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实现从反腐败到破权贵除恶政的转变

bluesky

实现从反腐败到破权贵除恶政的转变

孙立平

（2014年8月16日在岭南大讲坛的演讲。经作者修改补充）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关于本轮改革的若干深层问题。但是说句老实话，也不是深层问题，实际上就是想谈谈几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但题目也不好那么叫。
在这个大的题目下，我主要是想谈这么几个问题。

如何看待和把握当前这场改革

第一个大的问题，我们究竟怎么来看待和把握当前这场改革？

其实从前年夏天开始，就是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半年，我就开始讲一个观点：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现在是新的三十年的开端，这个观点我差不多讲了两年的时间了。

什么意思呢？我是说，我们看十八大也好，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好之后的这场改革，可能得有一个最基本的眼光：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现在是新的三十年的开端。

其实，三十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有点神秘的现象。过去我们老的习惯是将六十年作为一个甲子，但是在现实中，你可以发现，其实往往都是三十年一段，三十年一段。包括老话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的也是三十年，而不是六十年。而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怎么走过来的？还真的差不多就是三十年一段三十年一段走过来的。

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8年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文革前17年，文革10年，加起来27年，又将近30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又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个人的看法，这三十年现在也差不多了。现在是一个新的三十年的开端。

所以，看今天这场改革，我们得有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眼光，得放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中去看。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我们过去这三十多年是如何走过来的。

过去这三十多年，我们将它称为改革开放的时期。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一些事情想的有点简单化，当时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没有想到。

这是什么意思呢？各位可以想想，我们说的改革是什么意思，不外乎是说，我们在从某一个起点，走向某一个终点。这个起点就是旧体制，终点就是新体制。所谓改革就是不断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结果会怎么样呢？按照当时的逻辑，我们只能想到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成功，一种就是失败。好像当时也想不出第三种。如果最后我们走到了终点，我们说这个改革成功了。但是如果又回到原来的起点，我们说这个改革失败了。

按照当时的逻辑来说，我们可能只能想到这两种可能性。但是我刚才也说了，这个可能想的有一点简单化了，其实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这是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的。第三种可能的什么呢？就是它走到半道时不走了，它就停在那里了。它没有走到终点，但是也没有回到起点，停在中间不动了。

不但是停在中间那里不动了，而且还将中间的这种状况，按照我们过去的眼光和过去的思路来说，属于一种过渡状态，它将这样一种过渡的状态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是我们过去改革开放之初没有想到的。但是后来发生的，可能恰恰就是这样的情况。

假设这么来说，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我觉得其实可以分为两段了。中间的转折点大约就是在中国加入WTO、体改委取消并入发改委这个时候。当然这只是表面的转折点，实际上在六四之后，这个过程就注定了，只不过实质性的转折点被90年代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给掩盖住了。

前面这十几年的时间，这可以说是真正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最重要的改革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前十几年进行的，包括后来改革的一些最基本的思路，也都是在前十几年形成的。

到了这个转折点之后，大家在实际工作中，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可以感觉到，虽然在有关领导人的讲话中，在有关的文件中，改革这个词还经常在提，但是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

不但是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越来越少，而且如刚才所说的，将这样一种中间的状况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感觉到的，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大家现在经常讲到权钱结合，这是现在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的、哪儿来的？就是这一段的事，这个转折点之后的事。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体制。

它不但是形成了这样一种体制，而且在这样一个体制的背景下，它还形成了一种相当稳定的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了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社会和原来有点不一样了。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初那样一种生机勃勃的局面，各位在广东，大家可能有体会，那样的一种局面越来越难见到了，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沉闷，变得越来越死气沉沉的感觉，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也在不断地增加。

到了这个时候，本来是一件好事，到最后都给你办成了坏事。

比如说中国加入WTO，这应当是中国走向国际市场、国际社会一个很重要的步骤。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加入WTO给中国留下更深远的影响是什么呢？是国企做大做强，说为了参与国际竞争，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是一个国进民退的过程。国进民退从哪儿来的？就是从这个时候来的。

接着是奥运会，奥运会是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举办过的这么大的一个盛会。某种意义上也包括后来上海的世博会，按照官方的想法，本来这也是凝聚民族精神的一个很好机会。但奥运会给中国最后留下的是什么呢？是一天比一天紧的维稳，甚至当时奥运会一些临时措施，后来都变成了一种维稳的体制。

接着又是世界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全面干预经济。我到一些地方去，见到一些政府朋友，他们说，金融危机之前那时候政府还没有这么多事，金融危机之后政府越来越忙，政府全面地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

过去30多年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们看今天这场改革，一定要看到这样的一个背景。今天在座的可能还有一些来自企业界的朋友，更加关心市场中的情况。就是不在企业的朋友，大家也对这个事情很关心。在这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年初，有一位叫吴向宏的评论家写了一篇文章，他讲民营企业为什么越来越难以分享改革的红利。他讲的转折和这个也是一致的。

文章首先说，最近有个民营企业家来找他，跟他说最近的一些投资设想。这个企业家说一个，他就否一个。这个民营企业家就有点不高兴了，他说我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都是这么做过来的，我做得很成功，白手起家，赚了十几个亿。现在我这些项目还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做的，怎么我现在说一个你就说不行呢？

当时吴向宏就跟他说，你过去做得是很成功，但是你所有这些成功的项目都有一个特点，都是通过和政府，尤其是和地方政府的合作，以小搏大，来获得超额利润。过去你是做得很成功，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现在的时代背景变了。

什么地方变了呢？你一定要知道，现在可是一个自信的时代。什么是自信呢？说穿了就是权力集团的日益自信。在过去，在很大程度上，搞市场经济，他们是处于一种不自信的时代。很多事情他们不敢做、不会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办，只能将这些东西外包出去，把自己做不好、做不了，也不敢做的事情外包出去。

外包到什么地方呢？外包到市场当中去。这样就可以理解了，前些年，大家在广东可以更真切地体会到，那时候市场机会为什么那么多，因为权力集团很多东西不敢做、不会做，它将这个东西外包出去。

最需要外包出去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它不敢做的，一个是它不会做的，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前些年为什么市场中机会那么多，还有就是市场中谁得到了这个机会。两部分人得到了这个机会，一部分人是胆大的，说你不敢做我敢做。还有就是有知识、有这方面专门技能的，说你不会做，外包给我，我接过来。

为什么前些年市场当中的机会这么多，为什么这两部分人得到机会，这和这个背景，和当时整个权力集团处于不自信的时代是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你现在一定要明白，现在它可是进入自信的时代了，这就意味着它不需要将这些东西外包出去了，它自己敢做了、会做了。或者自己哪怕做着不方便，但是家人、亲属、朋友可以做了，它不需要将这些东西外包出去了。

这样大家就可以感觉到，这些年在市场里，为什么大家觉得机会少了呢？因为他不需要外包出去了，他自己能做了，说不定做得比你不差，甚至比你还好。为什么你现在这些项目行不通，就是一定要看到这个背后背景的变化。

可见，仅仅从市场、从企业的角度，就可以看到明显的转折。这个转折的背后，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政商关系的一种变化。
九十年代的时候，年龄大一些的朋友可能经常听到这样的段子，说几个企业家或者有钱人在一块吃饭，然后就吹牛，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某某副市长15分钟之内一定会赶到这个饭桌上。有人就说不信，结果一个电话打过去，副市长还真的15分钟之内就赶到这个饭桌上了。

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段子。这表明在这样一个政商的关系中，资本从某种意义上处于强势的地位，那时所谓傍大款，通俗说的就是这个。

但是各位可以想一想，这样的段子现在还能听到吗？可能有年头儿听不到这样的段子了，现在听到的是另外一种段子。比如说中央党校周围有很多高档饭馆，都很贵，万把块钱是常事。官员在里面请客，但是我们知道官员是不会买单的，买单的是谁呢？还得是企业的人。但是这个时候，你都不用说15分钟市长赶到饭桌上，现在你连饭桌上都上不去，只能在饭馆外面的车上等着。官员在里面请客，什么时候吃完了，一个电话你上来买单就是了。现在可以听到这样的段子，意思是说你从里面可以感受到政商关系的变化。

因此，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其实是可以分为这样的两段。为什么我首先要讲这个呢？我的意思是说，明确了这一点，对于看清现在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时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了。

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就处于两个三十年之交的阶段。前面是未来的30年，后面是过去的30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召开的？就是在这两个三十年之交这样的一个重要时刻召开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就意味着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候，它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打破过去这十几年所形成的这样一种僵局，将社会的变革继续向前推进。

虽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打破僵局之后，未来三十年的路将会怎么走。未来的三十年将会是什么样的，我现在说不清楚。谁能够说清楚未来三十年？我觉得也只有算命先生。但是我至少知道一点，如果这个僵局不被打破的话会是什么样子，你在那儿根本就动弹不了。

前面就象是一堵墙一样，这堵墙已经形成了相当稳定的利益格局，甚至是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大家可以很明显感觉到，社会是处于动弹不了的情况，向前进不了，往后也退不了，就固化停在那里，这是过去十几年最典型的状态。

现在这场改革，意味着打破过去十几年形成的僵局。但是刚才也说了，打破僵局之后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但是我知道，如果不打破僵局，后面所有的一切都谈不上。

所以，今年春节我就在说一句话，我说现在历史开始了。前面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已经没有历史，就停在那里不动了，但是现在不管怎么说，这个僵局在开始打破，历史开始了。

打个比方，过去那段时间，就像一辆车坏在哪里，动也动不了。现在鼓捣鼓捣，好像能动了。但如果动了，是往前走还是往后倒，就是一个问题了。但不管怎么说，先得鼓捣能动了啊。但是打破这个僵局之后，路将会怎么走，我没有说。
这是我个人看待这场改革的一些想法，供各位参考。这也是我今天想谈的第一个大的问题。

反腐败需要从为改革破局转向对权贵恶政的系统清理

第二个方面的大问题，我想谈谈究竟如何看待现在这场改革的进程。

回顾了过去这30多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可以让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这次改革和上一轮改革是不一样的。上一轮改革是面对着一个东西，就是那场改革之前三十年的时间里形成的一套旧体制，就是起点之前这一段的旧体制。

这个旧体制的突出特征是什么？可以说就是权力的总体性、权力压倒一切的地位、权力无所不在的作用。将我们过去的体制简单概括为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不对的，这个体制的特征就是权力无所不在、权力控制一切，所以我把它称为总体性社会。那一轮改革面对的就是这个旧体制，并且首先从计划经济这个地方打开缺口。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一轮改革面对的是这一个东西。

但是这一轮改革不一样，这一轮改革面对着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前三十年形成的旧体制，那个旧体制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当中并没有真正得到破除，或者说它最核心的东西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破除。虽然从计划经济这一块上撕开了一个口子，但是它最核心的全能性、总体性的权力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在80年代的时候，似乎对这个权力有所触动，但这种努力最终失败了。90年代初中期市场化的进程似乎在削弱这种权力，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为这种权力增添了新的机制。

但是如果这一轮改革就是面对这个，和上一轮的改革没有什么差别，只能看做是对上一轮改革的继承和深化。实际上，这一轮改革还面对一个新东西，就是过去20年间形成的新弊端。这个新的弊端，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破除上一轮改革前三十年旧体制过程中形成的，但是和旧体制又不完全一样，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又不完全一样。

这一轮改革面对是这两个东西。概括来说，这一轮改革同时面对着一个旧体制、一个新弊端。简单一点说，旧体制的特点是极权，而新弊端的特点是权贵。

如何看上一轮改革前的那种旧体制，那种总体性权力？有人会认为，不管怎么说，现在毕竟是有了市场经济的因素，有了私有产权，人们有了一定的自由，这个权力还是比原来弱化了。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在过去的30年中，由于上述因素，权力的边界确实有所收缩，自由的空间有所扩大，起码恋爱结婚这样的事情，组织上不管了。但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因素在扩大了自由的同时，有时也在成为权力的新机制。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权力添加了一种市场机制，这个权力有时比原来还要强大。

所以，一定要看到，原来总体性权力的问题在上一轮改革中并没有真正解决。举一个例子来说，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但怎么才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现在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都在说，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样才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怎么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呢，说要减少名目繁多的审批。这对不对？当然是对的，听起来好像也顺理成章。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就不是这么简单了。为什么？如果你查一下资料就可以发现，从朱镕基那一届开始，然后中间经过温家宝两届，再到李克强开始这段时间，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这两层，审批项目已经减少了2/3，一半以上已经取消了。

但是，你再问问在市场的这些人，问问那些企业家，说你觉得现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少了吗？我问过很多人，一致的回答都是说没有，甚至有的说比原来还厉害。这样问题就来了，现在大家都是盯着审批项目，问题是它已经减少了2/3，市场里的人为什么没有觉得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减少呢？

这说明不是简单的审批项目的问题。更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政府权力的性质。我们政府权力的特点，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权力是一种总体性权力，它无所不在、渗透一切。说得更现实一些，这个地方找不上你，别的地方一定能找上你，我们政府的权力是这样的。

打一个比方来说。就像我们过去经常说一句话，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为什么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是如来佛给孙悟空规定了多少个审批项目吗？一个都没有，但是还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关键的问题是，如来佛的手心法力无边。现在我们政府的权力就像是如来佛的手心一样。

这个问题过去三十年的时间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这一轮改革仍然要面对这个旧体制。但是，我们一定也要看到，这个权力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简单的权力。

经过三十多年的演变，这个权力现在已经和市场密切结合在一起了。这个权力过去行使的时候更多靠的是权力本身的机制，靠的是权力的机制，但是它现在不但仍然保持着过去的权力机制，同时又加上了一个市场机制，市场开始成为权力的一种机制。因此，这个权力比原来更加强有力。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相当稳定的既得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最简单的来说，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权贵。

关于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年人们也有很多的讨论。我们在2012年1月专门发表了一篇报告，就是讲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但问题是怎么看既得利益集团。现在，人们将既得利益集团这个词用得很泛，好像凡是在三十年改革当中得到了好处的都是既得利益集团，这不对。其实在一个社会没有战乱、没有折腾的情况下，这个社会怎么也会正常发展，按照一般的技术进步也会正常的发展。

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老说谁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先是说毛泽东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后来又说邓小平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但是你说谁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

要我说就是四个东西，化肥、种子、农药、激素。不是哪个人，哪个组织，哪种制度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没有谁领导，只要有了化肥、有了杂交品种、有了农药，甚至有了激素，吃饭的问题就不难解决。比如喂猪的饲料中的激素，现在中国人吃肉不是问题，猪三四个月就长到两百多斤，按照原来的喂法两年才一百出头。

我的意思是说，在正常技术进步情况下，多数人的状况都会得到改善，这是常态。所以不能将这些年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的人都称为既得利益集团。

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是指谁呢？就是指刚才所说的权贵集团，是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支配着这个社会。

但是我这里稍微要岔开一句，为什么要讲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是权贵集团？就是我们怎么想中国社会现在的这些问题，我们得有一些思路的变化。

人们看现在的中国社会，往往都是两分法，说中国有一个前进的力量，有一个倒退的力量；有一个左的力量，有一个右的力量，许多事情我们都是这样看的。

但是有了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之后，思考这个问题的框架得改变了，不是两分法，而是三个力量构成的格局，中间就是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从过去十几二十年的情况当中来看，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就想停在这个地方不动，因为这样对它最有好处。

今天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现在是五千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从既得利益集团的角度看，真的是最好的时期。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市场做不了的事用权力去做，权力做不了的事用市场去做，然后大家的财富可以说一夜之间收归己有，还能用市场的方式里变现。过去几千年的时间，权力再大，但是你变现可不容易。

现在不但可以变现，还有全球化的背景，还可以转移资产。原来和绅上哪儿转移资产呢？这样一想，对它来说可真是五千年以来最好的时期，所以它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

我们这个社会当中老是说中国社会有一个倒退的力量，其实不对，它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我说的往前走、往后退的力量，其实很大程度上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边缘性的力量。主张停在这里的那个力量是非常强有力的。

看到这一点看不到这一点，非常重要，举一个例子，就说薄熙来事件。薄熙来事件明朗化之后，在网上、在社会中起码有几个月的时间大家是一片兴高采烈的感觉，至少往后退的力量打掉了，那么就会增加往前走的力量。

就在当年4月份的时候，当时我特别想在微博上说几句话，但是比较敏感，而且我都是实名制的，所以话也不能随便说，但我又特别想说，所以就包装了又包装，藏在一堆话里还是把这句话说出来了，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一句话：我们知道失败者是谁，但不知道胜利者是谁。

如果将目前中国社会看做是由三股力量构成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人们说的往后退的这股力量被打掉了，结果会怎么样？那么就有了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确实就是增强了改革的力量，改革可能就会往前走了。但是也说不定可能会增强另外一股力量，就是中间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的权贵集团的力量。因为这个往后退的力量也是对现状不满，也让现状很不舒服。

现实当中是谁来打掉了这个力量呢？可能恰好就是主张往前走的那个力量，出面打掉了这个往后退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这两个东西就两败俱伤了。无论往前走还是往后退的力量，两败俱伤之后，最后的结果就是中间这个，主张维持现状的这股力量更强了，有没有这个可能？

当时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实际上就是想有一个怎么看这个社会的新框架。过去这二十年，在过去总体性权力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权贵力量，可以说已经是中国社会一个压倒一切的力量，无论是往前走、往后退的，很大程度上都已经被边缘化了。

这场改革首先面临的就是这样一堵墙。今年年初我在一篇文章中就说到，如果这堵墙撬不动，僵局不能打破，里面所有东西都谈不上，无论是往前走还是往后退。包括几年前人们老说中国有一个倒退的力量，我一直不同意这个说法，什么倒退的力量？谁想往后退？往哪儿退？最有力量的东西往后倒，对它有什么好处，只有权力和市场结合才对它有好处。

比如说一个开发商，它觉得什么样的情况最好，假如说能够用权力的方式廉价拿地，又能够用市场方式高价卖房，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最好了。

往前走，用市场的方式高价卖房，但是对不起也要用市场的方式高价拿地，对它有好处吗，没有。往后退，不用钱就可以拿地，但是对不起，房子要给大家分，对他有好处吗？没有。停在这里对他来说是最好的。

要看到，这些年，真正主导中国社会的力量是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就是想维持现状的力量。为什么这些年稳定压倒一切，就是要维护既得利益格局不变。现在最现实的，我们要面对的就是这个权贵集团，不破掉这个没有办法往前走。

这场改革是以什么开始的？大家知道是以反腐败开始的。对这场反腐败大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其实可以说这个反腐败，按照官方的预期远远没有达到。本来我觉得官方可能会想这么大张旗鼓的反腐败，在社会当中会赢得一致的赞成和拥护，但是实际上人们现在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尽管如此，我个人认为将反腐败作为这次改革的启动点是对的，因为它面对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权贵集团的这堵墙。现在不破掉这堵墙，别的无从谈起。而反腐败最简单来说，先打两个耳光过去，先打得你晕头转向还找不到北，就在你找北的时候，这个改革就启动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反腐败对于启动改革，从这个作为出发点应当说是正确的。

有人注意到8月初有一期的人民论坛发了十几篇文章，在讲一个问题，反腐是不是到了一个节点，现在是不是面临一个转折。但是对这个节点和转折，人们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它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甚至有人用很凶险的局面来进行描述。我个人的看法，不太同意这个，为什么？

有一件事情就可以让我们多少有一点判断，这就是正在进行的清理军队当中老干部住房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是阻力极大，最容易惹人的事，而且这个事可以说放到后面一点去做的话问题也不是很大的。

假设真像一些人所说的，现在已经是一种非常凶险的局面，说面对着大老虎抱团的反扑，我觉得现在不会做这个事情，只有在它觉得别的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才会做。

从这个角度判断，我不同意一些人对这个节点和转折点的看法。但是我也确实认为，这个反腐败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事情，现在是面临着一个转折了，从这个意义来说，你把它看作是一个节点应当说也是对的。

如何看过去这一年多时间反腐败起到的作用？我觉得反腐败有多重含义，从不同的含义来说，做一些恰如其分的判断很重要。对于这场反腐败，我觉得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看其进展。

首先就解决腐败问题本身来说，应当承认运动式反腐的作用是有限的，想靠这个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但是又必须要靠反腐败来破局。应当说，到目前为止，这场反腐败震慑的作用是明显的，可以为建立有关的制度创造条件。比如说官员财产申报，如果不破局，不产生威慑，原来根本就通不过。有一次调查还是表决，90%以上反对，在这个圈子里根本通不过。运动式的反腐败有一个破局的作用、有震慑的作用，如果现在要再出台反腐败制度的安排，可能阻力会小得多。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它应当有一个朝向制度建设的转变。

从第二个层面来解读和评价，从为改革破局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反腐败到现在已经搅动了过去的一潭死水，在看是打破这个僵局。原来权贵之间的利益均衡，现在已经开始被打破，僵局开始出现松动，原来做不了的事情现在有了做的可能性。过去十年的时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的均衡，你不动我的利益，我也不侵犯你的地盘，大家共同维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就行了。但是这样的一种格局，我觉得现在正在打破，原来动不了的地方现在有了动的可能性。

第三，这场反腐败除了启动改革、解决腐败问题，还有就是破除权贵的垄断。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陆陆续续打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老虎，很明显可以看出来中国社会那些机会、那些资源现在在哪儿，一个是国企一个是权贵，这两个东西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你没有这个背景，想得到一些机会不容易了。前一段时间正在审理的，现在还没有审理完的刘汉的案子，还有广泛报道的周滨的案子，就充分说明这一点。比如，现在民营企业哪怕做得好的，如果你没有这个背景，顶多也就是边边角角的机会了。这是我们现在经济社会生活当中一个深层的症结所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这场反腐败也具有为破除权贵垄断破局的含义，不然的话为什么反腐败选择在那样一些领域进行。

第四，执政者肯定有一个期望，期望这个反腐败能够起到凝聚民心、强化政权基础的作用，所以一直说不反腐败就会亡党亡国。但是假如从这样的角度评估，可以说这次反腐败在这个方面起的作用相当有限，老百姓已经开始不买这个帐了。甚至有人说，你打掉了那些权贵，上来的是不是又是一批新的权贵呢？说不定打掉了吃饱了的老虎，那上来的是不是饥饿的老虎，更加厉害呢？现在老百姓已经不是原来简单的逻辑了，因为这些年反腐败，大家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从种种因素来看，我觉得这个反腐败，在继续保持势头的情况下得经历一个转变了，这样才能使反腐败真正起到为改革破局的作用，这个反腐败本身也可以向前推进。这个转变是什么？就是由现在的反腐败转向对权贵恶政的系统清理。

要看到，这些年不但形成了一个权贵集团，这个权贵集团不仅在大规模掠夺社会财富，而且为了维护权贵集团的利益，为了维护自己所得到的财富，也形成了一系列的恶政，甚至是体制化的恶政。恶政最关键的就是对法治的破坏，是对民众权利的打压，是对公平正义的损害，对社会秩序的侵蚀。

我曾经在不同的层面概括这个权贵恶政。将它概括为四大表现：国进民退、暴力维稳、强征强拆、纵容贪腐。并由此造成五大灾难：活力下降、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要将改革破局真正变为推进社会前进的变革，必须面对这样的转变，来系统清理这些年权贵的恶政。

今年上半年我非常急切地讲除恶政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半年，或者比这更长的时间，人们一直在传康师傅的事。当时我特别害怕这样一种结果，即康师傅这面条煮了，但是只是把他当做一个更大的腐败分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对中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我们只是看到一个比政治局委员更大的政治局常委，或者说他的财富更大。

康师傅不仅仅是一个腐败分子，很大程度上，这些年他主管政法，实际上就是权贵恶政重要的代表。这些年维稳、截访、打压老百姓的权利、无数的冤案错案，哪儿来的？跟他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年为什么法治会被破坏、会倒退，你叫政法王啊，当然你负直接的责任。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给党国做点贡献吧，将这些年权贵恶政，我们也不好往别的地方追了，将屎盆子都扣在你头上算了，你就给党国、给这个国家做一次贡献算了。你就作为恶政的代表，这个时候你就不仅仅是一个腐败分子。

然后通过康师傅煮面的机会，将它变为破除权贵恶政的契机，通过这个来系统清理权贵恶政。甚至我觉得需要有一次像在文革初期清理过去那些冤假错案一样的举动，清理这些年权贵恶政所造成的冤假错案的过程，为这些年他们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大规模的平反，因为这些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清理权贵恶政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为权力设一个底线，一定要让官员知道什么东西不能做，如果你做了，哪怕你在台上没有得到清算，将来你下台也可能遭到清算。一定要让官员对底线有所畏惧，不能侵犯民众最基本的权利、不能掠夺民众的财产，一定要有底线，保证这个底线的就是法治。

四中全会马上要召开，四中全会的主题就是法治建设。前一段我说了三步走：破权贵，除恶政，立宪政。如果这样的话，说不定社会就以平稳的方式走出一条好的路子，这个社会就有往前走的通道了。

但是这个通道会不会就是现实的路，我不知道。我现在只能这样设想，同时我们现在也只能说社会的力量也在发育，人们应当努力朝这个方向推。不是说仅仅是愿望，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这样的责任。我觉得应当朝这个方向走，这可能是中国使改革走向深入，法治社会不断向前推进的一个现实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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