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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28 11: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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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开展“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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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K9 H1 a4 |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在历经几年调整后重现发展势头,全国人民开始为实现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任务而奋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长沙东区干部群众毫不例外地卷入这场运动之中。运动中各派群众组织武斗不断,造反派夺权,东区各级党组织瘫痪,社会大乱。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部队在东区开展“三支两军”工作,“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诞生,此后,各级党组织及其工作逐渐恢复,“斗、批、改”① 运动全面展开。
9 m9 i6 O7 p) U! E- E& s① “斗、批、改”,是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提出的“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切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基础的上层建筑”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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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0 T7 E8 W! \. N/ f) U第一节“文化大革命”兴起引发的全面内乱- z8 {+ r H! B* j( A0 ^# Q
8 R: l% N; }) D0 v/ U一、“文化大革命”在长沙东区的发动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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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Z0 x% `: g: W! N0 l+ B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毛泽东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城市“五反” 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彻底揭发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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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个文件的传达贯彻,是全国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8 J- s" t6 }$ K9 Q2 X2 w 5月23日,中共长沙市东区区委发出《关于贯彻<市委关于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的通知》,要求全区所有党组织坚决贯彻市委指示精神,集中全力抓好“文化大革命”。30日,区委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区委书记周玉清任组长。区委向机关各部门、各基层单位发出《关于深入开展“文化革命” 的安排意见》,对各级党组织提出:一、大宣传、大发动、大造声势,迅速发动广大干部、职工、居民群众,积极认真地投入“文化大革命”。二、深入串连,组织队伍,武装头脑,准备“武器”,选好“靶子”,驳斥各种“反动论点”。三、在战斗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迅速掀起全区性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新高潮。四、以进攻的姿态,迅速全面地占领一切文化阵地。五、提高警惕,打击敌人,认真做好保卫工作。六、加强领导,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5 N+ W6 m3 ^- A+ l$ ~/ V# q8 a" W
此后,在各级党委、党支部的领导下,全区层层揪“小邓拓”、“三家村”、“四家店”、“新右派”、反动学术、技术权威,“黑七类”① 的家被抄,出身不好的人挨批斗,造成许多人惶惶不可终日。6月8日,东区少数工人、学生、居民到被《湖南日报》点名批判的著名作家、省文联副主席康濯家里贴大字报。9日,区委召开大会,声讨“反动作家”康濯的“反党罪行”。19日,蔡锷路小学等学校四名教师贴出大字报,揭露学校领导“问题”。30日,区委把有“政治历史问题”、“摘帽右派”和被学生围攻、不能正常上课的56名教师,下放到樊塘林场监督劳动。
. }+ j# E7 B: D" Q 8月5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决定》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9 Z! c6 v1 f6 k/ U* a
17日,根据长沙市委部署,东区区委在工人、居民中组织赤卫队。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红卫兵、学生和教师。全区干部群众收听大会实况转播,随后区委机关院内陆续出现一些“炮打”东区区委的大字报和标语。21日,东区“赤卫队员”参加在省军区礼堂召开的会议,代理省委第一书记王延春在会上提出:“红卫兵’、“赤卫队’与工人、学生,绝对不能形成对立”,东区“赤卫队”予以解散。9月,区委传达贯彻《十六条》精神后,东区机关、学校、工厂、街道出现名目繁多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在东区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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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副市长吴晗,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曾为鼓舞干劲,策励后进,合著了《三家村札记》;“四家店”是指原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所谓“黑七类”是指: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劳改释放分子。$ L n" P- y9 t& d% y
; i2 ^5 }: Y3 N# Z& ~& Z二、全面夺权# G0 r* x0 S* y' G; r+ R9 ?
2 T2 a4 k! s2 d4 R, E( g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首次接见全国红卫兵和大中小学校师生(以后还接见了7次共1100多万红卫兵和师生),19日上午,湖南大学土木系部分学生到长沙市委机关大院宣传“文化大革命”。当时东站路办事处按照市、区委的布置,召开各居委会基干和劳动人民成立“赤卫队”的会议,区领导也参加了会议,约上午九时,市委直接打电话给该办事处说:“湖大几百学生要冲进市委来,请东站路赶快调人去”。因此,区委立即把正在成立“赤卫队”开会的人员调到市委门口马路两旁维持秩序。不久市委又打来电话要求增加人员,区委又直接从利锋电缆附件厂、都正街和府后街办事处共调了约300人去市委门口,同时,区委还安排其它单位轮换班次。下午,湖大部分学生又到省委大院去,因省委机关大院也在东区辖区范围,区委怕出问题,又急忙通知区党校、清卫所和韭菜园办事处三个单位的“赤卫队员”约600人速去省委机关大院,并派一名副区长前去进行动员,提出如果他们围攻省委负责同志时,即冲散他们的队伍;如他们喊打倒省委,我们就喊拥护省委。如此与学生进行针锋相对,发生一些冲突和争执,甚至相互推拉,个别同学还被打,还扯烂一个领袖像等问题,直至省委领导王延春要“赤卫队”的同志回去时,才散去。后来,此事被“造反派” 宣传为湖南省“文化大革命”第一个严重事件,简称“八·一九”事件,并导致市委改组。, J: p( l( d+ s! h3 J& b# a
9月24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和省直各部门负责人会议,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就运动形势及今后工作部署作报告。11月上旬,全区23所小学陆续“停课闹革命”。12月上旬,在全国“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高潮中,全区掀起抄“黑材料”高潮,造反派组织打出“造反有理” 的口号,把矛头对准各级领导干部,致使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政工干部被批斗挨惩罚,挂黑牌戴高帽子游街,甚至被关押反省,40多名干部被打,有的因伤致残。12月25日,在全区“革命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区委主要负责人代表区委作了检讨。1 m' J; d5 Z4 t0 \; x
1967年1月,在上海刮起的“一月革命”风暴影响下,全区从上至下由造反派组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东区区委、区人委、各部门、街道的主要领导都“靠边站”,接受造反派的批判。4 [( n* R+ ]* q- ^
' O! I G1 q* t% `& l2 H, j# h. K三、制止武斗和稳定社会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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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地武斗加剧。1966年盛夏,造反派组织“六号门”部分人开车到东区区属樊塘林场(地处长沙县榔梨镇保家村)游玩。到了秋塘,看见地里有西瓜就摘,农民拿起扁担追砍,误以为是樊塘林场知识青年偷摘西瓜,立刻上路设卡,见到林场知识青年出来就抓,一连抓走七八人。林场知青大怒,到铁工厂拿起铁棍把田里西瓜统统砸烂,并砸坏了生产队长家的物品,以致事态不断扩大。区长邓新林、副区长戚让与榔梨公社领导出面共同调解,赔偿农民损失,此事才得以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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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 O8 F2 z$ L9 F: L" q 这就是发生在东区“文革”初期的“西瓜事件”。1967年6月6日,省会两派群众组织在五一西路中阿友好馆(原中苏友好馆,今长沙市口腔医院)发生武斗,致死10人,伤数十人。这是湖南省自“文化大革命” 以来发生的第一起严重武斗惨案,简称“六 ·六惨案”。6月8日,湖南省军区和驻长部队联合发布《通令》,宣布“工联”、“湘江风雷”等60多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的“省会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制止武斗联合指挥部”是挑起武斗的非法组织,应立即解散。7月开始,长沙武斗加剧,东区公安分局和东区人民法院在造反派多次冲击下,干警们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同月,樊塘林场10多名青年组成东区“文攻武卫”① 指挥部,进驻区委机关大院,手持抢来的10多支枪械“保卫”机关,并于8月16日,同长沙机床设备维修厂的造反派组织“工联”在韭菜园五一路南口发生武斗,双方持枪射击当场打死2人,打伤1人。在“文攻武卫”口号煽动下,东区动乱有增无减,武斗持续不断。7月20至22日,各造反派组织在解放 路市二轻局机关门口,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持枪对射,三天内造成22人死亡、伤者上百的惨剧。7月27日,中央军委致电驻湖南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决定湖南“文化大革命”由四十七军领导。与此同时,湖南驻军代表与各群众组织代表在京商议签署《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立即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8月1日,四十七军进驻长沙并派遣军队干部参加东区支左工作。10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指出省军区在前段“支左”中犯了打击“湘江风雷”、压制“工联”等组织的方向路线性错误,决定改组省军区领导班子,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为首的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要求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坚决制止武斗和打、砸、抢、抄、抓等行为,不得夺取军队的枪支及其军用物资。14日,长沙市驻军和群众15万人举行拥护中央决定的集会游行。19日,湖南赴京谈判代表离京前,周恩来接见全体成员说:“希望你们回去后迅速把省革筹的领导班子建立起来,开展工作,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革命的新秩序, 搞好大团结”。但在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提出的“砸烂公、检、法”荒谬口号的恶劣影响下,长沙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7至9月,东区公安、法院和治安保卫人员被批斗的有69人,其中被打伤的36人,打伤致死的1人。8月20日,某单位“造反派” 组织为在武斗中被打死的“战友”送葬,将东区伟雄电讯器材厂工人杨汉崇抓去“祭灵”,杨被乱枪打死。9月23日,四十七军对长沙市公、检、法三家实行军事管制,由市公安局军管会统一行使公、检、法的职权后,武斗逐渐减少,混乱的社会治安局面逐步得到控制。" A2 s5 Q4 Y" U) U' A
3 G/ t+ p9 S% k$ h0 j* c①1967年7月20日,江青向造反派组织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致使全国各地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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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 n' ?; E( I. N8 h9 H, G 第二节“三支两军”工作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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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_$ q1 H8 g& f一、人民解放军开展“三支两军”工作9 l( y+ _; a( X0 _
% S6 m" a' U9 _. F4 Y$ H 1967年1月,毛泽东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批示。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持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人民解放军随即开展支左、支工、支农和军事管制、军事训练,简称“三支两军”工作。2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批示,要求湖南驻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革命行动。2月至4月,湖南省军区、长沙警备区及其他驻长军事单位派出由100余名解放军干部战士组成的30多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东区30多个机关、工厂、学校、商店等单位开展“支左”工作。
6 B7 v' O8 r3 ~ 5月,东区“支左”领导小组成立。长沙市文教战线人民武装部部长李长安任组长,人民解放军“支左”的中心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持左派群众的革命行动,制止武斗,维持社会秩序,维护东区的治安,抓革命、促生产,主管东区全面工作,处理东区的日常事务。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指出湖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的问题,湖南的“支左”工作改由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负责,原有部队“支左”人员全部撤回本单位。8月以后,东区“支左”领导小组力量进一步扩充和完善。下设办事组、生产指挥组、人保组。1969年2月又增设政工组、学习组。
6 T3 [2 X% t) Z) | 1968年9月16日,经过与各派群众组织协商,成立东区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1969年3月11日,报批成立中共长沙市东区革委会核心小组。1971年1月19日至21日,东区第一次党代会召开,选举产生中共长沙市东区第一届委员会。
; s# T$ m2 b! F! e6 `: q# \ 1971年8月,中共中央转发《广州军区“三支两军”人员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决定“三支两军”人员实行军队和地方共同管理,以地方管理为主。1972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32号文件,规定凡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逐步撤出军管、军宣及“三支两军”人员。
9 Q% z: H8 f1 S* o5 F 军队“三支两军”是在特定历史年代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中做了大量工作,对调解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稳定当时混乱局势,维护当时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保护生产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执行的还是“文化大革命”一套“左”的路线,因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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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 ~* f( |5 D. w3 S3 E二、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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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 [% T: o2 W! Z7 ]* X 1967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10月中旬,省、市、区层层传达贯彻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华南“文化大革命”中所作的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等一系列最新指示。省会各造反派层层学习传达贯彻。1968年2月,湖南“湘江风雷”、“长沙工联”等12个造反派组织宣布撤销总部,按系统、按行业实行大联合。2月28 日,长沙市建立了革委会,东区各群众组织在批判“省无联”,围剿“派性”的基础上,也相继解散,回本单位参加按单位、按系统建立的群众联合组织。
8 L, A9 g0 j, } 3月,东区成立以造反派为主体的长沙市工代会东区分会,区属各工厂、学校、机关、卫生等单位相继实现大联合,设立各单位联合委员会,部分工厂经市革委会批准成立革委会。5月中旬,经东区支左领导和区工代会讨论,成立东区革委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对拟结合的领导干部进行“政治审查”。8月中旬,驻区支左领导小组宣布“解放” 一批区级领导干部出来工作,为建立驻军部队、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革委会打下基础。9月13日,东区支左领导小组向省、市革命委员会呈送《关于成立东区革委会的请示报告》。15日,长沙市革委会正式批复同意成立长沙市东区革委会。东区革委会由49人组成(暂缺10人)。
4 }5 k; @- b. s, |! U) w$ I3 F# {- b 1968年9月16日,东区召开区革委会成立大会,革委会主任王伟中讲话提出东区革委会成立后的主要任务:继续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一步掀起一个更广泛、更深入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统帅一切,占领一切阵地;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迅速掀起一个伟大的斗、批、改高潮,在斗争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迅速实现全区一片红;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放手发动群众,狠抓对敌斗争,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进一步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保持紧密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把革委会建设成为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战斗指挥部;认真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和“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大会发表了公告,“宣告旧东区区委、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归东区革委会”所有,并向毛泽东发致敬电。9月23日至24日,区革委会召开首次全体会议,学习市革委会对东区革委会的5点批示,确定当前的任务,并通过《关于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推向更新阶段的决议》,会议形成并通过区革委会全体会议纪要。东区革委会中设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办事组四大组,各组下设若干小组,行使区党政工作机构职能。区革委会人员定编为70名。* j. G' v; y3 a9 g8 B) a
东区革委会成立后,各单位也抓紧组建基层革委会。9月底,全区6个街道分别成立革命领导小组,至12月底,37家区办工厂、19所小学和卫生系统各单位相继成立革委会。一批基层领导干部成为各单位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或革命委员会主任,挑起“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10月6日,新成立的东区革委会根据市革委会关于原区直机关人员集中学习的精神,决定除留20人抓业务工作外,大多数干部去长沙农校参加市第7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1969年3月,除少数人回机关工作外,多数机关干部下放农村和“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2月底,市属36家企业下放东区管理,区革委会相继审核批准其中一批企业成立革委会,至1970年,东区基层单位都建立了革委会。; n, S8 q7 C0 C
11月,区革委会在省革委会第一招待所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贯彻党中央“关于群众代表三不脱离”的指示,会后,区革委会群众代表陆续回原单位参加工作和生产。1973年7月,根据市委决定撤销区革委会四大组及所属组、办,同时设立秘书科、工业局、计划财务科、劳动工资科、城市建设科、民政科、文化科、 教育科、卫生科及人民防空办公室等10个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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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恢复整顿党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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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X0 E. g3 @( Q9 T一、建立党的核心小组' h) T6 P1 z4 m# O2 D&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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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1日,根据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建立党的县委和基层党委的意见》精神,东区革委会就成立党的核心小组向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递交请示报告。11日,中共长沙市革委会核心小组发出《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长沙市东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的批复》;同意成立中国共产党长沙市东区革委会核心小组,王伟中①任组长。 a/ J7 }( C' o
东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后,全区重大问题都经过党的核心小组讨论决策后贯彻执行。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新闻公报发布后,核心小组成员深入基层,指导学习,组织7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赴火车站广场、大街小巷宣传九大新闻公报。8月30日,组织242个宣传队,4536人, 宣传中共中央“8·28”《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命令》。10月10日,党的核心小组召开会议,传达长沙市斗、批、改会议精神,研究东区贯彻落实意见,并于12日至14日召开各基层单位革委会负责人会议,着重讨论解决各级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问题,长沙鼓风机厂、东风钢厂轧钢车间、长沙印刷厂、东站路街道等单位负责人分别在会上介绍经验。11月19日,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又发出批复。对人事作了调整。王伟中因工作变动,由赵麟耀②接任组长一职,增补温樾为副组长。* P& v& b8 l6 T: J5 v/ a+ ~
1970年7月15日,党的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下半年工作,确定主要任务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狠抓根本不转向;以战备为动力,坚持阶级斗争不松懈;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3、5、6号(即“一打三反”三个文件)文件精神,建设一支忠于毛主席的公安队伍;自力更生创新业,艰苦奋斗展宏图;关心群众生活,搞好生活管理。8月20日,党的核心小组研究保密、档案工作,决定召开全区各单位负责人会议,传达全市保密、档案工作会议精神;进行保密教育,做好机关保密工作,开展保密大检查,组织力量清理文件资料,建立档案;成立区保密委员会,由7人组成。到12月,全区抓了3次保密教育,50%的单位配备专职或兼职保密员。区革委会机关清理文件资料2万份,立档45卷,贯彻省、市加强保密工作规定的12项制度和11条措施,健全文件收发保管制度。9月30日,党的核心小组开会研究贯彻全省民兵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加强民兵组织建设,力求简化,只搞普通民兵、基干民兵、民兵独立营团三种组织;坚决 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开展“四好运动”(政治思想好、军事训练好<或完成任务好>、“三八”作风好、生活管理好),加强民兵思想建设;从实际出发,搞好战备训练,加强武器维修管理;把民兵工作列入革委会议事日程,与“三支两军”结合起来,加强军民联防,深入基层抓好典型。10月5日至10日,召开全区民兵工作会议。) R7 h' M& S- _% l# j
1971年1月19日至25日,东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中共长沙市东区一届委员会。至此,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完成其历史使命,实际任期为1年1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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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k7 A& ?) k' N* s①1969年3月11日,中共长沙市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成立中共长沙市东区革委会核心小组(代行区委职权),组长为王伟中(代行区委书记的职权)。
7 T4 X/ [% r+ G) d) w②1969年11月,王伟中因工作调动,中共长沙市革委会核心小组任命赵麟耀接任中共长沙市东区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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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8 e% ~" t3 B! p2 Y9 H二、整党建党4 f; { F. d T7 I' g;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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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下发《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要求成立革委会的地方,要逐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并开展整党建党工作。1968年10月24日,区革委会召开常委会研究整党建党工作,决定成立东区整党建党领导小组,王伟中任组长。12月2日,区革委会研究提出整党建党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做法是:先是大学习、大批判,用毛泽东思想狠抓党的思想建设,按照毛泽东“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要在思想上整顿”的指示开展工作;然后要求全区大多数党的基层组织争取在1969年2月底前逐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其条件是:党员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 和“无产阶级先锋队觉悟”,“站错了路线队伍”的党员大多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弄清了党员政治状况和组织状况,清除了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已分子。
: ]2 c W8 `# @. x7 @4 a: ? 劝退了死气沉沉、革命意志衰退的人;通过“斗私批修”,密切了党群关系;积极慎重发展新党员,增加党的新鲜血液;选拔“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优秀党员”参加党的各级领导工作,建立健全党的组织。由于迎接党的九大的召开和其他工作的干扰,上述目标没有如期实现。2 ^8 U1 }" e) b" x; Z' F
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为贯彻落实九大精神,于1969年4月下旬在省粮食干校召开的有各基层单位负责人、宣传队员、积极分子共800余人参加的学习贯彻党的九大精神大会,再次将整党建党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强调整党建党工作要按照毛泽东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50字建党纲领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全区整党建党工作分三批进行。第一批12个单位,从1969年11月开始至1970年1月结束。整党建党工作分5个步骤实施:一是摸清党员政治状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了解党内外群众存在的思想问题,作好规划,培训骨干,搞好思想动员。二是大学习、大总结、大批判、大搞阶级教育,根据林彪的“指示” 抓湖南的“黑线”,批刘少奇的“黑修养”。① 三是发扬民主,党员斗私批修。四是组织整顿,恢复党员组织生活,吐故纳新。五是总结提高。历时3个月的整党建党,建立基层党委1个,恢复车间党支部29个,党员未恢复党的组织关系的36名,被清除出党的2名,发展新党员7名。第二批9个单位,从1970年6月开始至8月结束。7月1日举办党员骨干学习班。这批整党基本做法与第一批相同,但加强了对后进党员的个别思想教育,重视分配党员到群众中去开展工作,与人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整党建党期间,9个单位开批判会59场,批斗“活靶子”23个,30人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增补单位革委会委员46人,揪出“阶级敌人”25名。* h; j9 T2 e V& r4 f- s. P9 @" [
1970年8月5日,区革委会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要始终把思想整顿放在首位;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做好组织整顿工作。8月26日至9月4日,区革委会为第三批整党建党举办骨干学习班,学员们学习《人民日报》“七一”社论,参观清水塘纪念馆和泥塑收租院,听忆苦思甜报告,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温樾作《加强党的领导,认真搞好整党建党》的学习班总结讲话。随后开展第三批整党建党工作,126个单位参加。这期间由于穿插着“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分子等项工作,加上1971年发生了“九一三” 林彪事件,整党建党工作时间拖得较长,直至1972年1月,全区147个基层党组织的整党建党工作才全部结束。经过评议、整顿,劝退党员9名,给予党纪处分的党员36名,吸收新党员177名,提拔青年干部52名,各级党组织领导成员基本上实现了老、中、青三结合,全面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 p3 D8 N. T* y
这次整党建党工作,是在不正常状态下进行的,出现的问题不少。在大批判中,把正确的事物当作大毒草批判。在“吐故纳新”中,由于极左思潮和派性干扰,把某些符合条件的好党员挂起来或清除出党,把一些派性严重的人突击拉入党内,甚至推入各级领导班子,使个别党组织出现队伍不纯问题。
* K% @+ K c4 c/ e0 t& ` 整党建党结束后,区委对全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 织也进行了整顿并逐渐恢复其职能。1972年上半年开展整团建团工作,全区建立团支部124个,团总支2个,团委3个,发展新团员455名,316名超龄团员办理了离团手续。6月15日至18日,东区第一次团员代表大会召开,选出由13人组成的新的团区委领导班子。1973年7月召开长沙市东区第四届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区妇联。区工会在建立之前,由工厂造反派组织发起,先后于1968年3月、11月、1973年12月,三次召开长沙市工代会东区分会代表大会,其常设机构均为长沙市工代会东区分会。1974年3月,正式成立长沙市东区工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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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刘少奇所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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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T2 B- W/ k三、长沙市东区党员代表大会和党员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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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 I) O: H" ~9 k* i& K9 z 1968年10月和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当时地方各级党委都未恢 复,所以都是由革委会召开的党员代表大会)。会后,省、市革 委会以“党员代表大会”或“党员代表会议”的名称召开会议 传达贯彻。东区革委会按照省里的会议名称,分别召开会议进行传达贯彻。9 f9 m% ~% R* V" z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1月12日至25日,湖南省革委会召开省、地(市)、县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传达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11月30日至12月6日,东区革委会在文革小学(现育才学校)召开东区党员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驻东区范围内的省属二级单位、市属各工厂、学校、卫生等企事业单位、区属各单位的代表602人,其中党员正式代表281人,党员列席代表39人,群众组织列席代表282人。区革委会全体委员及进驻有关单位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代表也参加了大会。东区驻军负责人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作讲话。大会传达学习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指示和全会公报,学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题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的社论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稿),传达省地县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精神,协商省出席党的九大代表名单。区革委会负责人王伟中作题为《坚决响应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伟大号召,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大会通过《长沙市东区党员代表大会决议》。
$ _7 z/ l; b* z% R3 X, S, Z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重要历史意义,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决议指出:全会公报提出的完成斗、批、改的各项战斗任务关系到是不是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大问题。一定要把它提高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来认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抓住根本不转向,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摆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斗、批、改的全过程,把斗、批、改搞好搞彻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4 a% B3 `( _2 P& C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6月6日至17日,东区革委会在建筑工人俱乐部召开东区党员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507人,其中党员正式代表374人,非党群众列席代表133人。区革委会主任王伟中致开幕词。会议的第一阶段,听取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的录音讲话,传达和讨论毛泽东批阅的中共中央4个文件,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九大代表孙云英传达九大主要精神。第二阶段,传达华国锋在省党代会上所作的形势报告,学习讨论“六厂一校”①。
, l- J0 I( \* ~- x 关于斗、批、改的经验,与会代表畅谈省、市“大好形势”。区革委会副主任邓新林致闭幕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闭幕词肯定:中国共产党长沙市东区党员代表会议在九大精神鼓舞下,在省、市革委会重视及指导下,开得很成功。主要收获是:加深了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情,提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认识,加强了政权观念;深刻认识了团结的伟大意义,加强了革命团结,全体代表决心高举九大团结大旗,争取更大的胜利;增强了政策观念,提高了执行政策的自觉性;认清了大好形势,焕发了革命精神,增强了胜利信心,订出了传达贯彻九大精神的规划。会议还对传达、贯彻、宣传九大精神提出了具体要求。中共中央召开党的“九大的突出特点是自始至终为‘左’倾思想和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所笼罩。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它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②,区委贯彻了这些错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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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六厂一校指: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市北郊木材厂、北京针织总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化工三厂、南口机车车辆厂和清华大学。
# v" k8 F( n$ ?; U: C) X; X②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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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共长沙市东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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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员代表大会的通知》,在省委和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统一部署下,1971年1月19日至21日,中共长沙市东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区革委会礼堂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308人,代表东区1812名党员。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970年“四好”总评中被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五好”(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完成任务好、“三八”作风好、锻炼身体好)个人的党员代表164人,占代表总数的53.2%。区人武部部长、区革委会副主任徐振友致开幕词。区革委会主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赵麟耀作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报告在总结工作成绩的同时,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继续全面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方针,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继续加强党的建设,搞好领导班子革命化,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7人组成的中共长沙市东区第一届委员会。区革委会副主任温樾作题为《高举党的九大旗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胜利前进》的闭幕词,徐振友、郭开明等9人在大会上发言。
6 w/ \. Y$ @- r q$ [9 @ 1月23日,区委召开一届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常委7名,赵麟耀①任区委书记,温樾、徐振友任区委副书记,赵麟耀、温樾、徐振友、郭开明、叶云(女)、李恒玉、彭松柏7人为区委常委。9 [0 _1 N/ ?, f5 V
1971年1月至1980年8月,区委共召开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主要是联系实际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和讨论区委换届等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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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x) Y" h* Q/ }6 i) U0 p① 1971年1月,东区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恢复中共长沙市东区区委,选举并经市委批准赵麟耀为区委书记。. w x# ~1 y0 m" D/ F+ n% q
5 D; \ a) a1 a6 }* q" n第四节 全面开展“斗、批、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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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理阶级队伍5 L+ z$ O% Y) M4 z7 d& U5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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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毛泽东对这个经验作出重要批示:“建议此件转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9月23日,区革委会举行一次全委会,会议提出:要全面落实毛泽东批示和北京新华印刷厂对敌斗争经验。以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和对敌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指导方针,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12月2日,区革委会作出《关于坚决响应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伟大号召,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斗、批、改各个阶段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定》,指出要狠抓对敌斗争,抓紧清理阶级队伍。《决定》就“充分发动群众,狠抓深挖”提出五条标准:“第一,领导权要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第二,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90%的群众投入对敌斗争。第三,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真正稳、准、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第四,查清敌情,阶级阵线分明,挖出了埋藏较深的阶级敌人,纯洁了队伍。第五,落实群众专政,挖出来的阶级敌人,真正斗倒、批臭,严格管起来了。”根据《决定》精神,全区各条战线 普遍开展清队工作。
( u# Q* R4 F2 n+ ]! k9 e, c. R3 ?5 a 1969年2月24日,区革委会常委会研究教师清队问题,提出清理的七种对象:一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二是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三是老弱病残者退休。四是对暂留人员按照接班人5条标准,确定留用或下放,不符合条件的,后期分别下放。# ?( q2 H. O$ j8 P9 u$ T4 f4 ?4 U
五是民办中小学合并后,民办教师除个别留用外,其它一律清退。六是编内代课老师一同参加清理。七是区劳动后备讲习所的人员,经区培训的按编制需要留用的外,其它退回街道。为了加快清队工作,1969年3月3日、6日和17日,区革委会先后三次召开常委会,研究清退具体方案,并召开全区动员大会进行部署。1970年10月2日,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研究文教战线“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决定由郭开明、杨俊清负责清队工作。至1970年12月底,全区有120个单位先后建立“三查” (查领导权是否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查敌情、查是否落实了群众专政)领导小组,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清队工作,举办900多人参加的6期学习班,审查各种案卷224件。组织49人清理敌伪档案,收到发函调查敌伪人员三联单(清理阶级队伍中,函调时采用调查通知联、回执联、存根联)回执12728份,查证落实5597份调查提出的问题,定案处理了48人,加强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改造教育,遣送农村51名。1971年5月21日和6月23日,区革委会分两批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6个街道和东区联合医院,开展社会清队工作。6个街道,131964人,其中16岁以上纯居民16482人。街办厂组83个,有职工2812人。联合医院,有职工47人。宣传队进驻后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召开各种形式的大小动员会,个别走访谈心和开展 “五忆五查” (忆街道历史,查敌情底子;忆搬迁过程,查来历去向;忆反常言行,查阶级本质;忆生活变化,查经济来源;忆各种政治事件,查现行破坏活动)等活动,广泛深入发动群众,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不断提高群众认识,引导大家积极投身清队工作。通过社会清队,查明六个街道和联合医院中,应参加清队的19344人。其中依靠对象6901人,占35.8%。团结对象11190人,占58.1%;查出专政对象1253人,占6.5%。社会清队后期,区委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经区人保组和区公安分局军管小组审批在518名清理对象中,从严处理的115名,从宽处理的403名。. j4 r- a3 y! T+ {
这次清理阶级队伍,由于极左思潮影响,存在严重扩大化的倾向,伤害了不少干部群众。& P- o( R; q. s4 d1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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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工厂、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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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后期,虽然成立了各级革委会,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广泛影响,无政府主义思潮依然肆虐,纷争不断,武斗不止,为使社会政局尽快稳定,区革委会采取一系列措施,但收效甚微。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决定各地“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学校”。26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此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宣传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不仅纷纷开进了学校,而且扩大到除军管单位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
& n+ l7 I) c$ Q+ A 1969年1月27日,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工厂管理学校的安排意见》。根据厂校就近管理和必须是全民所有制和有条件参加管理的集体所有制工厂(人数在200人以上)的原则,决定区内30所小学、2所中学、1所幼儿园分别由22个工厂接管,原驻厂的军宣队撤走。1970年2月3日,根据市革委会要求,区革委会常委会决定成立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领导,并于6月中旬设立工宣队办公室。全区110多名工宣队员,分成11个组,进驻部分工厂、学校、建筑公司、市精神病医院等单位。. R; e( y6 u+ {% g8 m/ v
5月3日,区革委会组织一支有290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区属大庆服装厂、朝阳塑料厂、华成水电社等35个单位开展加强团结、消除派性的工作。8月5日,市革委会派出151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东区管辖的长沙东风钢厂、长沙鼓风机厂等8个市级工厂和东站路街道,开展“斗、批、改”。全面夺权结束后,毛泽东又为“斗、批、改”赋予新的内涵:“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宣传队按照市里统一印发的资料开展宣传工作,强调“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斗、批、改的各项任务。联系本部门实际,落实让毛泽东亲自抓的‘六厂一校’经验在本单位开花结果”。3 H2 I7 f, S: @3 A* `
1970年10月,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决定,抽调200人作为宣传队员,进驻财贸系统的后进单位,集中40天至50天时间开展“斗、批、改”工作。1971年5月21日、6月23日,又组织一批宣传队员,分两次进驻六个街道和一个医院,开展社会清队工作。11月12日,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工厂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的意见》,总结工宣队进驻学校一年来的成绩,强调整党后新建立的党支部必须在单位革委会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工厂与学校不直接发生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加强工宣队伍建设的问题。27日,区革委会召开热烈欢迎市革委会派出的第二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东区部分单位开展“斗、批、改”大会,各进驻单位派代表敲锣打鼓前来迎接市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2 q5 _: m* G' y$ v: u* f; r7 R
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确定各级工宣队撤出学校。东区派驻各工厂、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随即撤回。2 S% n$ `4 ?2 g6 ^" y; f9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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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D! a) c" A5 K; j
" W+ r1 O f7 A5 H 1970年2月8日,区革委会以毛泽东关于“要准备打仗” 的战备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即3、5、6号文件)为指针,布置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并在育英小学操坪召开万人批判大会,掀起“一打三反”高潮。“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区开展。19日,区革委会在省体育馆召开有5000人参加的揭批大会,揭露、控诉“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行,对18名“现行反革命”分子当场逮捕法办。/ ~1 a% v1 X2 c" p
至4月底止,全区组织骨干队伍4000多名,举办骨干学习班250期,出大批判专栏375期,94个单位召开批斗会312场,批斗对象217名,初步挖出“历史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打砸抢抄犯罪分子”286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618名,缴获一批赃物、枪支弹药,挖出犯罪集团7个计30余人。全区逮捕74人, 撤免各级革委会成员97人,参加学习班和接受批斗的对象1191人。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0]17号文件,转发北京市革委会报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材料。有些人思想不通,怀疑17号文件是纠偏,为统一思想,区革委会于4月3日组织学习17号文件精神,明确斗、批、改的方向。9月16日,区革委会召开第七次常委会,就全区前段“一打三反”运动作出总结,提出下半年继续按照中央3、5、6号文件精神,打一场“一打三反” 的人民战争,9月下旬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至1971年2月底,仅教育系统就召开批判会743场,出大批判专栏158个,写批判文章14594篇, 揪出“阶级敌人”23名,查出犯严重错误的对象68名(处理26名,其中开除公职的9名)。6月5日,区委转发区革委会人保组、区公安分局军管小组《关于贯彻执行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和省、市人保工作会议精神的意见》,要求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继续加强社会治安管理,抓好“一打三反运动”和“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指示精神,做好案件审理和复查工作。“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极左做法,虽有些改变,但仍不彻底。21日,区委发出《关于贯彻省市城镇工作会议精神意见》,再次提出要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巩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7月2日至8月28日各街道根据区委《意见》精神,培训骨干557人,组织大小批判会1022场,参加群众达49061人,写大批判材料4155篇,大字报1085张,检举揭发材料1096件,揭批斗争对象217名,查出案件102件。1970年至1973年的前后四年间,全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遣送回农村251人。经复查,定性不当的24人,处理完全错误的9人,区委决定改变其原有处分,回长沙落户。1973年8月上旬,区委对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错批、错斗、错处理的66名干部落实政策,妥善安置。
7 H; l0 _1 |7 _. E) Z+ j( e5 C* z9 `- y “一打三反”运动,打击了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清除了贪污盗窃分子和打砸抢抄的人,对当时稳定社会治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极左的指导思想和派性干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斗争面和打击面严重扩大化,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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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6 ?. n8 ?: E3 E& _) q; q5 M四、清查“五一六”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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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x& Y% o; [% U- C+ d! z 1967年6月,北京的极左派组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以贯彻“五一六通知”为名,反对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理“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全国范围内的清理“五一六”活动就此开展。
' J u- {9 e8 j* J6 Z% U0 p 根据中共中央部署,1970年2月9日,东区革委会党的核心 小组决定成立东区清查“五一六”分子办公室,各基层单位也相继成立类似机构,后统一更名为“三号办”。全区共抽调603人作为专案人员,秘密开展清查工作。通过一段时间摸底排查,排出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事件270余起,最后筛选留下16件大事作为清查重点,进行公开清查。20日,市革委会决定对东区革委会副主任邓新林因涉嫌“五一六”“反革命”问题而停职反省,交“革命群众”揭发批判。4月18日,邓新林含冤剖腹去世。7月6日,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批复,将“叛党分子”邓新林清除出党,撤销其一切职务(1971年6月13日对其平反昭雪,恢复其党籍)。区委紧急行动,先后召开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并于25日、26日晚上分别召开全区党员和骨干大会进行动员。28日举办为期一天的区革委会全体委员学习班,召开基层单位党员主要负责人会议,对清查工作作专题部署,确定16个重点清查单位(市、区属企业各7个,小学2所)。同时从区级机关抽调部分干部下到街道居民中进行宣传发动,办骨干学习班161期,培训骨干2906人,普遍进行宣传动员,听众达36000余人(次)。全区迅即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的高潮,揭发各种线索2682条,开大小批判会921场,写批判文章16768篇,出大字报21854张。70个单位初步排查出嫌疑对象234人。对在“文革”中发生的270起事件查清了145起。1971年6月5日,区委转发区革委会人保组、区公安分局军管小组《关于贯彻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和省、市人保工作会议精神的意见》,继续抓好“一打三反”运动。6月16日,区委进行第二次动员。26日,区委召开全区清查“五一六”分子经验交流会,总结前段工作,部署新的清查任务。会后,东区迅速在135个单位建立领导小组和专干队伍,各单位依事查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继续查出涉及共有89个单位(次),448人(次),其中重点对象64人(次)。这些事件都是“文革”中发生在长沙市的武斗、抢枪、冲击军事机关等严重事件。通过清查,最后将其中的27人作为重点交群众批斗。3 ?0 _# |. u& ]. D9 y8 b
9月7日至13日,区革委会召开第八次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和部署全区批极左思潮。9月27日区委召开常委会,传达市委书记景林的指示,研究清查工作,并向基层单位作出进一步的部署。区委领导分头深入基层,传达精神,批判极左,指导清查。# a9 o/ _4 Y+ b
各基层单位按照区委要求,发动群众,广泛排查本单位的事件及其有关的人,办知情人和重点对象的学习班,对重点对象学习班采用6:1至8:1的办法进行监护,组织重点对象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毛泽东著作,以高压态势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促使他们清除极左,交待问题和认识问题,查出大批各基层单位“文革”事件及其有关的人,整个清查工作至1971年12月底结束,全区无一人定性为“五一六”分子。
. C, _3 P: g$ v6 h3 u 1973年5月24日,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市委部署,对东区清查“五一六”分子、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等运动中出现的极左错误进行反思,认为清查“五一六”分子,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打砸抢抄和冲击军事机关的犯罪分子进行打击是完全必要的,但把一些犯过极左错误的人统统划入“五一六”分子范畴清查批斗,显然是错误的。区委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抽调专干15人,着手甄别平反工作,落实政策。8月上旬,区委召开平反大会,首次对66名干部甄别平反。1974年11月,区委召开第二次平反大会,又为61名对象平了反。至年底,全区69个单位共开了83场平反会,为1160人平反恢复名誉。凡属清查“五一六”中所写交待材料全部退还本人,调查材料由组织处理,并向本人宣布不入个人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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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 ^+ H/ d) ?& M3 N5 a
% T/ _" x+ h" V! l! R) s7 Q/ X: N 1954年4月12日,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准备参加劳动生产的指示》。至1957年12月,全国各地青年积极响应,7.9万余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 E& t# b5 M$ E g* p8 C 1962年,东区区委就压缩城市人口问题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2月28日,召开工业、街道、财贸、文教等方面负责人会议,作出具体安排,并抽出两名干部到长沙县靖港等地联系挂钩,落实安置地。9月,区委组建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区人民委员会《关于组织全民下放职工和学生上国营农场的意见》出台。. m. [5 |, z6 M* _
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在今后15年内,每年大约有100万左右的青年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参加农、林、牧、副、渔业生产。并决定下乡学生的年龄可由18岁放宽到16岁。9月7日,东区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立,邓新林任组长。正式成批地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动员历届高初中毕业生和肄业生、闲居在街道上的社会青年和够条件的少量高小毕业生到农村去。10月,区委决定将梨镇的樊塘兴办为林场,作为东区知青下放点。全区广泛开展大宣传、大动员活动,通过领导作报告、举办学习班等形式,动员知识青年自觉投入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从1963年至1965年的3年间,全区共动员1868名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其中江永县655名,浏阳县500名,湘阴县166名,投亲靠友的83名,其余下放到长沙县、郴县和东区樊塘林场。
% x% ~7 c, R# c& F. c n" F 1966年至1968年期间,此项工作中止,东区没有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区又迅速掀起宣传毛泽东指示的热潮和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长沙市原定中学毕业生的四个面向(面向农村、工矿、基层和边疆)改为上山下乡一个面向。从毛泽东指示发表到1969年的8月,东区就有5400多青年下到农村。1969年12月17日,东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大力宣传,隆重纪念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最高指示发表一周年庆祝活动的通知》。18日,区革委会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革命家长代表大会,530人参加大会,采用报告、讲用、经验交流等方法,歌颂毛泽东的指示,表彰一批优秀家长,将上山下乡运动推向深入。
$ Q6 N, k& A5 o( ?3 a+ N) z( y3 H/ N 1972年1月21日至2月9日,东区革委会组成由109名干部、工人、知青家长参加的慰问团,由副主任张国辉带队分赴益阳、沅江、常德、南县、芷江、岳阳、千山红农场等地慰问东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6月至12月,又组织部分相关人员参加市委及市工商系统、冶金系统组成的慰问团开展慰问活动。表达党和政府对知青的关怀,激发知青坚定执行毛泽东指示的自觉性。- k6 S! k7 T) P; Q' y2 {( a# e7 T
1974年6月12日,《人民日报》报导了株洲市实行厂社挂钩集 体安置下乡知青的经验,中共长沙市委决定长沙知青不再下放外地、县,改由本市、县、郊农林场集体安排,各区各战线包干办好知青点。12月13日,东区区委召开常委会,传达贯彻市委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决定成立东区上山下乡工作指挥部,周玉清任指挥长。1975年12月9日,区委常委会讨论研究决定办好7个知青点。长沙磁性材料厂、长沙电缆附件厂、长沙鼓风机厂、长沙亚光电器厂、东区向东五金电器厂,解放路街道,韭菜园街道和东区文革(今育才)小学,并确定每个点的带队干部。) f9 X& ?# T4 B
1975年和1976年,区委、区革委多次召开会议,贯彻市委有关规定精神,根据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研究城市企业招工和知青安置问题,东区企业招工时,要优先从上山下乡劳动锻炼满2年以上的知青中招收。当年全区招工5000名,其中从下放农村知青中招收150名。从1962年至1978年的16年间,东区共动员知识青年7349人上山下乡。其中,以小组或单个插队农村社队落户的6028人,下放到各国营或集体农、林场的1061人,下乡投亲靠友的183人。去得最多的是江永县,1631人。国家为每个下乡知青拨付的安置费用是:1972年以前,平均每人240元;1973年提高到每人4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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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w& S, ]+ P) s, t% I 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大减少了城市人口,压缩了城镇粮食销量,减轻了当时城镇劳动就业的压力。广大知识 青年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与农民群众同生活同劳动,学习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德,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意志得到了 磨练,丰富了社会知识和农业技术,增长了才干。特别是部分优秀知青被选进了农村各级领导班子,当上了教师、赤脚医生、农技员和农机手,为农村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许多人还加入了党团组织和被评为先进个人。1963年,东区高中毕业下放郴县板桥公社和平大队插队落户的张国清(女),经过多年锻炼,1973年入党,后来相继被选为湖南省妇联副主任、全国第四、五届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成为东区知识青年下乡的先进典型代表。尽管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对知识青年的锻炼成长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也存在“左”的错误,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把上山下乡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给一些知识青年造成很大的伤害。
8 w" t1 ?6 q& s4 q' U! O 1978年12月,国务院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明确提出“有条件安置的中学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从1979年起,长沙市停止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同年5月,中共长沙市委批准市知青办、市劳动局等4单位《关于统筹安排1972年底以前下乡知青的意见》的报告。报告明确提出:对于在生产、生活方面存在实际困难的知识青年,尤其是下乡多年的知青,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在城乡全民或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逐步安排他们从事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工作。东区认真贯彻这个文件精神,至1984年4月止,全区所下放的7349名知青全部返城作了妥善安置。3 l/ h! [) @9 m(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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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创办“五七”干校6 M, X4 R+ W+ R; B7 \
9 V, {& x: F! W; y0 P 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柳河五七干校①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文章。文章引用毛泽东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机会,除老、弱、病者外,都应这样做。”10月6日,东区革委会根据长沙市革委会关于旧机关人员需要集中学习的精神,决定除留下20人抓工作外,其余干部集中到长沙农校(现合并到湖南机电学院)参加长沙市第七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开展集中学习的目的是动员广大干部响应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伟大号召,到“五七”干校去,到农村去,向工农群众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当时东区尚未成立“五七”干校,以这种形式学习取代参加干校学习。$ _. b: a W6 P% n4 K `
1969年1月6日,区革委会常委会正式决定,将樊塘林场改建成东区“五七”干校。经过2个月的筹备,3月28日,占地69.3公顷(1040亩)的东区“五七”干校正式成立,区革委会任命王辉杰等二人为副校长(缺校长)。这时,为期5个月的长沙市第七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束,东区参加学习的人员除9人回机关外,其余部分人员下放到麻阳县农村、白泥湖长沙市“五七”干校和东区“五七”干校。干部们边劳动,边学习。鉴于东区“五七”干校条件简陋,又邻近市区,下放到这里劳动的人数不很多。不久,东区“五七”干校就成为干部短期劳动基地和学习基地,东区干部分期分批轮流到这里劳动,每批20人学习劳动1个月左右。
7 n# K' M" e: D: t 1971年9月3日,区委常委会议研究“五七”干校工作. 会议决定郭开明兼任东区“五七”干校校长。确定干校重点是开展对在职干部和基层骨干的轮训,每期培训100至150人,时间一个月,每年8期,全年培训1000人,两年轮训一遍。1971年四季度开办两期,培训区办工厂负责干部和其它各基层党支部书记以及机关干部约300人。11月26日,区委再次召开常委会议,听取东区“五七”干校副校长吴光庆汇报干校工作情况:当年干校人数已达112人,1971年收稻谷2500多公斤,上市生猪4头,产茶叶100多公斤、棉花200多公斤;准备第二年以经营果林为主。把干校办成培训骨干的场所,生产战备商品的基地。干校与林场实行统一领导,分开计划,逐步实现自给自足。1972年区委通过“五七”干校年度工作计划,将机关22级以下干部、市属工厂连队干部、区属工厂、学校、商店党政负责人,分批到区“五七”干校劳动轮训一次,每批1个月,以四分之三的时间学习,四分之一的时间劳动。同时还先后组织104名干部参加“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全面贯彻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先后完成种植桔树8000株,种植茶树、油菜、红薯、西瓜各3.3公顷(50亩),种豆1.2公顷(18亩),栽培水稻、花生各0.67公顷(10亩),喂牲猪150头(出栏80头),放鱼苗5000尾等。1973年1月7日,区委决定将“五七” 干校更名为“五七”果林场。同时挂上“中共东区党校”的牌子。1979年,果林场卖给长沙市公安局,成为劳教场所,东区“五七”干校也随之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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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军委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在写给林彪的信中指示,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大学校”,这封信,后来被称作“五七指示”。按五七指示办的干校,称“五七”干校,后成为惩罚干部的一个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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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取缔城市集贸市场$ G1 H7 A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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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至1961年国家3年暂时困难时期,城市农贸市场得以恢复,允许农民出售家庭副业生产的包括鲜鱼、茶叶、草席、禽蛋蔬菜、小水产、小水果、一般中药材在内的二、三类农副产品。东区恢复的复兴街、燕山街、马王街、长治路、游击坪等集市贸易市场渐有起色,日趋活跃。- s& ]8 p' }: n6 ?2 X( T
“文化大革命”中,在“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下,集市贸易被视作“资本主义土壤”和“投机倒把场所”被取缔。1972年5月4日,市革委会发出布告,关闭城市自由市场,根据布告精神,东区组织市场管理小组66个,义务市场管理员551人,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开展取缔自由市场工作,向群众宣传不买自由市场的农副产品。全年查禁并降价收购自由市场农副产品达3万余斤。东区复兴街等5处集贸市场同时关闭。5 {2 M" g, o3 \: t. f
1973年,市革委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的布告》宣布开放全市近郊12处集贸市场,其中确定东区开放的有燕山街、窑岭两处集市贸易市场,并分别成立市场管理委员会,加强对入市交易对象、品种交易、价格、交易的管理,把关守卡,允许集体进场交易,严禁私人菜担入内。机关、部队、学校、厂矿等有组织单位只能通过国营、集体商业渠道采购,严禁进入集贸市场自行采购农副产品。
) ?& o/ c1 ? d0 U3 a 1974年11月1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关于严禁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自行到农村采购农副产品的通知》,省革委会也发出《关于当前市场阶级斗争情况和加强市场管理工作的意见》文件,重申强化市场管理,对原已关闭的集市不再恢复,自发形成的自由市场一律转移至近郊集贸市场经营。东区区委、区政府贯彻落实上述通知和《意见》精神,通过管理,窑岭集贸市场一季度入场农户经营仅达2566人次,比1973年四季度的8354人次下降70%,燕山街集贸市场入场经营者也大幅度下降。9 U3 N) r& i9 D
1975年6月,中共长沙市委发出《关于取缔自由市场,关闭近郊集市贸易,加强市场管理的通知》,重申坚决取缔自由市场并宣布关闭1973年开放的近郊集贸市场。东区区委随即发文,成立以区委书记赵麟耀为组长的东区市场管理领导小组,组织民警、民兵、街道干部和工商部门执法人员257人,分段分片,包干负责,开展制止和取缔集市贸易工作。7月15日,关闭燕山街、窑岭集贸市场,取缔了浏城桥、长治路等9处自由市场,强行收购擅自上市的农副产品2023.5公斤。然而自由市场禁而不止。1977年10月24日,市革委会又发出坚决取缔自由市场的通知,指出“凡不服从管理,继续在自由市场出卖蔬菜和其他农副产品的,从1977年11月1日起,由有关部门予以没收。”东区每天出动467人,按居委会采取分片包干,把关守卡,重点巡查等方式,共取缔在自由市场内进行出售的173起,没收农副产品1000余公斤,没收各类交易工具200余件。随着日后的深入工作,1977年至1978年,全区取缔自由菜担4.5万人次,没收或 收购处理农副产品26万余公斤。东区集市贸易基本得到禁止。
( l( v* ?, p; K 取缔城东集贸市场,是“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政策的反映,阻碍了东区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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