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红卫兵运动对我的冲击

bluesky

〔本文为徐景贤《最后回忆》第三章〕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又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上海也跟着乱起来了。六月
十日，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代表市委宣布公开点名批判八名党内外的“资产
阶级学术权威”，接着，各单位一批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纷纷挨整、遭受批斗，社会上的抄
家、打砸抢成风。

　　张春桥、姚文元去了北京，临走前，张春桥把上海市委写作班交给市委书记处候补书
记杨西光领导。可是，因为复旦大学运动的兴起，杨西光分管教育卫生系统，忙于处理复
旦大学的事务，就顾不得我们这边的工作了。我记得，这段时期他也曾和我一起到《解放
日报》、《文汇报》去为几篇重点文章定稿，但总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我感到他的日子
比较难过。

◇　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

　　我们写作班随后写的一些大批判文章，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了，大家都把注意力转移
到政治斗争方面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北京
红卫兵就开始南下串连。陆续到达上海的有大学红卫兵，也有中学红卫兵，都是自发的，
没有严密的组织。他们到上海后散住在各个学校，并到市委上访，要求了解上海市的运动
情况。市委成立了专门的接待站，也指定写作班派人参与接待，我就同意把从华东师大选
来的写作班文学组成员王绍玺，调去担任红卫兵接待站政宣组的组长。我自己也常以市委
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到接待站去接待北京红卫兵。

　　当时，上海市委对外接待的基本口径是：上海市委不同于北京市委，上海市委是紧跟
毛主席、党中央的，因而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正确的。北京红卫兵到上海来煽风点火，市
委就布置我们以这样的口径对外接待、宣传。我以写作班笔名“丁学雷”的名义接待北京
红卫兵的时候，总是强调上海市委领导了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北京市委
有本质的不同。上海市委也乐意利用写作班作为应付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群众的挡箭牌。市
委办公厅还要我安排写作班的成员到延安西路三十三号市委机关大门口去值班，历史组的
人值上午班，文学组的人值下午班，有的人还要值通宵班，挡住来势汹涌的红卫兵。

　　可是，这样的局面维持不了多久，市委大门口就越来越乱。北京红卫兵传来了毛泽东
亲自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他们主张对上海市委也要“炮打”。他们说：是资产
阶级司令部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以后自然会有结果。可是上海市委组织了大批
工人和农民到市委延安西路大门口，和北京红卫兵展开大辩论，上海一方的观点是：毛主
席指出要“炮打”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现在的上海市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不应该
“炮打”。双方各执一词，争论非常激烈。

　　我们守在市委大门口，和上海工人持同样的观点。北京红卫兵到上海的学校等基层单
位串连，认为上海的运动是捂盖子，和前一阶段的北京情况相仿，因此强烈要求上海市的
领导人接见表态。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市委书记处的
几个书记到场，和三千多名北京红卫兵见面。曹荻秋的讲话刚刚结束，北京红卫兵就冲上
台，指责市委把上海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见面会变成了声讨会。八月三十一日，北京红
卫兵的代表来到延安西路市委大门口，要求市委单独接见，履行昨天大会上的承诺，双方
发生了冲突和争执。北京红卫兵越聚越多，坚持了好几天，就发生了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
市委的“九?四事件”。

　　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发生的这一事件，有一位直接指挥这次活动的当事人，在二
零零五年八月当面找到我，向我详述了事件经过。他姓孙，当时是来沪的北京航空学院红
旗战斗队（简称“北航红旗”）这一组织的红卫兵。为了力求保存事实的真相，我把他的
口述内容记录如下：

　　一九六六年，我在北京航空学院读四年级。毛主席“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以后，我以
“北航红旗”红卫兵的身份，到上海串连。我们感到上海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几个人一
商量，决定到延安西路三十三号上海市委，要求面见当时主持工作的市委书记、市长曹荻
秋。可曹荻秋就是不见，我们就在市委大门口静坐。
　　从九月一日到三日，市委门口北京的红卫兵越来越多，有大学的，有中学的，都来声
援我们。市委调来了许多工人队伍、农民队伍，把我们包围起来。有的老工人、老农民还
哭着劝说我们，说解放以后亏得共产党，才使他们翻身得解放，要求我们把队伍撤走，不
要为难上海市委。到后来调来的工人队伍越来越多，有几千人，把我们层层包围起来，和
我们辩论，指责我们“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还发现背后还有市总工会的领导和区
委书记等到现场指挥。他们把我们当作“洪水猛兽”，不让我们吃饭，甚至不让我们大、
小便。我们晚上睡在马路上，躺在大雨里，坚持不散。
　　在形势最严重的时候，我设法挤出包围圈，这天晚上，我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以及北
京的中学红卫兵彭小蒙三个人在南京西路静安寺的一个转角上碰头，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贺鹏飞说他要乘飞机回北京去，找中央文革向江青阿姨汇报上海市委的情况，只是我们几
个人身边都没有钱，没法买机票。贺鹏飞就说附近有一个有钱的资本家，去抄他们的家，
抄到了钱买飞机票赶回北京去。我们就分手了，不知道他后来是不是去抄了家，怎样回了
北京的。
　　我返回到上海市委大门口，北京来的中学红卫兵越来越激动，他们主张冲进去，我不
主张冲。市委的值班人员看到我是领头的，就把我请进市委机关办公室，拿出很多面包请
我吃。我坚持要求曹荻秋接见，遭到拒绝。我回到马路上告诉大家上海市委的态度，这时
已经是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了，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们按捺不住，就集体往市委机关里冲。
机关工作人员拼命阻挡，当场发生了冲突。北京红卫兵们挥舞着皮带冲了进去，有的还一
直冲到办公大楼的楼顶上，树起了旗帜。这件事震动了全上海，这就是所谓冲击上海市委
的“九?四事件”。

◇　红卫兵打、砸、抢和“漕溪北路事件”

　　上海市委在这段时期不断向中央发电报，指责北京红卫兵太无组织，搞乱上海，冲击
市委，要求中央采取措施。市委还组织老工人、老劳模象杨富珍等人联名向中央发电报，
因病一直处在幕后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又直接多次向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反映北京
红卫兵来沪的情况。接着，上海市委就张贴出了大字报，说周总理在电话中表态：“上海
市委是革命的、正确的。”于是，又一次引起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群众的激烈争论。

　　关于周总理的电话真假，我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到北京参加中共“九大”时，在预备会
议上见到周总理，曾经当面询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周总理回答：“我是说过上海市委是革
命的，因为当时它毕竟领导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嘛，但我决没有说过上海市委是正确
的，因为谁都犯过错误，连我都犯过错误。怎么能说自己是正确的就不能接受群众的批评
呢？”

　　结果，“周总理的电话”仍阻挡不了来势汹涌的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的党政机关。在
上海市委的一再要求下，中央发了一个通知，决定一方面组织各地红卫兵上北京，接受毛
泽东的接见和检阅，另一方面决定有组织地安排北京红卫兵去外地串连。于是，就在九月
十日由国务院组织第二批红卫兵来上海，人数达几万人，其中很多是干部子弟。国务院副
总理谭震林扬言：“这批红卫兵是来保上海市委的！”

　　这批红卫兵统称“南下兵团”，分成十几个中队。上海市委对他们的到达非常重视，
专门派车队迎接，由摩托车开道，一路十分威风。他们一到上海，就大肆宣传“血统论”
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市委安排他们到各区、县，为他们召开
座谈会。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上海怎么批判牛鬼蛇神？怎么斗地、富、反、坏、右和反动
资本家？怎么抄家？有哪些成果？等等。总之，他们的矛头大都指向社会上的“牛鬼蛇神
”和“阶级敌人”。

　　同时，上海本地的一批红卫兵也和他们结合起来，有些高干、军干子弟闹得很凶，象
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的儿子带着一批红卫兵，穿着长皮靴，开着摩托车，挥舞着皮带
到处打人。市委怕北京红卫兵把火烧到自己头上，不敢管束他们，乘势尽量把他们引到社
会上去。而这批来上海的红卫兵有不少是干部子弟，他们也不会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
”，对准自己的叔叔、伯伯们，因为要保护他们老子的利益。这样，掌权者和红卫兵双方
都把火力集中用来对付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这些红卫兵在上海以破“四旧”为名大搞
抄家和打、砸、抢，在南京路、淮海路等随意打人，造成一个所谓“红色恐怖”的局面。

　　我很反对红卫兵打人，就组织写作班历史组和文学组的成员写大字报，宣传“要文斗
，不要武斗”，写完后由王知常、朱维铮等人连夜张贴到北京红卫兵居住比较集中的黄陂
路等处，向他们作宣传。这批红卫兵在上海闹得天怒人怨，市委不得不再次向中央反映，
中央就趁国庆节到来的机会，通知北京红卫兵回去过国庆，这总算使上海在国庆节前后又
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

　　北京和外地红卫兵在上海的打、砸、抢行为，还酿成过一起“漕溪北路事件”，出了
两条人命，引起上万人的围观和辩论，市委不得不派我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前去处
理。漕溪北路是在上海徐汇区的一条马路，聚居着很多居民。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间，有八
名外地红卫兵，都是军干子弟，有几个是师长、团长的儿子，来到上海扬言要整“牛鬼蛇
神”。他们闯到漕北街道漕北里委看大字报，看到大字报上点名批判漕溪北路天福里居民
张炳生是“反动资本家”（实际上张只是小业主），又以张的儿子张俊发在工作单位天马
电影制片厂表现不好为理由，找到派出所民警和里弄干部，要求提供材料，并直接上门“
教训教训”这一对父子。然后，他们就闯进张家，严刑拷打张炳生父子，把他们两人活活
打死，还砸烂了屋内的家具物件。这一事件激起了众怒，有上万人天天围堵在漕溪北路抗
议、辩论、贴大字报。市委怕局面失控，赶紧派我代表市委文革小组前去平息事态，并派
市公安局林德明副局长配合我。

　　我到漕溪北路天福里现场去调查的时候，只见这一条老式的石库门弄堂内，里三层外
三层挤满了人，大家都在激动地议论，有的指责打人者手段残忍，有的埋怨里弄干部向红
卫兵提供了材料，还有的责备派出所严重失责。为了平息局面，我们决定先由公安局对打
人者和有关里弄干部、民警采取保护性拘留措施。但是，事态还是无法控制，在北京红卫
兵和上海电影制片厂造反派的策动下，在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漕北地区“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的万人大会，从此在上海刮起了一股批斗里弄干部之风。一直蔓延到一九六七年“一
月夺权”之后，我要文汇报发表了《不准批斗里弄干部》的社论，才算把这股风煞住。漕
溪北路事件中的打人者后来也移交给原籍公安部门处理。

　　我当时的政治态度是要尽心尽力地维护市委的领导，市委也很重视写作班所能起的特
殊作用，特意安排我出席全市的国庆招待宴会，还让我以“丁学雷”的名义，在十月十九
日文化广场举行的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专题报告。国庆节期间，市委秘书长
李家齐找我，说市委决定从写作班派一个人到北京去，以文汇报记者的身份，常住在上海
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专门负责搜集中央首长的讲话和北京市的运动情况，及时反馈给市
委，供市委作决策参考。由于历史组朱永嘉在《海瑞罢官》批判期间和张春桥、姚文元较
为熟悉，最后市委决定派朱永嘉前去担当此任。

◇　我成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

　　随着运动的发展，市委分配给我们的额外任务，把我们推上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例
如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以后，上海市文艺界和电影界的造反派都起来了，他们在文化广场召
开批判大会，要求市委领导到场，可是市委书记和市委常委都推诿不去，叫我代表市委去
。那些造反派见市委领导都避而不见，怒气冲天，就拿我当作批斗靶子。市委派车送我到
文化广场，可一进了会场，我就变成了对立面，被推搡到台前。他们揭发市委的问题，要
我站在台上听，还要我表态，结果我成了整个批判会的“斗争焦点”。他们说：“丁学雷
，你是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市委把你送到这里来做挡箭牌！”我想：这话
不错，我真成了一块到处替市委抵挡群众运动的“挡箭牌”了。

　　电影厂的造反派在大会上给我拍照示众，手里拿着拍电影的聚光灯，把灯具放在我脚
下的地板上往上打光，拍出来的照片使我的脸拉得很长，脸上还有一团团的黑影，显得很
丑陋、很恐怖。他们后来还把这些丑化我的照片拿给我看过。我心里直埋怨市委领导，觉
得自己是代人受过。造反派还要求市委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造反是有理的，我一个
小小的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没有得到授权，既无法承认他们的组织，又不能批经费，更
不能签字，什么任务也没有完成。他们轰了我一通，把我批判一番，就打发我回去，我心
里感到十分委屈。

　　回到市委，见到市委书记们、常委们，一个个苦着脸坐在康平路小礼堂里，惶惶不可
终日。这里、那里，各条战线都要开批判会，都指名要他们去。我感到，他们的日子固然
难过，我自己又何尝好过呢？从前我们在写作班参加“战斗”的时候多么光荣，能够完成
一项又一项的写作任务，能够直通中央，到现在怎么变成了这种状况？所以，有相当一个
时期我的心里非常苦闷，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我很想直接听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对于北京传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
字报，开始时我是将信将疑的。那时我在市委门口值班，北京红卫兵把《炮打司令部》抄
成大字贴在接待站里。我很奇怪：中央的文件、毛主席的文章怎么会让非党的北京红卫兵
带来？党组织为什么不逐级传达？所以一开始怀疑它不是真的。我也算是市委文革小组成
员，居然不能从正常渠道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觉得不正常。但看看这份大字报的口气完全
是毛主席的，我真有点晕了。去问市委领导，他们也不否认有这张大字报，而是默认了。
我便认定毛泽东的大字报是真的，但奇怪它为何不在党内正式传达。我又想：毛主席指出
要“炮打”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上海市委基本上总还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吧！我在思
想上、感情上还没有把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市委分开。我多么想直接找到张、姚呀！

　　可是，张春桥、姚文元到北京以后，从不跟我们主动联系。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部
长杨永直在文革中首当其冲，受到文艺界造反派的围攻，我曾为他几次解围，从造反大会
会场上把他解救出来。他很感激我，对我说：“你要与姚文元多联系，多一点信息，我们
现在很被动。”杨永直知道我和姚文元交情不错，让我在市委宣传部给姚文元多打电话，
部长室就有保密的电话红机子，但打过去姚文元不接。多次打电话打不进去，说明姚文元
不愿意听电话。只有一次，于会泳受江青之命到北京去搞京剧现代戏，上海音乐学院的红
卫兵要把他揪回来，这事闹到市委宣传部，究竟怎么处理？杨永直急死了，要我以于会泳
有急事要请示姚文元为理由打过去，姚文元总算接了一次电话。他在电话中说：于会泳前
一时期到北京，是中央要他去搞样板戏的，不要随便揪人。姚文元在电话中给于会泳做了
一次证明，才避免了于会泳被揪斗。

　　我想，姚文元不肯接电话，总有他的理由。在上海的时候他就守口如瓶：江青怎么接
见他？毛主席怎么审改他的文章？他从不向写作班的成员透露。调到中央以后，他更是滴
水不漏。就在我为了于会泳的事情和他通电话时，他也表露过这个意思：“我这里不方便
直接跟你们经常联络。”我知道那时中央政治局已经不大起作用了，中央文革小组成了毛
泽东直接领导文革的决策机构，我打电话找姚文元，主要是为了打听中央文革的精神，他
也清楚我的意图，所以对我采取回避的态度。我心里明白，因而更加不愿意多找他。

　　我和张春桥、姚文元无法直接连上线，朱永嘉派到北京后也没有机会和他们直接接触
，所以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我们市委写作班成员也是我的苦闷期，
日子比较难过，文章也很少写。因为报纸上登的文章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战线方面的斗争
了，而是直接进入政治斗争的领域了。分管写作班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被红卫兵到处揪
斗，再也没有人管我们了。整个写作班单独悬在那里，所有成员除了参加学习、开会、接
待、值班以外，不知道干些什么才好。我还被曹荻秋叫去参加市委常委会，代他起草检讨
，以应付中央和红卫兵的责询。我还没有决心和市委决裂，这一时期我成了典型的“保皇
派”。

◇　我和北京红卫兵交上了朋友

　　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以后，第三批北京红卫兵来到了上海，和第一、第二批大不一样的
是：他们基本上不是干部子弟，没有“贵族血统”，而且在北京自己的学校里都经历了党
委和工作组对他们的压制，后来又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他们的支持，因而有着比较丰
富的斗争经验。他们来上海不是去社会上扫“四旧”、揪所谓的“老吸血鬼”，而是把矛
头直指上海各级党的领导，重点批判的是镇压群众、打击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我在红卫兵接待站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接待北京红卫兵时，和几个北京来的大
学生有了较密切的交往，他们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许小昆、忻鼎亮和北京大学的胡轲等人。
他们比别的红卫兵要早些来到上海，早在八月份他们就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支持学生造修
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以后又到上海文艺界、医务界进行调查研究，直接介入青年话剧团
、黄浦京剧团和青年报社的运动，支持那里受压制的造反派。他们成立了一个“齐卫东战
斗队”，写了许多《一评造反派》《二评造反派》的文章，分析全国和上海的形势，在上
海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中引起了轰动和争论。他们和那些在社会上冲冲杀杀的红卫兵不同，
他们从不参与打、砸、抢和抄家，而是经常在海关学校和华亭路一个医务界的据点里找人
谈话，研讨问题。他们能言善辩而又勤于思考，很快赢得了我的好感。

　　许小昆和忻鼎亮都只有二十出头，比我要小十来岁，戴着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
，

　　但讨论起问题来却十分认真，甚至有些咄咄逼人。他们在红卫兵接待站遇到了我，知
道我是市委文革小组的成员，开始时对我还抱有戒心，经过几次接触，发现我不是党的高
级官员，而只是市委写作班的一个普通的支部书记，就和我逐步接近起来。他们约我到“
齐卫东战斗队”住的海关学校去，给我看他们撰写的文章，邀我到华亭路他们的工作据点
去参加辩论沙龙，给我讲述他们的南下理念。甚至还让他们身边的中学红卫兵找到常熟路
瑞华公寓我的家里来，给我送各种资料。我的强烈感觉是：他们要对我进行造反的“启蒙
”教育。

　　我并不厌烦他们，相反我觉得他们无私、真诚，没有个人的功利目的，一心一意地想
要宣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他们告诉我：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把
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检验一下，看他们能否过得了社会主义的关。

　　我对他们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能随便“炮打”，还是应该
分清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不然我们会犯一九五七年右派犯的错误。

　　他们说：今天的形势和一九五七年不同了，那时资本主义改造刚刚完成，共产党的政
权还需要进一步巩固，现在则是党的领导地位已经绝对巩固了，鉴于苏联变成修正主义的
教训，毛主席在“二十三条”和“十六条”中都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修防修的大演习，和反右派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根本
不同。

　　我说：有些地方、有些干部因为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搞法不理解，对毛主席号召群众起
来搞大民主的形势不适应，所以执行了压制群众的错误路线，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而不是一
概“炮打”。

　　他们说：现在的体制和机制都是保护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他们长期脱离群众，做官
当老爷，搞特殊化，还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发号施令、镇压群众，听不得不同
意见，所以群众一起来，他们因为害怕群众，就执行了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
们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对他们进行“炮打”，猛击一掌，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打回
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也让其中的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得
到充分的暴露。

　　我说：这样搞法岂非天下大乱了？

　　他们说：对！我们的前提就是要乱一乱，打乱原体制的阵脚，打碎它原来的一套。不
然，这些领导干部一贯认为反对他们就是反对党，而且有原来体制的保护，他们有恃无恐
，根本不会来理睬你。我们通过群众的批判和监督，搞得他们很狼狈，使他们不得不放下
架子，他们才会听你们的。大多数人才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定地走社会主义
的道路。

　　我问：那末这场运动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

　　他们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要把社会主义的命运，掌握在真
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群众手里。现在群众觉悟高涨，需要通过群众帮助干部，把他们
的立场转变过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文化大革命确立反修防修的机制，
建立群众今后有监督领导的权利制度，建立群众有充分发表意见的大民主制度，这才是毛
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这才能保证我们的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啊！

　　我感到这些大学生真会思索，真有“思想”。他们在政治上的思考比我深入，和他们
的年龄很不相称。我至今还记得：“齐卫东战斗队”的许小昆在和我辩论的时候，目光灼
灼，神态坚定，他直盯着我的双眼逼问：“你愿意做上海市委反动路线的工具，还是做一
个真正和群众站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不得不垂下头来，从内心表示折服：这些年青人来到上海，白天吃着粗糙的饭食，
晚上睡在教室里的硬课桌上，没日没夜地找人谈话，调查研究，鼓动群众，就像“五四”
时期南下宣传的北京大学生一样。我暗自思忖：他们图些什么？他们什么也不图，他们只
是想宣传他们最忠诚坚信的毛泽东思想，他们只是想把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
付诸实践。当时他们对毛泽东的学说表示无限的信仰，而我也和他们一模一样，对毛泽东
的每一条“最高指示”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相信到了迷信的程度。

　　我佩服这一些红卫兵和大学生们的踏踏实实的工作，而我也不满意一些人下车伊始、
哇啦哇啦、指手划脚的作风，所以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北京大学的聂元
梓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奉毛泽东与中央文革之命来到上海的时候，我听说了她的一系列讲
话，对她抱有成见，根本没有和她见面。我宁愿到海关学校的小屋里和“齐卫东”们促膝
谈心，也不愿意听“老佛爷”的喋喋不休。

　　说实话，我和北京红卫兵的友谊，对我后来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确实起了一种潜移
默化的作用。许小昆更不会想到：就是他的一个电话，使我和来到上海处理“安亭事件”
的张春桥接上了头，从而引出了一场关于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五项要求的大争论，
直接惊动了毛泽东，并且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进程。

□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