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难忘７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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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７６年

王虹

（一）周恩来病逝。

１９７６年新年钟声还未散尽，元月８日便传来周恩来病逝的消息。前线歌舞团和话剧团所在的卫冈大院顿时充满极度的悲伤。哀乐声不时响起，文工团员们戴上黑纱和白花。歌队的合唱室挂上了周恩来的照片。照片中还有歌舞团演员当年同周恩来的合影，其中周恩来同歌队副队长丁梅华亲切交谈的照片尤为注目。那时，团里白天的工作就是排练缅怀周的节目，晚上的活动则是聚集在合唱室及排练场的电视机前收看新闻。电视里哀乐，哭声不停，电视旁的抽泣声也凄凄不断。歌舞团食堂内的墙壁临时成了缅怀专栏，上面贴满了诗歌，文章。舞蹈队的女队员平时的爱好就是文学，她们几乎个个是写诗能手。歌队的老黄，谢舒在这方面也很擅长。谢是陶白的女儿，也曾插过队。记得团里组织的周恩来缅怀会上，谢舒还曾动情地朗诵过自己的诗作。直到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周的追悼会的时候，人们才逐渐从最初的情绪中冷静下来。在电视机前，大家开始议论，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出席追悼会。那年头，人们对四人帮（当时还没听说这个叫法）已经有了想法。追悼会上姚文元弯身鞠躬时，歌队的赵志克忍不住为姚的举止作了同步解读，引起大家的喝彩。小赵所作的解读是，“谢天谢地呵，你总算走了！”。

在团里团外都沉浸在缅怀的悲情之际，我的感受却独自游离在外。农村插队的几年，我的头脑已经被彻底“改造”了一番。周恩来标志性笑容的后面，我看到的是一片阴影，那是成千上万个冤魂汇成的阴影。记得半年前有一次在排练场上，有人说五年内全国将基本实现农村机械化，我凭着农村的感受，立即反驳说不可能。结果硬是中央台播放的周恩来报告中提出来的。显然，即便在经济工作中，周也严重脱离实际。更不用说在政治运动中那些推卸不掉的责任。我当时虽然这样想，却身不由己，情不由衷地夹杂在颂扬周恩来之列，我怎能不感到另外一种沉重。

（二）南京事件

周恩来去世的余波还未平息，新的社会冲突却已经开始。到了三月下旬，矛盾开始公开化。针对上海文汇报影射周恩来的文章，南京大学的学生走上街头，贴大字报，刷大标语，让沉寂的南京吹起了一股久违的春风。

卫岗大院也在议论着这一话题。３月３０日恰巧有个搬运钢琴的任务，歌队的男队员们乘坐解放牌军车进了城。当军车驶进鼓楼广场，眼前的情景似乎是文革的重现，到处是针对上海帮的标语和大字报。站在车上的我们顿时兴奋起来，大家指东点西，尽量大声地读着标语的内容。军车缓慢地饶场一周还不够尽兴，又特意再饶了一圈。返回的时候也同样演绎了一番。

晚饭后没什么事，我找了个借口请了假，直奔新街口。此时的新街口广场已经是人山人海。虽说我对悼念周恩来并没有什么兴趣，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还是不能错过，更况已经出现超越“悼念”的迹象。由于身着军装，我在新街口并没有停留过长的时间，感受到了那种气氛就已足够了。

４月１日南京事件被中共定性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就在大家偃旗息鼓之际，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写出了“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的标语，这是南京事件整个过程中的最强音。当时，我是从心里敬佩这些学生，正是他们才使得这场“政治事件”名副其实。几天之后，北京爆发的更大规模的四。五天安门“动乱”，依然是这一旋律的延伸。

“事件”之后，按照常规总要搞搞排查和清算，歌舞团也不例外。每个人都必须写书面“交代”。虽然可交代的东西非常有限。就我自己而言，３.３０晚上去新街口的事，绝对不会提及。即便是其他“交代”，言辞上也绝不能昧着良心，这是我努力坚持的底线。自己说的话总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吧。当时大家私下言谈的气氛还比较自然。记得男低音班的吴世虬就说过，如果他在北京的话，四。五一定会在天安门。或许与普通团员的身份不同，歌队教导员的那付政治脸，还是让人感觉不舒服。好在团里的排查很快就结束了。

作为部队的政治宣传队，歌舞团免不了要“配合”社会形势。曲艺队这时就成了“冤大头”，因为快板，相声等曲艺节目来得快，紧跟形势的任务多半就落在曲艺队头上。“冤大头”是我这么想的，曲艺队或许不这么看。后来转业在江苏省总工会的老孙，当时也算得上快板名嘴，他在丑化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段子里，添加了那么多自己的佐料，实在是谈不上“冤”的。

包括南京事件在内的“动乱”，后来被誉为四五运动，据说在历史上会有相当的地位。自己虽说参与的不够，但毕竟参与了，参与其中的感觉，总是非常美好的。

（三）好八连。

六月，歌舞团有个去南京路上好八连体验生活的安排（一个星期）。团里每个队各有两个名额，加上创作组的人员，大约十人左右。歌队有谢舒和我。到基层体验生活，在歌舞团是常事，去好八连可是难得的机会。

包括领队龙飞在内，大家都很兴奋。

八连的营地就在上海人民广场旁边，营房后门紧接着人民公园。我们到达八连后便各就各位，分别安插到具体班组，开始体验。八连主要担任南京路一带的巡逻任务。体验巡逻的美差被谢舒揽了过去。她或许早已想象过在繁华的南京路上巡逻的浪漫而潇洒的场景。我被安排在炊事班，基本上没有出头露面的机会。不过，在炊事班应该有更多交谈的时间。

对八连的了解，除了听八连干部的介绍之外，还组织了交流座谈会。剩下的事儿就要靠个人的观察思考了。那时候是全国学习解放军，全军学习好八连。好八连被捧着，是不能不好。不过平心而论，在我接触到的部队，八连的思想素质的确是最高的。首先八连的官兵都不抽烟，这让我有了一种亲近感。八连的出发点是艰苦奋斗，而不是考虑影响健康等因素，这也许是个不足。不过，戒烟工作确实卓有成效。即便在今天，也难以想象还有哪个单位能够做得到这一点。

南京路当时是国内最繁华的地段。面对着灯红酒绿，“霓虹灯下的哨兵”有着自己的认识，他们为人民生活的提高而感到欣慰，自己则以艰苦奋斗为荣，因为社会物质还不够丰富么。八连的所为，使人联想起古人“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

八连的干部都是自己洗衣服，床铺也与战士相同，这同其他部队很不一样。八连对周围的事物总是非常敏感，总抱着一种思考或批判的态度。比如有一次开交流会，窗外公园里传来小号的声音，一般人司空见惯的乐器练习，八连的干部也能够即兴批判，说那是为私而练。记得当时龙飞领队苦笑着自愧不如。

八连营房的二楼宿舍，背对公园的玻璃窗都贴满了报纸。他们说这样做是出于无奈。那年头社会上多少有了些性解放，八连战士为了抵挡诱惑，只能把窗户贴上，这实在不能怪八连战士。上海人当年的“解放”，往往会使外地人目瞪口呆。只要看看上海外滩的那道人墙风景线，就能体会到战士们的感受了。

在炊事班后来的几天里，交流的话语多了起来。甚至提到上海帮的话题。炊事班长告诉我，就在不久前，王洪文来过八连。对于王的到来，八连感到亲切和自豪。文革中，正是八连保护了当时还是工人造反派头头的王洪文，让他躲在八连营房，避免了被对立派追捕的灾难。保卫了副主席，就是保卫了党中央，八连自然功不可抹。现在副主席回“娘家”看看，大家怎能不兴奋！八连官兵整装列队，“请首长指示”。可是场景却出人意料：“首长今天是来看望大家的，不讲话了”随行人员解释说。“那么，就请首长用午餐”，八连为了王洪文的到来，把养的猪也杀了。“首长自备了面包，就不吃饭了”随行又解释说。此后，王洪文掏出面包，啃了起来……

你可以想象，这盆凉水是如何将八连从头到脚浇了个透彻的（炊事班长虽没这么说，也会这么想）。象八连这些敏感的官兵，显然知道社会上对上海帮的议论，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班长告诉我，他们把赌注押在上海市委是正确的判断上，因为他们感觉到了毛泽东是支持上海市委的。事过三十年，即使是今天，我对八连官兵当年的敏锐也深感佩服。尽管他们赌注是押错了，却情有可原。

现在想想王洪文当初在八连的表现，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内心的矛盾。他或许希望在八连找回一点起死回生的灵感，但对未来的命运并不自信，内心也不坦然。八连的官兵可能没想到这个层面，否则也不会对王的举止感到困惑了。

我们一个星期的体验快结束的时候，八连领我们参观了属于他们管辖内的国际饭店。那是座二十四层的建筑，却是当年国内最高的楼房。以后，我虽然也登过不少高楼，但当初的感觉是最新鲜的。

（四）天灾。

从好八连赶回南京没几天，朱德逝世的哀乐再次奏响。不久，唐山就爆发了毁灭性的地震。天灾人祸似乎都没有结束的迹象。

全国都谈地震就色变。与其他城市一样，南京城的居民也纷纷搬出住宅，在露天搭建帐篷。塑料布一时成了抢手货。卫岗大院还特地请来地震局进行测量。测量数据表明，中山陵一带的地质结构还比较牢靠，即使南京发生地震，卫岗也问题不大，尤其是我住的房子（歌队合唱室的钢琴房），据说能防八级地震。这个信息着实让我兴奋了好一阵子。当时社会上传说邓小平的宅院可以防十级地震，房屋地基是球形的，造价很高。这事儿是否属实，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清楚，反正是邓的又一条罪证。

尽管卫岗大院相对安全，却还是不能让人十分放心。巧在地震检测部门就在卫岗大院附近，我特地拜访过他们。他们说，要不是怕引起市民恐慌，早就公布测试数据了。显然形势仍十分严峻！

不过，我当时并没有太多地受地震局信息的影响，可能是对他们的测量缺少了解的缘故。

如今，唐山地震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当我们回顾往事的时候，是否应该更多的反省。如果我们当初的信息透明，及时，如果我们有所准备，更多民众的准备，而不是少数人的准备（假设邓小平的球形地基是确实的），我们有完整的救援机制而不是地震后两天才赶到的解放军，相信灾情会得到真正的控制，人员伤亡会极大的减少。天灾不可免，事情在人为。

（五）上海帮

八月中下旬，歌舞团为上海空四军慰问演出。我们住在五角场空四军的营地。任务结束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又增加了为上海市委演出的场次。平时为部队演出之后，照顾部队同地方的关系，为地方政府演出，也合情合理。可是，为上海市委演出就有些微妙了。上海帮中的张春桥本身是南京军区的第一政委。南京，上海也是相邻的两个大城市。是否想借演出，联络一下上海市委同南京军区的感情？考虑到上海帮当时的孤立处境，上海市委主动的可能性要大些。

果然，最后一场演出的时候，市委领导王秀珍亲自到后台接见了歌舞团的何仿团长。

经历了南京事件，四五天安门事件，上海帮在民众中的形象应该说是糟透了。连好八连也是看在毛的份上，才把赌注押在他们身上。可见，被上海帮接见绝对不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情。不过现实中还真有人会兴奋，何团长便是其中的一个。

演出结束之后需要立即拆台，拆完台后大家已经十分疲惫，都想尽快休息。可是何团长的兴奋仍然止不住，他坚持要把这种兴奋传递给我们。于是大家只好再耽搁半个钟头，陪着他“传达不过夜”。大家心里在嘀咕，加上疲劳，传达也听不进去，只记得传达王秀珍说什么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此时的何团长由于兴奋过度，嘴里的假牙也脱落下来，吐沫星子直喷，手也不停地擦着嘴角，可我们还是一点也兴奋不起来。

平心而论，何团长还算不上在政治上要同上海帮捆绑在一起的那种政客，他不过是趋炎附势罢了。当然趋炎附势也应该付出代价。

（六）毛泽东逝世。

７６年恐怕没有哪件事能比毛泽东的逝世对社会的直接影响更大，更深的了。九月九日下午，团里的党员集中在合唱室听传达。我在合唱室边的钢琴房，可以感觉到合唱室里面的动静。简短的传达一结束，就听到有人呜鸣着夺门而出，我一看是歌队的老黄，便知道发生了什么。说实话，我当时的感觉是为之一振！

悼念活动很快就进入程序，部队规定若干天内禁止任何娱乐活动，打扑克也应该包括在内。可是，我们当时的“赶猪牵羊”正在兴头上，停下来谈何容易！终于“扑克牌事件”案发。作案人主要是男低音班成员。其中有赵辛，徐永黎，吴世虬，王松庆，周正，加上高音班的徐志详。报案人则有高音班班长张学辉和陆鹤鸣。事发之后，低音班的何新荪立即对事件进行了评论，他认为首先应该进行规劝，那才是正确的态度。不过，我觉得向领导汇报情况也属正常。

扑克牌事件立刻成了卫岗大院的话题，这让团领导伤透了脑筋。几天过后，话剧团发来话语，说是歌舞团再不将此事上报，话剧团可要报告了。团里这才硬着头皮上报。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两个团的领导关系并不融洽。说实在的，歌舞团的领导不是不想“左”，而是不如话剧团善于把握机会。比如“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导演漠雁，就曾在文联会上同刘滨雁有过争夺话筒之举，“你们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还要不要社会主义！”漠雁为此立功又提级，还当上话剧团团长。

扑克案最初居然被当成政治事件。案子的处理免不了抓一小撮的模式，即希望找出一个领头的。领导实际上已经有所指，好在大家都否认有发起人，事情才没朝那个方向展开。

扑克案里没有党员，当时积极追求进步的要数小赵，他是低音班的副班长，所以案发后，对他的影响最大。我门看着他一天天消瘦。对于后果谁也没有底，复员转业直至开除军籍都有可能。最终的处理还算冷静，小赵和小周作为代表，到部队农场劳动两个星期，扑克案就算了结了。一个玩玩扑克牌的事情，上纲上线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今天回过头再去看扑克牌事件，我倒觉得它起到了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让大家迅速地从“悲痛情绪”转移到了其他方面。或许正是这个缘故，毛泽东的追悼气氛显得不如周来的浓，尽管毛的追悼规格是最高的。

就在人们对未来充满困惑的时候，１０月中旬传来了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我们不免想起上海演出时，何团长传达王秀珍接见的情景。歌舞团领导这时还没转过神来，仍在自欺欺人地说四人帮只是四个人，并不能说上海市委同四人帮是一伙的（此时的王秀珍们正在策划上海暴动！）。幸亏上级没有追究，否则同上海帮搅和到一起，那就不是玩玩扑克牌的事儿了。从这件事可以反映出歌舞团领导在政治上糊涂的程度。不过领导很快就有所“醒悟”，不失时机地把乐队的冯军（上海市委冯国柱的女儿）给弄转业了。天真无暇的冯军满脸的无奈，简直是对现实莫大的讽刺！

扑克牌事件中，领导意念中的发起人徐永黎躲过了一劫，不过一年后还是被复员了。谢舒为了追求这位有着英国绅士风度的男中音，据说休了地方上的男友。徐因此被领导认定是破坏军婚！

从年初周恩来的逝世，经历四。五事件，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直至四人帮垮台，天灾人祸的７６年总算划上了句号。今天无论从哪方面来看，７６年都是一个值得回味的一年。首先，它对老三届的命运影响是太大了，可以说是仅次于６６年。如果不是７６年，老三届的命运就会更为坎坷。当然，从更深远的层面来看，四五运动才是７６年最为重要的事情。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四五运动，才使得７６年永远被历史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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