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论迹不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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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迹不论心



中央党校的王海光教授说：“对政治人物的历史评价，从来是‘论迹不论心’的，只能看他对国家政治活动产生的影响；其内心的思想动机如何，至多只是解释其政治行为的副线。”（《30年来林彪事件之研究（下）》，《战略与管理》2013年3/4期）

王教授此文主要针对舒云女士等人关于文革中林彪问题的著述。他对舒云等人的批评我是很赞成的，但是我要说，舒云等人对林彪研究，以及对一般的文革史研究也是有贡献的。历史恰如法庭。舒云等人就是被告林彪的辩护人。辩护人站在被告立场上，不管说的对不对，对于全面了解被告，给予他恰当而公正的评价，都是不可少的。

但王教授“论迹不论心”一说，确是金玉良言。王教授此文中的很多话，对于我们涉猎文革史本身又二把刀的人，都是警句。



例如，《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1985年）》（孙怀仁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中说：“1968-1970年是‘三五’计划的后3年，在这3年中，上海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1968年，张春桥出于捞取篡党夺权资本的反革命目的，在上海提出了‘六八超六六’的口号，促使1968年上海工业生产有所回升并超过了1966年的生产水平。”

1966年由于文革动乱，生产下降。如果1968年继续下降，就真国将不国、生灵涂炭了。不管什么人，什么动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但是张春桥出于篡党夺权的动机这样做，就应该被否定了。

但是什么是篡党夺权呢？无非是张春桥想当总理。那有什么错呢？虽然让不让他当是另一问题，但他想当没什么错。如果大家都不想当总理，肯定是个灾难。

从这个记述来看，张春桥对于文革期间上海经济的发展是有贡献的。至于他什么动机，是很难分析的，也是不重要的。

当然这里面还有个问题；张春桥视上海为自己的地盘，所以希望它的经济发展。那么如果他篡党夺权成功了，视全国为他的地盘，会不会也促进全国经济发展呢？这可能是个伪问题，暂且不谈。

且说上面所引书作者的逻辑。上海经济发展是好事，但是在张春桥的罪恶目的下实现的。这样的逻辑和我们所批判的张春桥的逻辑“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又有什么区别呢？



再说陈伯达。共识网上有余樵先生文章《历史可以这样改写吗？——评所谓“陈伯达抛出‘血统论’”》。这篇文章针对的是刘西尧回忆文章和范硕的《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67》中，文革中陈伯达提出血统论的说法。

这种说法显然与史实大相径庭。陈伯达没有提出血统论，而是坚定地批判了血统论。刘西尧是位老先生，对文革中的事弄得不很清楚也罢了。范硕似乎是个学者，竟然也犯这样的低级错误着实不应该。

这里面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普遍对历史胡编乱造。当然也不是真正的胡编乱造，这种胡编乱造有一个明显的边界，就是小心翼翼地不要触犯任何有权势的人和他们的子女部下。这个道理，傻子也明白，你触犯他了，他本人，或他的子女部下，明天就到法院起诉，叫你赔偿名誉损失补偿费100万元，你赔得起吗？就算是他不到法院告你，说你是网络造谣，还有500人转抄。就是劳教制度撤销了，也有办法治你。那么，触及谁呢？柿子捡软的捏，这里的黄金法则是尽量糟蹋那些政治上失势人物、塌台人物。这样绝对没有危险，而且更显得你政治上正确。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不论陈伯达当年那个报告有些什么问题，也不论他批判‘血统论’的目的何在，他当年的的确确是率先提出了批判‘血统论’。这是数亿人都清楚的史实。刚刚过去不久的，还有亿万亲历者、见证人活着并保存着自己鲜活记忆的历史，能够被人白纸黑字地改写成另一个样子吗？若按正常的思维，这似乎不太可能。然而这样的事居然就发生了。这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吗？”这话说的很好，但是作者又说：“当然，现在看来，陈伯达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判‘血统论’，并非是真正要打碎这种长期以来压制广大社会弱势群体的精神枷锁，而仅仅是为了更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来，为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效力。”

陈伯达批判血统论，不是很彻底的，比起遇罗克来说更是如此。他的批判，基本上没超出当时官方规定的“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政策。但是他的很多话，例如他对一些高干子女说：“难道你们的血统高贵吗？”还是掷地有声的良言。他解散北京六中私设监狱的举动在当时影响很大。

所以，陈伯达此举，我认为，首先出于一般人应有的义愤。六中高干子女用酷刑折磨死一位学生、一位工友，谁知道能不引起义愤？当然除了行凶的红卫兵及其老子。陈伯达这样说这样做，说明他有这种一般人的情感。

其次，陈伯达批判血统论，是出于他信仰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倡阶级斗争，但不是血统论。在他看来，这种信仰和效力毛的战略部署是一致的。



再说毛。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极端错误的。这观点已为大多数人接受。少数人不接受也暂不论。既然如此。毛想结束文化大革命就应该是正确的了？文革十年，可能当初毛也没有想到，这里面又出了好多毛也很难控制的局面。所以在1967年初，毛提出批判在干部路线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解放干部，结束文革的意图。因为干部都被打倒了，总不能叫这些造反派收拾局面吧？所以毛提出了这个口号，等于给自己找个台阶下，逐渐解放一批干部控制局面。有人批判，这是再向刘少奇进攻的一个步骤。也确实有这个意思，把打倒干部的责任往刘少奇那儿推，很不道德。但是分析这个问题，确实有结束文革的意图。



说这些，并不是替这几个人表功。他们在文革中干了许多坏事，说是罪行并不过分。但是人是很复杂的，谈到动机更是复杂的。人和人之间的区别不是那么大。要就事论事，诛心之论不可取。它将对历史过程解释为坏人的险恶动机，引向阴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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