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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堂 透视迷雾：1950年华北地区“割蛋”谣言再研究
内容摘要：1950年夏季，"割蛋"谣言在华北地区较为集中的爆发。 "割蛋"谣言爆发在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历史情境之中。而面临被取缔的一贯到组织，确切的说是华北地区一贯道金线派有计划地制造了"割蛋"谣言。"割蛋"谣言唤起了民众对采生折割和拍花的恐怖记忆，进而导致民众强烈恐慌。而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则在客观上加速了谣言的传播。
关键词：割蛋谣言；一贯道；集体记忆
1950年华北地区爆发的"割蛋"谣言曾经引起民众的强烈恐慌，谣言是十分荒唐的,这一事件十分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就学界研究而言，李若建先生对1950年华北爆发的"割蛋"谣言做了开拓性的研究 。李若建先生描述了1950年华北地区"割蛋"谣言的基本情况，指出谣言爆发是建立在民间的集体记忆和民间话语所形成的不安气氛之上的，一场突如其来的签名运动是谣言爆发的导火索，而一贯道则是点燃导火索的群体，干部、侉子、花花脸和白毛鬼则是"割蛋"的主要人群。
李若建先生观点新颖、视角独到，其研究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但是笔者经过分析后认为李若建先生的研究尚有可探讨之处。故不揣冒昧，为进一步厘清该谣言的真相，推动该谣言的学术研究，对该谣言拟从秘密社会史研究的角度，进行一次尝试研究。不正之处还望各位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一、 谣言爆发的历史情境
"割蛋"谣言爆发在非常复杂的历史情境之中。谣言爆发前后华北地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而取缔会道门和土地改革正是新生政权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在华北地区乡村进行权力实践以及社会控制的重要途径。
华北地区是一贯道势力最为庞大的地区，同时也是会道门势力最为庞大的地区之一，更是最早开始取缔会道门的地区之一。华北人民政府于1948年9月26日成立，管辖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平原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华北人民政府的管辖范围也正是"割蛋"谣言爆发和传播的主要范围。1949年1月4日，华北人民政府即发布《解散所有会道门封建组织》的布告，开始取缔会道门组织。1949年" 2月，察北地委社会部召开会议，贯彻取缔封建会道门指示。3月，（尚义）县召开派出所所长、区公安员联系会议，学习取缔封建会道门的方针政策，深入有会道门的村庄，宣传取缔封建会道门的意义，宣布一贯道是非法、反动组织，明令拆除佛堂，号召所有道众向人民政府声明登记，退出组织，停止活动" ，仅尚义县"截至1950年1月底，108个行政村、1525户、4293名道徒、20名道首、71名坛主和5名点传师，声明登记退道。对有破坏活动、拒不声明退道的13名道首，给予管制处分。" 华北地区以一贯道为代表的会道门组织的生存环境迅速恶化，面临被取缔的境地,其对新生政权的敌意是可想而知的。其组织活动亦由公开转向隐蔽，保存自己的实力。
土地改革运动有力推动了华北地区社会变革和转型 。至1949年3月，察哈尔省"新区5790村，已完成土改者373村，正进行土改者2587村"。 一方面，土地改革有力地冲击了旧有的社会结构，调整着社会秩序，使社会生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新生政权在乡村积极进行权力实践，土地改革引起了以一贯道为代表会道门组织的强烈反弹。新生政权仍需巩固，同会道门组织对乡村控制权的争夺比较激烈。1949年，蔚县展开土地改革运动，一贯道造谣说"挖了别人的眼，自己不会亮，白分人家的地，良心过不去。古人还提倡拾金不昧哩！"。 一贯道在华北地区根深蒂固，甚至已经渗透进基层政权当中。在察哈尔省宝源县 "五区某村党支部，共有五名党员全入过一贯道。经教育不能改正，最后决定解散了这个党支部。" 。"山西省代县74％的农村支部均有党员参加一贯道，全县不到三千名党员中，有18％参加了一贯道。" 有鉴于此，中共察哈尔省委指出"不少村庄群众还没有真正掌权（估计土改分配上因此亦会有不少不合理），相当多的群众为过去的敌伪宣传及现在的地富造谣（较普遍说日本出兵东北）所麻痹……发展巩固党的群众的组织及村政权组织仍是很艰巨的任务。"
这一复杂的历史情境中，社会心态亦是非常复杂的。一贯道等会道门的上层以及地主、富农等受到冲击的群体无疑对新生政权充满了敌意；广大的一贯道道徒则存有浓厚的迷信思想和躲灾逃难的心理，他们往往唯一贯道上层马首是瞻；而在土改过程中，农民大众有着浓厚的传统观念，既有不敢斗争的怯懦心态，又有逐渐孕育增强的被剥削感甚至对地主的复仇感 。加之大部分一贯道道徒本身就是农民，这就使得他们的心态更为复杂。以1947年的山西代县上花庄为例，全村一贯道道徒 占全村总人口的75.9%。全村地主、富农61人全部入道，中农、贫农入道者549人，占中农贫农总数的73.99%。其中为躲在逃难而加入一贯道的，有230人，占到了45.82% 。另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谣言尘嚣日上，对于刚刚经历过解放战争、开始相对平静生活的民众来说，"战争"一词显得格外敏感。在察哈尔省宣化县一贯道造谣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起来了，共产党不行了"。 蔚县一贯道四处造谣说"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又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当兵就是炮灰！"
二、 谣言的制造者：一贯道金线派
尽管大规模谣言的产生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变迁的影响，但也不必然就是社会变迁的产物，谣言也可能是由社会组织或个人进行预谋和策划的。历史上，秘密社会往往就是谣言的制造者。以光绪二年（1876），安徽、江苏等地发生的一起由秘密社会制造的"剪辫"谣言为例。该年"五月间，安徽巢县、庐州、池州等府县，陆续盘获'匪犯'多名，官府严加审讯，有供认拜会传徙者，有供认念咒剪辫者，'诘以剪辫何用，则谓得生人之辫，分插木人头上，练以符咒，可化为兵，恦恍迷离，肆无忌惮'。自六月以后，'剪辫'风波蔓延至扬州、镇江、常州等处，渐至苏省省城，"讹言四起，剪辫不已，继以打印，打印不已，继以梦魇。城乡彻夜不眠，鸣锣巡警。或捕风捉影，或逞忿挟嫌，灾害良儒；甚至觊觎孤客，以搜查为名，有图财害命者。是非颠倒，不可究诘"。
"剪辫"谣言是由秘密社会利用人们对于"剪辫"的恐惧心理编造散播，并且传播规模大、传播范围广，引起了人们极度恐慌。这是秘密社会制造谣言的一个典型案例。
其实谣言本就是秘密教门神秘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秘密教门为达到某种目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而秘密教门造谣的目的非常明显，收圆教教首方荣升就直言不讳地说：（造谣）"是要抛砖打入人丛，使人处先乱，我好从中取事。"
从秘密教门蜕变而来的会道门组织先天具有使用谣言等神秘语言文化的能力，一贯道更是深谙其道。抗日战争时期一贯道就积极制造散布谣言，传播亲日、恐日言论。在山西，"代县（一贯道）大道首安本源在办道中还和本县日伪警备队大队长秘密勾结，为打击我抗日力量出谋划策。我扩兵抗日，他们造谣：'日本人进中国收人啦，赶快进道避难，不要跟上八路军白丧命'"。 在山东，一贯道宣传"炮声起,石桥断,南方火牛冲下山,燕京失,天津光,兵马直到黄河边。过一劫，又一劫，劫难不难，万路不通，惟一线" 。
那么"割蛋"谣言到底是否是一贯道预谋和策划的呢？李若建先生指出"一贯道是一个松散的、派系林立的宗教团体，虽然其成员在谣言传播中起重要作用，但是不足以认定谣言传播是一种有预谋和计划的事情。再有，以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除了京(北京)包(包头)铁路沿线之外，大部分地区交通不便，很难想象会道门如何能够短期内，让谣言散布开……也就是说谣言并不是精心策划有预谋的结果，而是由一件在谣言传播地区都共同发生的事件引起。" 。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华北地区一贯道，确切的说是一贯道金线派有计划地制造和散播了"割蛋"谣言。
历史上，一贯道与国民政府上层交往密切，实际上是一种相互利用、"共生共存"的关系，使得其自身带有浓厚的政治复杂性。在抗战时期积极充当日寇侵华的帮凶和马前卒，并积极拉拢王揖堂、周佛海、褚民谊等汉奸入道，充分展示出了明显的反时政、反社会的负面功能。 "割蛋"谣言爆发时，一贯道确已分裂为"金线派"和"正义派"，其中以孙素贞为首的"金线派"势力较大，"正义派的力量，仅及金线派的1/5左右。" 一贯道金线派组织严密，道徒众多,影响力巨大,对"割蛋"谣言传播区域基本实现了组织覆盖。"割蛋"谣言传播范围涵盖了山西省北部、绥远省、察哈尔省、北京市、天津市郊区 ，恰恰属于一贯道金线派的主要活动区域。山西太原直属线总柜就设有"四贤"、"八俊"、"十明"，下设仁、义、理、智、信五大常柜，以太原、崞县（今原平市）、代县等为基地，人数100万左右，并向全省和周边省份发展。我们可以通过下图一窥一贯道金线派组织之严密。
一贯道金线派道徒众多。山西省天镇县在1950年有道徒3.3万名，占当时全县人口的近四分之一。 察哈尔省宣化县有道徒3.6万多人，约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且多为成年男性。宣化境内除一些天主教集居村以外，几乎村村都有教徒。 山西省阳高县是村村都有一贯道。 如此众多的道徒，在谣言传播过程中自然成为了谣言传播的主要人群，这也是谣言能够在华北地区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
我们认为，道徒众多、组织严密、影响力巨大的一贯道金线派积极策划和散布了"割蛋"谣言。确实如李若建先生指出的，虽然多数材料将矛头指向一贯道，但大都语焉不详或一笔带过，缺少证明一贯道明确制造谣言的史料。笔者翻阅相关史料，发现除绥远省陶林（今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中旗）外，绥远省丰镇、山西省崞县、察哈尔省阳原县等地一贯道组织均通过聚会或传达指示，积极进行"割蛋"谣言的组织、策划和实施。1950年"4月14日，丰镇一贯道组织接受了头目张吉祥、柳继陶策划'剜心割蛋'阴谋后，召集会议，分配任务，于5月1日晚，他们用打手电、扔硫磺弹、扔石头、呐喊'有剜心割蛋的来了'等手段，制造恐怖事件，弄得人心慌慌，鸡犬不宁，社会治安混乱，市民不敢上街，农村不敢夏锄，粮食大量减产。" 1950年5月16日，作为山西一贯道金线派总柜所谓"八俊"之一的王世昌，组织崞县点传师崔权江、皇甫佩及护驾点传师王守文开会，对所谓"法术流行"和制造"割蛋"进行积极部署。之后，点传师皇甫佩接受道首、崞县礼字柜大掌柜李尚林命令，在李家窑村及东坡梁村与各坛主、领袖布置"割奶骟（阉）蛋"等任务。点传师赵达智召集南乡一带20余个村庄的小道首安排活动。点传师赵雷在田家庄道徒刘环家中召开"割奶骟蛋"会议，参会者是来自远近一些村庄的道首。"割奶骟（阉）蛋"活动的安排，由上而下，很快展开 。1950年7月，察哈尔省阳原县"西城一贯道前人魏子英、李坦，在薛廷甫指使下，召集揣骨疃点传师薛玉逢、东坊城堡点传师白树枝等8人，在西城北关郭尚有家开会，布置反革命破坏任务。之后，他们化装成小商贩、医生深入乡村，联络一些坏分子，散布谣言。 1950年8月，察哈尔省延庆"一贯道首张梅召开怀来、赤城等10余县道首秘密会议，散布'割蛋'谣言。" 而绥远省陶林（今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中旗），绥远省丰镇、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察哈尔省阳原、延庆等地一贯道组织均属金线派。
在谣言传播的的各县，一贯道散播谣言、制造恐慌的手段基本一致，即通过扔石头、硫磺弹或火球、火弹以及呐喊等方式进行造谣传谣活动。在察哈尔省，尚义县一贯道"传播'割蛋抖肠子'谣言，扔硫磺弹恫吓群众" 。阳原县一贯道"白天隐藏在山沟、寺庙，夜间出来活动：先在村外放火弹，吸引村干部和民兵视线，然后潜入村中装神弄鬼，兴妖作怪" 。蔚县一贯道"夜晚装猫扮狗，投入红火弹" 。绥远省丰镇县一贯道"用打手电、扔硫磺弹、扔石头、呐喊'有剜心割蛋的来了' 。察哈尔省张北县一贯道"制造'倒肠割蛋'谣言，夜间燃放硫磺弹，恐吓群众，破坏生产，扰乱社会治安。" 山西省代县一贯道要求"呐喊的人不扔（石头或硫磺弹），投扔的人不呐喊。东面呐喊西面投扔。西面呐喊东面投扔，呐喊与投扔要相互配合"。 阳高县一贯道"在夜间放'蓝火'，（称其）是'神火'"。 绥远省呼和浩特一贯道 "在夜间故意燃放硫磺弹，在群众中大造谣言说：'苏联派了三十万胶皮人去打台湾，这些人都没心没眼'。" 如果说谣言的内容基本一致，这并不足为奇。但是制造和传播谣言的手段都基本一致，这应当不仅仅是巧合那么简单，而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散布和传播谣言显然是经过预谋和策划的。
李若建先生认为"割蛋"谣言"由一件在谣言传播地区都共同发生的事件引起。" 李先生所说共同发生的事件主要指保卫世界和平签名活动。我们再来分析下保卫世界和平签名活动引起"割蛋"谣言的可能性。1950年 3月，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第三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斯德哥尔摩宣言》，指出"我们要求无条件地禁止使用原子武器作大规模毁灭人类的武器，并且建立严格的国际管制，以确保这个决议的执行。" 1950年4月28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发出通告，要求全国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妇女、文艺工作者、机关工作者，普遍地参加签名。5月14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在首都中山公园隆重举行保卫世界和平宣言签名运动大会……绥远归绥市(呼和浩特，当年城市人口约11万人)各界人民热烈地响应了签名号召，自5月19日起至5月底止，该市签名人数已达3.5万人。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康北县，是爆发谣言的地区之一，1950年5月就开始签名运动"。
保卫世界和平签名活动于1950年5月14日在北京首先开始，继而向全国推广。如前文和李若建先生所述，早在1950年4月绥远省丰镇县和陶林县一贯道组织即开始积极策划实施"割蛋"谣言了。这在时间上要比保卫世界和平签名活动早一个月。如果说是保卫世界和平签名引发了谣言传播地区民众的集体记忆从而导致谣言爆发，那么在时间上已然说不通。而且在5月份开始流传"割蛋"谣言的地区，并未发现保卫世界和平签名活动直接引发"割蛋"谣言的直接和间接证据与资料。
其实保卫世界和平签名活动也确实引起过谣言，不过谣言的内容不是关于"割蛋"的。例如当时北京地区二区有个卖油的说："我们不能签名，苏联拉兵时，怎么办?"有十三区有的说："共产党支持不住了，才叫大家签名。"十七区发现谣言，"东北被美国占了"、"台湾国民党把解放军打回去了"、"美国要用原子弹炸我们，打不过才和人家和平。"三区有人说："签名没用，美国扔几个炸弹就完"，"第三次世界大战七一就开始了。"二区两京畿道三十七号一个工头说："你们快签名去吧！签了名，美国就不用原子弹炸你们了。" 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也指出北京市会道门"在斯德哥尔摩宣言征求签名的时候，造谣说是'征兵'。前些时候有散播'割蛋、割乳房制造原子弹'的谣言" 。可见保卫世界和平签名活动时期的谣言在内容上和流行时间上是区别于"割蛋"谣言的。那只能说明一点问题，"割蛋"谣言并非由保卫世界和平签名活动所引发, 保卫世界和平签名活动应当是客观上加剧了"割蛋"谣言的传播。
按照李若建先生的表述，"谣言基本上集中在1950年7月间在各地突然爆发" 。笔者通过查阅相关史料，认为"割蛋"谣言更确切地说是在1950年夏季比较集中地爆发，其时空过程如下表：
既然"割蛋"谣言在1950年4月开始出现，而且并非由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所引发。那么谣言在夏季比较集中地爆发，正恰恰说明"割蛋"谣言是有组织、有预谋的结果，而制造谣言的就是华北地区一贯道金线派。
三、深植于民间的恐惧：采生折割与拍花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最早提出的概念。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在后人整理出版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的英译本写的序言中，根据哈布瓦赫的观点提出"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 李若建先生将华北地区的几种生殖崇拜作为与谣言相关的集体记忆。笔者认为除几种生殖器崇拜外，还有其他几方面内容也应是与谣言相关的集体记忆。
（一）采生折割。采生折割指一种捕杀生人，折割其肢体，取五官脏腑等用以合药敛财的罪恶行为,在元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就已有描述和记载。柯文指出"肢解人体、买卖器官（中国人常把这与可怕的绑架事件联系起来）和以制药为目的的行为（例如配制长生不老灵药等），触动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忧虑和恐惧，自明朝以来，中国人就视这些行为为大逆不道。" 对采生折割的忧虑与恐惧无疑深植于民间集体记忆之中，也因为如此，采生折割谣言才能让人产生强烈的心理恐惧。
李若建先生指出"根据各地的资料，大体上可以把谣言的主要内容复原如下：苏联要造原子弹，其原料(有的说是配料)就是男人的睾丸、女人的乳房和子宫、小孩的肠子。毛泽东答应供给苏联，于是就派下便衣部队到全国各地割这些东西送给苏联。'割蛋'的人化装成和尚、道士、商人、农夫，他们都经过专门训练，能飞檐走壁，白天侦查，晚上动手。割一个女人的子宫，拿到苏联能换三块现大洋。有的地方还传说：割一个人的肠子，'以肠作证'，给12匹洋布。" 从谣言内容来看，"割蛋"谣言无疑属于采生折割谣言，其鲜血淋漓的内容引发了民众的强烈恐惧。
其实，在华北地区，采生折割谣言并不是第一次大规模传播，早在义和团运动时期采生折割谣言就广为流传。例如佚名《庸扰录》记载："京中纷纷谣传，各教堂西人将教民家之妇女，进行拘留，将阴户割去，再行出卖，每人卖银三两等语。"
北京、天津两市是义和团活动的中心区域，而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等地则受到义和团运动的波及 。以绥远地区为例，归化、萨拉齐、丰镇、宁远（今凉城县）、清水河、和林格尔、托克托等七厅均受义和团运动影响和波及。宁远厅公沟堰教堂荷兰传教士马赖德写道："义和团自称有神兵，其传流之速，出人意料之外"，"溯拳匪之乱，始起于托（克托），继造于萨（拉齐），旬日之间，蔓延各地，风靡一时" 。因而采生折割谣言在华北地区应该有一定范围的流行。
两则谣言都涉及摘取人体器官、伤害人的肢体、进行器官买卖，都属于采生折割谣言。一则流行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华北地区，一则流行于1950年的华北地区。两则谣言传播区域高度重叠，而且都引起了民众巨大的心理恐慌，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关于采生折割谣言，巴伦德·J·特哈尔进一步指出，"这些忧惧部分来源于可追溯到宋朝的传说"，而且"对肢解人体、损毁容貌、用迷药谋财害命以及其他骇人听闻的恶行的指控，一直是此团体（社会派别或种族）成员攻击和诋毁彼团体成员的惯用方法"。 如同义和团利用采生折割谣言攻击西方教会一样，华北地区一贯道金线派也正是通过制造"割蛋"谣言来发泄对政府的不满和散布反苏联倾向。
采生折割由来已久，对其恐惧则深深植根于民众集体记忆当中，而其采生折割谣言并不是第一次爆发于华北地区。因此，我们认为采生折割谣言对于华北地区无疑是民众的集体记忆内容之一。我们认为"割蛋"谣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对采生折割谣言的一种重构和反思。
（二）拍花
拍花。《辞海》解释为发源于中国古代的民间用语，用迷药或者其他的手段来拐骗儿童。据瞿宣颖称："凡厌胜之术，皆属于蛊。自汉以来，木偶人也，纸兵甲马也，拍花也……二千年深入民间，至今不绝"，可见拍花由来已久。与采生折割一样，拍花也为人们所痛恨和不齿，同时也令人们感到深深恐惧。清人李若虹在《朝市·人事·拍花》中写到："拍花扰害遍京城，药末迷人任意行。多少儿童藏户内，可怜散馆众先生"。在山西平定，"拍花的"直接解释为"用迷糊药诱拐儿童的坏人" 。1932年5月6日天津就曾抓获拍花犯。河北籍拍花犯贾昆刚用药迷拐天津三区三所警士王贵臣五岁大的儿子王小秃，被四区警士抓获 ，在当时引起较大轰动。
如前所述，李若建先生认为"干部、侉子、花花脸和白毛鬼则是"割蛋"的主要人群"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在"割蛋"谣言中"拍花的"（有的地方称为拍花子）也是进行"割蛋"的重要组成人员，而拍花则是进行"割蛋"的重要手段。如北京门头沟地区流传"现在有拍花的，专割女人的乳房、小孩的小便送苏联造原子弹......拍花的一招手，女孩就跟着走" 等等。怀柔县则流传"某国派来几千名特工人员，以'拍花'为手段，专挖男子心肝，割孕妇乳房。" 延庆境内谣言四起。"拍花的来喽，掏肠子的来喽"、"割蛋的人来啦。一时间，人们心神不安，日夜不得安生" 。甚至1998年，北京地区仍一度流传拍花谣言。 可见拍花确是华北地区民间集体记忆的重要内容，而且对人们心理影响很大。
"割蛋"谣言为我们研究大规模谣言提供了一个样本，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各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割蛋"谣言发生的历史情境是非常复杂的。在社会经历深刻变革和剧烈转型，新生政权推动取缔会道门和土地改革，加强权力实践和社会控制的情况下，一贯道等会道门组织与新生政权的关系，已不是与国民政府、日伪政权之间那种相互利用、"共生共存"的关系，双方实际上对乡村、农民进行某种程度上的"争夺"。这是"割蛋"谣言爆发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情境。这一历史情境下的民众心态是十分复杂的。我们认为华北地区一贯道金线派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制造和传播了"割蛋"谣言，这或许能够解释在同等条件下，为什么唯独华北地区爆发了"割蛋"谣言，而且是相对集中地爆发。华北是最早开始取缔会道门的地区之一，而谣言传播的主要范围恰恰是华北人民政府的管辖区域，也是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区域。当然这其中是否有什么巧合或联系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一贯道制造"割蛋"谣言是由其会道门组织的本质、其本身的政治复杂性、反时政和反社会的负面功能以及其与新生政权的关系、对新生政权的态度所决定的。正是面临被取缔被取缔的境地，一贯道通过制造和传播"割蛋"谣言宣泄对政府、对苏联的不满甚至敌意。 "割蛋"谣言并不是由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所引发，保卫世界和平签名活动应当是在客观上促进了"割蛋"谣言的传播。"割蛋"谣言涉及采生折割和拍花等民众所深深恐惧的集体记忆内容，因而迅速传播并引发了民众的强烈恐慌，加快了谣言的传播。当然，我们的观点并不新颖，反倒显得非常"传统"，也更需要各方面的检验。在研究"割蛋"谣言时我们尽力避免所谓的"意识形态化"，也并没有刻意污名化哪个组织。只是立足史料力求更加贴近历史现场，贴近历史真相。
注释：
1.李若建先生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1950年华北地区的"割蛋"谣言》，《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谁来割蛋-1950年华北"割蛋"谣言再分析》，《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以及《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另，谭松林先生、邵雍先生在专著中亦有所涉及。参见谭松林，彭邦富:《中国秘密社会第7卷当代会道门·当代黑社会组织》，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邵雍：《中国会道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2.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3-74页。
3.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4页。
4.土地改革运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就作用而言，其无疑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变革和转型。
5.《中共察哈尔省委关于新区土改情况的报告》（1949年3月10日）,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等编：《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第1030页。
6.中共张家口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张家口党史专题资料选编1949-1966》，2005年，第174页。
7.旧沽源县于1935年12月被日军侵占后，将东部划归伪"满洲国"丰宁县，将西部划入伪"蒙疆自治政府'与宝昌县合并，称宝源县，县公署驻宝昌。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宝源县获得解放。1946年10月国民党军占领平定堡，设沽源县。1948年12月我军第二次解放土山，沽源后，至1950午8月两县分设，宝寸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沽源县隶察哈尔省察北专区。参见河北省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河北省地名志·张家口分册》，1985年，第461-462页。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沽源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科编：《沽源文史资料》第3辑，1988年，第19页。
9.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华北地区反革命活动及镇压工作情况和存在问题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50年11月13日)，《剿匪斗争·华北地区》，第263页
10.《中共察哈尔省委关于新区土改情况的报告》（1949年3月10日），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等编：《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第1031页。
11.参见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新世纪南开社会史文集》，2011年，第373-382页。
12.参见邵雍：《中国会道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2页。
13.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14.中共张家口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张家口党史专题资料选编1949-1966》，2005年，第175页。
15.参见刘平：《清代秘密教门神秘语言文化研究》，《清史研究》2002年，第96-97页。
16.刘平先生对此有精彩论述和深入研究。《清代秘密教门神秘语言文化研究》，《清史研究》2002年。
17.《方荣升供词》，见《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年九月初四日两江总督百龄奏折附件。转引自刘平：《清代秘密教门神秘语言文化研究》，《清史研究》2002年，第97页。
1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取缔反动会道门斗争纪实》，1999年，第93页。
19.参见陆仲伟：《一贯道内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2页。
20.李若建：《1950年华北地区的"割蛋"谣言》，《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
21.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
22."以当年的行政区划看，传播范围主要是绥远、察哈尔两省(这两个省分别于1952、1954年撤销，其辖区并入内蒙古、河北、山西等地，有些县后来又划归北京市)大部分地区，河北省、热河省局部地区。参见李若建：《谁来割蛋-1950年华北"割蛋"谣言再分析》，《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绥远省于1954年撤销，察哈尔省于1952年撤销，作者这里应是笔误。
2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原平市文史资料委员会:《原平文史资料》第八辑，1998年，第65页。
2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天镇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天镇文史资料》第3辑，1990年，第22页。
2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化县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宣化县文史资料》第三-四辑，1996年，第84页。
26.郭海主编：《阳高县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611页。
27.参见丰镇市志编纂委员会编：《丰镇市志》，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650页。
2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原平市文史资料委员会:《原平文史资料》第八辑，1998年，第36页。
29.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6页。
30.延庆县志编纂委员会：《延庆县志》，2005年，第28页。
31.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4页。
32.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6页。
33.中共张家口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张家口党史专题资料选编1949-1966》，2005年，第175页。
34.参见丰镇市志编纂委员会编：《丰镇市志》，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650页。
35.尹自先主编：《张北县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0页。
36.中国人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文史资料委员会：《取缔反动会道门纪实》，1998年，第280页。
37.中国人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文史资料委员会：《取缔反动会道门纪实》，1998年，第145页。
38.呼和浩特市地方志编修办编：《呼和浩特史料》第3集，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3年，第434页。
39.李若建：《1950年华北地区的"割蛋"谣言》，《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第80-81页。
40.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世界和平运动文献（1945～195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21页。
41.李若建：《1950年华北地区的"割蛋"谣言》，《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第88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并无"康北县"，只有康保县和张北县，作者应是笔误。
42.《北京市抗美援朝分会（曾平）一九五零年签名运动计划要点及市和平签名运动情况报告》，北京市档案馆：001-006-00573。
43.罗瑞卿：《一年来镇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简要情况-在北京市第二届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12月29日），北京市档案馆编：《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北京》，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第151页。
44.李若建：《1950年华北地区的"割蛋"谣言》，《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第80-81页。
45.参见丰镇市志编纂委员会编：《丰镇市志》，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650页;《察右中旗文史资料》第2辑，政协察右中旗文史委员会，1988年，第182页；包头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包头市志·卷四》，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52页；怀柔县志编纂委员会：《怀柔县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17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文史资料委员会：《取缔反动会道门纪实》，1998年，第94页，123页；广灵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广灵县志·大事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原平市文史委员会：《原平文史资料》第8辑，1998年，第36页；张家口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张家口党史专题资料选编1949-1966》，2005年，第175、186、197、201、208、217页；尹自先主编：尹自先主编：《张北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年，第10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文史资料委员会：《取缔反动会道门纪实》，1998年，第13页；万全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万全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29页；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6，205，206页；延庆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延庆县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46.[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9页。
47.[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神话、经历和的义和团》，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8页。
48.李若建：《1950年华北地区的"割蛋"谣言》，《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
49.《庚子记事》，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50页。
50.从区域范围来看，义和团运动范围和"割蛋"谣言范围高度重叠。
51.（清）李杕：《拳祸记》下册，土山湾印书馆，1905年，第235-236页。
52.[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神话、经历和的义和团》，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8页。
53.王俭：《平定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4页。
54.郭凤岐主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一），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455页。
55.参见李若建：《谁来割蛋-1950年华北"割蛋"谣言再分析》，《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56.中国人政治协商会议门头沟区文史资料委员会：《门头沟文史资料》第16辑，2008年，第291页。
57.怀柔县志编纂委员会：《怀柔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517页
58.中国人政治协商会议延庆县文史资料委员会：《延庆文史资料》第3辑，2007年，第131页。
59.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编：《文化与前景》，2000年，第455页。
60.[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Iggers，G.G.）著：《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56页。
作者简介：刘晓堂，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系中国史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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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0 22:3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