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２０１０年１月３１日总第四十二期关于重庆红卫兵墓群二文

bluesky

原载《记忆》２０１０年１月３１日 总第四十二期

重庆815派文革墓群中的反到底派死者

韩平藻

重庆文革墓群原本是文革武斗中815派死难者的坟场。据笔者调查，其中至少有四位死者并非815派的“烈士”，有二位甚至还是身份明确的反到底派成员。
原重大815战斗团的“殡葬连长”（同学们戏称为“尸长”）郑志胜在回忆录中写道，1967年8月20日傍晚，重大学生食堂的炊事工刘平治，被重大815的几个武斗人员在审讯时捆死了。因是本校职工，许多人都认得，怕事情传出去“影响不好”，郑受命将其尸体秘密处理掉，他便把刘当成“烈士”装进棺材。因刘平治的妻侄陈汝福是与刘一起被抓到的，刘死了，陈活着，事情暴露了不好办，捆死刘的有关负责人就一不做二不休把陈也“处理”了，不留活口！郑又受命处理尸体，他把陈与刘装进了同一口棺材中，次日埋到了沙坪公园墓地。刘平治文革初期参加了官办的工人纠察队（俗称“工纠”），属于“保皇派”，是815的对立面。陈汝福也可以肯定不是815派成员。
陈的尸骨后来被郑充当反到底派河运校航锋的尸骨叫该校领走了。从郑的回忆可知，此前他曾在沙坪公园墓地中埋葬了一个死于中梁山武斗中的河运校航锋的成员。此外，在8月25日，郑还在那里埋了一个重大815战斗团301武斗队的人要他帮忙处理的无名死者，郑知道那不是他们的“烈士”，因此也很可能是对立派的死者或被枪杀的俘虏。当然这几个死者也就不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墓碑。如不是“尸长”郑志胜在四十年后的回忆中交代出来，这只能成为永远的秘密。
另据笔者调查，在这片重庆815派的文革墓群中，还埋葬有一位身份明确的反到底成员，其命运与以上几位冤魂完全不同，且极富戏剧色彩。
朱本武，重庆字水中学初66级学生，文革中属反到底派。死于1968年3月8日参加815派攻打长寿县云台地区川东石油局反到底派的战斗中。
据朱的大哥朱本滔回忆说：
反到底观点的弟弟在家中，被他耍得好的字水中学815派同学叫起就走，那时我们就住在市中区沧白路，离河边很近，他们马上就到千厮门码头上船直奔长寿。是去支援长寿云台地区川东石油局815派的战友。当时，长寿反到底派有当地驻军（涪陵军分区）支持，815的就打不过反到底派，弟弟实际就是帮字水中学的815同学去打反到底。朱本武在进攻一栋楼时，冲进去就没有出来。战斗在第二天结束，反到底被赶走，楼也垮了，在废墟中挖出了弟弟的尸体，他是头部中弹，估计他一冲进楼就中弹身亡。我接到他同学通知去长寿接他回来，集中埋在了沙区公园这里。在埋葬时，其他815的死者战友、亲属听说朱本武是反到底的，认为不该埋在815的烈士陵园里，不准在此安葬，差点发生火并。朱本武的815派兄弟伙坚称，“他虽然是反到底的，但是他是为我们815 战斗牺牲的，我们不能对不起他”……
我们一家分成两派，父亲和他是反到底的。我在沙坪坝供电局是815的。那时家里很穷，朱本武回江北（字水）学校都舍不得花5分船票钱坐轮渡，夏天他都是游泳过河上学。修坟也是长寿云台川东石油局815 出的钱，运动后期他们单位还找我出了个手续，说要做账。
2004年清明节，朱本滔还专门为弟弟刻了新的墓碑……
四十多年过去了，朱本武长眠在815的哥们中间。比起前述那几位死后还被隐姓埋名下葬，使亲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比起那些怀着同样宗教般的虔诚战死而死无葬身之地的反到底战友，朱本武能安葬于此，年年得到亲友的凭吊、祭奠，还算是幸运的。
2010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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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关于重庆“红卫兵墓园”墓葬人数的再考证

陈晓文

2010年初，重庆“红卫兵墓园”被列入重庆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报道中，对该处墓葬人数确定为573人。该数字可能来源于当年有条件接触、汇总造墓信息的知情者。但它只能作为现在确定墓葬人数的参照起点，不能作为现成结论。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现存的围墙没有把当年的所有墓茔全部围进来，其范围小于当年墓葬实际；二，有极个别墓茔有被移葬出去的情况。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在573人的数字里被扣除。
（右图：墓园一角。刘庆丰摄）
我在1995年发表的《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一文中（见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8月号），根据有确切死亡者姓名、性别、履历、所属团体、死亡时间、致死事件、死亡人数的92座坟墓碑文提供的资料，统计出这里实际墓葬的死亡人数是345人（包括实有人名累加和碑文风化的空格占位累加两种情况）。每座墓平均安葬人数为3．75人。因文字湮灭已不可考的21座墓，若平均安葬人数扣除25％的误差所得数值（2．81人／墓）相乘，估计葬有59人。加上已知数字，确认此地共掩埋404名武斗死难者。
后来考虑到该文仅从负的方向考虑了误差，没有从正的方向考虑误差，实际上404人只是该墓的一个下限数字（上限应该是443人）。也就是说，这里的武斗死难者最少不会低于这个数字。而持平的数字是424人。减去11号墓（均系笔者为记叙方便所做的编号）叶申明“死于烧伤”和32号墓杨宏柱、46号墓谭德林“不幸病故”的3人，埋在这里的武斗死难者应为421人。
2005年以后个人志愿者曾钟和2007年公园方面工作人员王友群、秦本志、李中华（受聘者）介入调查，得到大量口述材料。这一工作进展显著。他们提供的修正情况是墓葬总数为131座，增加有确切人名的4人（3墓），有造墓单位（3墓）和墓葬人数的累加有21人。
据此可以修正为，从有确切死亡者姓名、性别、履历、所属团体、死亡时间、致死事件、死亡人数的98座坟墓碑文提供的资料里，实际累加统计出370人的墓葬死亡人数（包括实有人名累加、碑文风化的空格占位累加和口述材料累加三种情况）。每座墓平均安葬人数为3．78人。拿它乘以已不可考的33座墓，得到125人的数字。累加数字和推算数字相加为495人（中间数）。如果对推算数取+25％的误差，取值范围为+31人，应为464—526人。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一，1995年的计算扣除了确知不是死于武斗的3人，着重点是厘清埋在这里的武斗死难者；而本次修正计算没有做这种扣除，意在计算墓葬人数的总数（并不否认此墓包含了极少数不是直接死于武斗的人）。
二，曾钟对这样的计算方法提出质疑，认为，大墓的数字容易被发现，小墓的数字容易湮灭，按统计推算可能把每座墓的平均数算大了。实际数字可能大大小于573人。从墓葬分布实际看，这一质疑不无道理。
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曾经埋有和现在实际葬有两个概念的区分上。要把该墓作为文物，这一区分和必要的审慎在田野考古学术规范看来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强调墓葬人数的确立，要有完整的基础材料和合乎逻辑、可以验证的完整计算过程。这一方法的好处是透明，可以复核并且质疑，而持之有故的质疑能够修订计算，使工作日臻完善。
201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