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京生：一段抹不去的记忆(15-18，完)

bluesky

15.回眸一望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刘京生

   一天下午，看守让我收拾东西，领着我去了专门关押“已决犯”的“王八楼”（此楼的建筑形状很像一只王八）。在二楼的筒道口，看守让我稍后，自己去办理相关手续。筒道的铁门后，伸出无数脑袋，关切的问道：“哥们，几下（被判几年）？”我如实奉告：“还没有接判决那。”“不会吧，这里都是已决的呀。”看守过了许久才回来，回来后告知：“回去，弄错了。”我不解的问道：“什么错了？”看守说：“不是你，是另外一个刘京生。”那天我的心情不错，与看守玩笑道：“这也能错？要错误的给毙了，那我可就冤死了。”“不会，不会，枪毙是要验血的。”

   我知道，K字楼三层还关着一个刘京生，同名同姓，岁数也差不多，他在云南兵团呆了几年，回京后在一个副食商店工作。因帮助亲戚转移尸体到火车上进了看守所，最终被判了十五年。看守这个错误犯的，拿我当杀人犯了，好悬。

   回到监室，陪号已不见了，还挺想的，是个河北人，因倒卖钢材进来的，个子很高，挺憨厚的，总跟我商量要认我父亲一个干爹。他的一句话，让我记了许多年：“看守所挺好的，管饱，如果给找媳妇还就真不回去了。”他被定的是“投机倒把”，那年头可是重罪，闹不好是要杀头的。不过他挺幸运的，新刑法公布后，关押了两年就释放了。我想，如今他要重操旧业，也该迈入富人阶层了。如果能见面一定要问问他：还用不用看守所帮忙找个媳妇？

   我“拍板儿”求见队长，队长问道：“什么事？”我一本正经的道：“单独监禁是违法的，给找一个人作伴，一个人闷得慌。”“你他妈懂得还真多，等着，我给你问问去。”我心里暗想，懂得不多，刚从报纸上看到的。人一到了监狱都有学习的欲望，尤其对法律兴趣更高——想着怎么钻个空子呀。等到夜里也没等来陪号，第二天正要再找他们，人家让我收拾东西，发到楼上去了。临走时队长还不忘送上一句：“不是闷吗，这下好了，一个号十多个，有的是人聊。”

   十二筒当年是织手套的。已经结案的大都送到那里为看守所谋些福利。刚刚放下东西，主管队长就把我找去，问问案情，问问进展，问问是否开庭，还聊聊家常，他对我说道：“吃饱了撑的，那么好的家庭，那么好的工作，瞎折腾啥？你看我，干了几十年了，工资也就那么点，给家里汇去，所剩无几，烟都是自己卷的。”是呀，他们也不易，可是，他们就为何不去思考一下，他们的不易是否可以改变或者除了主观原因外有没有其它因素作用着他们的不易？我真想告诉他：“你的不易、我的不易都是有原因的，而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实在太习惯这种不易了。”可我没有说，不是勇气问题，而是要他像我一样进监狱他是绝对不肯的，他不比我懂得少，只是他知道，在这个社会，多说无益。

   主管队长问我：“可以干点活吗，不累，只要手不哆嗦都可以干，收入可以用来改善一下伙食。”我答应了，我喜欢干点活，干点活可以让不停运转的大脑得到休息。

   手套是线的，半成品，我们只需将五指部分与手腕部分连接到一起，质量上的要求是：不要漏针，不要松紧不一。定额是不断增长的，第一天五付，第二天就会增加到十付，好在不完成定额也没有什么处罚，干起活来也就没有什么压力。我一天一般要织十五付，只交十付，留下的藏在“窑”里，一方面不会“哄抬物价”，造成定额继续提高，另一方面，也备急需。干完活，晚上可以玩玩牌，下下棋，至于伙食改善的事，可没有那么及时。那时的“学习号”可不敢做牢头，充其量就是“扎扎针”。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外出，出去的人总能装回一堆垃圾，在一堆垃圾中捡拾几个烟屁。烟屁回来要分享，每人两口，不抽的也得抽，就防止不抽的去“扎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那时体现得淋漓尽致。与十几年之后看守所牢头对“鼠妹儿”（没权没势备受欺辱的人）的待遇“吃饭小碗儿（少吃），睡觉立板儿（不能平卧的睡，省地方儿），放毛水洗屁眼儿（上厕所不给手纸）”有着天壤之别。

   一天晚上，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在办公室，我见到了主审法官的书记员焦志刚。他对我讲：“明天就要开庭，你怎么考虑的？”我不知如何对答，我能考虑什么？焦志刚提示道：“有些话是不能说的，比如十年浩劫，对于文革的事，中央还没有最终结论，还是不要断然否定的好，我这次特意来就是希望你千万不要节外生枝，按你一贯的做法，结果可能比你预料的好。”我没有预料什么呀，至少我没有与法官谈到过我对刑期的看法。我心里确实考虑过，刑期不会超过三年，超过三年我就上诉。可今天焦志刚说“比我预料的好”，这个意思难道是当庭释放？可能吗？我试探道：“谢谢你，我知道我该说什么了，入狱后，我会好好劳动，接受改造。”他笑笑，似乎明白我的试探却偏要把话挑明：“车是开不了了，在单位得罪的领导不少呀，以后不管干什，别想的太多，国家的事，不是小老百姓左右的了的，好好工作，不也是对国家对百姓的一种贡献吗。”我直视着他，他微微点点头说道：“好了，你也不傻，我的意思你也该明白了，只是这样的结果检察院可能要抗诉，有个准备吧。”

   当年，开庭的当天就可以接到判决，也就是说，判决结果早就在开庭前内定了。焦志刚的意外来访说明：明天开完庭后我就可以离开看守所了，我就可以再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我就会见到我的亲人，我的女友，女友是否还在等我或者已经与另一个男人漫步街头了那？回到监室，我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将这个本不该透露的消息，告诉了关系较比好的难友，有的信，有的不信，不信的人说：“偷了两辆车，还干了那么多‘反革命’事的怎么可能放那？”听到这样的话，我也有些疑惑了，这不会是梦吧？

   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独自一人站到了窗口，直视前方。前方是一座预审楼，楼的左侧是一排低矮的平房，平房的一部分是预审室，一部分是死刑筒。低头看楼下，楼下是一条青砖铺就的小路，小路蜿蜒的连接着K字楼，死刑筒，预审楼。小路旁无规则的矗立着几根电线杆，电线杆上挂着最古老最昏暗的灯。灯光是暗黄色的，暗黄色的灯光在今夜显得格外迷人。我久久的看着进入眼帘的这一些，我在想：这真的是最后的一眼，我真的要与它告别了吗？

   预审楼留下多少本不该发生的故事，小路上留下多少无辜者的脚印……

   回眸一望，将这一切定格在脑海——永远不会忘记！

   于20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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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sky

16.宣判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刘京生

   一夜未眠，起床后认真的妆扮自己，准备行囊。那个年代，看守所用过的衣物，被褥可不敢奢侈的丢弃。当天，我没有再织手套，把藏在“窑”中以备急需的织好的手套也送了人。我在等待，焦急的等待，等待开庭，等待与亲人相见的那一刻早些到来。整整一个上午，没有丝毫的消息，我的心都凉了。问起同号：有下午开庭释放的例子吗？他们摇摇头。吃完中午饭，我实在熬不住了，在不知不觉中闭上了眼。不知过了多久，看守的喊声唤醒了我，那声音听起来格外悦耳：“刘京生，收拾东西。”临出门时，我与难友告别：“再见，再见。”看守取笑道：“走吧，走吧，再什么见，还想回来呀。”据说，走出看守所或监狱时不要回头，也不要说再见，尤其在看守所，再见就隐喻你会再回到这里。当时忘了，随口说了一句，还真被言中了，十几年后，我又回到了看守所，“雕楼玉砌今犹在，只是朱颜改”，看守所的“进步”令人咋舌——今不如昔。

   从三月十五日，到开庭时的九月十五日，整整半年的时间，也正好符合《刑法草案》关于刑事诉讼期限的规定。从这一个小的细节也可看出，在宣判我的那段时间里，法院的法官还真的拿法律当回事了。不像后来，法律成为一个摆饰，任由“法官”恣意妄为。他们像一群屠夫，杀人都杀红了眼——不该杀的也杀了，倒有几个该杀的幸免于难。善良的人们在呼唤法制，可是，专制下的法律再多能保障公正吗？！

   走进法庭，见识了它的庄重与尊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高高的悬挂在法官的头上，所有人的面部表情都是那样的严肃，严肃的令人紧张，令人窒息。国徽是国家的标志，这个标志出现在这里无非是想表明：法官代表国家，代表正义来审判你。可是，我几乎一直没有搞懂国家这个概念，怎么国家一定要与一个固定的主义，政党，制度，领导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们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主义的质疑，对政党的批评，对制度的意见，对领导人的不满都会扣上一顶颠覆国家的帽子将你治罪。

   在法官程序化的核实完我的姓名，性别，年龄，政治面目，工作单位，住址，籍贯，家庭出身后宣布了一件让我终身都会感到匪夷所思的事：检察院人员由于工作原因不能出庭，由法院工作人员代为宣读起诉书。没有公诉人，我为什么能够站到法庭上？这个玩笑开大了，开的是法律的玩笑，开的是国家的玩笑，开的是正义的玩笑，一切玩笑在庄重与尊严的氛围中更具讽刺意味。相同的法律在法官与检察官那里发生冲突，冲突应当是正常的，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表明，来解决。可是，当年的检察官竟然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性”而采取逃避的手段，真的让人失望。此刻，我想起了国家，想起了国徽，想起一群面部表情严肃的人，心理暗道：多么像一幕滑稽剧，十分庆幸的是，这部滑稽剧最终受益的是我。

   起诉书列举了我的盗窃事实，说我在光天化日之下盗窃车辆，且在抓捕过程中公然拒捕，在闹市区高速行使，连闯红灯，犯罪性质恶劣，情结严重，应依法严惩。

   律师为我辩护的主要内容是：有罪辩护。一，盗窃车辆不是为了据为己有，没有占有财产的故意，不过是“非法使用”。为此观点律师补充道：当然，这种非法使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非法使用，由于使用过程中参与非法活动，所以性质还是比较严重的。二，被告盗窃车辆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由于被告明确表示今后不再参与这些活动，也就不会再去盗窃车辆，因此也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三，被告家属主动赔偿车辆损失，被告也认罪服法，态度是好的。四，被告是初犯且主要是认识问题，为此建议法官给被告一个机会，从轻处罚。

   没有质证，没有法庭辩论，庭审很快结束，法官宣布休庭十分钟等待宣判结果。

   我看到旁听席上坐着我的父亲，我的姐夫，我们单位的书记，队长。没有看到母亲，姐姐，更没有看到女友。单位的书记队长原本是想看到我的十五年判决的，回去好教育职工千万别学刘京生，他是咎由自取，恶有恶报。公安曾经去车队了解我的情况，书记队长，没有说我什么好话，什么仇视共产党，顶撞干部，为了早恋夜里十二点不睡觉影响工作（他怎么知道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讲吃讲喝，接触社会上不良分子，等等等等，总之，在书记看来，我是罪大恶极。他们还发动全体职工揭发检举我的罪行错误，真想置我死地而后快。公安也告诉他们，我可能被判十五年刑，把个书记队长乐的逢人便说：活该，活该。我的女友在如此环境下，也难怪要离开我了。真的很对不起书记队长，令他们失望了。看到他们一言不发的失望表情，我真的觉得他们也挺可怜的。

   遗憾的是，当年的判决不翼而飞了，怎么也找不到。有那份判决不仅可以证实我的文章的真实性，回击一下无聊的质疑，还可以省去许多时间来堆方块了。人要倒霉的时候就是这样，想要的东西没有，想死你都不会来，不想要的东西接踵而至，轰都轰不跑。

   只记得判决的最后一句：关押半年以达到教育目的，免于刑事处分，当庭释放。

   还有一个细节，在宣判我之后法官亲口对我讲：你的幸运还在于，《探索》杂志没有被定为反动刊物。说这话的时间是九月十五日。可是，在不久后，宣判魏京生的时候，《探索》杂志却被定为反动刊物了。由此可以看出，当年上层的斗争是很激烈的。

   宣判后，主审法官张笑先，书记员焦志刚把我，我的父亲，我的姐夫，单位的队长书记叫到一起，希望各自发表一下对判决看法。我与家人的看法自然是忏悔及感谢，书记队长的脸都青了，一言不发。法官指名道姓的叫了好几遍他们就是不说话，最后气汹汹的离开了。法官看到这样的情景告诫我道：面对这样的领导，你回单位后可要小心了。我点点头。心中暗道：抓到我的错，我叫你爷爷都行，可是，要是让我抓到你的错，我搅你个天翻地覆。我是有些坏，可这能怪我吗，逼良为娼呀，我不这样做，他们就整天拿你当狗一样使唤着，各自都留点警惕，留点尊重，对谁都不是坏事。

   出了中法，父亲坐公交车回家了，我骑车与姐夫回家。到西单猛然看到街边烟摊，下来寻找我习惯抽的烟，“天坛”牌没有找到，找到了“春城”牌香烟，只是包装已经换了。我抽了一棵，抽完后再骑上车时有些扶不住把了。姐夫陪我在街边坐了片刻，烟的作用让昏昏沉沉的大脑浮想联翩，想事业，想爱情，想女人。在此刻，这一切的想法突然间变的那么现实可行，那么真实。我瞬间懂得：只有自由才能保障梦想成真。

   西单墙在我释放的时候，还热闹的很，可记忆中真的没有留下经过此地时的激情涌动，是我胆小了？是我变了？还是记忆的取舍？

   母亲在中关村路口焦急的等待。见到我后忍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她首先解释了为何不去中法的理由，感情脆弱的毛病会让她在大庭广众之下见到我时控制不住激情。我紧紧抱住母亲，无言以对。我想说：妈妈，我永远不再离开你。可是，我没有说，我总隐隐的感觉到，我做不到这一点。

   人生有无数憾事。在监狱时我认为自己的一生有两件最大的憾事需要尽快弥补。其一，我不是父母的好儿子，不是儿子的好父亲；其二，我还没有享受过欲生欲死的爱情。至今，第一个遗憾依旧持续，母亲总是赶着我去干活，哪怕干活的收入仅够苟延残喘，哪怕她的年龄已经八十三岁。第二个遗憾，我有幸补上了，可昔日的战友却冷酷的告知：你这样的条件就不该结婚。我可以原谅误解，可以原谅观点的极端，可以原谅世俗，势利眼，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原谅没有人性的且不合逻辑的告诫。莫非人穷就该志短，莫非穷人就该没有爱情与家庭？！

   看来，一些自觉不自觉的感到自己是民运一分子的人，真该恶补一下民主常识，千万别把追求民主当作一项没有人性的“伟大事业”。

   2008年6月1日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7/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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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钉上历史的耻辱拄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刘京生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7/14/2008

   七九年九月十五日我被释放了，释放后休息了两天就重新回到单位上班了。单位给了我一个处分决定：降职降薪，留厂查看。降职是司机改售票，当年的司机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干的。降薪是由四十元降到三十元，一下降去十元消费水平降低一大块。处分公布后，全体职工开会讨论，党委希望全体职工为这一英明决定唱颂歌。多数的确如此，不得不为之。可是，还是有人在发言记录上说道：法院都判了，你们还处理人家干吗？即便多数赞同单位处理决定的人，会后也纷纷找到我，真诚的表示：别生气，过头的话都是说给领导的。其实，这样的话不必说，谁都心知肚明。

   汽车公司是个很辛苦的行业，早上起得很早，晚上回去得很晚。在多数人还沉浸在梦乡中的时候，汽车公司的许多职工就要起床或者正在回家的路上。中关村的接送班车清晨三点四十就要到，我起床的时间是三点。每次听到闹铃的声响都希望再多迷瞪一小会儿。走出楼门后，夜静的令人恐怖，赶上风声大作，恐怖的使人不断的回头张望，总觉得有什么危险在临近。偶然间，我发现一个异常，对面楼房一层有户居室的灯光不合时宜的也亮着。三点钟，这户人家在干什么？那个年头可没有人敢彻夜不眠的打麻将。我游戏的心理又开始发作，非要看看这户人家到底是作什么的。我走进了那栋楼，看到有个人影在晃动，真够吓人的。我赶紧转头，急匆匆的赶路，在一个有路灯的转弯处躲了起来，只见那个人影也飞奔起来，很快的到了我躲藏的地方。在他离我很近时，我突然现身，一动不动的盯着他。他也突然止步，夸张的摔了摔手，扭头回去了。看来，我真的要小心了，看似自由的躯体却一直有个影子拌随于我。他们为什么要跟踪我，夜里也不放过？我想：他们还是念念不忘那几个台湾特务机关的地址，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如此劳神？！不过，我也真有些担心，出来后耐不住寂寞的我，在第二天就与一个不曾相识的女孩说了些风流话，这个场景他们不会也录下了吧？

   十月上旬的一天，法官张笑先到单位找到了我。首先她问了些释放后的心情、想法、工作状态，还告诉我，别那么消沉，还应当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是，不要针对党。其次，她谈到此次找我的重要目的是让我在魏京生庭审时出庭作证。她说：“要认真准备一下，写份文字的东西先给我看看。”临走时她似乎是无意中让我做些坏的准备：因为检察院在抗诉。我心里也在打鼓，这么长时间了，抗诉还没有结果？不会的，这次张笑先的话更像是威胁，如果不出庭的话，后果可能是严重的。证词被张笑先修改了两遍，确定后的开头是：“我证明魏京生有以下罪行。”这句话在开庭宣读时被我改为：“我证明以下事实。”事实部分共有四点：一、张贴小字报的事；二、办《探索》杂志的事；三、记者给的照相机（或摄像机的事）；四、我的刑事犯罪（偷车）是为了《探索》。在我走进法庭时，看到魏京生，他冲我点头笑笑。我很惭愧，很耻辱，低下了头。对于我所证明的事实，魏京生仅反驳了一点，说我在照相机的事情上可能记错了。我随即也表示：可能是我记错了。

   我出庭作证后马上被送回了单位，不知道魏京生的判决结果。晚上看电视得知：魏京生因“反革命宣传”被判五年有期徒刑，因“出卖军事情报”被判十年有期徒刑，合并执行十五年。

   在开庭前一天，有人找到我，他对我讲：“法官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目的只有一个，争取了解庭审的全过程。”第二天，我在进法院的时候又遇到他，他却对我讲：“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你应坚定的站在魏京生一边。别怕，一切都会载入历史的。”我没有按照他的安排去做。我出家门的时候的确是想那样做的（这倒不是因为“那人”说了什么，而是实在气愤我那么感激的法官竟然在释放我后要威胁我）。妈妈也已明确的感觉到这点，妈妈是流着泪将我送出的，送我时不断的重复一句话：一定要回来！我回来了，此刻，我选择了妈妈。可是，这样的选择将我钉上了耻辱拄。在魏京生庭审还没有结束的那天下午北京的一些民主人士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出庭作证的我及杨光被他们宣布：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拄。

   政治的恐怖不仅仅来自于专权，还来自于僵化的思维。这种思维要求所有对政治感兴趣的人都必须是完人。不能有私心，不能有爱，不能有情感，除非你不选择，只要选择了就必须有钢铁般的意志——坚强而冷酷。

   如此说来，是我的错。我本不该去做。这么伟大的事，我这个小草民瞎搀和什么？共产党这样说，一些民主人士也这样说。在这些人看来，政治本身就是一种特权，只有那些具有英雄人格的人才配享用。

   几十年后，一些昔日的英雄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消失的无影无踪。我很想问上一句：既然历史的耻辱拄那么好上，为何没有把自己也钉上那？！难道你们从来没有选择过退缩？

   历史学家孜孜以求的追求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然而，不同人的不同记忆由于掺杂过多个人情感，个人认识，个人好恶总是会使历史的客观与真实变的那样的遥不可及。也许，作为个人，我唯一能保证的是：我的文字是真实的再现记忆，我的嘴对着我的心。

   西单民主墙留给人们许多记忆，许多思考。记忆不是怀旧，记忆变为文字后，总是希望告诉别人某种东西，传达某种信息。思考不是问责良心，思考在公示后便是希望人们记取那段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虽然什么是经验，什么是教训也会因人而异。

   2008年7月1日

bluesky

18.后记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刘京生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7/14/2008

   一、魏京生的补充：

   邓小平在越战结束后第一件事就是消灭民主墙。这是我们《探索》最后几次会议谈到的情况，也是我们决定引火烧身的原因。最后一次会议决定了：发表《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引火烧身，使邓小平来不及抓其他组织的人。因为邓是个沉不住气的人。抓人后肯定引起国内外的批评，也许还能引起党内的批评。这样邓就没有能力再抓人了，民主墙可能会多维持关键的半年到一年。从邓小心翼翼的作计划来看，这件事他可能有阻力。

   决定的另一部分是我独裁通过的，因为他们三人都反对；我留在北京等待逮捕，他们三人立即逃亡到乡下或国外。如果逃不掉被捕了，就把责任推到我一个人身上。我的理由是：邓的主要目标是我，我不到案他们会全力追捕，结果就谁也跑不了。如果都跑不了死一个人比死四个人强，留得青山在等等。会后还专门找刘青，让他在将来为他们三人作证，别让其他人冤枉了他们三人。十几年后我问刘青为什么不给他们作证，刘青说他还是认为他们三人是出卖了我。不愿给他们作证，我和刘青小吵了一架。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也会像很多幻想家们想得一样：温和一点就不会迎来镇压了。在当时不能肯定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在邓用坦克镇压了和平的民众之后还持有这种“幻想”，就不仅仅是幻想了，应该是别有用心。

   二、相关人员情况：

   杨光也关了半年，出庭作证后被释放。杨光出来后不久便出国了，出国时由于携带了“政治违禁品”，险些没走成。八九年在国外组织，参与了当地抗议中国政府的血腥镇压活动。但是，在一些人不停追问“出卖魏京生”的事情后，他毅然决然的远离了政治。于义稍晚些释放，释放后又在老家丹东搞了个什么“队伍”再次入狱三年。八九年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路林在我，魏京生，杨光，于义被捕后与赵南又出了两期《探索》，后来也被警方抓捕，最终被判了十二年刑。释放后一直经商。魏京生第一次出狱后，路林在经济上提供了一些帮助为此受到很大影响。马文都没有因《探索》的事受到刑事处罚。

   三、我的情况：

   检察院的抗诉没有结果，我安然无恙。不过，法官张笑先做了个内部检查，承认把我判轻了。书记员焦志刚不久也离开法院，去开公司了。焦志刚对我姐姐说过这样的话：“我干法院工作十几年，以前没有同情过一个犯人，你弟弟是我唯一同情的人。”这种同情难能可贵，祝他一生平安！

   “西单小红”无缘相见，却留给我一份美的记忆，长存于脑海。

   捕前就想离开我的女友，释放时早已投入别人的怀抱。

   政府打压我的物质空间，朋友送给我精神的十字架。草民我撤了，一撤就是十年。十年后实在耐不住寂寞，又干了一票。结果比十年前还惨——没有金刚钻揽什么瓷器活儿，怎么就不长记性那。当然，那是后话。

   四、补充的记忆：

   七八年十一月左右，我见到的第一张非官方政论性大字报是：《启蒙社》标题为“重新评定文化革命，对毛泽东要三七开”的文章，文章标题是按上下联划分的（未见横批）。张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南门外。

   七八年十一月左右，我见到的第一份民办刊物是《四五论坛》。

   七八年，一一二五民主会（十一月二十五日）是西单民主墙的标志性事件。开创了以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方式由民众参与政治话题讨论的先河。

   七九年年初，第一个民间人权组织《人权同盟》公告诞生。据说，当时登记人数超过一万。

   七九年春节，“中央文件”对西单民主墙的定性就已经出台。四月三日在上海首先发出公告，四月五日北京也发出相同内容的公告。有节制的抓捕开始。在第一轮抓捕中，有许多人幸免。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魏京生在补充中所说的那段话“因为邓是个沉不住气的人。抓人后肯定引起国内外的批评，也许还能引起党内的批评。这样邓就没有能力再抓人了，民主墙可能会多维持关键的半年到一年”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话是对的。

   （全文完）

   2008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