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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0 04: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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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尾声天安门事件再探
——毛泽东晚年的中国精英政治危机应对（下）
◇ 处理危机：４月１日至６日的政治局决策
由于现有材料存在许多漏洞与空白，即便可查的关键资料亦不可全信。一些当
事者所提供的情况又带有误导性，更不用说各种臆想与编造。此外一些重要的史实
（如出席政治局会议者名单，或若干重要情节发生的前后时序），也有相互矛盾的
记载。当然还有一些恐怕永无答案的基本问题。因此我们恐怕很难完全吃透当局在
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中的政治操作。多年来流行的说法，认为它是一个由“凡
是派（即华国锋等文革受益者）和极左派合作联盟” 的决策过程。但在我们看来
，这只说对了一部分，即当时在政治局中说得上话，办得了事的，确实只有这两拨
人。〔２７〕在４月７日之前，依然健在的老革命家们根本没有参与过政治局会议
，虽说邓小平（或许还有李先念）出席了４月５日的会，但当时他处于面对诘难的
地位，会上只能保持沈默。〔２８〕上述流行之说，还意味着华国锋等人与极左派
的利益是共同一致的，但实则不然。而且，双方成员的个人行为也当分别考察。此
外，主要角色的相对权力也是个因素。比如说，江青气焰甚旺，几乎足以左右政治
局。而王洪文则亲临广场，负责督导中央的部署，〔２９〕这或与他是全国民兵总
指挥有关。但他的态度显然与极端的江青有别。诸多材料表明，他倒是发挥了某种
缓和的作用。吴德作为北京的最高地方长官，在贯彻落实中央对广场的反应上甚至
发挥着更为直接的作用，尽管他在政治局中的影响力不大。华国锋则始终主持政治
局会议，又兼公安部长，也是毛泽东即将选定的接班人。但是根据事件真相的现有
证据，看不出他享有强有力的领导。最后则是毛泽东本人的问题。许多迹象显示，
碍于重疾，他处理政务的能力大受限制，只能做出被动性的反应。但至少就关键全
局的决定而言，他仍然不改其发动者与主动者的本色。此外，犹有毛的侄子毛远新
。他的角色至关重要，可惜易遭研究者的忽视。他是毛泽东的耳目，和主要资讯渠
道，并负责根据自己的理解把主席的指示传达给中央。
尽管我们要将事件的具体细节拼接起来困难重重〔３０〕，但有一点很清楚，
政治局作为一个领导整体，面临着必须做出强硬果断决定的严峻挑战。这和１３年
后的天安门事件差不多，处于第一线的领导，对下既要应付广场上风云突变后果难
料的局势，对上又要应付一位其意志和感情都不容忤逆的至高领袖。虽说高层内部
先前存在着矛盾，处理天安门危机时也有不同的主张，但谁都不希望——包括邓小
平在内——任由广场上对毛泽东的有形挑战继续下去。
危机时期，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紧急会议一直开到４月１日深夜。会议集中讨
论了南京的事态，正确地认识到它的意义绝不限于地方，而会影响至全国。出席会
议者只有六人：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和两位官史不愿点名的人物，但肯
定没有张春桥。会议虽由华国锋主持〔３１〕，但出面召集会议并作会议记录者，
却是毛远新。他是否根据主席的授意而召开，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不见他传达主席
指示。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南京事件及其所引发的全国性悼周与攻击
江、张、姚的情况。会议又激烈地讨论一份在南京流传的“周恩来遗嘱”。这是一
份伪造的档，大加张伐江青，大力赞扬邓小平。为此，会议决定向全国发布正式通
报，警告人民不可上当。此外会议还部署了五一劳动节的安排，确定邓小平不得参
予，并向全党基层组织传达毛泽东从去年１０月至今年１月批邓的诸次讲话。２日
凌晨，毛远新起草了这次会议的书面报告，上呈主席。但毛泽东直到３日才表示认
可。主席为何拖延，毛远新为何不亲口汇报，个中蹊跷，迄今是谜。其延迟认可者
，或许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有关。也可能是他需要时间，好仔细斟酌有关五一节中
央领导班子的公开亮相所可能造成的政治影响（详见下文）。〔３２〕
与其他几次稍后召开的政治局紧急会议相比，我们对４月１日会议的了解甚为
有限。南京事件的处理虽说是极左派提出的，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它取得了这次
小型政治局会议出席成员的共识。再说，开会的情况看不出极左派有主导会议之势
。理由是：一者，张春桥没有出席，而王洪文据说也始终未发一言；二者，华国锋
主持会议。试想六天前（３月２６日）召开的批邓扩大会议时，王洪文仍是会议主
持者。如今由华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明权力正转向华国锋。这一转变在４月７日的
危机结束之后才告正式完成。在危机出现之前，中央领导人的排名并不明朗：华国
锋虽跃居国务院代总理，但王洪文在党内的地位仍然高过华国锋，而且有可能仍负
责中央的日常工作。关于安排五一节活动的讨论，则进一步突显了这种暧昧状态：
即与先前按高低排名集体露面的传统做法不同，这次会议却别开生面地将领导人分
成三组，分别在不同的地点露面。这一微妙的变化为何始于４月１日，我们只能揣
测。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多年来王洪文和张春桥负责华东地区，尤其是南京抗议活
动主要对象为张春桥。他们或许考虑到与事件多少有些干系，所以不宜主持解决南
京问题的会议。此亦或可解释何以张春桥索性避嫌不参加。另外一则原因，就是毛
泽东对于党内团结的考虑。这是他自林彪事件以后最为关心的大事之一。正是基于
这一心思，他看中了华国锋，〔３３〕认为华具备维护团结的素质，是激进派和老
干部都能接受的人物。由于缺乏直接的材料，我们不敢断定五一节的安排就是毛的
主意。但考虑到这次会议既由毛远新提议，则我们根据中国政治逻辑的推论，或可
谓虽不中亦不远矣！此外，这次紧急会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下令镇压南京事
件，也没有将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此一决策，若视为一个风向标的话，则意
味着中共当局对于稍后的天安门事件也可能做出类似的处理，即不镇压、也不做反
革命定性。但另一方面，这一克制很可能反而鼓舞了北京市民上街，造成事态的恶
化，转而促成江青等人的铁腕对付，终于导致高压的流血悲剧。〔３４〕
清明节晚上，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天安门前的局势。王洪文在前一天，即４月
３日黎明前，来到了广场，打着手电筒察看花圈和悼诗。四人帮垮台后的报导都说
，王洪文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追查何以反动诗词还未清除。但王洪文去广场的直接
效果却是：３日这天当局始终克制，而且这种克制态度以不同形式一直保持到５日
晚上。在４月４日召开的会议上，又是毛远新作会议记录。如同４月１日一样，也
未见他在会前传达主席的任何指示。会议的首项议程，是听取吴德汇报天安门的局
势。身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吴德，肩负着直接应付局势的责任。历史也将
把他同当日和次日发生的事件永远联系一起。他的政治生涯也必将受此牵连。在会
上，吴德详细汇报了花圈的数量、参加的单位和广场上的群众类型。他不否认广场
上出现了反动情绪，而且又拉扯上邓小平。但他主张对事态做进一步的调查，认为
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关键是用软办法，多做群众的工作。至于花圈则可转移到
八宝山革命公墓。其实，吴德的手下先前已和广场上的“群众代表”达成默契，允
许花圈保留到４月６日。吴德后来说，他的提议得到当时会上所有人的同意。这次
会议虽说有人提到了天安门前的“反革命活动”，但和处理南京事件一样，谁也没
说这是一场“反革命事件”。〔３５〕
不幸的是，大约夜里１０点钟，姚文元接到了广场上的《人民日报》记者写的
一份报告，并在政治局会上传阅。这使得使气氛骤然突变。报告突出了反江情绪，
引起江青的勃然大怒。她要求立刻捉拿冒犯者。其他人——据说包括陈锡联、纪登
奎和陈永贵——也赞成动手。江青还责吴德是老右派，“中邓小平的毒太深”，当
然也就怒斥他打算把问题再搁置两三天的设想。吴德被迫自我批评，然后和北京卫
戍区司令吴忠商量，研究动手抓人的可能性。吴忠认为这么做只会激怒群众，局面
反而更难收拾。吴德向政治局汇报了这个意见，但政治局却坚持逮捕。事已至此，
会议便进一步讨论了预防措施中调动武力的问题。江青主张出动部队。这一主张得
到军队最高领导人陈锡联的支援，但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都反对动用军队，认
为只应当使用员警，特别是以工人民兵为主力。华国锋则同意王洪文等三人的意见
。〔３６〕
另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置花圈。吴德继续坚持他的建议，希望多做两天群
众工作，而江青则气愤地表示，这等于姑息反革命分子。会议进行到了午夜，江青
突然要求在天亮前清除花圈，说清明节已过，没有理由再拖。吴德则拿出薄弱的藉
口想拖，声称没有足够的卡车和工人完成这项任务。会议僵持了一阵，大家一言不
发。最后华国锋只好要求吴德尽力而为，争取当晚解决。许多年后吴德回忆说，如
果华国锋当时支援他，天安门事件也许可以避免。但在当晚吴德别无选择，他必须
执行政治局的决定，对付这场他自己先前所谓的“邓小平蓄谋已久的反革命事件”
。〔３７〕
华国锋和吴德在４月４日会议上的发言，后来都成了遭受批判的口实。以华为
例，他在会上宣称“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
央，煽动群众，很恶毒的。”这显然是他在《人民日报》记者的报告造成会议气氛
急转直下后所做出的反应。如果考虑到当时政治危机的大环境和会议的特殊气氛，
华国锋的这些话其实是情有可原的。毛泽东时代结束后，对天安门事件反思时，这
似乎是批华者唯一能找出的一条罪状。即便在８０年代初华国锋遭受不公正的批判
时，当道对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的表现也说不出有任何实质性的错误。总的来看，我
们不妨说，只要天安门前的事态允许，他就会倾向采取温和的立场。至于吴德，在
天安门问题上，后来受到了更加严厉的批判。的确，他在４月４日的发言要比华国
锋走得更远。回顾起来，他最大的罪过便是直接诋毁邓小平，把广场事端与邓小平
１９７４年以来的作为挂起钩来。这包括指控邓小平从事大量的舆论准备、宣传批
林批孔是批周公，反经验主义是揪总理，（张春桥）要夺总理的权等等。这就引导
了后来政治局所作的决议。可是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在他说了这些批邓的话之后，
江青仍然指责他深受邓小平的毒害。我们只能猜想，鉴于广场上的局势，和高调的
“批邓”运动、尤其是他深知毛泽东对邓的日益不满，吴德觉得必须扯上邓小平。
因此他在会上宣称，天安门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最为严重的逆流”——这一说
法恰恰触动了毛的最大心病，即耽心有人反对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吴德这番
批邓的过头话，再加上翌日发生的事情，最终只能落得一个灾难性的下场。〔３８
〕
关于４月４日的政治局会议，还有一椿不同寻常的情况。根据现有可查的文献
，政治局开会时，不仅没有接到毛泽东的任何指令，而且许多带有严重政治后果的
决定，诸如清除花圈、标语和传单，向广场周围派出大量民兵（主要力量）和公安
员警，以及动用卫戍区部队作为后备力量，都是在没有事先请示主席的情况下做出
的。继４月１日之所为，毛远新在５日拂晓前，又给主席写了政治局会议的书面报
告。其后毛泽东圈阅报告时，清除花圈的行动恐怕已告结束。而且王洪文没准也已
经在早晨５点１０分去了广场，亲自指示联合的治安力量，应付即将来临的一天。
〔３９〕
王洪文亲驾广场一事也值得分析。四人帮垮台后大多材料都说，王洪文和北京
民兵总指挥马小六的关系密切。马小六也因为在４月５日晚的暴力镇压行动中所扮
演的角色，后来遭受到惩罚。这种说法似乎过分夸大了王洪文与马小六的交情，也
夸大了马小六的罪责。马小六在５日晚不过是执行政治局的命令。关于王洪文的广
场之行，我们可以找到完全不同的说法。他在检查清除花圈的工作后，便去了广场
角落上的三联指挥部，下达了当天工作的指示。当看到夜里被抓的人受到虐待时，
他还进行了干预，制止了殴打，指令民兵自我克制，故当天民兵的表现都比较约束
。王洪文在指挥部训斥马小六等人时，还特别提醒他们毛泽东为民兵规定的政治作
用，即“民兵是工人阶级先进的武装力量”。因此在对待群众时，首都民兵必须高
标准地严守此律。〔４０〕
政治局决定立即清除花圈，也是个少有的举动。这可能是共和国史上第一椿未
经主席点头就干的政治性决定。也许可以说，不论清除花圈的后果如何严重，在当
时的政治局看来，似乎并非什么大不了的措施，非得惊动病重的主席不可。或许他
们也认为，移走那些讨厌的花圈，起码也符合主席本人的最低愿望。然而政治局敢
于拍板的能耐，也就到此为止了。下一步关于清理广场的重大决定，则又回到了人
们所熟悉的政治程式，即必须请毛主席定夺。据青野和方雷的记载，鉴于广场上的
情势沸腾，华国锋便委托毛远新请示毛泽东。５日早上毛远新来到了“游泳池”，
与主席讨论了广场上的局势。〔４１〕这里须附带说明：毛泽东由于过去一年来健
康恶化，他掌握资讯的管道大受限制。临此关键时刻，在很大程度上，他只能通过
自去年秋天以来兼任联络员的侄子毛远新，来了解中南海墙外发生的事情，以及政
治局处理危机的情况。对此，高层有人怀疑过毛远新在传达主席指示时夹带个人私
货，却无人敢于追查他传递消息的可靠性。〔４２〕
总之，毛远新在４月５日上午面见主席时，列数了邓小平的罪状，并报告说政
治局对如何平息广场骚乱仍未取得一致意见。〔４３〕对于毛远新的指控，说邓小
平一手策划和挑动了广场上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似乎不大相信。问有什么证据，
并明言邓小平不是纳吉，尽管张春桥说过邓小平造成了一场中国的“匈牙利事件”
。话说回头，政治局的请求批示，才是这次会面的主题。为此，毛泽东批示了三条
：（１）肯定天安门骚乱是一次有组织的“反革命暴乱”；（２）同意政治局使用
必要的武力，但不能开枪，不能调用野战军；（３）鉴于邓小平对这次反革命事件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治局“要让他写检查……总之，他要认错。”这几条批示
虽然给采用武力的程度定了框，也使邓小平不至于立遭整肃，但也明显地允许使用
武力。为明确这一点，毛远新问主席是否同意动武，毛泽东回答：“对，君子动口
也动手。”青野和方雷认为，正是这句话把天安门事件推向了流血之途。毛远新在
当天午后召开的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得到的反应不难想见：到会的全体成员
，包括邓小平在内，一致支持。邓小平显然是被激进派叫来开会的，张春桥指责他
要对广场上的骚乱负责。〔４４〕
可是，政治局在落实主席的批示时，在“动口”还是“动手”的问题上，还是
发生了矛盾。负责过扩充上海民兵的王洪文刚听完主席指示，就主张动员十万民兵
。吴德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北京民兵总指挥的倪志福则反对这个人数，说这可能造
成混乱。理由是北京的民兵不像上海那样优秀。此外，吴德，似乎还有华国锋，仍
然希望在出动民兵前，对群众的劝说工作能够奏效。张春桥支援了这一想法，更建
议使用电台广播，劝说群众撤离广场。江青也接受了这个意见，尽管在会上她指责
吴德害怕群众。她要吴德本人去广场承担这项任务。于是吴德起草了广播稿，经华
国锋审查后，政治局一致通过。广播讲话使用了当时的极左语言，警告反革命破坏
活动，号召捍卫毛主席和党中央，和批判“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
但没有点邓小平的名〔４５〕）。这个广播稿是双刃剑，它既可能促人离开，也可
能加倍众怒。它由吴德录音，从下午六点半开始不停地播放。〔４６〕
此后几个小时里，随着吴德讲话的反复播放，广场上的人群逐渐稀少。政治局
决定进行广播时，还规定了从晚上８时整开始武力清场。吴德和倪志福又前去北京
卫戍区司令部与吴忠磋商。三个负责人都害怕流血，决定尽可能延拖时间，让广场
上的人群减至最少。吴忠随后前往广场一侧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在那里协调清场的
行动。８点刚过，华国锋和陈锡联便打电话询问为什么没有动静，但吴德等三人还
是提出种种理由推迟行动。政治局有些不耐烦了，显然想着毛泽东说的：“动口”
不管用，就得“动手”。最后，大约１０点半左右，华国锋和陈锡联又来了电话，
指示不能再拖了。吴忠还是使出最后一招：命令打开广场所有的灯光，并最后一次
播放吴德讲话，希望能再吓走一批人群。当大多数人离开广场后，晚上１１时，暴
力终于冲进了广场。暴力的场面，大约持续了１０到１５分钟，并且只使用了棍棒
，没有致命的武器，造成的身体伤害也较有限。尽管传言甚多，但没有一个人死亡
，遭到逮捕的人也相对较少（当场只逮捕了３８人）。然而广场上毕竟流了血。这
一当局镇压百姓的绝不光彩的形象，终将成为毛泽东接班人大感头疼的问题，尽管
主事者的初衷是尽力克制。〔４７〕
当然，被此事件抹黑最多者，莫过于吴德。上头说过，吴德所以走上前台镇压
，实因他身在其位，不得不为的尴尬处境。但在事件处理过程中，他大体上一直主
张采取温和的手段。他的确在４月４日——可能还有５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站错
了队，批判过邓小平。然而鉴于当时危机事件的压力、批邓运动的“必要”，以及
他作为首都负责人不可能保持低调的事实，吴德的表现也许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未
必可以宽恕。
在这件事上，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四分之一世纪后所撰其父亲的传记，或者便
反映出邓氏一家对吴德的最新评价。毛毛特意不提吴德在４月４日政治会议上的发
言，而在提及４月５日的广播讲话时，则突出“吴德奉命做广播讲话”一句。这意
味着邓家理解吴德的身不由己。〔４８〕毛毛在书中也似乎有意隐去陈锡联不提，
尽管后者长期是邓小平山头里的重要人物。〔４９〕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主导中国
时，吴德、陈锡联以及其他所谓“新毛派”纷纷垮台。这一垮台的过程甚为复杂，
在此不表。但可说者，它涉及高层内部对于某些人物的错觉，以及摆平权力的考虑
。为此，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吴、陈二人成了牺牲品，但此结果却未必与他们在天
安门危机时期的反邓有关。
如果说吴德迫于形势的压力，只能批邓不能拥邓，极左派则是一直藉着广场事
件压迫邓小平。最要命的例子就是５日傍晚，江青去见主席。当时事态正在向晚间
的暴力发展。根据毛认为邓必要对广场“反革命暴乱”承担责任的结论，她提议把
邓小平开除出党。毛泽东没有立即作答，但后来决定保留邓的党籍，并见之于４月
７日的正式档。这一决定颇出邓小平意料之外，也令他万分感谢。此事一方面表明
了江青对于邓的极端敌视，另一方面也点明毛处理邓时的复杂心态。对毛泽东来说
，天安门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林彪死后整个时期的问题，都关系到捍卫他的文化革
命。如他不久后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冲着我的，总之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
东知道，邓小平无论在政治上或在个人上，对他都是完全忠诚的，就像过去的周恩
来一样。但他也终于断定，邓小平不会在思想上忠实于“文化大革命”。以他之见
，邓小平的问题不在于天安门（要是邓真的组织了广场上的抗议活动，自然必须开
除党籍），而在于他１９７５年执行整顿政策时，背离了“文革”的目标。从这个
角度看，第二天《人民日报》文章所说，“批邓”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
化”，倒是道出了问题的实质。〔５０〕
武力清场后，政治局在４月５日深夜至６日凌晨再度开会，听取了北京市公安
局长刘传新对白天情况的汇报及防止新动乱的准备工作。刘传新汇报说，已准备好
了９个营的卫戍区兵力，但又表示民兵和民警完全有能力应付局势，只要允许使用
棍棒。这又可以看作是吴德领导的市政府有意克制、避免动枪的态度。政治局同意
动员更多的民兵待命，以备不测，但又规定民兵不可草率出动。华国锋明确了会议
的共同认识，谓“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已经发生，但又冷静地补充道，只要大
家沈着冷静，正确观察形势，就不难取得胜利。最后，华国锋提议通告全国，解释
前两天事件的性质，并把通告呈交主席批准。毛远新遂于凌晨３时，就这次会议白
天情况写出了详细的书面报告。６日那天，据说主席在看了毛远新的报告后高兴地
批道：“士气大振，好！好！好！”当天晚上，政治局讨论并通过起草的全国通告
及北京市委的报告。次日上午，毛泽东同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份通告和吴德
讲话，但压下了北京市委的报告。这些事宜处理完毕后，４月７日余下来的工作就
是改组中央领导，确立华国锋的接班地位了。〔５１〕
对于这一危急时期的政治上的驱动与互动，〔５２〕应当如何看待呢？在此我
们必须再度强调，无论是基层百姓还是高高在上的主席，对他们来说，这都是一个
共和国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变与震动。对于某些问题的处理，如邓小平的问题，当权
者本有各自的成见，大约亦有腹案可循，容易取得共识。但面临火爆广场上的千变
万化，他们的反应则必然难得一致，也难以逆料。即以当时付诸行动的高层决定而
论，虽有４日夜至５日晨清除花圈的大败笔，但当局总的倾向还是力求克制。体制
派的文革受益者，如华国锋和吴德，就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克制的政治倾向，尽管华
国锋在移走花圈的问题上屈服，又逼吴德按时出动武力清场，表现出了立场上的不
够坚定。〔５３〕至于政治局里的激进派，虽说他们都一致强调广场事件的反动性
质，并试图藉机除邓。但在如何使用武力问题上，却意见不和。江青大喊出兵，主
张霹雳手段，而张春桥、王洪文与姚文元则主张克制。据权威人士披露，江青和王
洪文在４月５日上午的政治局会上有一段对话，突出地点明了这一分歧：
王洪文：“民兵和部队可以多调点，但一律不能带武器。”
江青：“不带武器，你让我们的民兵和战士拿什么消灭反革命？”
王洪文：“要带武器可以呀！要开枪也可以呀！反正我王某人不担这个罪名。
”〔５４〕
这段对话虽然说的是军队，但它反映了王、张、姚三人在危机期间也一直倾向
于缓和的立场。他们宁愿动用工人民兵，而不愿动用解放军。这或可以部分地归因
于王洪文在发展上海民兵的角色，以及他基于文革经验的认识，深知军队与人民对
着干的危险性。〔５５〕王洪文虽然在５日下午很快就提出动员大量民兵，但当天
早上他也命令民兵保持克制。这天傍晚，局势急剧恶化时，张春桥又提议使用广播
。这多少延缓和并削弱了动用武力镇压的不幸后果。
无论如何，从后毛时期的批判观点视之，造成天安门悲剧的责任在于“当时的
政治局”。然而，正如青野和方雷不言而喻的质疑：“华国锋和政治局又执行了谁
的决定呢？是毛泽东？是‘四人帮’？还是毛远新？这恐怕是一两句话很难说得清
的。”〔５６〕我们或许可以说，江青在政治局里的压力和广场上混乱险峻的情势
，以及毛远新给双方汇报时可能的歪曲，这些都是促成悲剧的因素。但归根揭底，
还是毛泽东的主观和武断，决定了事态的最终结局。亦即由原本可能在清明过后逐
渐淡出的悼周活动，演变成全面开展的悲剧事件。这从短期看，它加剧了人们对于
当局的忿怨。在此后几年中，它更如影随形地困扰着中共的高层政治。
◇ 邓小平的命运和领导班子的调整
４月７日早晨８时，毛远新花了一个多钟头向他伯父汇报前两日的动态后，毛
泽东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其实也是周恩来死后他在１月末所未了结的问题：即处置
邓小平，和明确权力和领导班子。如今天安门事发，问题也就更加刻不容缓了。原
先毛泽东对毛远新指控邓小平组织天安门暴乱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他夸大了广场
群众对邓小平的支持。毛远新说“反革命……公然打出了邓小平的旗帜，狂妄地把
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但现在毛泽东则认为情况不同了，也不再犹豫了。于
是他批示“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之后又加上，“华国锋任总理。”（作者按，不再是代总理）。他指示毛远新找
政治局开会传达，但点明邓小平、朱德、叶剑英、李先念，和苏振华，不得出席。
后来他又决定只把苏振华排除在外，令人不解。但总之，这意味着老革命家们在权
力台上只能靠边站，直到他死后。当天下午，政治局开会时，毛泽东显然又觉得这
一安排还不够明确。所以又送去了一道命令，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
席。这可是一个空前未有的头衔，明白无误地把华国锋摆上了接班人的地位。政治
局当然义不容辞地通过了毛的提议。晚上８时，两个决议通报全国，一是宣布华国
锋担任的新职务，二是宣布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撤销了他党
内外一切职务。“决议”完全用了毛的原话。〔５７〕
一如既往，邓小平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毛泽东的手中。这回，毛也再度给了邓一
线宽容，允许保留党籍。尽管邓的定性已升格为敌我矛盾，只要保留党籍，邓小平
便仍有机会“改过自新”，东山再起。实者，毛的保邓尚不只此。４月７日政治局
开会时，江青和张春桥揪住邓小平问题不放，指控他上了广场指挥暴乱，还说现在
问题暴露了，群众可能揪走邓小平。华国锋大约也想保护邓小平，故意挡开了这一
指控，说这事得问邓小平本人核实，弄清真相。当时不见有人自愿找邓小平查明，
江青便指定汪东兴来办。汪东兴当年曾奉毛令，关照过放逐江西的邓小平。他还真
担心有人会抓邓小平，便私下来到毛泽东住处，先直接向毛请示，汇报了政治局讨
论的情况。显然，毛泽东根本不信邓小平会在广场上活动，反而重提小平为刘冰转
信的事。换言之，在毛本心，邓的问题不在天安门事件，而在于一九七五年秋后所
为。当谈到邓小平可能受冲击的事，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问
汪有无办法。汪东兴乃建议把邓小平转移至其他安全住处，毛泽东完全同意。〔５
８〕
汪东兴马上执行了毛的指示。当然也趁机就江青等指控一事询问了邓小平，邓
小平否认有此一举，说只到广场附近的北京饭店理了一次发。汪东兴回到政治局后
，向大家重复了邓小平的回答，但对转移之事则隐而不说。在后来几次政治局会议
上，江青果然抱怨邓小平“不知跑哪去了”。第二天，４月８日，邓小平给汪东兴
写信（当然是希望毛能看到的信），就保留党籍一事表示感谢，并说他完全拥护华
国锋出任第一副主席和总理。虽说在当时的条件，邓也只能表示拥护，别无他途，
几十年之后，邓小平的女儿则补充说，邓小平当时的拥护华国锋是完全真诚的。毕
竟这是个关系到中国命运与前途的决策。此外，邓的态度也说明了老革命家和体制
派的文革受益者在根本利益上是大体相通的。从这以后，邓小平滞居于北京，几近
乎与世隔绝的状态（按，当时曾谣传邓小平逃亡广州，接受许世友保护〔５９〕）
，直到“四人帮”被捕前，再不能发挥政治影响力了。在这一严密控制下，他的日
常需求和人身安全唯有依赖汪东兴。〔６０〕
在邓小平免除一切职务并被保护起来的同时，华国锋明显跃升为“第一线”的
头号领袖，而不再是先前那种模棱两可的地位。这的确是党内权力重新分配格局中
的根本变化。这一加强华的地位的安排，不仅在名义上确认了华的接班人地位。作
为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也首次在党内体制中，位居于副主席王洪文和常委张春桥之
上。至于他是否开始（甚至先前已经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我们并不完全清
楚。但即便王洪文保留了日常行政权，他也必须从此听命于华。天安门事件随后，
华国锋和王洪文两人联合具名向各地发电，解释中央的政策，并组织庆祝粉碎天安
门动乱的“胜利”。这也是一把两面刀，刀的一面是华王两人之间的合作，另一面
却是党务职责稍嫌不清，容易增加二人间的不信任，尤其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数日。
〔６１〕
华国锋在政府系统中的升迁则比较直截了当。他不再是临时代总理了。这也意
味着张春桥对总理一职原先可能怀有的期望落空了。（但并无迹象显示张春桥表现
出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极度失望。）〔６２〕然则以党政军三头大权而论，华国锋唯
一未能掌握实权的领域就是军队。事实上，尽管身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在四人帮垮
台之前，他并无任何具体的军职或权威能对解放军发号施令。在这方面，华国锋大
概只有依靠“党指挥枪”的原则，和与陈锡联相互支援的个人关系，来指挥军队。
陈锡联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负责人，是保证军队听命于新接班人的关键人物。
〔６３〕最后，到了五月，华国锋还接管了外交事务。这个任务来得稍迟，大约是
他的外交经验薄弱之故。奇怪的是，此前的三个月里，江青却主管过外交部的工作
。〔６４〕
为了提高新接班人的威望，毛泽东还指示要多宣传华国锋。据言华受宠若惊，
不敢接受这种荣耀的吹捧；他试图限制宣传，而姚文元则有意压缩报导。〔６５〕
毛泽东本人对于华国锋则进一步肯定，他在４月３０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
为华写下了几条批示，包括最为著名的“你办事，我放心”。〔６６〕华没有立即
公开这一批示，直到“四人帮”被捕后才公布，藉以加强他在领导层及公众心目中
的合法性。但８０年代初华国锋被迫下台后，人们则说毛泽东这条批语仅仅是就华
处理某一小事而发，无关宏旨。但这一说法似乎歪曲了当时的情况，盖华向毛汇报
者，乃是当时的全国形势及有关全局的大问题——即批邓运动不平衡，“有几省不
太好。”。总之，华国锋如今拥有了组织名分上的巨大权威，又加上毛泽东的极力
呵护。毫无疑问，毛泽东临终前选定的接班人终于确立。〔６７〕
在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毛泽东为什么看中了华国锋。据披露，４月７日，毛
主席在与汪东兴有一段谈话中，道出了他的各种考虑，包括华国锋的资历和激进派
诸人物的弱点，这其实也反映出他在１月间提拔华国锋时的同样思考。〔６８〕毛
泽东认为华国锋的实际经验丰富，不论是工业、农业或财政，又是一级一级锻炼出
来的，先是地委，再是省委，最后至中央。华为人忠厚老实、不蠢、公道、忠于党
、忠于人民。毛重申了自己在１月间的说法：“他不搞阴谋鬼计，不搞宗派主义，
让他当总理我放心。”〔６９〕“人家都说他（理论）水平不高，我就要选这个自
认水平低的。”这话或许是针对高层有人怀疑华的才干而发。（故有一说，谓毛之
选华，无非是个过渡人物、权宜之计。）之后，毛泽东以蔑视的口吻谈到激进派人
物。对当时党内排位仅次于他、先前选为接班人的王洪文，毛嘲笑说：“如果让王
洪文来指挥，那么除了他，其他人都别吃饭了。”这当是有感而“发”，因有调查
反映说，去年夏天王洪文在上海私自挥霍了两万人民币。毛又接着谈到了张春桥，
说他从来不承担（具体）责任，“说得多，做得少”。主席也怀疑姚文元的实际工
作能力。对江青更做了类似的评价：“喜欢整人，让人不好过”，不懂工业，也不
懂农业。相比之下，华国锋就成了最好的人选。
除了这些针对个人素质的评价外，我们猜测，毛泽东大约还有其他方面的顾虑
。小平出事，总理亡故之后，中央领导班子的确立，自然刻不容缓，为此毛泽东很
可能早在１月间就选定了接班人，却故意模棱两可。正如他在林彪事发之后的习惯
做法一样，他需要时间观察，以便最后定夺。从逻辑上说，如果前些日子是华国锋
的试用期，那么，４月７日的决定，便反映了毛对他自２月批邓运动以来及天安门
危机时期的表现感到满意。华国锋虽然也忠实地贯彻了毛的“批邓”运动，但他懂
得掌握运动的尺度与节制，与江青等人的穷追猛打，大异其趣。他在处理天安门事
件上亦体现出这一态度。这些大约是较符合毛意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危机之前和之
后，都试图控制和避免事态不必要地恶化。比如３月２４日，他批准了党中央通知
，把“批邓”运动置于各级党委领导下，（而不搞大串连与战斗队之类的文革做法
。）。４月１３日，他又拒绝了毛远新关于选印天安门反革命诗文的建议。理由是
问题已经解决了，“天下已定”没有必要“画蛇添足”扩大事态。他在４月３０日
写下的，大约也是他生前最后的文字：“你办事，我放心；慢慢来，不要着急。”
也无非是对华国锋稳妥作风的认可与欣赏。〔７０〕
另外，如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华国锋的提升和中共权力格局的变化，则天安门
危机显然是一个最为关键的变数与转机。华国锋作为邓小平１９７５年整顿议程的
主要副手，若非有周恩来的逝世及接踵而来的天安门事件，那么他在不断加剧的“
批邓”运动冲击中，也大有可能给人拉下马来。〔７１〕但如今周死，遗下了总理
的空缺有待填补。当时，华国锋由于具备充分的行政经验，让毛看中了。但毛仍怀
疑华的理论素养，也须继续观察他的表现。接着，天安门事件爆发了。这又必须重
组中央领导班子。况且，通过事件的发生，毛也认识到“四人帮”之不得人心，不
宜授之大印。华国锋遂成为天安门事件的最大赢家。
毛泽东拍板于４月７日的决议，确立了华国锋至高的组织地位和政治地位。那
么，“四人帮”的权力分配又如何呢？从表面上看，“四人帮”在“胜利”地斗倒
邓小平之后，中外论者皆以为“四人帮”的权力与气势大为高涨，他们掌握宣传工
具，大吹天安门事件的官方版本，又继续大搞“批邓”运动。但实际上他们的权力
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在许多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中，他们的声音薄弱。在民间，许
多社会阶层都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更遑论军队的支持了。他们在媒体上打倒“党内
资产阶级”的叫嚣，并未引起大规模的群众呼应。在上层，他们在政治局里也没有
几个同道。试看江青在政治局会上屡屡追问邓小平的下落，却是不了了之。而张春
桥连要求汪东兴写个证实邓小平未上广场的“谈话记录”，都不可得。这些迹象表
明，尽管江青贵为主席夫人，众人不敢招惹，她在处理天安门问题上也施展出僭越
过分的影响力，但实际上，她和她的极左派同伙，充其量只是个少数派，尤其是在
守护神毛泽东过世之后。〔７２〕
造成这一轮权力杠杆倾斜的，自然还是毛泽东。那么毛泽东对江青和“四人帮
”的其他成员，究竟是个什么态度呢？他自１９７４年以来，对江青，便不乏若干
为人所知的批评。毫无疑问，毛泽东对“四人帮”处理实际问题的能耐并不惬意，
乃至怀疑。但也同样无疑的，在毛看来，“四人帮”毕竟是坚持他的文革理想所不
可或缺的主力军；也只有他们才能提供华国锋所欠缺的理论支柱，才能为文革压阵
。然亦有论者以为毛对激进派的期许，远不止此。这包括要把毛远新提拔为政治局
常委，江青任党主席。〔７３〕总之，是在他死后由江青接替实权。这一说法，主
要是根据１９８０年两案审理期间江青本人的证词。江青自称毛主席在临终那年４
月３０日给华国锋的批示中（“你办事，我放心”），原本还有一句，“有事找江
青”。但后来这句却给压下了。〔７４〕 对此，我们只能猜测地说，就算毛泽东
曾经奉劝华国锋“有事找江青”，也未必意味着让江青接班。估毛本意，无非是叮
嘱华国锋坚守“文化大革命”的理想与价值。总之，在此之前的４月７日，由于天
安门事件的变数，毛泽东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高层权力的组合。从此中国的高层政
治，开始朝着不利于江青一伙的航向飘摇前进。
◇ 结论
对天安门事件的上述分析表明，我们不但要修正对这场危机本身的认识，也需
要改变对毛泽东时代尾声的中共高层政治的传统看法。首先是，这段时期仍处于整
个“文革十年”以分化为主导的政治斗争之中，对清明节的活动也有紧张不安的预
期。危机时刻，广场上事态变化的戏剧性又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做出的反应必然
是随机应变，乃至于临时起意。我们很难说天安门危机是出于“四人帮”明确的反
周战略所造成的结果。虽说“四人帮”急于批邓，把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视为转移斗
争大方向的阴谋，这当然是促成危机的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对已
故总理的不满和他对追悼活动的压制，决定了天安门事件的大气候。随着危机在民
众层上开展，领导层不得不仓促应变。一者因须为此局面向毛交待，二者又因群众
的言论已向毛泽东所宠爱的政治局成员和他的思想路线发起了挑战，在４月４日还
甚至对他本人发起了挑战。政治局在此应变过程中，尽管不免章法反复，意见分歧
，但其主流倾向大体是保持克制。只有江青一人比较一贯地主张铁腕手段。
在此境遇中，激进主义者与体制派的文革受益者之间，并不存在牢固的同盟关
系，尽管这两个团体，甚至靠边站的老革命家，都不会容忍对毛泽东或共产党领导
的任何挑战。〔７５〕毛泽东的批邓及除邓，对体制派的文革受益者而言，的确造
成了一种尴尬暧昧的局面。他们也只得跟着批邓反邓。但多年来共事的经历表明了
他们与老革命家之间，其实才有真正共同的利益。这可见之于以下诸端：一是政策
执行上的表现。特别是华国锋、纪登奎等人，他们大力执行邓小平１９７５年的整
顿措施。二是他们与老革命家都强调组织纪律和社会秩序，反对文化大革命式的无
政府主义。三是他们看重革命资历和党内辈分。对于老革命，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
敬重。〔７６〕１９７６年２月之后，邓已下台，在台上的只有华和江青的两拨人
马（犹如毛先前所说的：“政治局就这么多人”），面临政治危机，体制派与激进
派不得不达成充满张力的临时妥协。然一旦毛泽东寿终正寝，这一妥协也就必然跟
着寿终正寝了。〔７７〕
通过天安门危机事件和研究，乃至于从林彪事件之后整个高层政治的动态来看
，“四人帮”这个概念或提法，显然难以成立。王、张、江、姚四人，原本只是中
共体制中的边缘人物，但由于毛泽东出人意料的提拔，先后攀上了权力的高峰，进
入了政治局。四人之间，在核心的共同利益与激进的意识形态方面，诚然有其相通
之处。然而，有关他们之间的相互憎恶、从未间断的猜疑，和各种鸡毛蒜皮的摩擦
，也存在着大量的证据。甚至在毛泽东西归的当月，他们失去了共同的守护神之后
，还能见到这类现象。论者都说四人合谋串通，意图夺权抢班。但其实他们根本没
有进行，也没有弄出一套协同合作、周密无间的政治行动方案。试看在天安门危机
期间，江青为一头、王、张、姚为一头，单在如何动武对付广场群众的问题上，他
们之间就没能说到一块去。此外，虽然“四人帮”在今日已成了人们的日常用语，
但在整个危机期间——先是周恩来去世后对极左派的零星抨击，然后是南京和天安
门事件，直到４月５日镇压后的数天和数周内——群众的控诉显然只针对“三人帮
”（即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而不及王洪文。“四人帮”这一概念，原本不过
是毛泽东在两个场合大约是随兴所抛的提法，后来竟成了圣谕，其目的不外是让１
９７６年１０月的宫廷政变合法化（按，毛泽东另有随口说的“五人帮”的提法，
包括了纪登奎）。可是实际上，无论是被召集到北京开会的中央机关、各省市和各
大军区的主要领导人，还是上海当地的极左派，对此前的这一提法都毫不知情。即
便在９月份部分政治局成员商量如何处理极左派时，纪登奎还主张有必要对王、江
、张、姚四人加以区别对待。此外，在逮捕四人之后，上海的地方领导人虽然同意
江青和王洪文有罪，却一直认为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问题，充其量不过是类似邓小平
那种发展为对抗性矛盾的问题。〔７８〕
最后当说一点。尽管病魔缠身，毛泽东处理政务的能力大打折扣，但却无妨于
他对大局的掌握。正如毛泽东晚年的整个时期一样，天安门危机的处理仍然是由他
最终拍板定夺的。这一掌控，不见得非由他本人直接出面不可，政治局自会揣摩他
的心思，实现他的意态。诸如４月４日搬走花圈这一关键性的决定。因为他们本能
地感到需要保护主席的威望。而毛泽东本人在４月５日批准使用武力，则是一个更
为关键的决定。尽管这一决定禁用致命杀伤武器，它还是削弱了避免流血的努力。
完全可以这么说，毛泽东的“路线”在整个危机期间是至高无上的，也是不可违抗
的。坚持这一路线，乃是任何政治局成员的第二天性。其实，自文革以来，及至毛
的晚年，在不同的政治阶段里，无论是极端的文革岁月，还是１９７２年与１９７
５年的温和政策，听毛主席的话、走毛主席的路线，正是中共高层政治的根本特征
。
注释：
１．按本文原为与Fred teiwes合撰的英文稿，现由本作者修改后中译而成。
２．“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６日），
引自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引文中关于“不用坦克与机枪”之说，乃本文作者所加，因为在危机处理过程
中，政治局曾讨论是否出动军队的问题，但遭到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强烈反
对，毛也否决了动用野战军之议。
３．最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对周恩来不满，乃至屡屡批周。相形之下，毛则偏爱
邓小平。对于主席这一厚此薄彼的态度，周邓二人当然心知肚明，这也使得他们二
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复杂。毛既有此不同的赏识与期许，周邓在政治上的举止应
对，也必然有所不同。不过他们的思想观点却大体相近。
４．罗杰？加赛德：《复苏：毛后的中国》，纽约：１９８１年），第７—１３页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夏威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４
８４—４８５页；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４４１页。
５．当时国内报章对于周总理含沙射影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上海，而刻意要突出反
周报导的学者，也最多只能举出６篇文章而已。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
年史》第５８１页；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第６０５页。
６．然而，群众的情绪是复杂的。当时旅居北京的外国人士大卫·兹韦格在“北大
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与邓小平的下台”（《中国季刊》，１９７８年第７３期，第
１４６页）一文中，说及学生们反对周荣鑫列名于总理的治丧委员会。这说明周荣
鑫尽管一向被视为周总理的心腹，学生们依然接受了“四人帮”对他右倾的指控。
换言之，学生是根据当时官方的口径来维护周总理。不过，他们维护的只是周的身
后声名，并不敢触及实质性的政策问题。当然，也有人藉机发泄他们对文化大革命
的不满。
７．从２月开始，反对政治局中极左派的大字报和群众来信越来越多，矛头所向主
要是张春桥，不是王洪文。参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４５
９页；李耐因：“从姚文元的札记看四人帮覆灭前的罪恶心态”，《炎黄春秋》，
１９９７年第９期，第３６、３７页。
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册（１９６９年１月—１９７６年７月），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２９页。
９．虽然一些权威学者记载：华在担任代总理后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如马齐彬，
见其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４０周年：１９４９—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修订
本，中央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９６页），但在关于新领导人任命的中央
一号档中，未见有此安排。
１０．有关这些事件的述，参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４８９—
４９２页；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３卷下册“内乱与抗争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第１３４９—１３５０页。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上卷：天安门
事件》，渖阳：春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２４—１２５、１２８—１３４页
；加赛德：《复苏》第１１０—１１４页。
１１．在邓小平复出一事上，毛起了决定性作用，即以邓代周。尽管毛去世后，人
们极力把周和邓描述成兄弟关系，其实他们的关系未必密切。
１２．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第５９５—５９６页、６４９—６
５１页，只报导了郑州、无锡、杭州、合肥和天津等地，出现拥护邓的标语或播放
邓在总理追悼会上的悼词。陈东林、杜蒲主编的《实录》第３卷第１３５４—１３
５５页、１３５８页中，则还提到杭州和西安。青野、方雷在《邓小平在１９７６
年》第１３７页、１４３—１４４页中，更独家报导南京事件中群众明显拥邓的活
动。但在北京，加赛德根据亲身的见闻，（见其《复苏》一书第１３６页），则说
天安门广场上并未出现任何拥邓之举。不过，乔治？布莱克与罗宾 ？孟罗二人合
着《北京的黑手：中国民主运动家群传》，纽约：１９９３年，第２４页，根据现
场抗议者提供的资讯，则说：“有一批人公开支持邓小平”。陈东林、杜蒲主编的
《实录》第１３５８—１３５９页，也提到４月４日，广场上播放邓致的悼词，并
有人散发赞扬邓小平的传单。然而，也许最能说明邓小平当时刻意低姿态的，还是
吴德４月４日在政治局会上的汇报。汇报里泛泛说及有人破坏了批邓大方向，甚至
说到群众所为“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但却提不出
广场上有任何拥邓的活动。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风雨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
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０７—２０８页。
１３．“汪东兴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８日），载《中
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汪的讲话特别提到了天安门事件。参见高皋、严家其：《文
化大革命十年史》第４８９页。
１４．参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４８９页；麦克法夸尔：“毛
的继承人与毛时代的结束１９６９—１９８２”，见其所编《中国政治》（第二版
）：《毛时代与邓时代》，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９９—３０
１页；加赛德：《复苏》第１０９页。
１５．见《明报》月刊，１９９６年６月号第３９页。
１６．毛泽东在１９７４年下半年提出的三项指示是：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
去，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政时则把这三项指示奉为“今后
工作的总纲”。毛初时接受了邓的说法，但到了１９７５年秋则批评三项为纲之说
，认为只能以阶级斗争为纲。
１７．见陈东林、杜蒲：《实录》第３卷，第１３５４—１３５５页。马天水所以
要对《文汇报》的文章负责，因为他是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人，他曾指示包括具体
承担起草工作在内的中层干部，要站在阶级斗争的最前线。见苏东海主编：《中华
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下卷，第１５７０页。
１８．“张玉凤揭毛晚年秘密材料”，见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２日互联网：ｗｗｗ．
ｓｅｃｒｅｔ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１９．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６０１—６０４页。
２０．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４９２－４９５页；加赛德，《复
苏》，第１１５页，第１２３页，第１２８－１２９页；《吴德口述》第２０５页
；陈东林、杜蒲：《实录》第３卷下册第１３４８，１３５６，１３５８页。
２１．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４９５页；《吴德口述》第２０６
－２０７页；加赛德，《复苏》，第１１７页；陈东林、杜蒲：《实录》第３卷下
册第１３５８－１３６０页；毛毛：《“文革”岁月》第４６６，４６９页；同注
１２。
２２．《吴德口述》第２０７页；加赛德，《复苏》，第１２６－１２８页；纪希
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原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第２卷，北京：人民日
报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７４５页；“汪东兴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２３．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４９５－５００页；《吴德口述》
第２１６页；加赛德，《复活》，第１２８－１３２，１３４－１３５页；毛毛：
《“文革”岁月》第４７３页；陈东林、杜蒲：《实录》第３卷下册第１３６３－
１３６４页；许多文章指出暴力行动始于晚上９点３５分到９点４５分，但是根据
吴德之说，则动手时间要更晚上一个多钟头。
２４．加赛德，《复活》，第１２３，１２５，１２６页；Black and munro
布莱克和孟罗，black hands《黑手》，第２３页，认为主要抗议者是普通市
民，特别是工人，而大学生则“几乎看不见”。
２５．“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吴德口述》第２０７页
。
２６．毛毛：《“文革”岁月》第４６７－４６８，４７４－４７７页；关于邓小
平４月３日微服至广场的传闻，见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
第１６３－１６９页。
２７．Richard baum里查·鲍姆，burying mao: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埋葬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政治》（Ｐｒｉｎｃ
ｅｔｏｎ：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第３３页；引文特指４月４
日政治局会议，但也可以用于概括整个危机时期。见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麦克
法夸尔，“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接班》，第３０３页。
２８．我们的结论主要根据《吴德口述》第２０６，２１２，２１７页。４月１７
日毛泽东召集所有（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却不通知朱德、叶剑英、李先念和候
补政治局委员苏振华。后来，毛泽东修改了指令，故唯苏振华没有到会。
２９．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说，“重大布置都是副主席定
的”。所谓副主席，当指王洪文，他是当时除叶剑英和邓小平之外的唯一副主席。
但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令，已“生病”不再视事。姚文元讲的显然不是华国锋
，因为他紧接着谈到华，称之为第一副主席。至于王洪文任全国民兵总指挥一事，
正式的组织系统从未确认，但他后来却被指控热衷于这个职务。由此可知，若无毛
泽东的同意，他绝不可能出任此职。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北京民兵副总指挥马小
六在汇报广场事态时，以此头衔称呼王洪文（见下文）。
３０．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根据所见证据的可信度、上下文的语言分析，和当时
的政治逻辑，来做推断。以青野、方雷的《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一书为例，某些
内容简直难以置信，如报导邓小平于４月３日微服私访广场一事。但本文还是采纳
了其中我们认为可信的材料，如该书所披露的毛远新笔记的档案。
３１．见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１４４页，我们推测，
这两个“不便公开”的人物，当是陈锡联和纪登奎。
３２．陈东林、杜蒲：《实录》第３卷下册第１３５３，１３５５－１３５６页；
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１４４－１４６页；高皋、严家
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４９１页。
３３．《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
０３年，第１７５６页。
３４．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１２３，１２５，１４４
－１４６，２０７页；注９。
３５．《吴德口述》第２０６，２０８－２０９页；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
７６年》第１卷，第７０－７２，１７８－１７９，２２７页；陈东林、杜蒲：《
实录》第３卷下册第１３６０页。与“反革命活动”相比，若把抗议活动定性为“
反革命事件”，显然是指事态严重性的升级，意味着必须采取更强硬的措施。４月
１日政治局处理南京事件时，尚未称之为反革命事件。至于王洪文把杭州的问题说
成“反革命事件”，则是从４月７日才开始的，显然是在天安门事件已经定性之后
。杭州问题可谓是这一时期中的第三椿严重的抗议事件。
３６．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１６０，１７２－１７７
页；《吴德口述》第２０９页；毛毛：《“文革”岁月》第４７１页。
３７．《吴德口述》第２０９－２１１页。
３８．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１７８，１８０页；《吴
德口述》第２０８页；陈东林、杜蒲：《实录》第３卷下册第１３６０页。
３９．陈东林、杜蒲：《实录》第３卷下册第１３６１－１３６３页；《吴德口述
》第２０６－２１１页；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１８０
－１８３页。《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７７５－１７７６页）。主席秘书张玉凤后来作证说，“（
主席）病重，动不了，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根
据此说，似乎毛泽东在天安门问题上了无责任，既然他当时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但
在我们看来，主席固然病重，却无妨他在处理天安门危机时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４０．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１８４－１８７页。
４１．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１９７－１９８页。
４２．实际上在这些关键的几天里，华国锋也见不着毛泽东。１９７８年邓小平证
实了这一点，见加赛德，《复活》，第 ２０７页。按照张玉凤１９８０年的证词
，江青在这几天里倒是见过毛泽东一次，可是江青和毛远新都禁止主席身边的工作
人员离开中南海，见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２１９－２
２０页。兼任御林军总管和政治局委员的汪东兴当然可以见毛。除了依赖这数人外
，毛泽东的另一资讯来源，就是姚文元编的《人民日报》内参。但据说“内参”亦
有欺君之嫌。见余焕春：“人民日报与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载《百年潮》１
９９８年第２期第４４页。
４３．分歧主要集中在使用武力的程度上。江青要求使用机枪，但是华国锋，特别
是王洪文和张春桥反对如此。见下述。
４４．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２１５－２１９，２２３
－２２４页；《吴德口述》第２１２页。
４５．吴德的讲话稿是在剥夺邓小平职务的决定下达之后公开发表的（４月８日）
，也是这时才公开点了邓的名字，见《吴德口述》第２１４页；陈东林、杜蒲：《
实录》第３卷下册第１３６４页。
４６．《吴德口述》第２１２－２１４页；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
第１卷，第２２５－２２６，２２７页；李耐因，“姚文元的札记”第３８页。
４７．《吴德口述》第２１４－２１６页；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
第１卷，第２２７－２２８页；注２１。关于广场上的暴力程度，毛死后，彭真在
审理两案时的复查中，肯定了吴德所说天安门没有死人的说法（第２９页），马齐
彬的《执政四十年》（第４００页）则报导说只有３８人被捕，此前三天另有３９
人被捕。总计，包括事变之后追查的人在内，共３８８人被捕。其中绝大多数在“
四人帮”倒台后不久便释放了。关于４月５日死人和捕人的数字更多的说法，见加
赛德，《复活》，第１３２－１３３页注；鲍姆：《埋葬毛泽东》第４０２－４０
３页注３０。
４８．毛毛：《“文革”岁月》第４７２页。
４９．陈锡联在危机期间的表现，不是一言可了。４日那天，他先是支持吴德暂缓
移走花圈的建议，但后来却又支持江青立即清除花圈的意见。在是否动用部队镇压
的问题上，他身为军人，唯当从命，但又似乎稍嫌过于积极，回应了江青派军的要
求。５日晚上他在期限过后，也向吴德等人施压，要他们立即出动。见青野和方雷
：《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１７２、１７５、１７７页。
５０．《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第１７７６－１７７７页；毛毛
：《“文革”岁月》第４８２－４８４页；“张玉凤揭毛晚年秘密材料”；陈东林
、杜蒲：《实录》第３卷下册第１３６７页。关于江青见主席，比较准确的时间（
即４月５日傍晚），是我们根据张玉凤的证词（见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
６年》第１卷，第２２０页），分析其语境，和对照当时广场上的状况而推断出来
的。张本人的记忆大约有误（张谓江青于“４月５日上午八点左右”见毛）。而其
他各种材料所说的时间，不是不可信，就是不可能。
５１．陈东林、杜蒲：《实录》第３卷下册第１３６４－１３６７页；青野、方雷
：《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２２８－２３３页；毛毛：《“文革”岁月
》第４７３页。根据“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一文，毛泽东
批示“士气大振”前，正在看着民兵最后清场的记录片。
５２．译者按：此处英文原话为 “Political dynamics"(政治动力学）。
５３．关于其他文革受益者，如指陈锡联，可见前注。此外尚有纪登奎，但青野、
方雷在《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一书中则甚少提及。唯有一处说到，４月５日那天
会上，纪登奎曾严厉指责邓小平“犯罪”的活动。
５４．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１９７页。
５５．关于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反对动用军队和致命武器镇压的说法，可见青
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１３２，１６０，１７７，１８７
页。据言，１９７４年，张春桥回顾了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革命风暴”，说如果
军队负责社会治安，“总有一天群众会不高兴”。《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１９
８０）第三部分第１７卷第５９页。我们感谢Elizabeth perry(伊莉莎白·佩
里）提供了这个资料。佩里即将出版的：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worker
militias,citizenship and state-building in modern china《巡视革命：
工人民兵，社会公民和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详细论述了上海民兵的经验。
５６．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２２８页。
５７．毛毛：《“文革”岁月》第４７３－４７４，４７８页；青野、方雷：《邓
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２３２－２３４页；陈东林、杜蒲：《实录》第３
卷下册第１３６８页。关于毛不许苏振华与会，吴德和汪东兴当时不能理解，我们
迄今也难理解。虽说有人认为苏振华抵制“文革”，但他和毛的关系远久，长征路
上曾负责毛的安全，又是林彪事件后第一批官复原职的老革命，而且晋升（政治局
候补委员）比谁都快。毛泽东还把整治与扩充海军的大权交给他，１９７５年也高
度评价了他的工作。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卷第２９０、４３４页。或
许毛泽东的这一安排未必意味着否定苏振华，而是这时另有军情任务在身，不便与
会。
至于老革命家五一节露面以示党内团结的安排，并不说明他们在天安门事件后掌握
了正式权力。７６年五一节领导人露面的排位，大体与上年国庆日雷同。不同的是
缺了邓小平，华国锋如今排名第一，而王洪文也重新露面，排名第二，此因１９７
５年国庆日时他被外放上海。陈锡联去年也缺席，因赴新疆之故。
５８．毛毛：《“文革”岁月》第４７４－４７５页。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刘冰通过
邓小平转的信，本在揭露清华大学领导人迟群与谢静宜。但是毛泽东则认为这是矛
头对着他，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详见刘冰《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
命”忆实》（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５９．这一谣传，曾被西方学者误以为真，包括本文作者之一的Frederick c.
Teiwes泰伟斯，见其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and
conflict in china:from a charismatic mao to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领导层、合法性和中国政坛的冲突：从救星毛泽东至其接班人》一书
（Ａｒｍｏｎｋ：Ｍ．Ｅ．Ｓｈａｒｐｅ，１９８４），ｐ．７５；及鲍姆，《
埋葬毛泽东》，ｐ．３６。
６０．毛毛：《“文革”岁月》第４７５页。除了谣传所谓邓小平在保护之下去了
南方之外，还有些着作说邓小平在主席逝世前后依然视事。我们认为这类说法没有
根据。
６１．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２３７页。天安门危机前
，究竟是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点似乎谁也闹不清楚。见上述，注９。４月７日
之前，除了王洪文之外，至少还有８位政治局委员排名在华国锋之上。
６２．２月３日，华国锋出任代总理时，张春桥在日记中写到：“得志倡狂的人来
得快，垮得也快”。党史界都把这段话解释为张春桥不满华国锋的明证。（见高皋
、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４８６页）然而细读张春桥的全话，可知他在
此处指的是邓小平的倒台，与华无关。他所说“爆竹声中一岁除……总把新桃换旧
符”，当是庆祝批邓的“胜利”。此外，另有材料证明，张春桥本有意辅佐新上任
的华国锋。见“华国锋叶剑英等接见上海马天水等人的讲话”（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１２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６３．年初毛指令陈锡联取代叶剑英主军之后，陈或许仍对叶表示尊重。但叶剑英
在毛死之前显然不再掌握人民解放军。此外，细察逮捕“四人帮”这段历史，亦表
明尽管叶的“军师”作用甚大，陈锡联仍然是军队指挥系统中的关键人物。亦见下
注。
６４．关于外交的安排，一向复杂。如华国锋初代理总理时，邓小平“仍管外事”
，但实际上已难起作用。不久，毛泽东便指示外交部长乔冠华及夫人章含之，向江
青汇报外交工作。但江青所抓的，大约是外交部内部的斗争与批邓反右倾运动，未
必与总体的外交政策有关。见毛毛：《“文革”岁月》第４４９页。
６５．“华国锋接见山东湖北和南京部队等领导同志的讲话”（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７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汪东兴宣传工作讲话”；《人民日报》１
９７７年１０月３日。
６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卷第５３８页。毛泽东此时的批示，还有“
慢慢来，不要着急”，“按过去的方针办”。这些显然也都是支持和鼓励华的意思
。但根据《吴德口述》之说（第２１７页），毛远新曾在４月７日向政治局传达过
主席关于“你办事，我放心”的批示。
６７．见“华国锋接见领导同志的讲话”（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７日）；鲍姆，《埋
葬毛泽东》第３８页；Andres onate欧纳特，“hua kuo-feng and the
arrest of the ‘gang of four’”《华国锋和逮捕“四人帮”》，the
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ｎｏ．７５ （１９７８），第５５０页；陈东
林、杜蒲，《实录》第１３７４页；耿飙，《耿飙回忆录（１９４９－１９９２）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８８页。关于华给毛的报告主要涉
及批邓一事，见欧纳特根据一位元广东干部所提供的档。耿飙证实了华与毛的谈话
与各省的形势有关，但未明指是批邓运动。
６８．关于毛泽东谈华国锋的情况，可参考毛死后汪东兴在华国锋讲话时的插话。
见“华国锋接见领导同志的讲话”（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７日）。当然，汪东兴出于
讨厌江青和维护华国锋的考虑，也有可能曲解毛意。
６９．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４６页。
７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卷第５２７－５２８，５２９，５３３－５
３４页。
７１．例如，华国锋和其他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在１９７６年１月间，便
遭受到了极左派的批判与攻击。他们都是在１９７５年协助邓小平贯彻整顿政策的
主要副手。
７２．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５０９页；毛毛：《“文革”岁月
》第４７７，４７９－４８１页；加赛德，《复苏》，第１３７页。
７３．见“张玉凤揭毛晚年秘密材料”。
７４．John gardner加德尔，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succession to
mao《中国政治与毛泽东的接班问题》 （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８２），第１１２－１３页；辛子陵：《林彪正传》（香港，利文出版社，２
００２年）第６１６－１７页。辛子陵在书中声称发现了可信的材料，谓毛泽东曾
在１９７６年６月建议江青主持党的工作。引文如下：（毛泽东说）“江青今后怎
样安排？我看还是抓党务。抓党务的要硬，不能含糊、左右摇摆的。这一点江青有
资本，能管理好。但她和不少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不和，要改。”欧纳特在《华
国锋与逮捕“四人帮”》一文中（载 The 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
ｎｏ．７５ （１９７８），第５４７－４８页），也披露了这一可疑的指示，即
毛泽东指示政治局要“帮助江青扛红旗”。
７５．当然，这并不是说，靠边站的老革命没有怨言。王震对邓小平的免职便感到
特别气愤。见《王震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下卷第１６７－
１６９页。
７６．且举一个看重资历的实例。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恩来逝世后，华国锋、纪登奎
和陈锡联联名向毛提议李先念任新总理，显然是李的资历最深之故。见陈东林、杜
蒲：《实录》第３卷下册第１３２１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偏爱张春桥的上海地
方激进派马天水，也支持李先念任总理。见“马天水的补充揭发交待”（１９７６
年１１月２１日），载《文化大革命资料库》。７７．毛泽东尸骨未寒之际，华国
锋便急切对激进派动手。这表明了两派之间根本利益的冲突。一般习惯的说法都认
为，是叶剑英促使了华国锋采取行动。我们则认为，解决“四人帮”问题，最主动
的，却是华国锋。他在主席逝世不到４８小时之内便决意对付四人帮。参见程振声
“一则重要考订——有关华国锋、李先念，叶剑英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两个
关键时间”，载《党的文献》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７３－７５页。
７８．见吴德：“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载《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５期第５６－５７页；“马天水的揭发交待”（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５日），载
《文化大革命资料库》。上海的领导人认为王洪文有罪，主要是涉及王的生活作风
，如１９７５年下半年他在上海逗留时挥霍国家财产，未必是指他政治上的错误。
原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２００７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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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0 04: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