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魁：“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星星之火”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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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八九月间，北京市的一些中学出现了署名“星星之火”[1]的传单，这些传单态度鲜明，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央文革小组（以下简称“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提出了质疑。据现有的材料显示，署名“星星之火”的传单一共有5份，现在可以比较完整地看到的有3份，标题分别是《“星星之火”宣言》（1967年8月1日）、《“文攻武卫”是反动口号！》（1967年9月3日）、《揪出“五·一六”兵团的后台示众！》（1967年9月3日），还有2份已经看不到完整的面貌，但可以找到其中的一些词句。当时的批判文章将这些传单中表达的思想称为“星星之火”思潮，本文为了叙述方便，继续沿用这种提法。
　　一、“星星之火”思潮主要内容述评
　　《“星星之火”宣言》开宗明义地提出疑问：“全国广大的工农兵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保守’的，‘犯了错误’的。直到目前为止仍有极大的‘保守势力’，人们不禁要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底是什么？现在的路线为什么就那么不深入人心？”这是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不断地指责倾向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各级党委和各种群众组织“犯了错误”、“保守”、“右倾”的反诘，也道出了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
　　《“星星之火”宣言》认为当时的形势是“中央文革”取代了党的领导，“也许有人解释说，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此阶段中，革命的任务不能叫工农兵来完成。那么，在此特殊阶段、特殊主力军的情况下，难道不会有特殊的代表不了工农兵的领导吗？”“目前的情况是党指挥了笔杆子呢？还是笔杆子指挥了党呢？历史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情难道偶然吗？所有这些一切都从四面八方汇集起来，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央文革”。这一论断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1967年2月“大闹怀仁堂”之后，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严厉批评谭震林、陈毅等人，强调“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批判谭震林等人，周恩来也被迫检讨。同时，全国掀起“反击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不满和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2]
　　《“星星之火”宣言》认为“中央文革”代表不了工农兵的领导，但尚处于质疑的层面，还不可能明确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为一小撮野心分子、冒险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以及各种破坏成性的社会渣滓提供不受任何约束的纠合、滋长和活动的条件。这一小股打着最‘革命’的旗帜的反社会主义势力，也就成为林彪、江青一伙野心家制造动乱所依靠的社会基础”。[3]尽管如此，《“星星之火”宣言》还是清楚地看出了“中央文革”没有多大的市场。“在学校里中央文革有较大的力量和基础。但是学校内部的反对派已在走向成熟和壮大。在工厂中中央文革也有一定的力量，而反对派的力量正在积蓄和发展。在农村中中央文革的市场不大，控制不了那么紧，相反，‘保守势力’很强，这是一片广阔的天地，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在军队中中央文革也有一定的力量，然而多次地犯错误已使广大指战员燃起了不满和疑怒的火种。总之，中央文革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国广大人民中间没有多大市场，它只是空架子，是纸老虎。只是在知识分子界中有较大的影响。（当时中央文革在知识分子中也没有多大影响，但中央文革成员中不少人是以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的，故而‘星星之火’有此判断。——作者注）北京在毛主席的身边，却是中央文革控制最紧的地方。表面上看起来是那样的平静和肃穆，但是压迫和反抗是成正比的，愤怒的火焰已燃在基层人们的心中”。
　　1967年7月，武汉发生了所谓“冲击中央代表团住地”、“绑架中央代表”的七二○事件。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发表讲话，公开表示赞成“文攻武卫”的口号，她说：“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4]9月3日，“星星之火”发出了《“文攻武卫”是反动口号！》的传单，明确指出：“‘文攻武卫’这个口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打着支持‘造反派’的旗号，实际上起了保护党内走资派的作用。党内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总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文化革命的一个特点。例如：走资派挑动群众甲打群众乙，那末，中央文革某些人应该教育群众甲，揭穿走资派的阴谋，使这两派群众不打。然而‘文攻武卫’的出现却正好迎合了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目的。从这可以看出，如果‘文攻武卫’的提出者不是蠢才的话，那么她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传单中特别使用了女字旁的“她”，等于是直接点了江青的名字。
　　随着极左思潮的泛滥，1967年七八月间，北京街头出现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传单。这些传单有：《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责问周恩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周恩来还我战友》《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什么？》这些传单的署名是“首都516红卫兵团”（以下简称“五·一六”兵团）。9月3日，“星星之火”发出了《揪出“五·一六”兵团的后台示众！》的传单。传单认为“五·一六”兵团的主要成员来自大学生，并自问自答：在大学为什么会出现反总理的思潮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周总理最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和中央文革有相当大的矛盾，那么一贯作为中央文革的应声虫——“大学生”来讲，出现反总理的思潮也就不足为怪了。传单还认为：若不是因为“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谢富治的公安部也是不会把他们捉起来的。“五·一六”兵团的黑后台就是中央文革！对于中央文革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挑动一部分群众炮袭总理的卑劣行径，我“星星之火”全体战士表示极大的愤慨！
　　二、“星星之火”思潮的历史背景
　　“文化大革命”中最早参加红卫兵组织的是干部子弟，他们以高贵的出身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5]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回信，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信中说：你们的大字报（指他们贴出的三张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6]毛泽东对红卫兵组织的支持使红卫兵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
　　随着“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运动初期一度叱咤风云的老红卫兵已被运动甩落下马，在工作组时期挨整的一批激进学生则成为了运动的主流，一些有着出身成分等问题的人们也参加到各种群众组织中来了。[7]老红卫兵的家长则纷纷被诬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他们的家庭出身不再高贵，受家长的株连，他们也从革命的动力变成了冲击的对象。社会角色的巨大转变，促使他们开始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1966年12月5日，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八一学校等北京中学的老红卫兵组成“联动”，开始与“中央文革”进行斗争。“联动”成立当天，其成员就在西直门城楼上用几十张大报纸刷下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上提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8]此后，“联动”被定为“反动组织”，其观点遭到围攻和批判，其成员遭到逮捕。[9]与“联动”同时对“中央文革”提出反对意见的，还有许多组织，当时被称为“十二月黑风”。
　　1967年初，以上海造反派的“一月夺权”为发端，出现全国性的“全面夺权”。各地造反派组织在夺权中很快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许多造反派组织要求“以我为核心”，拉帮结派，对其他组织采取排斥或打击的态度，相互争权抢权，相互指责辱骂，派性武斗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在许多地方演变成动用武器的“内战”。面对混乱局面，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月23日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指出：“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10]为执行“支左”任务，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布了一系列指示。不久，毛泽东又先后赋予人民解放军以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重大任务。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上述文件和指示都没有明确指出区分“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标准，解放军指战员们对地方的情况不熟悉，长期所受的传统教育又使他们难以理解和认同“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种种极端行为。“支左”之初，绝大多数部队干部、战士倾向于支持那些党员多、老工人多、干部多、比较注意政策的群众组织，对与此相反的组织则持冷淡、消极的态度，而这又往往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11]七二○事件后，以陈再道、钟汉华为首的武汉军区被改组，“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甚嚣尘上。“星星之火”的一份传单质问：“全国的解放军各军区几乎都在支左问题上犯了‘错误’，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保守组织’，人们不禁要问：解放军的思想觉悟就那么低？辨别是非的能力就那么差？”
　　江青7月22日讲话以后，8月初，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制造了攻打上海柴油机厂的大规模武斗事件，打伤、关押数百人，用武力压制另一派。8月28日，由康生一手煽动造成的宁夏青铜峡流血事件，伤亡230余人。在此前后，河北、河南、安徽、浙江、江苏、贵州、黑龙江、湖南、广西等地的流血武斗都迅速升级，国家资财和人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12]
　　到1967年夏季，“文化大革命”最本质的东西及其恶果已经充分表现出来。尽管报刊媒体仍在铺天盖地地宣传“形势大好”，但稍有辨别能力的人即可以明显地看出，形势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好，从而对“文化大革命”提出种种质疑：“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它所依靠的力量到底是不是工农兵等基本群众？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萦绕在不少群众的脑海。“星星之火”思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三、对“星星之火”思潮的简要分析
　　出现于1967年八九月间的“星星之火”思潮，应该说比1966年12月反对“中央文革”的各种思潮前进了一步，对“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有了一些思考（尽管这些思考还不那么深入、不那么系统），指出了“中央文革”倒行逆施导致“愤怒的火焰已燃在基层人们的心中”的必然结果。在当时的形势下，“星星之火”思潮必然遭到围剿和批判，其成员也必然会遭到镇压。《“星星之火”宣言》也明确说出了这一点：“‘星星之火’明明知道我们工作的艰巨性和危险性，没有长期的斗争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也许在我们还没来得及在庆祝胜利的大会上回首往事以前，就发生了意外。”据当时红卫兵小报刊载的消息，“星星之火”主要成员于1967年9月12日被公安局逮捕；10月4日北京又出现了为“星星之火”翻案的诗歌，诗歌作者于10月9日被扭送到公安局。
　　通过对“星星之火”思潮为数不多的材料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一）“星星之火”是“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激起的反弹，代表的是渴望恢复“文化大革命”之前社会秩序的思潮。当时把“星星之火”思潮与“联动”结合起来进行批判，认为“星星之火”是“联动的狐朋狗党”，“把矛头指向我们的无产阶级最高司令部”；“星星之火”的出现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上，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而代表资产阶级残余势力的联动、极‘左’派一小撮，总是梦想恢复由于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摧毁的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天堂’”；“星星之火”的“社会基础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为代表的剥削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土壤”。这些批判的语言从反面证明了“星星之火”思潮的社会基础是当时的中下层干部和普通群众，保障他们安定生活的社会秩序被“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尽管当时这些人很难发出统一的声音，但这个社会基础随着“文化大革命”日益走向穷途而愈发坚实。“星星之火”“明确知道我们的成员还很少。我们的能力也很有限。但是我们有雄厚的，坚实的，最可靠的群众基础”。
　　（二）“星星之火”初步意识到了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原因。当时主流媒体的宣传声称：“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武斗，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主张。他们不但自己动手对革命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和武斗，而且千方百计地挑动群众进行武斗，来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3]“星星之火”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历史局限。在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教育下，“星星之火”相信党内确实存在“走资派”，也相信“走资派”在挑动群众斗群众。但是，在分析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之后，把中央文革列入挑动武斗的“走资派”之中，表明“星星之火”已经懵懂地意识到发生武斗的原因不在于已经被打倒的“走资派”，而在于像中央文革这样的“走资派”。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对“走资派”这个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有多么混乱。虽然武斗发生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江青说过什么话，但是江青在加剧武斗上不能辞其咎。[14]
　　（三）“星星之火”指出了周恩来与“中央文革”之间的矛盾。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被动卷入”的状态。[15]1966年12月6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势不可挡，我们要学习因势利导。[16]此后，周恩来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行为一直采取因势利导的态度，与“中央文革”到处煽风点火的做法有根本的区别。这也给社会上攻击周恩来的浪潮提供了口实。1967年5月17日，江青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和康生，声称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 × ×），要求同我面谈”。随信附的红卫兵交来的材料，其实就是1932年国民党特务在周恩来早已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伪造的，在上海报纸上刊登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送来这个材料的红卫兵对事实的真相可能并不知情，而江青在此时要这样做，用心的险恶是十分清楚的。[17]毛泽东明确表态后，反周恩来的浪潮才逐渐平息。“星星之火”把社会上攻击周恩来的浪潮归因于“中央文革”，是有道理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对“星星之火”的组成人员得出结论：其骨干成员是中学老红卫兵。当时对“星星之火”思潮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中学红卫兵组织的小报上，其他单位的小报对此均无反映。由此可以推断，“星星之火”思潮的影响主要在中学。从《“星星之火”宣言》的逻辑性和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分析（其中提出“要有合法的政治权力和生存条件”），以及坚决反对武斗的态度来看，应该不仅仅出自几个中学生的手笔。渴望恢复社会秩序、坚决反对武斗代表的是受冲击的干部和普通群众的呼声，能了解周恩来与“中央文革”之间矛盾的人（当时在公开场合很难看出他们之间的矛盾），应该是与中央高层有或多或少联系渠道的干部群体。由此可以看出，“星星之火”的骨干成员背后应该有年龄较大、社会经验较丰富、分析能力较强的人予以指导或施加影响，很可能是较高级别的干部。联系到中学老红卫兵和“联动”组织成员多是干部子弟的事实，“星星之火”思潮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中学老红卫兵及其家长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判断。

　　[1]本文所引有关“星星之火”的资料，均来自首都中学红代会崇文区委员会《赤遍全球》1967年10月第3期，以及北京中学红代会作战部《北京红卫兵》1967年9月20日创刊号。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2][11][1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89、790-791、793页。
　　[3]《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77页。
　　[4][8][14]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117、195页。
　　[5]迟砾：《红卫兵运动始末》，《风雨历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页。
　　[6]《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7页。另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册记载，复信的时间是7月31日。
　　[7]王海光：《反“文革”檄文——〈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解读和考辨》，《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10月号。网址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607043g.htm
　　[9]1967年第3期《红旗》杂志刊登《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点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并将其列入“反动组织”。
　　[10]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训练部：《中共党史研究资料》（三），1986年内部版，第81页。
　　[13]《制造武斗的祸首》，《解放军报》1967年9月13日。
　　[15]童小鹏：《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下），华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46页。
　　[1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99页。
　　[17]《周恩来传（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3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北京 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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