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逊：三派红卫兵三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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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对文革的态度划分，1967年的上海，红卫兵中存在着三大派别。
一派是正在酝酿大联合，准备筹建市大、中学红代会的红卫兵组织，市革委会正努力将他们纳入规范，他们也尽力按市革委会的要求开展校园内外文革。虽然他们内部仍在为红代会的席位争吵，但他们的行动基本符合建立文革新秩序的形势要求。他们因此与市革委会关系较密切，而且他们在各学校已经建立或正在筹建的“红卫兵团”中都是负责人，所以他们被称为“兵团派”。他们正在成为上海红卫兵的主流派。
    一派是反主流派，在中学以“中串会”（“中学运动串联会”）为代表，大学以“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和“炮司”（“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为代表。
    还有一派是1966年文革初期的那些“老保”红卫兵，更准确地说，是一帮干部子女，他们原来是文革初期的保守派组织“上红总部”（“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的骨干或核心。“上红总部”被解散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愿加入造反派红卫兵，又在学校另立组织，长期与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对立。“中串会”提出的打“联动”和批判“血统论”，正是针对他们的。
        1967年夏，一向领风气之先的北京红卫兵兴起大型歌舞热潮，一些业余文艺爱好者自己创作排演大型歌舞。编排的剧目有《红灯照》、《井冈山之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的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红卫兵组歌》、《抗大之歌》等等。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出现不少节目。这些节目的结构和表现形式大都模仿文革前被主流媒体着力赞扬的大型歌舞《东方红》，集朗诵、独唱、合唱和舞蹈于一体；也有将文革前夕萧华上将撰词的大合唱《长征组歌》重新填词的。在上海，三大派系红卫兵分别排出了三台戏。以文艺形式表现自己的存在，张扬自己的观点。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初，三派红卫兵各自排练出歌舞剧或大合唱。 “兵团派”红卫兵排练了大型歌舞《英雄的红卫兵万岁》，当时被简称为《万岁》；“中串会”排练了《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也是大型歌舞，当时被简称为《前进》；干部子女红卫兵排练的是大合唱《红卫兵组歌》，被简称为《组歌》。
    兵团派的《万岁》，是在市革委会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排练的大型原创歌舞。参加演出的有：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舞蹈学校、上海戏曲学校、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等5个学校的红卫兵，都是艺术院校或艺术团体，加上复旦大学的红卫兵。《万岁》于6月16日和6月25日正式演出；7月1日又在文化广场演出（参见《文汇报》1967年6月30日《〈英雄的红卫兵万岁〉明再度上演》。）徐景贤等市革委会领导观看演出并上台祝贺，电视台转播。《文汇报》报道了《万岁》的演出，说它“气势磅礴，洋溢着革命战斗豪情，演员们激情高昂，富有革命造反精神”。当时受市革委会大力支持而排演的文艺节目，还有大型歌舞《一月风暴》，演出人员共120人，一半是专业演员，一半是“工总司”下面造反组织的文艺小分队队员。
    但《万岁》演出没几场，就遭到反主流派红卫兵的批判，说它“要害是模糊两条路线的斗争”（见红代会（筹）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编辑部1967年7月6日编第93期《革命楼通讯》：《“英雄的红卫兵万岁”要害是模糊两条路线斗争》，原件收藏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尤其“中串会”，认为《万岁》“把红卫兵紧跟毛主席批判走资派的历史”，“歪曲成了破四旧与大串联史”。7月1日那天演出刚结束，就有复旦“红革会”的红卫兵跳上台当场批判。“中串会”更是激烈，在8月4日的红2号《红卫战报》上，以四分之三个版面，刊登长文《革命红卫兵的功勋是什么》，批判《万岁》。
    “中串会”的《前进》也是原创大型歌舞。剧本执笔者主要是由交大附中、市西中学、徐汇中学等五所中学红卫兵组成的编写组，从1967年6月开始编写，一个多月后完成。“中串会”决心编排出超越《万岁》的节目，在编写的歌舞剧本中专门添加了上海红卫兵与“走资派”斗争的两场戏：“战《解放》”、“一月革命”。最初演出时没有明确主办方。有人提出以“中串会”名义主办，但有人不同意，觉得“中串会”本身在当下中学运动中有争议，别惹麻烦。最后决定署名“上海中等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演出。但实际上，参加演出学校的组织者绝大多数是“中串会”观点的，一共有四十多所中学。交大附中人数最多，有40多人，其次是南洋模范中学、上海中学、比乐中学、向明中学、复旦附中以及徐汇中学。
    《前进》的演出阵营庞大：光是乐队就有80人，此外，舞蹈120人，合唱120人。虽然内容表现红卫兵，服装就是平时的军装，不需要服装费，而且演员演出也全部义务，最初既不发夜餐费，也无交通津贴，但其他方面多少总还是需要经费，例如舞台布景等。于是大家去卖废纸，把学校和街上的过期大字报撕下卖，还割草卖过，甚至曾有卖血的打算。不过，后来卖门票有了些收入，解决了成本费用以及演员的夜餐和交通费。
    市革委会对《前进》不支持。《前进》排练后，组织者们在市革委会文艺组软磨硬泡了好几天，要求给予演出场地。徐景贤批示：“给他们演三场，然后复课闹革命”。徐景贤还对特地等在他去作报告的上海交通大学外面，邀请他去看《前进》的复旦附中的许锦根说：我不会去看，你们的任务是复课闹革命，这种跨地区跨学校的演出，我不赞成。
    为了寻求支持，《前进》剧组设法请到“工总司”的潘国平、戴立请、陈阿大和耿金章等观看演出。公开身份是《解放军报》记者的中央文革特派记者邢文举，以及《红旗》杂志记者王宪君，也曾在排练时去观看过。《前进》的组织者希望通过“工总司”头头和这些通天记者之口赞扬演出，从而获得合法资源。“工总司”不久果然在《文汇报》上表态，但却不是表示支持：

    一位总部常委去观看了为树立一派旗帜而排演的戏，并表示这个戏是好的。结果，这一派就大造舆论，说工总司支持他们的演出。领导成员之间就开展了思想交锋。这个常委开始想不通，认为只是支持他们的戏，而不是支持他们的派。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指出即使这个戏是好的，但也是为树立派性旗帜而演出的，你从跨进剧场的第一步，就是支持了他们的派性。这个常委认识了自己的不对，坚决改正。（引自1968年4月6日《文汇报》《一支自觉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力军——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徐景贤和“工总司”的态度都来自张春桥。
       1967年12月底，上海中学红代会成立时，《前进》剧组的许锦根在后台给出席红代会的张春桥递纸条，邀请张观看《前进》。张断然拒绝，说：《前进》在上海演100年，我也不会去看！
    对这个演出，最反对的是正在筹建中的上海中学红代会。为此，《前进》演出时，有几次差点被冲砸。
    《前进》从1967年9月26日至1968年2月28日共演出76场。1968年2月“中串会”因《一切为了九大》文章遭批判，《前进》的演出随之停止。
    至于《红卫兵组歌》，是“康平路事件”后沉寂了大半年的“老保”红卫兵，在1967年7、8月时，又以排练《组歌》显示自己的存在。参演者都是原来“老保”红卫兵的核心——干部子女。他们的《组歌》不是原创，是北京101中学的高中学生改编自《长征组歌》的大合唱，以原来的旋律重新填词，1967年5月以后在北京的干部子女中上演后，传到上海。为了更贴近上海的文革，有些歌词被修改，和北京略有不同。例如，在“串联”一节中，原歌词中有“九四上海雨夜寒，松花江畔英姿豪”句，前一句唱的就是1966年9月4日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的事件；但上海干部子女当初保上海市委，反对这帮来上海串联的北京红卫兵，还和他们辩论过。于是这两句歌词在上海就被改为“渴饮延河清泉水，饥餐井冈大南瓜”。
    组歌的中心是歌颂早期的红卫兵也即“老红卫兵”的造反经历，是失势干部子女对失去的辉煌的怀念，歌词反映出他们固执的批判指向：

惊四海，震五洲，降妖魔，鬼狼愁，
八月革命风雷激，红卫兵英勇破四旧，
条条大街战鼓响,破旧立新反帝修，
横扫一切害人虫，镇压地富反坏右，
小将血战红八月，红卫兵万代美名留！

    尤其当唱到“镇压地富反坏右”时，指挥者总要特地指挥着全体合唱人员重复三遍地高呼口号：“镇压地富反坏右！镇压地富反坏右！！镇压地富反坏右！！！”这是上海的演出者特地加上去的（笔者当年曾参加过《组歌》的排练，所以记得这个细节）。
    《组歌》参演者主要来自南洋模范中学、上海中学、第54中学、第51中学以及松江二中等学校，都是干部子女较多的中学。《组歌》曾经在南洋模范中学和位于普陀区的101厂大礼堂演出过。由于演出场次少，在当时影响不大。
    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还有“红革会”的《红卫战歌》，参演单位主要是复旦、师大、师院、交大等大学的 “红革会”，到1967年11月左右共演出过十几场。

    （本文为作者正在撰写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1966～1976》（暂名）书稿中的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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