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卫民：麻雀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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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从1958年元月至1958年12月，全国共消灭麻雀21.1亿只。但从1959年春天起，虫害就开始在全国大爆发。人们需要解释，而且许多人也做出了最为合理的解释：这是消灭麻雀的恶果。

1968年8月16日，位于上海郊区的吉安公墓发生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五六十人乘一辆旅行车和两辆卡车从市区过来，在已去世六年的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原所长朱洗的坟头开“现场批判会”。“追穷寇战斗队”的造反派勒令朱洗昔日的朋友、学生、同事等揭露朱洗的“劣迹”，然后用绳将其墓碑拉倒，挖墓毁棺，扬散尸骨，将他的墓地毁坏。朱洗究竟做了什么事情，竟被造反派恨到如此程度？

事情得从1955年说起。

给麻雀判死刑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对农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亲自主持编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大力推进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之后，11月，他又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召见了15位省级行政区的党委书记，与他们谈论如何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问题。他们商定了《农业十七条》，决定将麻雀和老鼠、苍蝇、蚊子并列，作为应当在七年之内予以消灭的“四害”之一。

省委书记们附和毛泽东的倡议也不难理解。他们大多是农民出身，不懂多少科学知识，没有保护自然环境之类意识。在升迁、贬谪系于一人，与毛泽东意见不一致就可能被骂为“小脚女人”，甚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情况下，他们当然不愿意提出异议。

1955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省份下发《农业十七条》。在这个文件和《人民日报》相关报道的推动下，全国各级部门立即行动起来，各县、乡纷纷组织了专业的捕雀队伍。各机构中，青年团尤其积极。他们发出号召，要求辖区内的青少年行动起来，在几周或几个月内即把麻雀干净彻底地消灭掉。譬如，1956年1月初，青年团陕西省委号召全省五百万青年和少年开展一个“消灭麻雀运动月”活动，“要求在1956年内把全省的麻雀全部消灭”。随即，“陕西省富平县有九万个青年和少年在最近两天内消灭了77000多只麻雀”。那些调皮的孩子尤其高兴，因为他们变得可以光明正大地使用弹弓。当然，弹弓所打击的对象不会仅限于麻雀——还包括别的鸟类，以及更容易击中的路灯和玻璃窗等。

鸟类专家积极配合

行政命令调动得了人们的身，但未必能征服人们的心。为了让人们心悦诚服、积极主动地参与运动，报刊、杂志、出版社等还向有关专家约稿，期望这些民间权威人士出谋划策，并出场做说服工作。1956年1月8日，中国最著名的鸟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郑作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麻雀的害处和消灭它的方法》的长文，在提出消灭麻雀的实验依据后，传授了多种捕杀麻雀的方法：

据我们饲养试验，一只体重约六钱多的麻雀，每天所吃的谷子约二钱，为它体重的四分之一强。根据这个数字推算，每只麻雀一年中消耗谷物约四斤。在野外活动的麻雀，因为终日飞翔跳跃，食量当更大，被它们吃掉和糟蹋掉的粮食一定更多……因此，大家决不要以为麻雀形小，无足轻重，其实它的为害是相当严重的。

消灭麻雀的方法很多。常见的有用铁丝夹、铁丝笼捉，用张网或拉网捕，用筛子、竹篦或木板扣，用弹弓或鸟枪打，用胶粘或用毒饵诱杀等等的方法。现在把简单易行的几种方法介绍一下……

1956年1月23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农业十七条被扩充为四十条，并定名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月26日，《人民日报》向全国发布了草案全文，并要求全国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根据纲要草案拟定本地区的执行规划。草案的第二十七条为：“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尽管中央要求的是将“四害”都消灭掉，可各地贯彻得力的主要是最有可能做到，也最容易彰显出来的关于打麻雀的指示。1956年，许多省市都推出了诸如《消灭麻雀》、《消灭麻雀老鼠的办法》、《消灭麻雀的办法》、《怎样消灭麻雀》、《怎样除四害》之类的小册子，还有些省市编排了关于打麻雀的儿童剧或连环画。郑作新在前述人民日报文的基础上补充内容和图片，编写了《怎样防除麻雀》、《防除雀害》等小册子。

如果当时要就是否消灭麻雀的问题进行全民公投，大概赞同消灭麻雀的也会居多数。毕竟1950年代的中国仍主要由农民构成，而小麻雀是“老家贼”，会吃掉不少谷子是小农的共识。可人多并不意味着掌握了真理，因为常识与科学往往有所背离。在不少科学家看来，麻雀是许多害虫的天敌，在有弊的同时更有利，不可轻提消灭麻雀。但这种异议在1955年或1956年初是发不出来的。一则根本就没有地方肯刊登批评的言论。二则，即使有地方敢登，也没人敢写。

益害问题辩论

1956年1月，国家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号召人们“向科学进军”，情况开始出现变化。不久，国家宣布实施“双百方针”。在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的作用下，包括科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变得积极和敢言起来。8月23～28日，中国动物学会在青岛举行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双百方针”所带来的比较自由的氛围中，一些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生物学家将骨鲠在喉的对消灭麻雀运动的批评说了出来。

首先发言的是胚胎学家朱洗。他说，麻雀食谷，不可否认是有些害处，但它们同时还大量吃虫，总的说来还算是益鸟。他提供了一些历史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有一次，弗里德里希大帝下令悬赏除灭麻雀。谁杀死一头雀子，就能得到六个芬林的奖金。于是大家争相捕雀。几年来，为了这个缘故，政府一次次地付出几千、几千的法郎。不久以后，麻雀果然被捉光了。可是，让我们来看看结果却是如何呢？从前，有人说，果园里的果子都给麻雀偷去了；而现在呢？果树上到处都满住着昆虫的幼虫和成虫，果子既找不着，连树叶也没有了。大皇帝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且被迫去外地运来雀种，加以保护和繁殖。”他接着叙述了美国纽约以及附近城市、澳大利亚为扑灭害虫从国外引进麻雀的成果，然后下结论说：“我们如果公平地衡量利弊得失，似乎应该承认麻雀在漫长的岁月中，除了某些季节是有害的，其他时候都是有益的。因此是否应该消灭麻雀尚应考虑。”

郑作新接着发言。在为自己稍作辩护之后，他重申了自己在研究论文中曾表达过的两点意见：一、麻雀是消灭不了的，因为它的分布是世界性的，防治麻雀不是消灭麻雀本身而应是消除雀害；二、麻雀在饲雏期间是吃虫的，故在这一阶段是有相当益处的。他说：对麻雀的益害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该辩证地对待。在农作地区，它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城市、公园、山区、森林地带，它是否同样有害，尚属疑问。在农业发展纲要中关于除四害的规定，说的是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消灭麻雀。为明确起见，似乎应该改为在一切麻雀可能为害的地方消除雀害。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焴第三个发言。他说：应对麻雀进行深入一步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在笼中观察。应当保护益鸟，不要敌我不分，连益鸟也一概打死。关于麻雀问题，过去有很大偏差，造成许多损失，对此，动物学家不能无动于衷。

在经过一番讨论后，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西北农学院教授辛树帜、福建师范学院教授丁汉波等动物学家也提出：定麻雀为害鸟的根据不足，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应当暂缓捕杀，希望政府不要轰轰烈烈地搞灭雀运动。他们还呼吁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鉴于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是毛泽东和中央的决策，座谈会上大部分专家都没有发言，且有少数人称捕杀麻雀有理，主持会议的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李汝祺在给会议作总结发言时说：“目前对这个问题我们很难作出结论。希望大会将记录整理出来送农业部参考。我们建议所谓的为麻雀‘缓刑’和修改政府法令，是不适当的。”

1956年夏天和秋天，灭雀较多的上海、南京、山东等地爆发虫灾，许多公园和道路两侧种植的白杨和法国梧桐只见树枝不见树叶，上面布满皮虫。冬天，一些地方的树木因此而枯死。

薛德焴认为，这与运动导致的麻雀减少密切相关。1956年12月3日、1957年1月3日，他应邀在上海《文汇报》上先后发表《谈谈麻雀问题》、《怎样断定一种鸟是害鸟或益鸟》两文，介绍了研究鸟类食性、判断其益害情况的三类方法，分析其利弊，认为郑作新等人关于麻雀益少害多的断言在科学上的证据不够充分。他还引述了朱洗在青岛动物学会议上提及过的那些材料，说明麻雀在控制害虫和杂草危害的功劳“实在是很伟大的”。他提出，在运动中，有许多并非麻雀、确凿无疑的益鸟也“连带遭殃”，这种滥杀无辜也是不妥的。这两篇大胆直言的文章把关于麻雀益害问题的争论从内部的会议室转到了公共平台。

首当其冲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大跃进”运动由此正式拉开帷幕。在该运动名下众多的群众运动中，“除四害”，尤其是消灭麻雀运动首当其冲。

1957年11月下旬以来，全国各地纷纷开展“除四害”突击周、突击月运动，并提出了除四害、提前实现“四无”的规划。各级政府都对完成指标层层加码，且相互“打擂台”，呈现激烈的竞争态势。譬如，江苏省原规划八年完成除四害任务，现在决定提前在四年内实现“四无省”；河南省“修订了全省除四害规划，决定提前在三年内基本成为‘四无’省”；“广州市原订五年基本消灭四害，现在决定提前两年实现”。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的第一书记对于这一运动必须亲自动手，抓规划，抓宣传，抓检查评比，并且要推动各单位的行政负责人同样亲自动手”，“使群众力量和技术力量相结合，使突击工作和经常工作相结合”，在十年内或者提前消灭四害。《人民日报》为该指示而配发的社论进一步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鼓足干劲，雷厉风行，按月按季检查督促，坚持到底，务必在今年内奠定消灭四害的巩固基础，并且争取在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在全中国除尽‘四害’，使我国成为富强康乐的‘四无’之邦。”

接到指示后，全国各地纷纷制定落实的方案，相互之间还发起“友谊赛”，掀起了挑战、应战的高潮。他们纷纷表示要提前完成任务。譬如，淄博市提出，“要两年实现‘五洁四无’”；而其兄弟城市“烟台市更为先进，提出要在一年中将四害完全消灭”。重庆市表现得更绝，声称“城区人民在春节前夕，苦战七天七夜，基本消灭了老鼠、苍蝇、蚊子、麻雀”。

麻雀的浩劫

相比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毫无疑问是最好对付的。1958年春节过后，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和乡村先后掀起了消灭麻雀的高潮。运动不再局限在青少年范围内，而是男女老幼全部出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是几百万人停下一切日常工作，同时上街。在打麻雀的方法上，除以前用过的网拉、毁巢、毒饵诱杀等适用于单兵或小团体的办法外，还创造出了一些适用于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其要点是从平地到屋顶、树梢，大家各守一块，或敲盆打桶，或持杆乱打，不允许麻雀有休息的时候，促其心力交瘁而死，或者被赶到某一有毒饵或埋伏有火枪队的地方，晚上，再掏鸟窝除掉残留的麻雀及鸟蛋——这被总结为“轰”、“毒”、“打”、“掏”四部曲。

尽管在灭雀时中国政府所用的行政手段远不及弗里德里希大帝用过的市场手段高效，可投入几亿人，总的战绩还是很大的：据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的统计，从1958年元月至1958年12月，全国共消灭麻雀21.1亿只。

在这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对雀鸟的大屠杀运动中，有不少文艺工作者参与了鼓吹工作。1958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各地“把一切宣传力量动员起来，针对当地具体情况、当时具体要求和群众中存在的具体思想顾虑，进行生动有力的宣传”。各地的文艺工作者确实根据上级的要求，作歌曲，编快板，排舞蹈，拍电影，吟诗，写文章，出书，做了大量推波助澜的工作。

包括钱学森、华罗庚在内的科学技术界的专家和教授也参与了消灭麻雀运动。不管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他们普遍表现得比较积极。1958年，郑作新曾对此有过总结：“科学工作者们也不示弱，甚至走在战斗的前列，使对麻雀斗争节节胜利。”




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朱洗像。他当年为麻雀辩护。 （熊卫民/图）

科学家冒险再提意见

1959年初，消灭麻雀运动仍在继续，但由于麻雀数量已经稀少，一般没再采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而是恢复到1955年时用过的掏、打、毒等适用于单人或小团体的方法，有的地方还成立了专职的火枪队以消灭麻雀。

从春天起，虫害开始在全国大爆发。上海、扬州等城市的行道树的叶子几乎全被吃光，而中国农村也因为虫害，以及影响更大的人民公社化等问题而产生了严重的歉收和饥荒。对于这种现象，人们需要解释，而且许多人也做出了最为合理的解释：这是消灭麻雀的恶果。鸟儿虽多，但分布最广、与人类最为亲近的是麻雀，因而它对于控制虫害有巨大的作用。将它们消灭殆尽，害虫自然会猖獗起来。

毛泽东也听到了这类解释，但他不肯承认错误。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上与中央委员们谈论《纲要修正草案》时，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由于毛泽东不肯接受彭德怀的批评，承认自己在“大跃进”运动中犯有错误，庐山会议通过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要求全国“反右倾、鼓干劲”，实现更大的跃进。对于这种撞到南墙也不回头的行为，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举行的学习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决议的会议上，脑研究专家张香桐和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不顾危险，对上海的消灭麻雀运动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认为1959年害虫多与消灭麻雀有关联。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还俏皮地联系当时正热门的郭沫若为曹操翻案之事，说：“替麻雀翻个案，比替曹操翻案意义大”。

这些高级研究人员的上述意见被反映给中国科学院党组。后者专门派人去访问了张香桐、冯德培和朱洗，请他们详细阐述自己的意见。

差点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朱洗心有余悸。他首先说：“这个问题关系到政策问题，我是不敢谈的，既然你们来问我，我愿意谈谈我的意见”。然后，他对郑作新的实验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有人解剖麻雀的胃，发现胃中食物虫占2/10，谷物占8/10，以此来说明麻雀害多益少。这是不科学的。理由有二：一是虫在胃中较谷物容易消化；二是虫吃掉不能繁殖了，虽然吃掉一只虫，实际数字比这大几百倍、几千倍。他再次引述古今中外的各种案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特别强调，吃虫的鸟类很多，但到城市里生活繁衍的种类不多，只有白头翁、喜鹊和麻雀等少数几种，而前两种数量相对较少，最多的是麻雀。我们打麻雀，不但消灭了灭虫最力的鸟类，还把其他鸟也给打跑了。

张香桐说：一般来说，鸟类是不吃不成熟的谷物的。一年之中，它们只在秋天收获的三个星期吃粮食，其余的四十九个星期都吃虫。论捕捉害虫的效果，一只鸟比我们一百个人还要大。因此，世界各国的动物学家都认为麻雀是益多害少的。

冯德培也说：把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同等看待，列为四害之一不大公平。麻雀对人是害多抑或益多还是个问题，而老鼠、苍蝇、蚊子对人是有百害无一利的。他还说：我听说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报在转载我国农业发展纲要中除四害部分时，改为三害，因为怕英国人民不理解我们消灭麻雀的原因。

获悉这些意见后，中国科学院党组又派人征询了郑作新的意见。郑作新为自己辩护，称1959年害虫多的原因很复杂，不单纯是因为消灭了麻雀。食物是否丰富，气候、生理等条件是否适宜，都可以使生物的数量有所增减。但他也承认，城市行道树的虫害严重的确与消灭麻雀有关。他强调，在非农业区麻雀是益鸟，在农业区也不全是害鸟，可以不捕育雏期的麻雀。

停止消灭麻雀运动

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张劲夫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关于麻雀益害问题的简短报告给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请他“转报主席”。在报告之后，他附送了《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分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扼要介绍了前述他们从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和郑作新处征求来的意见。

11月29日，毛泽东作出批示：印发各同志。将其作为中共中央1959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在杭州召开的工作会议的第十八号文件散发给与会者。

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时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1957年10月产生的《纲要修正草案》，仅仅作了一条改动——将关于除四害的第二十七条内容改为“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消灭麻雀运动终于得以正式停止。

虽然毛泽东最终采纳了科学家的意见，但以“誓死捍卫毛主席”为己任的红卫兵、造反派，因此极为痛恨这些“公开反对毛泽东”的科学家，尤其是作为“幕后黑手”的朱洗。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甚至就连多次出面论证相关政策，只是通过解剖麻雀嗉囊的实验证明麻雀也有一定的益处，故而有一点保留意见的郑作新，也于同期因“为麻雀评功摆好，反对最高指示”而遭到批判。

既不科学，又不民主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和民主就被仁人志士作为救国、强国的药方。可由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在消灭麻雀运动中，动员几亿民众、消灭二十亿只左右的鸟类——如此重大的公共事务的决策，是在极少的行政领导圈子里讨论一下后就确定下来的。他们并没有提请有关的专业机构进行研究和咨询，也没有付诸人民代表大会予以审议和表决，而是直接就开动宣传机器，动员大量民众付诸实施，这种拍脑袋式的决策，可谓既不科学，又不民主。

在实施一段时间后，他们开始走程序，征询专家和群众的意见，其时间往往非常短。在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言论都可能被作为判罪证据的情况下，专家和普通民众一样，分为三种类型，大多数保持沉默，一部分推波助澜，只有极少数敢于耿介直言。但后一类言论根本得不到发表的机会，从而能为领导人所了解，并进而采纳的主要是迎合、论证自己意向的所谓“专家意见”。他们虽然也将有关决定提交给民意机关，但由于代表们大多兼任行政职务，只是在极短的时间集中开会，而需要表决的又有极多的议案，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进行仔细的审核，也没有意愿作出否定的表决。只有举手通过的结果，这种表决当然也不民主。所以，所谓的征询意见，也许打着科学和民主的幌子，可实际上既不科学，又不民主。

在大炼钢铁运动、三线建设、十三陵水库建设等重大事务中，也可以见到这种草率拍板、仓促上马的现象——民间形象地把有关工程称为“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把有关领导称为“决策时拍脑袋，指挥时拍胸脯，失误时拍大腿，追查时拍屁股”的“四拍领导”。之所以如此，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领导人自以为是，自己不懂得有关规律，也不屑向懂的人征询意见。二是领导人非常急躁，一有想法，即敢想、敢说、敢做，将其付诸实施，而不想走严格的、正规的审议程序。在这种模式之下，“解决小问题开大会，解决大问题开小会，重大问题不开会”，虽然也有决策正确、效率很高的时候，可一旦做错，也就遗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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