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剑杰：抗美援朝的“另类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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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湘西山林到朝鲜战场，一万多名湘西“土匪”在五零年代走上了自我救赎之路。


　　1962年8月，朝鲜战场上杀敌最多、获勋章最多的志愿军战斗英雄金珍彪，带着一等功臣勋章，回到了湘西张家界武陵源区的故乡小山村。


　　然而，金珍彪的归来没有英雄赞礼，也没有族人的嘘寒问暖、家长里短，迎接他的只有无数冷漠、戒备、警惕的眼神。此时，他并非英雄，而是被打入了另册的“罪人”。


　　不久后的一个月黑风高夜，金珍彪只身走进深山老林，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野人生活……


　　金珍彪命运落差的根源，是他曾经的“湘西土匪”身份。


　　“兼职”土匪


　　湖南省境，自常德西行进入沅江、酉水流域，直到湘黔交界处的新晃，这一大片区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湘西。


　　湘西重山叠岭、滩河峻激，又多密林深洞，是土匪们绝佳的天然藏身处。湘西又是苗汉混杂之地，民风桀骜彪悍，因此自宋代以来匪患一直不断，更在晚清民国数十年的战乱中空前壮大。


　　到1949年，整个湖南有18万土匪，其中湘西占了10万以上，是全国土匪最集中的区域。


　　民国之世，土匪在湘西更是一种显赫职业，有的巨匪甚至跻身地方名流，甚至取代地方政权。他们安排山民生产粮食与鸦片、收取税收，然后购买更多更好的军火，控制越来越大的山区地盘。


　　权威之外，口碑也是湘西土匪们维护地盘稳定的重要依赖。新晃巨匪姚大榜，健步登山如履平地、手持双枪弹无虚发，却也经常身穿长衫、手握文明棍，一副斯文做派。他还单独出资兴办小学，延请名师为学生讲授新式课程，又经常获邀主持乡间纠纷仲裁，俨然德高望重的“老辈子”。


　　如此种种，这时的“湘西土匪”，不少更接近于结寨自卫的地方自治武装。此外，10万湘西土匪中，只有少数真正的职业土匪，绝大多数是“兼职”--他们无事为农，有事则拿起枪跟随团伙行动，但通常不会骚扰地方。


　　而他们入伙的原因，往往是被“贪官污吏坏保甲逼到无可奈何时，为自保或另谋生路携枪入伙，并非乐意为匪”，金珍彪就属此类。


　　“黑脑壳”参军


　　不过，“湘西土匪”千百年的好日子，随着被湘西人称为“红脑壳”的解放军大举进驻，终于在1950年前后走到了尽头。


　　1949年9月中旬，解放军第38军由常德挺进湘西，先后解放了湘西10余座县城。然后，在9月下旬，47军、46军136师、38军114师等主力部队也奉命进入湘西，决心彻底清剿“黑脑壳”--站在国民党这边，准备与“红脑壳”死磕到底的10万湘西土匪。


　　“黑脑壳”们虽然彪悍骁勇，但却是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大势中仓促整合在一起的，人数的优势及个体战斗力的强悍，并不能弥补难以协调、心思不一造成的致命混乱。此后两年间，新晃姚大榜、芷江杨玉清、古丈张平、八面山师兴周等名动一时的“黑脑壳”，陆续被精锐的解放军正规军击破、歼灭。


　　到1951年2月，解放军共“歼匪92081人”、宣布数百年湘西匪患基本肃清。


　　与此同时，湘西新建立的各级中共政权，开始着手处置3万余名被俘、投诚，乃至曾经干过但早就歇手了的土匪们。其中2万多名“职业土匪”，以及“有血债”的人，陆续被处决。剩下金珍彪等1万多“罪恶较轻”或有“立功表现”“积极悔过”的土匪，被集中关押“学习改造”。


　　1950年12月，金珍彪正在离家不远的佛塔坡古庙里“集训”。一同关押在这里的上千人中，几乎每天都有十多人被枪决，地点是金珍彪所在小阁楼对面的那片小森林。


　　每天临窗看着外面的毙人场景，金珍彪不知何时会轮到自己。终于有一天，门外忽然有人喊他的名字，金珍彪当时心头一跳。


　　进来的是解放军梁排长，正对着他微笑，不像是要拉他去枪毙的样子。梁排长居然是来问他是否愿意参军，“去朝鲜跟美国鬼子打仗”。金珍彪并不清楚5000里之外的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依然急切地回答“愿意”。


　　也是1951年初，曾任古丈县“巨匪”张平手下副大队长的孙家怀，“天天听政策，听受害老百姓的控诉，以为要枪毙我”。尽管曾被安慰“你是带了五六十条枪过来的，是功臣”，他心里还是极不踏实。有一天领导询问“朝鲜打仗了，你们愿不愿意去”时，他第一个报了名。


　　此时，朝鲜战争已经进行了大半年，驻扎湘西两年之久的47军也奉调入朝作战，顺便将金珍彪等一批“身手较好、罪恶较轻”的“黑脑壳”也编入军队带走了，后来因为在朝鲜战场减员严重，又陆续在湘西筛选了几批。


　　张家界的金珍彪、宋德清，还有新晃的蒲德美、蒲昭义、蒲德厚，以及沅陵的孙家怀、向明清等，就这样先后去了朝鲜。


　　死里逃生


　　出发那天，胸佩大红花的金珍彪被乡亲们敲锣打鼓、夹道欢送出山口。多年后，金珍彪说，他当时想起了被枪毙的那些人，“后怕又庆幸”。


　　如果说，金珍彪、孙家怀只是急于摆脱无法自主的未知命运，那么对于沅陵县乌宿乡的张平匪部机枪手向明清来说，去朝鲜就是一个死中求生的契机。“虽然他是投案自首，但是按照政策，我们当时还是打算要枪毙他的”，今年82岁的杨先树老人说。因为向明清在其土匪生涯中，“背了七条人命”。


　　杨先树当年任职沅陵县公安局，是当地选送土匪入朝一事的负责人。筛选中，他发现已在“勾决”名单上的向明清枪法神准、打点射面百发百中，觉得人才难得，便请求公安局长刀下留人，“这个人民愤大是大，但到朝鲜去，未必会投降美国人，估计他民族感还是有的”，因此建议改送朝鲜“戴罪立功”。


　　“局长一开始没答应，考虑了几天，同意了”，向明清逃过一死。


　　也有乐观者，如沅陵明溪口镇今年80岁的谢根生老人。谢根生的“土匪”身份，仅仅是因为当土匪头目的叔叔，给他弄了一支枪，而当时15岁的谢根生不愿意入伙，便拖着枪回了家。1950年，他向政府上交了那支“土匪发的枪”，然后继续回家务农，“没给关监狱”。


　　但在一年后，谢根生接到政府的“学习”通知，去了才知道是填写“自愿入朝”申请表。谢根生当时觉得，参军入朝可能是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于是爽快地填了表格。


　　土匪和军人，历来是湘西青壮年的两大“主流职业”，而无论是从土匪到军人，抑或从军人到土匪，对他们来说都是再自然不过的身份转换，并没有多少心理障碍。


　　以凤凰“竿军”为例，这是自清代中期至民国一直活跃在湘西的苗族雇佣军，他们彪悍勇猛，素有“无湘不成军，无竿不成湘”之说。后来，它便成了湘西军人夸许勇武的傲岸自称。


　　清朝灭亡后，世代当兵吃粮的湘西“竿军”们，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参军为国出力、血洒疆场，要么沦为土匪，湘西土匪因此空前壮大。而民国政府与历代王朝政权对待土匪的手法一样，剿不动便抚，于是请土匪头目当县长的有之，当国民正规军营长团长的也有之。


　　姚大榜就曾被政府招安过，但当了几个月国军正规营长后，觉得“没意思”，便带着整营人、枪，又回到湘西继续当土匪。此外，即便是蒲昭义这样的“兼职土匪”，在入伙前也大多有从军或充任地方保安团丁的经历。


　　湘西兵匪的界限，由此模糊不清、难分彼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珍彪、孙家怀等人的积极报名，除了急于摆脱囚徒身份之外，未尝没有和谢根生一样的从军发迹梦想。


　　异域战场


　　湘西剿匪胜利纪念馆中保存的资料数据显示，1949年到1951年，湘西的沅陵、会同、永顺3个专区，共关押土匪3万余人进行教育改造。其中1950年到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处决2万余人，剩下近1万人随47军赴朝作战。


　　在湘西十余县中，仅沅陵一地，杨先树就曾亲手送出370人，而张家界市永定区也有300人之多。此外，湖南永顺军分区还将“湘西土匪”编了一个补充团。


　　从此，“金珍彪”们由一个未知的命运岔口，到了另一个未知的命运岔口。


　　然而，最初走上战场的许多“黑脑壳”，连军籍都没有。


　　杨先树回忆，当时公安局长给他布置任务时的说法，是“找批身体健康、罪恶不大的，准备充军去”。换言之，他们穿着志愿军服装但并非正式军人。但面临的艰险，与一线血战的军人们并无区别 。


　　金珍彪回忆，过鸭绿江后就“一路急行”，7个通宵后，终于在9月中旬赶到朝鲜的南洋里，在天寒地冻中全力抢修被美军炸毁的机场。除此之外，他们还要负责全力清扫一颗颗未爆炸弹。


　　在南洋里的那段日子，令金珍彪至今记忆深刻：“35公斤重的炸弹，从空中投下来能陷入地下2米深，听着定时器咔嚓咔嚓的跳动声，我心里直发憷。”因为它们随时会爆炸。


　　尽管艰险若此，但因为走上战场而摆脱了囚徒身份、甚至逃过处决的“黑脑壳”们，依然有着强烈的自我救赎意识。


　　金珍彪说，他从到朝鲜那一刻起，就抱定“洗罪立功，重塑人生”“有十成力气绝不只使九成”。战场危局时，他们也要拿枪压到一线。终于，在经历了大小数十场战斗后，他成了一名机枪手。


　　他的老乡宋德清，是因为全家l0口人种3亩薄地，生活甚是艰难，于是和弟弟宋海桥一起入伙宋占元匪部拥枪掳掠。后来宋德清投诚后反省说：“当时为匪实在是为生活所迫，有田有地，有吃有穿，谁愿意干那千人指万人咒的勾当呢？”


　　宋德清尚且如此，在土匪这行远比他“职业”的向明清，更是怀着死里逃生的感恩之心走上战场。杨先树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向明清在朝鲜“非常勇敢，立了战功”，复员回家后还特意来千恩万谢，称“给了重生的机会”云云。


　　至于国家为什么要参与朝鲜战争、这场战争该不该打、有没有意义，正如谢根生所说的“想不了那么多”，只记住“当时政府告诉我们，美帝侵略朝鲜，接下来恐怕还要侵略中国”。这个此前从来没有出过湘西的少年，在期盼出人头地的同时，也因能为国征战而心神激荡许久。


　　或许这正是杨先树所说的“民族感”--湘西人素有为国征战不居人后的传统。如抗日战争期间，在湘西凤凰县，每一批新应征子弟出发为国征战时，家乡父老总要在城门口打出“竿军出征，中国不亡”之类的横幅送行。


　　1937年11月，以湘西凤凰籍官兵为主的国民革命军第128师，奔赴浙江嘉善狙击侵华日军第六、第八两个师团，靠着肉搏白刃，喋血苦战7昼夜，成功阻击了日军，而全师官兵伤亡3/4之多，以至于凤凰城中家家挂白幡出丧。


　　后来被称为“巨匪”的张平，也参与了这场血战。他从沅陵招了300名壮丁，组成763团团部直属通讯连走上前线。这支部队在嘉善几乎全部牺牲，打到最后只剩张平和沅陵桐木溪的李疤子两人，同7、8个日军背靠背拼刺刀。而他们竟然一口气砍翻几个日本兵、吓跑其余，奇迹般回到了驻地。


　　另类英雄


　　特殊的时代背景，与湘西这片土地上独特的群体心态，兼之过硬的军事素质，最终造就了朝鲜战场上一群勇猛无匹的另类英雄。47军一位师政委将之总结为“枪法准，能吃苦，特别能打仗”。


　　然而，这群半辈子在湘西山林间打转的汉子们，此时完全无法想象，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海量坦克、重炮、飞机，这是一场至为惨烈的碰撞。而“黑脑壳”表现之顽强、优异，同样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多年以后，原47军军长曹里怀将军在《湘西剿匪史稿》定稿座谈会上说：“湘西土匪大多是贫苦农民，逼上梁山的。你们想象不到他们在朝鲜打仗有多勇敢。他们打出了国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战死了，很壮烈，我常在梦中念着他们……”将军说到动容时，忍不住泪水潸然。


　　在朝鲜3年间，金珍彪、宋德清等随47军连场血战，其中最为惨烈的，或许是1953年3月的老秃山攻坚战。


　　老秃山，又名上浦防东山，位于朝鲜驿谷川南，是通往汉城（今首尔）的要塞，战略位置至为险要。自1952年6月起，交战双方在朝鲜中部反复拉锯，志愿军曾先后5次攻下该高地，但均被美韩军反扑夺回。


　　连场血战后，这座山上草木皆无、一片焦土，从此有了“老秃山”这个别名。1953年3月，志愿军以47军第141师423团再次攻击老秃山，宋德清、金珍彪都在这支部队中。


　　这一次，他们的对手是联合国军哥伦比亚营一个加强连、美7师20个排以及两个搜索班，还有一个坦克连。在正面约500米、纵深不到百米的阵地上，联合国军共构筑了明暗堡195个、形成了以15、16、17号高地为支撑点的坚固环形防御体系和密集火力--这又将是一场恶战。


　　1953年3月23日晚19时30分，4分钟炮火急袭后，志愿军发起冲击。金珍彪、宋德清所在的三连是尖刀。冲锋中，机枪手金珍彪和董明竹配合作战，齐力开火，连掏美军17个暗堡，护着旗手把红旗插上了老秃山主峰。


　　但惨烈的搏杀才刚开始。联合国军全力反攻中，金珍彪和营长郝中云背靠背抱着机枪扫射，打死不少敌军，自己右腿也中了3弹。等到他从战壕爬出来时，“组长、班长，还有红旗手、弹药手都已经牺牲了”。


　　刚喘口气，迎面就冲上来10多个敌人，金珍彪赶紧举起机枪胡乱扫射。但美军燃烧弹也紧接着丢过来了，阵地马上变成一片火海。金珍彪抱着机枪，就势滚下一道深沟，衣服烧没了，背部、臀部也都被烧伤了。直到天黑，浑身烧伤、血口子淌着浊黄脓水的金珍彪才被战友们发现，第三天转移到山下，抬进军用卡车送回了后方战地医院。


　　金珍彪受伤脱离战场时，老秃山的战斗还在继续，打到最后只剩宋德清一个人。在他牺牲前不久，他的弟弟宋海桥也在昭阳江247 号高地上战死了。战后统计，金珍彪共歼敌165人，成了杀敌最多、获勋章最多的志愿军战士。志愿军总部则授予他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金珍彪之外，还有沅陵寺溪口的姜长禄，在上甘岭战役中以一个连坚守阵地半个月，打死敌人近2000人，自己4次负伤，荣立三等功；和金珍彪一道参加老秃山战斗的桑植县的张福祥，则战至全班最后一人，立了大功；泸溪的符胜虎也先后立大功一次，小功三次，并提升为志愿军连长。


　　未完成的救赎


　　1954年，朝鲜战场停火，此后志愿军陆续回国，活着回来的“黑脑壳”们，如孙家怀、谢根生、向明清等，大多脱下军装，作为一名普通的复员士兵，又回到了湘西老家务农。


　　然而，回家后他们才发现，从军洗去“黑脑壳”烙印的自我救赎之路，其实无比艰难--此时，民国湘西民间一度“主流、显赫”的土匪职业，早已成了神憎鬼厌的代名词。


　　个中缘由，一方面是湘西土匪在被解放军追剿的后期，每天在散乱奔逃中苟活求生，所到之处“扰民甚深”，有的土匪甚至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既为求生，也是崩溃前绝望情绪的疯狂宣泄，多年积攒下来的一点民间口碑，在短短一两年、甚至几个月间就被他们自己毁坏殆尽了。


　　另一方面，1950年代以后的湘西，与整个中国一样，在完成了阶级成分划分后，所谓“阶级敌人”“被管制分子”，与新建的主流社会之间，已被一道人为的深深鸿沟隔开。获得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黑脑壳”，终究是极少数。


　　这一点，谢根生在朝鲜就已经感觉到了。作为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后勤兵，他多次奋不顾身跳上树杈，用高射机枪和低空飞行的敌军战机对射，在手背上留下一道永久伤痕的同时，也收获了一枚三等军功章。同时谢根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多次写入党申请书，期盼提干。


　　但直到战争结束，他依然是一个普通士兵，入党申请也未被获准，理由始终是“当过土匪”，在1958年，这个阶级属性更升级成了“历史反革命”。谢根生至今觉得无比委屈的是，“我其实一天土匪都没干过”。


　　更让他们无奈的，是乡亲、族人们的冷漠与敌视。“复员军人”身份乃至军功章、战场伤痕，都无法洗去他们在族人心目中的“土匪”烙印。新晃土匪蒲昭义，也在战场上收获了几枚军功章，以及后脑勺一个拳头大小的凹坑，似乎是“脑壳挖去了一块”。然而他回家时，乡亲们甚至没有问起，蒲昭义头部那狰狞的凹坑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九死一生？于是，这原本象征着军人荣耀的伤痕，自然也没有让蒲昭义成为英雄。反而因为“卖相恐怖”，人送外号“没脑壳”，十里八乡没有姑娘肯嫁。


　　在蒲昭义老家那个百余人的小苗寨中，至少还有另外3名登记在册的“黑脑壳”：蒲德美、蒲德厚，以及被人忘却姓名只剩外号的“哈喇子”。他们回家后，除了蒲德美去朝鲜前已经结婚之外，其他三人甚至连老婆都娶不到。


　　无奈之下，蒲昭义娶了一位中年寡妇，蒲德厚则娶了一位前土匪头目的遗孀--她同样因为身份问题不受人们待见。而那位“哈喇子”，因说话结巴兼淌口水，“阶级成分”又糟糕，便只好孤独终老了。


　　1980年代，蒲昭义、“哈喇子”先后去世，两人都没有子女。至于蒲昭义那道伤疤的故事，他至死也没有机会向人讲述，一段血火岁月就此永埋历史深处。


　　至于金珍彪，因为功勋显赫，归国之初一度“金光闪闪”，在丹东接受了10万市民的夹道欢迎，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红旗飘飘》也刊登了他的事迹。而后，他担任广西某部三连连长，1955年l0月，他被调往桂林步校任军事教官。


　　仅仅几年后，一封来自家乡的检举信，就把他重新打入了另册。这封信是家乡一位赵姓老秀才的手笔，上面写着“奉上军令，请假回乡，路过高山险地，强奸姑娘，匪性未改，攻打粮仓”云云。


　　于是，校方组织全校师生举行批斗会，并宣布了对他的处理决定：开除党籍，撤销正连职待遇，然后，一辆吉普车将他们夫妻送往广西石龙县武宣农场劳动。


　　1962年8月，金珍彪被“精简”回乡。回到老家后，他不堪忍受乡亲的冷漠眼神，决定逃往深山密林。几年间，他住岩穴，睡茅草房，吃野菜，捉毒蛇充饥……但偶尔几次下山，还是让他的行踪被人发现了，于是数度被揪回批斗，直到有一次旧伤发作、从戏台倒栽下来。


　　此后，他仍回到深山老林里，却交由几个既是他徒弟、又是基干民兵的小伙子看管。有一天，一“徒弟”一斧子猛地劈进他的背部，伤口长5寸，深至肺部，于是金珍彪又在医院里躺了8个月。


　　但他的噩运依然没有结束。“文革”开始后，家乡公社革委会宣判金珍彪死刑，一同被宣判的，竟是当初那位受人指使、写信诬告他的赵秀才。不过，即将行刑时，上级领导一句话，金珍彪得以枪下留命。


　　金珍彪的苦难，1970年代末才告一段落：恢复了二级伤残军人的身份，但党籍户口依然都没有解决。


　　1980年代，他曾带着一家人，去了北京军事博物馆，“三楼的抗美援朝展馆，从左手边进去，第一挺机枪就是我的”。金珍彪清楚记得他所使用的机枪规格、型号，还有枪托上摔裂的痕迹。


　　老伴说，那一次，站在曾伴着自己在血火中穿行的机枪面前，金珍彪沉默良久之后，突然像个孩子似的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本文选自《看历史》2012年12月刊）


来源: 《看历史》杂志 | 来源日期：2012年第12期 | 责任编辑：凌绝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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