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庆：湖南文革中的“工”“湘”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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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即长沙工联，“湘”乃湘江风雷，二者同为获当时的中央文革肯定的造反派组织，其矛盾和斗争经历了一个酝酿、发生、发展的长过程，并最后决定了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为标志的权力分配格局。

造反派的第一次分裂

1966年10月中旬，湖南“湘江风雷”与长沙“髙司”分别在北京与长沙几乎同时成立，二者同为造反派，前者基本上是赴京告状的、被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9·24”报告打击的“黑鬼”，后者为清一色的在校大学生。“黑鬼”受压深、反抗性强，又受此时正在北京风起云涌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潮感染和激进的“首都三司”的直接指导，热衷于“打倒”、揪斗，颇富激进色彩。而高司的大学生们文质彬彬，讲政策，又缺少受迫害的切肤之痛，因而搬用刚从“四清”前线学来的“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下至基层听取“黑鬼”的血泪控诉，向社会揭露张平化的“罪行”，走的是《十六条》所说的“文斗”之路，态度相对温和。依据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同理解，“黑鬼”不满髙司绣花式的革命，认为后者“右了”、“修了”；髙司则反感“黑鬼”在批判会上动不动就搞摁脑袋、“喷气式”，认为其违反《十六条》，搞武斗。因此，从湘江风雷成立之时起，双方就龃龉不断，好在大敌当前，“大方向一致”，才没有弄到分道扬镳的地步。

然而，脆弱的同盟在“一月革命”带来的权力诱惑下，如阳光下的冰山般崩解了。为了独霸权力，双方各以最恶毒的罪名加诸对方，湘江风雷指髙司为“修正主义”，髙司则回敬以“右派翻天”、“反革命”。随着奉命介入文革的湖南军区表明支持髙司的态度，湘江风雷的行动更趋暴烈。他们不但组织起数万人马渡湘江杀入髙司的腹地中南矿冶学院，而且肆无忌惮地冲击了军区。湘江风雷的无法无天激怒了中央，1967年2月4日深夜，湖南省军区执行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开始了对湘江风雷、湖南红旗军的镇压行动，两组织支队长以上头目绝大多数被捕，长沙的监狱人满为患，各影剧院甚至教堂都成了临时拘留所，某些支持湘江风雷的激进红卫兵，如一中的谢若冰（湖南井冈山）、杨曦光（夺军权）亦被关押。

髙司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了舞台的中心。在他们看来，借“二·四”批示的雷霆万钧之力，对立阵营可一鼓荡平，展现于眼前的已是一马平川的通向权力巅峰的大道。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大逮捕的恐怖尚未散去，即有人收拾余烬，意在重燃燎原星火，矛头直指军区和髙司。打头阵的是一批中学红卫兵如一中齐卫东、夺军权，湘江中学“等着抓”，其他各校亦有不少战斗队陆续加入。

然而，在髙司看来，与自己背靠军区独家掌权的美妙前景相比，乳臭未干的毛头中学生掀起的小小波澜简直不屑一顾，他们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在2月7日召开的批判湘江风雷头头大会上，悍然对与会的对立组织湖南井冈山、青年近卫军等组织实行“倒旗（将旗杆头足倒置）”以示羞辱。此举引起更大的反弹。遭羞辱的几个组织怒不可遏，他们和“二·四”后破门而出的“孙大圣挺进军”（省水电系统为主）的宣传车占驻了市中心的八角亭，高音喇叭日夜狂吼，此伏彼起，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声浪。

显然，知书达理的大学生们还没有做好掌权的准备，他们此前表现出来的理性还不足以控制其在胜利面前亢奋的情绪因而失去了对形势的清醒判断。他们忘了，在长沙的工人造反派中，其盟友只有真理军、工人造反军等几个影响不大的组织，不要说湘江风雷和受湘江风雷影响者了，就是因“右倾”而被排挤出湘江风雷的该组织发起人之一、首任司令彭少云为首的“红旗”也与髙司有相当距离。而日后成为髙司的强劲对手的“工联”重镇的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和曙光电子管厂“联总”就隶属红旗，其负责人胡勇、唐忠富，更是分别出任了工联的一、二把手。

当然，髙司也知道，“倒旗”之类的行为只可泄自己对湘江风雷的一时之愤，欲把政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还要靠脚踏实地的工作，于是和“9·24”报告后一样浩浩荡荡的大学生队伍开进了各工厂。不过与近半年前来解放“黑鬼”不同，他们这次是来“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而“流毒”的携带者，不少就是原来的“黑鬼”。与上次下厂受到造反派的热烈欢迎不同，这次他们遇到的是几乎同一批人的冷漠甚至敌意。支持髙司的造反工人不能说没有，但在其身后聚集的更多是“二·四”前才溃散的保省委、保“平化书记”的“八一兵团”“赤卫队”残余，如“红工联”之类。“肃流毒”演变成了“造反”“保皇”之争，在“造反有理”已被神圣化的“一月革命”之后，髙司自然在意识形态上输了理。工人造反派将矛头对准髙司，不少基层单位对其开始了驱赶，有的还真的就赶走了。一直没闲着的中学生开始一展身手了，他们也在“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道路呢。

1967年3月9日，“红中会”（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成立，十天后，长沙一中“红造会”（长沙一中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这两个日后成为髙司死敌的中学红卫兵组织，均以激进的一中“齐卫东”“夺军权”为核心，其倾向自不待言。他们成立后的做的第一件事和髙司一样，就是下工厂。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湖南井冈山红卫兵”和由“井冈山”中的大学生组成的“高校风雷”。由于其鲜明的造反立场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对髙司深感失望继而反感的造反派工人很快即聚集到其周围。在其组织和协调下，各厂的工人造反组织得到巩固或重新成立并开始跨厂串联，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呼之欲出。

此时大环境也发生了不利于髙司的变化。北京农口的“揪谭震林”掀起了反“二月逆流”的高潮，遭军区血腥镇压的青海“8·18”获平反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正确对待革命小将》表明中央文革明显左转，各地受压造反派纷纷以“揪某老谭”为名将矛头对准了参与“二月镇反”的军区或当地驻军。被军区于“二·四”批示后赶走的原首都三司、北航红旗驻长联络站和军艺“星火燎原”成员也趾高气扬地回来了，他们带来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使造反派们倍受鼓舞，形势逆转的节点到了。

4月7日，游行中的长沙一中红造会毫无征兆地冲进髙司派控制的湖南日报社，封了该报。随之，湖南井冈山、长沙红中会、各中学红造会等红卫兵组织陆续跟进，力图扼杀髙司派的这一舆论咽喉。

4月10日，髙司组织大队人马进行反扑，与是时值守报社的井冈山红卫兵发生武斗，双方负伤者50余人，髙司得手，《湖南日报》启封。
但是，髙司的此举却激起公愤，更多的红卫兵和各机关、工厂的造反组织纷纷涌入报社，“再封《湖南日报》有理（该报于1966年11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中被封过一次）”的口号声响彻长沙上空，《湖南日报》再度易手，在报社红色新闻兵的配合下，封报已成定局。
工联崛起
再封《湖南日报》的斗争中，长沙工联站到了反髙司的前台，此为1967年上半年湖南文革的转折点。
“工联”全称是“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其前身系“长沙市工交战线革命造反联络总站”，于1967年4月15日成立。它以产业工人为主体（其成立之初仅限于国营工矿企业，连国营商业职工都不予接纳），自下而上联合而成。工联总部及各属下组织的头目，不少人曾在张平化“9·24”报告后被打成“右派”“黑鬼”，或因倾向湘江风雷遭到歧视和迫害。长沙各大厂矿的工人造反组织，如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曙光电子管厂“联总”、长沙机床厂“3·31造反团”、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红总”、建湘瓷厂“红色造反团”、长沙船舶厂“文革筹委会”、市搬运公司的“六号门”、湖南橡胶厂“造反总队”、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等，都是工联的重要成员。
    对于这样一个统领二十多万工人、根红苗正的老造反派组织，省军区支持髙司主导的夺权预备队“红联”竟将其排斥在外并执意打压，实在是自寻死路。
工联的崛起，令人瞩目。
4月22日，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章伯森发表对于形势的《公开声明》，不同意省军区领导人对当时一些问题的处理，认为湖南存在“二月逆流”问题的根子就在省军区。24日，他又与其他两名领导干部联名贴出大字报，进一步把湖南文革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省军区。这在湖南省级机关和全省产生了很大影响。
5月8日～12日，湘潭和长沙相继发生矛头指向军队的绝食斗争。北京南下的原首都三司、北航红旗驻长联络站及军艺星火燎原成员在潭、长之间来往串联，支持学生和工人与军队对立。而章伯森等人也发表支持群众要求的声明，成为湘潭和长沙造反派拥护的“革命亮相干部代表”。省经委副主任梁春阳、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杜一夫、长沙市委书记孙云英、水电厅副厅长贾镛等一批厅级干部陆续跟进，支持工联的领导干部队伍形成。就连省军区内也冒出一个“丛中笑”战斗队，表态支持工联。同在长沙支左的解放军长沙政治学校支持工联的态度也渐趋明朗，工联的下属组织在汽车电器厂、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的夺权均获其公开支持。而工联派连日在长沙市五一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喊出“打倒湖南谭震林”的口号，矛头直指省军区。
        14日，工联一派在长沙东风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成立“绝食指挥部”，一部分群众在省军区大门前进行绝食，大批群众在省军区门前游行示威。湖南的反髙司势力大增，湖南军区及其支持的高司派日益被动。
        进入4月下旬以后，工联已在长沙工人和市民中大得支持，高司派设在湘江河东市区的16个广播站连续被工联、湘江风雷派群众砸抄。至5月底，高司在河东仅剩下设在中苏友好馆的一个广播站，该馆内有持高司观点的群众200余人。
        4月25日，控制了《长沙晚报》编辑权的晚报红色新闻兵连续在本报发表矛头直指髙司的长篇文章，髙司又失去一个重要舆论阵地。
湘江风雷的平反问题
随着髙司的全面退缩，湘江风雷问题更形突出。“五一”大游行中，红中会、井冈山等激进红卫兵组织公开喊出了为湘江风雷翻案的口号，翻案声浪日益高涨，湖南军区也拿不出扭转局势的办法，只得于6月3日发出第四号《通告》和《紧急通告》，宣布湘江风雷不是反革命组织，但不得恢复原组织。其实这种马后炮不过虚声恫吓而已，湘江风雷总部已于5月31日正式宣布恢复，此时已在筹备重新树旗大会。
然而，就在这形势好转、曙光初露之时，分裂的暗流却在造反派内潜滋暗涨，争论的焦点，是对湘江风雷平反的态度问题。6月3日，在位于司马里的市总工会召开的会议中，分歧明朗化了。工联反对将于次日召开的湘江风雷重新树旗大会，而执意要开支持亮相干部大会，理由很简单：“二·四”批示是中央文革发出的，为湘江风雷翻案将使中央文革难堪，有使造反派失去其支持的危险。而持激进立场的红中会、井冈山、高校风雷则坚持为湘江风雷翻案，理由也很简单：“二·四”批示是“二月逆流”的产物，反“二月逆流”必须推翻“二·四”批示。
其实，在这场争论中，双方都有不便上台面的理由。就工联而言，自己是按行业、按系统自下而上组成的产业工人组织，成分单纯、组织严密，很符合当时中央提倡的大联合模式，只要紧跟中央的部署，夺权指日可待，此时若推动为湘江风雷平反，权力盛宴上岂不是又添一争席位的重量级食客？
在红中会、湖南井冈山、高校风雷一方，对后起的工联坐大已有警惕，更重要的是，其营中影响颇大的齐卫东、夺军权早就视周恩来为“二月逆流的黑主帅”，认为“二·四”批示就是周所为，他们是将推翻“二·四”批示、为湘江风雷翻案作为炮打周恩来的序曲，这从杨曦光与“5·16兵团”成员杨新华的通信中看得很清楚。因此其推动为湘江风雷翻案自然格外卖力。
司马里会议的不欢而散，致使次日湘江风雷重新树旗大会颇显冷清，但随之发生的“6·6”惨案却使争论双方暂时搁置了分歧，联合对敌。
发生于长沙市中心中苏友好馆的6·6惨案是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武斗事件，其起因是工联属下好勇斗狠的六号门6月3日“照会”髙司寻衅约战，至6月6日终发展成吸引大批非理性的无组织群众和街头暴徒参加的野蛮流血斗殴。事件中死10人，其中高司派7人，“工湘”派2人，无辜学生1人；伤215人，其中“工湘”派19人，重伤17人；高司派77人，重伤43人；解放军战士119人。砸毁省军区卡车2辆，吉普车1辆，摩托车一辆，市公安局吉普车1辆。拆毁围墙、房屋损失约10万余元人民币。髙司派的死者中有多名中南矿冶学院（重点院校，现为中南大学）的应届毕业生。笔者至今记得惨案次日晚在省体委一间办公室内，原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成员高继红（清华井冈山）看着几位罹难学生的学生证面露戚色说出的几句话：“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梆、梆’几棒子就这么没了！”言毕室内一片死寂——此时人们还想不到一年后清华园会有那么多倒下的英才。
惨案发生后几日长沙市一片恐怖。6月7日上午上班时分人们发现原来由髙司派控制的市公安局唱起了空城计，幸得红中会及时赶到，分兵把口、布置纠察线，防止了可能发生的混乱。当晚，长沙警备区接管了市公安局。同日上午在《湖南日报》召开了造反派联席会议，各组织到会踊跃，气氛凝重，议题集中，意见统一，前所未有。会议在唐忠富（工联）、黄振东（《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的主持下一致通过决议：成立由各组织共同组成的“制止武斗指挥部”（设省体委内），填补由于高司派的“长沙市公检法夺权委员会”弃职逃逸造成的治安真空。
6月8日，湖南军区及驻长部队联合发布通令，宣布制止武斗指挥部为非法，通令立即解散——又是一通马后炮。虚声恫吓。
“6·7”会议之后，造反派从表面上看是团结的，但造成分歧的深层根源并未消除。由于对工联的消极态度的不满，齐卫东、夺军权的观点开始在原湘江风雷一派（“湘派”）中开始悄悄蔓延，而形势的发展更强化和加速了这一过程。周恩来主持的解决湖南问题的谈判很快便使湘派从怀疑、观望发展到失望、反感。虽然湘江风雷尚未正式获平反，叶卫东便被从监狱中直接召至北京参加谈判，虽然谈判一开始高司的败局即已显现（以至后来高司称来北京根本不是谈判而是接受“宣判”）；然而，这对湘派而言已远远不够了。他们关注的是赴京代表中湘派的名额太少，是周恩来拒不承认中央发出过镇压湖南红旗军的“1·20”电报却又拒绝为据此电报被镇压的湖南红旗军平反，且不接纳红旗军为赴京谈判代表，明确反对红旗军总部恢复。7月17、18两日，参加北京谈判的谢若冰、孙君森（省直联头头，水电部长沙勘探设计院技术员）擅自返长，连续两天在井冈山总部与部分湘派组织座谈，介绍赴京代表团内部的争论情况，意欲组织“第二代表团”赴京。孙君森扬言：第一代表团不是自下而上产生的，群众不知道，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一点也不错。月底，湘派的文艺界红色造反团的宋绍文（省话剧团演员）离京时给谢若冰、张楚鞭（长沙工人头头，伟华电机厂工人）、刘荣华（高校风雷骨干，湖南大学学生）留下一封信，将问题归结到“老周”（指周恩来）的头上。宋的这封信表明：即令在湘派右翼（以“长沙工人”为代表）眼中，周恩来公正的形象也开始动摇。
其实，齐卫东、夺军权等将“二·四”批示归罪于周恩来纯属先入为主的主观成见。毛泽东“何必轻信一面之词，匆匆忙忙发出‘二·四’批示”批评的是中央文革，江青亦不讳言中央文革对“二·四”批示负有责任。事过40年后笔者曾经问过周国辉当年搞周恩来到底有没有过硬证据，周决绝摇头：没有！据王广宇先生回忆，“二·四”批示是陈伯达主持发出的。（见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版，北京）但在当时，没有人明白真相。
观点的分歧很快发展成组织的分裂，7月16日，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红工会、341部队（解放军工程兵学院）红色硬骨头等湘派组织成立了又一个“制止武斗指挥部”，俗称“民办文攻武卫指挥部”，意欲与6月8日成立的制止武斗指挥部分庭抗礼。而随着7月27日中央正式表态为湘江风雷平反，张家政（银星电影院美工）、李仲昆（湖南制药厂干部）、柳枚青（长沙纺织厂工人）等总部级大佬出狱，湘派各组织也开始进一步靠拢。
8月3日晚，由李长元（341部队红色硬骨头）、李仲昆主持召集湘江风雷、红旗军、青年近卫军、东方红总部、高校风雷、湖南井冈山等二十三个湘派组织在红色剧院开会，李仲昆在会上说：“我们以前受压，现在我们湘派要大联合”。会议确定“以湘江风雷为核心”，成立“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当有人问到工联怎么办时，李长元答曰：欢迎参加，不参加也罢。
5日下午，湘派组织在红色剧院继续开会（增加了红造会等四个组织），中心内容是研究成立“大联筹”问题，并已刻好了图章，准备作为湖南省夺权机构。事后才通知工联的代表参加，因工联反对成立“大联筹”，会上确定第二天讨论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问题。晚上又在341部队开“大联筹”常委会。
6日下午在341部队继续开会（又增加了省、市财联），突然改为讨论成立“大联筹”问题，企图通过一个“全省大联合要以湘江风雷为核心”的文件，因工联反对，未达成协议（但当天下午在341部队二号楼仍挂出“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由此进”的牌子）。
而8日叶卫东、陈勇（高校风雷头头，中南矿冶学院学生，后出高校风雷另组矿冶井冈山兵团）的北京来电，称省革筹的名单是中央定的，要求尊重47军、省革筹的权威，激起的则是湘派更大的反弹并埋下湘江风雷日后内乱的伏线。
工联反对“以湘江风雷为核心”本在湘派的意料之中，不足为怪；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湖南问题的“8·10决定”将工联定为“革命造反派”，将湘江风雷定为“革命群众组织”，从而将其牢牢地钉在老二的位置上，却使湘派大失所望。也许是为了找个台阶下台吧，张家政故作高深地将毛泽东在《决定》上批的“已阅，同意”解读为“看来批得很勉强，可能是在压力下批的。不论湘派有多大的委屈与不满，“8·10决定”已不可更改。
工、湘两派正式对决
临时权力机构“省革筹”以笑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内战的枪声代替了欢迎的礼炮”（“8·30声明”）。黎原、华国锋率赴京代表团刚下飞机，长沙市区第一场武斗就在闹市中心的解放路爆发了。参战双方是工联和湘江风雷的战友东方红总部，起因则是为了争一辆汽车和几桶汽油。由于高司早就被赶出市区，武斗的战场在远离市区的板塘铺、易家湾、坪塘、长纺，市民无缘目睹。如今一场真刀真枪的战争就在眼前发生，还真使不少人兴奋莫名。笔者就见一位老太太用一把大蒲扇遮住半个脑袋（大概是为了遮太阳兼挡流弹），全神贯注地对着轰隆轰隆驰过的工联直属兵团装甲车（其实是挂了几块钢板的载重汽车）睁大了好奇的眼睛。
第一场内战的战果是位于五一广场西南侧的湘绣大楼被劳教人员为主组成的“长沙青年”用高射机枪发射的照明弹击中起火，参与救火的一名47军战士身亡。交战共造成死亡24人，其中湘派死16人，工派3人，无辜群众4人，伤百余人。由于炮击引起湘绣大楼起火焚毁，直接损失约58万余元，库存商品损失上千万元。这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
    工联的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激起了湘派的极大愤怒，红斗（高校风雷头头，湖南医学院学生）执笔的“8·30声明”应运出笼。在这篇用革命辞藻包裹着谩骂倾泻对工联的愤怒与仇视的雄文中，除了一如既往地用“二月逆流黑主帅”将矛头对准周恩来和袒护不久前公开炮轰周的一中齐卫东、夺军权（其中有真正的516兵团成员）外，似乎看不出声明撰写者的具体诉求，但文中几次看似不经意提到的“领导权”三个字，却暴露了他们的真实心态，与对手争权，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在这个骄阳似火的8月里，一年来在反工作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勃发的反迫害、争权利的朴素热情，已淹没于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
虽然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甚至红旗军都没有在声明上签字，但声明将“机会主义”、“工贼”一类不久前砸向高司的帽子狠狠地砸向了工联，无疑使湘派出了一口恶气，而工、湘两派的分裂，也成了尽人皆知的事实。
组织准备总是与舆论准备并行的。在湘派组织日渐自觉地靠拢的同时，以“湘江风雷为核心”的呼声也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理由很简单：受压越深越革命。湘江风雷造反早，受压深，革命性强，自然有资格当核心。而工联，早就右了、修了，该靠边站了。奇怪的是工联却很少公开争着当核心，理由也很简单，他们早就是核心了，用不着死乞白赖去争。况且他们不但是核心，而且几乎就是全部。在此时的省会长沙，湘江风雷虽然在长纺（缚苍龙）、港航（卷巨澜）、制药厂（湘药战团）、供电局（红色战团）等大单位仍有可观的势力，但此间的工联实力也与其不相上下甚至更胜一筹。而在汽电、曙光、红旗、人汽（公交）、邮电、船舶、长机、湖橡、新印、湘瓷、湘运这些举足轻重的大中型企业，湘江风雷或湘派即令有基层组织也只是聊胜于无。更不用说在省直机关“红勤站”对“省直联”的压倒性优势和省委大院内“永向东”的一统天下了。
工联的隐忍不发很快得到了回报。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传达后，自下而上按行业、按系统的大联合迅速形成了高潮。而被湘江风雷奉为至宝的“以我为核心”则成了典型的反面言论。9月27日，工联宣布解散总部，表面上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走自下而上按行业、系统实现大联合的道路，实际上是想凭借自己在多数基层单位的优势，以大吃小、一统天下。但工联的意图过于明显，于是湘江风雷在9月27日便针锋相对地发出了《在大联合中不解散总部的声明》。虽然此《声明》也振振有词，但却改变不了政治优势在已“解散”的工联一边的事实：工联不但显示了不争席位、不争当核心的“高姿态”，而且比湘江风雷更紧跟上了中央的部署（对工联的这一举动，周恩来是欣赏的，在其不久后的武汉接见中他就称其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过急了点。）
眼见有跟不上工联步点的危险，湘派开始了自己的“大联合”之路。他们一方面搬出了“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才能消灭山头”之类来路不明、似是而非的“毛主席语录”为自己保留山头的行为大造舆论，一方面急匆匆地谋划有别于工联的大联合路线图。
湘派筹建“省无联”
9月28日，由长沙工人政治部代章，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红旗军、孙大圣、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6个湘派组织发出通知，邀请各造反组织共商联合大计——工联已解散，自然不在被邀之列。
9月29日上午，部分接到“通知”的组织东方红总部、红旗军、省教联、湘江风雷、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省直联络站、矿冶井冈山公社、红中会、红工会、长沙虎山行、长沙农联等出席了在解放路三招待所东方红总部由该总部谢国凡、唐志明主持的会议。到会者攻击工联搞的“倒旗联合”是“大解散”的“邪气”，提出“应有条件地由各总部先联合再下基层联合”的方案，并将拟议中的各总部联合组织命名为“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初步决定了“按系统设分会、支会”的组织原则；当日会议的另一重大成果是通过了《关于坚决拥护、全力促进、誓死捍卫革命大联合的联合声明》（即《9·30声明》）。此声明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在于其不点名地攻击工联搞倒旗联合，并为自己顽固坚持抱团搞跨行业、跨系统的社会山头辩解的陈词滥调，而在于它是湘派组织最整齐的一次集体大亮相。几乎所有的湘派组织（湖南井冈山除外）都通过这个声明站到了工联的对立面。
9月30日上午，会议在东方红总部继续进行，到会单位有所增加，除日前出席者外，高校风雷、红旗厂东方红战团、长沙财联等与会。此次会议重点讨论了省无联的组织条例，决定“总会”下设“总分会”、“分会”、“支会”。参加省无联的大总部可称“总分会”，小总部可称“分会”，各单位设“支会”，人数太少的可几个合起来为一个“支会”，此即“按系统按单位实现联合”。“总会”由现有各总部组成，经选举产生“领导核心”。由于工联总部已宣布解散，欢迎其基层组织参加各单位的“支会”。会上产生了“省无联筹备小组”，由湘江风雷、红旗军、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孙大圣、长沙工人、高校风雷、红中会、红工会、省直联、长沙农联、长沙虎山行、红旗厂东方红战团、341部队红色硬骨头组成。当时即委派东方红总部的郭冬和去刻了公章。其拟定的日程表“争取（10月）5、6号开成立大会”。
10月1日，“筹备小组”主持开会进行了分工：由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长沙工人组成“政治组”，由红旗军、长沙虎山行、长沙农联组成“组织组”，由高校风雷、红中会、省直联组成“宣传组”，由南区“9·24黑鬼战团”、毛泽东思想捍卫军组成“联络组”，由青年近卫军、红工会组成“保卫组”，由长沙财联、军区联总组成“后勤组”。会议委托刘荣华（高校风雷）负责起草省无联“成立公告”“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组织条例”。
经过数日不断的大小会议，“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旗号终于以提前透露的《成立公告》于10月7日打了出去。由于工联已“解散”，理所当然被排除在省无联之外，而对其下属组织，则看在其老造反派的份上，准予参加基层的联合。“以湘江风雷为核心的大联合”终于形成了。此时又恰逢湘江风雷成立一周年（湘江风雷成立于1966年10月14日），盛大的庆典正在筹备之中，拟邀请全国的兄弟造反组织来长同欢，长沙所有影剧院向公众免费开放8天（惟不知道有何剧目可演）……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湘派上下一片欢腾。
然而，就在湘派和省无联的小算盘珠子拨得哒哒响，筹划着即将开始的好日子的时候，传来了周恩来将在武汉召见湖南省革筹成员的消息。
“省无联”触礁之后
10月10日，由东方红总部唐志明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到会的有省直联吕寿田、孙君森，矿冶井冈山红卫兵谢香阶、陈湘、红武，红旗厂东方红战团傅芦生，红旗军谭进、段湘，红中会周天赤，财联李安怀、陈荣华，高校风雷何承东、刘荣华，矿冶井冈山公社马决、陆益和，小校风雷代红，红导弹柳正明、谢敏东，虎山行陈焕勤，北区工联刘学桂，青年近卫军戈猛子，红工会唐良林。会议主要是攻击周恩来的广州讲话，叫嚷“不管他”，并猜测“这次又要湖南代表去北京（按：实际是去武汉），可能是不同意我们的大联合”，抱怨准备去武汉的叶卫东、谢若冰“他们这样的人没有一点阶级感情”，无奈中决定将“成立大会”推迟至15日前举行。当晚，黎原传达了周恩来在武汉接见湖南代表的讲话，明确表示中央不同意跨行业、跨系统的“大联合”，并肯定了工联解散总部搞联合的方向，给了正在兴头上的省无联一瓢冷水。
不仅如此，10月24日，林彪又接见了47军军长、湖南省革筹小组组长黎原，明确指出：湖南的突出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背后有三条黑线（国民党，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对号入座，确实有人心惊肉跳。
眼见省无联难产，湘派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最先开溜的是长沙工人。长沙工人本是组织省无联的始作俑者，9月28日，就是由长沙工人组织部代章，湘江风雷、长沙工人、东方红总部、孙大圣、青年近卫军、红旗军等才发出“重要会议通知”，正式开始筹组省无联；可到10月2日，长沙工人以政治部名义发出一个便条，决定退出省无联“筹备组”——不过直到10月4日，吴超仁（粮一库工人）仍以长沙工人名义参加省无联有关会议；10月5日，长沙工人发表“关于促进我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重要声明”，宣布不承认“9·30声明”，自此不参加省无联的活动，完成了与省无联的切割。

10月12日，长沙农联发表“火急声明”，不承认参加省无联；

10月25日，孙大圣发表“对当前重大问题的五点声明”，表示不参加工、湘任何一派的单方面联合，显露出对无休无止的派性斗争的厌倦情绪；
湖南井冈山本是湘派的一彪劲旅，也参加过筹组省无联的会议，但组织上却与其并无牵连，本可置身事外；但眼见工联坐大，工联的唯一中学生盟友“8·19”造反有理军得意又于心不甘，于是在11月23日莫名其妙地发起了炮轰章伯森的战役。此举显然很难与省无联立场划清界限——但省无联对此却并不领情，张玉纲在《我们的纲领》中就将其视为机会主义，认为“此路不通”——井冈山对此亦心知肚明，因此在“1·24”接见时康生在对《我们的纲领》逐字逐句批判念到“谢氏揪章运动证明此路不通”时，神经高度紧张的李亚雄（井冈山二把手）误以为井冈山被点名，吓得几乎跌倒。
    但最引人注目的是被视作省无联的“核心”的湘江风雷的态度。

        10月14日，湘江风雷总部发表“关于‘9·30声明’的自我批评”；

        10月17日，罗新发在东风广场的“以斗私批修为纲，粉碎极左思潮的猖狂进攻大会”上代表湘江风雷总部再次作自我批评。至此，湘江风雷在政治上与省无联划清了界限，重返《8·10决定》搭建的主流文革舞台。

果然，11月9日，工联、湘江风雷、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发表《关于促进迅速实现按系统大联合的联合公告》，排除了省无联的干扰，从形式上开始了工、湘两派大联合的进程。
    然而，就在这一派莺歌燕舞之中，不和谐的杂音时时泛起：

       10月19日夜，湘江风雷总部与工联发生分歧，退出次日的批斗蔡爱卿（山西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少将军衔，1959年庐山会议后因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罢职回长闲居，文革伊始即介入造反派的活动，曾为青年近卫军顾问，后被中央点名揪出）大会；

        11月4日，湘江风雷政治部召集高校风雷、矿冶井冈山公社、省直联、湖南井冈山开形势座谈会，省无联的身影仍在湘派群中闪现。显然，根深蒂固的派性不是一纸《联合公告》所能解决的，双方都在寻找对手营垒的缺口，以期在“大联合”真正实现之前扩大自己的阵地。于是，湘派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了“819主义兵”。

         “主义兵”全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819造反有理军”，是一个颇为奇怪的组织，虽戴着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819造反有理军”几乎相同的袖章，也号称红卫兵，但其成员却无一个学生，全是工联属下的青工，主力则是汽电厂梁甘林统辖的一帮由二汽送来培训的湖北佬，好勇斗狠、横行霸道，是来为其在中学界被打压的小兄弟819造反有理军撑腰壮胆的。其实，819系由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钢长造）演化而来，是货真价实的老造反派。但其在髙司与湘江风雷分裂时旗帜鲜明地站到了髙司一边，“二·四”批示后又卖力参与肃清湘江风雷流毒，对工、湘两派均有得罪。1967年4月，髙司与工、湘派斗争的天平开始向后者倾斜，造反有理军的创始人之一（一把手）胡宜民（十二中）带领一部分人退出造反有理军，垒起819造反有理军的山头，投向工、湘派，钢长造留守髙司阵营。819树旗之时，工联与红中会、井冈山等中学红卫兵组织正处于蜜月时期，对其并未予以特别关注，部分湘派特别是红中会、井冈山等中学生组织则对其在肃流毒间的表现心存芥蒂，寻衅打压，故819低调行事，只求跟上大部队。但工湘分裂、形势陡变，红中会与工联反目成仇，井冈山对工联怒目相向，红造会内部在对工联的态度上出现分歧，819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而819也确如工联所望，站到自己一边，这对红中会、井冈山来说无疑是旧恨未消新仇又起，双方对立日形严重。而819也确有把柄被对手抓住。盖819在与钢长造分家时无师自通玩了一套两头下注、对冲保值的把戏，双方达成默契，不论日后谁获胜，都将收编对方余部。于是，不少钢长造摇身一变，顷刻之间就成了819，就连与钢长造并无组织联系的铁杆髙司派二中红旗也带上了819的袖章。819此举进一步激怒了红中会、井冈山、红造会，就连与其观点完全一致的10·24联络站也因珍惜自己在反击“二月逆流”中立下的战功与其划清界限，从不对其施以援手。在此形势下，各校那些改头换面的819们根本无法立足，胡宜民就说过：我们有12个军分部回不了校。但是，主义兵的成立虽然大大地给819壮了胆，但未使形势有大的改观，回不了校的还是回不了校，毕竟作为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左派，尚不敢明目张胆地跨行业干预中学的运动。于是，819只得气急败坏地声明退出中学红代筹，引起红中会好一阵冷嘲热讽。而精力过剩的主义兵，则只能到社会上找茬生事，激起众怒。

        11月26日，高校风雷发表“取缔主义兵”的《声明》；

        11月28日，青年近卫军总部发言人称：抗议819主义兵挑起11?23武斗，要求惩办凶手，取缔主义兵。12月3日，青年近卫军司令部、政治部发出“紧急呼吁书”，号召与主义兵作坚决斗争；

        12月初，青年近卫军、孙大圣、长沙工人均刷出大标语，扬言“打倒主义兵”、“打倒梁甘林”；

12月12日，湘江风雷、湖南井冈山、青年近卫军、东方红总部、红中会、红专会、长沙工人、孙大圣、红工会、红旗军、红造会“揪黑三线人物总指挥部”发表“关于坚决取缔非法武斗组织‘819’主义兵问题联合声明”。
湘派爆发内乱
与主义兵的对抗，是“10·24讲话”后湘派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联手出击，同仇敌忾，动静颇大；然而干打雷不下雨，背靠工联的主义兵我行我素，岿然不动。此后湘派实际已经瓦解，其大部分组织和在工湘之争中一直成功地保持中立的矿冶学院井冈山兵团成了大联合派（一个比当年的不结盟国家还松散的派别），而湘江风雷内部在敌、我、友界限的交错变动中，闹出了大乱子。
    众所周知，早在“二·四批示”之前，湘江风雷总部就有叶（卫东）派、张（家政）派之分，据说前者温和，后者激进，但深层原因估计还是权力斗争。司马里会议之后，“6·6惨案”引起的紧张气氛将日渐凸显的工、湘矛盾暂时掩盖起来，但6月15日一个名为“湘江风雷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在《给湖南革命造反派和湘江风雷广大战士的一封公开信》中却说：“工联是湖南各革命造反派所公认的左派组织，我们应该诚恳地支持与维护工联的一切革命行动，坚持革命造反派巩固地大团结。而总部的某些人在外力的支配下口头和行动极不统一，6月4日临时会议所召开的总攻击会有对抗工联所安排的支持革命干部亮相大会的迹象。这种强求革命的整体利益服从宗派主义利益的错误倾向，潜伏了将来革命造反派分裂的危机……”这不但首次将工、湘矛盾向社会公开，而且将尚在狱中的叶、张矛盾重新挑起。而随着北京谈判开始和中央7月27日表态为湘江风雷平反，其总部常委陆续出狱，叶、张之间果然旧账未清，新账又起。

    对叶卫东8月8日北京来电，张家政极为反感，称其为大毒草；

        9月下旬起，柳枚青（长纺“缚苍龙”）、李仲昆与其属下湘药战团刘忠发、红艺兵战团韩军（省话剧团演员）等开始多方串联，张派湘江风雷在组织上开始成型；

        11月初，湘药、红艺兵串联卷巨澜、金猴、猎潜艇等战团在红色剧院开会，统一张派思想正式密谋倒叶；

         11月18日，周国辉、柳枚青、唐志明、刘忠发等商议将湘江风雷全部拉出来搞省无联。柳再次指示刘忠发进一步串联，准备夺总部大权；

当晚，韩军召集张派会议，柳枚青到会再次动员接管总部，并说自己将去北京“到中央为省无联备案”。
与此同时，李仲昆密示何建国与红艺兵、金猴等几个大战团串联起来，组织起来，杀出湘江风雷，搞垮叶氏总部；
    但“叶氏总部”岂甘束手待毙？

       10月13日，湘江风雷“自己解放自己”战斗队发表《请湘江风雷的战友们思考10个为什么？》；

       14日，湘江风雷“专揪坏头头”、“反迫害”战斗队发表《提出20个问题》，矛头直指张家政；

10月25日湘江风雷“观察小组”“问张家政之流8个为什么”；

10月27日湘江风雷工业系统总勤务站7·27支队发表《这是为什么》，挺张攻叶；

同日，“揪黑手战团”《向湘江风雷战士提出十大问题，请大家找答案》，矛头仍指向张家政；
11月5日，“专揪坏头头”“反迫害”再提《40个为什么？》；
11月10日，“专揪坏头头”“反迫害”、“观察小组”就张家政扬言要“干掉他几个”发出《最最紧急呼吁》；
11月12日湘江风雷《专揪坏头头战报》出版；

       11月24日，湘江风雷总部发出《郑重声明》，不承认省无联并坚决支持“专揪坏头头战斗队”等的革命行动，湘江风雷内部分裂公开化；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任何妥协或转圜的可能都已消失，摊牌已不可免。

       12月3日，湘药、金猴、区街工总、卷巨澜等在东方红总部密谋，决定以形势座谈会的形式进一步串联，向叶氏总部夺权；

       12月9日，红旗、湘药、金猴、卷巨澜等在红旗战团开会，水电司令部蒋俊隆主持，正式策划接管总部；

       12月13日下午，省无联在二轻局金猴战团召开形势座谈会，刘忠发发言称“我们要组织力量把湘江风雷这面旗扛下去”；

       12月14日，座谈会继续，目的是统一张派思想，接管总部，再封《湖南日报》；

       12月17日，再次在金猴战团开会，湘药、卷巨澜、风雷激等共同研究起草“对叶氏总部的声明”，又有人提出封《湖南日报》；

        12月20日，“揪叛徒战斗队”发表“10个为什么？”攻叶；

    当日下午，在金猴战团开座谈会，金猴、湘药、卷巨澜、红旗参加，继续策划倒叶；

        12月23日，在卷巨澜开会，湘药、金猴、红中联等20余人参加，决定由红中联出面，湘药出人，次日封总部；

12月24日上午，湘江风雷总部被红中联等战团封闭，下午在金猴战团所在地二轻局开会，决定接管事宜，当晚，接管单位开会，成立“接管委员会”；
25日，金猴、湘药、缚苍龙、铁勤站、红中联、刺刀见红、区街等组织宣布成立“湘江风雷临时接管委员会”，同日上午在劳动广场召开所谓《用鲜血和生命捍卫革命路线，彻底摧毁湖南反革命三结合誓师大会》，赵南西（卷巨澜战团）代表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宣读了《告湘江风雷全体战士书》，声称：“叶氏总部以反极‘左’为名，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借‘揪坏头头为名’，执行了没有‘二·四’批示的‘二·四’批示”，并宣布接管湘江风雷总司令部的一切权力。

对“叶氏总部” 被封、“接管委员会”成立，最高兴的自然是省无联——虽然如前所述，接管委员会十分奇怪地从未宣布加入省无联，而且其行动与口号与省无联也并非完全一致，如1月7日在省无联于劳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梁春桃（长沙纺织厂）代表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发言时表示“反对炮轰周总理”“服从省革筹、47军的正确领导”时台下响起了“打倒折中主义”的口号声。
而湘派则由此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他们不但不能步调一致采取行动，甚至已无法用同一个声音说话了。利益的分化迫使湘派各组织各奔前程，其在中央宣布省无联死刑的“1·24”后的结局也大相径庭。
长沙工人为自己的首鼠两端，湖南井冈山为自己的鲁莽盲动付出了代价：身为省革筹成员的张楚鞭、谢若冰丢掉了本可到手的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席位；
青年近卫军长期装聋作哑不哼不哈，虽然对省无联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却也再不以总部的名义参加其活动；直到12月27、28日总部发生“政变”，成立“军管会”，31日，“军管会”开除被认为是亲工联的总部宣传部长朱国良（市建筑公司），海司令（谭海清，市建筑公司）才发现自己的山头与省无联并未撇清干系。然而，一贯大大咧咧的他仍旧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所以“1·24”之后他必须为自己的粗枝大叶买单：因为接见中江青毫不客气地请青年近卫军“到苏联去”。在此形势下，青年近卫军只得自找台阶下，唱着高调退场：“苏联不去，山头不保，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虽说死得不算太难看，但在“大联合”、“三结合”中只能充当叨陪末座的小伙计了。而新一轮权力斗争，已在酝酿之中。
堪称异数的是孙大圣和矿冶学院井冈山兵团，他们打着非工非湘的大联合派旗帜不偏不倚地走过了独木桥，双双进入省革命委员会充任常委；特别是后者，挤掉的居然是高校风雷的死对头、工派大专司令部的朱顺祥，令人称奇。
由于省无联和接管委员会的“帮忙”，从表面上看，“1·24”后的叶卫东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上的，当上了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他甚至还有点扬眉吐气（相对于再次入狱的张家政、李仲昆而言）。但是随着接管委员会被当成省无联镇压，湘江风雷本不巍峨的山头发生了一次不小的塌方：李仲昆的湘药战团全军覆没，缚苍龙的柳枚青、梁春桃，卷巨澜的李慈顺所部被革出教门。叶卫东已没有多少可炫耀的资本了，跟着他进入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只有李敬林、罗新发、李铁凡（港航），王天保（长纺）、袁平泰（省药材公司）、袁建国（水泵厂）、廖立（供电局）、杜志明（五金工具总厂）、刘海霞（市饮食公司）等寥寥数人，与工联胡勇如日中天的“汽电政府”实难同日而语。

附录：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要成员名单及其派别属性简况


    主任：黎原（47军军长）

第一副主任：龙书金（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曾经支持髙司）

副主任：

华国锋（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支持工联）

章伯森（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支持工联，1968年8月因与华国锋、胡勇、唐忠富发生权力之争被边缘化，文革后遭整肃，获开除党籍、行政降级处分）

杨大易（湖南省军区代司令员）

刘顺文（解放军长沙政治学校校长、支持工联，1970年初调出湖南）

胡勇（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工联，1968年8月特批入党，后任湖南省委候补委员，文革后获刑，开除党籍）

叶卫东（长沙一中教师，湘江风雷，1968年8月因与华国锋、胡勇、唐忠富的权力之争遭整肃，批林批孔中复出并入党，文革后获刑，党籍不予承认）

常委：

唐忠富（曙光电子管厂工人、党员、工联，后任中共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湖南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任，文革后获刑，开除党籍）

尚春仁（省监委委员、处长，省委机关永向东，工联派，1968年8月因与华国锋、胡勇、唐忠富的权力之争遭整肃，隔离审查达十年之久，1978年恢复自由，后离休）

梁裕吉（湖南日报社工人、党员，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工联派，1968年8月因与华国锋、胡勇、唐忠富的权力之争遭整肃）

陈勇（中南矿冶学院学生，矿冶井冈山兵团，大联合派，离校后对运动介入不深，批林批孔中入党，清“三种人“时遭整肃，党籍不予承认）

李敬林（省航运局船上指导员、党员，湘江风雷，文革后遭整肃，开除党籍）

邹定国（省水电厅设计院工人，孙大圣挺进军，大联合派，1969年即被抓住小辫子被整肃）

雷志忠（省汽车运输公司干部、党员，工联，批林批孔前被提拔为长沙市委副书记，文革后获刑，开除党籍）

金世钧（省体委〔湘潭〕航海俱乐部运动员，航海红旗，工联派，后不甚活跃）

许云秋（株洲冶炼厂工人、党员，株洲工联，后任株洲市总工会主任，文革后被整肃，开除党籍）

张万宏（会同县桐木公社深冲林场党支部书记、老劳模，基本未介入派性斗争）

江才香（女、党员、酃县水口公社水中大队民兵营长，基本未介入派性斗争）

刘善福（47军副军长）

郑波（47军副军长）

李振军（47军副政委）

张立宪（湖南省军区副政委）

张骥（湖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

梁春阳（省经委副主任，支持工联，1968年8月因与华国锋、胡勇、唐忠富的权力之争遭整肃，隔离审查达十年之久，1978年恢复自由，后离休）

万达（省委书记处书记，曾经支持髙司，后任省委书记，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孙云英（长沙市委书记，支持工联，后任省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文革后未再获任用，离休）

张厚（邵阳地委代书记，支持工联，后任长沙市委书记，文革后获刑。开除党籍）

王敬（省外贸局局长，支持工联，文革后任省计生委主任，离休）


本文所引用的部分原始材料由多伦多大学吴一庆教授提供，特表感谢。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1130/11/49267_42927566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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