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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似栋  陈尔晋的《特权论》和「九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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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0 10:52: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陈尔晋的《特权论》和「九号文件」


   (《老虎》第二册40~59页)

   八一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九号文件出台。它把民刊和异议团体称为「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然后明令禁止和取缔。这是中共蓄谋以久的,早在八零年底,中共内部就有类似的消息传出;最早出现在《解放日报》上的「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这样的说法是在一月份。
   九号文件的重要内容如下:

   「现在对於广大青年来说,有一种现实的危险,就是近期以来,全国一些地方非法刊物积极活动,扩大发行范围,并且纷纷要求注册登记,非法组织也重新抬头,都企图争取合法地位。所谓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就是指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这些刊物在一些青年中散发、订阅,有一定的市场,其头头许多也就是非法组织的头头。」
   「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尽量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打著『民主』、『自由』、『人权』、『改革』等旗号,进行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有的甚至捏造说,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与官僚特权阶层的矛盾』,目前全国各地佈满『干柴』。他们妄图把所谓『社会上的每一次骚乱都利用起来,点燃这堆干柴』,『在危机周期中进行夺权』搞反共反人民的所谓『第二次革命』。有的还与国外、港台反华反共力量勾结,谋求支持,以扩大他们的反动影响,甚至準备成立反共政党。 」
   九号文件作出八条规定。其中第一条规定:处理两非问题「必须由省市自治区党委直接领导」。
   第二条规定:「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连,在组织上、行动上有任何形式的联合。」「对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处理,不要登报、广播。」「对於有明显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者,以及组织和煽动闹事、扰乱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安定团结者,凡是证据确实的,应由公安、司法部门依法惩处。对於同国外及港台反动势力相勾结、洩露国家机密甚至出卖情报的非法刊物、非法组嬂,在获得确实证据后应依法取缔,并惩处其中的首要分子。参加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一般成员,应该区别对待,进行切实的思想教育和分化瓦解工作,逐步争取其中多数成员转变立场。」
   文件第四条规定:「共產党员、共青团员、国家机关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律不许以任何形式(例如向他们透露党和国家的机密,提供印刷、发行条件及活动经费等)支持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或与他们保持曖昧联係甚至直接参与其活动。违者必须给予党纪、团纪、政纪、校纪处分。情节严重,经过教育坚持不改的,要开除其党籍、团籍、公职,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规定以外,九号文件还安排相应的步骤向民眾传达:「本指示要首先向全体共產党员、共青团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传达,进行认真讨论,坚决保证执行。」「然后,要传达到全体职工、全军指战员、高中以上各类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高中以下各类学教职员工、农村社队干部和知识青年、城镇待业知识青年。」[1]
   九号文件在北京下达时还附列了全国十一个民刊的名单,上海有《民主之声》和《海燕》两家、北京有三家,都是在全国有影响比较像样的异议刊物。[2]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至少在上海和北京,地方当局并没有按九号文件所说的那样向共產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国家工作人员传达。地方当局拒不执行中共中央九号文件的可能性在当时情况下完全可以排除,那麼这种情况应该是中央同意的甚至是所指示要求的。但为甚麼胡耀邦一方面在文件中规定了传达步骤,另一方面又通知各地,不实行传达?这是个歷史之谜。
   九号文件中「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定义大有问题。其一,中共的定义指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但上海的异议团体海燕和它的民刊《海燕》并没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相信全国范围像《海燕》那样温和的刊物不在少数,但实际上这样的组织、刊物都成了当局整肃对象。其二,如果一种刊物或组织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当时习愤的说法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九号文件却改用「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这个新概念,没有机会看到九号文件的异议人士和民眾就必然產生一个错觉,以为这些刊物和组织至所以被当局指认为「非法」,不是因为政治问题或反革命问题,而是因为没有得到政府同意和实行登记。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
   於是人们就想不通了。
   首先,刊物没有登记而成为「非法刊物」,办刊物的人就要被逮捕,这是哪家的法律?这样执政的政府和四人帮横行的文革当局又有甚麼区别?
   其次,为甚麼政府不给这些刊物依法登记呢?实在奇怪。如果是因为这些刊物在呼吁改革的同时,批评了时局,按当局的说法,这样就不利於安定团结了。那麼政府是批评不得的吗?七八年邓小平天天批评华国锋政府,他为甚麼就不算不利安定团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向民眾保证不再对言论打棍子戴帽子,才不到半年就又打了;邓小平一再标榜自己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碰到民刊问题,就不实事求是了。
   除了傅申奇那样搞秘密组织的人(也就是说说而已)以外,上海的异议人士都想不明白了。甚至傅申奇也想不通,他以为他的嘴上吹出来的秘密组织中共并没有掌握;如果政府都掌握的话,为甚麼要说非法组织而不直接说反革命组织呢?这样一想,傅申奇就以为政府不掌握了。政府不掌握秘密组织的话,那麼傅也就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他也就和其他人一样感到委屈,甚至感到愤怒了。
   更重要的是,文件没有说明「非法组织」是指哪一个组织,大多数异议人士只是猜想,大概是指八零年九月成立的「中华民刊协会」吧。大家甚至想都没有想到人民广场上的民刊《海燕》,因为它早就停刊了。
   一连串的疑问摆在大家的面前,中共为甚麼要这様含糊其辞,故弄玄虚?为甚麼表面客气,背后却痛下杀手。
   除了胡耀邦和手下一帮人的水平差以外,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在文件中,把这些组织说成「非法组织」而不说成反革命组织,是因为邓小平、胡耀邦集团上台不久,华国锋集团虽已失势,但尚未清除,邓小平与陈云之间的分歧逐渐表面化,争权夺利越演越烈,所以邓小平、胡耀邦有意掩盖真相,粉饰太平,免得这件事成了反对派的炮弹。万一有人问一句,这麼多反革命组织是怎麼回事?这麼多的反革命分子哪裡冒出来的?邓小平怎麼当的家?谁也不好回答。
   就好像毛泽东执政的五十年代初,肃反镇反杀了那麼多的人,却秘而不宣;邓小平也要人民相信,他上台后,天下太平,歌舞昇平,一派大好形势。
   镇压是必须的,但不能发出一点儿声音,这就是中共的阴险和狠毒所在。
   黑云压城城欲摧,上海的异议人士失去了安全感,谁也不知道明天警察是否会找上门。中共翻脸不认人早有口碑,早有领教,但现在真的临到自己头上,毕竟不好受。异议人士的激愤情绪像地火一样奔走,迫不及待地寻找火山口。
   傅申奇负责的《责任》早在第四期(一月三十日出版)就有文章对官方的这个动向作了强硬回应;同时,全国异议人士联合上京请愿的计划开始酝酿。[3]三月初,大家的情绪被点燃起来了。何求出了一个主意,号召一些激进派人士一起上京,找当局评理,对九号文件进行反击。以后陈尔晋称之为「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4]。傅申奇最早犹豫不决,但在何求的鼓动下,终於站了出来。[5]
   三月份,傅以《责任》编辑部的名义直接发表声明,说「望《责任》编辑部……立即组织『民协』、各团体及广大民主战士上京交涉代表团,上京与中央和政府领导人直接进行公开的交涉。」[6]
   上京交涉最积极的人正是陈尔晋、何求和傅申奇那样的人,可能他们因为曾经谈论过秘密组织而惶惶不安了,但他们表面上装得好像和秘密组织毫无关係。
   傅最早和林牧晨商量请愿团的事。通过近一年《民主之声》上的合作,他们建立了友谊。傅申奇让林牧晨代表上海异议人士赴京,为林拒绝。林说他不认识北京的人,不知道找谁。傅不认为这个理由很充分,以前傅也不认识北京的人,还不是一回生二回熟,去了就认识了。
   正在他们为这事操心的时候,原来「海燕」的成员屠国强找上门来,他建议原「海燕」成员们集体旅游,到浙江余杭超山赏梅。他说他认识那裡的管理人员,住房和膳食都可以得到优惠。傅和林都想放鬆一下绷紧的神经,便一口答应了。
   傅申奇又去找疏远一年的老朋友何永全。除了建议何一起去超山之外,傅还要求何出来参与民刊活动。「过去我们有些误会,这些都过去了,我也不勉强你一定参与活动,但你总有民主的信念吧?你先去看看听听再说。」
   半夜,傅和何上了火车,见到了屠国强、林牧晨、张慧康等人,还有两位女士。他们买了酒菜边吃边聊,正在兴头上。屠国强告诉说,这是慢车,天亮才到余杭。
   张慧康把头伸在车窗口外,欣赏著夜景。这时车外来了一个人,和张打招呼,问张去哪裡。那人是张以前的同事,当时借调在公安局工作。那个人的出现是否有点奇怪?张在兴头上想都没有想。
   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倒也没有睡意。果然天刚放亮,火车就到了目的地。超山最有名的名胜是一棵宋梅和一棵唐梅,它们在一个名叫大明堂的古建筑右侧,古建筑的左边是一个亭子叫「宋梅亭」。经过八百年风霜,宋梅的主干已一分为二,它的花瓣有六个,是罕见的名种,一般梅花是五瓣。
   超山不高,拾级而上,约一个小时就到了山顶。半道上有清末文人吴昌硕的墓,只剩孤伶伶的一块石碑。到了山顶,极目远眺,满山梅花,馨香扑鼻,令人心旷神怡。
   虽然大家都很高兴,但还有人烦恼不少。「海燕」是不是这次当局镇压的对象?林牧晨和胡可师都想著这个问题。除了胡可师以外,这次到超山旅游的「海燕」成员都不知道林牧晨过去一年曾经参与了傅申奇的民刊活动。八零年初,林牧晨打算和傅合作时,曾与胡可师商量。胡定了一个原则,就是林可以作为个人参加《民主之声》编印工作,但不能以「海燕」的名义。胡的用意很明确,就是要保护「海燕」其他成员。
   这次镇压的规模不会小,因为中央特意出了个文件,这是中共建政以后很少有的,可能只有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想到林牧晨即将在劫难逃,满腹愁思的胡可师,写下了一首小诗:
   《帆影 》
   别了,朋友,
   莫再牵曳思念的长线,
   也请你放下高高的招手,
   我已吻别迷乱的小草与安详的炊烟。
   在引逗的晨雾裡,
   我洁白的帆
   将笔直地驰向召唤。
   别了,朋友,
   莫再酝酿怀念的琼浆,
   也请你收住默默的远眺
   我早渴望明灭的闪电和欢舞的波浪。
   在逼近的夜幕裡,
   我孤兀的桨
   将舒展地划近向往。
   黄昏时,这些人到了塘栖小镇。这镇虽无名胜古迹,但沿街房屋都有一百年以上的歷史,有些甚至是明代建筑,只要一走上清石板铺成的小街就会感受到江南小镇特有的雅致而又古朴的风味。这裡有一家客店,是屠国强的朋友预定好的。大家一夜没睡,又玩了一个白天,再无精力,一个个倒下就睡了。
   半夜,他们中的一个,从床上起来想喝点水。他走出房间,去找客店服务员,走到一个房前,正要敲门,却听见裡面有声音传出来:「对那些上海人,我们要注意监视,随时向派出所匯报。」
   第二天清晨,在山道小径上,傅申奇和林牧晨谈论著昨夜发生的不寻常情况。林怀疑有人跟踪,傅却想到客店裡会不会有窃听器?他们都觉得此地不能久留。
   清晨,这些上海旅客被悦耳的鸟鸣声唤醒。走出房间,望见整个超山被雾气笼罩,白茫茫的一片,美妙而又壮观。所有人望著云雾,闻著花香,听著鸟鸣,仿佛自己成了神仙。
   突然傅申奇把何永全拉到一边,小声地告诉他必须提前离开。他们仅仅和林牧晨告了别,就从山后的一条小路匆匆地走了。
   何永全觉得他的朋友有点过於紧张,往常的傅可是很镇定的。他们在杭州见到了沉建明等人,傅和杭州朋友谈话,谈起一个叫老徐一个叫老马的人。何永全站在一边听,老徐和老马是谁呀?怎麼以前傅申奇没有对他说过呀?何永全不相信傅申奇有甚麼事瞒著他,他们可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但事后何没有再往深处想。
   回到上海后不久,傅、何有过一次严肃的谈话。傅告诉何,如果傅不在,也就是他被捕的话,接替傅的是林牧晨,称为「二线」;林牧晨之后,接替的人就是何永全,称为「三线」。何这时才知道傅已决定和外省市一些坚持办民刊的人一起上京。何没有说甚麼,说甚麼都是多餘的。何相信傅的选择是迫不得已的,现在只有这一条路了。
   张慧康回到上海后的第二天就被单位领导找去谈话,要求他坦白去超山的目的。张说是看梅花,领导说:「不至於吧,这个问题要好好谈的,你在超山有一天晚上唱甚麼歌我们都知道,你要热处理还是要冷处理?」张理解热处理就是送公安局,冷处理就是在单位解决,这是明显的威胁。结果他把经过情况简单写了几句了事。
   他对屠国强的身份越来越怀疑了,但他真的不明白这样普通的郊游警方为甚麼也要兴师动眾。
       初春季节,乍暖还寒。三月底一个细雨濛濛的中午,傅申奇和何永全一起去林牧晨家。在路上傅告诉何,在全国异议运动中存在著一个秘密组织,这个组织有代号,也有接头暗语,它的人员基本遍及全国,而以浙江和东北为多。
   何觉得很好奇,「你能告诉我这个组织的详情吗?」
   「暂时不能。」
   「你是其中的成员吗?」何又问。
   傅申奇说他是的,说话间到了林牧晨的家门口。傅站住对何说,「你是否準备参加这个组织?」没有回答,他还需要思考。
   这裡是上海铁道学院建於五十年代中的教职工住宅区。林牧晨家在一幢五层楼房的底层,总共有二个房间,有煤气炉灶和卫生设备,在八十年代初的上海,这样的居住条件是很不错的。
   裡面已经坐著秦林山、杨勤恒、潘年青等四、五个人。大家都知道傅申奇即将赴北京请愿,而且明白此行凶多吉少。傅申奇对大家说:我们必须向政府请愿,要求收回取消民刊的决定。现在到了异议运动必须回应政府的时候了,如果我们这次给九号文件吓倒的话,不如趁早回家睡觉。我这次可能一去不回,但也没有办法,我们已经无法退让了,我们要显示我们的勇气,我们不怕坐牢。
   慷慨激昂的一席话把大家感动得不的了,大家心裡都这样想:请愿即使不成功,但是毫无疑问,傅申奇是我们时代真正的英雄。傅不是为他一个人去的,他是为著我们大家,为著上海异议运动去赴汤蹈火的,去和不讲理的中共政权拼命的。
   的确,不仅在上海,即使在全国范围,傅的名望近年来不断上昇。海外有舆论认为,傅申奇「在整个国内民间民运圈裡,影响力声望已是与广州王希哲、北京徐文立鼎立而三。」[7]
   其实,海外这样的排名对傅申奇来说有点委屈。傅的理论和文章虽比不上王希哲,但也不让其他人。王希哲的成名最初靠的是最高当局恩准特颁的李一哲大字报,那是天时;徐文立的得势靠的是首都,北京有很多外国记者,是中国的中心,那是地利;傅申奇的脱颖而出主要靠自己的拼博,勤奋好学,以及上海人特有的精明和活络。
   在回家的路上,傅申奇告诉何永全:「这些人你今天都见到了,作为『三线』的核心人物,你可以随时和他们联係,要求他们帮助。」「这就是我今天带你来的目的。」
   第二天,傅申奇又来何永全家,继续那个秘密组织的话题。何表示愿意加入这个组织,傅就把组织的名称和暗语告诉了何。名称是中国华东地区政治协商小组,暗号是有关景德镇瓷器的四句对话。傅还说,「你在任何地方遇见异议人士,你可以用暗号询问对方,如果对方是秘密组织的人,自然也会用暗语回答你。
   何问,「你能告诉我这个组织中的成员吗?」傅想了一想说,「现在属於这个组织的人,在上海只有你、我与刘邵夫三个人。」何对刘邵夫印象不深,只是记得编印《民主之声》第一期时,刘曾经到何家来过,也是个青年工人。
       何认为这个组织的成员太少,应该积极发展新成员,傅也同意他的看法。於是他们一起商拟新人员名单。何提出林牧晨、王建伟和陈震康。陈是閔行区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工人,几次从閔行区骑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到人民广场参加异议活动。傅表示可以同意王建伟和陈震康加入这个组织,但林牧晨不行,因为林曾经明确反对搞组织。
   不久,何找了王建伟和陈震康两人谈了这事,他俩都很爽快地答应参加。但陈震康似乎并不把它当回事。他觉得这是年青人的心血来潮,随便说说而已,他自己就曾经有过许多异想天开,转瞬即逝的想法。
   或许陈这样想是对的,严格地说,这不是一种成熟的计划,或一个严密的组织,而只是傅申奇一时的杂乱念头。一个证明是傅申奇在八零年十二月,曾向一个慕名而来,相互不知底细的香港人谈过有关的计划。那个香港人后来回到香港在杂誌上透露说,「申奇要求中国尽速成立『二个或二个以上的具有独立自主力量的政党』」[8]。
   傅申奇为甚麼要和一个第一次见面的香港人谈这些事呢?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傅申奇要用伟大的革命计划诱使香港人感动和震惊,最后慷慨解囊。
   *
   上京请愿的事已经决定,去北京的火车票也已经买好,傅申奇赶紧和一些他认为重要而又可靠的朋友打招呼。
   深夜,傅来到我家,当时我正一个人在看书。我看他的脸色很不好,好像正在生病,或者又好像过於疲倦。
   他坐下来后就告诉我请愿团的事。他说,「我们全国各地的民刊这两年都是公开出版的,我们这样做的根据是一九五二年政务院颁布的〈出版物管理条例〉,其中规定了出版自由。当局实际上无权宣佈我们的民刊非法,也无权宣佈我们的团体非法。所以我们就準备上北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最高权力机构控告共產党违背宪法。邓小平自己也曾经讲过,共產党也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民刊是否合法?民刊团体是否合法?应当由立法机关拿出一个法律根据来。 」
   他又说这次準备打出毛泽东的旗号,因为毛时代还允许大字报,成立组织和油印刊物,现在这些反而成了罪状,比文革还倒退了。
   我不以为然,说:「这不好,你们为了民刊请愿是有道理的,但是打毛的旗号实质是羞辱邓小平,当局怎麼会不懂这个道理?你们请愿是求当局放开一面,不是和当局对抗,你们没有对抗的资本,这一点务必要记住。」
   傅没有表示反对,好像接受了我的意见。我又说,「如果政府方面做得太过份,那麼我也会出手的。」最后他给了林牧晨家的地址,说要知道今后的消息可以找林。我把它随手写在台歷上。
   这时候我已听说了九号文件和当局新创造的政治名词「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但我由於疏忽,那一天晚上居然没有问傅申奇,中共指的「非法组织」究竟指哪一个团体?我下意识认为这个「非法组织」可能发生在外地某个城市,和上海无关,和傅申奇也无关。我和我的朋友认为,在那时搞组织是很愚蠢的行为,有甚麼事不可以说,不可以做,非要留一个把柄给当局抓。
   说实在,我对傅申奇的那些事并不是很关心,那毕竟不是我自己的事,虽然我用心写过一篇文章,劝两方面和解。
   何永全把傅申奇送上火车,那天是四月二日。
   同一天,傅给刘邵夫写了一封信。信不长,是这样说的:「‥‥‥组成《爱国护法请愿团》即日赴京。此间《责任》工作由小林主持,有稿件或其他事可与之联係。此行凶多吉少,可能有去无回,但《责任》不会倒,已大致作了安排,準备打一场持久的法律战,必要时请以《责任》名义活动,或协同其他朋友努力。」[9]这裡说的「小林」即指林牧晨。
   月台上,傅脸色铁青,心情十分沉重,好像他即将上刑场而不是上北京请愿。在最后时刻,傅还不放弃劝说何和他一起去北京。何说,这事已定了而且也没有车票。傅马上说,那可以上车补票。何还是拒绝了傅的要求。何说,我们要理智一点,不能凭感情用事,我和你一起去了北京,谁主持「三线」工作呢?傅说,「那好,估计林牧晨也会被抓,以后上海的事就靠你了。」
   车轮开始滚动,傅申奇从车厢窗口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住何永全的手。何永全看见傅的眼裡含著晶莹的泪水。傅再次大声地央求何,「上来吧,和我一起去,我需要有个人商量。」但是何没有回答,两个人原先紧握的手鬆开了。远去的列车越来越远,终於看不见了。
   傅申奇半路上下车,在南京停留了三天,和他新认识的女朋友綦淑华相会。生性率直的綦有个在南京军区印刷厂当领导的父亲。她在看了傅办的民刊后,特意到上海找傅,勇敢地表白了自己的爱慕之情。傅原有一个女朋友姓张,是傅家邻居,俩人相好已有年头。但傅母逐渐不喜欢张,看著这麼多的人包括香港人都来找申奇,她认为张女已经配不上自己名声在外的儿子。傅还没有对张作最后分手的表示,但在百忙之际去了南京,用行动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直到四月五日早上傅申奇才到北京。他第一个找到何德普,然后又和杨靖夫妇、广州来的何求,以及一些北京异议分子见了面。原来约定参与此事的武汉朱建斌受警方阻挠没能成行,陈尔晋也不见人影。几个人交换了看法,认为镇压的可能性不大,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还有群眾集会,还有人散发传单呢。於是他们决定九日上午去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向人民大表大会递交请愿书。按中国宪法,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请愿书的一个内容是抗议中共中央违反宪法,非法禁止民刊出版发行,侵害了人大的立法权,所以请愿书也是抗议书。

   他们把这事预先通知了一个外国记者。
   北京真正的坚持派只有杨靖夫妇,他们在八一年初,办起了杨记《四五论坛》,办了两期,但是影响不大。[10]相比之下,傅申奇虽有几个朋友帮忙,先办《民主之声》后办《责任》,但许多事都是他主要在干,而且出的刊物比杨靖夫妇多得多,影响大很多,所以傅申奇更不容易。
       四月八日下午傍晚,傅来到了永定门车段的徐文立家。徐文立原住处失火,单位领导让他家暂时住在单位裡,一间大约十五平方米的平房。徐早就知道傅要来,曾说要他别来,但现在还是来了。徐因为在家说话不方便,又有老婆又有孩子,就拿起开水壼出来打水,想和傅一起到车站站台上说话。工房裡的水是车站煱炉房烧的,职工住家要用开水都得自己拿壸去灌。
   几辆褐色的破旧的货运车躺在铁轨上,像一些正在卧眠的巨龙。夜色矇矓而又寧静,站台上没有人也没有风,只是站久了有点觉得冷。徐还是反对傅的请愿计划。徐解释说,第一是中共和人大的关係,中共搞的九号文件,彭真怎麼会反对呢?他们都是一家人;第二条理由是,异议运动不容易,珼在被抓的人不是很多,还有很多人留了下来,如果公开抗议的话,必遭致镇压,那损失就太大了。
   傅没有争辩,只是默默地听著,像个听话的小学生。徐从感情上喜欢傅,只是觉得他在政治上幼稚了一点。一席谈话不可能就改变傅的计划,多劝无用,所以徐藉口打开水,和傅告别。
   傅一个人走在北京陌生的街上,迎面的风还有点寒意,北京毕竟要比上海冷。他现在真正感到孤独,因为明天说好去抗议请愿的人才五个人[11],真正豁出命来的也就何求、杨靖和他三个人。突然,前后围上来几个人,几句话后就硬把傅塞进一辆汽车。傅的头碰到了车门,感觉有些痛。后来他回忆说,那时他曾经寄於厚望的北京之行就此结束了。
   第二天早上,徐文立起床,披著衣服,刚推开房门,屋前屋后上来许多警察,徐也被捕了。后来徐从审讯的警察嘴裡得知,他家的房顶上一早就埋伏著人,怕就怕徐逃到国外去。
   当局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大搜捕。中华全国民刊协会的活动人士纷纷被捕。第一个被捕的是云南的异议人士陈尔晋,四月四日黄昏在南京车站前的广场上。[12]
   *
   有很多白髮,给人误以为未老先衰的陈尔晋,身穿蓝色中山装,挎一个黑色塑料书包,从北京、南京一路南下,於三月下旬到了上海。傅把护法请愿团等等许多事告诉了陈,当时他们很谈得拢。傅申奇把陈领到徐匯区一家人家住下。那家主人张守勇是个四十多岁,中等身材,壮实的单身男子。他们是在人民广场上认识的。[13]    
   张自称他的父辈和他本人都受过共產党迫害,当时以摆地摊为生。傅对张很感兴趣,因为张说过,万一傅有朋友来,他可以提供住所,缺钱的话,他也可以拿出一点。住所和钱正是傅最需要的。
   陈尔晋和傅申奇一到张守勇家,就急不可待地谈开了,他们有谈不完的事,比如北京请愿的事,以及全国各地民刊的情况。张守勇就坐在旁边,有时端茶,有时点烟。傅也不避讳,他认为已经住进来了还提防甚麼。傅急著赴京,离开张家时,指著陈对张说:「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位领导人,你一定要好好保护他的安全。」[14]
   傅申奇去北京的第二天,四月三日的晚上,陈尔晋又在张守勇的住所见到了香港来的吴仲贤。这也是傅申奇走之前按排好的。吴仲贤和陈尔晋在七九年就有书信来往,但以前却没有机会当面交谈。这次他们谈到了中共中央九号文件下达后的异议运动形势和出路,也谈到了陈尔晋去香港的具体事项,[15]也谈到了出国以后组织「民主国际」,在世界范围推进共產主义革命的种种设想等等。
    突然, 陈多了一个心眼,有些事他怕张守勇听见,他把一些关键的话写在纸上,然后给吴看。吴立刻心领,也拿起笔开始笔谈。这时陈注意到坐在一旁的张守勇眉头皱了起来。
    他们一直谈到天亮,俩人都很累,吴要回他下榻的锦江饭店睡觉。张守勇借口吴人生地不熟,提议送吴到车站。等到他们出了门,陈立即把那些笔谈的纸全部烧毁。张去了很久才回来,说是一直把吴送到了锦江宾馆。然后,张抱了条被子堵著门睡,说是遵照傅申奇的指示,要保卫陈的安全。
       这时陈眼皮狂跳,使他有一种大祸降临的预感,他是一个有灵感并相信这些灵学术法的人。他赶紧起身出门,张要送被他一口拒绝。
       他买了上北京的火车票,但在南京就下了车。在南京他没有去找徐水良,因为徐早就被警方监视,而去找了傅的女朋友綦淑华。他想先问一下傅的去向,是否已经去了北京?如果是的话,他就改乘晚间的特快车上京。
       在玄武湖公园等待綦的时候,陈还抓紧时间修改《护法请愿团告中国和世界人民书》。和綦见面后,綦说傅四日下午刚去了北京。陈随即告辞,綦买了点食品执意要送陈上车。
       在南京火车站,警愓心很高的陈尔晋一眼发现了四周埋伏的警察。情势危急,他想到很可能他会被当场逮捕。为了把身上的通讯录和民刊资料悄悄扔掉,不落到警察的手裡,陈和綦挽起了手臂,像一对恋人一样向车站前的广场走去。重要的通讯录就在綦的手臂掩护下被陈扔掉了。眼看警方便衣已经合围,大一点的资料丢在地上太显眼,会被发现,陈就把资料交给了綦,要求她冲进附近的女厕所丢进茅坑。当綦刚刚冲进厕所,几个警察就冲上来把陈抓住了,然后塞进了一辆吉普车。[16]
       审讯中,警方出示了张守勇的证词,以及张领陈上街,在热闹的农贸市场被偷拍的照片。有太多的证据说明张守勇正是秘密警察。陈尔晋明白过来,反而担心起吴仲贤。他想像那天张不仅把吴仲贤送到了锦江饭店,而且直接交给了正在那裡等待的警察。
   有好多天,在黑暗的牢房裡,陈深深地自责那天没有把自己心中对张守勇的怀疑告诉吴,否则的话,吴就有可能逃离厄运。他对香港同志安危的担心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的关心。在审讯时,凡是涉及吴仲贤的事,陈总是设法迴避,好在警方也没有追究,似乎警方对吴仲贤不很关心。为甚麼警方对吴不关心?他不是香港来的重要人物吗?聪明的陈尔晋也有些糊涂了。
   陈尔晋的确是糊涂了,他对这个热心的香港人了解太不够了,甚至连吴仲贤是香港托派领导人也不知道。
   一年以后,陈尔晋在云南以反革命组织罪和反革命宣传罪两条罪判刑,合併执行十年徒刑,剥权五年。判决书指控陈的文章《特权论》给异议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17]九号文件中引用的激烈的言论就是引自陈尔晋的文章。
       当局这样说,其实是为对异议运动的普遍镇压製造理由。陈的确有激进的倾向,但这不能代表异议运动的多数人的立场。即使在八零年秋主张办民刊的人士中,受陈思想影响的人也很少。大多数异议人士出於对文革的体验,已经开始背叛了中共的革命理论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思想,他们对社会是不满的,对已经形成的中国官僚特权集团是憎恶的,但是出路绝不是来一场新的革命。而陈尔晋和大多数异议人士相反,继承了文革中激进派的思想,和香港的托派不谋而和。他们仍然坚持搞一场革命,一场重复共產党革命的革命,因而也只能是一条死胡同。
       陈料想不到的是,他引以为傲的《特权论》最后成了当局镇压的一个理由;但是这没有使他沮丧,反而更加自得,因为他的话上了中央文件,一举天下扬名。
       陈尔晋是个天资很高、意志坚强的人,而且异常勤奋和勇敢。可惜少年时代命运不济,高小毕业以后就失去上学的机会。以后他刻苦自学,但耳濡目染,能学的全是共產党的那一套。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18]
       刘山青曾评论陈说,「他的《论无產阶级民主革命》虽然引入很多他原创的概念,例如「叉路口社会主义」,但就官僚专政,和必须依赖无產阶级以进行民主革命这个根本问题,陈尔普的确是根据马列主义,在没有看过托洛斯基著作(后来与香港接上头后才有机会接触),不知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发展的情况下,得到基本上相同的结论,这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陈尔晋和香港的托派不谋而合,从根源上来说,是因为毛泽东的早期思想和托派理论分不开。二十年代未和三十年代,托洛斯基主张中共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而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具有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性质,因此主张中共要与民族资產阶级合作,毛泽东带领造反的农民上山搞武装割据,是走托派的路。[19]
       刘山青又针对陈成立的异议组织说,「不过,当他对我说已组织了好几十人,我又觉得此话可能多少有点夸大。就我经验,国内民刊团聚的人,多则十多个,少则一、二人,未听说过大到几十人的。」[20]
       陈不仅学了中共的理论也学了中共的浮垮加狂妄的作风。以他和何求为主成立的《中华公权大同盟》,有名无实,万事都不周全,却先设计了该团体的旗号标誌。其他异议人士多少都有这个毛病,但陈尔晋可算是一个典型。

   注:

   [1]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700页。
   [2] 未能找到名单原件,此处根据杨靖、徐文立回忆。
   [3] 〈民主运动的三个阶段〉《中国民主运动资料 》。文中提到河北异议人士王屹峰曾在〈给全国民刊和民主战士呼吁书〉一文中建议各地异议人士选出代表团上北京与当局进行公开交涉。写作日期是81年3月10日。
   [4] 引自陈尔晋的〈气贯长虹〉。傅申奇在他接受採访时称之为「爱国护法请愿团」,少了「民主」两字,参见「北京之春」96年12月号。
   [5] 林牧晨当时认为傅申奇是「被别人挑上山」。「挑上山」为沪语,意即上当,被别人利用。这是因为林牧晨当时也不清楚傅申奇曾经胡诌过「秘密组织」。
   [6] 周鲁逸:〈傅申奇与大陆民主运动〉,香港《七十年代》杂誌81年8月号。
   [7] 周鲁逸:〈傅申奇与大陆民主运动〉香港《七十年代》81年8月号。
   [8] 惲天放:〈回忆与傅申奇见面的时候〉,香港《观察家》81年6月号。
   [9] 傅申奇:〈回忆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及责任期刊的诞生〉网上文章。
   [10] 《四五论坛》第18期和第19期,出版日期是80年11月和81年1月。美国斯坦夫大学图书馆藏书。
   [11] 另外两人是何德甫和朱锐(女),他们都是北京青年工人。何曾是七九年西单墙时期《北京青年》的成员,朱是《今天》的成员。
   [12] 参考〈陈尔晋简介〉《陈尔晋文集》《博讯网》。
   [13] 七九年张守勇也曾经由警方线人高玉龙领著去过张先樑家,但张先樑看出张守勇是警探,因而拒绝进一步来往。
   [14] 陈尔晋:〈气贯长虹〉《陈尔晋文集》《博讯网》。
   [15] 八十年代初,陈尔晋和吴仲贤、刘山青商议,由刘为陈介绍女友,结婚后申请赴港。参见〈气贯长虹〉《陈尔晋文集》《博讯网》。
   [16] 陈尔晋:〈气贯长虹〉《陈尔晋文集》《博讯网》。
   [17] 七九年六月,该文曾以〈无產阶级民主革命〉为题选登於徐文立主持的《四五论坛》,影响很大。
   [18] 陈尔晋:〈就《特权论》写作时代背景若干问题答研究者问〉《陈泱潮文集》《博讯网》。此文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应当肯定马克思主义原宗旨理论,毛泽东关於社会主义革命对象在共產党内,必须继续革命的思想及其关於要弄懂马克思主义的号召,是特权论思想的来源之一。」
   [19] 张国燾:《我的回忆》第二册,第796页。
   [20] 刘山青:《无悔的征途》之十三,《香港民主之声》网站。
    
    
http://blog.boxun.com/hero/2007/fansidong/26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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