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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乌有日刊 | 作者：老田
老田：计三猛先生：造谣一定要“打草稿”——说说计某“搭陈小鲁的便车”编造政治谣言
附一：计三猛：陈小鲁在文革期间没有参加红卫兵 并明确反对打人武斗的暴力行为
附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陈小鲁口述(上)
附三：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
老田：计三猛先生：造谣一定要“打草稿”——说说计某“搭陈小鲁的便车”编造政治谣言
善意提醒，在网络时代，造谣要下功夫，不能轻率!以下几个方面，如果计三猛先生不能补充新的证据，就很有可能被视为谎言，说不定有一天计三猛先生说1+1等于2都不会有人相信的。请务必引起注意。
计三猛先生说：【66年在伟大领袖亲自发起的文革开始的时候，北京大学带头揪出宋平彭珮云等校党委领导，人民日报立即发表了伟大领袖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北京市的中学就开始了对校领导和部分老师的批判。】
这两句话里面就埋藏着三个谣言：北大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只是公开批评几个高官，有什么“揪出”可言，是你计三猛授予他们7人一张大字报就能够实现揪人的权力吗?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在8月5日才写的，开始还只是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内部文件印发，当时肯定没有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过，是不是在你计三猛自己私家出版的另外一份《人民日报》曾经刊载过?
明明是毛泽东决策撤销工作组、批评工作组镇压群众之后，官二代才出马接管“运动领导权”的，清华的贺鹏飞、刘涛等人成立“马上斗黑帮串联会”，反对蒯大富等受到工作组镇压的“少数派”起来批判工作组，同时中学生中间的官二代提出“鬼见愁”对联，并成立西纠等组织在社会上搞法西斯式的暴力行为，你和陈小鲁不就是这么当上“校文革”的头面人物的吗?你们七月底八月初的行为，明明是下为了对付挨整的少数派，上为了软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工作组的批评，这怎么成了执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精神呢?六月份的社论你们到了八月份才想起来要去执行，计三猛先生，你自己相信吗?下次造谣最后还是打一打草稿吧!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成立红卫兵，打出“造反有理”的旗号，并得到江青的公开支持。一时间“江青阿姨真爱我，阿姨给我送苹果”风传北京。紧接着出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而且把它当作战斗口号，开始批斗所谓出身“地富反坏右(四清运动官方用语)”家庭的“黑五类”同学。】
彭小蒙后来参与冲击公安局被抓，才写了首诗“遥忆当年送沙果, 江青阿姨真爱我, 且看今日送果人,戴上手铐把牢坐。”这首诗怎么可能在你们逼死书记打残老师的1966年8月份就听到呢?计三猛先生在媒体工作多年，造毛泽东和江青的谣看起来已经成了职业习惯，但是你为什么要造谣造到彭小蒙头上去呢?毕竟她还是你的战友嘛，这么做是不是不厚道!
应该如实地承认，在高校中间把学生打成反革命的“反干扰”“抓游鱼”运动，是你们的父辈决策并通过你们之手去实施的，王光美在清华亲自指导的“反蒯运动”就是反干扰运动的一个经典样板，也就是说，派工作组去学生中间抓反革命是“官一代”的功劳，这个功劳被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抹杀，同时中央文革小组还支持蒯大富这些受“官一代”和“官二代”联手镇压的“少数派”起来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候，计三猛和你们的朋友陈小鲁冲出来了，一面开始“斗黑帮”，一面开始打击“黑五类”。应该说，这个时候“官二代”创造并执行的法西斯暴力行为，是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反对的，正是因为如此，你们没有想要悔改，而是转而开始反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针对部分红卫兵的暴力行为，陈小鲁、吴新潮等同学、倡议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小鲁出面征询四中，六中和女附中同学的意见，一致同意。
西纠成立后，很快与正在冲击地质部，国防工委，四机部等重要国家机关的大学红卫兵组织，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新北大公社红卫兵和北师大红卫兵，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等组织发生激烈对抗。西纠集中许多中学学生，在这几个部委与前来揪斗干部的大学生发生肢体冲突。后者向背后激励支持他们的江青告状，67年底西纠作为保守组织被江青宣布解散。】
西纠成立之后，就开始大规模搞抄家、破四旧等暴力行动，虽然受到文革小组和毛泽东的批判，但是你们还自封为“革命行动”，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陶Z还组织《好得很》社论在《人民日报》上为你们的法西斯暴行喝彩。而且，你们西纠的第四号第七号通令要把“黑五类家庭”赶出北京，这种倒行逆施竟然受到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等人的坚决执行(此时李雪峰已经回华北局了)。
非常可笑的是，提出搞暴力并实际上实施暴力的人群，喊出“红色恐怖万岁”的人，除了你们这些官二代的组织之外，难道还有别人吗?
何长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间承认：因为地质学院的造反派静坐示威，要求邹家尤回去检讨，是他把你们这一支法西斯别动队请去地质部搞武力镇压的，中学生竟然能够把大学生打得头破血流，这就是计三猛先生所说的轻飘飘的“肢体冲突”?!是不是因为“官二代”身上都遗传了“官一代”的武功，要不然中学生肯定是打不过大学生的，这个事情上，计三猛先生倒是一个权威，更能够说清楚为什么大学生反而打输了，或者说只挨打不敢还手。
计三猛先生说：“不理解为什么伟大领袖要如此纵容和鼓动社会暴乱，冲击各级党组织。”假如真是这样的话，你们这些官二代的法西斯组织和暴行，都曾经得到过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请拿出证据来!!!
附一：计三猛：陈小鲁在文革期间没有参加红卫兵 并明确反对打人武斗的暴力行为
看到 “参考消息”转载国外媒体报道。称陈小鲁就曾带头批斗和送人去劳改向他在北京上学时的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道歉。
这一报道不准确。鉴于这条新闻载于新华社在国内发行超过500万份的头号公开报刊，我不得不出来澄清事实。
我是陈小鲁当时的同学，也是当时校文革的成员。与小鲁至今保持密切联系，是他那个时期的见证人。
66年在伟大领袖亲自发起的文革开始的时候，北京大学带头揪出宋平彭珮云等校党委领导，人民日报立即发表了伟大领袖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北京市的中学就开始了对校领导和部分老师的批判。
八中也出现了批斗校领导的情况。那时我们都是揭批校领导的积极分子，这是我们要向老校领导真诚道歉的。
后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成立红卫兵，打出“造反有理”的旗号，并得到江青的公开支持。一时间“江青阿姨真爱我，阿姨给我送苹果”风传北京。紧接着出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而且把它当作战斗口号，开始批斗所谓出身“地富反坏右(四清运动官方用语)”家庭的“黑五类”同学。
我曾经问小鲁，八中成不成立红卫兵?
小鲁：不成立。
但是不久初中的同学就自己成立了红卫兵。
我们都拒绝佩戴袖章。也没有参加那个红卫兵。首先令我们反感的就是，封建血统论的对联。我和金伯宏同学还写了反对对联的大字报。
但是，文革在伟大领袖的强力推动下摧枯拉朽地前进!
八中校领导也被迫参加劳改，出现了一些学生揪斗，挨打，戴高帽等侵犯人权，践踏尊严的暴力行为。校支部书记华锦自杀，副书记韩久芳被打残.
陈小鲁作为校革委会主席，也试图制止这些暴力行为，然而在那种形势下，他个人又有多大的能力呢!这是他在博文中深深自责的。
他住校，每天在学校。有时候回家换衣服。他跟我的私下交谈中，不理解为什么伟大领袖要如此纵容和鼓动社会暴乱，冲击各级党组织。
小鲁当然没有参加任何上述暴行，他从思想上就反感这些暴力行为，不明白为什么这种非法暴力行为不仅没有受到有力的制止，反而是伟大领袖在此期间，一次再次连续八次，以高昂的战斗激情一再鼓动全国红卫兵和造反派继续造反，继续扩大战果。
这使小鲁非常苦闷，他常常在学校的学生宿舍里读书到深夜。他徒然地努力想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合理的解释。
针对部分红卫兵的暴力行为，陈小鲁、吴新潮等同学、倡议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小鲁出面征询四中，六中和女附中同学的意见，一致同意。
西纠成立后，很快与正在冲击地质部，国防工委，四机部等重要国家机关的大学红卫兵组织，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新北大公社红卫兵和北师大红卫兵，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等组织发生激烈对抗。西纠集中许多中学学生，在这几个部委与前来揪斗干部的大学生发生肢体冲突。后者向背后激励支持他们的江青告状，67年底西纠作为保守组织被江青宣布解散。
后来小鲁成了逍遥派，当时全国各地还盛传“陈毅之子陈小虎”在某地某地如何如何，都是讹传。据说上海市革委会红卫兵接待站曾经郑重其事发信件给陈毅同志，称其子陈小虎在上海串联借款200元粮票若干两，敦促陈毅归还。
此时陈老总已经被外交部造反派穷追猛打，看了很生气：
“什么借款200块!一块也没有，老子就没有陈小虎这个儿子!”
为了避免牵涉陈毅，总理于是赶紧安排陈小鲁到辽宁下连队去种水稻，劳动锻炼，从此离开八中。
这就是陈小鲁在文革中所作所为的历史真相。
陈小鲁历来就没有纨绔作风。跟现在的“我爸是李刚”之流天壤之别。
他一贯秉承父母亲的教诲，生活朴素，平凡学生，认真读书，尊师重教，独立思考，从不高人一等。一双旧皮鞋竟然是开底的，小鲁满不在乎。
他在出任校文革主任的时候，对老师们说的一句最重的话，是“过去是三娘教子，如今是子教三娘”，这是出自伟大领袖的内部讲话。他没想到“子教三娘”后来竟是却如此暴力!
1988年陈小鲁在离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武官职位之后，回到北京。
在同学们的接风洗尘饭桌上，同意大家的建议，组织“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他出任主席。
此后，在同学会策划成功“北京世界公园”项目，陈小鲁等建议把所获报酬捐赠同学会，设立“奖教基金”，用于对母校教师的生活补贴。
这笔奖教基金发放已经20年余。
设立这个特殊基金的深层动机就是向在文革中无辜被迫害的老师们的弥补。
这是陈小鲁一贯的情操和品德。
现在，陈小鲁主动提出向老师们道歉，并且安排登门拜访老的校领导，与老师们聚会，当面向他们郑重道歉信，向他们鞠躬赔礼。
我曾经提议是不是让当时真的揪斗过老师的初中生们也来道个歉?小鲁说不用，他们都是未成年人，可以不负民事责任，我代他们鞠躬道歉就是。
这不是作秀，也不是炒作，更不是哗众取宠。
他的道歉信是在同学会博客上征求意见，不知被谁发现，一时轰动。而且媒体大炒，以讹传讹，甚至新华社这样的官方权威媒体，竟然也加入其中，报道不实，甚为遗憾!
其实要报道就刊登小鲁自己的博文，那里既有道歉，也有反思，也有分寸。
我对小鲁提起这些纷纷攘攘，他并不以为意。
他说，只要我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别人怎么看怎么想，都无所谓。
小鲁还说，实际上学生教师校领导，无论家庭出身如何的，文革派别如何的都是文革浩劫的受害人，只不过是受害有先后，挨整各不同而已。还要分谁谁比谁谁更怎样，倒是群众斗群众的文革遗风了。
我作为当事人，同学，曾经的中央媒体的资深新闻记者，特此澄清。
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首任秘书长 计三猛
附件：
参考消息网8月22日报道 外媒称，中国共产党传奇将领、政治家陈毅之子陈小鲁在博客上公开向文革时期在学校受到他迫害的人道歉。
据法新社8月21日报道，陈小鲁就曾带头批斗和送人去劳改向他在北京上学时的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道歉。
19日，他在北京八中校友会博客中写道：“今天我想借网络向他们表达我真诚的道歉。”一些中国内地和香港媒体21日刊登了这一道歉。
现年67岁的陈小鲁是陈毅之子。陈毅曾被授予元帅军衔，担任过外交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遭到迫害，于1972年逝世。
报道称，近来一些经历过1966年至1976年那场浩劫的老人表达了一系列类似的道歉，陈小鲁是最新的一个。
陈说，虽然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但这种“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
报道指出，在批斗大会上，“红卫兵”小将虐待官员、知识分子、邻居，甚至亲人。人们受到公开羞辱——常常被迫戴上高帽子和其他侮辱性标志物——有人因不堪折磨而自杀。
附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陈小鲁口述(上)
采写：徐绥之•黄晓一•编辑：陈晓彬•米鹤都•
〔编者按：本文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米鹤都：《编者的话》见本刊 zk1102c： http://museums.cnd.org/CR/ZK11/cr619.gb.html#1〕
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1946年7月生于山东，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初，他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不同意血统论的对联，没有参加红卫兵。后为维护社会秩序，他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文革中有关他的谣言四起，难辨真伪，甚至影响到了他的父亲，于是1968年4月被周恩来送到部队监护锻炼。一年半后，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以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我真不知道父亲是做什么的
我1946年出生在山东，最早类似“潜意识”的印象，是坐在船上去大连。那是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时候，部队就把我们一批家属海路转移到了当时苏联红军控制下的大连。在华东野战军打下济南后，我们才回到山东。
我四岁的时候，家搬到了上海，我被送进宋庆龄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幼儿园。那时我的脾气很倔，不愿去幼儿园。不管大人用什么办法，我就是不吃饭，又哭又闹，居然在幼儿园绝食了三天!最后，幼儿园把我退回去了。她们说，你们家这孩子，我们实在管不了，太倔了。
那时候，我家住在上海兴国路的一座小楼，现在好像是家宾馆。我印象中，父亲很忙不太管我。我早上经常不起床，有时到中午吃饭都不起床。有一天，他不知道因为什么发脾气，吃中饭时又听说我还没起床呢，一下就急了。他冲上楼，说：“养这孩子有什么用啊?”抱起我，就要往楼下扔。当时不仅把秘书们都吓坏了，也真就把我睡懒觉的毛病治好了。后来我一直早起早睡，到现在都保持着这个习惯。
我6岁进了上海南洋模范小学，那是所一流的学校，但不是干部子弟学校，当时上海就那么几个共产党干部，所以也没有什么干部子弟学校。我那个班的同学大多是1945年出生的，我比人家都小一岁，个子儿也小，所以在学校里，我属于那种“跟屁虫”。在外面和同学玩，我只能跟着别人后面乱跑。一、二年级时，因为在家里学了点儿东西，我功课还好。三、四年级以后，爱打乒乓球，爱下围棋，整天就想这些，学习就差些了。
我家是1955年搬到北京的，先住在东交民巷新八号。在那里和罗荣桓、贺龙、张鼎丞住邻居。我起初上的是北京育英学校，大家都住校。我感到和同学们一起玩，特别痛快，特别是星期天。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有生活老师管。父母在外地工作的同学大概十几个人，星期天阿姨放假，他们就撒欢儿了。我小时候虽然不愿意上幼儿园，但这时我却特别喜欢住校，星期六也不愿回家，周末整个校园就成了我们这些不回家学生的天下了。有一次，我有一个月都没回家。母亲不高兴了，说：这孩子怎么老不回家呀?这不行。在育英上了一年之后，母亲就把我转到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走读。
在育英学校时，人家问：“你爸是干什么的?”我只知道我爸叫陈毅，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到了实验一小，同学们有的说，我爸爸是司令，他爸爸是部长。在家里，父母从不跟我们讲什么职务、级别这些事儿。我就觉得他也是个“干部”吧，在政府工作。后来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父亲是外交部长、副总理，是个大干部。我记得很清楚，在第一实验小学毕业时填表，班主任才知道我是陈毅的儿子。他说：“哎呀，我根本没想到，你是陈老总的儿子呀!”
实验一小里有一些干部子弟，但我不大和他们在一起。我经常到小胡同里串悠，和一帮平民子弟们一起玩，也到人家家里吃饭。但是我从来没有邀请过同学到我们家去玩过，因为我知道这会很麻烦。
我从小就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这可能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特别喜欢古典文学、围棋这些。八岁开始学围棋，但不是父亲教的，是我自己看别人下棋学会的。读古文方面，父亲有时管一管，把我抓过来，看看书法，要我背诵古诗词什么的。
◇ 中南海的日子
1958年我家搬到了“海里”(指中南海)。我们家是在怀仁堂西侧的一个夹道内，这里据说原来是宦官还是宫女住的，叫庆云堂。这个夹道内有四家。第一家是李富春，他家门的朝向和怀仁堂平行，那个院是标准的四合院，差不多有十来间房子，大约八百平方米吧。正房有七间，比较宽，侧房也有个五间吧。他家侧面是个夹道，我们都走这个夹道。这个夹道第二家是侧面开门，是谭震林家。第三家就是邓小平家，第四家是我们家。我们这四家住得比较近。怀仁堂后边原来是林伯渠住，怀仁堂的东侧是董必武、陈伯达家。
中南海里面分三个区，我们住的这片叫乙区，然后走西门。甲区是毛主席、杨尚昆他们住，中央办公厅在甲区，刘少奇原来也在甲区住。林伯渠去世后刘少奇搬到他那去了。甲区和乙区之间是有岗哨的，好像是甲区可以到乙区，乙区可以到丙区。乙区到甲区要经过登记手续。我当时很规矩，就在乙区和丙区活动。中南海有两个游泳池，据说是毛主席用《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修的。一个室内的和一个室外的。丙区是国务院机关，周总理的西花厅在丙区，还有普通干部住在里面，文化革命中就全给清出去了。
那时候中南海很热闹。夏天的环境很好，可以划船，可以游泳。，一般人中午12点以后可以去游泳，游到一点半就离开，因为两点钟要上班。毛主席在北京时，一点半后肯定来游泳。他有一个专用的更衣棚子。换了衣服，就下水游泳。一些小一点的孩子们一点半上来以后，换衣服的时候就故意磨蹭，这样就可以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看到这些小孩子们，有时就会招呼：“你们都来游啊!”毛主席说了，谁还敢管?小孩们喊着，“毛爷爷好”!就纷纷跳下水。那时我年纪稍大一点了，比较自觉，不会这样做。冬天，中海结冰了，会铺溜冰场，还有人管理，就在离北海大桥不远的地方，我们就在上面滑冰。
丙区有个紫光阁，边上是国务院小礼堂，经常放电影。原来放电影，一是甲区有个电影厅，给主席看，有时候我们也去看。后来我们主要是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比如像“冰山上来客”等我都是在那里看的。当时童小鹏也住中南海，他不但爱摄影，自己还有个小的8毫米电影放映机。他有些二战的片子，二战那个大海战等，他有时也放电影。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要买票，一般都是外边公演的。偶尔放一些内部电影，但不让我们小孩看。门口会挂个小黑板，只准成年人看，小孩不得入内，那就属于内部电影了。我们看到那个牌子就自觉不去了。有次，童小鹏的儿子不满意了，他就自己写个牌子：今日电影大人不准入内。好多干部都在看，怎么回事啊?就是他在那放他的小电影，不准大人入内，很搞笑。
我们那时还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叫“chua”〔1〕队，这个字在字典上找半天还找不到，最后我们就用“刷”字代替。我们那个球队都是中南海的孩子，当时经常的对手是中南海8341部队的各个中队。中队相当于连，一中队、二中队都打不过我们，而且很恼火，因为他们写个二中队，我们写个“刷”队。他们一看就恼火，就想“刷”我们，但是各中队绝对没有一个能赢我们的。不过，8341部队有个东风队，有点半专业，他们参加大军区的比赛。我们跟他们也打过一场，输得很惨。我们还跟八一女篮打过一场，在八一体工队。上半场我们打得很凶，她们才赢了两分。后来她们的教练急了，亲自上马，老将出马真是不一样。投篮准得不得了，现在的三米线左右，出手就有。你根本看不住，只要拿到球很快就出手，你扑都来不及。这样赢了我们十来分。那些运动员很不满意，下来跟我们说，早知道跟你们打，上午我们就不训练了，都已经很累了。另外说，跟你们打球，好像进了花果山了，意思是我们动作五花八门。
住到“海里”以后，有时就能见到毛主席了，但大多是离得远远的。因为中南海里有规矩，孩子们不能干扰领导人的工作。当时就是遇到刘少奇、周恩来这些领导人，这种场合我一般也都不问不说，规矩挺大的。中南海的生活环境一开始还比较宽松，有些院里的孩子，可以带同学进海里来玩，登记一下就行。但是我们家的孩子都没有，因为父母交待了，觉得是中央重地嘛，所以我从来没有带任何同学进去。当然住中南海里面各家的孩子经常是串来串去的，这个人家也不管。孩子们相处得都还可以，一般不怎么打架，比较和谐。那里的生活就是大人管大人，小孩自己管自己。原来呢，领导人之间也还互相往来，后来共产党内部情况也是有点紧张，就不太往来了。一般来讲，他们之间也不是经常串门，工作忙嘛，另外估计也是串门怕串出问题、惹麻烦。像我父亲在的时候，一般只带我们到总理那儿串串门，散散步，他们工作关系比较多。
◇ 政治启蒙
住到中南海那年，我上初中，进的是北京四中。也就是那一年，我有点开窍了，关心政治了。
那时小孩子们讲的“政治”，一个是国际大事，另一个就是党史。当时整个中国在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大炼钢铁等。学校给学生们开设了政治课，还经常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政治课讲“一大二公”、讲共产主义，还以“解放台湾”为题开展过课堂辩论。我当时发不了言，只有听的份儿。四中是干部子弟扎堆儿的学校。对这些政治问题感兴趣的、参加辩论的多数是干部子弟，不少干部子弟那时候就比较有政治意识了。比如林立果〔2〕，只比我大一岁，可好像什么都知道，林彪似乎有意让他看中央文件。他也愿意对我们说，就是这帮子干部子弟，在政治上启蒙了我。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姓王的同学，也只比我大一岁，却可称作是我的政治启蒙老师了。他给我讲了很多事，现在我还记得两件事。一件事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下面有个手枪队，谁要不听他的话，他就让手枪队枪毙谁。我听了后，觉得不可思议：不都是共产党，不都是红军吗?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另一件事是，赫鲁晓夫不好，如何如何……当时我也不太懂，听了后，又对另外一些同学说了。结果立刻被一个同学抓住：“好，你反苏!我去告老师。”当时中苏的分歧还没有公开化，社会上还在讲中苏友好。“反苏”就等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呀，是严重的政治罪名。这把我吓得够呛，有好几天，都不敢抬头看老师的眼睛啊，以为自己“犯大错误”了。那时起，我就明白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虽然都是朋友，但是和这帮朋友说的话，那帮朋友可能理解不了;那群朋友说的话，这群朋友可能不爱听。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只是说说而已。
初二那年，我得了肝炎，后来又得了肾炎，休了两年学。因为老治不好，父亲挺着急，就把我送到上海的华东医院去治。华东医院是高干医院，住院的都是军长、市委书记这类人。他们也知道我是陈毅的儿子，聊天时也不避讳我。经常听他们聊天，也算是另一种政治“启蒙”吧。我记得有人讲到批判彭德怀，那人讲：彭德怀是军阀作风，然后指着我说，他老爸是马列主义作风。我当时听听也就过去了。彭德怀是谁?不大知道。后来知道了有彭德怀“反党集团”这么回事儿，但是他怎么反党，还是弄不清楚。不过我也不问父亲。一是他从小就告诉我们：“我的事，你们不要管，不要多问。”所以我们养成了这个习惯，自觉地不去问。第二个呢，是怕讲错了，可能父亲挨训。
记得有一次他问我们几个孩子：最近中央决定，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了，让刘少奇当，你们学校传达了吗?你们有什么想法啊?我大哥接茬说，感觉“比较突然”。父亲有点不高兴，说：“怎么突然啊?少奇同志很早参加革命，也是党的领袖嘛!”
所以对父亲，我从来不提问题，也不主动说。他要问我什么，我能搪塞就搪塞过去，这样就给他留下一个迟钝的印象。他说，昊苏〔3〕文采比较好，老三(我排行老三)比较迟钝，但是比较忠厚。这是他对我的评价。父亲对我们子女有规定，他写的诗词，我们可以看。但文件，我们不能碰。偶尔听到父母之间谈工作，不能插嘴问。父亲经常说，父母在家里说的话，你们即使听到了，也不能到外面去乱说。我父亲从来不把党内的事情跟我们讲，讲党史都很少，有时候他跟我妈妈有一些交流，就说你们出去吧。
不过偶尔听到父亲在家里讲过的一些话，却对我后来影响很大。当时中国开始批判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排除异己”的时候，父亲有一次说，毛主席讲：苏联党内矛盾比较大，我们党比较团结，没有苏联的那种情况。当时我印象很深，到了文化革命中，这实际成为我怀疑运动的依据了。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一个是“我是我、你是你”，别有什么优越感。他常对我说，你生活、学习的条件这么好，都不是你自己创造的，你不能有优越感。另一个就是告诫我：“一将功成万骨枯”，意思是讲：他的功劳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党，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多少人的牺牲换来的。今天做大官，不能忘掉老百姓，不能忘掉牺牲的战友，子女更不能以父母的地位去自居。还有一层意思：他确实不赞成子女长大从政，从不在政治上刻意培养我们。他要我们学科学技术，要有一技之长。我哥哥昊苏当时想考文科他就没同意，所以昊苏考的是理科。
父亲反复强调不能有优越感，就是因为干部子弟容易有优越感，因为他知道的比别人多，他父亲的官比别人大，他生活条件比别人好，他可能有自然红的思想。我父亲反对这个。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思想，经过多年熏陶，对我的人生观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总的说，我在少年时代，头脑里人人平等、工作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概念非常强。长大后，和我接触过的大多数人，都觉得我没有什么“干部子弟”的优越感。老师同学都说，不知道你家庭背景的人，根本就不觉得你是干部子弟。记得休学期间，我在家看古文，看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它一下子就进入我的脑瓜了。我觉得这话太有道理了，和父亲平时教导我的这一套相一致。从那时起，我就逐渐把这句话作为做人的信条了。
◇ 文革前的学潮
1963年，我高中上了八中。八中学生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干部子弟，三分之一知识分子子弟，三分之一是当时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工农子弟少。干部子弟，家庭里的学习条件优越;知识分子家的孩子家教好;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子弟处于社会底层，受到歧视，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刻苦学习。所以要考入八中的分数都很高。我从四中来的，但考八中时，分数还是稍差了一点，是“照顾”进去的。那时可能只有像我这样的才能得到这种“照顾”吧，父亲太有名了，我的分数就差一点点，学校说，那就让他进来吧。
到了高中，我开始真正关心政治了。1965年，社会上正搞“四清”运动。社会上各种渠道都在向我们灌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些东西。当时在“四、六、八中”〔4〕，还因此闹过一次学潮。
那年，毛主席和王海容、毛远新的谈话中，批评了当时的教育制度，其中还把学校领导和老师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谈话也许是被有意地记录下来，并流传到社会上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处于心理逆反期，肯定和学校、和老师有些矛盾。来自最高权威的说法，正好迎合了我们的逆反心理。
当时的中学生已经不是小绵羊了，像我们班闹得都出名了，常做一些出格的事。那时，冬天教室都靠生火炉子取暖。我们教室在二楼，有的同学蔫坏，把一个挖煤用的铁勺子，放在炉子上烧烫了，再用绳子把铁勺子从楼上沿窗口吊下去，一会儿提起来、一会儿吊下去。楼下是老师的办公室，靠窗户边的年轻老师，看见窗外勺子一会儿下来，一会儿上去的，他也好奇，就伸手去抓，结果烫得他“哇”地叫起来。老师气得不得了，但一点办法都没有。他知道如果上来责问，那同学们会说：“没人让你去抓煤勺子呀。”
还有一次，学校的团总支书记给我们班讲团课。大家都在认真听讲，有位同学就不睬，埋头做作业。老师不高兴了：“我在讲课，你不要乱写了!”这个同学说，“你讲你的团课，我写我的作业，我又不是团员。”把老师顶得够呛。老师怎甘示弱：“你不愿意听，可以出去嘛!”同学回答得更绝：“这是我的教室，我为什么要出去?”噎得老师一下没话可说。
那年中学“四清”在四中试点。当时，四中学生在知道了毛主席谈话内容后，就闹起来了。无非是认为校领导贯彻“阶级路线”不彻底，干部子弟觉得受压制。八中有同学了解后，也在私下串联开会。那时八中高三⑷班团支部组织批判一个家庭出身不太好，平常有点特立独行的学生。那个学生认为推动个人进步有“两台发动机”，一台是个人成名成家，另一台是为革命而学，两台发动机都要，可以跑得更快。于是，大家就批判他是“白专道路”、“反动学生”。学校党支部当然不同意批判学生，这样双方就产生矛盾。于是高三⑷班团支部就向各班干部子弟求援。大家都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开始在学校里贴大字报，批评校领导。我还专门去找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他的孩子是我原来的同学，也住在中南海里。张际春对我说：“四清”你们可以搞嘛，但要有部署地搞。你们年轻人，学校有问题，要帮助解决。对此我感到鼓舞。
当时我觉得，学校对我们这些干部子弟是有些压制，对高三⑷班团支部也表示支持。我们班的干部子弟们，还提出了“为什么陈小鲁不能入团”的问题。大家认为我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各方面都比较优秀，可为什么就是不发展我入团。这时，团支部就发展了我，而且马上就让我当了团支部书记。
我主持团支部后，曾经正式做过一个决议。“决议”认为，我们班出身不好的同学，表现都很好，没有高三⑷班那种出身不好、表现“反动”的学生。在我的主张下，我们团支部还很快发展了一个表现很好、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入团。对我来讲，实际就有了双重标准：在学校层面，我很“左”，支持高三⑷班团支部，认为那个学生是“反动学生”;在我们本班，并不认为出身不好有什么问题。
后来，北京市委把我们这些学生头儿都召了去，市委副书记万里讲了话。他说，要“内外有别”，不要写大字报，学生还是要读书的。讲完话，学校方面很高兴。之后，学校召开发展新党员的支部大会，就把我们学生中的团支部书记也都叫去参加。会上严厉批评了几个积极要求入党的学生，他们因参与了写大字报和闹事，都做了检讨，“归顺”了。实际上我明白，党课就是讲给我们听的。因为那几个学生已经是“顺民”了，而我们这帮人，还不大顺溜，学校其实是对着我们来的。我们不是党员，又没有发言权，只能坐那儿老老实实地被训，当“陪绑”的。我听了当然不舒服，也有口气。
干部子弟那时有点先知先觉，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量比较大，比如说主席对毛远新讲话，与王海蓉的讲话，对教育制度的批判，首先是在干部子弟里传起来的，普通同学就得不到这个信息了。这就激发干部子弟去思考，或者是对现实进行批判。因为这个讲话矛头很明显是对现实教育制度的批判，什么“要考三分”啊，这跟我们常规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干部子弟讲培养革命接班人，认为我们自然就是接班人，谁接班也没我们接班好，有这种优越的思想。还有，他们觉得学校当时的阶级政策是“重在表现”，并没有完全实行阶级路线首先强调的“有成份论”。事实上，应该说政策还是有倾斜的，文革前中学入党的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团员干部多数也是干部子弟，但是总觉得不够。干部子弟还有个特点，互相之间串得比较厉害。父母是战友，子女往来就多些，大家一串知道的情况就更多了。这样，文化革命一开始他们当然就是急先锋了。
转眼就到了1966年，我也上了高三。社会上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却越来越浓。先是批判什么“三家村”〔5〕，很快又批判“四家店”〔6〕，越来越紧张了。到6月份，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了，学校停课，国家宣布取消高考。一宣布不高考了，全班同学都高兴得不得了，把书都扔了。
◇ 文革是场窝里斗
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后，全国就乱了。一次在家吃饭的时候，父亲和我们谈过一次。他说，“文化革命来势汹汹啊!你们学校怎么样了?”我说，学校停课了。他说，这个斗争很复杂，你们要把握住自己。他还说：“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有人找你，你也不要管，不要问，不要介入进去。你学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也不要跟我说”。这样，我们就算“划清界线”了。当时我觉得这样挺好。所以，后来我所有的行为，跟父亲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向他报告过，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些事情。
文化革命开始，我就搬到学校去住了，有时连周末也不回家。后来，我母亲去工作组了，我父亲在外交部也“着火”了，大家都在“运动”中，交流很少。对外交部的运动，我从来不问，有意识地不问，“避嫌”，免得被人抓到，将来出什么事。那时候，对党内斗争问题，我是比较谨慎的。他们也是这样。
我们八中的运动是从前任校长的事情开始的。他原来是解放军少校，大约在1960年转业到八中，担任党支部书记。他把部队那套“三八作风”带进了八中，要学生们像士兵一样操练。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学生普遍营养不足，要减轻负担。学校的其他领导因此批评了他，后来他调到六中去当校长了，但他始终对这个事情不满意。八中也有一些老师支持他，对八中后来的领导不太满意。
文革一开始，就有人把这件事翻出来了，认为老校长代表解放军的作风，受到“修正主义黑线”的压制。另外一件事，就是前面说的“高三⑷事件”。北京市委成黑线了，万里他们的讲话，肯定就是“黑话”了。大字报也就一下子贴满了校园。6月9日，又有大字报揭发说，学校有一个工友因生活艰难而卖血，那在当时是非常“煽情”的。大家觉得学校领导不关心工人的死活，没有一点阶级感情，完全是资产阶级!学生就自发地开大会揪斗了学校领导，会场上，学生情绪都非常激动。
不久，团中央的工作组就来了，控制了局面，并把我还有另外两个同学吸收成为工作组成员，并宣布校领导靠边站，检讨。我从一开始就是个学生领袖，还专门给老师们训过话。我说，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后来这也成为学生运动的一句名言。工作组主政的那段时间，整天就是开会，要求结合八中的实际学习报纸上的社论，很枯燥。大家谁也不知道运动该怎么搞下去，工作组也没谱，一天天混日子。
7月29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那一次我在现场，而且离主席台特别近，印象也特别深。那天，毛主席本来没有出席大会。在刘少奇讲话中间，毛主席突然从后台走出来了。他走过刘少奇身边时，刘转身想跟他打招呼，毛主席根本没理他，可以说看都没有看刘一眼，就过去了。我当时就觉得，不大对头啊!我以前见到的这些领导人碰面时，都不会这样呀。过了几天，有人对我说：出事了!毛主席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刘少奇可能够呛。
当时我就觉得，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很团结吗?现在怎么不团结了?我还想到，彭真，罗瑞卿都曾经得到重用啊。有一次在北戴河游泳，罗瑞卿还教训我们说：“你们这一代人，很幸福啊。可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大国沙文主义呀，要搞国际主义”。怎么他们一下就被打倒了?可是中央讲了，他们是反革命，那他们肯定是反革命。可我也“眼见为实”啊，与他们接触过，他们不像反革命啊，真搞不清楚!
当时我还听说，也有些领导人的子女还跑到彭真家去造反，斗彭真，并让张洁清阿姨〔7〕在地下爬。我一听，心里特别难受。文化革命，“造反”就是这样吗?他们都是长辈啊!过去我家和彭真这些人家里的关系也是挺好的，见面都要叫他们“叔叔、阿姨”的。我就觉得心里非常难受，不理解。我真的没法理解，可能是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感觉在里头。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对文化革命产生不好的感觉，就是四中的干部子弟之间的矛盾。那是7月29日大会之前，因为我原来是四中的，有不少熟人。我跑到四中去串联，听说他们正在开会，我就去听听。我进去以后发现，四中的干部子弟学生分成了两派，在吵架。他们都是我的朋友，看到他们对峙，我特别难受。文革运动刚刚开始，怎么就闹起来了?自己跟自己斗，朋友和朋友斗，这还有什么前途啊?那天我一宿睡不着，想得特别多。我觉得，这不对呀，这么闹下去，好像就是窝里斗。
◇ 主席说：陈小鲁不提倡打人
7月29日人民大会堂的会议，等于宣布了撤销工作组。之后，各学校大多模仿巴黎公社原则选举“校文革”，来领导学校的运动。八中选举校文革是工作组撤了后，由我们几个学生领袖组织的。
我以前当团支部书记，我知道该怎么干，心中有数。可在工作组干了一段以后，就觉得这文化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心里很虚。所以我不想进校文革，可选举的结果，我得了1100多张票，差20多票就满票了。那时的青年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也是众望所归。大家选你了，没办法，只得干。
进入8月份以后，红卫兵兴起。八中也有些同学成立了红卫兵，还有的同学宣布“解散共青团”。当时我组织观念挺强。我想，红卫兵是什么啊?三个人一组织就成立了，入团可是宣过誓的。红卫兵要取代共青团，那也得党中央说了算啊!我对他们说，不要胡来，你们要退团就退团，我是不退团的。
接着，红卫兵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我不同意这样的口号，也没参加红卫兵。很多同学也都不满意，记得有一次学校开大会，高三的一个同学，他父亲是解放军的将军。他上台讲话时，下面有人喊：“报出身”!他故意说：“反革命”!说完，就把麦克风扔掉了，表示对这种极端化的抗议。当时全场人都呆了。
对于对联，我劝他们用毛主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替代那个对联。因为同意对联的，有不少是朋友，我不愿意和他们正面冲突。反正用毛主席的诗总不会有错的，谁也说不出什么，同时我也表明了态度，这是讲策略吧。后来，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我也没去，因为我不是那种“积极分子”，也没人通知我参加。
不过，有件事对我影响特别大，使我对文革的态度有了变化。那是“8•18”之后，北京市排斥外地学生来北京串联，规定外地学生不能进入北京的学校。外地学生来北京后，没地方住，没地方吃，北京的秩序一下就乱了。于是周总理召集了一个会，有铁道部、北京卫戍区、北京市政府的头头，还有一些学校的学生领袖参加。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等都参加了。总理讲，请红卫兵到北京来，是毛主席决定的。为什么没搞好呢?因为红卫兵和旅客混在一块儿，北京站很乱。红卫兵抢占了列车。旅客花钱买了票，走不了，意见很大。
说到这儿，总理去接个紧急电话。我当时不知深浅，就跟铁道部的领导说：这件事好办，北京有那么多火车站，专门指定一个车站给红卫兵，把他们和旅客分流，不就行了嘛。铁道部的那个领导说，“这不行，你们不懂，很复杂的。”然后说了一大通技术上的事。我也就不说话了。一会儿，总理回来说，“我早就说了，红卫兵和旅客分开嘛。这么多车站嘛，让旅客单独走一个车站。你们为什么就不做?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铁道部的领导态度立刻就变了，说：“是，是，可以。”我当时不懂人情世故，就觉得，我的意见和总理是一样的啊!总理说出来，你们就满嘴的“是，是，是。”一个学生说出来，你们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那么多理由，为什么不跟总理讲呀?你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力啊?官僚主义到这个程度了，是该冲一冲了。
总理接着又训我们了，说外地学生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们来?我们说，“就地闹革命”嘛。他说，人家是来“取经”的，你们再不开校门，我就下命令“打开中南海接待外地学生!”听总理这么一说，我当场就给当时在八中管广播、管联络的同学打电话，赶快开始接待外地学生，不然总理就要把中南海打开。这样，北京的学校开始接待外地学生了，他们的食宿就有安排了。
在校文革期间，我曾发起组织了一场“四、六、八中”都参加的批判会。当时，我觉得搞运动，总要找个事情搞一搞。既然以前工作组在的时候不批教育部门的领导，我就挑头组织一次批判北京教育局的书记张文松和教育局局长李晨，还有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批判会。我提出后，四中、六中都同意。会场定在中山公园里的音乐堂。然后我到教育局，找那里的群众组织邀他们一起开大会。
开会时，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不过我不是主持人。批判会，就是组织人发言，发言后就该结束了。可突然一群学生冲上主席台，痛打那些书记们，打得他们头破血流啊!我没办法，挡不住的，赶快说，“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然后就举起红卫兵的旗子，喊口号，这样就不打了嘛。后来听说，以前在八中当过校长的温寒江，后来在教育局工作，当时是五六十岁的老头了，那天也被八中高一年级的几个学生押着，从八中一路小跑到音乐堂，一路还用皮带打他。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讲了句话“要武嘛!”这句话真是要命啊!在这个“要武”出来之前，我们还可以控制住局势，因为《十六条》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这个“要武”出来以后，我们就没法管了。我觉得这句话不一定是主席有意提倡，可能随口说说而已。但是对于普通学生来讲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就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对我来讲，文革是我的第一次社会实践。我有错误，我斗争校领导肯定是错误的，我主持开会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领导肯定是错误的，而且在这个会上他们都挨了打。因为我控制不住这个局面。我想象的就是批判一下，大不了喊喊口号，但是直接拿皮带打就失控了。这次会议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感觉很不好，决心以后再不挑头搞这种事了。
红卫兵“破四旧”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一次抄家活动。听人说，在八中附近的一个人家发现了反动的东西，我就跟着一个同学跑过去。一看，确实是有一些国民党时代的委任状之类的东西。当时都说，对阶级敌人要“满腔仇恨”，但是我看到那家里破破烂烂的，人又被打成那个样子，对他就是恨不起来，倒是觉得他挺可怜的，将来生活怎么办呀?那天，我感觉很不好。从那以后，我再不参加抄家了。学校里的武斗什么的，我都没参加。学生们在学校里斗老师，我也坚决反对。有个老师后来对我讲，当年他在学校挨斗，我在旁边站着，有人给他戴高帽子，我就给摘掉。斗完了，赶紧就把他带回教研室。他非常感激，说，要不是当时我在，他不定要挨多少打。看到当时学生随便打人的情形，我对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觉得很迷茫。
我虽然公开反对打人，但那时我真管不住。我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打人，也别在我面前打。我也没有办法，守不住啊!包括八中党支部书记在文革中自杀，也是那样。有一帮学生打人，打得不像话了。我说，你们不要打他，“让他回去反省”。我们专门把那个楼看起来，不让人进，怕出事。最后还是出事了。我当校文革主任的任内，八中也死了不少人啊，自杀的，打死的都有。后来没人追究我，是因为当时我的态度非常明确，反对打人。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后，我父亲告诉我：你前一段，毛主席给你做了结论了。毛主席在会上说：陈小鲁好，反对打人。前一段有结论了，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到处惹是生非。
◇ 发起成立“西纠”
八月份，“天下大乱”。红卫兵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前开大会、游行，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八中也有人参加，他们回来告诉我说，总理讲了：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找不着头儿，也管不起来，有些精神也传不下去。总理意思是，主持这次“更名”活动的红卫兵联络站不能解散，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常设机构?八中的红卫兵就说，我们做不了主，我们学校有头儿。他们回来就告诉我了。
从这个信息里，我觉得，现在太乱了，中央找不到头绪，也着急。那我们就根据《十六条》说的，“自己教育自己”嘛。红卫兵自身的缺点、错误，也要有人来管呀。别人不管，也管不了，但自己应该管一管自己。有人说，你成立的组织管得了别人吗?我说，咱们可以串联呀。我就去找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每个学校红卫兵组织，抽出十几个优秀的人，做纠察队队员，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的指挥部，来统一调度。为什么是“西城纠察队”呢?因为我的想法是，我们“四、六、八中”都是在西城区，我们最好只管好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事儿，海淀的、东城的，太大了我们管不了。结果我们一拍即合，马上就召开了一个西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都参加的会。
1966年8月25日，“西纠”成立，马上就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西单商场来人了，说你们能不能让我们继续卖“米老鼠”奶糖呀?有红卫兵来商场说“米老鼠”是“四旧”，不能卖，要封存起来。天这么热，糖都化了，国家财产受损失啊。我说，那你们换个包装呀。他们说，奶糖都是一块块用糖纸包起来的，怎么能一块块地换呢?最后，我说，这样子吧，我给你们发个“布告”，宣布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你们可以把现有的存货卖掉。以后，你们就别再进货了了。
成立“西纠”，我没有后台。这件事父亲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我们早就约定划清界限了。当时，八中一些同学曾跑到外交部去“造反”，说外交部副部长们搞“封、资、修”什么的。我父亲亲自出面解释，并保证将来把处理结果告诉他们。父亲最后问：“怎么跟你们联系啊?”“你告诉陈小鲁就行了。”父亲没有反应过来，就问他们，“陈小鲁是谁啊?”“陈小鲁是你的儿子，你不知道?”他们回来，就和我开玩笑：你是不是假的呀?你爸爸说不认识你?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因为上天安门大家都穿“制式服装”，我没有，只好借来一套军装穿上。我还弄了几个编有号码的“西纠”臂章。1号准备给毛主席，2号给林彪，我这个发起人自己戴了个3号，没给总理准备。
我刚上了天安门，下面就出事了。那一次，毛主席先坐车到广场转一圈，然后回到天安门城楼。回到金水桥的时候，一个鞍山的学生，要见毛主席，就扑倒在毛主席车下。一下子就把车队逼停了，群众都向毛主席的车挤去，很危险。不知道谁说，你们红卫兵还不赶快去维持秩序啊?一帮西纠的人就解下皮带，当着毛主席的面就打挤上来学生。据说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当时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了他们在打人。我估计那件事的结果，让毛主席对“西纠”印象很不好。后来还有不少红卫兵，有“西纠”的，在天安门底下闹，说要“揪黑手”，说卫戍区的有关人员失职，把毛主席困在金水桥上了。这么一闹，大会组织者控制不住局面了，让我下去做工作。结果我在天安门上根本就没见到毛主席。
“西纠”是我发起成立，是要纠察红卫兵的，但那时我根本没参加过红卫兵。不过大家都以为我是当然的红卫兵。发起成立“西纠”靠的是我在学校里的威信。但是成立以后呢，我在“西纠”的总部里只呆了一天，以后就再没去那里了。四中的同学就成为主要负责人了，在那里主政。我比较随和，也自觉地不管什么事了。有一次，叶帅、谢富治等来西纠驻地视察，我也没去。那时“西纠”与总理那里保持着密切联系，总理、叶帅都很支持西纠的事。
这之后，我在北京火车站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秩序。上面提到的那次会议之后，因为北京站比较宽敞，就决定把北京站拿出来专门走红卫兵专列。当时所有的外地红卫兵都在车站广场上，然后打一个牌子，只写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各地红卫兵就在牌子后面站队候车。我们主要是跟北京铁路局配合工作，负责维持秩序，因为上面就怕外地的红卫兵冲击车站，那就乱了。这时乘警什么的都不行了，没人听。有北京红卫兵的西城纠察队守在那，还有点威信，外地红卫兵就不敢冲进去。
我们那一路是三四百人吧，是各个学校来的，都不认识，反正组织起来大家一块干就是了。我们就在北京车站室内大厅睡地铺，然后分配轮流把守各个门。北京车站正门上面有一个平台，平台上搭了个临时指挥部，可以看到广场的整个情况。然后根据排队的状况，去哪个地方的人差不多够一车了，当场就下指令，说去哪里的到几站台。就把这个队伍带过去，上车以后车就开走了。当然在后台有一个铁路的调度，我们说广场上去哪里的人很多了，他们就马上安排去那里的专列。来北京的人下车就走了，不会在车站停留，主要是往回送的人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紧张的时候我们几夜没睡，困了就躺一躺，起来就调度。我主要任务就是调度红卫兵，把红卫兵纠察队这个轮流值班安排好。维持好秩序，不要发生挤伤人、踩死人的现象。我在的那段时间，受伤的可能有，还没有发生死人的事情。
我当时在北京站也看到一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被遣送回家，很惨啊。当时我心里也挺难受，也没办法。这些人被扫地出门了，什么也没有了，拉家带口的，回去怎么生活呀。人皆有恻隐之心，我总是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还想象过，我要遇到这样处境，会怎么样啊?
◇ 西纠二三事
“西纠”成立之前，八中红卫兵取缔了民主党派，这事儿是我挑头干的。“破四旧”中，红卫兵到处发“通令”，看到什么不顺眼，就发通令“破”掉。我们也不能无所事事啊，就琢磨，搞点什么呢?于是就想起民主党派来了。我们先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主席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有“前提条件”的：一个是共产党政策没有错误——那是肯定的了;第二个就是民主党派必须“接受改造”——我们可以说它不接受改造啊。于是，前提条件不存在了，我们就写个通令，要这些民主党派解散。通令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大家一块凑的。
后来我看到米鹤都写的《聚焦红卫兵》，书里记述了事件的过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商量过，觉得这个事可以干，就发了通令，要求民主党派3天，也就是72小时内解散。发完通令，就把这事忘了。还没到72个小时呢，民主党派机关的群众组织就来电话问，期限到了，你们怎么办?我就说，收大印。他们说，那好，我们来车接你们。当时收印的时候，我没去，别人去的，八个大印全部收回来了。
大概过了一两天，我在中南海见到李富春。我回家时，从他家的门前经过。他正走出来，把我叫住，问：解散民主党派，是不是你们八中干的?我说是。老头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就擅自作主?我们党、我们中央，对民主党派有统战政策，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批了我一顿。我说，那怎么办?我们把大印都收回来了，再还给他们吗?老头半晌才说：“你们以后做事，要多动动脑筋，不要轻举妄动!”
文革后那位派车接我们的民主党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一个同学，当年我们发了通令以后，民主党派非常紧张，不知怎么办好。后来总理知道后出个主意，就是“先发制人”，先“缴枪投降”。投降了，红卫兵就不会再找麻烦了，民主党派就保护起来了。事情真相可能就是这样。
1966年9月，我出去串联了。回到北京，“西纠”总部的人来找我，说他们也要去串联，但“十一”要有活动。我说，那我来负责这个活动吧。“十一”的庆祝活动是白天游行，晚上在天安门广场联欢。我们的任务是在金水桥前组织红卫兵纠察队，维持秩序。那次我也和东纠的、海纠的红卫兵头头联系过。大家都同意，这次就由西纠挑头全部负责，以后如果需要，几个区的纠察队再联合行动。
当时西纠调动了500多人，来自西城区的50多所中学。大家在六中集合时乱哄哄的一大片，别人都束手无策了。我就拿起麦克风，喊：请各校红卫兵带队的人到前面来。来了以后，我根据他们报告的人数，把这500多人编成了5个方队。每队推选出带队的人。这样，这个队伍就算组织起来了。然后，我带队来到公安部的一个礼堂，和卫戍区的一个师长联合调度。他先讲话，政治动员，提要求。他讲了45分钟，大家听得都不耐烦了。然后，让我讲话。我就喊了三个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帮学生“轰”地一下情绪就起来了，热烈鼓掌。那个师长没想到，动员就这么简单，一下就把大家调动起来了，直说：“向红卫兵小将学习”。然后我就带着队伍来到在金水桥前，任务完成得很圆满。
◇ 困惑和迷惘
11月份以后，风向就很明显了，中央已经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当时觉得比较迷茫，而且那个时候揪斗我父亲也开始了。一个朋友告诉我，谢富治嘱咐自己的儿子，他是四中的红卫兵，以后不要到“西纠”那里去了。听了这个以后，我就明白了，上面对“西纠”不满意了。我们成立的时候，给我们又送车、又送东西，“西纠”的办公地点都是中央给的，领导还去驻地去看望，没几天又不满意了。于是我产生了为“西纠”善后的想法。
我召集西纠的人说，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坚持下去，可能比较困难，因为中央也不太支持了，而且里面的矛盾也很大。“西纠”面临三个选择：一是“散摊儿”;二是“倒旗”，三是对着干。我用的是“散摊儿”这个词，不是解散。不过，“散摊儿”心有不甘，我没做错事，干吗解散?顶着干，风险太大，上面不支持了嘛。我主张“倒旗”，就是停止办公。纠察队本来就是大家集合起来的，我现在停止办公，但是随时都可以树旗再干，卷土重来。但是，这时“西纠”又换了一茬人主政，他们不干，说，你们这帮人当“官”过了瘾了，我们还没干过，我们还得干呢!结果西纠停止办公的想法没有实现。
“西纠”的作用，从我的想法来讲，就是当时红卫兵有点出格了，打人呀抄家呀，中央怎么认为我不知道，至少我认为已经出格了。所以我们组织起来，红卫兵要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我的想法。它在整顿社会秩序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吧，它是斗争的产物，以后变成斗争的工具。那时，造反派冲击这个部、那个部，西纠都出去制止嘛，这才引起和三司、中央文革的矛盾。当然这个作用有多大也不一定，只不过是我们这一群小青年在文化革命中的一个实践，这里头也可能有对左倾路线的抑制或者是抗争，但是西纠本身也有人打人啊，后来取缔西纠就是因为六中搞了一个集中营之类的，实际上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不知道。
这时，文化革命搞得国家已经面目全非啦，斗来斗去，父亲也受冲击了。我更加迷惘了。我们这边，“西纠”也解散啦，八中有的同学成了“西纠造反派”，就是“哪里摔倒了，哪里爬起来”那种。中央文革认可了，还让他们在大会上发言。然后呢，另一部分人转而对抗，就参与了“联动”。“联动”的事，我是知道的，但跟我没什么关系，没有参与。此后，我更觉得没意思，就主动下工厂劳动。我们去了大山子那里的738厂，我当时用的名字是“陈卫东”。我们在那儿劳动了一段时间。也是在那儿，听到了谣言。有一天突然听工人们讲：哎，昨天晚上出事了!公安部把陈小鲁抓走了。
当时关于我的谣言特别多。这可能主要跟我父亲有关。因为中央这些领导人里，我父亲性格爽直，爱“放炮”。大概是在1967年1月，父亲也当我面发过脾气，我记得特别清楚。父亲有次对我说，现在社会这么乱，陶铸是中央常委嘛，是四号人物，说打倒就打倒了，连我都不知道!共产党还有没有组织原则啊?说倒就倒?
当时，社会上有“两个俱乐部”的说法，说陈毅在这两个俱乐部之间联络。我父亲是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他一定是在国务院这边开会听到些“天下大乱”之类，然后到军委那边会上讲一讲。军委也受到了压力，所以他到国务院这边，可能就跟谭老板〔8〕他们又讲一讲。
1967年“二月逆流”，他又首当其冲，几个老帅的讲话中，他讲的比较多，而且敢讲些实话，当然人家附会的东西也比较多。陈老总的威望比较高，他的谣言也就多，那么他的儿子也会如何如何。另外，也有人打着我的旗号，到处去惹事。
◇ 销毁黑材料
1967年的三月份，学校就军训、复课闹革命了。接着，红卫兵分成“四三”、“四四”两派。我们学校“四四派”红卫兵，是我组织起来的。这次我参加了，但是后来又退出了。我说，为了你们的安全，我退出，因为我父亲的影响毕竟比较大，别连累你们。正因为这样，军训团对我就比较信任，让我当了军训团的政治保卫组组长。
文革初期，因为工作组、校文革整了一些老师和同学们的“材料”，这时群众闹得很厉害。我原来是校文革的负责人，所以人家说这些材料是我整的。我解释，我参加校文革的时候，这些材料都已经在那儿了。不过大家可以一起开个会，我建议把那些材料，就是所谓的揭发材料烧了。当时有几个老师挺激进的，要求公布这些“黑”材料。这些材料我都没看过，但是据说有些是涉及什么“生活问题”的，还有秘密揭发的材料。这些东西拿出去，不就乱了嘛!所以我也急了，我说，你们代表谁?代表你自己，还是代表所有人讲这个话?他们就蔫了。有人就说，他不代表我们!我说，你们要是信得过我，我负责保存，然后公开销毁。这件事最后处理得让这些老师同学都感到满意。
我还记得有个事儿：大概是大串联的时候，师大女附中的一个女生来找我。我跟她讲到林立果、毛远新。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么年轻，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将来还是要接受实践的考验。没想到，她都写到日记里面去了，而且还写上是陈小鲁说的，并在他们的名字上打了X。后来，这日记被人家抄出来，她被打成了“反革命”。女附中的人就跑来调查陈小鲁。谁知我就是保卫组组长，我往那儿一坐，一报名，他们一听就傻了!看看我没什么事，他们就走了。估计是各学校军训团之间有一些交流，而我和我们学校的军训团关系很好。所以以后也没找我的麻烦。
军训团来后，就面临春雨季节。当时，学校房顶多年失修，要漏雨，但又没有工人修。军训团长很着急，说怎么办啊?我说，好办，我们自己干。我就找了几个同学爬上房去，干了一天，把漏雨的瓦全都换了。换完了以后，军训团团长感动得恨不能流泪，他说：“红卫兵小将真好啊!”他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家庭背景，但他没想到，高干子弟居然也能干这个。他说，你们适合去部队，将来当兵去吧!
◇ 这辈子不回中南海了
1968年，总理真的送我当兵去了。送我当兵，一方面是保护起来，另一方面也是监管起来，免得我出事。因为在外面，实在是谣言太多了。我属于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二月逆流”过后不久，有个朋友，是个干部子弟，他跟我讲，你们老爷子这次够呛。我说，我不知道，因为父亲没给我讲，我也没问过。朋友说，你好自为之吧。这时，我每星期六都回家，主要看看父母还在不在，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需要给我们交代的事。那时候，我父亲已经不大上班了，平常就在家里呆着。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有没有人找你谈话?我说没有。他说，没有就算了。后来他才告诉我，总理那两天跟他讲，关于小鲁谣言很多，你们俩互相影响。所以总理说要把我送到部队去。其实，我跟我父亲互相之间没什么联系。我父亲可能跟他讲了，说我住在学校，星期六才回家。
4月14号是个星期日，我刚回到家里，总理就把我找去谈话。他首先就问：你有没有“联动”思想?我说，我有。总理很高兴，说：你很坦率。你应该到部队去，到工农兵当中去，要去和工农“结合”。你父亲现在犯了错误，你们不要互相影响。总理还强调：“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心里说，不是总理个人意见，还有谁呀，就是毛主席的意见呗!总理还问了一些事，包括什么我携款到香港去啊，什么我杀了人的事儿啦。我说，对我的安排我坚决服从，但是这些事儿我都没干过，都是谣言，我希望中央做一些调查。总理说，我没有时间调查，所以安排你到部队去，如果表现好，你可以在那里成长起来，如果表现得不好，我们就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谈话中，总理对我父亲也有些批评，这些话我回家后都没跟父亲讲，怕增加父亲的负担。第二天，总理的卫士长杨德中就把我送到39军去了。不过在这样的误解中离开北京，还是心有不甘，我给八中的同学留了一个条子，写到“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临行前，父亲深情地对我说：我们当年都是这样走出来的。你母亲16岁就参加新四军了，我也是19岁就到法国了。你就做好准备，这辈子不回中南海了!就靠自己奋斗!
◇ 从监管到入党
我刚到部队的感觉，就像到了天尽头了。坐火车到沟帮子，从沟帮子再坐汽车，后来干脆都成了土道。视野所见，只是一片泛着白的、长着野蒿子的大碱滩。团部也只是一些平房，有些连队还是半地下的地窨子。全团一共只有10辆卡车，两辆吉普，那时候“战备”，只能让一辆车动，其他车只能定期保养保养。
我去的连队是个步兵连，军训不多，当时主要是种水稻，很艰苦。驻地开始还点煤油灯，干活儿全部是靠肩挑手抬。连里的北京兵就我一个，也没有什么干部子弟。我到部队不是入伍，是所谓“锻炼”，有被“监管”的意思，也有保护的成份。我和外界被完全隔离，跟家里也不准通信，不能戴领章、帽徽。按现在的说法，有点“双规”的味道。后来见到团政委，我说，不戴领章、不戴帽徽，在部队不是很特殊、太显眼了吗?政委往上请示后对我说：可以戴领章、帽徽，但是不准照相。
在连队，我是编制外的，没有我的口粮和津贴，开始连军装都不发。我当时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就是老老实实地干活，慢慢也不觉得什么了。这次我没改名字，他们也都知道我父亲是谁。最后班长、连长都跟团里提意见了。他们说，这个人怎么办呢?表现还不错，挺好的，也得为人家进步着想啊。我记得大约一年多以后，团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问我一年多花了多少钱?我说我带了100块钱到部队，到那时才花了14块钱，就买点儿牙膏什么的?，差不多一个月一块钱。他很感动，后来部队给了我200块钱的补助。团里的干部们都觉得，我还真的不错。
我是1970年3月8号入的党，记得挺清楚。我入伍以后表现不错，三年里，我年年被评上“五好战士”，因为抗洪抢险“表现优异”，还荣立了三等功。他们也到学校调查了，反映非常好，不但一派反映好，两派、三派的反映都好，老师的反映也很好。之后，部队专门给中央、给总理打报告，问我能不能入伍?能不能入党?能不能提干?总理批示说，如果他表现好的话，可以。等这个报告批回来后，副指导员跟我说：“支部准备发展你入党，你写份申请书吧。”我就说，指导员，你也知道，我没主动写入党申请书，是不想给连里添麻烦。现在入伍问题解决了，我也有入党的要求。他说，你就写申请书吧，我做你的介绍人。
党支部讨论我入党时，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说，陈小鲁这个人不交心，他有话不说，不暴露思想。指导员说：你让他暴露什么思想?他的经历跟我们不一样，他知道的事不能跟你们讲。再说，他跟你讲能讲清楚吗?团里交代了，你们就看他入伍这两年的表现，过去的事情，组织上管。这些干部的大度让我很感动。
就在这之前，我妹妹要入党的时候，人家就问她：你对你父亲什么态度啊?你对“二月逆流”什么态度呀?这些怎么回答呀?这等于逼着你得批判你父亲。所以我们部队还比较好。我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对我说，“那时候，每个礼拜我都向军区打报告，我把你写得跟雷锋一样啊。”
◇ 军史和野史
我们连是39军115师344团3营7连。7连是在大比武时“突出政治”出的名。大比武中很多人作假，比如从全连各班挑出来的尖子凑成一个班，那比什么成绩都要好很多。当时的指导员比较正派，不搞弄虚作假，在部队威信挺高。他有自己的想法，反而把连里的炊事兵、号兵、通讯员这些后勤兵组织起来，参加大比武。大比武的时候他不出众，但后来一突出政治、批判单纯军事化思想，翻过来他就是“硕果仅存”的了，成为突出政治的典型。
那时候部队以军为单位讲军史。我们军长讲39军的军史，是从红15军团开始，第一任徐海东，第二任刘志丹，第三任黄克诚……，先说一遍我们的历任军长，到当时的朱军长，也不知道是第九任还是第十任了。他数完了说，哎呀，“好”的不多了，都“打倒”了，“现在好的就剩吴法宪了”。其实吴法宪只当过政治委员，还不是军长，听着挺寒心的。
讲完概况后，就要讲一些战斗英雄。我们团最出名的叫赵旺，是一个“孤胆英雄”。他这个人就像农村讲的二愣子，有点缺心眼，一打仗老睡觉。抗美援朝中，我们连有次守一个山头，前面山头还有一个连。晚上大家在“猫耳洞”里睡觉，后来紧急集合撤退。没有灯，也不能出声，大家就是掏洞子，摸到一个洞子里的战士，抓起来，摇一摇，把他摇醒，拉起来就走。到他这儿，一掏，摇一摇，这小子没醒。大军撤了，他还在那儿睡觉。我们连撤得快了点，前面的连还没撤出来，美国鬼子就已经占领了我们连的阵地，把前面连队的后路切断了。赵旺这时醒了，一看不对啊，隐隐约约的光线下有钢盔，是美国鬼子!他拿起枪，乒乒乓乓就打。其实就他一个人，可美国佬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黑灯瞎火的怕中埋伏，就撤了。前面那个连队一听打起来了，加紧往后冲，就这一会儿工夫撤出来了。
两个山头挨着很近，那个连的指导员撤出来说，山上还有我们的人，就带着通讯员跑到山根底下接应。赵旺打了一阵，美国兵一听，哎，没多少人!就又往上冲。这下赵旺就招架不住了，抱着枪从山上滚下来了，正好被那个指导员接住了。回来，他就成英雄了。因为没他，那个连就被敌人切断了，肯定完了。那时领导当然不是这么讲，讲的是赵旺如何是“孤胆英雄”。散了会，就有老兵叫我们：“过来过来，给你们再讲讲”，其实是这么怎么回事儿。我记住的，就是这个老兵说的。领导讲的是写在军史上的，老兵讲的是口口相传的口述史。
赵旺回国以后，就被提为干部。他没文化，不能带兵，就专门派文化教员教他，可教也教不会。有记者问他：“你怎么这么英勇啊?”“那怎么了?我不打他，他还不打我呀”。记者问他，你身后有什么?“山呀”。山后有什么?“还是山呀”。记者是想让他说身后是“祖国”，他就说不出来。后来派他去北京参加志愿军英模会。开完会了是宴会，他还跟毛主席碰了杯。回部队后，军长特别问他：“你见到了毛主席了吗?毛主席怎么样?”“毛主席呀，好胖啊!”他六十年代转业了，他从来没有以英雄自居，就是种地。这就是真实的中国农民，中国士兵，中国社会的中坚。
我们还有一个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是个号兵，外号叫“吹破天”。军长不让他转业，说英雄全转业了哪行，“传统”哪去了?他当时是连队的号兵，这个连队全部打光了，他也没有弹药了。他就藏着。鬼子冲到前沿了，他突然就站起来吹号，“哒哒哒”一吹。美国鬼子知道这是中国的冲锋号，突然一下子，吓坏了，马上就退了。愣是一个号就把一个连的敌人给“吹”下去了。吹下去以后，没打呀。鬼子跑了半天，觉得不对，“共军虚张声势”!又上来了，而就这几分钟，我们的后续部队占领了山头，鬼子刚快到山顶，一顿子弹打下来，美国鬼子就又下去了。就是这么一点点时间，否则，如果是美国人占了山头，我们在山底下，那不知道死多少人才能夺回来。多有戏剧性，但这就是真事。
这些英雄和老兵都很有特点。我对他们都很尊重，听这些经历，就是传统教育呀。
◇ 一死何须万岁泪
部队都是搞正面教育，就是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二月逆流”的事是团政委亲自传达的。传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家的事。毛主席讲得很严厉，但是政委在我们连传达，就比较委婉，讲得轻描淡写：“‘二月逆流’嘛，就是几个老同志犯错误，也不是什么大错误，就是发发牢骚，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所以就放炮嘛。”“这些老同志经过革命锻炼，还是能够改正错误的。毛主席说了嘛，‘他们说一说也是可以的’”。
后来，1971年传达“庐山会议”〔9〕，当时有个“二陈合流”的说法。政委传达的时候就说了一句：“陈老总爱放炮，他跟陈伯达不一样，他一点火就着。”据说别的部队传达，这两次讲得都比较严厉。我这人容易安于现状，即使在“监管”期间，觉得能够到部队锻炼，内心感觉也挺好。我也没有提心吊胆，因为我自信没犯什么事。当时我最关心的还是父亲，当时规定不让我通信，只能在报上看父亲活动的报道。终于在1971年五一节，他又上天安门了。这是大好消息，我就放心了。批就批吧，能出来，那就说明他没倒。
突然有一天，连长告我：军区首长通知，让你赶快回家。等我到了北京，因为一直被隔绝，三年未通音信，我都不知道家是不是还在中南海?我就先去中南海的小南门，报了名字，问：我们家还在这儿吗?他们说，你父亲还在老地方住，你还走西门。这样，我到了西门，我父亲的秘书出来接我，说，哎呀，指导员回来了。我说，什么指导员?他说，听说你都当了指导员了嘛。我说，没有啊，你看我的军衣，两个兜儿啊〔10〕。
后来听父亲讲，才知道是怎么回事。1971年初开批陈整风会的时候，父亲见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就问了一句，“陈司令啊，我一个儿子还在你那儿当兵呢，怎么样啊?”“哎，表现很好啊，现在已经提干部了，当指导员了。”“他三年没有消息了，没有回过家。”“哎，我立刻让他回家。”于是，他就打了个电话让我回家。实际上我探亲的时候，父亲已经发现是癌症了，1970年10月动的手术。他想见见我。
我回来以后，跟父亲讲起当时我们团传达“二月逆流”的问题和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他挺受感动。但是，我大哥他们带给他的消息，跟我讲的完全不一样，负面的多。后来，父亲跟母亲讲了一句话：“小鲁可能知道很多东西，但是不跟我们讲，他怕我们伤心。”我当时对父亲，确实是只讲比较好听的。不过实际上，我们部队批“二月逆流”，态度也确实很好，我也是非常受感动。
后来父亲又见到陈锡联，说，我儿子回来了，谢谢你啊。不过他还是战士嘛，没有提干部呀。陈锡联反应快，连忙说，噢，还没提?报告我已经批了啊，可能还需要一些手续。他回去打电话就问军里，陈小鲁的工作，你们怎么考虑的?就不能好好安排一下?怎么搞的?这样，不久就给我提了排长，一两个月后就当了副指导员，等于是陈锡联下了命令的。
不久，林彪就出事了。“十一”以后，一个排长收到家信。他把信给我看了，信里说：“你还不赶快回来?你们国防部长都跑了!”这是我最早得到的关于“9•13”事件的消息。我们39军是四野的主力部队，号称林彪的“三只虎”之一。当时我有一个思想疙瘩没有解开，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为什么还反毛泽东?他干嘛呀?吃饱了撑的?实际上，以前“四野”的干部可能都有所疑虑，但是不敢说。最后说他是因为等不及了，想“抢班夺权”。但是这还是不足以服人。
也就是那时候，对毛主席的怀疑，也慢慢大了。父亲去世时，毛主席去参加了追悼会，当时毛主席哭了。对此我很感动，但也有点儿想法。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因为林彪事件一出，大家很明确了嘛，林彪才是你信任的人啊。
我当时写了一首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何须万岁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
这个牢骚诗我没敢发表。“何须万岁泪”，当时太那个什么了，所以改成“何须万人泪”了。后来，赵朴初去看我母亲，也看了我的诗。朴老说，这个诗写得不错，但是不太理解，为什么叫“何须”呢?我说，那就改成“难得”吧。他说好，就改成“难得万人泪”。后来这首诗就改成了“一死难得万人泪”。
◇ 部队生活
我真正接触工农兵，就是在部队这个时候。当时觉得部队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特别在危急时刻，都能够顶得上。有一次辽河决堤了，我们团去堵口子。平常干活的时候，当兵的扛着锹在水里干，当官的都是指指划划、溜溜达达的。但抗洪救险最后堵口子的时候，军长亲自来了。军长往前一站，师长、团长在旁边陪着。营长以下的，全部一个人扛一个麻包，干部带头上。我想，连长平常那么神气，真到了关键时刻，营长带头，然后连长，再后面才是我们小兵，挺有意思。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才是部队战斗力的真正体现，说动就动得起来。
再有那时我们跟老百姓的关系，绝对比现在好。遵守群众纪律，我们走到哪儿，都是“缸满地光”。另外比较强调官兵平等，我就给新兵洗过衣服，做思想工作什么的，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跑官儿”的。那时候部队整体比较单纯，也还有点民主。1968年12月份，部队搞整党。那些“后进战士”“讲评”指导员，真是很厉害。我们指导员当时在营口“支左”，连长主持整党，指导员也得回来听战士讲评。全连都坐在地窨子里头，一个平常老泡病号的“后进战士”说，指导员平常要我们讲自己的思想，都讲得很好，我就想问他一下子：为什么他到营口，要搽雪花膏?为什么在盘锦就不搽?这是什么思想啊?“你知道不，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讲的一针见血，指导员脸红耳赤，说不出来话。
我当了团里的干部以后，政委就跟我讲，你表现很好，就是对部队管教不严。我说，我可能是在北京看的事儿多了，觉得这些事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他说，我也认为你是这样。但是你想，我们团里有什么大事啊?这个小事你都不管，这个部队就不叫部队了嘛。政委讲了以后，我注意了许多，但在实际中，我还是经常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针处理问题。
当时，有一个干部闹家庭纠纷，女方怀疑他有外遇什么的，闹翻了，就告到军里，说他反“中央文革”。上面把这问题交给我处理。我觉得，文革后期大家对文革有不满情绪很正常。我对女方说，你们打架，有些事情也不能乱告状。我问你：他这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她说有两年了。我又问：那你怎么现在才告他呀?这些事绝对不能轻易上纲上线的，后来调解调解就算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排长路过北京，把所见所闻到处乱说，结果把他追查出来了。我找他谈话，我说，你不要胡说八道，你说的那些东西啊，就说你是听来的，不要说是你自己看到的。传谣能把你怎么样啊?
部队里工作都是讲按资排辈的。我是年轻干部，我当团政治处主任的时候，我原来的指导员、我的入党介绍人，反过来给我当干事。当时，我们团的连级干部，最老的有1945年入伍的，比我出生还早。营职干部普遍是50年代入伍的。我在政治处当副主任时，正主任姓杨，是64年的兵，我是68年的兵。我们当时的老教导员，1956年的兵，到我们那儿开会什么的，我就提前在门口等着。来了以后，让进来坐下，我就说，教导员啊，现在有一些什么事儿，找你来请教请教。可是我们主任呢，教导员进来，他屁股都不抬。所以军政治部、师组织部来调查的时候，教导员就讲，杨主任不行。你看陈小鲁，人家还是高干子弟呢，我们到那儿，他都出门迎着我们，非常客气，非常谦虚，而且他能力挺强的。其实，有些主意可能就是教导员给我出的，可是他说陈小鲁什么事都办得挺好。
我当时当了团的干部，我就跟他们说，我当团政治处主任，不见得我比你们就高多少，我是有机遇，我们老爷子或者领导关注什么的，这不等于我的水平比你们高。我就是这个想法，可能和我的秉性相关，但是充分表示了对老领导的尊重。
后来军区组织部长来考察我，考察完专门跟我谈话。他说，我们在军区调查这么多年轻干部，像你这么反映好的，没有。他说，不但战士说你好，干部说你好，关键是老同志都说你好，这就非常难得。你的老上级、你的营长、你的老连长，都说你好，一般的青年干部做不到这点。军长也跟我说，沈阳军区1976年对全军区的青年干部做调查，你是表现最好的。所有老干部都说你好。
◇ 道不同不相与谋
我是1975年结的婚。我跟粟裕的二儿子粟寒生很熟。1971年我父亲去世之前，我第一次探家，寒生也从部队探家。他可能有意，约我出去玩儿时，把他妹妹也带着一起去了。我当时没意识到这点，可能她看完我以后，觉得还挺满意。后来寒生就给我讲了，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我结婚前后，老邓重新出来工作了，大家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没多久又开始“批邓”。当时对毛的情况，我们不太了解。我们在部队比较闭塞，总是听说毛主席身体很好，没有这些小道消息。我后来听说，毛参加我父亲葬礼以后，感冒了，后来得了心脏病。但是当时毛主席在我们心中，确实是“神人”的形象，从来没往这上面想过。总理去世后，老岳父跟我讲，总理去世了，今后斗争更加复杂，你们也要做准备。老邓当时已经下台靠边站了。这时忧虑的是，“四人帮”今后是不是会比较得势了。结果，华国锋上台，我松了一口气，因为不是王洪文、江青上台。但是我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确实需要考虑，作为团政治处主任，我将来在部队怎么办?
沈阳军区当时比较左，毛远新是政委。我们那个团是“学习小靳庄”典型。沈阳军区对抓典型挺重视的，搞大批判、搞文艺演出，后来还有“批邓”什么的。我那时候是团政治处主任，副团级，28岁，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这些事情都归我管，但是搞这一套我自己心里头就接受不了，干不下去了。我就给岳父粟裕写信，说能不能给我调动一下?他说，当兵，还是要从部队提拔。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野战军的团级干部，他还是希望我继续在那儿干。但是，我就给他写了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与谋”，表明了我的意思。
我老岳父一下就理解了，他找了伍修权〔11〕。伍修权就让总参二部给我下了调令。下调令以后，军长找我谈话，说你干嘛要离开呢?到总部有什么好处?你这么好的基础，怎么说走就走，太可惜了吧?你去当参谋，就会老死在部里，你在我这个地方，我这个位置将来就是你的，没几年了。这些话语重心长，我都知道，可是我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想法。我就说，老岳父身体不好，我爱人也来不了，家庭问题没法解决。
我回到北京，关系已经到总参了，但是还没报到上班。这时毛主席刚刚去世，我感到后面有戏看了。记得有次和几个朋友聊天，我说，要“动外科手术”了。那段时间，我并没有接触高层，也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不过我当时有这个感觉，觉得当时那个局面不会再僵持下去，要最后见分晓了。没几天，“四人帮”就被抓起来了。老岳父跟我讲：“你看，着什么急呀?你要不着急，现在不就好了吗?”他意思是说，你应该还在野战军，因为已经有基础了。当然，谁也想不到会那么快翻盘。
◇ 我眼中的领导人
文革一页翻过去40多年了，当时我对中央的一些人和事，还有些影影绰绰的印象。
江青得势以后，使我们对毛本身也有看法了。江青是他的老婆啊，这就有点问题了，跟共产党的规矩不一样。像我母亲，她1938年参加革命，最后是14级干部，级别很低。为什么呢?我父亲压着她。这是传统，我很理解。邓颖超，那么老的资格，不显山不露水，就是个中央委员。为什么?总理不让。江青这么张扬，“中央文革”和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是什么关系呀?她凭什么指手画脚呀?到后来，打击面越来越大，把“联动”的小孩子都抓起来了。当年“陈谢大军”时，谢富治是陈赓的老战友，结果谢把小涯子〔12〕都抓起来了。小涯子才几岁呀?小学六年级。他们怎么这么做呀?这是当时很不满意的地方。
我们对江青，无非就是对她的言论、她的一些作为，以及那种嚣张态度的不满。我们以前学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焦裕禄是什么样的形象?你那个是什么形象?我们觉得不满，因为这和党的传统不一样。另外，我们历来强调“团结干部”，现在这么多干部被打倒。对江青的怀疑是逐渐产生的，她的很多东西是和我们党的传统相违背的。
林彪跟我父亲交往不多。他那个人比较孤僻，工于心计，对事情他都有自己的想法。现在有种说法，认为“文革”有三次大的路线斗争。第一次是“一月革命”时，省市一级的领导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用“一月革命”的方式，全部打倒、夺了权;第二次是“二月逆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打成“逆流”， 受批判，靠边站了。第三次是以林彪、陈伯达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也可以说是老干部的一部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抵制文化大革命，攻四人帮，打张春桥。前两次的案子都翻过来了，如果林彪不跑，这第三次应该也就翻过来了。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前两次整老干部，林彪都站在老干部的对立面，支持了文化大革命，是既得利益派。所以前面这两拨老干部，对他就不满意。最后他跑了，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就“万劫不复”了。
现在看“571工程纪要”，越来越明确。确实有很多东西，林彪不知道。另外，“571工程纪要”当时是传达到基层每一个人的。“纪要”提出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指向当时所谓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文革”的那些弊病。它用的论据，当时讲都是“右派”言论，现在看是正确的。后来批判“四人帮”，用的无非也是这么一套东西。所以，现在“571工程纪要”反而变成“绝密文件”，不能外传了。
我小的时候和总理接触多一点，他见到我们这些孩子，都是比较亲切的。我还跟总理打过乒乓球。有的时候，总理也来我们家这边看看，我近距离接触总理，包括以后他送我走，实际上就有四次。我们都是很尊重他的，总理说什么，我们就去办。
总理那个人，比较平和，脑瓜特别好使。总理知道我，而且还知道得很多，有些事他都记得住，还知道我得过肝炎。他让我去东北的时候，还问道，你不是得过肝炎吗，好了没有?如果没好，可以换个地方，换个方式。他日理万机，还记得我得过肝炎，这是多小的一件事，真是有心人呀。
1971年5月我回家探亲，总理知道了，让我去西花厅。总理见了我就说：你表现不错，我们过去有约定，你也确实没给家里写信。后来沈阳军区打报告，说这个人怎么办，能不能参军?入党?提干?我给他们的答复就是，为什么不能参军?为什么不能入党?为什么不能提干?只要表现好，都可以。他还问我，去了部队以后，是怎么想的。我们没谈政治问题。这和我跟父亲一样，父子之间也没有政治方面的交流。就是谈谈原则，自己管自己，自己努力。
总理去世的时候我比较悲痛。他去世那天，我正好在探家回部队的路上。火车途经唐山车站，停车10分钟，我在站台上突然听到新闻报道：周恩来总理去世。我拿上行李就下了车，赶快回到北京。我参加了总理的追悼仪式，遗体告别。十里长街送总理，我也去了，一直送到八宝山。那天人真多，我很震动。我那时总觉得总理去世以后，好像国家缺了主心骨，有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文革前期，我对总理没有质疑。现在知道他也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对，他做的许多事都是违心的。当然了，责备他也是可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在文化革命那样一个形势下，毛主席又那种态度，谁又能怎样?一直到今天，我都能理解他的做法。他处理这个事、那个事，也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因为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对抗毛泽东，那为什么非要强调总理应当去对抗毛泽东呢?
◇ 文革遗产
中国革命最大的遗产，建国以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这是两笔最大的遗产，我是主张进行认真研究的。十年动乱，把我们体制上所有的弊病全都暴露出来了，但没人总结，所以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还在走老路。本来从共和国的角度也好，从共产党的角度也好，都应该通过文化革命得到新生，但现在是有所改进，但没有得到新生，还是保留很多旧体制的东西，一直到现在阻碍着发展，而且矛盾越来越大。
文革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苏联有“大清洗”，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在这种专制制度下，必然产生这个。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搞文革有“合理性”。文化革命没有合理性，但是它是“必然”要来的，是共产党走到这一段必然要犯的错误。因为它里面有专制的、从封建社会下来的传统。在毛主席，还有我父亲他们身上，都带有封建的烙印。
就文革本身而言，毛主席还是有他的追求，就是追求他的“毛式的共产主义”。且不论它目的的对错，但他为了这个目标，不择手段这点起码是不对的。比如说薄老这个“叛徒”问题。在延安时，为这个问题，薄老跟毛主席谈过8个小时。“七大”的时候，毛主席提出，要薄一波当中央候补委员，党内当时就有不同看法。为此，刘少奇、张闻天都讲过话，意思是说这是中央让他做的，填自首书是“履行手续”，不是变节。包括安子文等，他们都写了自首书，都跟毛主席谈过。所以，毛主席对此是了然于心的。我很反对他这种出了问题就从头算账的做法。这些已经有结论的事情，不能再重新算账。但是，为了把别人搞臭、搞倒，就从头算。从批彭罗陆杨，到批刘、批邓，到批林，都是这么算账的。那人家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提刘少奇当第一副主席呀?为什么你让林彪当接班人呀，为什么又让邓小平当副主席呀?所以我觉得搞政治不能不择手段。现在管理社会，一个政党，一定要讲手段，讲过程，都要经得起推敲。实用主义的做法，就是以丧失原则来实现目标。这造成了一代人的思想扭曲。
我父亲对党内斗争，他是主张“和为贵”。所以毛老爷子对我父亲恼火，老说他“折衷主义”，“和稀泥”。但是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毛主席种下的因。这样就造成党内的民主作风被破坏，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就越来越少。领导人喜欢什么，就讲什么。有些“左派”提出，难道这些冤案都是毛主席一个人造成的?他们说得对，这些冤案当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造成的，很多人也参与了制造这些冤案。但是主要责任是谁呀?根子是谁呀?使这种思想方法、斗争手段主导党内和社会的提倡者、支持者，是谁啊?是毛主席。要是否认这点，那共产党就没有任何进步。
严格来讲，共产党的这些错误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也不是全部是哪个个人的原因。比如说全推到毛泽东身上也不行，他只是个代表而已。更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四人帮”，都推到林彪身上。共产党如果真正走民主法制道路，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体制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不解决是不可能的。
我曾提出一个“共产党光谱学说”，就是说，共产党是个“光谱”，由七色组成，从深蓝到红。这个光谱的左边是江青“四人帮”，中间有谁，右边可能有谁谁。所有这些合起来，才是白光，太阳光——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文革前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阶级”要颠覆共产党政权，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刘少奇也好、彭德怀也好，是代表国民党。你说刘少奇搞修正主义，他代表谁?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一个派别，或者是他个人的、或者是一批人的想法。反过来，你说江青夺权是为复辟资本主义?说她代表了资产阶级?肯定是胡说八道，这只是党内不同意见间的一种斗争。可这些问题，我们当时并不理解。
所谓共产党的“光谱学”，就是这样：没有左，就没有右。这是毛主席讲的。实际上，大家目标是一致的。但是目标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没有一个说，我上台就是要把天下弄乱。所以，“运动就是一切”，你只能在道路上做选择。道路上的选择就是党内斗争的主要内容。文革前后的权力更迭，都体现在这个“光谱”上。
恩格斯有个观点，认为社会的运动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如果这儿有一个力，那儿有一个力，它们合起来，合力就是它们的对角线。这对我非常有启发。就是说，毛泽东有这么一条路线，他的“力臂”很长，那么整个运动轨迹就偏向他。但是还有千千万万的干部，每个人想法也不尽相同，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跟他一样，在另外一个问题上跟他不一样。毛的力在这个方向，而你的力在那个方向，所以社会永远不会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去做，只不过有时候比较偏向他一点。那么毛泽东一死，他的“力臂”没有了，老邓的“力臂”大起来了，就从原来偏左，到现在开始偏右一点。但是实际上，大的方向，都是朝那个方向走。
毛主席搞文化革命的“动机”是什么?我觉得，他的动机恐怕还不全是为了巩固个人的权力，江青可能带有以权谋私的部分。反过来说，老一辈革命家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力，就没有以权谋私的成分?所以我认为，文化革命也好，所谓的政治也好，就是党内斗争，就是党内不同路线的斗争。刘少奇有一套想治国富强的方法，毛泽东有一套方法，江青可能有一套方法，赵紫阳有一套方法，邓也有一套方法，陈云有一套方法……每个人都有一套方法。合起来，交织斗争，就变成了共产党的轨迹。合起来，从左到右，就是共产党的光谱学。
(未完待续)
注释：
1.读chua，篮球进篮的象声词。
2.林彪之子，文革中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3.陈毅长子，后任对外友协会长。
4.指北京市的第四、第六和第八中学。
5.指文革初期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的“黑帮”。
6.指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四人的“反党集团”。
7.彭真夫人。
8.指谭震林副总理。
9.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10.当时士兵的军上衣两个口袋，排长以上干部的军上衣四个口袋。
11.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情报部部长
(未完待续)
附三：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
1967.12.00
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写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月)
因本站已载，略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394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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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11 09:4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