诤言：亲历当年文革的广州红卫兵反省之二

阿陀

                                           恩师割袍断情,同窗阋墙相残,谁之过？

亲历当年文革的广州红卫兵反省之二
真史诤言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9月2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恩师，恩者，授业解惑也；同窗，同学，寒窗共读也！
   
     文革前，笔者就读于广州XX职工子弟中学，那个时期的老师与同学，在笔者的记忆中，两者就是意味著为师为父的慈爱，纯真幼稚的童趣，绕竹无猜的青梅，满脑子里装著的，都尽是些关于老师与同学们的开心趣事，记得那个时期的笔者很爱看书，毋分香花毒草，顺手掂来就读，忽囵吞枣，却不知甚解，不过却也因此有点小小得益，那就是笔者所写的文章，往往会被语文老师拿来做范文，在全班同学面前解读点评，故令小小年纪的笔者颇为洋洋得意，幼稚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有时还会骄傲得忘乎所以，故偶尔也会惹得班主任上门“告状”，记得有次麦老师家访毕，已经下了“格吱格吱响”的木楼梯，忽然间木楼梯却“格吱格吱”地又响起来，原来是麦老师转了回来，问笔者为什么临别不懂得向老师道声“再见”，此件小事过去多少年了，如今笔者也年过半百，为人之母了，可是还没能忘却这件小事，恩师对学生“授业解惑”的孜孜不倦，为师为父般的慈严点拨，同学之间天真无邪的友情，一切都是那么的温馨眷恋，令人一生无法忘却，只是，这种恩师及同窗们的纯真情谊，却永远定格在文革之前的那个时代。
   
     曾几何时，政治风云骤变，老师与同学，转眼间便变成了两个陌生的字词，让人感到是那么地沉重，那么地苦涩，那么地淡漠，这是从1966年6月5日开始发生的事情，笔者高中的同窗回忆起当年往事：“ 晚自修后,我回到宿舍,与往常一样,做好就寝前的准备,正要上床时,突然学校钟声急响,灯火通明,广播喇叭传出响亮，而极富煽动力的声音，六中的走资派，开展文化大革命消极不前,致使冷冷清清,与兄弟学校相比落后十万八千里，号召全校同学停课闹革命，起来造走资派的反.，高亢的语调,连珠炮般的语速，就像火种一样，把早被炽热的政治烈火，烘烤了几个月的我们，腾地一般点燃了,顿觉浑身热血沸腾,当即与许多在校同学一道,跑回教室,连夜拿起笔来当‘刀枪’,奋笔疾书,写出一张张的大字报,强烈声讨学校党支部压制革命,还把自己的班主任当作‘小邓拓’来捡举批判”，这就是在文革初年，学校里所发生的最早期一幕，笔者高中时期，曾经在此就读的广州市第六中学。
   
     笔者系于1965年9月入读六中高中的，所在的班级高一丁班，全班同学总共55人，自从1966年6月5日文革开始，直至全校完全“停课闹革命”为止，与老师同学们所相处的时间，总计起来也不过是10个月，300余天而已，然而，仅仅的这短短300多天的师生情谊，竟在一夜之间，便被文革的烈火猛烈燃烧，全化为灰烬，从此恩师割袍断情，同窗阋墙冷对，再也无法济济同堂，师生共叙情谊，朱老师是高一丁班的语文老师，虽然只有10个月的师谊，但在热爱文史的笔者眼里，朱老师算得上是个国学渊博，学识菲浅的知识份子，记忆中的他，喜欢穿著唐服，举止斯文儒雅，讲课时一板一眼的挺是认真，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熟悉朱老师的同学评价：“朱老师为人真诚、善良、正直，对政治有点看破红尘的超脱，一种闲云野鹤，与世无争的心态，只是教学上还是不能脱开那一套‘旧思路’，私底下是个典型的广州人，西关人”，文革结束之后，朱老师强烈要求调离六中，并发誓永远再也不踏六中校门，果不其然，听说朱老师至死也再没回过学校。
   
     三十七年以后，笔者才从一位当年的“主义兵”，其取笔名为“思过”的文章里，获知了朱老师的不幸遭遇，洞悉了他在文革中所经历过的痛苦与耻辱，“思过”同学在其文章里这样描述：“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来得特别早，天气也异常的闷热，在六中的教学大楼旁，有两排单层瓦房，每一排瓦房的中间有一条通道，通道两边都是单间小房，这些都是单身教师的宿舍，没有卫生间，(有日)天已渐渐黑了下来，在前排房屋通道右边的第一间房子，这里的空气更是浑浊，透光和通气的窗口玻璃早已破碎，代之的是整个用木板封死的窗门，门口也被锁上了，在十五、六平方的房子空间里，水泥地上左右两边，分别躺著十二个男人，地下有几张烂席垫着，几件破衣服卷作枕头，屋里再没有其它物品，这些人的头朝向墙壁，脚丫向外，房子上方是一盏15W的灯泡，暗淡的灯光映射着这群疲惫不堪，衣衫褴褛，满脸尘土的人，整整一天在烈日下的强劳动，汗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他们顾不得浑身发出的酸臭味，更顾不得污浊的空气，又饿又渴又累的，在期盼著晚餐的到来。
   
     终于听到门口开锁的声音，“当啷”的一声，门打开了，两个厨工各捧着一个小面盘进来，后面还跟着两个手持木制教练枪的学生，两个小面盘，一盘是开水，另一盘是饭，饭的上面搭拉着几条青菜，小面盆就是学生饭堂平时分菜吃的那种，两个面盘就放在地上房子中间位置，十二个人以面盘为圆点团团围坐，这时一个学生嚎叫着：‘你们都是牛鬼蛇神，不配像常人一样吃饭，只配像狗一样爬着吃’，这群有气无力的人，坐在地上面面相觑，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也都不敢乱动，当然也是累得不想动，这时那个学生又发话了，‘不吃的随便’，然后把枪托往地下一戳，‘后果自负’！言下之意不吃你们就饿着。
   
     这时有个人大概抵不住长时间的口渴，首先爬过去低头对着那盆水牛饮起来，少顷，仰头，一声短叹，用舌头舔舔嘴角，两眼不敢望别人，悄悄地退回睡觉的位置，闭目盘腿而坐；很快，这群满脸污垢早已剃光头，且饱受屈辱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便一个接一个地，轮流狗爬向前，四肢着地，像畜生一样进食，他们没有任何进食工具，也不能用手进食，只能以低等动物的姿势和行为，享用他们的晚餐，此时，他们顾不上尊严，也不顾不上人格，果腹饱肚是一切动物赖以生存根本，即使是人类也不例外，所以，只要能填饱肚子，形式实在已经不重要，因为他们知道明天还要继续劳作，他们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捱到何时何月？
   
     其实，房间里面有些人早已想到死了，希望以死抗争，这样的侮辱受够了，但是，此时此刻，他们连死的条件和资格都没有，施暴者除了要你受肉体折磨，还要摧毁你的灵魂，掐去你的尊严和人格，这就是文革中的广州六中，半数以上老师们的遭遇，以至后来有位老师平反后，随即要求调离六中，发出‘再也不回六中’的誓言，直至到死，他果然真的再没回六中”，发此誓者，便是高一丁班的语文老师---笔者的朱老师，而朱老师等老师们受难的那个时刻，他的学生们仅距其咫尺之遥，可谁也没有想到，要去拯救他们的恩师于难。
   
     六中的高一丁班有点特殊，其特殊的是，“红二代”的子弟，占了55个同学的半数，自北京红色司令部的文革一声炮响，这有著55个同学的高一丁班，马上便分裂成几个派别，其中“根正苗红”者为“主义兵”，工农家庭者为“红联总”，其余剩下的便是属于“黑七类”家庭出身的子弟，是被这次革命批斗的重点对象，丁班有位女同学姓金，那时的同学们都不知道她的背景来头，在“黑七类”受过伤害的同学记忆之中，她是文革中打老师，斗同学最“勇猛”，“最狠”的那种，她不仅在高一丁班的同班同学中“赫赫留名”，也在学校老师们的印象中，深深地刻下了“怨恨”两字，以致三十七年后的今天，文革后重逢的老三届网站上，高一丁班有些同学把当年的旧影合照，放在网上“晒”给校友们看时，其中有张老照片因有其“倩影”，惹起曾经受害的师生们一片伤心地议论，最终只有把这张有其“倩影”的照片摘了下来，因为曾受过其伤害的师生们，都无法正面触目这段痛苦的记忆，而高一丁班的同学们，除了两名同学已经去世之外，从此其余的53名同学，三十七年以来，再也没有在校友会相聚时，济济一堂团圆过。
   
     记得有些年轻人，曾在网上好奇地问：当年的文革真是那么可怕吗？
   
     作为文革历史的“活化石”之一，当年的过来人，笔者的答复也是很肯定的，“可怕”，非常地可怕！
   
     “1967年的夏天，全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就像炎炎夏日不可逆转一样，派别斗争从最初期的‘文斗’发展到‘武斗’，六中的两派也毫不例外，泾渭分明，对立情绪日甚一日，一日，听说对立的一派，竟抓了我方的两位小将，关进教学大楼，我方就号召在校的同学包围大楼，实施营救，由于我方人多，于是很快形成包围之势，然而，对方也颇有军事常识，不但及早霸占了当时学校唯一的大楼，有四层的教学大楼，还利用教室里的桌椅板凳，把两头的上下楼梯口堵上，仅剩一人宽的小通道，还是呈之字形般的，让人易守难攻，对方从上往下，还持有石头烂木等武器，进攻者倘要赤手空拳攻上去，‘痴线’的都知道不可能，于是，我们转到大楼后面，利用那些平房教室，水泥乒乓球台等作掩护，出其不意跑上前去往大楼上扔几块石头，以示进攻，我和一个同学觉得躲在乒乓球台下碍事，于是就从教室里搬出一张书桌，再把一张椅子侧放其上，做成一个掩体，不但可以向前靠，还便于观察，正得意于自己的杰作时，想探出脑袋往大楼张望，只听“卟”地一声，我的右头皮一震，随即一股麻痛的感觉，鲜血便喷涌而出，前衣襟和地上各流一滩血，我伸手一摸，满手都是血，‘我负伤了’！大叫一声，手捂着伤口，转身就往大操场旁的总部跑去，去包扎止血，幸好头皮下是头盖骨，血管不多，很快血就被止住了，再仔细地摸摸伤口，那里有一个两三毫米的小包，估计那就是风枪子弹了，武斗结束后，那两位被抓的同学始终没救出来，而是日后不知怎地被放了出来，此后，六中的‘武斗’愈演愈烈，直至打到社会上，为此还有四个同学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那时真是不值啊”，这是讲述这段亲历的往事者结束语。
   
    广州六中的‘武斗’，是在全市的中学中，表现最为惨烈的，几乎文革中所有的广州大型武斗，都有著六中学生的身影，有几个同学甚至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确实十分的无辜，同学斗同学，学生斗老师，这是六中老三届无法抹去的历史事实，有些同学多年后不断地反思：“我们(当年)为什么要斗老师呢？昔日朝夕相处共同求学的同学，为何要(弄到)真刀真枪地兵戎相见呢”？当年的这些红卫兵们，自己也有著太多的为什么，太多的不解，有同学认为：“当年的六中不管哪一派（当然也包括了逍遥派），价值观都是一样，就是想誓死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当年对(毛)天神一般的信仰，包括追随中央文革打倒刘、邓、陶一样，今天回过头看，都是当年价值观的受害者，文革是一场灾难，今日之中国乃至世界都一致认同，而(在)这场灾难(中)，我们(红卫兵)是站在风口浪尖上，我们是斗老师、罢课、的积极参与者，(而各人的)表现与区别，仅仅是积极一点和消极一点而已，当然，最终的受害者依然是我们(自己)”而全校每一个六中老三届的学生，便都是亲睹这场人间惨剧的见证人！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成了六中老三届的命运转折点，全校老三届共有六个年级30个班，其中高中三个年级10个班，初中三个年级20个班，是按当时每班52人计算，约共有1570人，从现有的资料统计中所知，六中老三届有75位同学，已经永远地离开了大家，占统计人数的4.78％，而这些离世的同学当中，最早离开的许广新、谢佑璋、李灿祺、莫鑫浦四位同学，均于1967年的文革“武斗”中不幸陨命，其中年纪最大者也不到20岁，他们都是“文革”的牺牲品，留给师生们的是刻骨铭心的教训，和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文革后期，部份“红二代”同学已先期参军；大部分则同学去了海南岛南林、东岭两个农场，约占当年分配总数的三分之一；个别同学去了番禺万顷沙的珠江农场、湛江的国营农场和坪沙农场；部分同学去了博罗园洲、长宁和附城公社插队；也有部分同学选择了投亲靠友，在番禺、东莞、佛山、南海等地落户；而少数同学留校当辅导员，之后被分配到企业工作；部份初中同学留校升读高中，1969年后进厂或经师范学校培训后当了中学教师；极个别同学因病留城， 或随家人回迁原籍，从此这一代同学便命运不一，而其中大部份还历经磨难，人生路途多舛曲折......。
   
     有一位“主义兵”，于一九六八年参军入伍，成为了解放军的一员，因较为特殊的家庭背景，很快被抽调上特殊兵种，他并不知道这支队伍的性质，在部队他使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有著最优秀的军事教官指导，每天的枪械练习都有打不完的弹药，他很快掌握了擒拿格斗术，熟练地使用火焰喷射器等枪炮器械，各种轻重武器得心应手，枪法百步穿杨而且武功了得，这支部队的战士基本是四野子弟，与他们的父辈一样，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他们效忠共和国的军队，效忠林副统帅，后来才知道，直接领导他们的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有日)风声突然紧张起来，他们都全副武装地枕戈待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九月十一日的晚上，他们奉命在铁路线伏击火车专列，上级下达的死命令，火车上的所有人都格杀勿论，其结果(全中国人)大家均已知晓，当晚自然一无所获，事后他们都知道难逃一劫，因为不少军政已自杀身亡，这支棣属于“571工程”的联合舰队，二百多人的精英队伍全部被拘押，从历史上的教训可知，参予宫廷政变失败下场者，都会惹上杀身之祸，这时他才确切知道自己的命运，一切万念俱灰，在部队里被拘押三年后，由军人押解回广州，并被安排到一间机修厂当工人，这时他重新拿起书本，继续修读六中未完成的学业，感谢六中文革前良好的学习氛围，在广州业余大学修读完了机械工程专业，为以后的谋生奠定了文化知识和技能，他知道自己的那段政治背景，已决定了以后的命运，便毅然地离开工厂，为的是再没人知道自己的那段经历，一个人在社会上闯荡江湖，单打独拼，饱受冷眼、歧视与屈辱，其中艰辛一言难尽，在他的个人档案中，至今还保存著当年的资料，这是段无法删除的历史，红也好，黑也罢，他对无辜被人扯入“政治权斗”漩涡的命运，表现得非常地无奈。
   
     谈及对文革的反省，这位“主义兵”在讲述自己亲历的故事时，取的笔名为“思过”，思者；思考也，过者；过失，过错也，但有些老三届却不喜欢“过”啊，“反思”啊这类词眼，有人认为：“文革时期，上层权力的争斗，我们无从知道也无从理解，对民间而言，社会从极端的和谐，到极端的血腥之变化，不过是一两年间的事情，就像游乐场的疯狂过山车，急速起落让人亢奋一般，那几年的社会氛围，骤然间变得让全国人民无比狂热，记得当时从小学升上中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目是《我们学校的新气象》，内容范围离不开人的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可见斯时和谐社会就在眼前，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大家‘向雷锋同志学习’，于是大家就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忽然他老人家又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发动了极端暴力的文化大革命，于是原来得到我们尊重的老师都变成坏人了，培育我们的老师尚且是坏人，对立派的俘虏为什么不可以是坏人呢？既然是坏人，为什么不可以暴力对待呢？各种各样此类相互矛盾的逻辑，支配了我们的灵魂，广州机床研究所被攻陷之后，人们将一个肥胖的俘虏剥去上身的衣服，反缚双手，搬来一部手摇电话机放在他面前，一人猛力摇动手柄，另一人将电线的接头点触俘虏的身体，我不知道施刑的人看着俘虏身体颤抖、脸部扭曲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心态，那时，大概是有‘最高指示’在耳边时常响起，谁都觉得可以心安理得”。
   
     有些同学则不然，该同学因父母的文革经历，对这场运动持有自己的不同看法，他告诉同学们：“文革中我父亲也是革命对象，不管哪一派，旗派还是风派，都要打倒他，大会小会斗过多次，我不只一次挤在人群中，看着我的父亲在台上挨斗，很难描述当时的心情，担心，委屈，气愤（当然不是恨我父亲）皆有之，我不仅替父亲抄检查，甚至给他起草过检查(因为他有段时间血压太高)，因此我也从中了解了父亲的革命历史，我的父亲和你们的爸爸一样，‘始终坚信共产党，无论多委屈，多痛苦，都没有对党的誓言失去信心’，正因为如此，他虽受尽了凌辱，却没有像他的一些同事朋友那样，去自寻短见，这是我们家人一直以来最为庆幸的事，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父亲从文革开始，到被打倒，至平反“被解放”，直至去世为止，也包括‘六四’北京枪声不断，坦克轰隆的那段日子，他从没说过共产党半句坏话，我虽然很佩服父亲始终如一地这种信念，但我却无法接受他的信念，经历了文化革命后，我看透了人性中那极其丑恶的一面，残忍；野蛮；虚伪；阴险；也看透了那些所谓的政治大人物，视民众生命如草菅，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拿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冒风险”。
   
     高三甲班一个男同学，在讲起自己在文革中的际遇时，却对同班同学充满感激之情：“足足三十六年了，可是我依然忘不了文革中，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特殊事情，1966年文革初期，大约是六月底吧，校园内大字报一时间是铺天盖地之势，当时的大字报主要集中在教师办公室周围的墙上，不少大字报更直接把斗争矛头对准学校的老师们，不久我对一张大字报有不同看法，于是在某个星期天写了一张大字报回应对方，当初并不知道对方是谁写的，只是凭直觉感到此大字报咄咄逼人，是在整老师的，我写完之后自己的大字报后，已预感到会惹来麻烦，果然不出所料，差点引来了一场大祸， 不久的一个晚上自修前，教室里的同学正准备自习，忽然几个带着红袖章、身穿军装的男女，怒气冲冲地走进了高三甲班教室，他们手里拿着绛红色的武装皮带，武装带在几十位高三甲班同学的头上挥舞，口里在叫喊‘是谁写的那张大字报？站出来！……’，我分明知道他们是冲着我来发威的，可我当时没有勇气站出来承认，心里有点紧张、也有点害怕，我知道个人的能力太微小了，在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只能采取‘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策略了，沉默、沉默、再沉默，高三甲的全体同学依然保持著沉默，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双方在沉默中对峙着，结果这班人见高三甲班人心齐，加上我班的男生人数，多于他们数倍，如果真的打起来，估计他们几个还说不定吃亏，于是乎，他们几个嚎叫了几声，就灰溜溜地走了，说真的，当时有的同学明知道是我写的大字报，但他们并没有做‘叛徒’，没有出卖我，没有被这班狐假虎威的人的气势所压倒，而是显得很冷静、很沉着，这从客观上给了我精神上最大的支持，事后，有的同学对我说：‘他们几个看到我们班同学这么心齐，也不敢动手的，有一群大只佬在这里，怕他们什么’！ 我当时写大字报的动机，就是看不惯他们那些人的嚣张气熖，结果差点引来一场大祸，自己受伤不说，很可能还会伤及到班内的其他同学，事后我几乎可以认定，这就是一场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这也是一场心理素质的考验，虽然时间过了快半个世纪，如果当时我冒然站出来，承认大字报就是我写的，可能会被这班暴躁的家伙们，用武装皮带抽打几下，其间，也许会有同学站出来为我说话，但挨打是肯定少不了的，还可能被武装带的铜扣打破脑袋也说不准，如果那班人现在想起，他们那晚上来高三甲班滋事挑衅的事，他们也会觉得很好笑吧？ 我要向高三甲的同学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同学们为我的付出，是集体的力量，在文革中保护了我”。
   
     曾记否，当年的历史老师曾告诉学生，胡适博士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少女”，不过，毛泽东却坚决地反对胡适的历史观，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少女”，是根据人的主观意识去解读历史，那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在毛泽东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实事求是”，即：“是一说一，是二说二，严格地按照客观现实思考，去认识问题，从实际的情况出发，不夸大，不缩小，正确地对待和处理问题，求得正确的结论”，可惜，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又卖“矛”，又卖“盾”的，却令相当的一批红卫兵，开始在文革后期反省觉悟，虽其中也不乏有些人，至今仍顽固地坚持“共产主义”信念，捍卫毛泽东思想，坚决做保卫毛泽东的八三一，只是这网名为“831”者，在网上却屡屡被同学驳斥得要去“潜水”，不敢露面大肆阔谈，“晒”他那些七凑八凑的高论，尤其是对卢梭断章取义的解读，说什么‘真正的民主从来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有’，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被统治，这是就政府功能的基本前提，而多数人统治，少数人被统治，如卢梭所言，那就是‘违反自然的规律’，诸如之类，令同学中不少过来人慨叹：“所幸今日六中老三届中，只有一个如此的‘山人’”，足见三十七年后，因各人的际遇不同，社会“修行”各异的关系，这批老三届的派别分歧也还是没法根除，只不过今日的派别之分，已从当年的“红卫兵”，“黑七类”的阶级身份之别，转而在意识形态与政治观点上，分成了主张改革的“民主派”，与保毛的“五毛派”，最令笔者觉得“滑稽”“有趣”的是，有些铁杆的“五毛”派，却并不是当年那些根正苗红的“红二代”，而今日极力抨击社会分配不公，力主反贪“惩”腐者，恰恰是当年的“红二代”主义兵，造化竟然如此弄人，直让笔者觉得历史现实真是会与老三届开玩笑，当然，更多的老三届们，则沉醉在伺花弄草，喂鸟戏鱼，含饴弄孙的晚年生活中，“躲”进小家成一统,再也不愿管甚么国家大事的“春，夏”与“秋，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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