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文革中上海的“漕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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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上海的“漕北事件”

文革中的1966年冬，上海发生“漕北事件”，可见上海《徐汇区志》中“漕北事件”条目。该条目有三段。第一段如下：

“1966年11月9日，8名外地来沪串连的‘红卫兵’，到漕溪北路街道漕北里委看大字报。同月13日，他们根据马路上大字报的线索，以漕溪北路天福里居民张炳生是‘反动资本家’（实际是小业主）、其子张俊发（天马电影制片厂青工）‘表现不好’为由，擅自闯入张家，捣毁家具物件，打死了张父子俩。事发当晚，在临近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影棚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红卫兵’谈了‘事件’经过，里弄干部介绍了情况，当场双方展开辩论。会后，这些‘红卫兵’及几名里弄干部被送往上海市公安局。以此事为导火线，在当地‘造反’组织‘点火队’与北京航空学院‘造反’组织‘红旗战斗队’（简称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联系、组织下，自11月15日起揪斗里弄干部和群众，并抄了他们的家，时称‘漕北事件’。”

下面一段描述他们是如何批斗这些里弄干部的。第三段是：

“1968年5月7日，市公安局对保护性拘留的中共里弄支部书记和有关民警教育释放，对外地来沪动武严重的一些‘红卫兵’分别送当地公安部门处理。”

过程基本交待了，只是最后一段“市公安局……分别送当地公安部门处理。”有些不解。

从上述三段，可以知道1966年11月在漕北地区发生了相互关联的两件事，一是“外地红卫兵”打死了张氏父子俩，二是造反派批斗里弄干部。而所谓“漕北事件”指的是哪一桩呢？

显然，地方志作者指的是第二件事。至于第一件事，作者尽量轻描淡写、语焉不详，没说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外地红卫兵”，当然也没指名道姓。作者提及此事，是将其作为引出第二件事的“导火线”，等谈到正题以后，就该大肆渲染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志里，如果没有后来的造反派批斗里弄干部，他们根本不会收录张氏父子被打死这个惨剧。在他们看来，张氏父子的性命无关紧要，他们的惨死构不成事件。上海市在1966年8至9月，被打死的绝不止张氏父子。而在北京的“红八月”里，光市区就被打死1772人。死难者的名字，目前被收集的也就是百分之几而已。

根据目前所见的《关于张炳生、张俊发事件的有关材料（第一批）》（1966年12月12日）记载，佩戴“首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指挥部纠察队”袖章的北京育新中学学生李中等人打死了人，洗干净手上的血后，到了派出所被询问情况。“这时李中却很泰然地回答：‘谁知道他死没死，就是开水浇上去是不动了’。”他说的是张俊发，因为张炳生是送到医院后才死的。显然，即使张俊发当时没死，拿开水浇上去也死了。

这一事件还有些内涵。张俊发曾在街道上组织过一个战斗队，参加了破四旧等活动，因家庭出身不好受到批斗。到了11月份，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已设立。他曾到这个联络站去告状。所以李中他们打死这父子俩也有向北航联络站叫板的意思。

有人问我问什么要研究文革。借用今天所见一篇网文的标题，就是要“还原真相，唤起良知”。像这种官方编纂的地方志，根本不拿人命当回事，对打死人事件没表示任何义愤。像一些官方文革史，对1967年的湘南大屠杀、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根本不着一笔。即使涉及到了，也冠以“处遗”的名号。什么是“处遗”？处理遗留问题之谓。文革中打死了人，现在家属生活没有着落，不断上访告状，要适当处理，免得他们惹麻烦。也就是说，如果没这些“遗留问题”，这些事就像没发生一样。每一个有血性的人，能容忍这样不公平的事情吗？

再说原红卫兵李中等人，你那时还年轻，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做这样的事也不能完全怪你。我希望你们能站出来表示忏悔，给历史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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