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宇宏：毛泽东传记的真伪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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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宇宏：毛泽东传记的真伪优劣  

2013-04-11

　　2013年元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推出李锐的《毛泽东传：峥嵘岁月》。这本毛泽东传记并非全传，只局限于描述毛泽东1893—1923年这一时期的经历，准确地说，是一本30岁前的毛泽东传记。并且这本《毛泽东传》并非新著，是李锐之前作品的修订和再版。

　　“新瓶装旧酒”，近年毛泽东传记作品的出版似乎颇时兴这个模式。很多1980年代“内部发行”过的西方学者的毛泽东传记，在这些年也被略加包装和删改，不断再版。大陆民间阅读《毛泽东传》的热潮似乎从未衰减。只是，在市面上如此众多的毛传中，如何选择和辩识其中的优劣与真伪成为一个问题。

　　毛泽东传记的鼻祖

　　广义的传记类型包括全传、别传、小传、自传、略传、评传、回忆录等，这几十年出版过的中外各种毛泽东传记作品不说是浩如烟海，也是汗牛充栋。

　　谈及毛泽东传记，不得不提毛泽东传记之第一鼻祖《毛泽东自传》，这是最早的毛泽东传记版本，后来颇多中外人士从事毛泽东研究皆要参考此书；它出自美国记者斯诺之手，多年来不断再版。

　　1936年下半年，埃德加·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回来后陆续在报刊上登载报道。次年10月，斯诺的系列报道结成集子在伦敦出版，名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所拍摄的毛泽东头戴红五星八角军帽的半身像，成为标志性的毛泽东早期照片。

　　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再版“红星”一书，2月份它的中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所谓《毛泽东自传》即来自《西行漫记》第四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记录了毛泽东从出生到抗战初期的经历和言论。

　　根据惯有的说法，这个《毛泽东自传》由斯诺笔录，毛泽东口述，汪衡翻译而成。有趣的是，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文版面世之前，《毛泽东自传》早就被翻译出版了，斯诺本人当时都不知情。

　　斯诺的《毛泽东自传》英文版先以第一人称的口吻，1937年7月开始在英文杂志《亚细亚》上连载。复旦大学教授孙寒冰看到《亚细亚》的文章后，在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的支持下，找吴光（汪衡的笔名）把自传翻译成中文，1937年9月底在孙寒冰创办的《文摘战时旬刊》上连载。11月1日，孙寒冰的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了单行本的《毛泽东自传》，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潘汉年题写书名，随后国内出现了多种版本的《毛泽东自传》，但汪衡翻译的版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毛泽东自传》原本为《西行漫记》的一部分，其受欢迎程度反而使《西行漫记》望尘莫及，这也是书中唯一用第一人称来行文的部分。早年曾有人疑惑，既然为《毛泽东自传》，作者却署名为斯诺，而且还用了第一人称。据斯诺的说法，毛泽东当初要求他用第三人称来写作，在斯诺妻子海伦的坚持下，最终才采用第一人称行文。

　　苏联1939年11月份首次出版了《毛泽东传》，其主要内容即取材自斯诺的《毛泽东自传》，但未署作者名，仅声称“以一位美国记者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为基础”，却配上了前言和附录。

　　苏版《毛泽东传》只是斯诺版《毛泽东自传》的衍生品，但它的出版意味深长，对中共政治走向的影响非常深远。早在此书印行之前，斯大林即通过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明确向中共表态，王明不得再与毛泽东竞争，中共应由毛来领导。1938年底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共产国际的指令传达到延安，毛泽东轻松终结了王明的挑战，后者则一蹶不振。

　　苏版《毛泽东传》在前言中对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赞颂，加封了颇多伟大头衔，如“光荣的人民英雄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杰出的革命统帅”……这标志着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公开认可与支持。

　　这本毛泽东传记付印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即发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庆祝斯大林的60岁寿辰，文中同样表达了对斯大林的热爱与拥护之情。

　　萧三和李锐

　　中国人自己写就的毛泽东传记，目前可考的是，第一本出自萧三之手，第二本出自李锐之手。

　　萧三为中共元老和作家，曾与毛泽东是同学，参加过“新民学会”。1943年他受命写作一篇毛主席传记，以庆祝毛的50岁生日。萧三撰写了《伟大的五十年》，其中第一章为《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1944年连载于《解放日报》。1946年为庆祝中共建党25周年，萧三又写作了《毛泽东同志传略》发表于《北方文艺》，《大革命时代的毛泽东同志》发表于《晋察冀日报》。1946年至1947年，《时代青年》发表了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以上这些文章都曾被当时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或汇集成小册子，广为流传。萧三也因此有了第一位研究毛泽东的专家的身份。

　　新华书店1949年8月将萧三的《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两篇合为一篇，进行修订后以《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为名出版，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这算是第一本由中国人写的毛泽东传记。萧三称自从毛泽东执拗不过美国记者斯诺，向对方谈了自己生平后，就再不愿谈及个人的种种情况，所以自己写作这样一个“历史巨人”的传记，自不能胜任，所以传记内容是从毛泽东的师友、同志之处采访而来。

　　萧三版本的毛泽东传记在“文革”中的影响，不亚于斯诺版本，凡是歌功毛泽东青少年时代伟大业绩的“文革”版毛泽东传记，大多都以萧三版为蓝本。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还有几个广为流传的毛泽东传记版本，如马玉卿的《毛泽东的成长道路》、《毛泽东的革命道路》；颂东写作组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大学“尽朝晖”的《最伟大的天才》……它们被不断地冠以各种名字翻印。

　　“文革”的毛泽东传记已不仅是充满浓厚的宣传意味和个人崇拜色彩，而且彻底颠倒黑白是非，任意篡改党史和国史，随着“文革”结束它们也就不再有生命力。

　　到今天，由中国人早期写成，在国内可以出版并颇为吃香的毛泽东传记似乎只有李锐的版本。

　　李锐1950年代初在《大公报》上发现毛泽东早年发表的不少文章，便萌生了梳理毛泽东思想历程的念头。在拜访毛泽东的诸多师友之后，1953年在《中国青年》上连载《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1957获得出版，后因李锐的“政治问题”此书不能再版。直到1979年李锐复出之后，经过补充修正才再获出版。

　　1993年，李锐重新编订，辽宁人民出版社以《早年毛泽东》之名出版此书。同时还出版了李锐的《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今年元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毛泽东传》，其实就是在李锐之前著作的基础上经过修订的版本，内容并无太多差异。

　　墙外开花墙内香

　　关于毛泽东传记有个值得玩味的现象，在大陆，外国人写的毛泽东传记比中国人写的吃香，美国人写的尤其吃香，这主要指1949年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后；在西方，中国人写的毛泽东传记比外国人写的更受欢迎，但在国内通常不能出版。

　　中共建政后，吸引了更多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东亚（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的目光。西方关于中国现当代史、中共问题、毛泽东的研究作品，能在大陆不断出版，造成重要影响的当推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又称费正清中心）的著作，或者是西方哈佛派学者的作品。

　　这些学者写作的毛泽东传记，不同于斯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记者带有新闻性也隐含宣传性的作品，也不同于中共自己出版的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著作，它的“学术味儿”对知识精英更具有影响力。

　　早期西方学者的毛泽东传记，首推哈佛教授史华慈1951年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史华慈亦是费正清研究中心副主任，有西方当代“毛泽东学”奠基人之称，“毛主义”一词最早由他使用。他还有两本代表性著作：《毛泽东主义的“传说”的传说》、《共产主义与中国：思想和变革》。

　　另一位早期的美国“毛泽东专家”叫斯图尔特·R·施拉姆，物理专业出身，二战中在军队服役，被指派参加了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研究完原子弹，施拉姆人生出现大逆转，1950年代末的兴趣逐步聚焦到共产党与毛泽东身上。

　　1960年代初，在洛克菲勒基金赞助下，施拉姆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镀金，接触到中共延安时期的部分资料，遂萌生梳理毛泽东思想历程的念头。他后来回忆，在胡佛图书馆阅读《解放日报》时，未曾想几十年后会跟该报编辑部成员于光远、李锐等人结识。

　　施拉姆1967年出版《毛泽东传》之前，还有系列热身作品：《毛泽东政治思想》《诗人毛泽东》《一个人与他的学说》，携这些成就，他当年入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担任中国研究所首任所长。

　　施拉姆以前常来中国，他的妻子1964年曾到北大历史系进修，“文革”爆发后他们才离开中国。“文革”后施拉姆逮到机会就往中国跑，曾六访中国社科院。1980年他和邹谠、陈志让、特里尔等哈佛派学者组成“北美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代表团”访问大陆，与于光远、廖盖隆（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参与起草者）、李锐等交流资料与观点。

　　1987年全国学者齐聚中共中央党校，邀请正在中国访问的施拉姆作报告《毛泽东思想在西方的研究》，顺便还谈了邓小平的贡献。参会的中国学者首先对一个西方人用中文演讲感到吃惊，然后又被他谈中国问题的“客观公正”所感动，报以热烈掌声。

　　而1980年“北美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代表团”的另一位成员陈志让也是毛泽东研究专家。1965年，陈志让曾推出《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但此书的名气反不如他的另一部著作《军绅政权》的名气大。
　史华慈、施拉姆、陈志让的毛泽东传记面世时，由于毛泽东还在世，所以还谈不上全传。带有学术味和文学性的毛泽东全传，出现在1970年代末，一直再版到今天，还对大陆读者发挥重大影响，其中有两本为学者所写，一本为记者所写。

　　1979年，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推出了《人民君主：毛泽东传》；1980年，费正清的学生，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罗斯·特里尔出版《毛泽东传》；1999年英国BBC驻京首任记者站站长菲力普·肖特的《毛泽东传》英文版同时在英美发行。

　　前述作品大多在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以《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的形式“内部发行”过，后来逐渐公开出版。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把这些作品的大部分经过重新包装出版发行，在市场上反响不小。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竹内实也是著名的海外“毛泽东专家”，主编过10卷《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先后写过三本毛泽东传记：1966年著《毛泽东传》，1972年著《毛泽东的生涯——调动八亿人民的魅力的源泉》，1989年著《毛泽东》；一本研究毛泽东诗词的著作《毛泽东的诗词、人生与理想》。竹内实的所有作品皆在大陆得以出版，其中有些作品在“文革”时期即可发行。

　　1980和1990年代，施拉姆的两本书《毛泽东政治思想》和《毛泽东传》在大陆出版，据官方说曾发行五十几万册，外国人写的毛泽东传记，这是在大陆出版的首本畅销书。

　　近年仍在畅销，由外国人所写的毛泽东传记是罗斯·特里尔、迪克·威尔逊、菲力普·肖特三人的版本。其中最热门的当属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不仅是畅销书还是常销书。

　　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记先是由世界知识出版社截取后半段“内部发行”，改名为《毛泽东的后半生》，1988年年底河南人民出版社印行了全译本《毛泽东传》，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新包装后继续再版。据官方媒体报道，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记早年出版以后就印行了120余万册，2006年后又售出70余万册，从这个数字看，在大陆绝对属畅销书。

　　与此同时在海外出版市场上又形成一道相反的风景线，大陆“官版”的毛泽东传记自然无人问津，几位哈佛学者的著作早已过气。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华人女作家张戎和丈夫乔·哈利戴（爱尔兰历史学者）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属于港台和欧美市场上的畅销书和常销书，但后者出版后遭遇大量专业研究者的批评。

　　南京大学已故学者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此书可算作学术性的毛泽东传记之一种，虽不如前两本般全球畅销，却赢得海内外学界一片叫好之声，不过与那两本同样命运，不能在大陆出版。

　　当世该看谁的毛泽东传记

　　“文革”结束后，大陆编纂的形形色色之毛泽东传记恐难计数，不过被大陆官方媒体称为最具“权威性”的当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学者金冲及主持编写的《毛泽东传》。

　　出版市场上推销此书的卖点是，作者为体制内著名学者，可以接触到旁人不能企及的一手资料，可以采访到历史事件中的当事人，所述之事更加准确和客观。但这种“官版”毛泽东传记无论说得怎样动听，在精明的书虫心里总会犯嘀咕，并不一定真心认同。

　　事实上大陆出版的哈佛学者的毛泽东传记就其严谨和客观性也存有争议。

　　大陆出版界翻译出版海外图书，且不说翻译水平问题，删节、篡改的某些“习惯”就令人畏惧。不计其数的毛泽东传记，任何人皆无精力把所有中译本跟英文原版一一对照，但只要有人较真，其中的错谬一目了然。

　　以最畅销的罗斯·特里尔的版本为例，此书200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隆重再版，声称根据作者最新增订版翻译而来，“最新版全译本”六个黑色大字赫然印在封面上。

　　与特里尔增订的毛泽东传记英文原版随意对照，就发现了严重删节的地方。大陆版第14章“修补体制”，该章末尾以“1959年到1960年的冬天，毛泽东把彭德怀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段文字结束。查对英文原版，在这段话之后，原来还有三大段文字，在中文版中全部神秘失踪了。

　　若英文著作涉及到大陆现当代史，大陆不少高端读者喜欢购买台湾翻译的版本。特里尔这本书若买了台版，读者更会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因为此书的台版引进的是大陆版，译者都是同样两个人，该书台湾版本的第14章连“1959年至1960……”这段话都没有。

　　迪克·威尔逊1979年的《人民君主：毛泽东传》，1990年代初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印行中译版时，名字变成了《历史巨人毛泽东》，2006年再版时又变成《毛泽东传》。

　　抛开出版界删节篡改恶习，大陆出版的外国人写就的毛泽东传记仍有诸多遗憾。

　　由于很多著作成书年代过早，多在1980年代之前，最早至1950年代初，可依赖的二手材料寥寥无几，学科发展水平也极低，造成当年学者们的知识结构放到今天来看早已老旧不堪。

　　其次，施拉姆、特里尔、迪克·威尔逊等人撰写的毛泽东传记，多依赖斯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路易·斯特朗等西方左翼记者的二手材料，以及官方早年公开发表的文告、消息。而一手档案是澄清历史疑团最有力的证据，从近些年已披露的部分毛泽东文献来看，公开场合发表的讲话与内部会议记录、私人信件表达的观点相悖的事情时常发生，依据二三手材料，自然会得出错误结论。

　　尽管大陆的档案开放进度相当不如人意，但苏联解体后，一批珍贵档案得以解禁，台海两岸和美国也有颇多新档案发布，仅最近20年，国共党史、国际共运史、中国近现代史、冷战史的研究都迈进了好几个台阶。

　　这些哈佛老派学者的旧著作不仅远远落后于世界现在的学科水平，甚至都追赶不上国内史学界的研究步伐。杨奎松的学术性毛泽东传记——《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其价值不仅远超哈佛学者，连高华的“红太阳”与之相比也略逊几筹，这本著作若无金冲及为其作序，恐怕很难在国内出版。

　　语言和文化隔阂，生活体验的欠缺也是这些外国“汉学家”无法彻底克服的障碍。

　　这些老派洋学者，有不少人在1990年以后逐步修正了此前很多历史观点。时代与个人局限不能否定“毛泽东专家”施拉姆的真诚，“我的《毛泽东传》那本书是20年前写的，不一定代表我现在的观点”，1991年他接受访问时这样表态，当时他刚写了一篇文章《党的领袖或者君主》。施拉姆随着新资料和新事实的披露，经常修正自己观点，尽管不一定都正确。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只是进入了党中央军事决策层，而非此前所宣传的取得领袖地位，80年中国发布档案澄清史实，施拉姆立即对之前的描述作出更正，到这时他才知道毛直到1943年才取得党主席职务，成为名至实归的领袖。

　　“文革”结束后，中国30年间发生的众多政治惨剧细节才为西方学界普遍知晓，对施拉姆等学者也是一次冲击。

　　施拉姆晚年重编毛泽东著作时发现1950年代出版的毛选有严重篡改，即作出了尖锐批评，而大陆有官方学者用“严重夸张和歪曲”来回应他。费正清生前最后一本书《中国史新论》，修正之前大量史观，但不再引进出版。

　　面对这些西方的研究成果时，大陆常常选择性传播，赞扬之词被放大，批评之意被淡化，修正的结论和著作不再引介，立场与史观不符合“政治正确”原则的一概拒之门外。

　　当世的毛泽东传记虽汗牛充栋，华文世界值得细读者却寥寥无几。


来源: 《凤凰周刊》2013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