在地，有些小将还从地上抢夺碎片。另几个红卫兵从我母亲箱橱里抄到珍藏半个多世纪的几幅国画，那是我外太公，清末江南著名大画家胡公寿的亲笔丹青。中学生们不知它为何物，几个人有趣的传观，有一个大喊：“封资修四旧，还看什么！”抢上前一把夺过，双手把它扯撕得粉粉碎，还把团团碎纸掷出窗外，边跳边高叫“大破四旧，彻底砸烂旧世界！”旁边红卫兵们一起跟着呼喊：“砸烂旧世界，建设红彤彤的新世界！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先前闯进我16室的红卫兵小将们，见在底楼4室捞不到油水，没有战绩，赶紧又奔上二楼，到我室内杀回马枪。他们根据在派出所获得的情报，我父亲曾在解放前当过国民党专员，是个反动大官，硬逼着我父亲交代罪证。老人被吓得抖抖索索，连说“我……我是个临时专员，没……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们绝不相信，训斥他“狡赖”、“顽固不化，死路一条”，冲上前去又抽皮带打他。这时，一个细心搜查的小将，从一本旧书中抖出几张发黄的照片，欣喜地大喊“抄到了，抄到了！”他们一起哄着观看，原来是我父亲当年戴着大礼帽，穿着笔挺的西装，在同联合国救济总署派来的外国军官握手，背后是巨大的万吨轮船。有几张照片上还有国民党军官与美军人员，在秦皇岛码头督运货物。其中有一张是父亲和陈纳德将军在机场交货后的合影。红卫兵小将一见战果辉煌，指着照片，又点戳我父亲的脸面，大声喝问：“你这个老反革命，还不老实交代，你自己看看，当年你这个国民党大官僚耀武扬威的反革命样子！你老实说，这在哪里？干了什么反革命勾当？”
　　面对小将们吼叫乱骂，老父亲定了定神，认真地回答：“这是我代表当时政府与人民，去接受苏联和美国在抗战胜利以后，通过联合国发给中国的战后慈善救济物资……”
　　“老反革命还在骗人，当时政府是蒋介石反动政府，怎代表人民？你还在放毒”，未待老人说完，一个年纪大些的中学生抢上打断说，“苏联是苏修，美国是美帝，它们怎会发善心向中国拨救济物资呢？……”这群不懂历史背景的孩子们，自以为是，反复批斗我老父亲。
　　“喏，这张照片，”老人大概因对往事的骄傲使他顿时勇气倍增，伸手过去拣出张照片说道﹕“这是在秦皇岛码头，我指挥工人把国际救援物资搬运去解放区，旁边站立的有伍修权领导同志”又说:“那张照片上的美国人是抗战英雄、飞虎将军陈纳德……”有个年纪大些，估计是高中生，从父亲手上夺过照片，端详起来，正要驳斥老人“狡辩”，突然旁边那个细心搜抄者，又从另一本书中抖出一张大照片，顿时大叫：“不得了，这个老反革命还拿枪！”他们聚过去一看，原来是老人当年做京剧票友时，化装演出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阀作战的剧照。这下子，红卫兵小将“扫四旧”革命行动战果累累，战斗士气大振，几个红卫兵一起揪着老人，勒令他低头认罪。父亲胆小怕事，唯唯诺诺，任凭他们摁头，将七十岁的老人硬揿他弯腰90度双肩背翻。父亲大呼“痛啊！痛啊！”血气方刚的辉哥一个箭步上去扶持父亲，大喊“你们讲点人道主义，我父亲是古稀老人了，你们怎可……”话未说完，一个红卫兵挥舞皮带朝辉哥身上猛抽一下。辉哥急忙转身去夺他皮带，混乱一片，父亲老泪纵横，嘶哑地叫喊“作孽啊，作孽！”
　　大概是老人惨烈的嘶叫震颤了青年人的幼稚良心，大家顿时罢手不语，室内寂静下来。那几个细心搜查的红卫兵，把辉哥堆放在床底下纸箱里的中外名著，一本本抄翻出来，翻一本撕一本，拣他们认为好看的，一本本扔进一只大纸箱内准备带走。辉哥一生节俭，却爱书如命，十多年来收集购买了不少心爱的书刊，并勤奋阅读，在许多书中留下他的批注心得。红卫兵们抄抢他的书，等于抢劫他的宝贝；辉哥急忙上前向他们解释：你们撕的这些都是中外名著、进步书籍，有费尔巴哈、黑格尔、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考茨基、柯卡普、普列汉诺夫……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的启蒙老师。红卫兵哪听他的解释，依然照抢、照撕不误。辉哥真想从他们手中把书夺下来，阻止他们滥撕恶行。这下又得罪了这批小霸王，他们根本不懂这些书正是马恩列斯毛的老祖宗，显然懵懂无知，四五个冲上来对辉哥拳打脚踢，皮带乱舞，并要用绳子将辉哥捆绑起来。边骂“妈的，这家伙多反动，家里藏了这么多‘封资修’书籍，不是外国、就是孔孟的书，没有一本是革命书籍，全部把它烧掉，看他还怎么看。”
　　我从工厂下班，回家迟了，进门看到，马上过去拉开怒火抗争的辉哥。这时，一个小家伙至多16岁模样，竟挥舞带铜头的军用皮带敲我父亲头，我冲上去大喝道：“不准打人！你们不要欺人太甚！七十多岁老人经不住这般打，你的爷爷奶奶可以这般打吗？”这伙人见我理直气壮，虽然腿脚残疾，但腰粗背阔，浑身有力，知道来者不善，顿时被吓住收回皮带。其中有个中学生是里弄附近的，认识我，凶狠地指着我鼻子训斥：“狗崽子，你家一个老反革命、一个中反革命，你是小反革命子弟，你识相点，否则连你一起揍！”
　　辉哥怕我牵连吃亏，急忙叫我出去。我刚走出门，带队的造反派拦着我，喝令“不许出去，想转移窝藏材料吗？”并上来把我的口袋一一翻遍。他又叫红卫兵“继续搜查，注意死角”。于是我家里又是一阵乒乒乓乓打砸声，所有抽屉都翻过了，所有箱柜都打开了。家里凡是值点钱的东西都被抄拿去了，一个红卫兵头头走出门，不甘心又返回我家，强行抢走了家中唯一值钱的一台收音机。我上前拦着他说：“收音机不是四旧，为什么要拿走？”。这小强盗蛮横地瞪着眼说：“有人反映刘文辉深夜收听‘美国之音’，我们要没收，拿回去检查，如有问题，回来总算帐，当心你们狗命。”说完抱起收音机扬长而去。可以说，从物质到精神，都被一伙又一伙强盗抢劫一空。抄家是一波一波的，听说各学校的红卫兵组织都去派出所要四类份子的名单，而各单位的造反派也有单位的组织部提供名单，先是公开的黑六类份子，后是暗藏的阶级敌人。因为有伟大领袖的政策指示，他们凭着手臂上的“红卫兵”、“造反派”袖章，并以“人民”和“革命”的名义抄抢民舍，法律和秩序荡然无存，人民的基本权利被肆意残踏。当时，上海经常能听到某某单位同事隔离审查了，某某领导靠边进了牛棚，某个同学爸爸被批斗，某某熟人自杀了，某某亲戚家被抄了，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一些所谓出身不好的黑六类分子，每天上班出门都提心吊胆，要跟家人沉重告别，唯恐今晚回不了家，突然失去了自由，被抓、被关、被隔离。那年代谁都没有了保障，平时的积怨、妒忌，同事邻居之间的不和，背后暗箭和诬告，都可以造成任何一个人的被斗争、被抄家，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
　　社会上的抄家、批斗阴风，象传染病那样迅速蔓延、猛烈发展。我家这样的重点被反复抄、多次抢。
　　难以忘怀的红八月！这一月全国有多少人家被抄、被斗？十万户？一百万户？一千万户？也许更多。是最伟大的领袖授权红卫兵和造反派，来抄家来批斗的，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是最伟大的领袖做出来的最伟大的事？
　　文革象火山爆发喷起冲天的烈焰，它吞噬着大地、吞噬着生灵、吞噬着一切。有一天我拿回家一迭宣传材料中，有一份北京来的红卫兵战报，上面报导了北京近郊大光县三百多名四类分子被杀害，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这份战报上还印了当时文革红人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公安局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国家还是公安机关，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这些讲话促使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残害四类分子的种种暴行，波及面之广，是历史上罕见的。辉哥读了这份简报，愤恨地指着家里墙上挂贴的毛泽东象说：“文革是通过群众专政即暴民专政来达到群体绝灭的目的，使中国无数死难者注定要做无主的冤魂。将来总有一天，历史和人民会向这个祸国殃民的暴君清算这一笔笔血泪账的。否则天理不容。”
　　中国大乱了，上海更大乱了，世界闻名的大都市上海，顷刻变成了一个腥风血雨的大海洋。原来整洁的南京路十里长街，成了大批大批红卫兵、造反派作恶横行的恐怖之路。许多红卫兵手里拿着剪刀，随时随地抢上去剪过路小姑娘的长辫子，剪过路人的所谓“小裤脚管”，烫发妇女更被残暴地剪得几乎成了光头尼姑……十里长街顿时成了处处慌乱、处处痛哭的难民路，不少不法之徒、流氓阿飞趁乱调戏凌辱妇女，甚至在光天化日下剥光妇女的上衣……。这里已没有了真理，没有了正义，没有了怜悯与同情。有的是兽性大发作，人性遭毁灭性的残暴虐杀。就在这个混乱世界上，不断传来北京红司令、红太阳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红卫兵小将们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他的亲密战友，红副司令林副主席煽动道：“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的残渣余孽——你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取得的光辉的成果，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全国所有的学生都不读书了，领袖要他们起来革命，利用他们“造资产阶级的反”。历史上哪个国家会如此荒唐？可是这样的事在中国，在和平时代竟然发生了。全国的学生都在游荡，批斗自己的老师，为了这个“文化大革命”，整整一代的中国青年都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为一个目标，紧跟领袖打倒所谓“中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天天报上刊登、广播宣布、一批又一批党内走资派，不管他资格多老、地位多高，纷纷被打倒，广大的知识精英被残酷批斗、凌辱人格，上海文化广场上，三天两头召开万人大会，批斗一批又一批反动学术权威，在会场上把批斗对象——年老的白发教授学者们打倒在地，再踏上几只脚……世界东方的大上海，到处打砸抢，到处大字报，到处批斗会，到处是下跪和做“喷气式”，到处出现虐待狂。人们开始变得只有愚昧自私和野心勃勃，在毛泽东教导下红卫兵造反派的“革命性”代替了人性，他们决心不把这些知识份子老师、党内走资派、四类分子折磨死，绝不甘休。宪法犹如一张“草纸”，国家什么工作都可以放下、瘫痪。惟独“革人命”的专政机器却在无情地疯狂运转。批斗、戴帽、关押、劳改、打死、枪杀……。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一批又一批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纷纷落马，罢官，挨批斗；一批又一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示众，关进牛棚，投入监牢。人们只有在高压的暴政下苟延残生。
　　在这昏天黑地的日子里，辉哥几乎每天夜都在家徒四壁的昏黄灯光下，默默奋笔疾书，时不时会对我忧心忡忡低声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将给毛泽东彻底搞砸了！”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其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钦定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是写得何等地好啊”！严厉指斥“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指刘少奇、邓小平及各省市领导）“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白色恐怖”、“何其毒也！”8月8日，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林彪位列第二，成了毛泽东接班人。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会议并没有重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原副主席职务和邓小平总书记职务都不再提起。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而实际上，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邓小平都被排挤出中央领导岗位，成了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首号、二号人物，遭受批斗。会议公报天下，广大造反派、红卫兵小将们锣鼓喧天，万众欢腾，热烈盛大地庆祝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历史性胜利。而辉哥却一连几夜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我看见他，神情变化异常。有几个深夜，我已睡了一大觉醒来，见他竟还呆呆地端坐在书桌边，不知在沉思玄想些什么。
　　当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公布后，辉哥就联系《海瑞罢官》《三家村》一起，对我分析说：北京大学向来是中国政治运动的是非之地。吴晗是胡适门下弟子，胡适的思想在北大师生中影响根深蒂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在北大，中国现代一批最杰出的思想家诞生在北大。可以说，那里是培养中国知识份子独立思考的摇篮。毛泽东批吴晗他们、支持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就是首先向北大开刀，向全国知识份子的核心堡垒开刀。辉哥还愤慨万分地对我说，毛泽东从对知识份子下毒手开始，向党内栋梁骨干开刀，现今要向一起打江山的老战友、大功臣、身边的同事开刀了。刚刚开过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毛泽东在党中央“清理队伍”，是对刘少奇、邓小平——一个国家主席、一个共产党总书记——的一场大规模的围剿迫害运动。果然不久，北京许多高校联合成立了“批刘火线指挥部”，国家主席刘少奇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公民权利，被十多万红卫兵团团围困酷烈批斗，遭受残无人道的迫害，又对总书记邓小平逼令“深刻检讨”。辉哥一再愤愤地感叹说：“这还象个什么样的国家？这还象个什么样的党？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在默默地思索，他在深层次地考虑﹕在这文革祸水滚滚，狂澜滔天，国家、民族与共产党的生死危急关头，他该如何抗争。
　　八年多的“右派”灾难与“现反”帽子，不仅没有压垮辉哥，反而使他磨练得一副铮铮铁骨，在人间炼狱中炼出来一双火眼金睛。他刻苦自学大学英语，与一些在交大、外语学院当老师的中学老同学交流、探索、辩论，朋友们都敬佩他超人的敏锐洞察力，那种摆脱禁锢的犀利智慧。自从戴上“现反”帽子被遣返上海老家后，除了白天受监督劳动，几乎天天夜晚读书思考不断。“文革”全面开始后，尽管屡遭非人的批斗、抄家、残酷虐待，他思想的车轮却依然在奔驰不息。他个人的行为被日夜监视，但敢于抗争的辉哥不甘寂寞，常叫我从厂里与社会上尽可能收集各种传单、资料，带回家给他阅读、研究。我白天在单位里跟着大家一起高呼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参加大批判，抄写大字报。下班即跑到各大学和文艺部门，帮辉哥到处收集各种运动资讯与材料。每当我带回一大卷红红绿绿的红卫兵小报、街头散发的传单，交到辉哥手上时，他总是如获至宝。一个完全被管制监视的人，谁能料想到，他却比任何人都要全身心认真地在投入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大运动。三哥认为毛泽东推行的“阶级斗争”造成了一个崇尚仇恨、斗争的政党和国家，它不能给人民带来和平、幸福、和谐、平安。他认为中国人不应该在愚昧无知的社会中生活下去，要改变，要觉醒。如果一个民族发展到没有人敢出来抗争、揭露，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他认为总要有人出来，总要有人牺牲，他刘文辉就是应该带头出来抗争的人。
　　说句真心话，辉哥当时的异常大胆、毫不自顾的冒险行动，常使我提心吊胆。他提出自己要出外去看街头大字报。我自小对他言听计从，但这件事却使我颇感为难。他这样的身份怎可抛头露面出去呢？他设计，深夜十点钟后，悄悄躲过邻居的监视，叫我把自行车推到附近市民新村处，找个暗角落等他。第一次我试着这样做，他轻手轻脚摸到市民新村约定的墙角边，骑上我的自行车，转眼消失在朦胧夜幕中。我忐忑不安地回到家中，一夜无法安眠。天蒙蒙亮，他溜回家中。辉哥亲身去看到了大字报的海洋，从中看出毛泽东身边一群宠、奸、亲信们如何手段卑鄙、伎俩横恶，践踏真理，大放谬论。有一次，在复旦大学，有不少大字报在受北京谭力夫鼓吹的“血统论”影响下，大肆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辉哥在半夜看到无人，就在大字报空白处，用粗体钢笔字写上：“这对联不是真理，绝对错误。人所受的影响主要来自社会而不是家庭出身。一个人所受影响好坏，从实践中产生。不懂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这道理，实际上违反马列主义原则。举一例子，中央文革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均出身不好，也会有反动血统，借这位谭兄的谬论，他们有什么资格领导文革？他们也应属被打倒之列。”辉哥回家得意地告诉了我。我既担心又好奇，第二天也去观看。听大学生都在传说，不知是谁，竟敢指桑骂槐，既批评了谭力夫的谬论，又点了中央文革各位领导的名，戳穿了他们的老底，厉害，厉害……”辉哥一直在深思，并跃跃欲试，当时社会上，特别是大学的大字报完全处在无政府失控状况。他打算借大学校园各派组织混乱局面，寻找机会揭露文革这场阴谋。
　　白天，辉哥照样在里弄与老父亲一起扫垃圾、掏阴沟，晚上，他照样一连几个通宵地去大学院校串联，没有合过眼。双眼熬得通红。谁都不知道，他恰恰在对着文革的腥风血雨冲锋陷阵，他早已把个人的安危、自身的劳累、命运的生死置之度外了。有一天夜里他在一所大学校里，看到传抄的一个右派分子的恐吓信，内容揭露五七年反右斗争是对知识份子的迫害，而这次文革是场更大的迫害。作为反面教材，这封信被全文张贴出来，在大学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从另一角度启发了他。他说，也想写一篇巨型的大文章，全面揭露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祸国殃民的大阴谋，借各派混乱之手，以反面教材写成大字报贴出来，使它震撼中国大地。他还说，现今真的需要有人象普鲁米修斯那样，在这文革黑暗年代里，点燃一把熊熊烈火，照亮中华大地，使人民觉醒，擦亮眼睛，辨别真伪，让亿万民众团结起来，阻止狂澜，遏制倒行逆施的毛泽东及其祸国殃民的路线。辉哥告诉我，他已经写成了两本小册子，一本名为《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另一本是《通观五七年来的各项运动》。他心中还在策划，想着手创办一份《人人报》，开辟“层层驳”专栏，通过大字报的形式抄写贴到大学校园中去……不料过了几天，又一批红卫兵闯进我家，将已抄多次的家中，再一次作地毯式抄查，竟将辉哥写好的、分散暗藏在残书堆中的那两本小册子手稿全抄去了！幸好那些初中生几乎似文盲，看不懂什么，据说他们把辉哥所有写的东西，乱七八糟揉成纸包包，不知扔进哪个垃圾箱去了。虽然不见专政机关来追查政治问题，但辉哥心里默默伤痛了许多天，因为他历时两个月的战斗成果被一场无妄之灾销毁了！
　
　　敢作敢为、不屈不挠、誓死抗争的性格，使辉哥心里燃起了更猛烈的斗争怒火。到了9月28日深夜，也许他已深思熟虑了，犹如黄继光孤身扑上敌人碉堡的机枪洞口那般，断然地摊开了中共中央“十六条”公报，叫我去门外放哨、望风，以防有人突然撞进家来坏了大事。他伏案奋笔疾书了4个小时，写成了《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第二天夜里，辉哥要我与他一起复写成十四封长信，每封信有十张信纸厚。我一边抄写，一边心里阵阵颤抖，那不是信，而是一排排密集的巨型炮弹，向着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向着祸国殃民的阶级斗争谬论，猛烈开火……辉哥说，这是要杀头的，但他早已不怕杀头了。辉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宁愿做当代的顾炎武、谭嗣同、中国的普鲁米修斯！辉哥决定，要我趁国庆日休假，赶去杭州向全国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最著名的大学投寄这14封匿名信。我有点犹豫为难，对辉哥说：“中国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何必撞到当局者的枪口上呢！”“人人都象爸爸这样逆来忍受”，辉哥回瞥一眼早已熟睡的老父亲，轻声而担忧地说，“全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接着他果断地激励我：“我们年轻人再不能继承爸爸的软弱可欺了，而要发扬母亲的傲骨抗争，学习历代志士仁人‘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无畏精神。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拋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让我来当“反文革第一人”，让我来拋头髗洒鲜血吧！”说毕，他猛然站立起来，面对窗外漆黑色的夜空。在他铜象铮铮、视死如归的身影边，我也热血沸腾，打消犹豫，临危授命，欣然答应去杭州投寄。这也就是不久之后我也被投入牢狱的原因。
　　我还记得辉哥在《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中那触目惊心的话语：“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毛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迫害”，“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他直言指出：“当权者人人正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暴行专政，镇压知识份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过之。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废，遍地饥饿，穷山辟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抄家捕人，残无人道……”
　　这绝不是一封意气用事的匿名信，而是辉哥用鲜血眼泪凝铸成的惊世檄文、醒世愤言，如黑夜中一颗飞驰的流星，光芒顿时照亮了世界；如黑暗中一道强烈的闪电，猛地撕破了漆黑的混沌……。
　　我的辉哥就是这样地拼死都要独挽“文革”狂澜，毫不顾顾惜自身命运地走向了他人生的不归之路。

http://huanghuagang.org/hhgMagazine/issue17/gb/1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