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铃：血腥的花季

bluesky

原载《记忆》２０１０年１月３１日 总第四十二期

按：本文作者赵晓铃，女，文革时是重庆第四十一中学（今已改还原名巴蜀中学）高三学生。后曾任《红岩》文学杂志副主编。已退休。

赵晓铃

新年第一期《记忆》上本杰明的文章对我很有触动。
想起十多年前一位美国小伙子好奇地问我：“文化大革命时，是不是学生都不上课了？”他大概觉得学生不上课是很好玩的事。
我淡淡地说：“不光学生不上课，老师校长，还有作家艺术家都被打倒，不能工作，还被侮辱，有的被迫害死了。”
没想到他一下子惊骇，内疚得不得了，直说“对不起对不起”，说“我是不是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那种神情让我很难忘记。
又过了十年，文革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有意地删除了这段骇人听闻的历史，以为只要不说，那伤疤就没了。
现在，美国人本杰明说：“中国政府从未逮捕过任一个杀害卞仲耘的罪犯！”反倒让我惊骇了。他的热情的追究，对生命的痛惜，让我感觉我们有多么冷漠！
往事历历。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个血腥的时代。

1967年春天，我和班里的几个女同学在化龙桥的一家电机厂劳动，也和工人造反派一起写大字报。这里还有几个其他学校的同学，多是女孩子，他们居然不计较我们的出身，我们就参加了他们的井冈山红卫兵。红袖标上白色的“井冈山”三个字完全是毛主席的手迹，我非常珍视。在我自己的学校里，我只能参加一个叫“赤卫军”的红卫兵外围组织。那时大串联已结束，大家基本上回到重庆，几个人占个教室就可成立个小组织。每天的活动就是在学校里学习什么文件，参加会议之类，基本无所事事，自己领点纸来印点传单散发就干革命了，在学校，叱咤风云的红卫兵的多数活动我们是不能参加的，只能站在革命的门外，那不是好滋味。听说可以自己组合到工厂参加劳动，我和几个女同学就去了。
井冈山红卫兵原来叫井冈山公社，串联时我到重庆大学去看过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徐光明等大学生，听他们说了自己怎样受迫害，好佩服，认为他们是最革命的组织。重要的是，这个组织基本不搞出身成份歧视，有好多人都是爱读书的学生，大家很容易成为朋友。
那时重庆已没有保守派的戏，大家都是革命造反派，而且分成“八一五”和“反到底”两派。人们关注的重点是派仗，不那么关心单位的斗争对象了，对“牛鬼”们的镇压，不过是证明自己革命的手段。两派竞相争取群众，争取中央支持，其实也就是争取头头们在夺权中的地位。各单位里的两派也会在乎这个，我妈妈单位里一派掌了权就不给另一派发工资，但一般的群众，尤其是学生们，根本想不到这些。
电机厂里还有两个来宣传革命造反的首都红卫兵，是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社员，要说“煽风点火”，他们真是来晚了。不过也不是人人都要叱咤风云，他们就是被革命潮流冲到这里来逛逛，总部说支持反到底，他们就支持反到底，有时到外面开开会，有时和工人们一起开开会。这个厂里八一五少，反到底多，对大学生和中学生都很好。男生女生分别住到单身工人宿舍里，自己买了饭票到食堂吃饭。工人们还在上班，造反派常来看我们，谁也不问我的出身，一视同仁。我很少下车间劳动，总叫我抄写点什么，做革命小将的感觉很好。正值青春期的同学们，不同校却因为同一派，有患难与共的动人友谊。生活里不光是革命，还到嘉陵江里游泳。
井冈山红卫兵自来与“八一五”对立，现在是坚定的“反到底”派。我们在电机厂也听说，什么地方的两派不光是辩论，而且打起来了，但不是很了解。厂前马路上的公交汽车，晚上十点才收班，周末回家，我有时一个人徒步往返，也不会有什么事。真的，那时治安还很好的。
电机厂对面就是后来被称为武斗之花的重庆工业学校（反到底派控制）。
有一天，工业校传来高亢激越的男声独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这首歌是用毛泽东词谱的曲，词曲都好，很是流行，每有武斗，必放此曲，似乎成了武斗号角，以激励人心，鼓舞士气。
真要打了！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唱，我们又兴奋又紧张。
我和我的同学小陈一起往工业校走去，以前我们和工业校学生无多来往，但知道和他们是一派的。在这样紧张的时刻，我们无法袖手旁观。我们还没有见识过真正的武斗，也想看看。人对于暴力事件，都有兴趣吧。
工业校操场空无一人，同学们都在教学楼里。教学楼底楼的门窗都用砖石堵得严严实实，门口有持钢钎的同学守卫，因为是一派（反到底派）的，他们放我们进去了。里面很暗，遍地狼藉，在灯光下我们看见了他们的“森严壁垒”。课桌课椅都搬在走道上堵着，他们不但有木棍铁棒，还准备了一包一包的石灰，瓶装的硫酸之类从化学试验室里弄出来的东西充当武器。
我突然感到恐怖。一旦两兵相接，是很有杀伤力的！都是同学，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只是观点不同，为什么要这样相互伤害呢？在这样的打斗中流血牺牲值吗？
有两个女生我认识，很可爱很纯朴的。一定要打么？我问。她们说，准备好了，如果他们进攻，我们就打。看她们意气风发的样子，我非常担忧。
从工业校楼里出来，小陈和我向山上爬去，这山叫虎头岩，上去不远就是大坪，那里的石油学校也是一中专（由八一五派控制）。那些未来的石油技术人员头戴藤编的安全帽，雄赳赳地在虎头岩上站了一排又一排，手里握着的钢钎在燥热的阳光下闪着寒光。他们看见上来两个女生，就喊，走开！走开！
我们不管不顾地抓住杂草攀上岩石，向这些战士们走去。我们要让他们明白，工业校也是有准备的，他们现在这样下去，一定会打起来，结果双方都会受伤，这样的惨剧对革命运动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人家观点不对，那也是红卫兵，至少是受蒙蔽的革命群众。人受了蒙蔽只能讲道理，只能辩论，打架不能改变他们的观点！红卫兵不能相互残杀！
我们两个女生就这样跟那些陌生的男生们讲。他们奇怪地看我们，革命斗争到了这样的时候，这两个娇小姐还来唠叨什么道理！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他们根本不理我们，轰都懒得轰走我们，甚至不怕我们是奸细，轻蔑到极点的样子。
有革命做理由，那些身强力壮的男生内心对暴力的渴望已难以抑制。他们想到后果么？或许，他们正要用鲜血来证明对革命的忠诚，来表现男人的勇敢。
那天并没有打起来，不知为什么，反正决不是因为我们两个女生的制止。后来这两个学校，加上石油校附近的河运校（反到底派），武斗非常厉害。河运校美丽的校园被烧得只剩下废墟。很久以后，我去过工业校，到处是碎砖石，教学楼破烂不堪，门窗都没有了。
近年读一些民国人物的材料，发现早先在卢作孚领导的北碚西部科学院做代理院长的李乐元先生，中共执政后在工业学校任教。文革时，李先生是批斗对象，1969年，李先生在迫害中病逝。在此之前，工业校红卫兵曾令他制造炸弹，这位已成为“牛鬼”的知识分子竟抵制了。可见那时有理性的人还是反对武斗的。
这年春夏之交，重庆武斗迅速升级，似乎是井冈山总部让我们到重庆医学院去印传单。医学院位于交通要道，与两家大兵工厂相邻，房子又多，成了反到底派大本营。许多人在楼里忙碌着。人们都尽可能地去忙，越忙越革命。那时就听说，八一五有枪，把西师八三一和北碚的反到底派赶出来了。武装斗争似乎是从那里开始的。
7月底的一天，这里也要发枪了！
在重庆医学院的一个礼堂里，举行了发枪仪式。我不记得什么人讲了什么话，只记得那种非常安静，又非常不安宁的气氛。发的是新崭崭的五七式步枪，是附近的兵工厂建设厂生产的。人们一个一个地上前领枪，一脸的庄重和圣洁。我在那看着，也感觉庄严兴奋而又紧张。真的要打仗了么？因为一向的革命教育，我们一直对自己没有生在战争年代感觉遗憾。但我又有些惶惑不安，眼下这算什么战争呢？工厂的造反派都是男的，没有女孩子领枪，我也没有要领枪的要求和热情。
两天以后，发下的枪就响了。
听见枪响后，我兴奋地爬上楼顶。医学院的外科大楼顶上是一个制高点，夏末的夜晚很凉快。有人喊，趴下！我趴在一个男人身边，我问他是哪个学校的，他说是北碚的工人，换洗衣服都没有带就被打出来了。
子弹从我们头顶飞过，很响。我问，你们那里早就武斗了？有受伤的吗？
有。
你害怕吗？
怕。他腼腆地说，后来身边有人被打死了，就不怕了。
你想要报仇？
对，他们打死了我们的人。
这个我连面目都没有看清的人，他这话我记了一辈子。从此知道了，仇恨，一种很直观的血仇，会让人在一瞬间就忘记恐惧，而一个暴力会制造更多的暴力，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块一块不断倒下，直至最后一块。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再问为什么开打，但对血腥味会习惯，生命就不再贵重了。
我确实想不明白，为什么拿起笔做刀枪的文化大革命突然变成真枪实弹的战争了？而且枪击炮打的双方原来是一个学校的同学，一个车间的工友，一个单位的同事，谁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怎么突然就成了你死我活的敌人了？但在这些不怕死的人面前，我总感觉惭愧。我这是不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又犯了啊？我在整个的高中，甚至文革后的大学阶段常被这样批评。和同学珞加聊过一些想不明白的事，珞加说，不想了不想了，不敢想。我们必须把与革命不一致的想法掐掉，否则便无法面对这个畸型的世界。
那个周末回家后，母亲再不让我和妹妹离开家，我也没有死犟着要留在重庆革命，我们全家到成都躲避武斗去了。
在成都，我又参加了从重庆转移来的井冈山红卫兵的活动，在《井冈山》报编辑部工作。青春的我无法抗拒革命。
《井冈山》编辑部都是四川外语学院的师生，从北碚撤退来的。他们也是主要撰稿人。川外的教师林那时才三十多岁，他的夫人刚生了孩子。林执笔写了《人民战争救山城》，《再论人民战争救山城》，还有三论四论五论，前四论都刊登了，五论打成纸型没有印出来。井冈山红卫兵人数虽少，但鼓吹武斗实在很出风头。文革后期，林因此被捕入狱四年。
我和十四中的小杨跟着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大学生老王跑印刷厂，搞发行。在成都印制三厂印《井冈山》，那位冷师傅看到王大学生破鞋破棉衣，说，你们红卫兵搞革命鞋都没得穿的，我们给你们印！
报纸弄回重庆卖，两分钱一张，我的书包鼓鼓的，尽是分分钱，一分钱不少，所以总让我管钱。成都到重庆，同学们都“混车”（不买票），我不能接受这种不规矩的行为。革命也应该是干净的。同学们嘲笑我，却总是给我和小杨买半价火车票，用学生证就能买到。坐慢车，不到五元钱。
林老师的文章越写越大块，报纸从四开印到对开。我看出是仿《论持久战》的写法和笔法，仍然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在重庆人之间打真正的战争的道理。不过我很认真工作，也很佩服林老师。这毕竟是革命哪！明白不明白都得革命。
我读明白林老师的文章是在文革以后，他又活跃在文坛上，是我任职的文学刊物的重点理论作者。1989年春天，他还写了一篇文章，“100=1＋1”，大意说“百花齐放”不过是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是“1+1”，但又不让资产阶级发言，就一家。那年春夏之交一过，就成了靶子。
记得当时印《井冈山》的另一家印刷厂的技术员对我说他是逍遥派，感觉这个运动没有意思了。他看着我摇头，说，你上当了。我想问他为什么，又觉得不能像他那样落后。
这是不是本杰明说的“示好”呢？不全是，本杰明不知道，那时人们参加革命，多数因为不革命就会被打入另册。他不知道当时的中国人怕被排斥于革命之外的那种恐惧。
武斗终于消停了，复课闹革命，让学生们回到学校，当然不是上课而是革命。那时我才知道，小陈和我分手后，和井冈山的同学们到望江厂闹革命去了。我看到她们照片上扛着枪的飒爽英姿时，感觉有一点惭愧。假如不是妈妈把我带到成都，我会和她们在一起的，但我会对准一个明知不是坏人的活人开枪吗？虽说我早先参加民兵训练就学会了打枪，射击成绩还很好。不行，我不会那样义无反顾。她们大多比我低年级，她们有没有想过，假如死了，不管是自己死了还是对方死了，值不值得？武斗搞得厉害的，多是高二高一的同学，他们没有我们想得多。
小陈是高一的，学习好极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那样聪明能吃苦又朴实的女孩。她的父母都是相当优秀的教师，真正的书香门第，母亲是右派，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绝对是孝顺孩子，会干很多家务，但她必须革命。在我们学校，她是进了黑五类子女学习班的，但井冈山红卫兵不歧视她，大家都喜欢她，我相信，为革命，她会豁出命去干的。下乡当知青时，她劳动很忘命。文革后，她考上大学，后来是很棒的教授。
飒爽英姿里最漂亮的是我的同班同学樱。她白晰高挑，眉眼秀气，真是美少女，和井冈山那拨人也是生死朋友。她的出身栏里填的是“革命干部”，她父亲是老资格的新闻记者，做过重庆一家进步报纸的主编，革命成功后被打成胡风份子监禁一年，后来在出版社、图书馆做领导。这样的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不是很红的，据说班里的红五类对她有些另眼相看。她学习好，背得很多诗歌，胆小，爱哭，又特爱干净，关心人，小学就和我同班，常揪了我一起去洗澡。文革后，樱要考大学，因为历史的教训，爹妈都不要她考文科，她说，那就不考，考理科考不上的。父母才让了步，她考上中文系，毕业后在出版社做编辑。她的温柔善良，让她有许多朋友。她爸告诉我，樱那么温柔的人在文革初有一壮举：一回家就用斧子砍家里的雕花八仙桌，认为桌子是“四旧”。他说，她单纯，轻信，人说什么就信什么，一直都这样。那么，当年她为什么也去拿枪？前年，她从国外来电话说到，我们这些人是应该忏悔的。她绝对是真诚的。
在文革中，除了参加会议呼口号，我内心里实际上应属于“逍遥派”，确实没有伤害任何人，也不恨什么人。至今记得那时偷偷读的雨果、普希金作品里的人物，早记不得班里谁是八一五，谁是反到底了。但是当年，我一直是以革命不坚定为耻的，以不能摆脱资产阶级人情味而羞愧。
本杰明这个外国人说，“中国政府从未逮捕过任一个杀害卞仲耘的罪犯”。这里的关键词无疑是“罪犯”。这个词击中了我。
在大规模的武斗中，被杀害的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人，杀他们的，算不算犯罪？武斗中杀人的一些人，后来在一打三反中被清算，有的被判了刑。我们办鼓吹武斗的报纸，算不算犯罪？
多少罪恶假革命而行，可是我们没有罪感。
我们怎么会有罪感呢？本杰明知道么，在那之前也有过许多政治运动，每一次运动都会死人，死无辜的人，死得很惨。死得比狗都不如，不许对死者有怜惜，哪怕他的家人。而无情斗争是受到鼓励和赞扬的。
前几天，清华大学一位知名教授对我说，他有一位同学，那时十五六岁，镇反时上台发言表态拥护政府，与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他的父亲当场被枪毙。那位父亲是卢作孚领导的民生公司一位中层干部，很优秀的人。后来平了反。
我知道还有一位小姑娘，十四岁，也在这样的场合揭发检举自己的母亲，母亲是国大代表，也当场被枪毙。她的父亲很痛苦，却一句话也不敢说。故事是这位父亲的同事告诉我的。
文革时，有一天我在电车上遇见初中同学小平。到哪去啊？
她说，去下户口。
下户口？下什么户口？
她淡淡地说，我爸爸自杀了，我去给他下户口。
那种口气完全是说她爸爸出差了，她要去给他领粮票一样的。
她口气的平静和眼神的淡定让我震惊。算来她那时也就十四五岁。真的，那时死个人算啥呢？对于血腥味，人们都习惯了。
小平绝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后来她成为一所很好的托儿所的所长，有名的工作狂。
在革命成为时尚的年代，什么都不重要，人情、亲情，、信义、道德、良心，是与非都不重要。生命在革命面前都算不得什么，尤其是“阶级敌人”的生命，那根本不如草芥。革命第一，革命比天大。罪与非罪，界限在哪里？
在那个年代，女孩子“不爱红装爱武装”，裙子都不敢穿，旗袍更是绝迹，家里如有这样的旧衣，一定要毁掉。上辈人的婚纱照片要烧掉，母亲烫发的照片也不能保留。凡是与暴力相连的东西，刀枪军衣军帽之类都成为美，成为时尚。传统的优雅，文明，礼貌，温柔敦厚都是被轻视的，被视为丑陋不堪的，“大老粗”才美。
我的大学同学龚巧明（后来因车祸死在西藏的作家），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幼儿园老师，文革时她为了表现革命，赤脚回到家里，当着母亲的面抽烟，讲粗话。还有一位同学，她的母亲出身名门，才华超群，是有名的古典文学教授，给学生讲授典雅隽永的宋词。母亲很自尊，文革中每一张针对她的大字报都如尖刀戳向她，一天，母亲看到这些大字报里，竟有一张出自于自己心爱的一双儿女之手。这一刀戳得太深太重了。第二天，母亲自杀了。那一年，女儿13岁。她心上也留下了永远不能愈合的流血的伤口。
我的这两位同学，她们也绝对都是有教养的充满爱心的人，而且非常爱文学。巧明在作品里常提到姆指姑娘，小美人鱼。我相信美丽的教人真诚善良的童话是她文革前教养的一部分。在革命时期，这一切都必须抛弃，过去的文明必须毁灭，过去的教养必须颠覆，颠覆越彻底越革命！那时有个电影叫《决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那种是与非的颠倒，美与丑，善与恶的错位，不要说美国人，就是今天没有经历过的年轻人都难以想像。
四川省有位知名民主人士，省级高干，他长子在文革中领了弟弟妹妹回家斗老爸，还抄自己的家。这位老人的家庭，中西文化都很深厚的，对孩子自然重视教育。中共执政后，他成为资产阶级中的左派典型，周恩来对他说，你们这些人的孩子，应该到部队去锻炼，他诚惶诚恐，把十几岁的儿子们都送到部队，走上革命道路，不上大学了。所以现在他家的女儿都比儿子文化高。这位老先生不能理解儿子运动中的不孝之举，至死没有原谅他的长子。
革命狂飚呼啸而过，卷走了一切。风暴过后，要找回丢失的东西，容易么？
现在，文化怀旧很热，热到秀，热到时尚，可是有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平反冤假错案，补发工资，恢复过去的地位，赔礼道歉，做了很多很多，可是，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这些！也许，那些难以平复，无法补发的，正是最珍贵的。
前年春节，一些老井冈山红卫兵聚了一下，我发现这些人还是生活很认真的好人，是如今社会上不多的那种好人。多年不见，大家很高兴，吃饭，喝酒，没有聊什么沉重的话题。不打牌，好像这一拨人中的多数都不大会这种现今很普遍的时尚娱乐。
不管我们后来成为什么人，都不能否认，我们的花季年华里，弥漫着血腥。血腥味至今未能散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