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金的文革前夕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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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恶梦”终于结束了
山花烂漫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

这是从1964年起我就格外喜欢的一首诗词。原因在于它所表达的光明在前，艰难困苦一定会过去，不要哭诉，不要失望，胜利了也不要趾高气昂那样一种心境。这是我在那17年中的一种精神支撑。自1981年后，这种心境就渐渐淡薄了。

我这里要说的历史故事发生在江西吉安。这是赣江中游的一座古城，唐宋之际曾是繁华之地。历史上也出过不少人物，比如欧阳修、周必大、杨万里、文天祥和解缙。据说，中国现代史上的几个大人物，例如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祖籍都是吉安。

这是一个小城。是我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地方。

我的文革“恶梦”终于结束了

1981年4月11日。

这是一个春夏之交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午，我从汽车大修厂食堂打饭回到家里正准备吃，张少军骑着自行车到了我的宿舍门口。他跳下车，手中拿着一张报纸。一进屋他就说：“你录取的事今天见报了。”他手中展开4月9日的《中国青年报》。我一看，3版头条的标题是：

纠正政审失误，小金终被录取

我的眼眶一热，但泪水没有掉下来。

我被录取为厦门大学研究生的消息，我自己已经有所知了，尽管还没有得到正式的通知。
我看到这一版上部的小标题是：

张小金的来信

编辑同志：

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从一九六八年开始坚持自学十余年。去年参加研究生招生考试，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厦门大学自然辩证法专业，成绩为四百一十九点四分，在这个专业的考生中名列第二，但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政审不合格。据我所知，粉碎“四人帮”后，外单位曾转来有人写的关于我在“文—革”中情况的材料，我厂党组织经过调查，已做结论，不会影响我升学。八月下旬，我赶到厦大，向招考研究生办公室反映了我的真实情况。回厂后，我又向厂领导汇报了我因政审未被录取，要求澄清事实。厂领导表示，要去函厦大，说明情况，建议录取。我十余年艰苦自学，一片赤子之心愿为祖国效力，不料却因政审失误遭此厄运。我渴望能够获得继续深造的机会。


江西吉安汽车运输局大修厂工人
张小金

我想这可能是根据我寄给报社的那封长信摘编的。我写了几千字，这里只登了几百字。这后面登着厦门大学的答复：

厦门大学的答复

在我校自然辩证法专业四十二名考生中，张小金同志确实名列第二。但在录取过程中，有人来信反映他在“文—革”中的问题。为此，我们派人到汽车大修厂调查，根据该厂提供的材料，不宜录取。以后，接到张小金同志申诉材料，汽车大修厂领导又来函更正。校党委十分重视，再次派人进行复查。汽车大修厂党总支表示，原来材料中关于张在“文—革”中的一些问题，查无实据，应予否定。据此，校党委再次研究，认为张符合录取条件，但自然辩证法专业名额已满，且已开学数月，在教学安排上也有困难。因此，我们已征得张的同意，将他录取为八０级研究生，保留学籍一年，于一九八一年秋转我校相近专业学习（一九八一年我校自然辩证法专业不招生）。

这事已经见报。我想，从中国的国情来说，我的录取该是最后确定了，这该是个“钉钉子”的事情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那个年代，中国青年报的权威与声望，当然不是如今可比的。

《中国青年报》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小短评：

勿以“一眚掩大德”

我们陆续收到一些参加高考的青年来信，申诉他们由于政审中的失误而未被录取，希望给他们继续深造的机会。张小金同志的来信即是一例。令人可喜的是，江西吉安汽车运输局大修厂和厦门大学的党组组织接到申诉后，采取了认真负责的态度，使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高等院校招生进行政治审查，是十分必要的。但如何防止类似张小金事情的重演？从“来信”和“答复”看，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政审工作中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这就要求负责政审工作的同志自觉清除“左”的思想影响，正确对待那些在艰苦环境中勤奋学习，几经挫折毫不灰心，而又有过一些缺点和错误的有志青年，把握它们的本质和主流，不要以“一眚（音省：过失）”而“掩大德”。尤其是对一些青年在“文—革”中出现的问题更要多做历史分析，不要因为一些查无实据的事情，阻塞了他们求学的道路。

尽管我已经事先有所听闻，但是见到报纸上登出了这条消息，仍然按捺不住我的激动。十几年的奋斗，终于结出了这样一个果实；几乎近一年的上访、上诉、上告，终于结出了这样一个果实。没有白废，我自己的努力没有白废，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支持我、同情我的人的努力都没有白废。

我想起文智奇的两次来信，先后告知我的申诉信已经交到了胡—耀—邦和胡乔木的手里；我想起黄以平的来信，告知我的申诉信她父亲已经转交给了教育部领导；我想起，我拍给教育部长蒋南翔的电报和通过周培源转交给他的信；我想起，我的舅舅刘恢先和舅母洪晶的来信，告知我的申诉已经面交了教育部与厦大领导；我想起，我的姨妈刘蔼南带我去见福建省高招办主任糜大椿和介绍我去见厦大党委书记曾鸣；我想起，团地委书记专门为此来我单位做的调查；我想起厦大两次派人来我单位调查的许多人和事；我想起，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给我的复函，提到他们收到过几十封人民来信替我抱不平；我想起，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和光明日报对我的申诉的一系列反馈；我想起许许多多认识与不认识的热心人对我的帮助；我想起我与厦门大学招生办的多次联系和他们的回答；等等等等。这是我一生中最大规模最重要的一次上访，甚至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上访。我知道，在全国各类上访人员之中，只有非常小比例的人有希望成功，而我现在就成了这种小概率事件中的幸运儿。

一般人们说，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对于我来说，这个浩劫应该说到今天才算是结束了。这个浩劫给我带来的苦难，给我一生带来的损失和影响，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象今天这样想得清楚，看得明白。有一点我根本没有想到，我只不过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响应共产党党中央的号召，按照他们的指示、决定和文件，参加文—革，我不过是短短的几个月投入到运动中，可是却给我带来了十年的灾难，甚至还不止十年的灾难。而这个灾难直到今天也许才有点结束的眉目。

尽管“英明领袖”华国锋四年前就宣布，第一次无产阶级文—革已经结束了。尽管一般人认为，文—革在７６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就结束了。但是，我头上的文—革风暴并没有过去，压在我身上的文—革包袱并没有卸下，针对我的文—革类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文—革给我带来的苦难并没有过去。文—革对于我，是在十年浩劫十年动乱后又加了近五年的磨难。

不仅如此，我的文—革也不是开始于1966年。1964年，当我还是一个16岁的中学生的时候，加在我头上的阶级斗争和政治磨难，已经具有文—革的性质。或者说，它是文—革的前奏，文—革的预演。因此，我的文—革是十七年。我的磨难是十七年。

整个青年时代在我的头顶笼罩和飘荡的乌云，看来终于要散去了。从16岁开始就折磨和压抑我的阶级斗争的狂风大浪，看来终于要慢慢平息了……

手捧着这张中国青年报，我最突出的感觉是，解放了。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算起来，这是我一生中第三次获得“解放”的感觉。而前两次居然发生在文—革初期。说起来，话长了。

几个月前，我还是一个“有问题”的人，考研“政审不合格”的人。而此后的几个月时间，我突然相继被一些报纸、杂志和电台报导，被许多单位请去作报告，被官方树为青年学习的榜样。我的大幅照片居然在这个城市的主要街道的橱窗中展出，而那通常是挂主流英雄模范们照片的地方。我还是我，我并没有改变。那么，是什么改变了呢？

这个改变和影响了我一生的文—革，这个我曾经积极参加誓死捍卫早就失败现在又被否定的文—革，哪儿是他的源头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6c51f010002e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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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我口述了一些文－革记忆，录在几十盘录音带里。我的研究生小马将其输入电脑，变成文字。现在，我把这些口述回忆逐渐整理出来，慢慢地发在这里。

山雨欲来——四清运动中的一场校园整风（1）
（1964年秋－1965年夏）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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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感觉里，文-革是1966年突然而来，1976年嘎然而止。

至少对我来说，不是这样。

如果把文-革比作一场中国大地上的政治大地震，那么“四清”运动就是这场大震前的小震。76年之后又有多次余震。对我来说，加上大震前的小震和余震，那场政治大地震一共是17年。

整整40年过去了。当年的高中二年级学生，如今已经是快退休的教授了。

1964年，全国搞阶级斗争。农村的四清运动进入高潮，城市还没有全面开展，中小学校只是正面教育。此前，我属于当然的好学生之列：全地区知名的学习尖子，校学生会部长；同时，感情上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无比热爱，思想上也是虔诚的革命者。然而，不料我却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


这场阶级斗争的名称，当时称为“小整风”。是发生在当时我所在的江西省吉安一中高二（2）班的一场所谓“整风”运动，到后来文-革初期被称为“高二小整风”。它是在四清运动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加个“小”字并没有体现这场整风运动的教育性、温和性，也没有体现出当时班主任所说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它的残忍和极左，在当时也有典型性。到1966年5月，我在同一所中学又经历了高三小整风。这两场运动的极左和整人的办法，活脱脱是文-革的预演。

那一年，我才16岁，只是刚上高中二年级的少年，却经受了那样非人的、连成年人也难以承受的蹂躏。今天的中学生不可能想象，我们当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青年时期的。我常常想，如果受到这样的折磨和蹂躏，今天的中学生，甚至大学生，十个有九个会自杀。

今天回想起来，感谢高二小整风，经历了那样的折磨，文-革对于我就不那么突然，不那样难于忍受了。我在文-革中无论身处怎样的困境都从来没有想过自杀，就是得益于这两次小整风的“锻炼”。

我想，即使是今天的青年人，读过了这篇文字所记载的历史，也不再会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突然从天上降下来的灾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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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

——四清运动中的一场校园整风（2）


所谓“请愿事件”

一封挽留数学教师的签名信，成了阶级斗争的最新动向

    要说高二小整风，首先要说引起它的一个由头，就是所谓“请愿事件”。

    那是1964年7月上旬，高一学年结束了，这天放暑假。在大礼堂的结业式刚完，同学们回到教室。有人说，项老师下个学期可能不教我们了。他说的是项正清，我们高二（2）班的数学教师兼班主任，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６年制本科毕业生。高一上学期我们班换过几任数学教师，前面几个教的效果比较差一些。学期中途，项正清刚从外地调回他的家乡吉安，就被一中一把手刘明昌书记从教育局要来，并被我们的班主任兼物理老师周绍仁要来当了我们的数学老师。周绍仁不久之后调回他的老家吉水，项还兼了班主任。作为全区重点中学的一把手，刘书记那个年头算是吉安教育界的人物，他决心在66届毕业生中大放一次高考卫星。为此，我们这两个班囊括了全地区的尖子学生，还为这个班配备了最强的各科教师，。

    换了项正清以后，我们班的数学成绩就直线上升。以这天上午学校刚颁奖的数学竞赛为例，我以91分拿了第一名，二、三名也都被我们班囊括，其他班的选手连一个上60分的都没有。全班同学都感到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老师。我后来听了很多大学老师的课，除了北京师范大学的阎金铎老师，我还没有听过比项正清讲课更好的理科老师。

    项老师可能不教我们，这个消息当时无疑是个小炸弹。大家就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人人都希望能够挽留他。当场有人提议，给学校领导写一封挽留信，然后大家签名。因为已经放假，都忙着走人，起草挽留信然后大家签名显然来不及了。于是有人（我记得是后来小整风运动中的某个”左”派）提议，大家先把名签好，然后把签名单交给我，由我再起草信表达这个意思。也许当时我在班上比较有威望，又是校学生会主要干部，或许上午刚颁发的数学竞赛第一名奖也起了作用，总之多数人觉得我比较合适。在场的纷纷附和，我也没有推辞。当时在场的都纷纷签名。除了个别人，全班同学几乎都签了名。我清楚记得几个后来“反戈一击”的左派此时都是积极分子。除了两位留级的女同学，我印象中只有后来小整风运动的左派领袖夏增淦没有签（40年后夏增淦告诉我说，他也签了。但我完全没有此印象）。我把签名单夹进课本，放在我的课桌抽屉里，也随大家一齐离校了。我想，没有必要着急地把这个信交上去。

    没有任何人教我们。为什么会想到集体签名？也许，采用签名的方法表达民意是天然的。年幼的我们谁也没有怀疑这个举动，谁也没有想过它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暑假里，有一次在学校里的菜地劳动的时候，学校分管排课的教导处副主任李兆英就当着我们学生的面挽留项正清。她对项正清说，你还是继续当他们的班主任，教这个班的数学吧。项正清也没有多说什么。在场的同学都感到很受鼓舞，原来学校的意见也是这样的。我当时想，看来那封信不必交了。

    开学前二天，校团委集中训练学生干部。我记得那天下午听团委书记贺火翔传达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吃晚饭时还兴奋地与参加听传达的彭希臣在议论的时候，项正清到食堂来找我。他问我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学生签名。我回答说有。他说，如果你们现在仍然是这种意见的话，你可以把签名信交给李主任。他说，要快，马上要开学了。吃过饭就去交。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还需要交签名信，我也没有问。项是我信任和敬重的老师，我想也没有想这有什么不妥之处。但到后来，当这个事情被定为“请愿事件”时，我始终没有把项老师找我这一情节说出来。我不想这件事牵连到他头上去。这是中国人一种传统的义气吧。即使同学中那些签名的积极分子后来又成了反戈一击的积极分子，我也没有“供”出他们。

    离开食堂，我立即回到教室找出那张签名纸，并在上面写了一封短信。内容是：

教导处李主任：
    我们全班同学非常愿意项正清继续担任我们的数学科教师和班主任，我们一定会为革命而努力学习。
       此致
    敬礼！

    这是匆忙中写的一个类似字条的短信。我没有时间去斟酌文字。但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我至今仍然很得意这封信所具有的水平。它所表达的意愿明确而文字简洁，用语得体。两句话，真是不能再多一句话，也不能再少一句话。这里说，我们“愿意”，而没有任何“要求”之类的字眼。这里居然还没有忘记写上“为革命学习”的话语。而这却是我在几分钟内干出的事情。但后来，有人把它当作向党的请愿书，申讨它的滔天罪状时，却从来也没有公布它的内容。我不知道经过四十年后，这张字条是早就成灰了，还是躺在某一个角落。我不知道究竟有几个人真的读到了它，包括那些对它口诛笔伐的人。

    我把它装在一个信封里面，然后就快步走到学校主楼去敲教导处李副主任的房门。不巧，她不在。我想到项正清老师的交代，时间特别紧，拖到明天显然不行。在走廊里来回了几步，我就回到李的房门口，把那个信封从门缝塞进去了。一方面是全班同学的委托，我不能辜负；另一方面，也是老师的希望，我不能耽搁。一方面是善良的愿望－－全班同学学好数学的愿望，教导处领导挽留数学教师的愿望，数学教师愿意继续教我们的愿望；另一方面，是传统的美德－－尊师重教，讲信义；这两者是一致的。我一点都没有想到，此事有什么不妥。我更没有想到，这么一个签名信－－挽留一个数学教师的签名信，会成为一个重大政治事件的由头、导火索。甚至，可能会成为我一生的一个转折点。

    到这天晚上之前，我还是全校的优秀学生，是校党支部和团委依靠和培养的学生干部。我正在学习和实践毛主席关于培养接班人的五项标准。我也决心紧跟党中央的部署，参加到四清运动这场伟大的阶级斗争之中去。我怎么会想到，当这个信封塞进房门之后，我会突然成为这场阶级斗争的对象。历史中有许多偶然性，人生中也有许多偶然性。如果那天有某种偶然性阻挡了我把这封信塞进那个门缝，比如，我生病了，我不在学校，项老师没有找到我，我把那张签名纸丢了，等等等等，高二小整风就没有了指向我的任何理由。如果那样，我后来几十年的人生就很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了。

    老百姓集体签名表达意愿，在这个社会一直是件敏感的事，也是一件忌讳的事。很多年后我才明白这一点。

    （文中贺火翔是化名）






    这是作者40年后回到吉安一中，在1964年的学校主楼前留影。
    挽留数学教师的签名信就是交到这个房子一楼左边的李主任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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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

——四清运动中的一场校园整风（3）

两个政治课教师的阶级斗争动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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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签名挽留数学老师被看作了向党请愿的事件，被比做了57年的右派进攻，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激烈表现。

    高二学年一开始，就发生了两件令我意外而恐怖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校党支部委员、政治课教师郑听的开学典礼报告。

    1964年8月31 号下午，按惯例是开学典礼。我们整个高中部，集中在大饭厅里听郑听的开学典礼报告。他的这个报告，一开始火药味就浓浓的，大谈当前学校的阶级斗争。他说，学校阶级斗争的最突出和重要的表现，就是高二（2）班发生了学生集体签名向党支部请愿的事件。我的心扑通一下，这是说我前天晚上给李主任的签名信吗？他又接着说，唐朝有个武则天，狂妄得很，取名叫武照；我们现在有的学生，也是狂妄得很，学校安排任课教师的事情也敢插手，我们干脆叫他“张照”好了。这等于是点了我的名。我的头“轰”的一下炸了。这是我一生第一次面临这么恐怖的事变，而且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我被公开批判，而且问题显然有些严重。郑听用尖锐的语言，高八度的声调，非常严肃的表情，把这个签名事件置于四清运动的激烈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它是在一系列当年典型的阶级斗争事例的描述之后，把这个签名事件拿来并列和对比的。有好几次他的激动都使得扩音喇叭发出刺耳的声音。我们签名挽留数学教师这件事，被他说成是一个请愿事件。他的逻辑是，我（们）的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导致要求保留好的数学老师，而用集体签名的方式向党提出要求，就是闹事，请愿，向党支部请愿，就是向党请愿，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要求。这些都是当前你死我活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反映。他这个开学典礼报告作了二个小时，几乎有一个半小时是在批判我。

    因为我一直是全校知名的好学生，主要学生干部，突然之间冒出这样一个事情，我一下子懵了。一方面感到委曲，同时也有点愤慨。他讲的就不是事实呀！“请愿”这个词我当时还不是太懂。向李主任表态愿意项正清继续教数学课为什么就是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呢，难道无产阶级就不希望好的老师上课吗；为什么就是签名闹事呢，其实只是我一个人交的一封信，根本没有任何人闹事。更为什么就成了向党请愿呢？李副主任只是个民主人士，连共产党员还不是呢！

    现代社会最基本最普通的权利，就被郑听说成是一个可怕的罪名。这里当然还有更深的社会原因。

    我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我知道不能站起来申辩。我幼稚地想，等郑听报告完了以后，我去向他解释一下：第一，我们不是向党请愿，只是向教导处表示希望保持数学教师的稳定；签名闹事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根本没有任何人闹事。第二，教导处主任当着我们的面挽留数学教师，实际上我们学生和领导的意见是一致的。可能我们年龄轻，也许这种方式有些欠妥，我一个人承担责任，认个错。但是，当郑听的报告结束，我站起来的时候，却感到了会场上巨大的高压气氛，每一个人都是低着头拿着凳子整齐而无声的朝会场外走着。在我和郑听之间是密集而压抑的人流，连路都没有。这使我无法走到郑听的面前。其实，也没有任何我解释的余地。我到后来才明白，当时我无论如何解释，即使他们都相信我的解释也没有用的。那部阶级斗争的“绞肉机”好不容易找到个目标，更何况小人弄事并成功本来就是那个时代的规律。善良的斗不过邪恶的，文明的斗不过野蛮的，诚实的斗不过狡猾的，正派的斗不过极左的，那是大的命运。

    这天晚上我很久睡不着，我的主要感觉是委屈。我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那时候我毕竟太年轻，竟然不会想到，在全校大会上郑听杀气腾腾的报告，绝不可能是个孤立的事件，决不可能是事情的结束。究竟是什么人使这样一个挽留数学教师的信变成了“请愿”事件？真使人想不明白。不过，奇怪的是，到后来文－革时，我们居然没有去查这件事。那时候有几个月时间学生几乎可以随意地审问书记和相关教师，怎么就没有想到去搞清楚这件事情呢。这现在成了一个永远的谜了。

    第二件事情则是我们班的政治科任老师，政治课教研组长郭枚一的政治课。

    这是郑听的开学典礼报告之后的第三天。上午3，4节课，是开学的第一次政治课，通知高二（１）、（２）两班合上。上课前的气氛就非常沉闷，没有人说话。上课一开始，郭枚一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阶级斗争在高二（２）班的反映”。这是讲课的题目。虽然空气是那样的严肃和恐怖，我还是没有料到正规的政治课会以发生在我们班的事情为主题。看到黑板上这几个字，我就明白我又要成为批判的对象了。郭枚一讲了一通全国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讲了阶级敌人跳出来破坏，农村里地富保存变天账之类。然后很快转到高二（２）班。请愿事件被再次提起，说是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的典型表现。他一会儿说是多数人受蒙蔽，少数人捣鬼；一会儿甚至直接说是阶级敌人的捣乱。他偶尔影射项正清也有问题，但更多的是直接指向我。他也怒气冲冲地责骂了学生在高一时对他的私下议论，不知道是什么人打了小报告，把学生对他讲课不敬的“议论”告诉他。我甚至怀疑这是他借机报复。记得在高一时，我曾经是他欣赏的对象，也是他吹牛的话题。他亲口对我说，我的中考政治试卷考专区最高分，是他改的。（我从来没有去核对这消息）现在，我居然成了这么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他说，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请愿事件”就是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的表现。在我校，这就是当前社教的主要内容。他要求我向他投降，他也发出指令，要高二（２）班团支部立即开展对我的阶级斗争。

    郭枚一还大谈请愿事件与57年右派的联系。他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要求，与57年的右派向党进攻类似。他大谈57年章伯钧罗隆基的向党进攻，把我们签名挽留数学老师的事情拿来和全国著名的右派类比，这使我大为吃惊和愤怒。他说，罗隆基就是从骄傲从不知天高地厚走向右派的，现在高二（2）班也有人骄傲，不知天高地厚。如果在57年就是右派。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我的吉安同乡罗隆基的意义。郭枚一把我比作罗隆基，使我非常气愤。罗隆基向党进攻，而我却无比热爱党啊。当时我只知道无数的老革命老将军是我的老乡，我只为他们自豪。过了30年，我才知道，近代史上，我的老乡中，没有人能够比得上罗隆基的分量。

    这堂连着上了两节的政治课，是郭枚一最初的斗争表演。两节课大概还不够宣示郭的阶级斗争理论，第二周，郭枚一又连讲了两节。可惜的是，这次政治课的笔记，在文－革中丢失了。但他表演的凶狠劲头，在过了四十年后，我依然历历在目。我们班是搬凳子坐到高二（１）班教室去，我坐在中间靠前的走廊上。面对郭枚一的咆哮，我多数时间是低着头，偶尔抬起头，迎着郭枚一的目光，我不由自主的表现出愤怒和鄙视。他当然读得懂我的眼光。

    郑听的报告虽然也谈到请愿这个词，但他的报告的重点，是在批判不绝对听党支部成员的话，骄傲，走白专道路这样一个纲，是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郭枚一则偏重于直接的阶级斗争，反右派，请愿，大民主，向党进攻，不是受影响而是资产阶级的行动了。因此，郭枚一比郑听上纲更高。更加左，杀气腾腾。这个调门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和我的承受能力，也因此而激发了我的阶级斗争的想象。我就在那堂课上开始怀疑这个人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郭枚一从此开创了一个先例，以后的政治课，就经常被他用来发表对我进行批判的言论。

    这两位，就是我的高中政治课教师。郭枚一教我的高一和高二，郑听教高三。从此，我对中学政治课教师产生了某种恐惧与成见。

    突然袭击，一棍子打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无限上纲，不许申辩；等等，这些“文-革”整人的特征，全齐了。

    （郑听、郭枚一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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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

——四清运动中的一场校园整风（4）
（1964年秋－1965年夏）

最初的惩罚：撤职和劳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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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班会，新班主任关于57年“反右”语重心长地现身说法，同时宣布了对我的第一个惩罚：劳动改造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项正清不可能再作高二（2）班的班主任了，不过他继续教我们的数学，同时兼高二（１）班的数学课。签名信的目的还是达到了，也可能，签名信是多余的。根本就不存在改换数学老师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全班同学都继续享受好的数学教师的教学，而巨大的政治压力却要我一个人单独承担了。

   班主任换成了语文老师吴宗海。吴宗海是南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学识非常渊博，工作勤勤恳恳又老实听话。他家在江苏，自己一个人在吉安，夫妻两地分居而毫无怨言。尽管家庭出身不太好，却一直是党支部树立的教师标兵。他年龄还不到30岁，党支部刘书记却尊称他为“吴公”。

   吴宗海开学后几天才从外地回校。显然，有关人士对他谈了他的光荣任务和这个班“阶级斗争的复杂情况”。

   9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吴宗海召开了第一次班会。

   我被撤销一切职务

   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一直是主要学生干部。从一年级开始，我年年几乎都是满票当选班长。三年级我从文山二小转到古南一小，以入学考试双百分，又在新学校担任班长；小学升初中，我考了全市第一。初一开学时，我由于种种原因，晚了一个星期去报到，这个班就为此推迟一周选班干部，我又以全票当选班长。初中升高中，我又考了全专区第一。由于学习好，人缘好，我从小干社会工作。初二以前我一直是少先队大队干部，从初三开始是校学生会部长。除了主要学生干部，我还身兼许多社会职务。曾经为了实在忙不开，我还为减少兼职和有关老师闹过意见。现在倒好，我的所有学生干部的职务全部撤销了。

   刚开学几天，新的校团委和学生会成立了。多少给我面子的是，没有宣布撤职，只是宣布了新的班子，我的名字消失了。这也是在预料之中的事情，我虽然觉得没面子，但很平静。

   这天班会，新的团支部和班委会也宣布组成了。当时虽然是强调家庭出身，但是出身工商业兼地主的一位“左派”还当了副班长，母亲被打成右派的一位“左派”还当了校学生会副主席。这两位都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只是识时务地反戈一击并且表明了坚定立场。我当时很看不起这样的做法，但几年后我完全理解了也谅解了他们。此外，参加签名的多数人也都没有受到追究。可见，贺火翔郭枚一的“阶级路线”此时还是非常“重在表现”，并且注重“打击一小撮”的。

   我发现，仅仅是个政治科任教师，既不是党员也没有一官半职的郭枚一，只是抓住了所谓“请愿”事件，大喊阶级斗争的极左口号，就一下子高踞于本来是党支部书记刘鸣常红人的吴宗海和项正清之上。吴宗海是班主任，此时竟在郭的淫威之下俯首听命，项正清本来是颇有些傲脾气的人，此时则全无还手之力。

   吴宗海就57年“反右”现身说法

   班会上，吴宗海还就请愿事件做了系统批判。显然，他理解了这个关键时刻他应该担负的责任和应该表现的立场。他对签名事件的批判主要围绕着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和白专道路来展开，与郭枚一的“反右派”、“向党进攻”之类的说词有些不同。这个区别我是几个月之后比较才发现的。然而当时我一下子就改变了对吴的敬重态度，觉得他很渺小。到后来文——革中我才感到吴宗海是比较宽厚的，我才慢慢理解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吴宗海只能那样表现。他的做法还是客观上减弱了郭枚一的危害和伤害。


   但是，针对班上多数同学的不理解，吴宗海还是强调了签名事件的严重性。他着重指出，不能因为你的主观动机不坏，不能因为参加的人多，就认识不清“请愿”事件的政治错误。吴宗海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在政治上太幼稚了。为此，吴还讲了他亲身的经历。57年，南京大学学生去省府请愿，校长在校门口阻拦学生。之后，划右派时，以是否进出校门为界。凡是出了校门的都被划成右派。吴宗海说他自己幸运地在就要跨出校门时被拦住了。

   我当时想，伟大的反右斗争怎会如此荒唐？我绝对不相信这话。过几天我专门去图书馆借了一本书《从反右斗争中吸取教训》，并且把毛泽东批《文汇报》的那篇文章读了多遍。我在日记里写道：“５７年反右斗争的教训，绝不是教人迂腐，教人谨小慎微，教人盲从，教人奴隶主义。经历伟大的反右斗争本来是一次极大的锻炼和考验，想不到对这些人来说反而起了负作用。” （这些话是因为抄在另一个本子上才保存到现在）我的结论是：1、我不是右派，我们签名挽留数学老师也绝不是右派行为；我们与右派是完全对立的。2、57年右派中也可能有冤枉的，他们中有人只有小错误被夸大了甚至没错误被陷害了，但这只是极少数。郭枚一想借此机会把我整成右派，他是别有用心的。绝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

   以我当时的水平和历史背景，还完全不可能解读５７年的历史。多年之后，我才相信并理解了吴宗海。过了20年，我才知道几十万右派中的多数人是冤枉的；又过了10年，我才知道并不是冤枉的问题，而是颠倒了是非。当年章伯钧曾说，现在中国还没有能够看到50年后的事情的人。渺小如我一个中学生，怎么可能有这种水平呢。

   我被罚劳动改造世界观

   最后，吴宗海宣布，根据班团支部的研究决定，我被罚去除草和打扫厕所。他指定了除草的几块地和一个公共厕所。说，要在半个月时间里，利用业余时间干完。他还说，不应该把它看成是惩罚，而应该把它看成是改造自己世界观的机会。

   我当时坐在教室的左前面，虽然低着头却感到了整个教室里严肃的空气。我抬头望了他两次，看到他表情严肃，语调严肃，自己也严肃了。我本来很喜欢这位语文老师。上高中之前，我就听闻了高年级校友对他的才能和人品的夸赞。他高一教我一年，也赢得了我的好感和尊敬。但这个学期他第一次见到我时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笑容，而是一脸严肃的“阶级斗争”的表情。他宣布惩罚决定时没有看着我而是看着前方。他的眼光扫视了全班，说“我认为犯错误的同学，只要改正错误，还是同样有前途的。”


   班会结束之后，我一个人走到我即将开始劳动改造的那块草地旁边，心情难以言说。那是一大片杂草丛生的地，可能要开出来种菜。我还从来没有过独自完成这么大劳动量的经历，真感到有点难度。同时，还有一种屈辱的感觉。

   当天晚饭之后，我的劳动改造就开始了。草地和厕所都在我们宿舍的附近。来来往往的人都会看到我一个人在干活。当时的观念，劳动是光荣的，但是被惩罚的劳动则是明显羞耻的。我是第一次被“自己人”所误解和镇压，心里满是委屈，憋曲着一肚子气。但我慢慢产生了一种心态，我并没有干什么大的错事。我一个人在承受全班人行为的后果。我认为别人看到我劳动会比我更内疚。这个心理适应对我非常重要。我毕竟只有16岁，又一直是好学生。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和公开的羞辱，我必须有一种合理的解释来承受。

   第二天吃过午饭，别人在午睡，我又去锄草。虽然已经九月初，太阳还很辣，中午的气温高达四十度。为了表现革命，我只穿着短裤，打着赤膊，光着头，赤着脚。干了一个中午，我就被晒得脸发黑发烫，全身脱皮。

   第三天中午，教导处李主任正好从这儿过，看见我在锄草，就停下来。她说，这么大的太阳你怎么连草帽都不戴一个。又说，吃过晚饭来锄吧。我心里憋着气，一句话也没搭理她。奇怪的是，我一点也没有怪她把我的信上交给学校，反而被她的关心的话语感动得眼眶有点湿。

   这天傍晚，我身体已经有点支持不住了，可没锄的草地范围还那么大。这时，同班的夏增云站在田边看了一会，看看没旁人，就走过来帮我。他锄得比我快多了，一边锄，一边说“要好好改造”，“这么没用，不改造怎么行”。夏本来是我的朋友，因为他是我们班上的仅有的三个贫农子弟之一，刚当了班长。他必须顾及他的“阶级立场”，避免被人抓住辫子。他嘴里说着“吸取教训”的话（其实他也在“请愿”书上签名了），手上却不停地锄着草。他实际上是以这种方式来帮助我。我没有感激的话，只用眼神表达我心中的感动。要是在平时，凭我的人缘，会有很多人来帮我。但在阶级斗争的高压下，谁敢表现？他干了半个多小时，就超过了我半天的工作量。于是，我对他说，剩下的，我自己就行了。

   次日，农家子弟傅祥财也跑来帮我锄草。他原本是我的朋友，也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平日就是个爱打抱不平的人，也从不和领导套近乎。与夏增云不同，他一句话也不说。我想，在这种阶级斗争的高压下，他既不能说什么宽慰的话，也不愿说什么套话。他只是低着头，很快就帮我锄完了一块地。

   草锄完了，我又去打扫厕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种惩罚人的方法。也许从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打扫厕所这种方式就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合适的惩罚。知识分子有“错误”，要劳动改造，总是扫厕所。后来文——革开始，揪出来一个“黑帮”、“反动权威”，他立即就自己带着扫帚去扫厕所。究竟扫厕所这种劳动是光荣还是不光荣？如果不光荣，那劳动光荣又怎么解释呢？如果说是光荣，为什么独独把光荣留给那些被打倒的坏人呢？

   那时的公厕条件很差，又脏又臭，没有任何通水的设备。为了象劳动人民一样，我也不戴口罩，甚至劳动完了也不洗手。有天傍晚，我在里面扫了半天，突然感觉一阵头晕。我赶忙用手撑着墙壁，闭着眼靠在那儿停了一会，也可能是大量的氨气熏坏了我。如果中毒，没人知道我在这儿，但我却庆幸没有人在场看见我的窘境。我当时的想法，倒是觉得自己确实缺乏劳动人民的锻炼，我想我也确实需要改造。

   半个多月，我的全部休息时间都是用来劳动改造。国庆节前，我向吴宗海报告，我的任务完成了。他说，叫团支部验收一下。其实，用不着验收，他们都看见了，我整个人脱了一层皮。

   （刘鸣常、贺火翔、郭枚一均为化名）



山雨欲来(4)-最初的惩罚：撤职和劳动改造

    作者与夏增云、傅祥财40年后在吉安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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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天降（一）

（1966，6，18－1966，9）

40年前的今天，高考被废止了


    整整一代人被耽误的命运就在那天早上定下来了

    1966年6月18日。

    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４）班全体同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信中提出高校招生要改革，认为过去的考试招生是资产阶级压迫工农，对无产阶级专政有害的一种制度。究竟这封信是学生自发写的，还是有关方面授意的，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按当时的政治气氛，只要有一个学生想到并提出这个建议，全班学生谁也不敢反对的。我觉得，学生自发写也不奇怪。至少我们班上当时的少数“左”派们会愿意写的。

    更重要的，是中央台同时公布了党中央的决定。就是要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并且推迟半年招生，学生留校搞文化革命。

    我一听要搞半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意识到真正的大风大浪来了。那时还说是留校半年，推迟半年招生，没想到，我们留校闹革命一闹闹了两年；当时更没有谁想到，高考一推就是11年啦。

    整整一代人被耽误的命运就在那天早上定下来了。

    事后看来，停止当年的高考是一个必然的、箭在弦上的事情。否则，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记得陈毅元帅有次谈到教育革命，说，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毛泽东后来也说过，大学两年不招生，也可能犯一个大错误。所谓“错误”，所谓“成功”和“失败”，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视角。今天看来，那无疑是个大错误、大失败。“老三届”的特殊命运就是这个政策的产物。

    早上节目播完以后，校长陈庆麟就在我们高三班联的教室前面召集全体高三的学生开会。他做了一个讲话，基本精神就是：拥护、欢呼党中央的决定，并且号召大家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我们都坐在地下，气氛比较严肃。没有人欢呼，也没有人埋怨，所有的情绪都藏在心底。这件事发生得也很突然，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尽管会后各班也集体写了决心书，但和我后来听人说的外地校园中欢呼游行的场面相比，我们这儿是有点太冷清了。

    填志愿风波

    当时，分类、填志愿、政审、体检都已经结束了.我们是在快要高考报名时才分类（那时不叫分科），不象现在的中学生早早就分文理了。我报的是理工类。有天我从校外回来的路上，遇到４班的杨楫光，他报的是文科。他对我说，报考文科的人太少，学校决定从报考理科的学生中动员一些文科好的转报文科，据说你也是动员对象之一。这消息使我大吃一惊。我的文科确实不错，但是我更醉心于理科，我的数学物理顶尖，我决心献身于物理学前沿的研究。再者，虽然我对文科有广泛的兴趣，但我已经开始懂得一点中国特色的政治，不想以文科为终生职业。我心里有点担心。这时离考试还不到一个月，如果真的转考文科，对我显然大大不利。这天晚上睡不着，第二天我到吴宗海的房间去。我说，听说要动员我报文科，我觉得根据我的实际情况，还是报考理科为好。

    吴宗海居然并不表态。他在房里走动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转过身来面对我说，并没有考虑让你改变志愿，这个消息并无根据。不过，你要有思想准备，如果组织上真的动员你报考文科，不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

    我看看吴宗海的表情，还是无法准确判断形势。我犹豫着说，如果党确实要求我改变，我表示服从。但…，我希望组织上再慎重考虑。一方面，我个人更愿意报考理科，我觉得我在理科方面更可能对革命作出贡献。另一方面，根据我准备的情况，考理科我有信心成绩达到全省最前列，这对于学校的集体荣誉也有利。这是我的一点小小的心计。因为我知道刘鸣常很重视这一点，也对此寄予厚望。点明这一点可能使领导考虑时不至于太轻率。我边说边看吴的脸色，他只说了一句：一颗红心，多种准备嘛。

    没有料到，文革一来，我自己自动地转到了文科上，并且我的兴趣非常危险而顽固地固定在哲学和政治上。一直到文革结束，我也没有及时觉悟。就我的知识和能力，文科我也可以学，但不如理科；就我的性格和我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学文科是很不合适的。文革导致的这个转变，影响了我一生的命运。

    过了几天，体检结束了，开始填志愿。我记得因为体检查出有平脚，不能填报地质类、航海类的专业。这对我影响不大。我自己反复考虑，又回家和父母商量了一个晚上，终于填好了志愿表。

    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这是因为我当时对基本粒子物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看了很多课外书。作为一个高中生，我还写过一些物理类的评论，寄给上海科技出版社，并且收到肯定和鼓励的回信。我对我的成绩毫不怀疑，只是有点担心政治条件。当时招生录取政治条件是摆第一位的。我的家庭政治条件属于中等，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我记得，当时我的朋友天波填了所谓“暗表”。我们一般人填的志愿都是公开贴在墙上的，另有少数人可以在党支部管档案的康惠岸那儿拿到一种不公开的志愿信息，比如，北航，哈军工的某些专业就属于此类。那时的行话就叫做填暗表。有资格填的仅限于家庭政治条件好的，就是出身红五类的。我们班的赵成铸，父亲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已经当到地区专署的副处长，但因为他爷爷是地主成分，不但没有填暗表的资格，而且只能算作出身不好的人对待。我当时想，既然北大的核物理专业不在暗表上，那就说明对家庭条件的要求并不是绝对的。我当然知道填这个志愿的风险，但我那时对原子物理的向往是那样的迫切，总想着以惊人的高分创造奇迹，没有后来的文革大风暴还真的不易改变它。

    我的第二志愿是南京大学天文系。由于我从小就喜欢天文学，从初二开始就读了很多天文学的翻译著作，《天文爱好者》从创刊到停刊，到文革后再复刊，我一直是它的忠实订户和读者。其实，在我心里，对天文学的爱好还在原子物理之前，我只是更向往北京大学才把它填为第二志愿。

    吴宗海看了我的志愿表。他有二点意见。一是说，你的南大天文系要么填在第一志愿，要么就不填，意思是说你把南京大学填第二志愿等于没填。这是很内行的建议，但当时我不懂。既舍不得天文学，又不甘心放弃北大，就没接受他的建议；另外，他觉得就家庭政治条件来说，我不宜填核物理专业。他说，你数学这么好，为什么不填复旦大学数学系为第一志愿呢。我当时数学是比物理还好，但是我心里还是想学物理，特别是原子物理。我同意他的分析，但没有听他的劝告。我设想，如果我考分在全国前列，也许可以侥幸碰一碰。即使，取不到北大原子核物理，普通物理专业还是有可能的。

    到１９９２年秋天，为了圆我曾经的北大梦，我还去北大参加了一个骨干教师进修班。有天，我专门到物理系的房子前面，站立良久，追怀我青年时期的理想，感慨万千。真不知道，如果当年没有废止高考，我是否真能考取北大。如果真考取了北大核物理，我的一生又会是怎样一种命运啊。

    今天早上的广播，使上面说的这一切都成了无用功。

    心想，这事迟半个月就好了

    我当时的心情比较复杂。

    遗憾和担心是第一层心情。迎接革命大风暴的激动是第二层心情。

    为了这次考试，我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学校已经进行过“一颗红心，多种准备”的教育。由于录取的政策是“政治第一，成绩第二”，我也考虑过不被录取的可能性。但是，我内心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我所在的重点中学，有很高的升学率。我的出身条件属于中等，我的评语虽然自己不太满意，但还不至于因此而不录取；我对我在考试中的表现有信心。我准备以文理两方面的高分，进入全省甚或全国的前列。我的前三届有个校友，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他考了全省第三名，结果录取在北师大。我想，我的政治条件和学习都比他强。我应该更有希望。当时已经定了是7月1号高考，比往年提前几天。因而，我们在6月18号的时候，复习已经基本结束。当时，我们的任课教师都是顶顶出色的，学生水平也是历年来最优秀的，刘鸣常书记准备在我们这一届“放一个高考大卫星”；在这点上，刘和我有共同的利益和立场。

    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突然转到校内来，对我来说呢，心情有点复杂。一方面就我当时的思想来说呢是很关心当然也很想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我有一种直觉，在这个革命的一定阶段我可能会处境很艰难。根据这两年我在一中的经历，我有这个预感。我希望能换一个环境。所以我就很希望能尽快地进入高等学校，哪怕就是一个不很理想的大学。只要进入了大学门之后，再搞文化大革命，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可能我会比在中学有利些。我感到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的斗争与考验就要来了，但是我希望它对于秩序的打乱能够推迟一点到来。当时，我们完全准备好了，正充满着信心应考的前夕，突然这么提出推迟招生，感到有点遗憾。心想，这决定要晚个把月公布就好了。

    不仅，我的北大梦破灭了，我的大学梦整个破灭了。我想用我的贡献向党表明我的赤子之心的梦也破灭了。

    对完全取消考试有点遗憾

    最重要的，不只是时间上推迟半年，新的精神就是不要用考试、或主要不用考试的方式来招生。不要考试，在中国的国情下，就是剥夺我们的一种最基本的公平权利。以考试作为录取大学生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准，这在今天的中国已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但在当时的政治场景中，连我自己也完全没有这样的理直气壮的思想。我赞成对工农出身的子弟有所照顾，也赞成对出身不好的学生有所限制。我只不过认为，应该给那些出身非工农但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留一点机会，尤其应该给其中忠于党、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而又有才干的学生留一点机会。考试成绩应当成为一项参考条件甚至重要的参考条件。完全取消考试，完全取消对学生知识与智力的要求，这是我所不敢苟同的，也是我所不愿意的。当然，那些所谓家庭政治条件好而成绩差的人是极其真心地欢呼这个消息的。

    确实，我心里是有那么一点点遗憾，但绝不能说是不满。因为，这已经是中央的一个决定了。当时，对中央的一个决定不满是一种很大的罪状。我其实心里也完全没有这个念头。按当时的心理习惯，即使思想上有这种念头，首先自己就会觉得是错的，会自己在日记中作自我批评。我心里的遗憾是，这个广播要能迟发生半个月也许就好一些了。这是我深层的心理，一点也不会暴露出来。我的母亲也有这种心情。可能她不小心表露了出来，后来，文革中她们单位有一张大字报，就是“揭发”她这一点。

    迎接革命大风暴的激动是第二层心情

    但是，另外我还有一种心情，就是要迎接这种大的革命风暴的心情。就是觉得这样一场大的革命风暴来了，我也很想在里边一展身手或者说是锻炼自己吧。当时我已经是一个极其虔诚的毛泽东主义者，而且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坚定分子。尽管学校少数人对我批判，但我是按照我所理解的毛泽东思想和他们斗争的。这个斗争已经过去两年了，我在那样艰难那样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也还没有完全失败，也还有一些小小的胜利。我知道我一生中面临的最大考验开始了，我当时也同时认为我一生中难得的一个机会到来了。这以前，我天天在紧张的复习功课之余，抽时间看报纸上的文革材料，总有一心二用的困难。这下好了，可以专心搞革命了。当时的心理还是“打完仗再建设”，“先搞革命再学习”的念头，谁知道，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很快把我引导到崇拜革命献身革命的路上，革命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了我的生命。在这种意义上，参加“革命”和献身“革命”都是我一生的一个大悲剧。

    因而，在某种遗憾的心理中，我还有一种兴奋的跃跃欲试的心情。我的献身于毛主义的思想和理想正在形成。我的“文革”情结，虽未形成，也开始“吐芽”了。

    遗憾的心情只在心里闪过那么一下，它完全没有时间来回旋，史无前例的阶级斗争大风暴立即就把它盖没了。

    这是我一生中无数次耽误和延误的第一次。它启动了往后的多次耽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它会影响和改变我的一生，会影响和改变整个一代人的一生。

    （刘鸣常、康惠岸是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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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四清运动中的一场校园整风(5)

第一次尝到被孤立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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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快就明白，劳动改造并不是最严峻的考验，更严峻的是郭枚一发动了所谓“小整风运动”。

    小整风这个词，我记得来自当时解放军报。那里报道某连队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一是强调阶级斗争的背景，二是强调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支部在班会上组织学习了这篇报道，强调在我们班也要开展一场小整风运动。我一直不知道，也没有问过有关人士，因此也不知道其决策的经过和幕后秘密。但高二（2）班真实的小整风运动，与报上所报道的小整风运动完全不同，而是以当时农村中的四清运动的阶级斗争风暴做法为摹本的。

    国庆节一过，郭枚一就在政治课上宣布，他来高二（2）班“蹲点”，“扎根串联了”。

    如今的学生可能不大懂这两个词的意义。郭用当时的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就是要来我们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为了这个目的，他首先需要孤立我，揭露我的问题。对于“请愿事件”，要求所有参与的同学“反戈一击”，除此之外，郭枚一要求全班同学揭发和整理我的历史问题。他还特别说，可以背靠背地揭发。

    暗地里，还安排人监视和记录我的言行――不止一个人后来告诉我，他们不仅受到了要揭发和检举我、孤立我不和我来往的威胁，而且被要求监视我。听到我说的什么话，悄悄记下来向团支部汇报。

    这一点，我当时也直觉到了，这使我开始变得极其谨慎。这种性格不符合我的本性，但因此而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尽力这样表现着。

    郭枚一的号召立即有了效果。

    首先，是一些人说，他们在请愿书上签名是上当了，因为签名的时候不知道。

    但是不知道什么呢？不知道内容吗，这是十足的谎话。所有人都知道。不知道这是“请愿”事件吗，问题是，有谁事先知道呢？一有事情就赶忙想办法撇清自己的责任，这种情况我后来见过不少。但当时我还是非常看不起这种人。

    其次，所谓揭发也被逼着开始了。尽管除了“请愿”事件之外，其实也揭发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令人厌恶和耻笑的揭发我下面还要说到），但还是给郭枚一的阶级斗争提供了几发炮弹。

    最明显的效果，是我被孤立了。我本来是一个朋友多的人。但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多数朋友不敢与我保持交往。唯一不肯加入背叛行列的只有彭希臣。

    我们都是10几岁的孩子，都是第一次经历这种背叛。对别人我决不牵连，但对于朋友的动摇和背叛这种49年后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中的常见现象，16岁的我并不熟悉也特别不能容忍，这比那些善变的“左”派更使我伤心。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许多人只是出于怯弱而变脸，我开始不原谅，而且特鄙视。但后来我经历了文革更大的风暴和更多反复，知道了无数这类的故事，才慢慢理解和谅解了。当整人的力量打着党的旗号，或者革命旗号时，你能要求那些少年人怎样呢？

    有一天，我给班上我最好的朋友写了一张字条：“我承担签名信的一切责任，决不牵连别人。但朋友的疏远和回避使我失望和不理解。”我把短信夹在他的课本中。当天，他就偷偷回我一张小字条：“要赶快作深刻检查，回到组织的怀抱中来。”

    鼓励背叛与告密，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符合。我明白，不可能靠它救自己。古代的忠烈侠义被我加上革命包装，使我痛心于朋友的动摇和反叛。但这张纸条还是使我觉悟到，我的救星只有一个，那就是毛泽东。我明白，能够免我彻底孤立的，不是旧时的义气改造的革命友情，而只能是用毛理论武装的对郭枚一的批判。

    一个从小就是全市全校闻名的好学生，一直被人哄着的人见人夸的尖子，神童，天才，突然之间，成了谁也不敢理睬的，唯恐避之不及躲之不远的人。我第一次感到了世态炎凉。

    不仅同学，连老师们也表现出明显的疏远。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曾留学日本奈良的女老师毛礼钊。我听说她丈夫曾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这个经历带来的是他被划成历史反革命。这样的人才在当时的吉安一中居然连教师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做工人。后来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江西的“三查”运动）中被几个“革命师生”活活打死。这些“革命凶手”因为站队站在胜利者一边，至今未听说受到过追究。我不知道他们的灵魂今天是否得安宁。毛老师是我初中的地理老师，她一直非常欣赏我。除了上课之外，她还指导我课外读一些天文气象方面的书，指导我做一些实验和观察。

    那是小整风运动中，一个冬日的下午，我正一个人走在校园的中央大道上，迎面遇到了她。就在我抬头望她的时候，我看到她脸上慈爱的笑容，那是母性的、充满善意的天使的微笑，这是近几个月来我唯一见到的来自老师的真挚的笑容。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笑笑和我点头。但那个冬日里她的灿烂一笑，使我感到太阳般的温暖和温馨，使我近４０年后还能回忆得出那感觉。

    我记得文革后我去跟毛老师学日语时，和她讲起来64年冬天校园路上这一幕。她还依稀记得，说，一个小孩子，仅仅因为读书读得好就遭这样的罪，造孽啊！我心里真难过啊！当时也是自顾不暇，也不敢对你说什么。也只是没人的时候才敢表示友好。那些人都是良心让狗吃了。我说，你那个笑容对我非常珍贵。

    学习成绩好，突然成了一个错，成了一件需要躲避需要遮掩的事情。比起如今的中学生，学习成绩好的，就被那么多人哄着，学校老师领导都当作宝，三好学生团员之类的桂冠往头上戴，甚至一俊遮百丑。而我们那时候，仅仅因为学习好就受批判，是多么惨的一件事情。

    期中考试来了。我已经被这么折磨干扰，弄得心神疲惫。我有个念头：这次考差一点，以便去掉“白专”的帽子。我对于政治的关心和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其实远远高于一个高中生的水平。我想，之所以被郭枚一戴上“白专”的帽子，就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好（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不乖乖听话，这一点我很后才明白）。一方面，我已经受到严重干扰，安心学习有困难；另一方面，我也故意不复习功课，愚蠢地准备用大滑坡的成绩来报复郭枚一。

    考前一天晚上，我睡不着，翻来覆去想，明天到底要不要考好。到后半夜我迷迷糊糊睡着时，答案还没有出来。然而，料不到，这次考试我并没有考咂。代数和几何我又考了最高分。这是因为附加题有２０分，难度大，在考场上，这对我很有诱惑。科学的探求和对未知的好奇本来就是我个性中的特点，这力量大大超过了对郭枚一的的报复力量。我不知不觉地集中精力，把题目全解决了。

    期中考试后，我给自己找到了学习的新理由。我是为革命学习，不是为自己，更不是为郭枚一！从此，我加大了课外学习的力度。我一本接一本地读著名数学家为中学生写的小册子。除此之外，我从图书馆借来艾思奇的《辩证法唯物论讲义》，我买了一本刚出版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开始了影响了我一生的哲学学习。

    我发现，读书带来的快乐也是化解郭枚一的压迫的最好最有效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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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6）——四清运动中的一场校园整风



夸奖迟浩田的岳父成了我的罪状



在后来郭枚一指定我交代检查的内容中，我才知道对我的揭发的大致内容。今天看来，简直是笑话，但当时我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了错误的，主要就是三个罪名：
1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
2资产阶级腐朽生活观念；
3拿贺敬之的《雷锋之歌》打赌。

对我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揭发，并没有符合郭枚一的期望。因为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除了签名事件，再也找不到第二件了。我在后来近20年的时间里，对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始终有某种免疫力和批判精神，也很可能与这次对我的批判有关。然而同时，我却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充满向往，一往情深。过了三十年，我才反思到，我所向往的那个从来也没有存在过的“无产阶级民主”，是不是根本就是一个乌托邦呢？

但是，对所谓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却还是在揭发中收集到了一些材料。

第一个罪证，就是我曾经表示过想考北大。初中升高中的统考，我考了全专区总分第一名。高一上学期的班主任，教物理的周老师经常用这一点敲打和鞭策我，我自己也有上北大和清华的理想。周老师出身贫农，又已调离，无从追究。他所有的此类言行都要求我来承担和检查。尽管当发动群众来揭露我的错误时，我感到了委屈或冤屈。但想上北大，也确是我内心的理想。在当时的批判风潮中，我也感到了自己思想深处确有成名成家的东西，也认为这些正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影响。后来，吴宗海说，北大也是社会主义的大学，也是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想上北大没有错，错在动机不纯。不能为自己成名成家，这是危险的。为革命而学习上北大，才是正确的。而郭枚一的理论，好像想上北大就是想去台湾似的，本身就是大罪。我觉得吴宗海说的对极了。以后检查时我就是按照吴宗海的调子说的。这是我自己真心认错并且真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地方。

揭露我的资产阶级思想，集中涉及到高一一次下乡劳动的经历。那是1964年的清明前后，我们下乡一周，帮助农民插秧。

我们睡在房东的阁楼上，楼层还没有一个人高，地下铺了一点稻草，就算是床了。有天，下着暴雨，贫下中农说今天不能出工。既然不上工，那天我们就弯着腰，坐在楼板上聊天。我是主要发言者，LO也参与了发言，其他人在一旁津津有味地听着。平时其实也很少有时间在一起聊天。这次“阁楼”聊天谈话，成了我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罪状。

我的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的第二个罪证，就是我那次阁楼聊天中谈论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我当时看了一本俄国科学家写的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小册子，第一次知道在速度接近光速的物体运动中，时间和空间会有变慢或延长的效应。在引力场中，空间会有弯曲的效应。相对论使我觉得十分惊讶、神秘和激动。有些内容，比如洛伦兹变换，一些计算，似懂非懂。但这本书我一直喜欢，看了很多遍。那时我心目中的第一偶象就是爱因斯坦，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要作这样一个科学家。当时多数同学还不知道爱因斯坦，也不知道相对论。所以，我介绍的时候，人人听得入迷。高二小整风中，这就成了我宣扬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的罪证。

成名成家思想的第三个罪证，是那天我们对当时吉安的著名知识分子的议论。我们先谈到“化学大王”姜文斌。我记得“化学大王”这个词好像是LO说的，想必那只是当时吉安很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民间流传，但我在小整风中并没有揭发LO这个“问题”。姜是吉安高中的副校长，在吉安地区是一个有很高威望的知识分子，也是当时的统战对象。因为我姨妈也是教育界的统战对象，和他有许多交往。我曾经听她说过，姜文斌的女儿姜青萍，嫁给了解放军的一个团级干部。那时候我们认为团长是个很大的官。我说这段轶闻的时候，是把解放军的团长当作一个革命象征红色符号来叙事的，但告发者或者告密的接收者却把它的语境转换成了对于名利地位的追逐。谁也没有料到日后姜文斌的女婿会成为解放军的高级领导人，就是后来的国防部长迟浩田。迟浩田一定不会料到，一个15岁的少年对他的岳父的谈论和夸奖，居然会成为黑话，成为宣扬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的罪状。以他当年的红色地位和与时俱进的觉悟，必然也有些惊讶的。几十年后，当迟浩田成为国防部长的时候，我回忆起高二小整风的这一幕，感到了某种历史的滑稽性和讽刺性。

我们还谈到“化学二王”萧理达，他本来是井冈山大学的副校长，井大“下马”后到我们一中当副校长，也上过我们的化学课。那天还议论到王孟达，他是管文教的市委王副书记的父亲。王老师教我们的历史，也是井冈山大学关闭后到我们学校的。他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我不记得是听谁说的，吉安烈士陵园中“革命烈士纪念碑”7个大字，就是他写的，一个字九块钱。写几个字挣几十块钱，这在当时是很刺激人的新闻。小整风运动中，我自己也承认自己说这话暴露了自己内心的资产阶级思想，对于听我说话的同学，也是一种腐蚀。

我不知道，是谁告发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很可能不止一人。在那场阶级斗争的大暴风雨中，在每个人都被动员起来回忆和揭发我的问题的运动中，这些东西被告发原是不奇怪的。因为原本能够供揭发的东西就不多。在这样巨大的高压下，总要认些错吧，相对说来，这些是我比较容易认错认输的内容。
（郭枚一是化名）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17年后我与高二小整风运动中的左派领袖夏相会于吉安白鹭洲公园。夏后来在文革中与我同观点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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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7）——四清运动中的一场校园整风

夸奖王文娟成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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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大雨滂沱的春日，在那个低矮杂乱的阁楼，不知道哪根神经的导引，我们这些15、6岁的中学生谈起了越剧电影《红楼梦》，而且不可避免地谈到了扮演林黛玉的王文娟。那场电影学校并没有包场，我是自己买票去看的夜场。说来自己买票看电影在那时的中学生也还算奢侈的享受，所以当时看过《红楼梦》电影的在我们班还是少数。那时王文娟是我心目中的美女，情不自禁地就说了句王文娟确实很漂亮。LO插话说，有人说她是中国的第一美女，我说，可以算是中国戏曲界第一美女。

    LO还说外国有选美。我也附和着评说了一通。选美是一个非常新鲜而又奇特的话题，因为爱美爱打扮在那个时候已经是资产阶级的情调，何况选美。但在那个阁楼的通铺上，阶级斗争的背景在某种程度上淡出了，而青春期的朦胧性意识和某种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却在轻松的聊天中登场了。我记得听的人都是津津有味。

    高二小整风来了，谈论选美，谈论王文娟的美就被揭露出来，成了我鼓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腐蚀工农子弟的表现。王文娟和孙道临一定不会想到，有几个中学生仅仅因为谈论了王文娟的长相就被扣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帽子。

    这次下乡老天爷偶然把我们留在家里一个上午，想不到聊天谈的两个话题，都成了高二小整风的靶子，一个是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另一个就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作风。今天的中学生听了这样的故事，他们能够理解我们当年的生存环境吗？

    在高二小整风中，我自己的思想首先起了变化。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审美观念。我在小整风运动的检查中承认，谈论王文娟和选美是自己受资产阶级丑恶思想影响的反映。

    这样的思想不仅仅影响了我，也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审美意识和性意识。

    有一个细节，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当时我整天打赤脚。不仅劳动的时候打赤脚，平时上课也喜欢打赤脚，因为脚已经磨出了厚茧，打赤脚又方便又节省又舒服。当时普遍的时髦就是打赤脚，不打赤脚就被看作资产阶级思想。我记得高三时，有位同学穿了凉鞋甚至还穿了袜子，这种当时很另类的表现，在我们班上议论纷纷，舆论非常负面。幸亏他出身工人，没出什么大事件。还有一次，项正清老师宣布女生上课不能打赤脚，他认为这是不文明不礼貌的行为。文革初我们班上有女生就此写他的大字报，批判他看不起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丑恶思想。打赤脚这样一个细节，非常典型地反映高二小整风对我们思想意识的影响。

    还有二个细节，反映我们的性意识在阶级斗争中的扭曲。

    我记得，高三的时候，班上有两个同学被怀疑谈恋爱，团支部找谈话，他们吓得直哭。其实，那了不起也就是有一点点深藏情感的极其委婉的表达，连拉手都不敢有的。我并不知道事情的详细原委，当时我也没有对他们表示同情。90年代我在课堂上讲到这个故事，我的学生根本无法理解。他们怎么能够理解我们的中学生活啊。

    还记得有一次群聚聊天，有人取笑XGW同学，说他在街上看到漂亮女人时，走过去了还回头望。我们听了哄笑成一团。其实从前我们也这样。但当XGW还这样时，我们已经被思想革命改造好了。我们已经把喜欢看美女当作可耻的事情。我们压抑或者掩盖自己这一愿望并且将革命观念成功地内化。我一直到８０年代才明白，XGW是正常的，我们大家都是不正常的。他的行为不可笑，我们嘲笑他反而是可笑的。

    说到此，还有一件事情顺便说说。那就是郭枚一在他发动的高二小整风的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再次结婚了。有人告诉我，他和农村的妻子离婚了，这次是和城里人结婚。这种事情在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我们心中，却激起了一种强烈的对比和蔑视心理。要知道，是他指定我检查自己谈论王文娟的资产阶级思想，而且我自己也承认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他这时候在生活方面的表现，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算是哪个阶级的呢？


    (郭枚一是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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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8----四清运动中的一场校园整风



以《雷锋之歌》为赌注打赌



    那次下乡还发生了以《雷锋之歌》为赌注打赌的事情。这个问题，在当时既是一个生活作风问题，又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历史问题”。打赌在民间是常见的事情，与赌博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但是找不到合适告发内容的人，绞尽脑汁，就会把这种似乎有些暧昧的东西端出来。何况这完全是一个公开的事情，没有任何私秘性。你不说，别人也一定会说的。

    但是，小整风运动的全部荒唐也表露无遗。



    有天中午的菜是水煮蚕豆。我的家乡有两种豆子，一种叫大豌豆，一种叫小豌豆。大豌豆又叫蚕豆，皮厚粒大，上海著名的五香豆就是用大豌豆做的。一般人都知道，这种蚕豆吃多了肚子胀气，还有一种病就是蚕豆吃多了，中毒，叫“蚕豆黄”。吃饭前，有人说大豌豆不能多吃。我随便就扔出一句话：“我一个人就能吃一砵”。同班同学邓学敏说，你要能吃完一砵，我敢给你打赌。我来了劲，逼着他问，赌什么？他想了想，说赌本书吧。我马上说，我要是一口气吃完一砵，你给我一本贺敬之的《雷锋之歌》；我要吃不完，我的就给你。邓说，一言为定。



    邓的祖辈邓碧珊是景德镇艺术陶瓷史上最著名的“珠山八友”之一，其父亲邓肖禹也是中国当代顶尖的陶瓷艺术家，可能是得自家传，他也能画得一手好画。他从初中开始与我同班，经常合作出班级的特刊，平时也来往较多。这样的打赌只是少年之间的玩笑，也是单调生活中的一种点缀。因为我们倆都买了《雷锋之歌》这本书，而且都很喜欢这本书。拿它当赌注，只是表示我们都很珍视它，看重它。谁也不曾料到会有拿它说事的一天。



    贺敬之是当年我最喜欢的一位诗人。从小学开始我就很喜欢诗歌，古诗现代诗都很喜欢。从小学三四年级起我背了许多古典诗词和现代诗歌。在古代诗人中，我喜欢李白、苏东坡、陆游和辛弃疾；在当代诗人中我最喜欢的则是光未然、郭小川和贺敬之等人。到高中后，贺敬之在我喜欢的当代诗人中排在首位，他的许多诗歌，包括象《十年颂歌》等等长诗我都能倒背如流。另外，我也知道贺敬之还写过歌剧《白毛女》，是从延安来的老革命。



    学雷锋运动开展后，贺敬之写了一首长诗《雷锋之歌》，出版了单行本。这首诗我读得激动异常，早就把它背熟了。它深深地震动过影响过我的灵魂。



    文革的时候我一直注意打听贺敬之的下落，后来我听说他也受到批判，挺为之抱不平。我觉得他的诗反映出他的思想和感情，是一个完全的赤诚的革命者的思想感情。我设想如果我在他那个单位，我肯定会成为他的保皇派，或者我会把他拉到造反这一边来。文革以后，我很高兴地得知，贺敬之获得解放，出来工作，担任中宣部和文化部的领导职务。不过使我有些失望的是，我的“政见”逐渐地与贺敬之不容，他似乎属于比较保守的一派，对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对思想文化界的斗争，他站在我所不赞成的一边。也许，贺敬之没有改变，是我改变了。这是后话了。



    一大砵蚕豆端上来，好几个人看着我吃。这一餐我只吃蚕豆不吃饭。事先我估量没多大问题，但吃下去一半以后，我就真觉得肚子有些受不了了。不过那时还年轻，胃还没太大的毛病，我只是放慢了速度。旁边有几个看热闹的同学，但包括邓学敏在内的所有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再对我施加压力。最后我还是把一大缽蚕豆一口气吃完了。



    这就是1964年中学生的一次打赌。打赌的方式古已有之，但是打赌的输赢以贺敬之的一本《雷锋之歌》作为赌注，这是多么有时代意义的事情。可见贺敬之的《雷锋之歌》那样一种文学在我们当时的精神世界中，在我们的整个生活中占有多么高的地位。到高三时，我们班还打算以配乐诗朗诵《雷锋之歌》在学校晚会上表演，只是文革风暴的加速到来使预计的晚会流产了。



    虽然赢了这场赌，邓学敏也并没有真把他的《雷锋之歌》给我。我也没有追着他要。因为我自己已经买了，而且我也不愿意邓因此而没有这本书。但在高二小整风中，这个赌博却是以我对毛主席号召的学雷锋运动的不敬而被揭露和批判的。最后在检查时，我承认自己这样做是不严肃不妥当的，客观上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我并没有违心地承认我对学雷锋运动有任何不敬。



    我后来回忆起来这件事情，最感欣慰的是：谢天谢地，我没有得“蚕豆黄”之类的恶病。





山雨欲来8-以《雷锋之歌》为赌注打赌



    岁月沧桑，和我打赌的邓学敏40年后与我在原高二（2）班教室前合影。邓后来当过某国企的党委副书记，如今他是我们同学中真正的“富翁”——父亲留给他的陶瓷艺术品在艺术品市场上已经价值连城，他的珍藏我曾经有幸一饱眼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