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谈造反派的派性斗争与大联合问题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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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谈造反派的派性斗争与大联合问题的经验教训

——武汉水院张建成老师文革回忆录《岁月留痕》的读后感节录

　　在政治活动中间，负外部性问题比经济领域更为明显，人们对于政治负外部性的容忍程度更低。文革期间，除了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两部分成员之外，其他的重要政治行为人例如造反派组织，也一样受到这个负外部性问题的困扰。一九六六年底造反派在武汉高校中间普遍取得了优势，在随后的“一月夺权”前后，由于缺乏经验，就没有能够很好地协调各个组织的需要，结果导致分裂。在分裂发生之后，一些人就肆意地攻击别的组织及其头头，结果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导致分裂的扩大，被军内当权派利用。在一九六七年“七二〇”事件之后的大联合、三结合过程中间，为了争夺革委会的席位，同样发生了无原则的争执。在革委会成立之后，各个派别也一样没有能够找到合作并建立互信的机制，结果，相互之间的不满引发批评和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造反派的分裂以及与之紧密相随的派别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验证“负外部性”危害的经典案例。
　　对于派别斗争的危害，张老师做了很深刻的反省：“派性斗争没有理性，不讲政策，不顾大局，只只有派别的利害关系，你站在我这边，就是好干部，革命的，站到对立面，则是坏人、反革命，就要打倒;为了派性斗争的需要，抢旗帜，清理阶级队伍，只只清对方的，不清自己队伍中的;大批判中，给院领导及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挂牌，在武汉三镇游行;学习毛主席著作、马列著作，不是用来提高自己、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而是用来对付别人，批判别人，这种贴标签式、手电筒式的学习方法，在派性斗争中大行其道，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痛心啊!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浪费了一年的大好时光，伤害了两派的广大群众，拖了文化大革命的后腿。我每想起，痛心疾首。”“全国情况亦然，由于造反派内部的斗争，很多地方发展到大规模武斗，毛主席的计划画无法实现。文革失败后，我们有些人说，如果毛主席晚走几年就好了。试问，如果文化革命按主席计划画三年完成，那么就有七年的巩固时期，那将是什么情况?从这个角度讲，文革久拖不能结束，文革的失败，造反派自己应该负责，也应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每一个组织批判都会导致对方的不满，并引发不好的动机猜测，导致一种反批评。就文革的实践经验看，不管这种批评别人的意见是否怀有恶意，在“三结合”的背景下很容易被解读为想要排斥别的派别，最大化本派的席位，由此引发对应的反批评。结果，就在这样的“批评—反批评”的恶性循环中间，派别对立呈现出一种逐步加深的趋势，这也许可以称之为“派别斗争中间负外部性的自动增长规律”。这个方面的派性在自动增长趋势下，极大地干扰了文革运动的走向，成为最难于解决的问题，作为政治经验丰富的老人，毛老人家指出：“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两派多做自我批评，人家的错误让人家自己去说，“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耍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甚至说百万雄师这样的保守派组织最好也是由自己的群众起来造反(，“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明确要求左派和政府都不要去捉人)，(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6页)这些主张其实都是着着眼于“负外部性最小化”的考虑，但是当年能够听得进去劝告的造反派领袖不多。
　　每一个组织批判都会导致对方付的不满，并引发不好的动机猜测，导致一种反批评。就文革的实践经验看，不管这种批评别人的意见是否怀有恶意，在“三结合”的背景下很容易被解读为想要排斥别的派别，最大化本派的席位，由此引发对应的反批评。结果，就在这样的“批评——反批评”的恶性循环中间，派别对立呈现出一种逐步加深的趋势，这也许可以称之为“派别斗争中间负外部性的自动增长规律”。
　　第一次香鲜花派与毒草派的分裂，被武汉军区陈再道等人利用，只只是由于陈再道等人处置失当，才导致毒草派中间部分造反派成员回头参加反击“二月逆流”，而重庆的五十四军就一直拖拉着着“革联会”作为反对“砸派”的打手，不需要像武汉那样组织武装基干民兵组织“红武兵”去武力扫平造反派力量。一九六八年水院革委会成立之后“闯派”和“好派”的分裂，一样被樊马义等人利用，最后实际上废除了革委会，把几乎所有的造反派都作为打击对象。
　　毛主席提出“斗私批修”的口号，就文革的实践看，如果造反派头头不能够超越自己的小小私心，不仅做不到批判当权派的修正主义，甚至自身都不能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团结的力量。造反派头头在政治上的成熟，需要他们充分认识到派别斗争“负外部性”的严重后果并愿意为此采取积极行动去解决的时候，才能够实现。
　　从这个角度看，武汉“钢工总”头头胡厚民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在一九六八年的“钢派”和“新派”斗争中间，他提出“钢化江城”的口号，应该说此时他是一个为派别斗争“添砖加瓦”的积极分子。等到当权派通过“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来死整造反派的时候，他迅速意识到必须搞好造反派内部的团结，为此他多次请人上门向新派“工造总司”头头吴焱金上门道歉，争取他一起参加“反复旧“运动。一九七四年胡厚民甚至提出联合百万雄师的头头一起“批林批孔”，明确地意识到争取保守派群众的必要性。不过此时，百万雄师与造反派之间的裂痕已经足够深，、难于回头了，毕竟经历过一九六七年夏天“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杀死杀伤数千造反派的历史，经历过军宣队主导下“百万雄师”百万雄师很多成员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对造反派的逼供信、制造“五一六反革命”冤案的海量事实。让百万雄师回头与造反派搞好联合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当欠债数量达到换不起的时候，赖账就往往成为首选了。“百万雄师”百万雄师这两段表现一样构成对对造反派欠下这两笔巨大的“政治债务”，成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很难跨过去的政治障碍，不用说，这债务”，而这两笔庞大的政治债务一样在造反派中间激起普遍的敌视情绪，这不仅导致百万雄师百万雄师难于回头与造反派进行联合(据百万雄师头头章张迪杰回忆，一九七四年百万雄师一些成员担心省市委屈服于造反派压力否定“两清一批”，三次去北京上访要求中央关注此事)，而且在造反派内部也普遍地形成绝对不与死敌百万雄师百万雄师合作的“坚定立场”，果不其然，胡厚民这个联合百万雄师百万雄师的主张被造反派目为“投降派”。
　　拿胡厚民的认识演变过程，与全国的一些造反派头头进行对照，上海王洪文在一九六六年年底“赤卫队”瓦解之后就达到他一九七四年才开始实习达到的认识水平，而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直到今天还没有达到胡厚民一九七四年就形成的认识。据研究上海文革的李逊先生介绍：一九六六年年底保守派组织“赤卫队”瓦解之后，工总司曾经开会彻夜辩论要如何对待赤卫队工人，许多造反派头头不愿意接纳保守派，担心这些人参加进来之后带来一些不利影响，王洪文毫不妥协，在辩论会上拍了桌子，坚决主张接纳保守派成员，他这个主张最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实施。因为上海““工总司”没有”不排斥保守派工人，结果各个单位内部造反派组织顺利地吸纳了保守派成员，此后“赤卫队”头头后来几次都想要重新拉队伍都未能奏效，一九六七年之后上海的文革演进中间就再也没有强大的保守派组织出场了，这在全国都算是特例。这与而武汉就不是这样，一九六七年夏天武汉一些保守派参加百万雄师武力清剿造反派，一九六九-—九七三年很多保守派作为“动力”大搞“逼供信”、参与制造“五一六冤案”的事实，甚至一九七四年还想要捍卫“两清一批”的成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武汉保守派的后续表现在全国是有代表性的。因为缺乏有组织的保守派力量与造反派进行角力，上海的大多数当权派从自己的权力地位着着眼，也只只能“理性地选择”接受当时中央的指示——走上“检讨、亮相、结合”的三步走战略，其中检讨就是承认从前的错误并表示悔改，亮相就是保证以后与造反派合作，在走完这两步之后才获得群众组织的谅解，被重新赋予权力和地位。到一九六七年秋天张春桥在河南传达毛主席重主要讲话精神时提到：“上海部、局长一级干部已经解放了百分之五十至六十。”(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等编印《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1968年，第329页)上海作为当权派反复诅咒的“文革重灾区”，在解放干部方面反而又多又快。
　　王洪文在文革的实践中间，利用一九六六年年底有利于造反派的大形势，整合赤卫队，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避免群众组织分裂的战略性课题，也这从改变了此后根本上改变上海的文革的走向。此后工总司还较为妥善地解决了工总司内部耿金章二兵团的派性问题、一九六七年上柴联司和支联站派性问题，(后面两次派别斗争的解决只只是战术性课题)，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团结，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这应该是王个人在文革实践中间的最大贡献。据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介绍，周总理在一九七三年8月23日在政治局召集的省市区和中直负责人会议上传达，说毛主席在九大、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多次提出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并具体提到王洪文同志。”。(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3—-494页)在文革的大背景下，王洪文作为文革前工厂保卫干事和后来的群众组织头头，除了解决了如何实现群众组织的团结这个战略性课题上的贡献之外，没有太多别的贡献或者资历。
　　根据杨道远的看法，在造反派组织的骨干成员中间，真正的左派不一定达到10%的比例，而毛主席也说“左派历来是少数”。根据毛主席这个较高的“左派”标准，实际上近似于卢梭的“大立法者”——这种人创设新的制度和理论并能够完成推动新制度的依靠力量整合，这样的左派高标准实际上是一种“成熟的左派领袖”标准。就文革的实践而言，真正的左派领袖需要完成三个关键的课题：一是把民间的批判力量整合起来形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并在各种复杂条件形势下避免分裂或者弥合分裂;二是把这股有组织的力量引导到新制度的建设道路中间发挥作用，同时对旧制度的各种影响进行有效的批判;三是还要避免这样一股批判力量自身的蜕化变质趋势，成为新制度的永久性支撑撑力量。这意味着着需要建设一个真正的代表多数人利益而且永不变色的“反对党”。只只有同时解决了这三大课题之后，才能真正化解毛泽东那个著名的担忧——“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从王洪文、胡厚民和蒯大富的对比中间可以看到，能够做到在最有利的时机整合民众的力量，避免分裂，阻断“负外部性”持续上升的趋势，全国只只有上海做到了，这在文革当中是个别的情况。而像武汉那样，一月夺权之后造反派阵营内部分裂成为两派则是普遍现象，而保守派则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造反派争取的视野之外。而这种群众组织之间的分裂总是被当权派利用，拉一派打击另外一派，通过这种手法加深群众组织之间的分裂和相互仇视，这种分裂和相互仇视其实就是负外部性所塑造出来的个人感受。到了一九七四年胡厚民虽然认识有很大进步，但是，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弥合造反派与保守派裂痕的可能性了，这是因为保守派作为当权派打手对造反派的伤害已经铭心刻骨了，反过来，百万雄师也“自主自觉”地认识到如果守不住造反派是坏人的底线线，他们自己就要成为坏人了，所以在一年内三次去北京上访要求捍卫“两清一批”的成果。换句话说，上海之所以能够避免赤卫队重新拉队伍，关键在于双方冲突不多、矛盾没有尖锐化的早期就实现了整合，是在“负外部性”积累较少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良好的整合;像武汉那样经过百万雄师“武力围剿”和充当“动力”大搞逼供信之后，负外部性之大，业已从根本上塑造了两派众多骨干基本定型的看法，这个时候再提议双方的整合，在内外部所遭遇的阻力已经达到了无法克服的地步，这其实就是一九七四年胡厚民遇到的情况。
　　毛主席说文革的任务不可能一次完成：“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毛泽东：在《伟大的历史档》一文中所写的一段话(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载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等编《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年卷)，1968年，第311页)仅仅从如何把群众凝结成为一股有组织的力量，避免分裂和内耗，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王洪文和胡厚民的对比中间可以看出：造反派要在恰当的时候完成内部的整合，造反派头头要能够抓住一闪即逝的时机完成与保守派群众的团结，就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从胡厚民政治意识的逐步成长看，一个造反派头头要超越自己的派别获得全局性的政治意识，要经过了多么艰难曲折的过程，胡厚民从清队中间得出结论——必须完成造反派内部的团结，从很多保守派成员甘当“动力”积极参加对造反派的“逼供信”情形中间认识到保守派也需要团结好，就这样，胡厚民逐步超越自己，眼光界逐步放宽，从一个“钢工总”头头上升到造反派整体的代表，从造反派的代表上升到全体群众的领袖，他用了差不多八年的时间从亲身经历的当权派残酷镇压中间体会到群众力量团结和整合的重要性。可以看出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如同一九七四年那个政治水平的胡厚民那样的领袖在全国群众运动中间起组织和领导作用，群众群组组织的分裂和内耗问题就很难解决。文革很难一次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就造反派方面而言，群众组领袖的成长速进度远远落后于运动的进程，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即便在群众运动的起始阶段，就有大批领袖人物达到年胡厚民一九七四年的政治水平，也只只能解决文革的第一个课题：使把群众组织成为一股有组织的批判力量。但是，如何把这样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塑造为新制度的建设力量和捍卫力量，仍然处于空白。实际上，上海“工总司”在成立革委会之后就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着第二个问题，甚至如果群众组织长期存在下去还会面临着着群众组织“常规组织政党化”之后的第三个课题——自身的蜕化变质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其党魁的“变修”问题就是一个前车之鉴;在毛泽东眼里苏共变修和中共内部的走资派问题，也是一样性质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文革第一个课题——完成群众力量的整合以及批判当权派的倒行逆施都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第二个课题则是目的——就是要把群众的有组织力量作为新制度的支撑撑来起作用，解决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困难和阻力更大。造反派在文革期间的错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经验不足找不到解决解决争论和分歧的协调渠道，这在一月夺权后的分裂中间表现得特别明显;二是造反派要解决的课题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结构性难题，需要突破的阻力和障碍之大远远超出人们的大胆想象。换句说话：造反派是在自己的“政治学徒工”阶段就面临着“老师傅”也感到棘手的政治难题。
　　在此之外，每一个人都很难超越自己的人际网络的影响，这往往是人们形成认识和采取行动的重要影响因子，杨道远在四十年后回顾文革期间的派性斗争时，很感概地说：当时要不争是不大可能的、甚至是不对的;而张老师在回忆录中间提到丁家显和一大批老造反组成的“高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影响，这同时也是每一个具体历史和政治进程中间的个人，所难于超越的客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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