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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湖大三.二八游行”揭开了武汉反击“二月逆流”的序幕2 O, @( w, H; k) I4 [
; ^+ O5 I" V' Q' a4 j' D作者:诚言2014-10-11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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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L- d3 D( g 我们还在老家串联的时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元旦社论。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它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在此号召下,全国进入了“全面夺权”“全面内战”时期。 n% J$ L( a9 k5 S7 p% N9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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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14日,《湖北日报》社被内外造反派联合夺权,报头改用毛字体于15日刊出;15日,《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武汉电视台》被内外造反派联合夺权;21日,《武汉晚报》被夺权后恢复老名《长江日报》,出刊“新生号”;26日,武汉造反派夺了湖北省委、省政府大权。但也就在前三天,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成立,军区党委代替原湖北省委领导湖北工作,以填补省委省政府垮台后留下的权力空白,“公、检、法”全部实行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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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毛主席发布解放军“支左”的命令。他本欲指望军队“支持左派”去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大部分支左的军队并没有支持左派,而是支持了保守派。 ! d! ~7 E- y. B/ P1 k&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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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年除夕的二月八日,“武汉二司”、“工人总部”、武汉钢铁公司“九.一三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二四八部队“红色造反野战军”等单位联合署名,在《长江日报》上就时局发表了一个声明,时称《二八声明》。《二八声明》声称,全武汉、全湖北要在“大乱、特乱、乱深、乱透”的基础上,由签署联合声明的这些“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掌权”。为表明它们革命的坚定性、彻底性,该声明还不惜给昔日同一战壕的战友华中工学院和湖北大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莫名其妙地戴上一顶“托派”的帽子,无端指责他们要下山“摘桃子”。短短几天,有五、六十个组织发表声明支持《二八声明》。/ r7 a: A9 O) I%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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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声明》的出笼理所当然地引起被指责为“托派”一方的造反派的强烈反对。于是,围绕《二八声明》是“大香花”还是“大毒草”的争论,成为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焦点。在这场争斗中,华中农学院一部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因反对《二八声明》,退出“二司”另建“新华农东方红”。于是,“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并称“三新”)与工人组织“工造总司”“新一冶”“省直联司”等结成同盟,宣称“二八声明”是“大毒草”。这些群众组织以后被称为“新派”。《湖北日报》支持“新派”的观点,也加入了“毒草派”战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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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二司”、“工总”的头头们沉湎于《二八声明》“大涨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的时候,他们却没有意识到,由于他们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满纸的“老子天下第一”的狂妄,已经把自己推到了悬崖边上。一场料想不到的危机正在向他们逼近!. U- ]! i% \& N+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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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八条命令”除了重申“公安六条”中“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等内容外,还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过火行为做了限制,规定不许冲击军队。这个“八条”,使一批军队干部感觉有了对抗造反派的尚方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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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 d' T0 C3 c N 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指责“工总”、“二司”、“九一三”等组织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表示武汉部队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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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f2 t7 ]9 j( {" [* l9 z, g武汉军区的这一声明遭到二司、工总这些“香花派”的强烈反对。他们在《长江日报》、本组织小报上大量发表反驳文章,利用大字报、大标语甚至大游行等各种形式表达不满和抗议。本来就对造反派看不顺眼的武汉军区,又于2月28日发表《严正声明》(即《二.二八声明》),派军队“接管”《长江日报》所在地红旗大楼,《长江日报》于3月21日停刊。6 m! k; e$ T0 s4 R _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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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区《二.二八声明》无异于对这场激辩火上浇油。“香花派”激烈反对武汉军区的声明,攻击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3月3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开信》,警告“香花派”:不要与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为敌,否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绝不会有好下场!! _2 l1 y$ A2 _( X6 C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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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省抓促办”(即“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在汉口武汉体育馆召开大会,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将军到会讲话。会议公开指责 “工人总部”是被少数坏人控制的组织,强调进一步加强军区支左办公室派往“华工”“湖大”军训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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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G2 ~# c2 r* Q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逮捕“工总”头目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和各分部头目数百人。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总”及所属组织。当晚,全省上下以“反革命”罪名抓了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 L! V t; ?/ s& n3 n3 W! ^6 z
/ K6 J+ m' C7 Q& d也就在这个期间,我们从老家回到学校。对我来说,围绕《二八声明》的辩论及武汉军区的镇压措施大体上是从留校同学口中知道的。# N4 c- K5 b; _* f$ R) X& _3 z3 d
( h1 G, f. G5 Z' Q$ A事后我才知道,武汉军区的行为不是孤立的。2、3月间,全国各地陆续发生过多起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件,史称“二月镇反”。其中,内蒙古、湖南、湖北、江苏、广西、广东、吉林、四川、福建、青海等地比较突出。据不完全统计,青海驻军在“二.二三”事件中,开枪打死169人,打伤17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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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 m# o" `/ X6 U# n `也是在事后我才知道,在1967年1、2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特别是在2月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眼看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和破坏,同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运动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并当面怒斥了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若干年后,主流话语对这个过程进行了详尽的回顾,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对老革命家的英雄壮举极尽赞誉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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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Z* z) @9 M. }笔者对这些老革命家的英雄气慨当然十分敬佩,并且至今心存敬意。同时,也不由得思忖:他们对高层“文革派”的反击是不是太晚了一点?如果这场祸害中国人民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比如,当毛泽东以“莫须有”的罪名拿下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时候,当毛泽东秘密组建“首都安全领导小组”防止臆想中的“刘邓会架空他”的时候,在毛泽东把“学术争鸣”转变为政治运动的时候,在毛泽东遥控中央工作会议“一举粉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通过“五.一六通知”的时候,甚至在八届11中全会刘邓陈(云)朱(德)陶(铸)贺(龙)还有资格正常与会、他亮出《我的一张大字报》、通过“十六条决定”的时候,中央这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能够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痛斥企图制造动乱的少数人“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严正指出有人的行为将会对党和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将会把国家民族引入歧途,该会产生多么大的威力啊!可惜,他们错过了一次次机会!在那个可以掐灭文革火苗的时候,包括已被打倒的领导人,有的无动于衷,有的隔岸观火,有的推波助澜,有的甚至放纵子女去帮助“大乱天下”,以致文革烈焰漫天遍地之后,“运动”将矛头普遍对准“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的时候,毛、林、江对“保爹保妈”的高干子弟略施惩戒的时候,在毛泽东元旦前一夜与“文革派”欢宴之际胸有成竹地“祝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开始”的时候,他们才不得不奋起力争,还来得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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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U; k0 S( I; [! w笔者同时还不由得思忖:这几位开国元勋“怒斥了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固然余勇可嘉,但是,难道他们到现在还不明白文革的“始作俑者”是谁吗?军队肯定应该“稳定”,难道学生就不应该“稳定”地上课读书?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就不应该“稳定”地生产生活?文革初期工作组打了那么多“三家村”,抓了那么多“右派”“牛鬼蛇神”,“破四旧”“红色恐怖”整死了那么多无辜者,“支左”部队关押了那么多“反革命分子”,凡此种种造成了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他们怎么都一声不吭呢?现在眼看文化大革命毫无章法毫无理性的“群众被运动”将危及自身并且一帮高干子弟因参加“联动”受到“文革派”薄惩,他们才感到革命多年落了个“被批、被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下场而被迫抗争,在他们的思维理念中,是不是少了点“人权”与“博爱”?' x% K# _* w, N-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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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史没有“假设”!自然,由于缺乏“天时、地利、人和”,老革命家们的抗争只能徒具精神上的纪念意义和供后来者做借鉴之用。当完全掌握运动主动权的文革“最高统帅”怒不可遏地对这些老同志发了“雷霆之怒”、又顺理成章地把他们的正义之举及难以定论的“二月镇反”混杂在一起怒斥为“二月逆流”之后,这批无私无畏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只得无奈地向神圣不可违拗的绝对权威写了检讨书。之后,大多顺利过关。只因谭震林副总理遭到了毛泽东“你说你不该那么早入党,不该活到65岁,不该跟我革命,那你可以退党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于你该不该活65岁,那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的一顿酣畅淋漓的讥讽挖苦,才作为“二月逆流”的元凶首恶被彻底打倒。于是,按照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全国上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2 S1 B$ n0 B$ K$ D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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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武汉地区来说,“新湖大”“新华工”在这场“二月镇反”中完好无损,遭受灭顶之灾的是“工人总部”,受到沉重打击的是“二司”等“香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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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8 |: X# H! `* y8 a" h不知我校“临委会”是从特殊渠道得知中央对“二月逆流”反击的消息,还是对武汉军区处理“二八声明”之争的过火行为大为不满,抑或是出于道义对曾经同一战壕的战友怀抱深深的同情,3月28日晚饭后,“临委会”忽然召集全校师生员工,在沉寂多日的武汉举行了一次久违的大游行!游行队伍前面两人高举“新湖大”校旗开道,各系各班都打出名目不一的战斗队旗帜,无形中为游行队伍增添了豪气。当时我校保守派早已土崩瓦解,参加过保守派的同学全部回到本班上课军训,全校师生员工都参加了这次游行,因而游行队伍格外显得人气旺盛,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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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校门,游行队伍就呼开了口号。主要口号有:“坚决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游行队伍一路向东,首先抵达武汉大学,然后途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穿过街道又经过华中师范学院、武汉工学院等五所大专院校,方收兵回营,徒步行走不下三十里。这几所大学,在“二司”中算得上是骨干力量。在我们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经过这些大学的时候,因亲密战友“工人总部”被解散而唇亡齿寒久久未敢大声出气的“二司”师生员工们,纷纷从各自宿舍或家中赶来,夹道观看他们做梦也不曾料到的这支“托派”游行队伍。在各校校园,我校游行队伍一遍遍高呼“向二司战友学习!向二司战友致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团结万岁!”“誓把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此时,这些曾经的“香花派”、自诩为最革命最坚定最彻底的造反派们方如梦初醒,才明白我们是怀着雪中送炭雨中送伞的善意来的!是带着扫荡他们颓废鼓舞他们重新挺立的动机来的!是胸怀捐弃前嫌再次并肩战斗的大义来的!于是,他们表现得很激动也很感动。我们一路从校园经过时,他们使劲地拍巴掌欢迎。但也仅仅限于鼓掌,没有一个人敢于礼貌性地用嘴巴回敬一句“向新湖大战友学习、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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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游行回校后,驻校军训团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响。可能因为在“二八声明”大辩论中,军区与“新派”观点一致(保守派工人组织“联合会”于2月中旬已开会解散,“一司”早已瓦解),军队在武汉已无别的“左派”可“支”, 驻在我校的“军训团”与我校“临委会”的关系依然不错。; @# Z7 r/ v, Y6 R! Q1 }2 q!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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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作此判断呢?负责我班军训的是郭排长,23岁,身高约1.72米,河南籍,人长得帅,很精神,与我们关系也很融洽。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说着玩,他突然冒出了一句“鸡巴毛炒韭菜”的粗话。我不解,硬要寻根究底。他笑着道出“乱七八糟”,我才明白这是一句“歇后语”,不由和他相视大笑!在“三.二八游行”后的一天晚上,他召集万学华、朱芝华、刘邦华、向东、樊令文等七、八个同学,挤在他住的小阁楼寝室里,学习3月底《人民日报》发表的《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一文。万学华提议我普通话说的好些,让我读。当我情感充沛地朗读完后,郭排长还和我们一起进行了热烈讨论。由此我判断驻校军训团没有对这次游行大惊小怪,否则郭排长也不会领导我们学习《人民日报》那篇文章了。谁知没过几天,军训团撤了,郭排长也悄然走了。3 b% A! x! d. _5 t, d
9 x8 u5 q% V/ K7 c( \以后我每当想起了那句生动的“歇后语”,就会想到郭排长英俊的面孔爽朗的笑声,怀念那种亲密无间的军民关系。甚至会想入非非:如果在湖北省委省政府已被“打倒”的情况下,武汉造反派中极少数的头目不那么利欲熏心,发表那么一份“唯我独革”的《二八声明》,造反派会分裂吗?造反派不分裂,武汉军区也无由插足双方之争,由军队、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协商组成权力班子,武汉湖北的局势会不会很快好转?如果在《二八声明》发表后,武汉军区反应不那么激烈粗暴,而是对“香花派”广大群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组织他们选举新的“勤务员”取代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派性”争权夺利的少数头目,不解散“工人总部”那样的诸多造反派组织,军队与造反派群众的对立情绪会不会还那么严重?如果武汉军区陈司令员有郭排长那样的亲民意识,少在群众组织中抓那么多“坏人”,已与武汉军区在《二八声明》大论战中并肩战斗过的“新派”们,还有必要不怀任何私心杂念为曾经的战友挺身而出吗?% ]3 E3 [6 g! U( ^* `' m! O5 W
; ^* n9 p" G0 l5 b当然,这些问题想破脑壳也不会有任何结果!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新湖大三.二八大游行”在全市影响十分巨大,实实在在打响了武汉湖北地区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枪!放在文革那样一个特殊时代背景下去审视那次不同凡响的游行,显然具有代表草根阶层向强权挑战向暴力抗议、为弱势者仗义执言的正义色彩,无疑是正确的!勇敢的!- k8 A% b8 I/ a1 S1 s8 }( J9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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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毛泽东4月6日批准,中央军委迅速发布命令(又称“军委十条”),先称解放军支左“起了很大的作用”后,又指出:“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引起严重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F! h6 f9 W# X7 {. F2 j3 j6 j
* |4 m8 \) o, t9 _7 F(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革命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Z) j% m+ a: u
7 g% c, A" q" h2 K+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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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n. a) W. x/ s4 z5 t5 h(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受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 |- j$ p, Q" \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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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 u5 C; H( H+ G, ~. M*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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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十条”发布后,驻我校军训团撤出,我校造反派放开手脚,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反击“二月逆流”活动。各式各样的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北京来电”、“中央首长讲话”、各地动态等等贴满校园。校广播台别具匠心地翻出延安时期的老歌《解放区的天》重新播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好处说不完那,呀合咳咳…”充分表达了“新湖大”战士的自信和豪情。我校印刷厂、教工宿舍位于红旗大道(原名熊廷弼路,文革初改的名)另一侧,几个高音喇叭本来就接近大街,嘹亮的战歌响彻武昌上空,更加吸引全市各界群众纷至沓来,尤以“二司”的老战友和被解散的“工人总部”的成员来的最多。他们在这里吸收自由自在的空气,汲取重新投入战斗的动力,把在这里得到的喜讯或信息抄录下来传播开去。大字报长廊一天到晚万头攒动,川流不息,“新湖大”似乎成了全市造反派的精神偶像,以致于市公交公司把公交车停靠的省图书馆站改为“新湖大站”。6 C' R2 \, X. F, s
) a% F$ z/ _+ E' f* W8 \% c回顾这段历史,也许有人责备“新湖大三.二八大游行”是多此一举,是惹是生非。对这个问题,前文已有分析,不再重复。也许,有人会指责武汉军区不该把“支左”变为“镇反”。现在看来,这个批评近乎苛求。军队一向讲究纪律,讲究秩序,讲求“军令如山倒”,他们对乱哄哄的“造反”“夺权”岂能看得惯?连置身事中力求紧跟的地方党政领导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都执行得都“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岂能要求一直置身事外呆在军营的干部战士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那么心领神会,准确无误地辨别出谁是“左派”后再去“支持”?也许有人谴责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不该“镇压反革命”,问题是,他们未奉上级命令介入地方事务之前,怎么没有随便抓人?依我看,问题就出在贯彻毛泽东意图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上。该社论说什么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它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试析这句热昏的胡话,谁是“无产阶级”?谁是“其它革命群众”?王任重、张体学、宋侃夫等省市委领导真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保守派组织的大小头目们真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吗?社论还要求“展开总攻击”!什么叫“总攻击”?如何去“总攻击”?“攻击”的“度”怎么掌握?可以说,这段话的每一个字都大有疑问!这些问题就是今人也难以明白,叫当年的武汉军区如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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