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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7 12:32: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诚言  我在那个“历史大转折”中

作者:诚言 时间:2014-08-17

当《历史大转折中的邓小平》正在热播之际,我不由得想到我在那个大转折中的历历往事……
粉碎“四人帮”时,我在江西南昌一家直属四机部的工厂当会计。因思乡心切、照顾父母等原因,我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78年4月举家从江西南昌市调回故乡湖北老家,被分配到县人民银行办公室工作。
那时,正是全党全民同心同德挽回十年“文革”损失的年代,正是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回归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正是冤假错案陆续平反社会正气上升的年代,也正是各行各业奋力拨乱反正即将迈开改革开放新步伐的年代。当时,人民银行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怎样排除“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怎样有效地发挥银行促进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回首既往,我最感欣慰的,就是在那个不平凡的年代,我作为一个普通的银行干部,曾以辛辣严正的文字,联系实际批判过“四人帮”破坏银行工作的种种谬论;曾开着“储蓄宣传车”深入城乡宣传储蓄政策,迎来了我县储蓄存款大幅上升的局面;曾不计报酬不辞辛苦自编教材,在支行职工夜校和县委“中心学习小组”讲授过银行知识;更曾以一个参加者与总结者的身份,撰写了我行推行“农贷合同制”、“按企业按产品择优贷款”等典型材料。这两个成果,至今仍然被业界公认。

一、一场护卫信贷原则的“前哨战”

那是我到县支行工作半年后的深秋,主持工作的魏青山副行长递给我一个大信封,里面装着省行的一封信,同时还附有一封我县大木公社革委会主任(姑隐其名)和公社办公室主任、农经站负责人三人联名写给《湖北日报》的一封“人民来信”及报社给省分行的一签便函。这封“人民来信”向省报反映了大木公社营业所信用社如何不服从“党的领导”、不贷款支持哪几家社队企业致使这些企业经营困难、不向某大队发放春耕贷款而影响了该队当年收成等六个问题。信中还具体写道,犯错人之一五谷分社会计姜尚卿出身不好,舅舅是“富农”,他的问题性质属于“阶级报复”,要求“将其开除革命队伍”。信的最后还说:上述问题“县的领导也多次给予批评,他们就是不听!”只好向省报“反映”云云。单凭信中所说,写信人确实有理!
当时,正处于新旧更替的激情岁月,社会积累的矛盾多热点多,干部群众向站在引导社会前进第一线的党报反映合理要求固属正常,抱着陈腐观念对新事物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诬告也会向媒体涌来。对此,报社一律要求所涉单位认真查清就实回复,若问题严重或回复不实,还会派记者亲自调查,促使其上级机关处理。如北京一个青年厨师反映商业部长吃饭少付钱的来信使该部长丢官,一篇火车翻车事故的报道促使铁道部长下台,“勃海二号事件”见诸报端后导致石油部长和康世恩副总理被追责等等。“人民来信”和媒体监督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因此,省分行要求县支行务必高度重视,派专人调查,一件一件搞清,向省报、省分行写出专题报告。
于是,我和办公室负责人李昌奉同志成了“专人”,搭乘班车奔赴离县城150里远的大木公社。去后,我们先到公社办公室汇报了来意,避免给人留下“背着当地政府组织私自活动”的口实,坦诚要求公社派人陪同一起调查。白天,我和老李爬山涉水去所涉企业及大小队走访、座谈、查帐,有时赶不回营业所就吃住在被调查单位或社员家(吃饭付钱和粮票、住宿免费),要求被调查人写出材料。晚上,我就着煤油灯,或整理记录,或打草稿。经过约一个星期的工作,终于把信中反映的六个问题全部搞清。如不支持社队企业问题,大木农具厂产品质量差,经营管理差,营业所在“文革”期间不得不按公社安排的方案向其贷款,但贷款80%到期不还。1977年底,公社要求该厂贷款交税,企业不愿,营业所不干。企业不愿,信中只字不提,营业所不干,成了一条罪状。再一次拒贷是今年六月底,公社主任出面要求银行贷款给该厂发工资,营业所首次大着胆子说了声“不”,由此成了信中不服从“党的领导”的又一条罪状!至于信中描述的那个“准阶级敌人”姜尚卿同志,我们步行往返近50里山路找到他时,观察他竟是一个见了我们这两个所谓的“县支行领导”十分局促腼腆的中年汉子!问起那个大队的春耕贷款情况,姜会计细说,那个队去年秋的贷款与信用社协商后暂未收回,故今春没来贷款,今夏收成不错!我侧面问公社领导对此知晓不?他顺口回答,那是某主任抓的“点”(即“信”的第一签名人),他肯定知道。江会计随后翻出账本,逐队汇报了今春向本片大小队贷款发放情况,总额竟比同期增加一半!至此,不实之词不攻自破!于是,他的舅舅是不是“富农”,对他有什么“坏影响”,我们也就不屑调查了。
调查完毕,我用两天时间写完了6000多字的汇报。第一部分,汇报了县支行如何重视、如何安排、调查组如何开展工作的情况;第二部分,分六个段落一一回答了信中反映的六个问题。照说,写到这里,谁是谁非已经了然了。然而我意犹未竟,暗自思忖,银行信贷工作再也不能任由外行领导随便干涉了!银信干部再也不能任由官僚主义者欺负了!当然,这种发自胸臆的激愤之言不适合出现在以县支行名义向上的汇报中,于是,我“煞费苦心”地又加写了第三部分:“我们的自我批评和应吸取的教训”。在这一部分,我直书“四人帮”诬蔑银行干部收贷款是“黄世仁逼债”等谬论在我县还广有市场,反动的“血统论”“棍子理论”还残留在少数人头脑中,而“我们”对深揭猛批“四人帮”还重视不够,在全社会积极引导也还不力;坦承对组织职工学习银行知识未及时纳入议事日程,不少职工自己还分不清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的区别,以致社会上广泛存在着“反正用的是共产党的钱”、“借款要多、还款要拖、最好不还,十年一豁”的错误认识;检讨了对地方党政领导汇报工作不够经常主动,争取领导重视支持认识不够,对向社会各界宣讲金融知识认识不足等等。并就此制定了更改措施,直把这个“检讨”写成了如何坚守信贷原则的策论!在汇报的结尾部分,针对来信“县的领导也多次给予批评,他们就是不听!”的空穴来风,我不失讥讽地写道:“粉碎‘四人帮’后,全县银信工作得到各级党政领导高度关心和支持,他们对我们取得的成绩多次肯定和表扬,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创造性地做好新时期的金融工作,从未出现过领导盲目批评我们的现象,更没有出现‘他们就是不听!’的问题!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欢迎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对我们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以正视听!完稿后,李昌奉同志主持召集所、社干部会议,我读了汇报材料(未提三人姓名),进一步征求他们的意见和核实内容。此时所、社干部才恍然大悟,姜会计当时感动得几欲掉泪!他们的心情与表情在此不用细表,值得赘述一句的是,当时所社干群之间还存在着“文革”遗留的派性,吃饭都不在一个锅里。经此“同仇敌忾”,他们增强了团结,这也算是此次调查的一个副产品吧!临走时,我俩到公社办公室告辞,大致讲了调查情况。接待我们的同志客气地表示,等领导回来后一定汇报。
我们向魏行长汇报后,把打印报告分寄省分行、《湖北日报》,抄报地区中心支行、县委县革委会主要领导、驻大木片指导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工作组及县委县革委办公室,抄送大木公社党委、革委会。此后,风平浪静,省报、省分行没有再下问,三位写信人也一片缄默。据魏行长说,有次大木公社书记邹传华同志在街上碰见他,歉然表示“看这老某(公社主任)搞的……”。据营业所潘良楚主任说,邹书记事后还特意代表公社党委专门到营业所看望慰问大家,年终所、社均评为公社先进单位。俗话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我县县城不大,此事很快传开。这场不期而遇的“前哨战”以被告取胜结束,倒为来年县支行进行信贷改革制造了先声。

二、“农贷合同制”:骑着自行车上化龙

时光很快进入 “三中全会”召开后的1979年。一天下午刚上班,行长李经伦同志对我说:“小彭(那时我真还不老),给你个紧急任务,省分行关行长要来检查工作,中支打电话叫我们把化龙搞的农贷合同制好好总结一下,这事就交给你了”。关广富同志新任省行一把手且首次来检查调研,地、县行领导自然十分重视。我虽不是领导,也重视,因为这是我首次面对这个级别的领导直接审视工作效果,可不能让中支及支行领导为难呀!当时县城到化龙的班车已然错过,支行又还没配车。为赶时间,我急忙收拾起毛巾牙刷,骑上单车,往化龙公社出发。
化龙位于县城西部,约40里路远,以上坡路为多。我骑自行车的技术差,看见行人心里就发慌。当我歪歪扭扭大汗淋漓地赶到化龙营业所时,天已黄昏。所副主任吴廷杰同志见状,十分心疼,一面忙着给我端水洗脸,一面赶紧吩咐厨房邢师傅给我下面条,还叮嘱他要多放些肉丝。时至今日,那一大碗肉丝面似乎还在眼前散发着香气。
吴主任胖乎乎的,一双高度近视的眼睛总是笑眯眯的,透露着慈祥和善。主任去住队,他主持工作。当晚,他就在客房向我介绍了以往农贷资金管理的混乱和贷款好放难收的问题。我听后的第一感觉是,实!他继而说道,这总不是个办法,以前可以说是“四人帮”捣乱,但不能总这样说吧?我就琢磨,得用个法子约束借贷双方,订个有法律效力的协议,明确双方责任、权力、义务,到时非执行不可,于是,今年春上我们就搞了与贷款户签合同的尝试。听了这段话,我从内心里佩服吴主任善动脑筋,敢于创新。在交谈中,我一边记录,一边询问数据,比如全公社近几年放款收款总量,今年年初余额多少,到逾期多少,春上签约了多少合同,占贷款总额比例,有到期的吗,执行若何,贷款户愿意签吗,公社领导是啥态度,等等。对不少数字,吴主任不假思索,随问随答。有些数据,尚需收集,有些事例,只待充实。有了这次夜谈,我有底了,加之骑车劳累,当晚甜甜美美地睡了一觉。
接下来,我提议吴主任把信用分社会计召回来开了个会,全面听取了全公社范围实行合同制的情况介绍。还看了合同文本,统计合同总份数,总金额,了解大额合同的签订过程,看用途是否合理,还款时间是否科学,分析到期能否顺利兑现。为证实和丰富素材,少不了和吴主任骑着车子到邻近大队、生产队,听他们谈在签订贷款合同时的想法和对这一做法的评价。最后一道程序是,拜访公社领导,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反应。
世界真小!没想到担任化龙公社党委书记的,竟是我读高中时的团总支书记方必胜老师。当年正是他当团总支书记时,我被选为一中学生会主席,在开展工作中得到他不少帮助指导。自从到武汉读书后,再没见过面。只知道他文革中也遭到“冲击”,一度大街上到处刷满“打倒方必败!”的标语。阔别十多年后师生相会在化龙,都有历经苍桑又“它乡遇故知”的喜悦!一阵热切的互致问候后,我汇报了此次来的任务。他“哦”了一声,随即说,这事我知道,去年八月全国财贸大会后,我们听取了营业所汇报,又学习文件,才对银行的地位和作用有新的认识,胡乔木同志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文章出来后,对我触动很大,我拿着报纸到营业所,和他们一起学习研究,要求他们拿出新办法,改变全公社农贷资金管理落后、效益低下的局面。难怪化龙营业所能率先推出农贷合同制,原来他们背后站着如此高明开明的公社党委书记呀!他接着说,今年元月营业所拿出合同制方案后,我们在党委会上形成决议,决不允许公社干部再批贷款条子强令银行贷款,谁批条子,不仅无效,还要作检讨!当然,我先要带头执行。听了方书记一番情真意切的介绍,我除了对他更加敬佩外,也不免思忖:大木公社那位无知无理还要颐指气使的主任也自命为“党的领导”,拿他和方必胜同志相较,谁更像?由此生发了一致困惑至今的什么叫“党的领导”的难题。
六月上旬的一天,时近中午,关广富行长、省行办公室刘林主任和中支领导分乘两辆小车从竹山方向驶到化龙。这时我的调查基本结束,题为《房县化龙公社实行农贷合同制》的初稿也已结尾。在营业所用饭后,召开了简洁的座谈会。吴主任在会上汇报了工作和开展农贷合同制的情况,公社方书记重点谈了支持营业所搞合同制的初衷。关行长听了十分兴奋,当场表扬:“山区虽然条件较差,物质水平较低,但山区同志的工作水平并不低,像农贷合同制在全省都属首创,它可以有效解决农贷管理这个老大难问题!”我担任记录,在他们汇报时,坐在我旁边的刘林主任曾关切地低声问我,这些情况都掌握了吗?我点头作答。
在汽车离开化龙将要启程时,我向后院走去,中支领导问我要干啥,我回答推自行车。关行长问明原委后,露出赞赏的表情,马上说,回去就不用这么辛苦了,自行车就请吴主任安排人给你送回去吧,我车空,来坐我这儿!于是,忙碌六、七天后,我跟随大家回城。
关行长一行在支行前后住了四天。期间,除了了解我行的工作情况、工作条件、全县经济状况、有何要求之外,就是研究审核我写的材料。总体上说,大家基本肯定。但关行长看问题更高一筹,他说,从文章的题目看,内容合适,但合同制的意义不是拘限于一个公社,县支行要先在全县推广,同时,推行合同制的社会阻力会很大,化龙公社党委的支持十分重要,希望作者再回头深入调查,站在化龙党委的角度写一篇文章,我们在全省范围推广,使这个典型的价值充分发挥出来。我一听,有高兴,也有接受新任务的压力。事后,这次写的材料在中支和支行工作简报上刋发,我返回化龙,深入调研,以房县化龙公社党委的名义又写了一篇《我们是怎样支持银行推行农贷合同制的?》文章,省行《湖北金融简讯》很快于七月六日刊载,并加了200字的“按语”。“按语”最后一句是:“他们的经验较好地处理了党委加强领导和尊重银行自主权的关系,对于指导当前工作带有普遍意义,请各地认真学习和推广。”秋后,农贷合同制在我县遍地开花,我又写了一份全县实行情况总结,被新组建的农业银行总行刊物发表。1980年,农总行召开全国先进单位经验交流和表彰大会,分管财贸的县革委会副主任雷奕良、化龙公社副主任吴传伟作为特邀代表和吴廷杰同志一道参加,会上化龙经验被再次介绍宣传,化龙营业所被授予“全国金融红旗单位”称号。
使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关行长一行在我县调研时表现出来的廉政作风。当时支行没有招待室,更没有宾馆,办公室旁边只有几间放个开水瓶洗脸盆的客房,没有专为客人服务的招待员。当县领导邀请他们去住县委招待所时,关行长自然而然地说,这里就好,方便工作。没有丝毫作秀成分。吃饭就在食堂,主要由我和李行长陪(魏行长已病逝),八、九个人围一张桌子,多加了几个菜,没有上烟,喝厨房自酿的米酒,职工同时在一个饭厅就餐。晚上,厨事员仅在每个房间多放两瓶开水,他们没有任何额外要求。记得有天中午已到下班时间,我们一道从会议室下楼去吃饭,走到院子里,得知开饭还得一会儿。转去吧,没必要,干站着吧,又略显尴尬。我看见两个职工的小孩在水泥台子上打乒乓球,灵机一动,商得小朋友同意后,对关行长说,关行长,我陪您打盘球吧。关行长愉快地答应。于是,我俩挥拍,其他领导围观,终于消磨过这难挨的十几分钟。关行长一行离开房县时,我们连送一斤土产黑木耳都没想到。对比现在一个年轻轻的县长下去就前护后拥,有专人打伞挡雨,一顿“工作餐”动辄几千上万,住则高档饭店,玩则舞厅桑拿,临走手提车载,那时的清廉之风、干群关系,也只有向梦里寻了。

三、“两个择优”:吕行长和我不谋而合

山区县的工业经济一贯落后,对我们这个全国贫困县来说更应当用极其落后描述。1979年,地处平原的潜江县同行根据本地实际,首创按企业择优扶植的信贷经验。相对于以往按行政命令对所有企业都要贷款来说,无论是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益或是维护银行自主权,此举都是一个突破。但到了我县,拨拉来拨拉去,就那几个厂子,很难找到一个囫囵的“优质企业”。怎样才能把别人的经验学到手呢?
我行时任信贷股长的胡代和是一个1950年就参加银行工作的老同志。1957年,一贯谨慎的他幸运避开了“引蛇出洞”的陷阱,但运动造成的后怕警示他一直低调做人,力求平安。“文革”结束后,他焕发了第二春,在工作中肯动脑子,喜欢思索。长期与企业打交道,使他不仅了解企业,也熟悉每个企业的产品。大凡企业为适销对路的产品提出贷款申请,信贷股总会开绿灯。为宣传报道银行作用和对上汇报工作及写工作总结之用,办公室也需要到企业找题材,少不了信贷员协作。一来二去,我和老胡成了忘年交。1979年在写半年工作总结时,我根据胡股长的汇报材料,找到他商量后,形成了“按企业按产品择优扶植”的提法,在行务会上得到认可。此后,我行在向上汇报、通讯报道、调研文章中均把“两个择优”作为常用概念。
到了1980年人、工两行分设后,支行工商信贷工作在“两个择优扶植”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出对工业企业按产销合同、对商业企业按购销合同择优贷款的操作细则。这本来是件好事。但须知真理往前跨出一步,也会变成谬误。有一次地区中支吕品行长要到我县检查指导工作,点明也要听“两个择优扶植”的推行情况。我写综合汇报材料,已经担任副行长的胡代和同志准备择优扶植的专题材料。在讨论准备材料的会上,胡行长在宣读材料时,把“择优扶植”中又加进了几个择优,除上面提到的按产(购)销合同择优外,还有按领导班子择优、还有按什么择优等等,“两个择优”一下子变成了五、六个“择优”!似乎“按”的越多,工作就越好。这一来,我有不同意见了!我说,按产销合同择优说得通,但它从属于按产品择优的范畴,作为信贷原则不必另提,按领导班子择优则违背了逻辑同一律,领导班子是组织部门管的,银行管得了?再说,企业好里面就含有领导班子好的意思,班子不好,企业会好?如果要加按领导班子择优,也应当加按职工素质择优、按企业技术水平择优不是?一通大炮连续放出,全然没顾及胡行长的感受,更没考虑他会不会见怪。胡行长自然也回辩了几句。我俩争论,其它同志不好多说什么,会议当时对此没有定论。需要交待的是,这样同志式的讨论以后没有影响我俩既有的良好关系。
几天之后,吕行长一行来到我行。在听胡行长汇报时,吕行长刚听到胡行长按原文几个择优中的“按领导班子择优”一句,马上打断,很不理解地说:“老胡也是的,‘两个择优’的提法就很合适,既简易明了,又已广为人知,怎么变来变去?这样罗列,岂不有会好多条择优?叫别人怎么看?”胡行长一听吕行长如此严肃的批评,当即脸一红,跳过这一段,再继续汇报。与会同志大多参加过上次准备会,清楚我和胡行长曾有的争论。见此情景,几个年轻点的股长竟低声笑了出来。吕行长讲话当然正合我意,就像来了个有权威的裁判,判定我赢了,所以当场也难以掩饰内心的高兴。哎,想想还是不成熟啊!
我们支行创造的这一经验,受到省分行表扬,并在金融系统得到广泛推广。《湖北金融三十年史料》对此予以记载。时至今日,按企业按产品择优扶植仍然是一条公认的信贷原则。
通过几个重要材料的撰写,省、地行领导对我越来越熟悉。1981年,我行到省分行出差的余策星同志回来后到办公室兴冲冲地告诉我:“彭同志,我在省行碰到了关行长,他叫我代他向你问好。你好牛B啊,对两个行长他都没问好!”我听后,心中泛起一阵暖意。不久,李行长亲自来到我不足15平米的家中,转告了省行要调我去的意思,并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现在工作环境够好,比当“臭老九”仰俯于人的时候好多了,我在武汉南昌生活过多年,对大城市并不留恋,“在哪里都要靠本事吃饭”的观念根深蒂固。再加上支行领导也有挽留我的意思,就婉拒了。以后,地区行也有几次要调我的机会,我也放弃了。不久,关广富同志破格升为省委书记,我与他就“相忘于江湖”了。
通过这几个材料的撰写,我这个银行工作资历不算深的写作爱好者对金融调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即便在重用知识分子的1985年提任支行副行长后多了行政事务,仍笔耕不缀。对金融理论和实践问题,努力做到不唯上,不唯书,直面现实,独立思考。有的观点、建议被社会采纳,我固然欣慰,有的文章发表了没有反响,我也能理解。因为社会总是一步一步朝前走的,自己只要尽心了,努力过,就会“衣带渐宽终不悔”!  
抚今追昔,令人感慨万端!想想当年社会对舆论监督的重视,到如今的“跨省抓捕”;当年领导干部的普遍清廉,到如今的老虎老鼠苍蝇层出不穷;当年大力改善信贷质量,如今信贷资金照旧沉淀坏死;当年力争银行工作“自主权”,如今落个银行高管“自主”提薪公然贪腐;当年重視知识人才,如今赢者通吃学术造假;当年就公认历史实现了“大转折”,如今仍在盲无头绪地“摸石头”,当年人心振奋向上进取,如今民怨沸腾离心离德……,历史怎么屡屡给我们开进错“房间”的玩笑?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而当初一起切磋的文友们,有的耐不住寂寞改行,有的升迁当“官”,有的下海发达,成功者固然不少,而挡不住权钱诱惑身陷囹圄者也大有人在!提笔四顾,大有“当时共我赏花人,如今点检无一半”之慨!回首这段往事,不由令人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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