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陆：中国知青研究的学科定位及其理论建设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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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研究的学科定位及其理论建设的若干问题

金大陆

〔摘要〕中国知青研究是既关乎历史，又关联当下，还关系未来的重大课题。知青研究要“突破瓶颈”，首先在学科定位上应进入历史学的轨道，即标树以史料开发和史实重建为中心研究进路，构建以问题解答为中心的研究框架。 中国知青运动脱胎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路线，故有“政治运动史”的研究框架；同时，在更广阔的内容和事实的层面上，与知青的“生产－生活－生存”息息相关，故有“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框架，两者交叉、渗透，后者则更基础，更富有弹性，故知青研究应确立“以社会生活史研究为主导的‘双重框架论’”。关于“知青与知青运动分开”的讨论，是极具挑战性的学术命题，据此，可引申、辨析、回答许多相关问题。
〔关键词〕中国知青研究学科定位“双重框架论” “知青与知青运动分开”

查考相关文献，中国知青研究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前有知青文学及评论）。近30年来，该项研究在国内外持续延展，尽管以大量的纪实回忆和思想评论的方式呈现——主要集中于经验性的“有悔说”与“无悔说”的争辩，终究还有托马斯·伯恩斯坦、潘鸣啸以及张化、柳建辉、定宜庄、刘小萌、金光耀、郭小东等国内外学者，坚持学术的态度和方向，在史料利用、框架结构和叙述范式等方面，作了一系列具有探索性的工作。当然，由于具有政治敏感性等一系列复杂原因，该项研究受到相当程度的约束；因为时距太近，一些关键的问题尚显模糊；由于学术准备和积累不足，许多研究题目的破解尚显粗浅；受制于整体投入不够（包括人力和财力），促进该项研究全面提升的动力尚显不足；等等。中国知青研究——这个既关乎历史，又关联当下，还关系未来的重大课题，在学术研究层面上的成果，与其在历史上所承载的厚重以及在政治社会发展上所借助的依托，实在不相匹配的（尽管以知青为主题的电视剧、自娱自乐的联谊会、表演会很热闹）。正因如此，中国知青研究正处于“突破瓶颈”的阶段——那就是既承认研究的现实滞后于研究的价值，又期待并肯定研究的价值将会得到充分的显现。其“突破瓶颈”的路径，则是确定中国知青研究的“学科定位”和“理论建设”的方向。
一、学科定位：进入历史学轨道
“学科定位”（含“史料建设”）即中国知青研究究竟应归入于怎样的学术轨道，在怎样的学术背景和学术规范中展开。
中国知青运动自肇始至终结，已四五十年历史了。作为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重要构成，它不仅在状态和过程中，关系千百万人口及其家庭的迁徙和生存，更在根本上关系一代人的命运起伏，以及影响着一代人对“政党政治—国家命运—社会管理”和“价值理念—道德情操—情感心理”的认知和判断。所以，这项关于“一代人的生命史”的研究，就不是一般文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就可以直接而完整解答的，它必须进入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中，坚持并强调让材料说话，让史实说话。否则，关于知青的研究永远是不落实地的“隔空喊话”、“自说自话”。何况，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知青问题的叙述和讨论，大多数还是在非学术层面上进行的，相对表现为民间热、学界冷，情感性的回顾多、学理性的探究少。即便进入学术层面，也是知青文学占先，针对知青文学主题和形象的虚拟性讨论多，而以历史学为支撑的实体性的问题研究少。
当然，应该承认，学术界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汇聚的研究，从历史的及其相关专题的角度切入的研究，确实有所探求和贡献，但所有这些与中国知青研究期待“突破瓶颈”后全面跃升的目标——即促进中国知青研究真正回归其学术本位，真正在历史学的学科框架中，真正大规模地开掘其深部和细部的史料，真正通过史实重建为依凭来回答知青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仍相距甚远。
就此，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系等专业机构协同设立了“中国知青研究史料整理”课题组，首批开展了《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共列东北卷、华北卷、西北卷、西南卷、中南卷、华东卷及直辖市卷等七卷本）和《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与江西省档案馆合作)两大项目。譬如从《辑录》中，以全国县级以上方志的统计为基准，就可考订并描绘出全国知青人口的分布和流动，可以发掘上海、北京等“知青输出地”每年向黑龙江、云南、江西等“知青接受地”提供相当数量的拖拉机、汽车及无息贷款等援助以及下拨使用的情况。譬如从《档案史料选编》中，可见自1968年至1979年，国家财政部共拨给江西省知青费用2.47亿元，木材指标15万立方米，为知青建房10万余间，但清查中也发现不少克扣、挪用、侵占、贪污知青经费的情况。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一批知青入团、入党，当选会计、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生产队长，还有担任公社甚至县以上领导干部等，知青中遭受迫害，被吊打，诱奸、强奸，包括知青犯罪的情况也屡有发生，还有一定比例的不能自给者、事故伤亡者、倒流回城者等。
综合这些因素，清晰可见一条界限，那就是自1973年毛泽东复信知青李庆霖，并“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之后，知青政策有了很大调整，包括上海创造了一套派“慰问团”、搞“函授教育”、编《自学丛书》、建“小作坊”等柔性措施，但知青运动所坚持的“继续革命”的政治方向并没有改变，牵涉到城乡差异和青年前途等内在的牴牾仍然存在，在某些方面、某些地域甚至还表现得相当尖锐。直至1978年云南知青喊出了“回家”的口号，终于启动了结束知青运动的程序。所以，关于中国知青运动研究的阶段划分，应该是1968年至1973年为“发动并推进阶段”、1973年至1978年为“调整并继续推进阶段”、1978年之后为“回城及善后阶段”等。
由此可见，只有强调中国知青研究进入“历史学的轨道”，并成规模地建立资料库，继而“标树以史料开发和史实重建为中心研究进路，构建以问题解答为中心的研究框架”，才是一条正确的学术之道。
二、以社会史研究为主导的“双重框架论”
中国知青研究在史实的梳理上存在着巨大空缺，而在“理论建设”方面即回答中国知青研究应面对和破解怎样的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如何构建具有解释力的研究“范式”也处于探求的阶段。为此，应辨析以下两个问题：
问题之一：中国知青研究是否应在“政治运动史”的框架中进行？若是，理由如下：
从1968年为起始的知青运动在整体上从属于“文化大革命”，它的发生时段、过程和主导思想，均脱胎于“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变化和“继续革命”的政治路线，是“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如此设定，就要着重研究1968年知青运动的肇始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关联，如红卫兵离开“革命造反”现场时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等诸因素的辨析；“反帝反修”、“垦屯戍边”的实际需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路线；等等。
知青上山下乡后，“文化大革命”仍在各地、各单位继续推进和展开，以至在“政治运动史”的框架中，就应有知青运动与“清理阶级队伍”、知青运动与“一打三反”、知青运动与“整党建党”、知青运动与“批林批孔”、知青运动与“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知青与阶级斗争、知青与“再教育”等研究课题。
与此同时，在“政治运动史”的框架中进行“反向思考”，便可得出更为重要的结论（应求得更为关健的论证）知青运动曾是“文化大革命”的“产儿”，但这个“产儿”的生长，并没有完全顺应“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方向，即知青的境遇和心态，知青的反省、反思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促使“文化大革命”走向解体的动因。确立这样的思路，即探讨知青运动的路径与“文化大革命”解体的逻辑一致性，不仅可使知青运动史研究获得新方向，更能确认“知青运动史”研究应成为“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问题之二：中国知青研究是否可在“社会生活史”的框架中进行？若是，理由如下：
在不否认知青运动在整体上从属于“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提出在“社会生活史”的框架中展开知青研究，即从“政治运动史”的框架中跳脱而出，这并不是说要与“政治运动史”的框架进行切割（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切割的，两方面有很多的粘连和互动），而是为了推进中国知青研究进入更开阔的平台。
第一、中国知青运动起源于1955年，除了发扬社会主义精神，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故与“文化大革命”无关。发生于1968年的知青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相关，是因当时全国的中学积累了三届初、高中六个年级的毕业生，且解决城市就业也是实际的问题。所以回溯源头，应该承认1968年的知青运动与1955年的知青运动，起码在形态上存在着接续关联。
第二、1968年的知青运动确实属于“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但终究是在“革命造反”高潮退却之后发动的，即与所谓批判《海瑞罢官》、斗争“牛鬼蛇神”、破“四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月革命”（夺权）、揪斗“走资派”、大武斗、“大批判”、建立“革命委员会”等历史要素之间只存在间接的因果关系。从这一角度理解，知青运动反而是前三年大动荡的后果，它在“时间—空间—人际”等相关方面摆脱了政治运动的主线。
第三、知青运动从1968年掀起高潮，到1978年的“回城”大潮，期间的发动、演变、起伏、结束，不仅延续时间很长，地域空间很广，人数参与很多，更有自成一体的特别运作和完整过程。所以，知青运动可以在研究的布局中，成为伴随“文化大革命”的独立构成。
第四、固然，知青运动的性质有相当的政治属性（如“再教育”等），但它在更广阔的内容和事实的层面上，与知青“输出地”（区域、届别、年龄、批次、人数、类型、政策等，即主管部门是如何筹谋，基层单位是如何运作，方针政策是如何制定，方案执行是如何变通，以及所有这些情况的来龙去脉等）和知青“接受地”（自然地理、经济地理、耕地与生产资料、人口分布与迁移、组织构架与性质、生产与劳动、经济收入与往来、日作息与年作息方式、文化与习俗、婚姻与生育、事件与事故，疾病与死亡等）之间的联系，应是属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范畴，即只有更普遍地复原知青的生存状态，才能更准确而深刻地解答由知青研究引出的一系列问题。
当然，中国知青研究的“政治运动史”框架和“社会生活史”框架，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两者的交叉、渗透和互动共同支撑起了知青研究的整体面相。然而，若是面对中国知青研究如此开阔而又复杂的局面，不在研究方法上将两者区划开来，使之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开掘面，不仅中国知青研究的许多面相将难以呈现(譬如同为上海去外省插队落户的知青，在黑龙江的可以一天一元多，在安徽淮北的则可能一天一角多左右)，其整体面相也将因难以把握而变得笼统模糊。继而，进一步探求两者在中国知青研究中的倾向和权重，以及其在学术展开方面的意义，应该承认“社会生活史”的框架更宽广、更基础、更扎实，也更智慧、更富有弹性，以此联通起“政治运动史”框架，才可能求得最佳的位置和角度，对中国知青问题进行透视和剖析。
所以，主张“以社会生活史研究为主导的‘双重框架论’”，是本研究得出的结论。
三、关于“知青与知青运动分开”的讨论
金光耀教授在知青研究中，曾参照美国关于“越战”研究的模式，提出将“知青与知青运动分开”的命题，其要意是：1968年的知青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实践，在其实施和执行的过程中，根本性地违背了社会的进步发展和人民的意愿，就如同“文化大革命”已被党的文件否定一样，“知青运动”的政治属性也是应该被否定的。
这就引申出一个极端性的驳题：“既然中国知青运动在政治性质上是应该被否定的，那么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不管自觉，还是非自觉；不管情愿，还是非情愿，多多少少都应该对其承担责任”。此说似乎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但中国知青运动的复杂性，决定了这种推论上的“一致性”承载不起实际情况的“复杂性”。由此，便应该在理论上追问：“知青”与“知青运动”究竟应在怎样的情况下“分开”呢？
我以为有四个层面的回答：
第一，对广大知青人而言，因其青春生命投身之中，所以不管是从“社会生活史”的方面作阐述；还是从“政治运动史”的框架作评说，其“身体—心灵”的刻印都是不容抹去的。如果说这是总体的判断，那么在具体的过程中，广大知青人的经历和境遇却是千差万别的，不必说地理上的天南地北(关系劳动方式和收入)，单位所有制的归属(军垦战士、国营农场职工或插队社员)，以及届别、性别、政治成份、家庭背景等不同。就是从“城市→农村”的去路，有胸怀理想的、激情浪漫的，也有随波逐流的，甚至被迫无奈的等诸多复杂情况。譬如作家韩少功说，当年我是主动提出去插队的，但到了汨罗，不到一个礼拜我就后悔了。而从“农村→城市”的回路，有正常或非正常的参军、升学、招工、提干，以及最后阶段的“我们要回家”等。譬如华师大校长俞立中教授在新生欢迎会上说，我在农村劳动十年，主要是看不到前程，后来改革开放了，是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所以，广大知青人对“知青运动”的感受和评价是不一样的。尤其将知青人的命运，引导到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其变化就更大，情况就更复杂。正是这种知青境况和认知的多样性，决定了将“知青”与“知青运动”分开的必然性。
第二，毋庸讳言，知青运动的主题是“接受再教育”，是为“继续革命”的政治路线培养“接班人”。然而事实上，广大知青在农村中的经历，尤其在住房、自给、疾病、婚恋、学习等种种现实的困顿中，产生了许多思想和精神上的困惑。各地的知青办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不足和失误，以致并没有在整体上支撑起知青运动的主题。毛泽东给李庆霖的信可谓例证，甚或可以从学术的角度认为知青运动的败局就此而定，延续至邓小平说知青运动造成“三个不满意”，大批知青回城，已成必然结局。何况，知青运动因政治需要，而走了一条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相悖理的路，不少知青对此有反思、反省，更加速了知青运动的结束。就此，将“知青”与“知青运动”分开，也就确立了其意义上的正当性。
第三，众所周知，知青群体是从红卫兵（城市学生）转换而来的，如果说从红卫兵的“革命造反”到知青的“接受再教育”，是一种政治身份的转化，那么更实际的情况则是这批城市学生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根本改变。他们不仅要为生计劳作，更要为前途运作；他们不仅参与耕作了中国边疆农村的土地，更直接明悟了中国农村、农民的状况，以及中国底层的社会构造和社会关系。还有一种很正面的说法是城市知青把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科学文化知识带到了农村，这确是一种附带的客观效果，而知青经历磨砺了人生，透视了社会，是非、好恶、冷暖、轻重、进退、祸福、悲喜自在心中，恰是一种人生的体悟。这一切由“生产—生活—生存“所给予的，正属于“以社会史研究为主导”的方向，而不是“政治运动史”的框架所能统驭的。缘此，从研究方向上将“知青”与“知青运动”分开也是必需的。
第四，一言以蔽之，主张将“知青”与“知青运动”分开，并不是要在内容和形态上切割知青与知青运动的关联，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表示：在理论的阐述和论证上，不能因为“知青”在“知青运动”中有所磨炼，有所成长，有所贡献(也有遭受灾难和迫害的)，也不能因为一些“知青”人在此后的人生之途中，分别在政界、学界、军界、商界成为优秀的栋梁之材，而反证“知青运动”的政治正确性。这就跟某些理论标举当年“知青运动”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而反推“知青运动”的宏大和崇高一样，其中隐匿着一条并非正大的逻辑——即以“知青运动”的某些作用，为“知青运动”的性质作辩护。正是基于这个立场，强调将“知青”与“知青运动”分开，不仅在理论上，更在政治上，都是非常重要的。
当下，中国知青研究需要史料的开掘和理论的建设，我们的工作是一种探讨，也是一种呼吁。

(本文作者：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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