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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近，苏智良和许洪新教授因主持《上海人名大辞典》项目，约我撰写与“文革”运动相关的人名辞条，由此感到可设立“文革人物”的研究方向。当然，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本辞典的编篡应只收已离世的人物(包括今年3月死于上海新华医院的原上海“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那么，从研究所需要的角度和权重来说，所谓“文革人物”该如何认定呢？
我和许洪新教授琢磨出几条可供参考和讨论的标准，譬如就上海市行政区划的范围而言，在“文革”十年(1966年至1976年)的时段内，曾任市一级党政军及其主要机构的领导人物，如马天水、徐景贤等；曾任市一级主要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如潘国平、耿金章等；曾在“文革”运动中产生社会影响的人物，如时代中学的陆荣根、上海柴油机厂的解福喜等；曾在“文革”运动中遭受迫害而引起社会关注的人物，如因在民间演出沪剧被指责破坏“革命样板戏”而遭枪杀的谭元泉等……(从编辑辞典的规则出发，以上例证中均为离世者。至于学术界、演艺界的李平心、傅雷、周信芳、贺禄汀等，会有各个届别的专业人员撰写)。推而广之，即不以“离世者”为界，我们则以为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人物，不管其经历和时下的境况如何，只要基本符合以上所述的规则，只要曾在那个“史无前例”和“波澜壮阔”的运动中，争锋过、风云过、公众过、标杆过……皆应归之于“文革人物”的研究系列，如上海“工总司”的组建者(称之“工总司”的“产婆”)，参与安亭事件与张春桥谈判的北京红卫兵包炮；策动“炮打张春桥”的上海红卫兵胡守钧、马立新和《文汇报》社的朱锡琪；上海中等学校红代会负责人，代表中国红卫兵出访阿尔巴尼亚的高静慧；写信反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引发大讨论的华师大工农兵学员刘丽华等。
就此，本书的作者红鸥女士(侯美度)肯定是一个。
二
红鸥，是上海市市东中学高二女生侯美度在“文革”初期，为迎合革命造反大势而改取的名字：
“我给自己起名叫红鸥——红色代表理想，代表光明，代表革命，海鸥是自由的象征。我生长在黄浦江畔，小时候就喜欢看黄浦江上自由飞翔的海鸥。
飞吧！红鸥，自由自在地飞，不怕惊涛骇浪，不畏雷鸣电闪，飞向理想，飞向光明，飞向革命！”(第22页)
“红鸥”——这只自喻为红色的闪电般飞翔在惊涛骇浪之中的“革命造反”之鸟，确实是为“文革”运动而“生”的人。恰如红鸥自述：
“我以前总是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生20年，早生20年就可以参加革命了。现在好了！文化大革命一来，我参加了革命，我就什么遗憾也没有了，这场革命真伟大！与当年打日本鬼子打蒋介石一样惊心动魄，一样你死我活。
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的故事，从小我们就烂熟于心，谁不仰慕英雄？谁不做英雄梦？”(第19页)
红鸥满腔的热血与豪情，满脑的“英雄梦”。中国的“革命”与“继续革命”，借托着长久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很快就点燃了稚嫩而肤浅的灵魂，致使红鸥在学校里模仿北京红卫兵(市东中学是北京红卫兵在上海活动的一个“点”。市西中学也是。)，起草了《红色恐怖》宣言书(并印成传单散发)，成立了“红色恐怖战斗队”；继而，“杀向社会”，在一片“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英特耐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歌唱中，火烧了杨浦区图书馆的藏书；继而，只身北上，又在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外地红卫兵的会议上(张春桥在场)，“腾地跳出来，几乎是小跑地跑到主席台，递给大会主持人一张纸条”，要求“代表上海红卫兵”发言……正是“红鸥”这种划响天空的飞翔和鸣叫，使之很快融入了高校红卫兵的队列，并以一所中学“红色恐怖战斗队”的名义，与复旦大学“东方红公社”，上海纺织工学院“东方红公社”等，在市中心的人民公园筹建了市一级的红卫兵组织“上海市红卫兵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红鸥在市东中学并没有群众基础，她连通过班级选举去北京见毛主席的正式名额都轮不上。但红鸥却能在那个波涛滚滚的乱局中，乘着社会政治运动的大势，呼地蹿上了“革命造反”的云端。这大概可以是红卫兵运动史进入“深部和细部”研究中的一个课题(即“人物与组织与运动”的构成)。
上海“炮司”在上海“文革”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短暂而显赫的，其重要的特点和功能是率先发动了“工学运动”。所以，红鸥就在一个特殊的时段内，跟随复旦大学的周谷声、胡守钧，交通大学的许云飞，上海纺织工学院的林翌，上海师范学院的江必雄等一批大学生红卫兵，跻身于上海“文革”运动的重大事变中——殊不知，红鸥参加了上海“工总司”的筹备会议，并以红卫兵的身份赴国棉十七厂、三十一厂外调了王洪文、黄金海的政治情况(昨日的必需是今日的荒诞)；红鸥两度随送面包的车辆，到达安亭事件的现场，并追击到苏州、南京，动员工总司“二兵团”、“一兵团”返沪；红鸥出席了陈丕显在市委东湖路招待所主持的各造反组织会议，见证了《急告全市人民书》的讨论过程；红鸥参与了“1.28炮打张春桥”事件，并代表“炮司”宣布退出上海人民公社筹备会(“炮司”曾是毛泽东称赞的《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的讨论者之一；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之一)，直至在“反逆流”中被剥夺了“红卫兵资格”……
确实，在一片激荡中，红鸥就如同一只火乌，腾空呼号，叱咤风云。“红鸥”不仅成就了她自喻名称的寓意，甚至成为了大众传播的话题，成为了“革命造反”的“偶像级”的精神象征。就是在那个时候，笔者作为一个“文革”运动的旁观者和思考者(因没有资格成为“参与者”)，曾在复旦一会场上，经同学(一复旦教工子弟)的指点仰视过“红鸥”和“海鹰”，她俩一头短发，斜背挎包，像精灵一样地在台上蹦来跳去。那幅图景至今可复演在眼前。但眼前的红鸥——虽然本书的署名仍然叫“红鸥”——却再也没有“火乌”和“精灵”般的风采了。为了本书的修改，笔者拜托“文革”研究工作者李逊帮助红鸥订正一些史实，为一些非亲历的段落作出注释。李逊回复同意，却说：红鸥很固执，很难沟通。我也有同感，甚至感到这大概就是红鸥当年“革命造反”的个性基因和精神的延续。
三
如果说以上是红鸥所经历的“革命造反”的高潮，那么，当红鸥从高潮中跌落下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1967年4月至9月，红鸥为“用鲜血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红卫兵”，以赴死的决定赶往武斗激烈(红鸥自述是“两条路线斗争最激烈”)的重庆、乐山和开封。红鸥在给周谷声的告别信中写道：
“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袓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使命在身，我能躺下不干吗？使命在身，我能自暴自弃吗？
……亲爱的战友，你看哪，全人类解放的日子近了，近了，愿那一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红旗插遍全球。那一面最红最红的旗帜是我的鲜血染成。
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第150页)
1967年下半年，红鸥从外地返沪后，立即投入“上海市中学运动串连会”(简称“中串会”。总部设在光明中学，共二万多成员)的活动。“中串会”乃被称为原“红上司”、“红反会”等部分市一级的“老造反”红卫兵，因不满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建时，遭遇来自张春桥、徐景贤的冷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一月革命”的高潮中，曾纵横驰骋，冲锋陷阵的一群——却在新一轮“代表权”的确立中(实为“权力再分配”)，被来自基层的“老造反”，却在“大联合”和“军训”等政治需要中脱颖而出的市六女中、控江中学的代表所替代(此类“替代”的例证，还包括“一派分化”、“另派重起”等，在1967中国各省区的造反派队伍中比比皆是。旗号上有“主义”和“原则”，形态上有“过程”和“状况”，核心还是“权力”和“权利”)。于是，红鸥与他人合写了《给春桥同志的一封信》，刊登在影印版的《红卫战报》上；参与了“中串会”组织的千人大游行，从长宁区俱乐部出发，经静安寺沿南京路至外滩，一路高举红卫兵大旗，呼喊着“主席健在，我们必胜”、“批判新的资反路线”、“中学红代会是大凑合”等口号……,直至1968年上半年因形势紧迫，避退外地后，又“落网”进入了徐景贤主持的“中串会问题学习班”。
1968年下半年，中国“文革”运动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和社会形势，决定了已在校“革命造反”了三年的红卫兵必须退出“现场”。那么，哪里是“出口”呢？按照毛泽东关于“革命青年”的认定标准，就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当时，上海1966届和1967届高初中生的分配，大约有45%的名额在工矿企业，即便去务农，也多在外地(如黑龙江)和市郊的农场(“拿工资”)，真正去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劳动“挣工分”的“插队落户”者确是少数(约10%。1968届后则为多数)。然而，以红鸥为骨干的一路“老造反”，则独树一帜地向市革委会提出到河南兰考去“插队落户”(为此，红鸥曾两度到兰考考察，并取得兰考县革委会的接受证明，直接“交给上海康平路办公室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
红鸥说：
“今天毛主席号召我们上山下乡，我这个毛主席最忠贞的红卫兵能不去吗？如果不去，我要后悔一辈子的。”
到达兰考时，红鸥一行下了火车，就抬着花圈，捧着小松树，在焦裕禄墓前庄严宣誓：
“焦裕禄同志，我们上海的红卫兵踏着您的脚印跟上来了。我们一定要继承您未竟的事业，在兰考广阔天地里锤炼一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把双杨树的道路走到底!”(注：据同去兰考的原“中串会”成员说，上海没有去河南兰考插队的名额。他们所以申请去兰考，追随焦裕禄固然是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动机是：他们曾查看了中国地图，认为大批京沪两地的知青到黑龙江去“垦屯戍边”，将来“中苏之战”时，东北并非是苏军的突破区域，反而是经外蒙至内蒙至中原一马平川，苏军的机械化部队可长驱直入。所以，他们准备在兰考筑起抵抗的防线。)
呜呼!不必怀疑红鸥(和红鸥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和忠诚；不必怀疑红鸥(和红鸥们)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信服和追求……,如果说红鸥在“革命造反”高潮时的鸣叫曾划响天空，那么纵观红鸥在跌落时的苦斗，则充分证明了这位自喻为“天生的理想主义者”，确实就是天生的为“文化大革命”而“生”的人，天生的为“革命造反”而“生”的人。红鸥用自己的热烈和执着，同时也用自己的轻狂和简单，写就了自己奇崛的青春史。
接着，发生的故事就是1970年初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中国“文革”运动就是这么“大运动”中套着“小运动”；“整体运动”中套着“局部运动”)，红鸥因牵涉到胡守钧、周谷声、邱励欧等“炮打张春桥”的案件，被专案组特派的四人小组，从兰考押回上海，关进了复旦大学10号楼。历经近两年的隔离审查和逼供信，于1971年12月底，带着从“敌性内处”减轻为“犯严重错误”的政治结论，由复旦“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工宣队员”送回了兰考……
四
诚然，红鸥以其个性、信念、意志，以及家庭和教育的背景，世运和机遇的汇通，型塑成了中学红卫兵“革命造反”的“典型人物”。此在的“典型人物”，在当时可以是先锋，甚或可以是偶像，自然与许多历史事件的现场和过程发生着关联，抑或就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那么，从“文革人物”研究的角度来说，红鸥之类的“典型”如何定位呢？
引用惯常的说法，“文革”是一场“全民运动”(甚至造成“夫妻离婚”、“父子反目”)，这固然是总体性的形态和结论。但若作出严格的辨析和区隔，或者说给予实质性的认定，“文革”运动在群众中的发动、参与、争辩、对抗、斗争……尤其至1967年下半年以后，只是少量的“积极分子”，或“骨干分子”，或“极端分子”在运动，多数人则是观望着的，逍遥着的(以至形成了一个与“文革”运动的“政治场”相区隔的“社会场”)。
再引用惯常的说法，“文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其主导的方向和力量，无疑来自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即来自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决策，如策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炮打司令部”，以及“文革”中后期的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但所有这一切，并不排斥在如此壮阔的群众运动中，在一些大关节目上，有“自下而上”的举措和行动，参与并创造了历史的进程和走向。譬如在北京，有清华附中张承志等组建了红卫兵，并写信给毛主席，得到了高度的赞赏；有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率先挑战王光美领导的工作组，引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辽宁，有大连海运学院红卫兵倡导“徒步大串联”，并向全国推广；在武汉，有“七二〇事件”，引起“文革”部署的联环变化，以及后来张铁生的“一张白卷”；黄帅的“一封信”；风庆轮的“远洋航行”，刘冰的“告状”，“四五”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等等，均或从底层，或从民间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震动。在上海，最重要的此类例证就是上海“工总司”的建立(含经“安亭事件”，张春桥以宪法为由，“先斩后奏”地签署了承认“工总司”的“五条”)，标志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登上了“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以及以“反击经济主义”和“夺权”为标志的“一月革命”。本书的主角红鸥确实参与了这两项发生于上海，影响了全国的行动。(注：至于发生于上海的两次“炮打张春桥”事件，为什么不能列入此例证内，那是因为其影响仅限于上海，而没能影响全国“文革”运动的大局和走势。)
基于以上对两点惯常说法的判断，再进入“文革人物”研究的讨论，便可见在“参与”的层面上是无容置疑的，否则根本支撑不起“典型”的权重，正是从这个角度说，因为“参与”才有经历，才有故事，才有构成研究的可能和价值。 但“参与”的层面和能动是有差异的，即“参与”的广度、深度和结果，又决定了对此类“文革人物”的评定，应作出“参与—创造”历史、“参与—进入”历史和“参与—见证”历史的区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参与—见证”历史的肯定是多数；“参与—进入”历史的肯定是少数，而“参与—创造”历史的则肯定是个别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如笔者这般没有资格“参与”的，或有“参与”资格却没有心念、志趣和激情的，则是“经历”了或“观望”了这段历史)。那么，依凭此理论的阐述，红鸥理想高扬和激情燃烧的“革命造反”，应该列入哪一档“参与—？”的位序呢？大概不能列入“参与—创造”历史的位序，因为红鸥没有像包炮那样直接主导了上海“工总司”的建立；没有像包炮、潘国平、王洪文那样直接与张春桥进行了承认上海“工总司”的谈判，没有像《文汇报》“星火燎原”战斗队那样在上海、在全国开创了“夺权”的先例，等等。所以，对红鸥此类“文革人物”的研究，一般应该进入“参与—进入”历史的位序。对红鸥来说，这不是遗憾。正如之所以要在理论上作出“参与—创造”历史、“参与—进入”历史和“参与—见证”历史的区分(没有“参与”的则更多)，恰是为了求得对“文革人物”研究的客观定位和判断。
然而，红鸥作为名声显赫的“文革人物”，在人生的履历上，是否留有遗憾呢？就一代人的“生命史”而言，红鸥作为“老三届”人，其命运俨然被共和国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十七年的求学期、十年的“文革”运动期(含“上山下乡”)和后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期。如果说红鸥(出身于上海一般的“革命干部”家庭，即并非所谓“高干”家庭，更并非类似北京的“高干”家庭)的第一阶段是幸福的；第二阶段是燃烧的，那么，红鸥第三阶段的遭际呢？就在笔者所属的“文革”研究小组试图联络红鸥的时候，发觉红鸥早已在公众的视野中“失踪”了——红鸥属于思想史学者朱学勤所寻找的“失踪者”之一。(注：“文革”运动时期，朱学勤只是一小学生，或称“红小兵”。但朱兄以“牛犊”之情追随着一批重点中学的“红卫兵”，包括一直追随至红鸥在内的“中串会”成员的落户地河南兰考。)——然而，当辗转多时在人群找到红鸥的时候，红鸥除了捧出这本《自传》，并希望笔者竭力相助问世，成就“人生的最大心愿”外，就是喋喋地诉说当外婆带外孙“必须三时赶回家”的时间上和心理上的紧张。
于是，想到红鸥曾酣畅地宣称要“报考复旦生物系”；想到与红鸥共同奋战的复旦红卫兵周谷声、邱励欧等，均平反后去了美国深造；想到与红鸥共同奋战的交大红卫兵许云飞等，成为某一省级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想到与红鸥共同起草《给春桥同志的一封信》的魏威，成了《萌芽》杂志的编辑；想到与红鸥共同去兰考选址考察的王鸿生，成了文艺评论家……为什么红鸥的这些昔日“战友”，都能在“改革开放”中重新飞翔，而自称天生崇尚飞翔的红鸥，却在“改革开放”中消失了飞翔的踪影？或许红鸥的思维已凝固了，手持着平反的证明，仍停留在原有的思维惯性中；或许红鸥的激情已荡然了，日日为现实生活的困顿所束缚；或许红鸥的价值判断已发生了蜕变，人生的追念不是丧失动力就是指向空门；或许红鸥没有充分的知识准备和能力准备，难以应付种种从天而降的机会……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作为红卫兵的“红鸥”是骄傲的，因为曾有为“革命造反”而献身的理想和行动；作为外婆的“红鸥”则是“？”的(或悲哀或幸福；或失落或惬意；或烦乱或安然)。但有一点应该确定：红鸥终究没有跟上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没有迎着改革开放的大潮飞翔而起，而转换“红卫兵”和“知青”经历所遗留下来的角色定位。
请红鸥谅解，现在仍然需要回到本文的主题(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命题，一个供后学研究的命题)：红鸥天然地为“文革”的“革命造反”而“生”，却没有为“改革开放”作好准备；红鸥的心念和情感仍活在那个时代的记忆中，但那个时代早已远去了。
毋容置疑，红鸥是一位典型的“文革人物”。当年，笔者在台下仰视着这位红卫兵领袖的风采；当下，笔者受托为上海的一位普通外婆不忘青春的《自传》作序，其间可察考的脉络和机缘究竟是什么？大概是一个“革命造反”者的精神寄托和一个“文革”研究工作者的义务吧。
2013年6月于上海东方文苑
本文补记：
“文革”的“两性”(含“两情”)关系研究，一定会成为那个“非常”年代里——社会生活史方向非常重要的课题。它大致包括可供伸展探究的三个向度：即在“文革”时期总体的“性禁忌”的社会氛围下，“文革”运动中男女“战友”间所萌发的“两性”(含“两情”)关系；“文革”运动中发生于种种特异情况下的“性交易”、“性贿赂”、“性欺骗”、“性侵犯”(“性暴力”)等；“文革”中期以来所谓青少年“流飞”活动中的“性诱惑”、“性骚扰”(上海称“搓拉三”；北京称“拍婆子”)和“性行为”(“性教唆”、“性淫乱”)等。当然，作为本书主角的红鸥，作为一个典型的红卫兵人物，其情感的故事肯定属于第一个向度。
自1966年“文革”运动爆发时的投入，至1971年作为“胡守钧小集团案”主要成员审查完毕，在红鸥五年来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革命造反”的经历中，共与异性发生了三段感情(俗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第一段，是红鸥暗恋复旦大学的周谷声。在周分配前夕，“我几乎天天到他学校去，常常在他宿舍抽屉里偷偷放几个我省下来舍不得吃的咸鸭蛋、鸡蛋。天长日久，暗生情愫，我们之间一种超过友谊的恋情正在不知不觉地增长。”(第208页)第二段，是同学“瓦西里”(后分在港务局当装卸工)痴恋红鸥。红鸥说：“他常常来看我，却常常不说一句话，丢魂失魄地站在那里。”(第209页)即便红鸥受审，仍不离不弃，但红鸥表示“擦不掉初恋刻在我心上的痕迹”，只是敬他，而不爱他。第三段，是红鸥与复旦附中陈大东(昵称“阿哥”，分配在上海工矿)的热恋。陈大东的情书：“我变成了一只雪白的天鹅，在宇宙间遇见了你——红色的海鸥，我们双双飞呵，永远飞翔，妹呵，那一天不会太远!”红鸥则“心里泛起无限柔情，飞快地在他的签名上吻了一下”(第223 页)。但当红鸥被关押审查后，两年来“血尽泪干也写不完我对阿哥的爱”，终于断弦了。
喔哟，红鸥这个高二年级的女生，在“革命造反”年代里产生的“情爱”，就如同“革命造反”一样的热烈(及女性特有的缠绵)。是红鸥浪漫洒脱，率性而为，随性而至？是红鸥卓尔不群，决意抗拒社会“性禁忌”的压迫？想必红鸥也难以准确回答这般的追问。确实，“革命”(造反)与“爱情”的主题永远是并举的——因为“革命”(造反)而处于激荡之中；因为立场一致而爱憎分明，价值趋同；因为比肩奋战而共举杯，共患难……，同为年轻人怎能不迸发出情爱的光芒呢(甚或“革命”就是为“爱情”而奔赴的；“爱情”就是为“革命”而点燃的)!母宁说红鸥暗恋着周谷声，又热恋着陈大东，就是大名鼎鼎的蒯大富与清华附中一女红卫兵的情爱，不也成为京城热门的话题吗!
然而，不幸的是“文革”这场“造反”运动，恰是“祛爱”的(“阶级友爱”另论)，任何理念中的、艺术中的，还有意识中的、现实中的所谓“爱情”，均属于“资产阶级的伦理”范畴，而遭遇隔绝与批判之列，以至通过社会舆论和群众专政，形成了一个以“灭人欲”为圭臬的高高在上的“道德裁判所”，监视着、驱散着、鞭挞着一切男欢女爱。(注：北京红卫兵至上海串联时，捉拿黄浦江边携手恋爱的男女；里弄居民向城市民兵、派出所举报“搞腐化”的偷情者；孩童们则向树荫下双双出行的年轻男女吼歌谣、扔石块……。但至“文革”后期，上海团市委“为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组织全体机关人员，分头在外滩、南京路、人民广场设点观察。据报告：傍晚，在北京东路外滩至南京东路外滩二百多米的江堤上，就有六百多对青年男女在谈恋爱，其中将近二百对“运作不正常”。)
吊诡的是：红鸥和蒯大富等红卫兵偶像级人物，却在“革命造反”中恨爱交加，这充分证实那柄来自“道德裁判所”的劈杀之剑，面对人性、人情、人欲的坚持和蓬勃，其作用亦是有限度的。此中，这限度外在地表现为“行为形态”(行为方式)上；内在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道德判断)上。因为压迫是外在的，扭曲才是内在的，所以关健在于当事者的认知和接受——即是否已进入了内心，占据着内心，使内心畸变了(更可怕的是形成社会的“集体无意识”)。此在，红鸥在“革命”与“爱情”的双重奏中，尽管在“行为方式”上也有谨慎，表现为“抽屉里偷偷”放几个蛋之类，在道德判断上则是交响明亮的——于是，从少女之“爱情”反衬红卫兵之“革命”的角度来说，再一次回到本文的主题：红鸥以绝大的牺牲精神投身“革命造反”，作为一个时代的红卫兵人物，其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忠诚，就如同少女对仰慕者的爱恋如此单纯一样，应该是不必怀疑的。
为了这篇代序言，笔者对红鸥说：你曾经飞翔过。红鸥说，我的翅膀折断了。这大概就是红鸥的青春骄傲(“外婆的故事”)，也是红鸥的一生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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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4 11:5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