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芙蓉区党史（文革部分）

bluesky · 发表于 2014-12-28 11: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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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开展整党整风整社和“社教”运动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区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定精神，在全区农村和城市分别开展整党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开展了群众性的学习活动，提高了干部、群众的思想水平，转变了干部的作风，不断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

　　1960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市委指示，天心阁人民公社党委组织开展以反官僚主义、反贪污、反浪费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目的是遏制党政机关官僚主义、贪污、浪费等严重问题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侵袭。4月14日，成立了新“三反”运动领导小组。由公社筹委会主任刘均任组长，下设办公室，负责组织部署。4月24日，公社成立，区委改公社党委。5月24日，公社党委召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专题研究反对官僚主义问题，强调各项工作要突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原则，确定公社党委办公室和宣传部牵头做好调查研究，写出专门材料向党委汇报。7月17日，公社党委再次召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党委副书记周玉清传达湖南省委新“三反”工作电话会议精神，提出贯彻落实意见。刘均在讲话中强调，开展新“三反”运动是党中央、毛泽东的英明部署，全社各单位要立即行动起来，全面开展新“三反”运动，争取半年时间结束。
　　9月26日，公社党委下发《关于认真贯彻省、市委指示精神，进一步深入开展新“三反”运动的安排意见》，各分社党委和公社直属单位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公社党委文件精神，认真准备，新“三反”运动正式在全公社铺开。
　　新“三反”运动首先在公社机关领导层中进行，重点是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接着在全社市属36个工厂的858名脱产干部中展开，于10月至11月交错开展。随后在公社和分社下属的国营、公私合营215个商店2114名职工中全面进行，12月底基本结束，每周一个下午和三个晚上约10至12个小时作为运动时间。
　　全区新“三反”运动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学好文件，搞好思想发动，全面揭发问题。第二阶段：对揭发出来的问题分类排队，找出单位问题的重点，针对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开展对当事人的分析批判。第三阶段：重点开展反贪污、反浪费斗争。
　　第四阶段：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定案处理。整个运动中重点是解决领导的问题，自始至终贯彻反官僚主义斗争。对职工群众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东区新“三反”运动从4月中旬开始，9月份全面铺开，12月底基本结束，历时8个月，取得很大成绩。参加运动的总人数为5579人，揭发出来的问题需要定案处理的243人，其中定性为犯有贪污行为的142人，定性为贪污分子的17人，严重官僚主义错误的2人，严重违法乱纪错误的17人，地富反坏分子6人。这些人中，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167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2.99％，其中开除党籍的8人，非党干部受到撤职以上处分的的84人，免于处分的76人。新“三反”运动的开展，对于遏制党政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对于打击流通领域的贪污、浪费行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开展农村整党、整风、整社运动

　　天心阁人民公社东屯渡分社，有火星、火炬、新合、火焰4个大队和1个分社综合农场，共78个生产队，80个食堂，2356户，11343人。共有劳动力4702人，耕田面积559.8公顷（8397亩），其中商品菜地361.8公顷（5426亩）。自公社化以来到党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信下达时为止，东屯渡分社和全国大多数农村人民公社一样，一开始就不同程度地刮过“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生活特殊化风”），尤其以“一平二调”为主要内容的“共产风”最为突出。
　　较大的“共产风”刮过6次，共平调农民2138户，占总户数的90.75％。总共平调物资（房屋除外）折合币68.8万元。其中，分社平调大队和社员的19.9万元，大队平调社员的141025元，生产队平调社员2138.78元，市级各单位平调分社集体及社员的27.6万元，省级各单位平调分社集体及社员的7万元。强迫命令风也相当严重，干部随意打人、捆人，拷人，对人民群众随意罚款、罚跪、扣口粮、扣工分等现象比比皆是，火焰大队33名党员中就有32名党员打过人。全分社因被斗争、被停餐扣饭而自杀致死的社员达5人。“五风”的滥刮，严重破坏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原则，社员生产积极性不高，极大地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得以更好的贯彻执行，人民公社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从1960年10月开始，中共中央部署全国农村开展整党整风整社以肃清“五风”问题。11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2月19日，天心阁人民公社党委就此作出具体部署，发出了《关于在东屯渡分社坚决贯彻党的政策，全面开展整党整风整社的安排》的文件，要求各级领导下定决心，一快、二好、三全面、四彻底地把党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信和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十大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彻底清理一平二调问题，纠正“共产风”，退物还钱，坚决兑现，不留尾巴。同时反掉其他几股“歪风”，让社员真正满意。
　　巩固以队为基础的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制，发展农业经济，夺取1961年的生产大丰收。
　　公社党委决定，成立以刘均、周玉清、郭建凡任正副组长的整党整风整社领导小组，抽调130名干部组成4个工作队、（每个大队一个工作队）22个工作组，经过5天的学习培训，在思想通、政策通、方法通以后，分别深入到各队的每个作业组，抓好整党整风整社工作。全分社的运动分两批进行，首先在火炬、火焰两个大队和分社综合农场进行，然后在火星、新合两个大队中开展。整个运动大体按以下步骤展开：首先，是传达精神，学习文件，统一思想。工作队干部下到基层后，同分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一道，把各大队、农场的党团员、干部和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层层开展培训学习，传达中共长沙市委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精神，学习领会党中央十二条指示信和省委制定的十大政策，引导大家充分认识“五风”的危害性。分清人民公社“一大二公” （大就是扩大公社范围，一般是一乡一社；公就是将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的不退，少的不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与“一平二调” （搞平均主义、乱调生产生活资料）之间；共产主义风格与搞平均主义刮“共产风”之间；坚持坚强组织领导与推行强迫命令之间等问题的本质区别。明确党在整党整风整社运动中的政策，解除大家思想顾虑，放下包袱，端正态度，积极投入运动，揭开盖子，端出问题。
　　其次，是扎根串连，发动群众。为了消除群众顾忌，工作组干部撇开社队党政组织和社队干部，深入田间、屋场，同群众实行“四同” （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访贫问贤、扎根串连，选择那些成份好、思想好、劳动好、群众关系好，与坏人无联系的贫困社员作为“根子”，耐心做好思想发动和培养教育工作，引导他们对“五风”问题严重危害的认识，揭发“五风” 问题，由“根子”再串连发动其他群众，准备同“五风”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仅火炬、火焰大队和综合农场就扎了根子109名，为运动顺利开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第三，是发动群众，展开对敌斗争，夺回部分领导权。“五风”泛滥时期，火炬大队不少“坏人”乘虚而入，利用手中权力大肆兴风作浪。运动开始不久，工作队根据群众要求，及时召开大队各级干部会议，宣布把大队及其以下的各级领导权全面接管过来，并组织群众对钻入干部队伍的坏人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批判斗争，诉苦情、吐苦水，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
　　第四，是大鸣大放，开展内部整风。在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的基础上，“根子”带头，骨干领先，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诉“共产风”的苦，报“一平二调”的账，大张旗鼓揭发“五风” 问题，批判“五风”错误，大字报“忽如一阵东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全分社共贴大字报20523张，鸣放意见3143条，其中属于“共产风”的421条，强迫命令风的568条，特殊化风的486条，浮夸风的123条，生产瞎指挥风的164条，其他问题的1381条。“五风”问题涉及到绝大多数干部，工作队积极开展思想工作，引导问题不大的一、二类干部主动检讨“下楼”，轻装上阵，积极投入运动。对三类干部予以重点帮助。对问题严重的四类干部进行重点批判。仅火焰大队就重点批判了11个对象。
　　这样，不仅挽救和团结了90％以上的干部，又狠狠地打击了“五风”的嚣张气焰。
　　第五，是合情合理解决“一平二调”财产问题。工作队反复强调，分社、大队和生产队都要有决心，破产还债。从分社到作业组，层层成立算账小组，逐户登门查账算账，核实评议。坚持物在还物，无物折价还钱。全分社召开兑现大会16场，经济退赔款总额为650866.31元，占平调款总额的94.63％。各级实际退赔的比例分别为：分社、大队、小集体均为100％，省级单位87％，市级单位89.48％。占用的房屋已修好退给社员1500多间。退还其他原物1738件。整个退赔工作基本做到了群众满意，社员们说：“党的政策英明，条条兑现。” 第六，是严肃处理犯错误的干部，并开展社会镇反。对犯有严重“五风”错误的17名干部，分别作了严肃处理，其中开除党籍的1人，撤销党内外职务的16人。运动中全分社清查出漏网的地富分子30人，有政治历史问题的7人。全分社召开斗争大会9场，批判打击各种对象49名，其中逮捕5名，管制12名，送劳动教养2名，批判斗争的14名，戴帽子的3名，拘留的4名，传讯教育9名。
　　第七，是民主选举干部，建立新的领导班子。工作组放手发动群众，充分酝酿讨论，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分社、大队、分场、生产队、作业组各级新的领导成员，组成新的领导班子。所选311名干部中，原有干部留下的217名，占69.77％。党员91名，贫农出身的217名，都是群众信得过的工作骨干，树立了三部分人（贫雇农，新、老下中农）的领导优势，群众反映：过去干部发“五风”，现在干部搞“四同”。
　　第八，是贯彻中央、省委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政策，下放了三权（食堂管理权、自留地和副业生产经营权）发展农副业生产。全社下放食堂79个，划拨食堂菜地64.4公顷（966亩），下放生猪413头，鱼塘7.4公顷（111亩），家禽979只。安排社员自留地19.2公顷（288.3亩），广大社员在保证大集体前提下发展小自由，私养生猪2550头（养猪户占农户总数的44%），私养家禽7800余只。1961年生产计划采取由下而上的办法落实到生产队，大力加强农业第一线，群策群力发展农业生产。
　　通过整党整风整社运动，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党的威信进一步提高，社员群众感谢党、感谢毛泽东、感谢党的十大政策，对夺取1961年粮食大丰收充满了信心和激情，改善了党群关系，激发了群众生产热情，社员们十分激动的说“：整风运动使我们得了钱、出了气、当了家、作了主”。

三、纠正城市“五风” 实行经济退赔

　　1961年8月25日，天心阁人民公社党委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发出关于纠正“五风”、彻底进行退赔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一、各社办工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财贸系统的厂、店、合作小组等单位，对1958年以来各项中心运动和日常工作中，所平调农民、职工、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资本家、民主人士和城市居民以及集体单位之间、全民单位与集体单位之间、全民单位与全民单位之间的生产工具、资金和房屋、家具等生产、生活资料，进一步全面进行一次彻底清理，发动群众自报公议，逐项加以登记，各分社应对所属单位的房屋问题进行全面、彻底摸底，提出调整意见，逐个加以处理。二、凡平调各阶层人民的物资财产，应根据党的政策规定，坚决彻底全部进行退赔，有实物者坚决退实物。一时无法退赔的，应订出计划，分期分批彻底退赔清楚，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延或置之不理。三、凡群众找上门要求清理平调物资账目的，各单位必须热情接待，认真负责，逐个问题加以处理，不得以任何借口搪塞，或给以冷淡相待，推出门了事。对有关实物经群众查验确为群众所有，各单位应无条件地让群众拿走。如某些实物确为当前生产需要，各单位应与被平调人共同协商，提出意见，报公社党委审批决定。
　　 9月14日，公社党委就1958至1960年三年来的工作写出检查报告。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如实承认错误是严重的。脑子发热，反右不反“左”；分配上搞平均主义；生产工作上搞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风突出；惩处了不该惩处的许多干部群众等等，教训是十分深刻的。10月5日，党委研究经济退赔问题，确定各分社领导要亲自抓。退赔顺序：先管区，后分社，再公社。各管区财产清理后，原则上先搞退赔，后上交分社。全区城市方面经济退赔所涉及的金额为：大炼钢铁退赔43472元，大烧水泥退赔42039元，修京广复线退赔50403元，合计退赔135914元。平调公私房屋837栋、3932间、46912平方米，这次已退赔395栋、1105间、19546平方米。

第二节　开展“社教”和新“五反”运动

一、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

　　1962年12月，根据长沙市委部署，东区区委决定在全区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社教”简称“四清运动”，即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清账目），即在机关、学校、工厂和城区居民群众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信心教育，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区委成立了社教运动领导小组，区委书记周玉清①任组长。12月3日，区委发出《关于在广大干部职工居民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
　　全区829名党员和干部分三批开展轮训，每批8至10天，12月至1963年1月轮训结束，着重教育党员和干部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明确是非界限，做到经济上清清楚楚，不马马虎虎；政治上严肃认真，不稀里糊涂；生活上勤俭廉洁，不搞腐化特殊。对职工和居民群众主要采取由点到面，由各基层单位分期分批逐步展开，主要进行阶级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重新教育干部，重新教育党员”的指示，结合社教运动，区委以《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的书本为教材，于1963年4月22日至5月26日，又对全区422名党员干部系统地进行一次教育和轮训，着重讲清形势任务、阶级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党的政策、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优良传统，提高党员、干部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
　　1963年9月，东区区委在全区开展以整顿市场、打击投机倒把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参加运动的24104人中，揭发出与投机倒把违法活动有关联的5380人，对其中问题严重的709人作出经济处理，罚款补税66828元，稳定了市场和治安秩序，提高了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1964年2月10日，区委讨论制定了《关于干部教师职工居民群众1964年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规划》，6月30日，区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当前工作的意见》的文件，提出要通过“社教”，加强街道干部群众思想政治工作，整顿个体手工业、小商贩、书摊、个体医生、高利贷者和迷信职业者，做好社会闲散劳动力的安置，确保社会安定。7月26日，区委常委会议认真分析了全区开展社教运动的进展情况，总结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之处，要求各级党组织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认真准备，坚决把社教运动抓紧抓落实。随后区委按照中央提出四条高标准进行检查验收。四条标准是：贫下中农是否发动起来了，生产是否搞好了，四类分子是否改造好了，干部是否参加劳动了。8月1日，区委批转区委社教运动领导小组制定的《关于东区1965至1968年社教运动初步规划》，于这一期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单位97个，受教育人数为49754人，其中：干部1232人，工人3253人，街道居民群众45269人。考虑到面广、人多、任务重，区委从各部门抽调党员干部34人，组成社教运动工作队，下派到重点单位指导社教运动。与此同时，由市、区抽调30余名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东站路街道办事处，开展以清思想、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为主要内容的“四清”运动试点工作。12月，区委召开社教运动情况通报会，通报了此前社教运动中，揭发出违法乱纪案件58件，查清14件，处分18人，共清查出小钱柜42个，资金47712元，侵占集体各种物资30余件，上缴国库24691元。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重要文件。（简称“二十三条”。2月17日，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把贯彻落实《二十三条》与城区“社教”结合起来，于2月至6月，采取先党政机关后职工群众的做法，分两批重点开展“二十三条”的学习教育活动，做到人人听报告，个个受教育，侧重学习领会其中1、2、5、8、21、22条精神，每周保证20小时学习时间。重点抓好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学习教育，采取“三自” 方针（自己提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做到“三不主义” （不抓辫子，不带帽子，不打棍子）。对职工和居民群众主要是进行正面教育，提高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分清是非。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学习澄清了模糊认识，提高了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激发了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推动了生产工作新发展。城市社教运动由于随后的1966年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而中止。
　　东区开展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对于端正党政干部作风，密切党群关系，打击社会上出现的投机倒把等不法行为，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总的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一些部门单位存在着打击面过宽、处理人员太多等问题。使少数干部受到不应有冲击，挫伤了干部积极性。

① 1962年7月，市委任命周玉清为中共长沙市东区区委书记，免去刘均中共长沙市东区区委书记职务，调任中共长沙市北区区委书记。

二、开展城市新“五反”运动

　　1962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明确农村主要开展“四清”（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清账目），城市以新“五反”（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揭开阶级斗争盖子。
　　东区新“五反”运动从1962年7月开始部署，1963年4月全面铺开，1965年3月基本结束，前后历时两年零八个月。1962年6月30日，区委召开全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和新“五反”运动的指示以及中共长沙市委扩大会议精神，阐明开展新“五反”运动的目的、意义和做法，发动区委、区人委、区联社全体干部职工及基层单位党支部书记帮助区委常委“洗手洗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全区开展新“五反” 运动作出具体部署。新“五反”运动分两批进行，区委、区人委、区联社为第一批，其余单位为第二批。1963年8月14日，区委常委会议根据市委指示，确定把打击“投机倒把”运动作为新“五反”运动的重中之重，成立东区新“五反”运动领导小组，区委书记周玉清任组长，统一领导全区增产节约、打击“投机倒把”和新“五反”运动。
　　第一批参加新“五反”运动的单位共有党员干部和职工161人，运动从1962年7月开始，1963年12月基本结束。主要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学习教育。组织党员干部和职工深入学习中共中央、中南局和省、市委有关开展新“五反”运动的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明确新“五反”运动的重大意义，认识坚持阶级路线、阶级斗争和干部参加劳动问题的重要性，了解有关新“五反”运动的政策界线。第二步，洗手洗澡丢包袱。采取自上而下，先领导后干部职工，层层检查，揭盖子，丢包袱。每个领导干部重点就1962年以来的工作从立场观点、思想方法、掌握政策、遵守纪律、联系群众、生活作风、学习态度、参加劳动等方面进行全面总结检查，并发动群众当面讲问题、提意见，帮助“洗手洗澡”。涉及“投机倒把” 和贪污盗窃问题，采取背靠背检举揭发，发动群众，掀起坦白检举高潮。检查交待问题彻底的90人，基本彻底的53人，两项合计占干部总数的88％。对于问题比较突出而干部群众反映意见多的人，在初步查清的基础上，有领导地组织开展小组斗争。第三步，组织建设，整章建制。经过内查外调，区委、区人委、区联社三个单位查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7起，其中涉及金额500元以下的3起、500元至1000元的3起、1000元以上的1起。定性为贪污盗窃的4人、投机倒把的3人，7人中开除公职的1人，开除留用察看的2人，其余作经济退赔处理。运动后期，制订经济管理制度、工作考勤制度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和工作。
　　第二批开展新“五反”运动的共66个单位23943人。1964年1月开始，1965年3月结束。其中全民所有制13个单位（含学校）、区属手工业47个单位和6个街道办事处分批交错进行。分为学习文件，提高思想；洗手洗澡，放下包袱，经济退赔；开展“两反”斗争（反击贪污盗窃、反击投机倒把）和思想组织建设四个阶段步步展开，达到教育和团结95%以上的干部群众，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纯洁党的组织，改善党群关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改善经营管理，促进“增产节约”目的。参与第二批新“五反”运动的干部职工除认真学习第一批单位所学的有关文件外，还反复学习了中共中央两个“十条”，即《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和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重要文章。通过运动，东区房地办揭出20个大问题共477条意见，东区维护队干部职工就队领导和区领导揭出25个问题共102条意见，都正街、长治路、中心点三个街道揭发出28个问题共367条意见。参与学习教育运动的区房地办、维护队、清卫所和都正街、解放路、东大路、长治路四个街道的25名负责干部，被认定没有问题的8人，占32％，有一般问题的14人，占56％，有严重问题的4人，检查不好的1人。上述7个单位群众提意见1201条，其中308条意见很快得到了整改落实。
　　通过新“五反”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机关转变了作风，重点克服了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高高在上、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推动了领导和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积极参加劳动，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对全区范围内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违法犯罪行为实施了有力打击，维护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促进了社会稳定。铺张浪费现象也有所遏制。但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定背景下，也存在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全区当时参加运动的总人数为24104人，运动中被确认有投机倒把违法犯罪行为的人高达5380人，占总人数22％，直接作出经济处罚的709人，造成工商界人士特别是小商小贩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严重挫伤了部分干部群众生产工作积极性。

第三节　开展思想战线的学习和教育运动

一、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群众运动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东区和全国各地一样，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逐渐成为一种自觉行为。1958年至1963年全区先后组织了274个学习毛泽东著作小组，办起了17所共产主义夜校，广泛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1965年4月12日，区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区委副书记郭开明、区委组织部部长杨序源分别汇报和传达了解放军政治干校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学习班和市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讨论如何把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理论学习好、宣传好，迅速在全区掀起群众性的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的高潮问题，以此指导、推动全区各项工作的开展。4月13日，区委常委继续举行会议，专题研究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和安排问题，会议强调：（一）区属各级党政组织，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毛泽东著作，给干部群众作表率示范，要带着问题学，结合自己的思想学，围绕当前的生产工作学。（二）学习态度要认真，持之以恒，坚决扭转过去学习中存在的一紧（上边抓的时候紧）、二松（上边不抓或工作忙时就放松）、三应付的错误倾向，做到扎实、持久、经常，不走过场。（三）教育干部群众要深刻认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重大意义，强调“学习毛泽东著作是重要中的最重要，根本中的最根本”问题，鼓励干部群众联系本单位实际情况和个人思想，把通读与精读结合起来，活学活用，重点在用字上下功夫，以促进全区各项建设事业发展。东区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由区委宣传部牵头，区委办公室、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配合，很快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性运动的热潮。有90％以上的干部职工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有关著作，促进了工作和生产的发展。1965年，全区完成工业生产总值1053万元，比1964年增长29.3％；社会福利生产超额2.31％完成年度计划，安排200多名闲散人员就业；副业生产项目发展至104项，定型厂组64个，生产人员达7000多人；林场生产创收3.8万元，改善了区财政紧张状况。
　　1966年4月，区委在总结前段学习毛泽东著作经验的基础上，讨论制定下发《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几项措施》文件，全区各单位要强调进一步突出政治，迅速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新高潮，大学大用毛泽东思想。（一）要贯彻“头头抓，抓头头”。狠抓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学习，加强对一般干部学习的领导；（二）要坚持抓组织、抓安排、抓骨干、抓典型、抓检查、抓汇报、抓总结、抓效果；（三）抓典型。突破一点，推动全面；（四）适当集中党支部书记、副科长以上干部，用整风的方法，学习毛泽东著作。区委决定“五一”前后召开全区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把全区学习毛泽东著作群众运动引向深入，干部开始系统学习《毛泽东选集》甲种本，绝大部分干部通读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职工和居民群众学习《毛泽东选集》乙种本。全区新建立了682个学习毛泽东著作小组，学习小组成员达到11000人。7月14日，区委发出《关于当前如何领导职工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几点意见》，《意见》指出：区属各级党组织要下定决心，坚定不移地领导好这一学习运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影响群众；要把职工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大学特学毛泽东著作，做到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学习方法要灵活多样，要大办党校、共产主义夜校，层层培训骨干，选好学习辅导员，下最大的决心，把东区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区委领导下，全区广大群众学习情绪高涨，学习毛泽东著作群众运动继续向前推进，普遍反复学习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简称老三篇）和《实践论》、《矛盾论》。
　　1966年5月，从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出于其个人目的，利用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大搞个人崇拜，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中，大搞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不倡导学习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而是一味追求研究毛泽东的个别论断和词句，“走捷径”，只学“语录”，鼓吹“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学习方法。大搞“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 （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个人崇拜活动，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致使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偏离了正确方向。

二、开展学雷锋活动

　　雷锋是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四班班长。1962年8月15日执行任务时，不幸以身殉职。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四班班长，模范共青团员，优秀共产党员雷锋的生平事迹的通讯和雷锋日记摘抄，介绍了雷锋崇高的共产主义品德和伟大的革命精神。2月9日，中共长沙市委发出关于开展宣传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决定后，东区迅即召开全区动员大会，团区委向全区广大团员、青年发出了“学习雷锋革命精神，人人当争‘五好’青年（思想好、学习好、生活好、工作好、作风好），做共产主义事业优秀接班人”的号召。全区各工厂、商店、学校、机关团体结合正在开展的阶级教育，以团员组织生活会、青年学习小组、少年先锋队活动及多种形式开展学雷锋活动，认真学习雷锋生平事迹和《雷锋日记》，以雷锋伟大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共产主义品德，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学雷锋的活动迅速在东区铺开。
　　3月5日，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发表，迅速掀起全国学雷锋活动高潮。3月30日，东区区委在《关于当前工作的意见》中要求：全区要进一步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并及时表扬本单位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插红旗，树标兵，通过学雷锋活动鼓舞职工群众的革命干劲和劳动积极性。4月6日，团区委进一步提出全区团员、青年要学习雷锋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永不忘本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断自我改造的积极向上精神，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把学雷锋活动引向深入。
　　在全区学雷锋活动中，文教战线各学校团支部组织团员、青年联系个人实际，对照雷锋精神找差距，决心象雷锋一样严格要求自己，争当先进，涌现出一大批学雷锋的优秀团员、优秀辅导员。宝南街小学团员、教师陈敦聘在雷锋精神激励下，坚持每天学习毛泽东著作、写日记、苦练教学基本功，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被团区委评为“优秀辅导员”。各个学校团支部在抓好团员青年学习的同时，还结合阶级教育，组织少年儿童广泛开展学雷锋活动。浏正街小学的少先队员们举办了“和雷锋叔叔比童年”的主题队会，孩子们受到生动的阶级教育；文艺路小学组织全校1500余名学生积极参加“做雷锋式的少先队员和雷锋式的好学生” 活动，各班分别设立“学习雷锋叔叔优秀行为记功册”、“学习雷锋叔叔好人好事集”，少年儿童们主动修理班上课桌椅，课余上街为搬运工推板车、帮邻居老人提物背米。校园内尊敬老师、友爱同学、刻苦学习、勤俭节约等优良美德处处可见。4月17日《长沙晚报》头版刊载《杨建南拾金表归还原主》的照片，表扬了东区织机街完小五年级甲班少先队员杨建南学习雷锋叔叔的高尚品质，将拾得的金壳手表送交公安派出所的事迹。区财贸战线的团员、青年们学习雷锋“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优质待人做好本职工作。长治路门市部国兴长南食店优秀团员、营业员高雪华，改变工作作风，深入居民小组发放各类票证，不仅4天完成了20天的工作量，而且减少了居民群众奔波排队领取票证的困难，受到领导的好评和群众的高度赞扬；校正街粮店五好青年王桂云以雷锋为榜样，自觉坚持每天为群众做3件好事，主动为老弱病残居民送货上门。各单位团组织还以本战线、本单位的先进人物为榜样，掀起比学赶帮的竞赛热潮，推动了全战线学雷锋活动。手工业战线的团组织把学习雷锋艰苦朴素、克勤克俭的优良作风贯穿到以反浪费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广大团员、青年发挥当家作主、爱社如家的精神，坚持勤俭办企业，查漏洞、反浪费，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确保了全区生产计划超额完成。各街道团支部也积极组织社会青年开展学雷锋活动。长治路街道（现府后街街道）团支部根据社会青年居住分散的特点，按地区建立青年学习小组。青年们通过学习提高了思想觉悟，表示要以雷锋为榜样，正确处理个人前途与国家前途的关系，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主动协助街道居委会的工作。第九居委会的11个治安小组中，有8位青年担任治安组长。

　　“文化大革命” 使学雷锋群众活动一度受到冲击。1970年以后，团区委继续引导全区团员和青少年坚持学雷锋，每年3月5日前后都举办学雷锋活动，召开学雷锋总结表彰大会。学雷锋做好事、关爱他人，关心国家集体已逐渐成为广大团员和青少年的自觉行动，雷锋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

三、进行“反修防修”教育

　　1962年前后，中共中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部署开展“反修防修”教育，提高人民对国内外阶级斗争严重性的认识，对修正主义反动理论本质的认识，提高全民反“和平演变” 的能力。
　　1963年12月4日至5日，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区级领导、区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街道党支部书记参加。会议传达市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讨论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次国际形势与任务的教育。12月8日，区委发出《关于当前形势与任务教育的安排意见》，就形势任务教育的目的、要求、内容、方法和时间等作出具体安排。教育的内容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反帝反修”的基本精神（主要是中央授意《人民日报》发表的五次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为依据，以当时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为重点，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一个一个问题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民主讨论，学懂弄通，学深学透，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
　　12月8日至10日，区委组织全区各战线、各单位党员负责干部和党员骨干共150多人，传达省、市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集中开展“反修防修”学习讨论，认清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部署全民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工作。此后，全区的“反修防修”形势任务教育活动全面铺开。学习讨论时间因人而异，规定机关干部每周不少于12小时，小学教师每周学习时间保持4至6个小时，支部书记和校长每周再增加半天时间。对广大职工和居民群众，主要以组织听报告为主，开展正面教育，市委宣传部统一规定的讲好三课，职工每周学习4至6个小时，居民群众学习讨论2小时。学习教育期间，全区举行形势任务教育报告会20场，参加听报告的4614人次。通过形势任务教育，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普遍认为这次教育为大家解决了很多思想理论上的模糊认识问题，对“修正主义”是一次全面彻底的大揭露，让干部群众认清楚苏联为什么会产生“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在国际上究竟干了哪些坏事，进一步激发了大家对“修正主义”的仇恨并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与“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严肃的、长期的战斗任务。
　　1964年4月初，区委宣传部根据区委指示，对全区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发现在居民群众中对“反修防修”教育还存在不少模糊认识问题，如东风压倒西风问题，怕不怕原子弹的问题，对苏联为什么从正面宣传到负面宣传的问题等，从政治上讲不清楚。区委常委会对这次检查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研究，决定开展补课教育。4月11日，区委宣传部下发《关于在居民群众中进行反修宣传教育补火①的意见》文件，再次安排一个半月时间，采取先点后面，先骨干后群众，有针对性地对居民群众全面补课，全区挑选培训宣传报告员65人，组织专场报告会237场，受教育人数达到16000多人。广大干部和居民群众进一步明确了开展“反修防修”教育重要性和长期性意义，较好地澄清了许多错误认识。7月，全区党政机关、学校和工厂的领导层，认真学习《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细读、精读，通过反复学习，联系实际，对照谈认识，讲体会，进一步深化了对“修正主义”本质的认识，也讲了许多空话、套话。全区“反修防修”教育9月下旬基本结束。

① 补火：指补救工作，这里是指补课。

bluesky · 发表于 2014-12-28 11:33:38

第十二章开展“文化大革命”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在历经几年调整后重现发展势头，全国人民开始为实现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任务而奋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长沙东区干部群众毫不例外地卷入这场运动之中。运动中各派群众组织武斗不断，造反派夺权，东区各级党组织瘫痪，社会大乱。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部队在东区开展“三支两军”工作，“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诞生，此后，各级党组织及其工作逐渐恢复，“斗、批、改”① 运动全面展开。
① “斗、批、改”，是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提出的“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切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基础的上层建筑”的简称。

第一节“文化大革命”兴起引发的全面内乱

一、“文化大革命”在长沙东区的发动和展开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毛泽东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城市“五反” 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彻底揭发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个文件的传达贯彻，是全国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5月23日，中共长沙市东区区委发出《关于贯彻＜市委关于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的通知》，要求全区所有党组织坚决贯彻市委指示精神，集中全力抓好“文化大革命”。30日，区委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区委书记周玉清任组长。区委向机关各部门、各基层单位发出《关于深入开展“文化革命” 的安排意见》，对各级党组织提出：一、大宣传、大发动、大造声势，迅速发动广大干部、职工、居民群众，积极认真地投入“文化大革命”。二、深入串连，组织队伍，武装头脑，准备“武器”，选好“靶子”，驳斥各种“反动论点”。三、在战斗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迅速掀起全区性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新高潮。四、以进攻的姿态，迅速全面地占领一切文化阵地。五、提高警惕，打击敌人，认真做好保卫工作。六、加强领导，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
　　此后，在各级党委、党支部的领导下，全区层层揪“小邓拓”、“三家村”、“四家店”、“新右派”、反动学术、技术权威，“黑七类”① 的家被抄，出身不好的人挨批斗，造成许多人惶惶不可终日。6月8日，东区少数工人、学生、居民到被《湖南日报》点名批判的著名作家、省文联副主席康濯家里贴大字报。9日，区委召开大会，声讨“反动作家”康濯的“反党罪行”。19日，蔡锷路小学等学校四名教师贴出大字报，揭露学校领导“问题”。30日，区委把有“政治历史问题”、“摘帽右派”和被学生围攻、不能正常上课的56名教师，下放到樊塘林场监督劳动。
　　8月5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决定》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17日，根据长沙市委部署，东区区委在工人、居民中组织赤卫队。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红卫兵、学生和教师。全区干部群众收听大会实况转播，随后区委机关院内陆续出现一些“炮打”东区区委的大字报和标语。21日，东区“赤卫队员”参加在省军区礼堂召开的会议，代理省委第一书记王延春在会上提出：“红卫兵’、“赤卫队’与工人、学生，绝对不能形成对立”，东区“赤卫队”予以解散。9月，区委传达贯彻《十六条》精神后，东区机关、学校、工厂、街道出现名目繁多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在东区全面展开。

① 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副市长吴晗，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曾为鼓舞干劲，策励后进，合著了《三家村札记》；“四家店”是指原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所谓“黑七类”是指：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劳改释放分子。

二、全面夺权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首次接见全国红卫兵和大中小学校师生（以后还接见了7次共1100多万红卫兵和师生），19日上午，湖南大学土木系部分学生到长沙市委机关大院宣传“文化大革命”。当时东站路办事处按照市、区委的布置，召开各居委会基干和劳动人民成立“赤卫队”的会议，区领导也参加了会议，约上午九时，市委直接打电话给该办事处说：“湖大几百学生要冲进市委来，请东站路赶快调人去”。因此，区委立即把正在成立“赤卫队”开会的人员调到市委门口马路两旁维持秩序。不久市委又打来电话要求增加人员，区委又直接从利锋电缆附件厂、都正街和府后街办事处共调了约300人去市委门口，同时，区委还安排其它单位轮换班次。下午，湖大部分学生又到省委大院去，因省委机关大院也在东区辖区范围，区委怕出问题，又急忙通知区党校、清卫所和韭菜园办事处三个单位的“赤卫队员”约600人速去省委机关大院，并派一名副区长前去进行动员，提出如果他们围攻省委负责同志时，即冲散他们的队伍；如他们喊打倒省委，我们就喊拥护省委。如此与学生进行针锋相对，发生一些冲突和争执，甚至相互推拉，个别同学还被打，还扯烂一个领袖像等问题，直至省委领导王延春要“赤卫队”的同志回去时，才散去。后来，此事被“造反派” 宣传为湖南省“文化大革命”第一个严重事件，简称“八·一九”事件，并导致市委改组。
　　9月24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和省直各部门负责人会议，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就运动形势及今后工作部署作报告。11月上旬，全区23所小学陆续“停课闹革命”。12月上旬，在全国“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高潮中，全区掀起抄“黑材料”高潮，造反派组织打出“造反有理” 的口号，把矛头对准各级领导干部，致使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政工干部被批斗挨惩罚，挂黑牌戴高帽子游街，甚至被关押反省，40多名干部被打，有的因伤致残。12月25日，在全区“革命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区委主要负责人代表区委作了检讨。
　　1967年1月，在上海刮起的“一月革命”风暴影响下，全区从上至下由造反派组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东区区委、区人委、各部门、街道的主要领导都“靠边站”，接受造反派的批判。

三、制止武斗和稳定社会局势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地武斗加剧。1966年盛夏，造反派组织“六号门”部分人开车到东区区属樊塘林场（地处长沙县榔梨镇保家村）游玩。到了秋塘，看见地里有西瓜就摘，农民拿起扁担追砍，误以为是樊塘林场知识青年偷摘西瓜，立刻上路设卡，见到林场知识青年出来就抓，一连抓走七八人。林场知青大怒，到铁工厂拿起铁棍把田里西瓜统统砸烂，并砸坏了生产队长家的物品，以致事态不断扩大。区长邓新林、副区长戚让与榔梨公社领导出面共同调解，赔偿农民损失，此事才得以平息。

　　这就是发生在东区“文革”初期的“西瓜事件”。1967年6月6日，省会两派群众组织在五一西路中阿友好馆（原中苏友好馆，今长沙市口腔医院）发生武斗，致死10人，伤数十人。这是湖南省自“文化大革命” 以来发生的第一起严重武斗惨案，简称“六 ·六惨案”。6月8日，湖南省军区和驻长部队联合发布《通令》，宣布“工联”、“湘江风雷”等60多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的“省会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制止武斗联合指挥部”是挑起武斗的非法组织，应立即解散。7月开始，长沙武斗加剧，东区公安分局和东区人民法院在造反派多次冲击下，干警们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同月，樊塘林场10多名青年组成东区“文攻武卫”① 指挥部，进驻区委机关大院，手持抢来的10多支枪械“保卫”机关，并于8月16日，同长沙机床设备维修厂的造反派组织“工联”在韭菜园五一路南口发生武斗，双方持枪射击当场打死2人，打伤1人。在“文攻武卫”口号煽动下，东区动乱有增无减，武斗持续不断。7月20至22日，各造反派组织在解放路市二轻局机关门口，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持枪对射，三天内造成22人死亡、伤者上百的惨剧。7月27日，中央军委致电驻湖南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决定湖南“文化大革命”由四十七军领导。与此同时，湖南驻军代表与各群众组织代表在京商议签署《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立即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8月1日，四十七军进驻长沙并派遣军队干部参加东区支左工作。10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指出省军区在前段“支左”中犯了打击“湘江风雷”、压制“工联”等组织的方向路线性错误，决定改组省军区领导班子，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为首的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要求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坚决制止武斗和打、砸、抢、抄、抓等行为，不得夺取军队的枪支及其军用物资。14日，长沙市驻军和群众15万人举行拥护中央决定的集会游行。19日，湖南赴京谈判代表离京前，周恩来接见全体成员说：“希望你们回去后迅速把省革筹的领导班子建立起来，开展工作，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革命的新秩序，搞好大团结”。但在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提出的“砸烂公、检、法”荒谬口号的恶劣影响下，长沙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7至9月，东区公安、法院和治安保卫人员被批斗的有69人，其中被打伤的36人，打伤致死的1人。8月20日，某单位“造反派” 组织为在武斗中被打死的“战友”送葬，将东区伟雄电讯器材厂工人杨汉崇抓去“祭灵”，杨被乱枪打死。9月23日，四十七军对长沙市公、检、法三家实行军事管制，由市公安局军管会统一行使公、检、法的职权后，武斗逐渐减少，混乱的社会治安局面逐步得到控制。

①1967年7月20日，江青向造反派组织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致使全国各地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

第二节“三支两军”工作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一、人民解放军开展“三支两军”工作

　　1967年1月，毛泽东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批示。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持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人民解放军随即开展支左、支工、支农和军事管制、军事训练，简称“三支两军”工作。2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批示，要求湖南驻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革命行动。2月至4月，湖南省军区、长沙警备区及其他驻长军事单位派出由100余名解放军干部战士组成的30多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东区30多个机关、工厂、学校、商店等单位开展“支左”工作。
　　5月，东区“支左”领导小组成立。长沙市文教战线人民武装部部长李长安任组长，人民解放军“支左”的中心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持左派群众的革命行动，制止武斗，维持社会秩序，维护东区的治安，抓革命、促生产，主管东区全面工作，处理东区的日常事务。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指出湖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的问题，湖南的“支左”工作改由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负责，原有部队“支左”人员全部撤回本单位。8月以后，东区“支左”领导小组力量进一步扩充和完善。下设办事组、生产指挥组、人保组。1969年2月又增设政工组、学习组。
　　1968年9月16日，经过与各派群众组织协商，成立东区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1969年3月11日，报批成立中共长沙市东区革委会核心小组。1971年1月19日至21日，东区第一次党代会召开，选举产生中共长沙市东区第一届委员会。
　　1971年8月，中共中央转发《广州军区“三支两军”人员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决定“三支两军”人员实行军队和地方共同管理，以地方管理为主。1972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32号文件，规定凡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逐步撤出军管、军宣及“三支两军”人员。
　　军队“三支两军”是在特定历史年代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中做了大量工作，对调解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稳定当时混乱局势，维护当时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保护生产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执行的还是“文化大革命”一套“左”的路线，因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

二、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

　　1967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10月中旬，省、市、区层层传达贯彻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华南“文化大革命”中所作的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等一系列最新指示。省会各造反派层层学习传达贯彻。1968年2月，湖南“湘江风雷”、“长沙工联”等12个造反派组织宣布撤销总部，按系统、按行业实行大联合。2月28 日，长沙市建立了革委会，东区各群众组织在批判“省无联”，围剿“派性”的基础上，也相继解散，回本单位参加按单位、按系统建立的群众联合组织。
　　3月，东区成立以造反派为主体的长沙市工代会东区分会，区属各工厂、学校、机关、卫生等单位相继实现大联合，设立各单位联合委员会，部分工厂经市革委会批准成立革委会。5月中旬，经东区支左领导和区工代会讨论，成立东区革委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对拟结合的领导干部进行“政治审查”。8月中旬，驻区支左领导小组宣布“解放” 一批区级领导干部出来工作，为建立驻军部队、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革委会打下基础。9月13日，东区支左领导小组向省、市革命委员会呈送《关于成立东区革委会的请示报告》。15日，长沙市革委会正式批复同意成立长沙市东区革委会。东区革委会由49人组成（暂缺10人）。
　　1968年9月16日，东区召开区革委会成立大会，革委会主任王伟中讲话提出东区革委会成立后的主要任务：继续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一步掀起一个更广泛、更深入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统帅一切，占领一切阵地；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迅速掀起一个伟大的斗、批、改高潮，在斗争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迅速实现全区一片红；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放手发动群众，狠抓对敌斗争，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进一步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保持紧密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把革委会建设成为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战斗指挥部；认真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和“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大会发表了公告，“宣告旧东区区委、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归东区革委会”所有，并向毛泽东发致敬电。9月23日至24日，区革委会召开首次全体会议，学习市革委会对东区革委会的5点批示，确定当前的任务，并通过《关于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推向更新阶段的决议》，会议形成并通过区革委会全体会议纪要。东区革委会中设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办事组四大组，各组下设若干小组，行使区党政工作机构职能。区革委会人员定编为70名。
　　东区革委会成立后，各单位也抓紧组建基层革委会。9月底，全区6个街道分别成立革命领导小组，至12月底，37家区办工厂、19所小学和卫生系统各单位相继成立革委会。一批基层领导干部成为各单位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或革命委员会主任，挑起“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10月6日，新成立的东区革委会根据市革委会关于原区直机关人员集中学习的精神，决定除留20人抓业务工作外，大多数干部去长沙农校参加市第7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1969年3月，除少数人回机关工作外，多数机关干部下放农村和“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2月底，市属36家企业下放东区管理，区革委会相继审核批准其中一批企业成立革委会，至1970年，东区基层单位都建立了革委会。
　　11月，区革委会在省革委会第一招待所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贯彻党中央“关于群众代表三不脱离”的指示，会后，区革委会群众代表陆续回原单位参加工作和生产。1973年7月，根据市委决定撤销区革委会四大组及所属组、办，同时设立秘书科、工业局、计划财务科、劳动工资科、城市建设科、民政科、文化科、教育科、卫生科及人民防空办公室等10个科室。

第三节　恢复整顿党的组织

一、建立党的核心小组

　　1969年3月1日，根据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建立党的县委和基层党委的意见》精神，东区革委会就成立党的核心小组向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递交请示报告。11日，中共长沙市革委会核心小组发出《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长沙市东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的批复》；同意成立中国共产党长沙市东区革委会核心小组，王伟中①任组长。
　　东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后，全区重大问题都经过党的核心小组讨论决策后贯彻执行。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新闻公报发布后，核心小组成员深入基层，指导学习，组织7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赴火车站广场、大街小巷宣传九大新闻公报。8月30日，组织242个宣传队，4536人，宣传中共中央“8·28”《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命令》。10月10日，党的核心小组召开会议，传达长沙市斗、批、改会议精神，研究东区贯彻落实意见，并于12日至14日召开各基层单位革委会负责人会议，着重讨论解决各级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问题，长沙鼓风机厂、东风钢厂轧钢车间、长沙印刷厂、东站路街道等单位负责人分别在会上介绍经验。11月19日，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又发出批复。对人事作了调整。王伟中因工作变动，由赵麟耀②接任组长一职，增补温樾为副组长。
　　1970年7月15日，党的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下半年工作，确定主要任务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狠抓根本不转向；以战备为动力，坚持阶级斗争不松懈；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3、5、6号（即“一打三反”三个文件）文件精神，建设一支忠于毛主席的公安队伍；自力更生创新业，艰苦奋斗展宏图；关心群众生活，搞好生活管理。8月20日，党的核心小组研究保密、档案工作，决定召开全区各单位负责人会议，传达全市保密、档案工作会议精神；进行保密教育，做好机关保密工作，开展保密大检查，组织力量清理文件资料，建立档案；成立区保密委员会，由7人组成。到12月，全区抓了3次保密教育，50％的单位配备专职或兼职保密员。区革委会机关清理文件资料2万份，立档45卷，贯彻省、市加强保密工作规定的12项制度和11条措施，健全文件收发保管制度。9月30日，党的核心小组开会研究贯彻全省民兵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加强民兵组织建设，力求简化，只搞普通民兵、基干民兵、民兵独立营团三种组织；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开展“四好运动”（政治思想好、军事训练好＜或完成任务好＞、“三八”作风好、生活管理好），加强民兵思想建设；从实际出发，搞好战备训练，加强武器维修管理；把民兵工作列入革委会议事日程，与“三支两军”结合起来，加强军民联防，深入基层抓好典型。10月5日至10日，召开全区民兵工作会议。
　　1971年1月19日至25日，东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中共长沙市东区一届委员会。至此，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完成其历史使命，实际任期为1年11个月。

①1969年3月11日，中共长沙市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成立中共长沙市东区革委会核心小组（代行区委职权），组长为王伟中（代行区委书记的职权）。
②1969年11月，王伟中因工作调动，中共长沙市革委会核心小组任命赵麟耀接任中共长沙市东区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

二、整党建党

　　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下发《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要求成立革委会的地方，要逐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并开展整党建党工作。1968年10月24日，区革委会召开常委会研究整党建党工作，决定成立东区整党建党领导小组，王伟中任组长。12月2日，区革委会研究提出整党建党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做法是：先是大学习、大批判，用毛泽东思想狠抓党的思想建设，按照毛泽东“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要在思想上整顿”的指示开展工作；然后要求全区大多数党的基层组织争取在1969年2月底前逐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其条件是：党员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 和“无产阶级先锋队觉悟”，“站错了路线队伍”的党员大多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弄清了党员政治状况和组织状况，清除了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已分子。
　　劝退了死气沉沉、革命意志衰退的人；通过“斗私批修”，密切了党群关系；积极慎重发展新党员，增加党的新鲜血液；选拔“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优秀党员”参加党的各级领导工作，建立健全党的组织。由于迎接党的九大的召开和其他工作的干扰，上述目标没有如期实现。
　　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为贯彻落实九大精神，于1969年4月下旬在省粮食干校召开的有各基层单位负责人、宣传队员、积极分子共800余人参加的学习贯彻党的九大精神大会，再次将整党建党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强调整党建党工作要按照毛泽东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50字建党纲领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全区整党建党工作分三批进行。第一批12个单位，从1969年11月开始至1970年1月结束。整党建党工作分5个步骤实施：一是摸清党员政治状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了解党内外群众存在的思想问题，作好规划，培训骨干，搞好思想动员。二是大学习、大总结、大批判、大搞阶级教育，根据林彪的“指示” 抓湖南的“黑线”，批刘少奇的“黑修养”。① 三是发扬民主，党员斗私批修。四是组织整顿，恢复党员组织生活，吐故纳新。五是总结提高。历时3个月的整党建党，建立基层党委1个，恢复车间党支部29个，党员未恢复党的组织关系的36名，被清除出党的2名，发展新党员7名。第二批9个单位，从1970年6月开始至8月结束。7月1日举办党员骨干学习班。这批整党基本做法与第一批相同，但加强了对后进党员的个别思想教育，重视分配党员到群众中去开展工作，与人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整党建党期间，9个单位开批判会59场，批斗“活靶子”23个，30人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增补单位革委会委员46人，揪出“阶级敌人”25名。
　　1970年8月5日，区革委会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要始终把思想整顿放在首位；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做好组织整顿工作。8月26日至9月4日，区革委会为第三批整党建党举办骨干学习班，学员们学习《人民日报》“七一”社论，参观清水塘纪念馆和泥塑收租院，听忆苦思甜报告，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温樾作《加强党的领导，认真搞好整党建党》的学习班总结讲话。随后开展第三批整党建党工作，126个单位参加。这期间由于穿插着“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分子等项工作，加上1971年发生了“九一三” 林彪事件，整党建党工作时间拖得较长，直至1972年1月，全区147个基层党组织的整党建党工作才全部结束。经过评议、整顿，劝退党员9名，给予党纪处分的党员36名，吸收新党员177名，提拔青年干部52名，各级党组织领导成员基本上实现了老、中、青三结合，全面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
　　这次整党建党工作，是在不正常状态下进行的，出现的问题不少。在大批判中，把正确的事物当作大毒草批判。在“吐故纳新”中，由于极左思潮和派性干扰，把某些符合条件的好党员挂起来或清除出党，把一些派性严重的人突击拉入党内，甚至推入各级领导班子，使个别党组织出现队伍不纯问题。
　　整党建党结束后，区委对全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也进行了整顿并逐渐恢复其职能。1972年上半年开展整团建团工作，全区建立团支部124个，团总支2个，团委3个，发展新团员455名，316名超龄团员办理了离团手续。6月15日至18日，东区第一次团员代表大会召开，选出由13人组成的新的团区委领导班子。1973年7月召开长沙市东区第四届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区妇联。区工会在建立之前，由工厂造反派组织发起，先后于1968年3月、11月、1973年12月，三次召开长沙市工代会东区分会代表大会，其常设机构均为长沙市工代会东区分会。1974年3月，正式成立长沙市东区工会委员会。

① 指刘少奇所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

三、长沙市东区党员代表大会和党员代表会议

　　1968年10月和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当时地方各级党委都未恢复，所以都是由革委会召开的党员代表大会）。会后，省、市革委会以“党员代表大会”或“党员代表会议”的名称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东区革委会按照省里的会议名称，分别召开会议进行传达贯彻。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1月12日至25日，湖南省革委会召开省、地（市）、县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传达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11月30日至12月6日，东区革委会在文革小学（现育才学校）召开东区党员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驻东区范围内的省属二级单位、市属各工厂、学校、卫生等企事业单位、区属各单位的代表602人，其中党员正式代表281人，党员列席代表39人，群众组织列席代表282人。区革委会全体委员及进驻有关单位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代表也参加了大会。东区驻军负责人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作讲话。大会传达学习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指示和全会公报，学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题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的社论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稿），传达省地县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精神，协商省出席党的九大代表名单。区革委会负责人王伟中作题为《坚决响应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伟大号召，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大会通过《长沙市东区党员代表大会决议》。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重要历史意义，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决议指出：全会公报提出的完成斗、批、改的各项战斗任务关系到是不是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大问题。一定要把它提高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来认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抓住根本不转向，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摆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斗、批、改的全过程，把斗、批、改搞好搞彻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6月6日至17日，东区革委会在建筑工人俱乐部召开东区党员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507人，其中党员正式代表374人，非党群众列席代表133人。区革委会主任王伟中致开幕词。会议的第一阶段，听取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的录音讲话，传达和讨论毛泽东批阅的中共中央4个文件，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九大代表孙云英传达九大主要精神。第二阶段，传达华国锋在省党代会上所作的形势报告，学习讨论“六厂一校”①。
　　关于斗、批、改的经验，与会代表畅谈省、市“大好形势”。区革委会副主任邓新林致闭幕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闭幕词肯定：中国共产党长沙市东区党员代表会议在九大精神鼓舞下，在省、市革委会重视及指导下，开得很成功。主要收获是：加深了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情，提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认识，加强了政权观念；深刻认识了团结的伟大意义，加强了革命团结，全体代表决心高举九大团结大旗，争取更大的胜利；增强了政策观念，提高了执行政策的自觉性；认清了大好形势，焕发了革命精神，增强了胜利信心，订出了传达贯彻九大精神的规划。会议还对传达、贯彻、宣传九大精神提出了具体要求。中共中央召开党的“九大的突出特点是自始至终为‘左’倾思想和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所笼罩。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它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②，区委贯彻了这些错误路线。

①六厂一校指：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市北郊木材厂、北京针织总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化工三厂、南口机车车辆厂和清华大学。
②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四、中共长沙市东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1970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员代表大会的通知》，在省委和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统一部署下，1971年1月19日至21日，中共长沙市东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区革委会礼堂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308人，代表东区1812名党员。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970年“四好”总评中被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五好”（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完成任务好、“三八”作风好、锻炼身体好）个人的党员代表164人，占代表总数的53.2％。区人武部部长、区革委会副主任徐振友致开幕词。区革委会主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赵麟耀作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报告在总结工作成绩的同时，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继续全面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方针，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继续加强党的建设，搞好领导班子革命化，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7人组成的中共长沙市东区第一届委员会。区革委会副主任温樾作题为《高举党的九大旗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胜利前进》的闭幕词，徐振友、郭开明等9人在大会上发言。
　　1月23日，区委召开一届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常委7名，赵麟耀①任区委书记，温樾、徐振友任区委副书记，赵麟耀、温樾、徐振友、郭开明、叶云（女）、李恒玉、彭松柏7人为区委常委。
　　1971年1月至1980年8月，区委共召开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主要是联系实际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和讨论区委换届等有关工作。

① 1971年1月，东区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恢复中共长沙市东区区委，选举并经市委批准赵麟耀为区委书记。

第四节　全面开展“斗、批、改”运动

一、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毛泽东对这个经验作出重要批示：“建议此件转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9月23日，区革委会举行一次全委会，会议提出：要全面落实毛泽东批示和北京新华印刷厂对敌斗争经验。以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和对敌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指导方针，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12月2日，区革委会作出《关于坚决响应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伟大号召，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斗、批、改各个阶段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定》，指出要狠抓对敌斗争，抓紧清理阶级队伍。《决定》就“充分发动群众，狠抓深挖”提出五条标准：“第一，领导权要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第二，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90％的群众投入对敌斗争。第三，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真正稳、准、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第四，查清敌情，阶级阵线分明，挖出了埋藏较深的阶级敌人，纯洁了队伍。第五，落实群众专政，挖出来的阶级敌人，真正斗倒、批臭，严格管起来了。”根据《决定》精神，全区各条战线普遍开展清队工作。
　　1969年2月24日，区革委会常委会研究教师清队问题，提出清理的七种对象：一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二是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三是老弱病残者退休。四是对暂留人员按照接班人5条标准，确定留用或下放，不符合条件的，后期分别下放。
　　五是民办中小学合并后，民办教师除个别留用外，其它一律清退。六是编内代课老师一同参加清理。七是区劳动后备讲习所的人员，经区培训的按编制需要留用的外，其它退回街道。为了加快清队工作，1969年3月3日、6日和17日，区革委会先后三次召开常委会，研究清退具体方案，并召开全区动员大会进行部署。1970年10月2日，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研究文教战线“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决定由郭开明、杨俊清负责清队工作。至1970年12月底，全区有120个单位先后建立“三查” （查领导权是否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查敌情、查是否落实了群众专政）领导小组，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清队工作，举办900多人参加的6期学习班，审查各种案卷224件。组织49人清理敌伪档案，收到发函调查敌伪人员三联单（清理阶级队伍中，函调时采用调查通知联、回执联、存根联）回执12728份，查证落实5597份调查提出的问题，定案处理了48人，加强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改造教育，遣送农村51名。1971年5月21日和6月23日，区革委会分两批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6个街道和东区联合医院，开展社会清队工作。6个街道，131964人，其中16岁以上纯居民16482人。街办厂组83个，有职工2812人。联合医院，有职工47人。宣传队进驻后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召开各种形式的大小动员会，个别走访谈心和开展 “五忆五查” （忆街道历史，查敌情底子；忆搬迁过程，查来历去向；忆反常言行，查阶级本质；忆生活变化，查经济来源；忆各种政治事件，查现行破坏活动）等活动，广泛深入发动群众，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不断提高群众认识，引导大家积极投身清队工作。通过社会清队，查明六个街道和联合医院中，应参加清队的19344人。其中依靠对象6901人，占35.8％。团结对象11190人，占58.1％；查出专政对象1253人，占6.5％。社会清队后期，区委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经区人保组和区公安分局军管小组审批在518名清理对象中，从严处理的115名，从宽处理的403名。
　　这次清理阶级队伍，由于极左思潮影响，存在严重扩大化的倾向，伤害了不少干部群众。

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工厂、机关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虽然成立了各级革委会，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广泛影响，无政府主义思潮依然肆虐，纷争不断，武斗不止，为使社会政局尽快稳定，区革委会采取一系列措施，但收效甚微。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决定各地“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学校”。26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此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宣传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不仅纷纷开进了学校，而且扩大到除军管单位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
　　1969年1月27日，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工厂管理学校的安排意见》。根据厂校就近管理和必须是全民所有制和有条件参加管理的集体所有制工厂（人数在200人以上）的原则，决定区内30所小学、2所中学、1所幼儿园分别由22个工厂接管，原驻厂的军宣队撤走。1970年2月3日，根据市革委会要求，区革委会常委会决定成立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领导，并于6月中旬设立工宣队办公室。全区110多名工宣队员，分成11个组，进驻部分工厂、学校、建筑公司、市精神病医院等单位。
　　5月3日，区革委会组织一支有290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区属大庆服装厂、朝阳塑料厂、华成水电社等35个单位开展加强团结、消除派性的工作。8月5日，市革委会派出151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东区管辖的长沙东风钢厂、长沙鼓风机厂等8个市级工厂和东站路街道，开展“斗、批、改”。全面夺权结束后，毛泽东又为“斗、批、改”赋予新的内涵：“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宣传队按照市里统一印发的资料开展宣传工作，强调“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斗、批、改的各项任务。联系本部门实际，落实让毛泽东亲自抓的‘六厂一校’经验在本单位开花结果”。
　　 1970年10月，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决定，抽调200人作为宣传队员，进驻财贸系统的后进单位，集中40天至50天时间开展“斗、批、改”工作。1971年5月21日、6月23日，又组织一批宣传队员，分两次进驻六个街道和一个医院，开展社会清队工作。11月12日，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工厂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的意见》，总结工宣队进驻学校一年来的成绩，强调整党后新建立的党支部必须在单位革委会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工厂与学校不直接发生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加强工宣队伍建设的问题。27日，区革委会召开热烈欢迎市革委会派出的第二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东区部分单位开展“斗、批、改”大会，各进驻单位派代表敲锣打鼓前来迎接市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
　　 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确定各级工宣队撤出学校。东区派驻各工厂、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随即撤回。

三、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2月8日，区革委会以毛泽东关于“要准备打仗” 的战备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即3、5、6号文件）为指针，布置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并在育英小学操坪召开万人批判大会，掀起“一打三反”高潮。“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区开展。19日，区革委会在省体育馆召开有5000人参加的揭批大会，揭露、控诉“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行，对18名“现行反革命”分子当场逮捕法办。
　　至4月底止，全区组织骨干队伍4000多名，举办骨干学习班250期，出大批判专栏375期，94个单位召开批斗会312场，批斗对象217名，初步挖出“历史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打砸抢抄犯罪分子”286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618名，缴获一批赃物、枪支弹药，挖出犯罪集团7个计30余人。全区逮捕74人，撤免各级革委会成员97人，参加学习班和接受批斗的对象1191人。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0］17号文件，转发北京市革委会报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材料。有些人思想不通，怀疑17号文件是纠偏，为统一思想，区革委会于4月3日组织学习17号文件精神，明确斗、批、改的方向。9月16日，区革委会召开第七次常委会，就全区前段“一打三反”运动作出总结，提出下半年继续按照中央3、5、6号文件精神，打一场“一打三反” 的人民战争，9月下旬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至1971年2月底，仅教育系统就召开批判会743场，出大批判专栏158个，写批判文章14594篇，揪出“阶级敌人”23名，查出犯严重错误的对象68名（处理26名，其中开除公职的9名）。6月5日，区委转发区革委会人保组、区公安分局军管小组《关于贯彻执行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和省、市人保工作会议精神的意见》，要求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继续加强社会治安管理，抓好“一打三反运动”和“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指示精神，做好案件审理和复查工作。“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极左做法，虽有些改变，但仍不彻底。21日，区委发出《关于贯彻省市城镇工作会议精神意见》，再次提出要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巩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7月2日至8月28日各街道根据区委《意见》精神，培训骨干557人，组织大小批判会1022场，参加群众达49061人，写大批判材料4155篇，大字报1085张，检举揭发材料1096件，揭批斗争对象217名，查出案件102件。1970年至1973年的前后四年间，全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遣送回农村251人。经复查，定性不当的24人，处理完全错误的9人，区委决定改变其原有处分，回长沙落户。1973年8月上旬，区委对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错批、错斗、错处理的66名干部落实政策，妥善安置。
　　 “一打三反”运动，打击了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清除了贪污盗窃分子和打砸抢抄的人，对当时稳定社会治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极左的指导思想和派性干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斗争面和打击面严重扩大化，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四、清查“五一六”分子

　　 1967年6月，北京的极左派组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以贯彻“五一六通知”为名，反对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理“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全国范围内的清理“五一六”活动就此开展。
　　根据中共中央部署，1970年2月9日，东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决定成立东区清查“五一六”分子办公室，各基层单位也相继成立类似机构，后统一更名为“三号办”。全区共抽调603人作为专案人员，秘密开展清查工作。通过一段时间摸底排查，排出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事件270余起，最后筛选留下16件大事作为清查重点，进行公开清查。20日，市革委会决定对东区革委会副主任邓新林因涉嫌“五一六”“反革命”问题而停职反省，交“革命群众”揭发批判。4月18日，邓新林含冤剖腹去世。7月6日，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批复，将“叛党分子”邓新林清除出党，撤销其一切职务（1971年6月13日对其平反昭雪，恢复其党籍）。区委紧急行动，先后召开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并于25日、26日晚上分别召开全区党员和骨干大会进行动员。28日举办为期一天的区革委会全体委员学习班，召开基层单位党员主要负责人会议，对清查工作作专题部署，确定16个重点清查单位（市、区属企业各7个，小学2所）。同时从区级机关抽调部分干部下到街道居民中进行宣传发动，办骨干学习班161期，培训骨干2906人，普遍进行宣传动员，听众达36000余人（次）。全区迅即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的高潮，揭发各种线索2682条，开大小批判会921场，写批判文章16768篇，出大字报21854张。70个单位初步排查出嫌疑对象234人。对在“文革”中发生的270起事件查清了145起。1971年6月5日，区委转发区革委会人保组、区公安分局军管小组《关于贯彻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和省、市人保工作会议精神的意见》，继续抓好“一打三反”运动。6月16日，区委进行第二次动员。26日，区委召开全区清查“五一六”分子经验交流会，总结前段工作，部署新的清查任务。会后，东区迅速在135个单位建立领导小组和专干队伍，各单位依事查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继续查出涉及共有89个单位（次），448人（次），其中重点对象64人（次）。这些事件都是“文革”中发生在长沙市的武斗、抢枪、冲击军事机关等严重事件。通过清查，最后将其中的27人作为重点交群众批斗。
　　9月7日至13日，区革委会召开第八次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和部署全区批极左思潮。9月27日区委召开常委会，传达市委书记景林的指示，研究清查工作，并向基层单位作出进一步的部署。区委领导分头深入基层，传达精神，批判极左，指导清查。
　　各基层单位按照区委要求，发动群众，广泛排查本单位的事件及其有关的人，办知情人和重点对象的学习班，对重点对象学习班采用6：1至8：1的办法进行监护，组织重点对象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毛泽东著作，以高压态势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促使他们清除极左，交待问题和认识问题，查出大批各基层单位“文革”事件及其有关的人，整个清查工作至1971年12月底结束，全区无一人定性为“五一六”分子。
　　1973年5月24日，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市委部署，对东区清查“五一六”分子、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等运动中出现的极左错误进行反思，认为清查“五一六”分子，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打砸抢抄和冲击军事机关的犯罪分子进行打击是完全必要的，但把一些犯过极左错误的人统统划入“五一六”分子范畴清查批斗，显然是错误的。区委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抽调专干15人，着手甄别平反工作，落实政策。8月上旬，区委召开平反大会，首次对66名干部甄别平反。1974年11月，区委召开第二次平反大会，又为61名对象平了反。至年底，全区69个单位共开了83场平反会，为1160人平反恢复名誉。凡属清查“五一六”中所写交待材料全部退还本人，调查材料由组织处理，并向本人宣布不入个人档案。

五、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54年4月12日，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准备参加劳动生产的指示》。至1957年12月，全国各地青年积极响应，7.9万余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2年，东区区委就压缩城市人口问题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2月28日，召开工业、街道、财贸、文教等方面负责人会议，作出具体安排，并抽出两名干部到长沙县靖港等地联系挂钩，落实安置地。9月，区委组建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区人民委员会《关于组织全民下放职工和学生上国营农场的意见》出台。
　　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在今后15年内，每年大约有100万左右的青年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参加农、林、牧、副、渔业生产。并决定下乡学生的年龄可由18岁放宽到16岁。9月7日，东区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立，邓新林任组长。正式成批地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动员历届高初中毕业生和肄业生、闲居在街道上的社会青年和够条件的少量高小毕业生到农村去。10月，区委决定将梨镇的樊塘兴办为林场，作为东区知青下放点。全区广泛开展大宣传、大动员活动，通过领导作报告、举办学习班等形式，动员知识青年自觉投入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从1963年至1965年的3年间，全区共动员1868名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其中江永县655名，浏阳县500名，湘阴县166名，投亲靠友的83名，其余下放到长沙县、郴县和东区樊塘林场。
　　 1966年至1968年期间，此项工作中止，东区没有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区又迅速掀起宣传毛泽东指示的热潮和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长沙市原定中学毕业生的四个面向（面向农村、工矿、基层和边疆）改为上山下乡一个面向。从毛泽东指示发表到1969年的8月，东区就有5400多青年下到农村。1969年12月17日，东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大力宣传，隆重纪念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最高指示发表一周年庆祝活动的通知》。18日，区革委会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革命家长代表大会，530人参加大会，采用报告、讲用、经验交流等方法，歌颂毛泽东的指示，表彰一批优秀家长，将上山下乡运动推向深入。
　　1972年1月21日至2月9日，东区革委会组成由109名干部、工人、知青家长参加的慰问团，由副主任张国辉带队分赴益阳、沅江、常德、南县、芷江、岳阳、千山红农场等地慰问东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6月至12月，又组织部分相关人员参加市委及市工商系统、冶金系统组成的慰问团开展慰问活动。表达党和政府对知青的关怀，激发知青坚定执行毛泽东指示的自觉性。
　　1974年6月12日，《人民日报》报导了株洲市实行厂社挂钩集体安置下乡知青的经验，中共长沙市委决定长沙知青不再下放外地、县，改由本市、县、郊农林场集体安排，各区各战线包干办好知青点。12月13日，东区区委召开常委会，传达贯彻市委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决定成立东区上山下乡工作指挥部，周玉清任指挥长。1975年12月9日，区委常委会讨论研究决定办好7个知青点。长沙磁性材料厂、长沙电缆附件厂、长沙鼓风机厂、长沙亚光电器厂、东区向东五金电器厂，解放路街道，韭菜园街道和东区文革（今育才）小学，并确定每个点的带队干部。
　　 1975年和1976年，区委、区革委多次召开会议，贯彻市委有关规定精神，根据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研究城市企业招工和知青安置问题，东区企业招工时，要优先从上山下乡劳动锻炼满2年以上的知青中招收。当年全区招工5000名，其中从下放农村知青中招收150名。从1962年至1978年的16年间，东区共动员知识青年7349人上山下乡。其中，以小组或单个插队农村社队落户的6028人，下放到各国营或集体农、林场的1061人，下乡投亲靠友的183人。去得最多的是江永县，1631人。国家为每个下乡知青拨付的安置费用是：1972年以前，平均每人240元；1973年提高到每人480元。

　　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大减少了城市人口，压缩了城镇粮食销量，减轻了当时城镇劳动就业的压力。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与农民群众同生活同劳动，学习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德，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意志得到了磨练，丰富了社会知识和农业技术，增长了才干。特别是部分优秀知青被选进了农村各级领导班子，当上了教师、赤脚医生、农技员和农机手，为农村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许多人还加入了党团组织和被评为先进个人。1963年，东区高中毕业下放郴县板桥公社和平大队插队落户的张国清（女），经过多年锻炼，1973年入党，后来相继被选为湖南省妇联副主任、全国第四、五届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成为东区知识青年下乡的先进典型代表。尽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知识青年的锻炼成长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也存在“左”的错误，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把上山下乡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给一些知识青年造成很大的伤害。
　　1978年12月，国务院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明确提出“有条件安置的中学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从1979年起，长沙市停止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同年5月，中共长沙市委批准市知青办、市劳动局等4单位《关于统筹安排1972年底以前下乡知青的意见》的报告。报告明确提出：对于在生产、生活方面存在实际困难的知识青年，尤其是下乡多年的知青，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在城乡全民或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逐步安排他们从事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工作。东区认真贯彻这个文件精神，至1984年4月止，全区所下放的7349名知青全部返城作了妥善安置。

六、创办“五七”干校

　　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柳河五七干校①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文章。文章引用毛泽东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机会，除老、弱、病者外，都应这样做。”10月6日，东区革委会根据长沙市革委会关于旧机关人员需要集中学习的精神，决定除留下20人抓工作外，其余干部集中到长沙农校（现合并到湖南机电学院）参加长沙市第七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开展集中学习的目的是动员广大干部响应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伟大号召，到“五七”干校去，到农村去，向工农群众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当时东区尚未成立“五七”干校，以这种形式学习取代参加干校学习。
　　1969年1月6日，区革委会常委会正式决定，将樊塘林场改建成东区“五七”干校。经过2个月的筹备，3月28日，占地69.3公顷（1040亩）的东区“五七”干校正式成立，区革委会任命王辉杰等二人为副校长（缺校长）。这时，为期5个月的长沙市第七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束，东区参加学习的人员除9人回机关外，其余部分人员下放到麻阳县农村、白泥湖长沙市“五七”干校和东区“五七”干校。干部们边劳动，边学习。鉴于东区“五七”干校条件简陋，又邻近市区，下放到这里劳动的人数不很多。不久，东区“五七”干校就成为干部短期劳动基地和学习基地，东区干部分期分批轮流到这里劳动，每批20人学习劳动1个月左右。
　　1971年9月3日，区委常委会议研究“五七”干校工作. 会议决定郭开明兼任东区“五七”干校校长。确定干校重点是开展对在职干部和基层骨干的轮训，每期培训100至150人，时间一个月，每年8期，全年培训1000人，两年轮训一遍。1971年四季度开办两期，培训区办工厂负责干部和其它各基层党支部书记以及机关干部约300人。11月26日，区委再次召开常委会议，听取东区“五七”干校副校长吴光庆汇报干校工作情况：当年干校人数已达112人，1971年收稻谷2500多公斤，上市生猪4头，产茶叶100多公斤、棉花200多公斤；准备第二年以经营果林为主。把干校办成培训骨干的场所，生产战备商品的基地。干校与林场实行统一领导，分开计划，逐步实现自给自足。1972年区委通过“五七”干校年度工作计划，将机关22级以下干部、市属工厂连队干部、区属工厂、学校、商店党政负责人，分批到区“五七”干校劳动轮训一次，每批1个月，以四分之三的时间学习，四分之一的时间劳动。同时还先后组织104名干部参加“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全面贯彻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先后完成种植桔树8000株，种植茶树、油菜、红薯、西瓜各3.3公顷（50亩），种豆1.2公顷（18亩），栽培水稻、花生各0.67公顷（10亩），喂牲猪150头（出栏80头），放鱼苗5000尾等。1973年1月7日，区委决定将“五七” 干校更名为“五七”果林场。同时挂上“中共东区党校”的牌子。1979年，果林场卖给长沙市公安局，成为劳教场所，东区“五七”干校也随之停办。

①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军委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在写给林彪的信中指示，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大学校”，这封信，后来被称作“五七指示”。按五七指示办的干校，称“五七”干校，后成为惩罚干部的一个场所。

七、取缔城市集贸市场

　　1959年至1961年国家3年暂时困难时期，城市农贸市场得以恢复，允许农民出售家庭副业生产的包括鲜鱼、茶叶、草席、禽蛋蔬菜、小水产、小水果、一般中药材在内的二、三类农副产品。东区恢复的复兴街、燕山街、马王街、长治路、游击坪等集市贸易市场渐有起色，日趋活跃。
　　“文化大革命”中，在“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下，集市贸易被视作“资本主义土壤”和“投机倒把场所”被取缔。1972年5月4日，市革委会发出布告，关闭城市自由市场，根据布告精神，东区组织市场管理小组66个，义务市场管理员551人，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开展取缔自由市场工作，向群众宣传不买自由市场的农副产品。全年查禁并降价收购自由市场农副产品达3万余斤。东区复兴街等5处集贸市场同时关闭。
　　1973年，市革委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的布告》宣布开放全市近郊12处集贸市场，其中确定东区开放的有燕山街、窑岭两处集市贸易市场，并分别成立市场管理委员会，加强对入市交易对象、品种交易、价格、交易的管理，把关守卡，允许集体进场交易，严禁私人菜担入内。机关、部队、学校、厂矿等有组织单位只能通过国营、集体商业渠道采购，严禁进入集贸市场自行采购农副产品。
　　1974年11月1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关于严禁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自行到农村采购农副产品的通知》，省革委会也发出《关于当前市场阶级斗争情况和加强市场管理工作的意见》文件，重申强化市场管理，对原已关闭的集市不再恢复，自发形成的自由市场一律转移至近郊集贸市场经营。东区区委、区政府贯彻落实上述通知和《意见》精神，通过管理，窑岭集贸市场一季度入场农户经营仅达2566人次，比1973年四季度的8354人次下降70％，燕山街集贸市场入场经营者也大幅度下降。
　　1975年6月，中共长沙市委发出《关于取缔自由市场，关闭近郊集市贸易，加强市场管理的通知》，重申坚决取缔自由市场并宣布关闭1973年开放的近郊集贸市场。东区区委随即发文，成立以区委书记赵麟耀为组长的东区市场管理领导小组，组织民警、民兵、街道干部和工商部门执法人员257人，分段分片，包干负责，开展制止和取缔集市贸易工作。7月15日，关闭燕山街、窑岭集贸市场，取缔了浏城桥、长治路等9处自由市场，强行收购擅自上市的农副产品2023.5公斤。然而自由市场禁而不止。1977年10月24日，市革委会又发出坚决取缔自由市场的通知，指出“凡不服从管理，继续在自由市场出卖蔬菜和其他农副产品的，从1977年11月1日起，由有关部门予以没收。”东区每天出动467人，按居委会采取分片包干，把关守卡，重点巡查等方式，共取缔在自由市场内进行出售的173起，没收农副产品1000余公斤，没收各类交易工具200余件。随着日后的深入工作，1977年至1978年，全区取缔自由菜担4.5万人次，没收或收购处理农副产品26万余公斤。东区集市贸易基本得到禁止。
　　取缔城东集贸市场，是“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政策的反映，阻碍了东区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bluesky · 发表于 2014-12-28 11:34:05

第十三章 “文革”的曲折反复与终结

　　1971年9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东区区委紧跟党中央和省、市委的安排，先后开展批陈①整风和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开展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贯彻邓小平指示，开展全面整顿，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在“四人帮”的鼓噪下，年底，全国开展“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将矛头直指邓小平，使全党工作再次陷入混乱。1976年10月，以华国锋、叶剑英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标志着这场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东区区委带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守岗位，处理好区政日常工作。从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到1976年结束的10年中，工业生产仍保持了年平均8.3％的增长速度。

① 批陈，即批陈伯达。

第一节　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

一、“批陈整风”和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毛泽东在会上批评陈伯达等人的错误言行。12月22日，中共中央又召开揭发批判陈伯达反革命罪行的“华北会议”，并下发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和关于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根据长沙市委部署，1971年5月，东区区委组织开展“批陈整风”运动。5月20日，区委常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开展批陈整风运动事宜。决定成立东区“批陈整风”运动领导小组，区委副书记温樾任组长，并确立东区“批陈整风”分三批进行。
　　第一批于5月26日至6月10日，在育英小学召开全区行政22级以上党员干部“批陈整风”会议（对外称批修整风会议），参加会议的党员干部342人。会议主要是传达学习毛泽东3月15日《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批示》，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等指示和文件，开展讨论和批判，充分认清陈伯达鼓吹“天才论”等谬论，通过讨论，充分认清陈伯达“天才论”阴谋及其危害。6月14日至19日和7月7日至22日，区委又先后召开第二批、第三批党员干部“批陈整风”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数分别为210人和203人。三次“批陈整风”学习的主要方法是：听报告、学文件和大会批判发言，集中在育英小学进行，小组讨论在各单位开展。结合批陈，全区147个基层单位党组织进行了纯洁组织的整党建党工作，劝退党员9名，处分党员36名，发展新党员177名，提拔青年干部52名。全区各级党组织基本实现了“老、中、青”三结合。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等9人强行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史称“九一三事件”。10月15日至22日，区委召开全区党员领导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437人，其中区委常委、区革委会党员委员28人，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275人，三支两军干部15人，机关干部119人。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九一三”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文件。使全体党员干部受到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教育，大家愤怒声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滔天罪行。10月28日至30日，东区区属各单位开始向广大职工群众传达中共中央[1971]57号、61号等关于揭露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一系列重要文件，号召人民立即行动起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作坚决的斗争。学习过程中，全区共召开大小批判会750场，出动宣传报告员331人次，组织召开各种宣传报告会268场次，到会群众达61000人。
　　1972年1月8日至14日，区委召开一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省委三届二次全会关于深入批判林彪、陈伯达反革命集团罪行的会议精神，区委书记赵麟耀作题为《认真总结经验，切实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报告，要求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把揭发批判林彪、陈伯达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8 月10日至15日，区委召开一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到会268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批林整风会议和省委三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以及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纪要，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天才论”、“设国家主席”、“五七一工程纪要”三个黑纲领，批驳林彪“一贯正确”、“一贯紧跟”、“常胜将军”三张画皮。随后，区委作出《关于向群众传达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具体安排》，区级机关及区属各基层单位立即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共组织上政治辅导课61场，路线教育课85场，召开大小批判会605场。9月2日，区委发出《关于彻底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影响的通知》，要求各单位对1971年前出版印刷的有林彪语言的书刊、画册、课本、资料、文具用品、信封稿件、笔记本和商品商标以及录有林彪语言谱曲的唱片、录音带等，全面彻底进行清理上交。9月20日，清理上交工作结束。
　　1972年10月，华国锋回湖南领导批林整风运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停止湖南省委书记卜占亚职务的决定，动员全省干部群众深入揭发卜占亚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问题。1973年1月1日，区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将批卜吹风范围扩大到全区党员干部、工厂班组长、街道居民组长、财贸战线柜组长，动员听报告的人大胆检举揭发，组织好座谈讨论。1月4日至6日，区委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后骨干的原则，连续组织了6场吹风报告会，主要是传达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第一号简报和华国锋在会上的总结发言。3月29日至4月1日、5月10日至22日、8月27日至9月3日，区委先后召开一届四次、五次、六次全体扩大会议，统一对卜占亚的干扰的认识。大家认为：卜占亚借清查“五一六”为名，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扩大清查面，伤害了一些干部和群众；破坏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在湖南制造分裂。随后，全区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抓紧落实党的政策。区委对1968年至1971年期间逮捕、判决和定性案件进行复查，纠正冤假错案19件，各街道同样开展复查纠错工作，消除卜占亚执行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影响。

二、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7月，毛泽东在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① 的”。他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防止“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接过毛泽东这一提法，经过密谋策划，借题发挥，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含沙射影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一书，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1974年2月7日，区委根据《人民日报》、“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的社论，召开有1500余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区委书记周玉清②作《积极行动起来，立即掀起批林批孔新高潮》的动员报告。区委领导、区工青妇组织负责人在会上发言表态。11日，区委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参加会议的有1300余人，7人在大会上作批判发言，批判林彪、孔老二（对孔子的贬称）及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12日至14日，文教、卫生、街道战线，工会、团委、妇联、工业局、民兵指挥部也先后分别召开“批林批孔”大会。3月18日，东区召开纪念巴黎公社成立103周年大会，区委书记周玉清作报告，号召全区干部群众学习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气概，发扬敢于“反潮流”的革命造反精神，批判“修正主义”，批判林彪、孔子的“克己复礼”，解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成立战斗队一类的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大串联。”22日，区委成立“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区委书记周玉清任主任，下设大批判组、落实政策组、秘书组。各战线、各街道也相应成立运动办公室。4月25日至29日，区委、区革委、区武装部、区工会分别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揭开区委“阶级斗争盖子”。5月13日至15日，区运动办、区工会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到会1000余人，区委和各街道、各战线的一些负责人上台作批判发言，揭发批判卜占亚等吹捧林彪，分裂军队、迫害群众、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检查自己紧跟他们所犯的一些所谓方向、路线错误，分组讨论。周玉清作题为《努力发展大好形势，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总结报告。
　　7月17日至20日，区委召开区委扩大会，区委、区革委会成员及各方面各基层单位的负责同志500余人参加，内容以批林批孔为纲，学习领会毛泽东批阅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分析东区批林批孔运动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找出问题、分析原因，确定新的安排打算。
　　10月19日，区委常委会传达省委电话会议精神，研究贯彻中共中央26号文件工作，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至此，东区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全部撤销。区委抽调人员组成宣讲组，到各战线、街道进行广泛宣传。

① “尊孔”即尊孔子代表的儒家思想。“反法”即反法家。在历史上儒家和法家的观点是对立的。
② 1973年11月，市委任命周玉清为中共长沙市东区区委书记，赵麟耀改任中共长沙市东区区委副书记职务。

第二节　全面整顿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贯彻邓小平指示　开展全面整顿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学习理论、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精神，在主持召开的各种类型会议上，明确而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强调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整顿。1975年3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共中央9号文件）。
　　为贯彻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指示精神，东区区委采取一系列措施。1975年3月10日，区委发出《关于贯彻中央（1975）9号文件的意见》，要求全区各级干部群众认真深入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好领导班子革命化，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全面整顿。24日至27日，区委召开基层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传达省委三届七次全会和市委五届五次全会（扩大）会议精神，学习邓小平指示，广泛征求和听取机关和基层干部群众对区委常委班子的意见，帮助区委整风。4月26日，区委又发出《关于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9号文件的意见》，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宣传、大学习、大贯彻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中央9号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精神；要抓大事，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懂弄通；要改进领导作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8月区委召开常委会，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和株洲田心机车车辆厂整顿的经验，交心通气，查找区委自身建设的问题。9月2日至5日，区委召开全区党员负责人会议，学习中央文件，传达省、市有关会议精神，区委常委王鸿清作了自我检查。区委要求各部门、各单位的党员领导干部向区委提意见，帮助区委整风，突出解决资产阶级派性问题，搞好继续革命。10月20日至21日，区委常委会传达讨论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明确学大寨，抓贯彻，大批促大干；确定区委常委班子坚持一个季度交心通气一次，一年开门整风一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1月24日至28日，区委举办党员负责干部学习班，深入学习贯彻毛泽东“三项指示”，继续帮助区委常委整风。1975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办学习班1839期，59623人次参加，举行报告会1968场，听众达107227人（次），全区选拔年轻干部121名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
　　区委一班人，带领全区人民大干快上，贯彻“三项指示”精神，开展全面整顿，促进各行各业在整顿中发展。整顿工业，狠抓管理，蹲点带面。革新、改造、挖潜，1975年完成工业总产值4692.17万元，同比增长33.81％，利润也增长13.6％；整顿街道，狠抓基层政权建设。10月22日至25日，召开街道工作经验交流会，通报表扬鱼塘街等19个先进居委会和文艺鞋帮厂等19个先进街办工厂，区委作出《关于向鱼塘街居委会学习的决定》；整顿教育，坚持走五七道路。区委于5月7日至9日召开全区“教育革命”经验交流暨表扬先进大会，推广当时全国“教育革命”的所谓先进典型“朝阳农学院的经验”，参观楚怡、抗大（今大同小学）、育英等11个本区“教育革命”的现场，全区先后聘请420多名工、农、兵兼职教师参与授课；整顿治安打击流窜犯。认真贯彻省治安工作会议精神，成立区治安领导小组，赵麟耀任组长，集中10个晚上，打击流窜犯，共抓获嫌疑犯63名；整顿民兵，加强民兵组织军事建设。8月27日，市委任命徐振友为东区民兵指挥部指挥长，周玉清为政委，用8天时间开展民兵去留的组织整顿工作；整顿计划生育，学习天津经验，区委转发上海市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的经验，学习讨论天津市计划生育工作经验，当年全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同比下降了6.6‰。
　　通过全面整顿，一扫“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况，全区各行各业逐渐步入正常轨道。
二、做好被释放国民党军政人员安置工作

　　1975年6月5日，中共中央特赦10名战犯，随后向全国发出关于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的重要文件。11月2日，区委召开全区副科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文件精神，并作出贯彻落实的具体部署。
　　在区委的领导下，东区公安分局从1975年底开始，对可能宽大释放的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开展了调查摸底工作，1976年4月底，将查明情况上报长沙市安置办公室。长沙市安置办公室分配东区安置被释放人员43名。区委、区政府研究，根据政策规定精神，其中安排工作38名（区管市属工厂18名，区属工厂20名），无劳动能力者给予长期补助的5名（每月15元的2名，10元、8元、5元的各1名），15名住房比较困难的对象，优先给其中8名安排9间房子。在区房产、民政、劳动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整个安置工作进展顺利。
　　安置工作完成后，区委对被安置对象分别举办两期学习班，组织他们学习党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和党的方针政策。区委副书记、区安置领导小组组长赵麟耀讲话宣讲了党和毛主席决定宽大释放被判刑劳改有悔改表现的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工作的重大意义，指出他们努力改造的前进方向。被安置的人员深有感触地说：“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共产党、毛主席情深似海。”他们愤怒控诉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罪行，纷纷表示要加强自我改造，与旧思想划清界线，为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贡献自己的力量。许多被安置对象的子女也表示：“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

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邓小平坚持执行“三项指示为纲”和他所领导的全面整顿工作，不能不触及“文化大革命”的“神经”，对“文化大革命” 错误进行比较系统的纠正，既遭到了江青一伙的不满，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主流是好的。1975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23号文件，传达中央主要领导“打招呼讲话要点”，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①。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
　　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中共中央在下发23号文件的通知中指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紧接着，中共中央又连续发出24号文件（关于扩大23号文件的传达范围的通知）、25号文件（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和26号文件（关于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的通知），至此，全国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骤然兴起。
　　12月26日至29日，区委常委会学习讨论这4个文件。1976年元月上旬，区委又用5天时间举办党支部书记学习班，寒假期间还在教师中组织两期学习班，传达学习上述文件精神，开展全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学习教育工作，并以“文革小学”为点，首先批判“三项指示为纲”。3月8日至9日，区委召开基层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继续开展批判“三项指示为纲”，交流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经验。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4月12日，区委在育英小学召开东区军民拥护中央决定的万人大会。8月14日至21日，区委召开区委常委、区革委常委联席会议，传达中共长沙市委的两次常委会议精神，联系实际“批邓”，区委书记周玉清作题为《刻苦学习，联系实际，深入批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报告，总结前段“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工作，肯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列出“三项指示为纲”在东区的干扰和影响，对后期全区“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作出了新的部署。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破坏了各条战线经过整顿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四人帮”及其党羽在各方面实际工作中的干扰和破坏，尤其对经济形势的正常发展造成很大影响。

① 小谢即谢静宜。

第三节　经济工作在逆境中发展

一、工业生产艰难前进

　　从1966年起，东区区街工业随着政治运动的起伏，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艰难的发展过程。在“文化大革命”内乱的年代，工业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群众自觉不自觉地抵制“四人帮”① 的倒行逆施，坚持学习大庆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使东区工业在曲折中艰难发展。
　　1966年至1967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东区区街工业处于徘徊局面。1967年12月，长沙市革委会筹备小组学习上海经验，为在区街工厂中推行“斗、批、改”，批转了市街道生产办、市工商局关于区街工业一律暂时停止发展的请示报告。据此，东区对新申请开办的企业一律不予工商登记，银行不予开户，使区街工业生产发展缓慢停滞不前。1968年全区工业总产值仅完成1853万元，比1967年下降13％。1969年3月，东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4月，党的九大召开。区革委会于4月底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学习九大文件，要求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新高潮，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全区干部、职工生产热情一度高涨。9月份，区属亚光电器厂以铝代铜，试制成功万伏高压铝线电流互感器，国家一机部在该厂召开全国同行业现场经验交流会，受到高度称赞。1969年，全区完成工业总产值2130万元，比1968年增长14.9％，工业生产又恢复到1967年水平。
　　1970年，区革委会继续加强对工业生产的领导，把“大鼓干劲、大挖潜力，掀起工业生产新高潮”作为全年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7月，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加强街道工作建设的意见》，要求大力发展街道工业，实现“个个忙生产，户户无闲人”。8月底，都正街向东五金电器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事迹在全省广泛传开。10月，区革委会召开1300多人参加的誓师大会，掀起学赶“向东”的高潮，鼓舞了区街职工的士气，推动了全区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这一年，全区工业大幅度增长，完成工业总产值3444万元，实现利润549万元，分别比1969年增长61.7％和83.6％。1971年1月，中共长沙市东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提出“继续全面地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5月，区委召开学大庆、学向东、学先进经验交流会，在全区掀起了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先后两次抽调百余名机关干部组成工作检查组深入工厂、企业召开座谈会、谈心会，统一干部群众思想，加强检查督促，对全区工业生产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1972年11月，区革委会召开进一步整顿和发展街道工业动员大会，为加强对街道工业的领导，决定在街办工厂建立管委会，各居委会成立综合工厂。此时，全区已有街道工业厂、组325个，职工6948人。从1970年到1973年，东区虽经历“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但工业战线在学大庆、“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指引下，生产年年增长。1973年全区完成工业总产值4331万元，利润643万元，分别比1969年增长1.09倍和1.15倍。
　　1974年2月，区委贯彻中共中央3号文件精神，召开了有1500余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随后，区委成立了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各战线、街道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从上至下开展大批判，揭区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批林批孔运动涣散了党的组织，搞乱了干部、职工的思想。受“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东区工业生产又急剧下降，当年产值、利润分别比1973年下降19.03％和35.42％，总产值仅相当于1970年的水平，全区工业生产倒退了4年。
　　1975年1月，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召开，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全国以三项指示为纲，开展全面整顿。3月24日至27日，区委召开基层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传达省委三届七次全会和市委五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要求全区要认真贯彻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的指示，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进一步掀起工业学大庆的高潮。并抽调一批干部到基层办点，贯彻三项指示为纲，抓好企业的整顿。全区人民在“大干快上”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精神激励下，克服重重困难，很快扭转工业生产被动局面。1975年全区工业总产值、利润分别比1974年增长33.7％和11.56％。
　　1975年底开展的“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使全区工业生产陷入混乱状态。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全区工业生产逐步回升。1977年1月，区委举办3天基层支部书记学习班，学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和《1977年元旦社论》，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干扰工农业生产的罪行，在全区掀起工业学大庆高潮。
　　1977年至1978年，区委先后召开4次工业学大庆会议，全区从上至下制定学大庆、创大庆式企业规划，整顿领导班子，大抓整章建制，整顿企业管理，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人民群众长期以来被“四人帮”压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焕发出来。1977年、1978年东区工业总产值分别达到了5103万元和5723万元，利润分别达到767万元和776万元，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全区工业生产走出困境，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帮”时，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改称“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反革命集团”。

二、积极参与省、市重点工程建设

　　“文化大革命”后期及徘徊前进的两年中，为了发展经济，省市重点工程建设多。东区区委和区革委会根据省市委和省市革委会统一安排，以高度负责的姿态，组织大批人力积极参与了这些重点工程建设，作出了应有贡献。
　　1967年，为适应战备疏散市区人口的需要，市委、市政府决定修建五一东路（东起车站路、西止韶山路），到1972年下半年才正式提上议事日程。1973年3月12日，区委在讨论修建五一东路的基建任务时，确定原则上是少拆多建。并部署要求有关方面加强对计划、财务、技术、修建队、原材料、新建房屋六个方面的领导，确保工程质量，按期做好各项工作。经过区委和区革委会及有关方面的协同努力工作，东区拆除房屋1.5万平方米，迁走住户724户，共2117人，保证了五一东路修建任务的顺利完成。1978年，市委、市革委会决定修建五一中路。在3月20日市委召开的打通五一路中段动员大会上，东区区委副书记郭开明代表全区45个拆迁单位819户拆迁居民户在大会发言表示，坚决拥护市委、市革委会决定，按时按量完成拆迁任务。会后，东区各有关单位和居民户积极行动，如期搬迁；东区市政工程维护队从领导到干部、工人，奋战40余天，一部分人伐树，一部分人将原栽种的行道树200多株法国梧桐搬走，有力地保障了五一中路的建设进度。五一路的全线贯通，成为当时长沙市路线最直、路幅最宽、通车能力最大的一条东西主干道，享有“十里长街”之称。
　　1969年，为适应战备需要，中央军委下达修建湘黔铁路（简称“三线”建设）的指示。湘黔铁路全长883.08公里，湖南境内长达577.2公里。1970年10月，工程全面铺开。东区区委对“三线”重点工程建设十分重视，经过大力宣传和层层发动，从文艺路、府后街、东站路、韭菜园、东茅街、都正街6个街道办事处范围内动员200多名社会男女青年组成一个东区连，每个街道30至50人不等编为一个排，奔赴“三线”参加施工建设，主要施工点是辰溪县羊马垅一带参与大会战，建设羊马垅隧道和小龙门车站，重点任务是挖土方、填地基、运石料等。区委对参与会战的青年们高度关注，适时派有关部门负责人带队到“三线”慰问他们，为他们送去猪肉、干菜等物资，从精神上和物质上鼓励支持他们，使他们顺利完成应尽的“三线” 建设任务。
　　1971年，湖南省革委会和长沙市革委会决定修建湘江大桥。9月6日，1万余名军民参加的湘江大桥工程誓师大会在五一路轮渡码头举行。在建桥过程中，东区区委和全区人民积极支持和参与这一重点工程建设。9月上旬，全区组织干部、工人、民兵共164人成立东区一连，参与会战湘江大桥，历时一年有余。
　　1972年1月下旬，从“三线”归来的建设者127人又组成东区二连，参加湘江大桥建设。其主要任务是拖沙、挖土、抬石料、垒护坡、砌桥墩、平场地。他们与全体建设者们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日夜战斗在建桥工地上。与此同时，全区还有大批机关干部、工人、学校师生也轮番积极参加建桥义务劳动，为修建大桥作出了重要贡献。原长沙火车东站位于今五一大道与芙蓉路交汇的西南角，既制约着五一大道的全线贯通和城区的扩展，又影响着铁路运输建设的发展，必须搬迁。1975年4月23日，市委、市革委会决定拆迁旧站，打通五一路。东区城建部门会同老火车站所在地的东站路街道办事处，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动员居民群众支援长沙重点工程建设，如期搬迁。同年10月1日，长沙火车新站在杨家山破土动工，东区市政工程维护队组织人员积极参加新建火车站行人道安预制块工程，胜利完成了任务。市革委会为兴建新火车站及其配套工程，将郊区“五一”、“火星”两个生产大队搬迁至京广复线以东，先后在京广复线以西建起了朝阳一村和二村、五一新村、人民新村四个住宅区，归属东区管辖。

bluesky · 发表于 2014-12-28 11:34:29

第十四章在徘徊中前进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多时间内，东区区委根据党中央部署和省、市的统一安排，组织全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揭发批判“四人帮”和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开展全面的清理整顿，各项工作在徘徊中前进，但由于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执行两个“凡是”和抓纲治国的方针，区委在指导思想上仍执行“左”的路线，致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仍然受到禁锢，东区各项工作处于徘徊观望之中。

第一节　揭批“四人帮”

一、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宣告结束。
　　10月19日，区委召开常委会议，专题学习讨论10月7日至14日中共中央通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中央打招呼会议文件精神，决定立即将这些精神向下传达。机关学校传达到干部、教师和工宣队员；街道传达到居委会委员、厂组负责人；工厂传达到干部、革委会委员、车间班组负责人、工青妇组织负责人、共青团员；医院传达到医生。由各单位党组织负责执行。文件传达后，全区各级党组织纷纷组织报告会、批判会、座谈会，举办学习班、组织收听广播、群众就地游行等，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至1976年12月，全区6个街道办事处就召开批判“四人帮”大会1475场次，参加人数59028人次。
　　1977年1月5日至7日，区委举办基层党支部书记学习班，学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和《元旦社论》，深入揭批“四人帮”，掀起工业学大庆的高潮，夺取首季开门红。1月6日，区委下发《关于深入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的安排意见》，确定东区揭批“四人帮”的重点单位为育英小学、长城汽修厂、华成水电厂、电缆附件厂、红辉帆布厂、新天五金厂、长沙风机厂、湘江印刷厂、东区房屋修建公司等9个单位。区委抽调干部28人，分成四个组，分别由孙达俊、王辉杰、王春台、唐开桂任组长，集中学习4天后，进驻重点单位指导揭批工作。各单位揭批的主要方法是开展“三大讲”：大讲“四人帮”横行时党受其害、国受其害、单位受其害、个人受其害的深仇大恨；大讲同“四人帮”针锋相对作斗争的经历和典型；大讲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和体会。各级领导带头讲，发动群众讲，把“四人帮” 的反革命滔天罪行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同时联系实际，揭发批判东区范围内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重点清查“文革” 中有的群众组织大搞“打、砸、抢、抄、抓”的典型事件。区委成立“清查领导小组”，区委书记周玉清任组长，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斗争开始进入实质性的阶段。4月下旬至5月中旬，根据区委安排，全区各级党组织就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学习教育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
　　通过检查，进一步推动东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向纵深发展。全区连续召开三次规模较大的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罪行大会：即5月21日，区委在省体育馆召开有4000余名党员干部、职工群众参加的大会。区委副书记主持大会并宣读中共长沙市委关于同意东区区委对东区一些造反派头目实行审查的批示。
　　区委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大量事实，揭发批判他们结帮营私，为“四人帮”及其伸向湖南的黑手篡党夺权效劳，大乱东区的错误和罪行。周玉清在大会上讲话号召全区人民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6月7日区委又在省体育馆召开有4000多人参加的批斗大会，党员干部、职工群众纷纷上台，对在“文化大革命” 中犯有严重打、砸、抢、抄、抓问题的20名不法分子进行批斗，狠狠打击了坏人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士气；11月6日，东区街道战线召开批判“四人帮”大会，600多人参加，狠批“四人帮” 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罪行。12月5日至6日，区委组织区委委员学习国务院、中央军委137号文件《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辽宁省旅大市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报告》，组织开展“一批两打”（即批判“四人帮”，打击贪污盗窃，打击投机倒把）运动。
　　 9日，新任区委书记邓元生①在东区召开的贯彻省、市委“一批两打”工作会议上强调，夺取“两打”的胜利，也要以“革命大批判”开路，要重点抓住“四人帮”炮制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紧密联系东区和本单位的一些“活靶子”进行批判，把进一步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斗争，贯穿在“一批两打”运动之中。
　　在区委的领导和精心组织下，东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揭发批判“四人帮”斗争中，全区召开各种批判会6359场，作批判发言的58179人，共出批判专栏2806期，撰写批判文章48280篇。这场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志气，推动了全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①1977年11月21日，市委任命邓元生为东区区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周玉清区委书记、区革委会主任职务。

二、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基础上，区委常委根据中央和省、市委的部署，多次就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研究讨论，着手开展调查清理工作。1976年11月初，区委建立区委材料组，抽调部分干部收集一批“四人帮”在湖南的黑手及在东区的代理人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关的原始材料。从1977年3月13日起，区委对东区群众组织的代表人物35人，报请市委批准，决定予以离职审查的2人，隔离审查的6人，停职反省的2人，带职审查的2人，办学习班的23人。通过内查外调，由材料组整理出9人参与帮派活动的大事记9份。
　　这次清查，以东区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四一二事件”①、“七二Ｏ事件”②、“建立民兵小分队”③、“暗杀团”④ 等大事为切入口，清查这些人在相关事件中的问题。这些事件集中反映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东区一批帮派头目，为配合“四人帮”开展的一系列篡党夺权活动。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区委成立了清查领导小组。区委副书记孙达俊任组长，有清查任务的基层单位，也建立了相应的专门清查班子，组织专案人员100余人，通过反复内查外调，办学习班，做知情人工作，查清了与“四人帮”有关的一些人和事，突破了部分对象的主要问题，也促使部分对象迅速从宽解脱。对清查工作起到示范推动作用。1978年1月13日，区委在长沙市体育馆召开有3500人参加的宽严大会，区委书记、区革委会主任邓元生在大会上讲话，要求全区军民进一步揭发四人帮在东区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大会揭发批判2人恶毒攻击毛泽东、周恩来和贪污公款的罪行，大会宣布解除对3人的审查措施，对2人予以解脱。这次大会，鼓舞了群众的士气，教育了犯错误的人员。2月12日和3月14日，区委再次连续举办两期清查工作学习班，组织东区与“四人帮”活动有牵连的34人参加学习，每期时间20天。一、二期分别配备工作人员46名和49名。通过学习、教育和做个别人的思想工作，参与学习人员大都能主动检查自己，把主要问题讲清楚，并揭发他人问题，基本取得群众谅解。学习结束时，学习班宣布决定：7人已交代清楚，不予追究；11人问题已基本讲清楚；9人予以解脱；7人解除审查措施。4月2日至7日，区委召开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和革委会正、副主任会议，传达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组织机关干部29人下到6个街道作辅导报告29场。各基层单位也加快清查进度.通过对重点对象集中办学习班，清查一批基层参加群众组织的头目。全区最后确定列审对象的为38人。经过前后1年的努力，至1978年年底，全区与“四人帮”有关的人与事已基本查清。区一级适时解脱、“解放”31人，基层解脱5人，提请公安机关逮捕2人，其中判刑1人。
　　 1979年4月10日，区委就王某的错误向市委报告。1980年7月31日，获得市委批复同意对王某定性为犯严重政治错误，给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9月8日，区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各级基层党组织上报的11人，决定定性为犯严重政治错误的3人，犯政治错误的7人，做错了事、说错了话的1人。并对其中8人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至此，为时4年的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宣告结束。

① “四一二事件”是指1976年4月12日，在“东区军民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的万人大会上，东区工会一位副主任违背中央指示，蓄意制造事端，点名攻击省委主要领导，不仅不听大会主持人的劝阻和批评，反而倒打一耙，向市委、区委施加压力，并于6月15日联合9人向“四人帮”写信告状，妄图为“四人帮”乱中夺权提供反党“炮弹”。
②“七二○事件”，是指1976年7月18日至20日邵阳地区200人到省委上访，东区工会一位副主任前去看热闹在省委大院被打，认为省委处理这件事 “态度暧昧”，于7月28日，以东区工会名义向党中央写告状信。
③“建立民兵小分队”，是指1976年8月12日，东区群众组织头目为贯彻省市帮派头目关于“解决长沙民兵指挥权问题”精神而组建东区民兵小分队，定员为30人，并编成三个班，任命三个班长，为帮派建立武装组织。
④“暗杀团”，是指东区群众组织一位头目于1976年10月14日、15日两次召集东区群众组织骨干开会，散布长沙有个暗杀团，准备杀一批党、政、军干部等等。

第二节　全面开始清理整顿

一、整党整风

　　 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提出：“一定要搞好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抓纲治国，首先要治党。”“十一大”以后，结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整党整风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
　　 8月29日，区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研究党的建设工作，要求抓好党员教育，加强党的建设，为全面整党整风打好基础。1978年3月，区委召开全区党员大会，区委作题为《在“一批两打”运动中搞好整党整风》的动员报告，提出整党整风一定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全体党员和干部头脑，紧密联系单位实际，抓住“四人帮”干扰破坏流毒广、影响深、危害大的问题，开展大学习、大批判。边破边立，边整边改，着重解决举旗抓纲问题、方向道路问题、工作作风问题、革命干劲问题和团结问题。3月27日，区委对整党整风作出具体安排，全区整党整风全面铺开。工作上有点有面，先在江南五金厂、长沙电缆附件厂、东站路街道、“文革”小学搞试点，上半年结束，下半年全面铺开，年底全部完成整党整风工作；整党整风中认真组织党员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理论认识，着重思想整顿；重点抓整顿领导班子；在整党整风后期建立健全“三会一课”（党支部大会、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党课）、轮训党员干部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制度，巩固整党整风成果。区委认真贯彻省委提出的六条具体标准，把被“四人帮”颠倒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纠正过来，恢复和发挥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把全区各级党组织建设成坚决执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联系群众的好领导班子，推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生产高潮。整党整风过程中，全区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区委领导提出许多意见。9月11日，区委常委开会研究这些意见，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改进工作、改进作风。
　　这次整党整风先后三次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整顿，在认真整顿思想的基础上，对53个单位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充实。按照宪法规定，撤销各基层单位革委会。按照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提拔40名干部担任中层领导骨干，其中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干部14人。举办建党积极分子学习班一期，发展新党员31人。对4名违法乱纪的党员分别给予不同的纪律处分。通过整党整风，各级党的组织加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改变了工作作风。区委常委坚持三分之一时间在基层蹲点，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半年时间共接待群众来访214人次，许多问题及时作出答复和处理。在整党整风的同时，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也进行整顿，配齐干部，健全组织，先后召开共青团东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东区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激励广大团员青年和妇女在全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开展“一批两打三清查”运动

　　 1977年12月初，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贯彻省、市委关于开展“一批两打”运动的工作。12月9日，区委召开全区党员负责干部会议，动员、部署东区“一批两打”运动。区委从公安、法院、工商等部门抽调干部组成清查班子，3名区委、区革委会负责同志带队下到工厂、街道、学校各办一个点，调查研究，摸索经验。按照区委部署，全区各单位迅速开展宣传发动，培训骨干，动员群众摆本单位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势力” 的种种表现，并从“三清查” （清经济、清劳力、清物资）入手，分别召开供销、保管、财会人员的专门会议，揭本单位管理上、制度上的漏洞，以求发现问题。对于人民群众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和一般性错误，则坚持正面教育，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提高认识，自觉公物还公。各单位负责人也自觉“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带头揭、带头批、带头写出大字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群众投入运动。通过“三清查”，许多企业从中发现了管理上的许多问题，追回了应收漏收账款，建立健全了相应的规章制度。1978年1月下旬，东区在长沙市体育馆召开有3500余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东区人民法院对犯有诈骗、贪污盗窃罪的8名嫌疑犯进行公开宣判，震慑了犯罪分子，鼓舞和教育了人民群众。2月初，区委先后3次召开常委会，分析运动形势，确定常委集中办公，集中领导，集中精力，把运动推向高潮，着力抓各单位负责人的决心和态度，抓好重点单位。区委派出10个工作组、42名干部到基层单位，突破重点案件。区委主要负责同志带队深入到江南五金厂和长城汽修厂蹲点总结经验，以加强对面上运动的指导。工业、街道战线分别召开经验交流会，并组织对口检查。到2月底止，全区举办骨干学习班179期，培训骨干4360人，写出大字报11244张、揭发各种犯罪线索5140条，初步查出重点对象167人，全区迅速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召开批判大会370场，59人受到大会批判。3月上旬，区委在育英小学举办东区“一批两打”展览会，以图片和实物的形式展出开设地下工厂、贪污盗窃集团等4个案例，展览历时8天，接待区内、外单位142个、观众10539人，推动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紧密配合了“一批两打”运动。同年5月中旬，区委召开基层党员负责干部会议，总结推广解放路街道、府后街街道、东区房屋修建公司采取专案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抓紧查证结案，抓紧追赃退赃，抓紧深挖对象的经验。5月下旬，区委在市体育馆召开“一批两打”宽严大会，区法院对积极退赃的5人给予从宽处理，区公安分局对罪行严重、态度顽固的2人依法逮捕。宽严大会体现了党的政策，教育了人民，打击了贪污盗窃等不法分子。此后，全区“一批两打”运动进入查证结案、追赃退赃阶段。到8月底止，全区“一批两打”运动共揭发重点对象184人，其中500元至1000元的45人、1000元以上至5000元的67人，5000元以上至1万元的5人，1万元以上的3人；涉案总金额达20万元，共追回赃款7.4万余元；结案处理77人，依法逮捕20人。
　　东区“一批两打三清查”运动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展集体经济，维护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也出现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把少数从事私人副业的职工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使少数职工受到不应有的批判。

三、审干复查工作

　　1970年3月21日，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根据中央和省、市委的要求和部署，成立东区审干领导小组，赵麟耀任组长，配专干20名，开展全区审干工作。在全面审查、一人不漏的思想指导下，历时一年，全区列审1083人（干部529人，教师554人），经过审查核准，其中112人受到各种处分，严重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1975年，省委发出《关于审干复查的实施意见》文件，市委也发出相应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审干工作进行复查。在“四人帮”左右大局的情况下，复查工作迟迟没能进行。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区委根据中央和省、市委的部署，组织力量开展审干复查工作，成立区委审干复查领导小组，区委副书记孙达俊任组长。复查中，区委坚持贯彻是不是“问题清楚、证据确凿、结论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这一原则，展开艰苦细致的工作。先后经过5次复查，至1979年11月30日止，对原列审而受了处分的112人，作如下纠正工作：撤销原处分的30人（含市管干部6人），71人有单独的调查报告，全部撤销。6人有批注的，全部撤销。这样撤销了结论、批注和调查报告的共计107人，5人保留原有结论。
　　1979年1月20日，省委组织部下达了《关于清理和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干部材料的通知》，规定经党委批准的审查结论、批注、调查报告、处分决定和复查意见，及有关证明材料、本人交待材料和意见、平反的决定和结论性材料应予归档。“文革”中本人写的与结论无关的、不实事求是的交待材料、“文革”中交出的日记、工作笔记、手稿、照片等应退还本人。凡不归档和不应退还本人的材料，以及“文革”填写的干部审查表、呈报表应全部销毁。区委根据这一文件规定，清理了“文革”中的干部材料和党员材料，其中干部档案材料586份，全部退还96人，由本人销毁；清理1287名党员的档案材料，共15033份。这当中1542份退还给146名党员本人，其余13491份作销毁处理。

第三节　开展各项工作

一、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

　　大庆油田，是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1970年掀起的东区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虽然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经历过多次起伏，但广大职工群众学习大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精神，去掉“等、靠、要”，大搞“干、闯、造”的热情一直较高，推动了东区工业经济的发展。
　　 8月，东区都正街向东五金电器厂（后更名为向东无线电厂，简称向东）厂长唐祥华（女）在全省城镇街道“斗、批、改”会议上作了题为《街道妇女闹革命，一张白纸绘新图》的发言。向东厂4名家庭妇女凑11元钱，一张旧门板，两台自制绞纸绳机，在半间猪栏屋办起小小的纸绳厂，试制成功薄膜介质双联可变电容器，为湖南电子工业填补了一项空白的创业事迹在全省广为传开。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华国锋热情赞扬了向东厂艰苦创业的“穷棒子”精神。10月8日，省委、省革委会作出全省工业学习向东五金电器厂的决定，并确定向东为湖南省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东区革委会10月10日发出学赶向东的通知，并于10月12日召开有1300多人参加的誓师大会，动员全区迅速开展学大庆、学向东的新高潮，长沙汽车修制厂等10个单位发出倡议书。都正街街道办事处发动街道居民学大庆、学向东，共办起街办工厂（组）38个，参加生产劳动的居民836人，使原来“在家带孩子、出门提篮子、无事串门子”的家庭妇女、婆婆姥姥走出了家门，为社会创造财富。
　　1971年5月，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就工业战线学大庆提出要狠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要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要坚持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大搞群众运动四个方面的要求。全区先后组织4次大的学习活动，使大庆精神不断深入人心。是年，在长沙市供电量压缩25％的情况下，东区工业战线干部、职工发扬大庆人“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铁人” 精神，做到“有电打冲锋、无电用手攻”，掀起了群众性的计划用电、节约用电和企业自己办电的热潮，出现了长沙伟雄电讯器材厂工人手扳30吨冲压机，无电生产、压电增产的事迹。1971年全区市属、区属工厂分别完成工业总产值8451万元和3800万元，达到历史最好水平。1972至1976年，区委、区革委会多次在全区基层党员负责干部会议和工业生产大会上动员全区继续深入开展学大庆群众运动。由于当时政治气候影响，运动曾几度落入低潮。但大庆精神却始终激励着东区工业战线干部、职工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并做出突出成绩。1974年，长沙通风机厂接受20号大型风机生产任务时，遇到城内小厂房容不下大型风机的困难，工人们学习大庆人“头顶青天、脚踏荒原，战天斗地，为祖国贡献石油”的精神，打起背包，到市郊空旷的露天基建工地上，战胜严寒、缺电的困难，按期生产出大型风机，获得全国风机行业会议的好评。向东无线电厂学习大庆“干、闯、造”的艰苦创业精神，自己动手、自己设计，日夜苦战，试制成功无电源变压器扩音机，为发展电子工业再立新功，受到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的赞扬。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东区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罪行，再次掀起工业学大庆的高潮。1977年1月30日至2月4日，区委召开有620余人参加的全区工业学大庆会议，区委副书记孙达俊传达省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和大庆的基本经验，并作了在全区进一步掀起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新高潮的动员报告，有7个区办工厂和街道办事处交流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推动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经验。会后，东区从上到下发动群众，制订学大庆、创办“大庆”式企业规划。4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北京召开，东区向东厂光荣出席会议，并被评为全国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6月10日，区委常委会研究工业学大庆问题，提出到1980年建成大庆式的城区，60％的工业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工业产值比1977年翻一番，超过1亿元，并与南区结成工业学大庆竞赛对手。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鼓舞下，全区迅速掀起学大庆，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热潮。厂与厂、街与街、工厂内的班组之间、对手之间、机台之间的劳动竞赛以及技术表演赛到处可见，劳动者生产热情高涨，东区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全区完成工业总产值5102万元，提前40天超额完成年计划，比1976年增长26.31％。
　　1978年1月，东区区委在安排当年工作中提出，东区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除继续坚持开展“一批两打”外，重点抓好整顿领导班子，加强企业管理，重视科学技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一批工业企业在学大庆、创建大庆式企业迈上新台阶。7月10日，省委、省革委会授予向东无线电厂大庆式企业光荣称号；9月18日，长沙市委、市革委会授予东区湘江印刷厂为学大庆红旗单位，长沙电动工具制造厂、长沙工具厂、锦新棉织厂、解放路东升有机玻璃制品厂为学大庆先进单位。东区区委审定湘江印刷厂、长沙电动工具制造厂、长沙工具厂、锦新棉织厂、湘南电器开关厂五家单位“创大庆式企业”。授予向东无线电厂、湘江印刷厂、长沙电动工具制造厂、长沙工具厂、湘南电器开关厂、锦新棉织厂、红辉帆布厂、东升有机玻璃制品厂、文艺鞋帮厂、湘江胶木厂10家企业为学大庆先进企业。

二、创办社会主义大院

　　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大刀阔斧抓整顿工作，各条战线出现了新的景象。北京市北新桥街道的干部群众，从整顿街道、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提高居民思想觉悟出发，以居住的宿舍大院、楼栋、小巷为单位，把所在地的居民、干部、职工、青少年组织起来，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革命大批判，加强治安防范和对青少年的教育。他们把这一组织形式称为社会主义大院。这一事物的出现，立即受到新闻媒体的重视，并得到党中央的肯定，确认其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积极向全国推介。当时成都、武汉、杭州等市部分街道，积极行动，做出了成绩。为了在东区迅速创建社会主义大院，1975年6月11日至19日，区委、区革委会决定由区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郭开明带队，组织40人，赴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参观学习街道工作经验。6月25日，区委常委会听取武汉学习的情况汇报，并于7月2日召开500余人参加的会议传达贯彻。8月，区委街道战线①办公室又组织以江契苏为领队的学习团一行9人赴成都参观学习。返长后，于8 月29日以区委街道战线办公室的名义，向各街道居委会印发了中共成都市委有关办好社会主义大院的文件资料。10月起，区委、区革委会在鱼塘街居委会推广北京北新桥街街道办社会主义大院的经验，试点创办社会主义大院，并逐步在全区铺开，至年底全区已建立社会主义大院（大楼）61个。1976年2月5日，区委街道战线工作办公室向区委提交《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大院的情况报告》，提出于当年“七·一”以前，全区普遍建立社会主义大院的计划，得到区委的认可。此后一年多时间内，社会主义大院在东区的建立和发展，如火如荼。至1977年11月，全区共建社会主义大院717个，参加“大院”的共有34488户，119731人，并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在11月15日召开的全市社会主义大院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东区鱼塘街居委会、省公安厅和省高级人民法院三个社会主义大院在会上介绍经验。
　　社会主义大院是由一个或几个居民小组组建而成。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干部职工居住的宿舍庭院、楼栋。街道以居民居住的街巷为单位融入社会主义大院（楼）。社会主义大院建立之后，取代了居民小组的职责，担负起组织群众学习、批判、教育、治安、帮教、发放票证等工作，并规定每周星期四晚上为全区统一的社会主义大院活动时间。大院管委会正、副主任，是在职职工兼任的，要求每周有一天时间专门做大院工作，管委会由5至7人组成。社会主义大院建立后，在改变街、巷卫生面貌、城市管理、关心、教育青少年、移风易俗、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搞好治安群防群治等方面都起到积极作用。韭菜园居委会成立两栋社会主义大楼后，一改以前无人过问公共卫生的局面，居民自觉轮流打扫楼道卫生，楼栋脏、乱、差状况迅速改观。府后街长治路居委会第一社会主义大楼青年言六一，以前专门学“飞墙走壁”，打烂别人家的窗户玻璃，扯掉邻居家的自行车气门嘴，人称“捣蛋鬼”，社会主义大楼建立后，在管委会的帮教下，进步很大，经常参加学习，和大家一道出墙报、排节目，批判“四人帮”，群众都夸他变了样。文艺路铁路局34栋宿舍，建成17栋社会主义大楼后，成立了42个青少年活动小组，大楼管委会组织他们听老红军讲革命传统故事、参观泥塑《收租院》、参加局里的农场劳动、去火车站打扫卫生和服务性工作、开展有益的文体活动，一部分青少年活动小组还像当年儿童团那样，自动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警惕地守卫在局办公大楼、俱乐部和社会主义大楼周围，做好安全防范工作。铁路职工感叹地说：“社会主义大楼把青少年组织起来就是好。”
　　东区社会主义大院创建的鼎盛时期是1976年，社会主义大院也出现过许多“左”的做法，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初始愿望。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拨乱反正工作的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大院建设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仍然是居民委员会。
　
① 战线：原义指敌对双方军队作战时的接触线。引申指战争以外的各项事业的活动领域。

三、加强人防战备

　　1951年11月全国第一次人防工作会议后，东区人防工事建设提上议事日程。19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印边界、中苏边界时有冲突。为适应当时形势，6月15日，区委决定成立东区战备指挥所，下设参谋、政治、后勤3个处、13个科室。1965年2月，区人防办根据区委指示，制定东区紧急疏解人口计划。确定疏散对象、比例、时期，并绘制出区疏散接收地区长沙县梨地形图，疏散路线示意图等。1966年3月3日，区委、区人委出台《关于战备疏散压缩城市人口的意见》，推算全区压缩约5000人，坚持成熟一户走一户的原则。1969年8月，东区人防战备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全区有防空设施97处，对空射击点27处，有汽车、板车1700多辆，医务人员1283人。10月24日，区革委会从各工厂和企事业单位抽调70多人组成6个城市人口疏散调查组，分赴长沙县金井、路口、福临等地，深入各大队生产队落实疏散地段。11月13日，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开展群众性的挖防空工事的决定》，要求打破“水位高”、“土质差”、“挖了不起作用”等错误思想，在12月10日以前做到人人有防空掩体。同日还召开“关于开展群众性的挖掘人防工事动员大会”，发动全区人民因地制宜，构筑不同的防空掩体。当年，仅都正街办事处就构筑人防工事336平方米。全区至年底，共建人防工事39320平方米，但与国家要求每人0.5平方米的人防工事相距甚远。1970年6月27日东区人民防空指挥部成立。接着，各街道也相应建立了人民防空指挥所。9月30日，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研究贯彻全省民兵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从实战出发，搞好战备训练的要求。
　　1971年7月，第二次全国人防工作会议，确定长沙市为一类人防重点城市。1971年9月和1972年8月，区委专题研究战备工作，作出《关于加强民兵工作的决定》，对开展战备训练、构筑人防工事和疏散人口提出具体要求。1973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公布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区委及时组织干部学习讨论，要求大家克服麻痹思想，增强战备观念。1973年办民兵学习班10期，组织民兵参加巡逻，完成人防工事9000平方米。随后几年，随着区委人事变动，区委及时调整区人防领导小组成员，坚持由区委主要领导负总责，加强专职人防干部配备，广泛开展战备形势教育。通过“学、忆、批”（学习毛泽东、党中央关于人防战备的指示和旅大、衡阳的经验。回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轰炸长沙的惨景。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干扰破坏人防战备工作的罪行）等多种形式教育，提高全区干部群众的人防战备意识，构筑工事的热潮迅速掀起。都正街街道办事处就是一面旗帜。街道党总支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先从街办工厂抽调3％—5％的劳力组成专业队，又从街办泥木队抽出7人组成被复小分队，专门担负做预制砖和被复①任务。然后将挖洞和运土任务分到各个工厂和居委会，定期轮换，指标明确，机关干部在每周周六义务突击挖洞出土，真正做到全民动员、全民动手。发扬大庆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创业精神，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勤俭办事，攻克一道道难关，做出了优异成绩。这个街从1969年10月至1971年上半年和1973年10月至1978年5月，先后在建湘南路、凤凰台和桂花井等处构筑地下人防工事2005平方米，人均达到1.25平方米，构筑三防密闭门1600平方米。整个工事以坑道为主，有平战结合的会议室及配套房间21间，与建湘南路沿线各单位的人防工事联片成网。工事比湘江最高水位高9米，有7个出入口。整体工事战时能容纳2100人，工事内设有人员掩蔽工事、指挥室、档案室、储藏室、厨房、风机室、滤毒室、洗漱间、厕所等，2个水井和1个蓄水池能供人们在洞内生活。五一路地下通道，湖医附二院（今湘雅二医院）、长沙勘察公司、湖南橡胶厂、曙光电子管厂、长沙衡器厂等单位的人防工事也构建得相当不错。至1986年底，全区总共构筑人防工事70949米。
　　1983年，根据上级指示和区委意见，区人民政府和区人武部联合组织一次防空袭试验性演习。成立以副区长江契苏为指挥长、区人武部政委孙延农为政委的防空演习指挥部，下设指挥、通讯、治安交通、疏散、工程、政工和后勤七个科室。从一旦战事爆发，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生命安全角度出发，对全区172185人中的各类人员，按实战要求，就防空、疏散等问题作周密详细安排，于当年8月1日至18日，分第一次预演、第二次预演和正式演习三个步骤顺利地开展演习活动，有效地向居民群众进行了一次防空实战教育。随着人防工事构筑的完成，根据上级指示精神，1978年，区委提出全区人防工作转入以平战结合为重点，利用人防工事为生产和生活服务，提高人防工事的战备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正街街道党总支于1978年7月第一个利用1500平方米地下工事办起防空旅社（后改称人防招待所），区委迅速加以推广。此后，陆续有长沙勘察公司、曙光电子管厂、湖南橡胶厂等50多个单位利用人防工事办商店、种蘑菇、辟为文娱活动场所，利用冷气防暑降温等，共有10多个生产经营项目。到1986年，开辟经营项目15个，全区利用人防工事面积达23993平方米，一年营业额收入达250余万元，利润和节省费用60余万元，安置人员155人。都正街人防旅社使用面积达2000平方米，由最初50个床位，发展到1986年的230个床位，九年共接待旅客48万余人次，营业额达86万元，利润25万元，五年收回人防工程投资款12.6万元。
　　都正街街道的人防战备工作成绩是骄人的，它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和全国各地的同行们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1977年3月，省人防工作现场会在都正街人防工事会议室召开。从此以后，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黄荣海、省委副书记刘夫生、解放军工程兵正副司令员谭善和及崔萍、省军区司令员童国贵、市委秘书长吕新野等领导相继到都正街检查指导。特别是1978年10月16日下午，参加全国第三次人防工作会议的副总参谋长杨勇和王尚荣，率领军委工程兵司令员谭善和、总后勤部副部长李元、空军副司令员聂凤智、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肖全夫、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刘海清和付崇碧、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郑三生、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王诚汉、广州军区顾问颜德明等高级将领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领导来到都正街视察。都正街的人防工作先后10多次获得“人防工作全国红旗单位”、“全国人防战备先进单位”、“全国人防优良工程”、“广州军区人防平战结合先进单位”、“省人防工作先进单位”、“市人防工作先进单位”等殊荣。前后接待了全国24个省、市参观团共196批、7807人前来参观取经，其工作经验，对当时全国人防战备工作的开展和发展起了很好的积极推动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建设的加快，原有的一些人防工事已显陈旧、落后、过时，到20世纪90年代，一般不再单独开挖人防工事，而是结合房地产开发，在建筑物下构建地下室，一般都采用钢筋水泥修建，相当坚固，平时作地下车库、商场，战时可防空袭。区委对人防战备工作一直高度重视，居安思危，制定出平战结合的详细应急预案，一旦爆发战争，均可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① 被复：用水泥等材料加固人防工程称被复。

四、加快发展街道服务事业

　　197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简称双学）工作会议，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在会上讲话时强调指出：“大中城市的区级党委、政府，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抓商业和各项服务业上来。”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述评提出：抓生活是城市区委的重大任务。为贯彻落实全国财贸“双学”会议和省、市委指示精神，东区区委、区政府于7月27日作出具体布置，要求街道对已办服务事业进行整顿，提高服务质量，认真搞好调查，总结经验，制订规划，加快发展，进一步组织好城区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各街道迅速行动，全区街道服务事业越办越多。8月30日，区委在长沙火车新站食堂（行包房后面）召开东区兴办服务事业现场会，街道党支部书记和分管服务事业的行政负责人、各居委会主任、“三代店”① 负责人参加，文艺路街道办事处党总支及所属朝阳新村居委会、识字岭居委会介绍经验，与会者参观了朝阳新村居委会兴办的饮食店等11个服务事业项目，区委书记邓元生作了题为《进一步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克服困难，把全区服务事业兴办起来》的动员报告，指出：加强党的领导是办好服务事业的根本保证，依靠骨干是办好服务事业的关键；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是大办服务事业的基础。抓好典型，是办好服务事业的样板。市委副书记荣成和在会上讲了话，充分肯定了东区兴办服务事业的经验，指出省会长沙有80万人口，商业网点和社会服务事业太少，很不适应。一定要认真贯彻好全国财贸“双学”会议精神和华主席指示精神，积极认真制定好规划，进一步加快商业网点和社会服务事业发展，当好“新长征”后勤兵。
　　在这次现场会精神鼓舞下和先进单位经验带动下，东区服务事业快速兴起，大办生活服务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至12月底，全区开办图书室、托儿所、“三代店”等193个生活服务项目，共安排劳动力856人，既方便了群众生活，又缓解了部分群众就业难的问题。但因当时仍是计划经济为指导，企业的人、财、物和产、供、销都是按国营企业的模式进行经营和管理的，致使后来相当多的“三代店”等服务业因亏损难以生存下去而倒闭。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迅速推进，东区服务事业发展无论在量和质的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区街加强了组织领导，分别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加强了管理指导，服务事业迅猛发展壮大，成为东区（芙蓉区）第三产业的一支生力军。

五、增设朝阳街街道办事处

　　朝阳街街道办事处地处长沙市城东地域。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一带多系荒山和菜土。1952年民主建政后，此地属市郊文艺区新合乡管辖；1958年以后属东屯渡公社五一大队和火星大队管辖。1975年10月，经国家计委、建委批准，长沙火车新站在杨家山破土动工。长沙市革委会围绕新建长沙车站及其配套工程，采取统拆统建的办法，先后建立了朝阳一村、朝阳二村、五一新村、人民新村等住宅区，并分别划归长沙市东区的文艺路和韭菜园两个街道办事处管辖。
　　1977年初，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特别是长沙火车新站即将通车，五一路中段即将打通拉直，与此相适应的长沙汽车东站、市内公共汽车站、长岛饭店等一批配套工程陆续建设，大量人员流入火车站周边地区即将形成长沙市人口稠密、交通流量最大的繁华市区。这里为市区和郊区的城乡结合部，在东区又分别由文艺路、韭菜园两个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管理，大量外迁户入住，而基层组织却十分薄弱，加之，当时的文艺路、韭菜园两个街管辖区域太宽，对加强区域管理和居民联系十分不便。为加强火车站及周边地带的市政管理和治安保卫等工作，经区委研究，东区革委会于1977年2月向长沙市革委会写出关于增设街道办事处的请示。10月31日长沙市革委会下发《关于增设东区朝阳新村街道办事处和公安派出所的通知》。经过一段时间筹建，1978年9月，东区革委会批准启用“长沙市东区朝阳新村街道办事处”印章，并挂牌正式行使街道办事处职权。10月，中共长沙市东区委员会批准成立朝阳新村街道办事处党支部。1979年4月设立中共长沙市东区朝阳新村街道党委，1979年春，朝阳新村街道办事处迁至朝阳二村第25栋新址办公、
　　增设的朝阳新村街道办事处管辖范围为：东至火车新站铁路线（包括八一路延伸至铁路线以东的公路两侧地域的居民）；南至人民路；西至韶山路（除五一东路南侧的长沙勘察公司、第六中学和北侧的无线电元件厂、韶山路百货商店、邮电宿舍等）；北至八一路（但包括八一路北侧的省公安厅至五里牌一线）。管辖居委会18个，面积约4平方公里。1980年1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同意长沙市革委会在东区增设朝阳新村街道办事处，下辖18个居委会（新设13个居委会，另划入韭菜园街道办事处的燕山街、五里牌2个居委会和文艺路街道办事处的朝阳新村、向韶村、人民路3个居委会），共234个居民小组。朝阳新村街道办事处1980年暂设11个居委会即：朝阳新村、人民路、燕山街、五里牌、向韶一村、二村、朝阳二村一、二、三、四、五一新村居委会；共有居民9014户，32627人。1984年3月，经省人民政府同意，朝阳新村街道办事处更名为朝阳街街道办事处，下辖13个居民委员会，增加朝阳二村五居委会和人民村居委会。辖区内有省外贸局、省地震局、省科委、省文联、长沙铁路分局、长沙车站、曙光电子管厂、长岛饭店、第二十九中学等行政企事业单位8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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