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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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张建成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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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建成兄詩四首
吳冠英

（一）
與君共事六年整，相知互信五十春。
品德才智令敬重，教誨關愛銘記心。
南北迢迢三千里，心心相印莫逆情。
今秋江城敘往事，明日塞上話人生。

（二）
君品高潔待人誠，為國為民忠心耿。\n滿腔正氣顯風骨，嚴以律己兩袖清。
執着果斷成竹胸，處事認真且公正。
平易近人廣交友，虛懷若谷受人尊。

（三）
歷史洪流掀狂潮，身不由己趕潮人。
憑心所為主義真，潮起潮落犧牲品。
一無所有不喪志，融入社會再啟程。
步履艱難雄風在，為酬壯志搏終生。

（四）
青春年華何處尋？古稀蒼發聚江城。
久別喜逢激情燃，抱膝傾吐故友情。
年近八旬親迎送，莫逆溫情感人深。
盛宴歡聚頻舉杯，互祝健康享天倫。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作者注：吳冠英，江西人，一九三八年出生。湖北大學法律系畢業，分配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任院團委宣傳部長。一九七一年調寧夏回族自治區農墾局渠口農場工作，後調自治區農墾局任副局長，直至退休。二○一三年十月來漢相聚，有感而發，寫詩四首相贈。將其收錄，以資紀念。

文化大革命是彰顯党阀和学阀丑恶灵魂的照妖镜

老　田

用過多的謊言編撰文革史，從長期看來，消極後果越來越嚴重。每一部親歷者回憶錄的出版，不管其主觀動機如何，不管其政治傾向如何，在客觀上都構成對黨閥學閥聯手編撰的“謊言文革史”進行一次反駁和證偽，原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下稱“水院”）張建成老師的回憶錄《歲月留痕》就是這樣一部很有分量的證偽著作。
老田曾經為學習文革這一段歷史，對張老師訪談過好幾次，一度自以為對于水院的文革有了相當的瞭解。這一次拿到張老師的回憶錄《歲月留痕》書稿，先後讀了三遍，仍然學到了很多新的東西，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水院的六次權力結構變化與文革運動起落的關係：每一次權力結構的變化都引起其後的運動走向變化。與許多高官回憶錄相比，更難能可貴的是，張老師沒有攬功諉過，而是嚴于解剖自己，對文革為什麼失敗和自己的不足做了深刻的反思，甚至還就自己在改革時代“落伍”做了自我批評。

一、文革十年水院權力結構的六次變化

在水院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間，主導文革的權力結構先後發生了六次變化，可以由此劃分出段落分明的六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省委工作組（隊）和黨委聯合領導。
這一階段時間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月，湖北省委先後兩次派出李鳳翔和劉真帶領工作組（隊）進駐水院。工作組和院黨委共同商定的文革運動是按照反右派的模式進行的，在學校師生中間進行左中右排隊，還秘密召開所謂的“六一三左派會議”，發動一部分學生搜集材料，把另外一部分學生打成右派。
在文革的第一階段，水院的運動與文革的指導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截然相反，不是向上指向當權派，而是向下橫掃：“從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九月，基本上是先由黨委領導，後由工作組、黨委共同領導，矛頭向下大揭大批，然後是省委工作隊黨委領導反右派，最後由文化革命委員會領導破四舊、抓‘南下一小撮’，這些都是由湖北省委領導的、有組織的運動群眾。”（引自張建成《歲月留痕》，以下引文凡未註明者均引自該書）
這一階段的成果是：“工作隊進院有效時間約50天（六月十一日至七月三十日），在這50天裏，工作隊與院黨委一起，主要工作是抓師生員工中的右派，從摸底排隊，發動揭、批以引蛇出洞，直到全面反右，其結果在水院整死2人，抓1人，院重點批鬥4人，各系、各部門點名批判一百多人。”其中“張庭英老師割腕自殺身亡，羅守琳老師跳江自盡，有個學生被說成‘精神分裂’，關到了武漢精神病醫院。”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毛澤東决策撤銷工作組，水院在張茀承等人的操縱之下先是成立了文革委員會，然後又成立了保守派組織“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繼續體現省委和院黨委的運動意圖，違反法律和黨紀大搞抄家：“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我院紅衛兵在院文化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對院內的‘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和‘牛鬼蛇神’進行了大規模的抄家活動，這時出面抄家的紅衛兵是官辦的，由院文化革命委員會領導。”
不管是開始的“左中右排隊”還是隨後的“反擊右派”、乃至于後來的抄家運動，以及在省委指導下的“驅趕南下一小撮”，都與中央公開的指導性政策沒有關係。
第二個時期：造反派形成并逐步掌握主導權。
從水院的文革時間可以看出，造反派之所以產生，以及造反派與保守派對立的形勢和內容，都內在地與當權派的倒行逆施有關。正是在省委和院黨委領導運動的過程當中，產生了一個明顯的附帶後果——給自己製造了一個堅定的對立面：“在廣大師生中造成了派別差異，工作隊封了一批左派、鬥了一批右派，這為在以後的運動中形成派系鬥爭、特別是革與保的鬥爭播下了罪惡的種子。”在後來發起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過程中間：“造反派把矛頭指向了省委、院黨委及省委工作隊黨委的當權派，而以文化革命委員會為代表的多數派則堅定地站在當權派一邊，反對和阻止造反派的一切行動。于是，形成了群眾中革與保的兩派鬥爭。”
造反派的形成和壯大，肇始于對水院當權派“左派會議”安排的質疑，在七月遭到反擊之後處于低潮，撤銷工作組之後丁家顯等開始寫出公開信表示不同意見。北京南下學生的支持和到北京串聯受到的鼓勵，是少數派壯大的轉捩點，後來通過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和公布“黑材料”以及為那些受打擊的同學平反等關鍵環節，揭露和批判當權派的倒行逆施，爭取到絕大多數群眾的同情和支持，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少數派已經成為水院的多數，并且在這個基礎上掌握了運動的領導權。
從水院的文革實踐看，造反派特別是造反派的中堅分子——老造反派——主要不是回應毛主席號召或者中央政策指示而造反的，而是作為省委和院黨委所引導的倒行逆施的批評者身份出場的，換句話說，造反派是反對文革的當權派“反向動員”出來的。如果沒有當權派和保守派的倒行逆施和不得人心，就沒有老造反派的強烈批判意識；如果不是當權派對批評意見的殘酷打擊，就沒有造反派發誓要與這一撥勢力“血戰到底”的堅定性。
當權派在水院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民間的強烈批判意識，一九六六年六月中旬的“六一八事件”就是這種批判意識的體現。隨後，以張茀承為代表的當權派，不僅不思悔改，反而在取得省委書記許道琦的同意之後，還在七月份部署“反擊”，作為這個反擊部署的步驟之一是：捏造罪名構陷大三學生郭明正。
一九六六年十月“參加北京國慶活動回校以後，少數派幹了三件事：一是出一批大字報，介紹中央領導講話，介紹北京運動情況。二是組織召開批判資反路綫誓師大會。三是召開北京文化大革命情況介紹會。這三件事就是宣傳群眾、組織群眾，使少數派獲得了群眾的好感與信任，取得了運動的主動權。而多數派的領導人回校後無所作為，在等待省委的指示，脫離了群眾，陷入了被動”。
一九六六年十月底，張茀承等人拒不按照中央文件要求把黑材料交回給群眾，而是在行政大樓偷偷處理，試圖燒掉，結果被丁家顯為首的造反派得知并搶出來公布于眾，“這對院黨委、各總支來講則是致命的一擊。黑材料是黨委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的鐵證，從而也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鐵證”。
“從參加北京國慶活動返校到十二月底，經過三個月的揭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揭露院黨委、工作隊黨委整革命群眾的黑材料及‘七一五’反右、抓捕郭明正等執行資反路綫的事實，到黑材料的曝光、郭明正平反，反反復複的一系列事件，讓人們清楚地看到什麼叫鎮壓群眾運動，什麼叫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什麼叫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什麼叫兩條路綫的鬥爭。一系列的事實使大家具體地看到了，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是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從而教育了廣大群眾。”
水院文革早期，造反派所做的事情，歸結起來就是一句話：讓全院師生看到了當權派是如何倒行逆施的，他們的行為不僅不符合中央政策、違反法律，而且以張茀承、李喜爾為首的權貴所操控的野蠻抄家和殘酷迫害，已經到了令人髮指、泯滅人性的地步，一向緊跟當權派的保守派也沒有辦法有效地為他們辯護，結果是人心離散。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造反派才取得了優勢。等到一九六六年冬天，水院中百分之八十的學生都參加了造反派組織，保守派組織趨于瓦解，形勢變化不利于當權派。“保守派的‘大學校’從組織上、思想上都瓦解了，很多人轉到了造反派一邊。原來堅定的人，也開始懷疑省委、黨委中一些人言論、行動的正確性，于是開始逍遙起來了。‘大學校’已經不攻自垮了，院文化革命委員會也在鬥爭中靠邊站了，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人孤立了，造反派隊伍壯大了，在鬥爭中組成了各種兵團，相互支持，形成了有戰鬥力的組織，掌握着運動的大方向、主導權，控制了學校的宣傳陣地（廣播臺與院刊）。造反派已經在政治上、組織上、宣傳上都處于主導、主動的地位。”
第三個時期：軍隊支左并且鎮壓佔優勢的造反派力量。
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軍隊支左之後情況大變：“武漢地區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經過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拼搏後，形勢一片大好。但在武漢軍區介入後，形勢急轉直下。”“從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開始到一九六七年的‘七二〇’事件，漫長的五個月中，他們取締工人總部，大肆抓人，壓迫二司、九一三，分化造反派隊伍，拉一派打一派；扶持百萬雄師，對造反派實行武力清剿，實行白色恐怖；公然抗拒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發動‘七二〇’兵變，扣押毆打中央代表……。”一份官方編撰的黨史，曬出了百萬雄師部分的殺人成績單：“據不完全統計，6月份僅武漢市就在武鬥中打死108人，打傷2774人。”　水院較為幸運，在百萬雄師的武力圍剿期間，僅有總部勤務組成員嚴菊明、動態組鍾光超老師等七人被長矛刺傷。
如果說一九六六年文革早期是省市委和各單位黨委的表演時間——在公眾面前表演他們放肆地踐踏政策和法律的話，顯然一九六七年元月底“軍隊支左”之後，就成了軍隊當權派的表演時間了，這一次的表演除了踐踏政策和法律之外，還要加上殘暴的鎮壓場景和野蠻的殺人情節。文革到了這個階段之後，所有的當權派群體都獲得了表演機會，反過來，民眾也獲得深度觀察和識別當權派的機會。
第四個時期：革委會成立和派性分裂。
經過各個組織的協商，水院革委會由37人組成，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水院革委會成立。在革委會成員協商過程中間，已經有了兩種不同的意見和標準：“在委員條件上，井岡山兵團主張看貢獻，提出防止有人摘桃子；以紅旗兵團為首則提出革命不分先後，主要看他的思想品德、工作能力，是否得到群眾的擁護，提出革委會是全院師生員工的，不是哪個兵團、哪一家的。雙方的說法其實都有所指，沒有捅穿而已。這些提法、指責都成為日後派性鬥爭的內容。”兩種不同的標準，意味着不同的革委會席位分配方法，為了最大化本派別的席位數：“各派死抱住自己的山頭不放，為自己的山頭多爭些利益，以文革功臣自居，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別的組織，要以自己為核心實現大聯合，所以總聯合不起來，即使表面聯合了，心裏不服氣，所以爭論不休，戰鬥不斷。”
在革委會成立之前兩派就有分歧，成立之後不久就開始了派性鬥爭，結果，派性鬥爭的分量太大，成為壓倒其他事務的重頭戲：“紅水院兩派的鬥爭，從成立革命委員會的一九六七年九月算起整整一年，從一九六八年三月兩派正式分裂，到工宣隊進院也有半年時間。造反派組織是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間形成的，這樣算起來，派性鬥爭的時間占了一半。”
無原則的派性鬥爭，後果是“革委會已名存實亡，無法開會，更不能統一領導，兩派各行其道。上級發到革委會的會議通知、各種票證都是兩套，由支左辦公室安排，兩邊都照顧到。這些方面沒有產生衝突，但整天的高音喇叭聲吵得人不能安生，群眾敢怒不敢言，越到後來，逍遙派越多”。
革委會內部分成互不相容的兩個山頭，導致新的無政府狀態，“從毛主席召見‘五大領袖’的談話來看，我認為毛主席派工宣隊進學校，目的是制止武鬥，消除資產階級的派性，進行鬥、批、改，完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時間大概在一年左右。”“但事與願違，從工軍宣隊進院到軍宣隊撤離學校（一九七四年五月），五年八個月；再到工宣隊撤離學校（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九年多，在這麼長的時間裏，鬥是鬥，主要是鬥造反派；批是批，主要是批造反派所謂的派性；改是改，主要是改掉文革中毛主席提倡的東西，如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四大的民主精神、依靠群眾來監督幹部和教育幹部等等，這完全違背了毛主席的意願”。
第五個時期：軍宣隊、工宣隊掌權。
革委會內部的派性引導了群眾組織中間的派性，結果導致革委會無法工作。軍工宣隊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進駐，軍工宣隊的第一任指揮長是宋國英，他在學院期間的工作，主要是消除派性，清理階級隊伍，整頓紀律、秩序。
“工宣隊進院，革委會靠邊站，不說取消，但也不起作用。”“說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實際上是軍隊幹部控制一切，決定一切，院、系及行政部門和處、室一把手都是軍人。”
“工宣隊進駐學校後，最大的變化之一，是在組織上及領導系統上的改革，實行軍事化編制，進行軍事化管理，以實現迅速改變學校面貌的目的。”“學院下面成立四個大隊，原一、二、三系分別改為一、二、三大隊，行政管理部門成立四大隊，大隊下面設連、排、班。機關設四個組：辦事組、政工組、教育革命組、後勤組。”“各大隊的行政領導由工宣隊員擔任，大隊政委和機關四大組的組長均由軍宣隊員擔任。”“湖北省成立“文教戰綫指揮部”，正副指揮長均是解放軍，是學校工宣隊的上級領導機關。”
“從此，由解放軍領導學校的一切，廣大師生員工由學校的主人變成了被改造的對象。他們按照軍人的要求，早上出操，開會要列隊進入會場，列隊離開會場，開會前要唱歌等等。”
為了實現徹底鎮壓造反派的目的，為解決派性問題所派出的軍宣隊和工宣隊（成員主要由造反派組成）已經不敷使用了，“一九六九年九月，工宣隊進行了一次大換班，指揮長宋國英離校，樊馬義接任。工人也全部換了，由國棉三廠、青山熱電廠派工人進駐我院，鑄鋼廠和車輛廠的工人全部回廠，工人副指揮長由國棉三廠的吳玉清師傅（女）擔任，時間不長，又由國棉三廠的朱三梅（女）接任，工宣隊員均換成了原保守組織的成員（第一届工宣隊員多數是造反派）。”“指揮長樊馬義與宋國英的作風也絕然不同，這届軍、工宣隊從進院開始貫徹五二七指示、九二七指示，以後又進一步清查‘五一六’分子，時間長達兩年多，全部精力用于整造反派。”“有人說，這届工宣隊進院的目標與任務，就是要徹底整垮造反派，進來的人、起用的人都是保守派的，鬥爭的對象都是造反派。”“經過他們的‘分析’、‘研究’、‘重點突破’、誘供、逼供、信供，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有四百多師生員工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成員，占全院師生的8%左右。”
第六個時期：重新成立黨委到徹底否定文革。
“從一九七二年九月開始，工宣隊指揮部已不再領導一切了。黨委書記是軍代表吳紹文，副書記3人，革委會副主任6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委會，有其名，無其實，因為委員都被隔離審查，至今未解脫，副主任張如屏、張建成都被當作敵我矛盾排除在外，所以此時的革委會沒有委員，沒有群眾代表，衹有上級任命的主任、副主任。”
一九七四年在群眾性批林批孔運動的壓力之下，水院內部產生了一點點新的變化：“為了領導好批林批孔運動，黨委決定成立院批林批孔辦公室，黨委宣傳部長常樹蔭任主任，任命我為副主任。各系成立批林批孔領導小組，總支書記任組長，任命了一些造反派教師為組員。主要任務就是為“兩清”中的冤、假、錯案平反，處理黑材料。”看起來，要那些官員執行政策，重視事實和法律，如果沒有外在的群眾運動的壓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每一次落實政策、改正當權派製造的冤假錯案，都是迫不得已。
一九七六年各級官員趁着“粉碎四人幫”的“東風”，從自己的需要出發積極推動所謂的“揭批查運動”，把文革中間整治造反派的“兩清一批”運動的衣缽延續下去，繼續製造冤案鎮壓造反派：“抓捕‘四人幫’後的一個重要步驟，是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所謂有牽連的人就是指那些積極支持與參與文化大革命的人——造反派中的骨幹，所謂有牽連的事就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
在與大的“揭批查運動”配合的同時，一些官員個人的“小九九”也搭上順風車，水院當權派栽贓給造反派的“所謂‘批宮揪張’，實質上是某人的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那個年代，衹要把自己說成是被‘四人幫’及其爪牙迫害的，那就是革命者，就是英雄，一舉兩得，既可打倒張建成，也可抬高宮雨屏和張茀承的身價”。“否則很難理解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要花這麼大的力氣對我進行逼供”。在文革前後，每一個運動都結合着當權派的私心和私利，正是因為這樣，每一個運動都搞得有聲有色，除了上頭的號召和組織原則之外，各種私心雜念都得到搭順風車的機會。
有意無意地給官員實現自身機會主義目標的空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誘導，反而是一些領導人鞏固自身權力的訣要，這種上下結合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場腐化墮落的加速器。從捷克流亡到瑞士的學者希克指出：“只有當第一書記實行的政策或多或少地符合官僚機關的根本利益時，他才能取得個人的統治地位。如果他企圖進行一次違反官僚利益的政治變革，那麼他遲早就要失敗。”　在中共高層劉少奇和鄧小平就是這樣的聰明人，鄧小平廢除四大、明確保證二十年不搞運動，劉少奇明確主張“馴服工具論”、“入黨做官論”，就是這種官場智慧的體現。反過來，毛澤東則逆官場潮流而動并預先做好了“摔得粉碎”的心理準備。

二、公權力私有化的擴張趨勢——張茀承在官場中間的代表性

一個官員如何看待自己的權力，如何對待自己、對待下級，如何執行政策和法律，這對于其權力範圍內的政治狀況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在文革的各個時期，當權派明目張膽地違反政策和法律，這是一個共同的現象，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間張茀承等人在省委許道琦和工作組的支持下把群眾整成右派和反革命，一九六七年軍隊支左之後武漢軍區陳再道等人鎮壓造反派，軍宣隊工宣隊派進學校之後很短時期就進行“大換血”，目的都是為了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二年成立的各級黨委一直主政到“四人幫”被抓之後的“揭批查運動”，其關于文革的作為都是系統地違反政策和黨紀的。總而言之，從文革前後的政治實踐看，當權派普遍地不執行政策和法律，而是按照自己的私心和需要去行使權力，這就意味着：對文革演變過程的解釋也必須在政策和法律的視野之外去尋找原因。
非常遺憾的是，好幹部往往成為官場的例外，而恰恰是那些自私自利、作風惡劣的壞幹部擁有代表性。張茀承的代表性往往體現為一個逆向選擇過程：從官場中間逐步地淘汰好幹部，壞幹部的比例就越來越大，水院官場就有這樣的長期趨勢。就文革所暴露的官場行為看，張茀承恰好就是特別有代表性的人。在張老師的記憶中間：“張茀承的權術運用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善于抓住機會，條件成熟時，果斷出擊；需要忍耐時，他一定會隱藏起來；需要表現傷心的時候，就能痛哭流涕；需要編造謊言時，他就大膽地編，達到目的為止。他對人當面叫哥哥，背後摸傢伙；他可以為親信包庇掩飾錯誤；他對上報喜不報憂，說假話，對下壓制不同意見，制裁反對他的人，搞一言堂的獨立王國。在這個王國裏，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張茀承的這種種作為，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公權力私有化”——把執行政策和法律實現管理的公權力，通過各種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任用私人建立獨立王國）用以追求私人利益擴張和權力為小圈子服務的私欲。而獨立王國的建設成就越大，權力得到制約和挑戰的機會就越小，就這樣，權力的第一步腐化為第二步腐化開闢出新的空間。
在一定程度上，要解釋文革為什麼按照那個樣子搞法，以及為什麼會搞成那個樣子，中央的政策和毛主席的思想都沒有辦法解釋，恰好，張茀承這個非常有代表性的官員及其利用權力的方式，更能夠貼切地解釋文革前後的狀況，也就是說，不是政策設計、指導思想或者是制度、法律，而是官員的“公權力私有化”願望有着更高程度的解釋力。張老師精闢地指出：“根據我在文革中與這些人的接觸，我覺得他們是一些風派人物，沒有原則，沒有信仰，跟着權力、利益走。這種人在洋人入侵時，會不會成為漢奸就很難說；但當資本主義復辟的時候，他們肯定是擁護的，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要想說清楚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在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後的許多事情，要解析在文化大革命中水院黨委主要領導人對一些幹部、教職工、學生痛下殺手的原因，就要講清楚水院黨委主要領導人的行為準則，以及這個利益集團對內對外的矛盾與鬥爭，當他們達到目的後又是如何構建他們的獨立王國的。不管他們內部為了權力而鬥爭，矛盾有多大，但他們始終執行着‘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幹部政策。”
為了實現黨同伐異的目標，張茀承在“生活作風錯誤”問題上包庇常樹蔭，同時處分并拱走李貞儒：“常樹蔭犯過生活作風的錯誤。此事發生後，張茀承包庇常樹蔭，既不准知情人講出來，也不進行組織處理。由此，常樹蔭對張茀承是感激涕零、忠心不二（常樹蔭掌權後就不一定了），成為張茀承的得力助手，進而成為張茀承的接班人。”優先提拔那些違法亂紀的壞幹部，這等同于一筆投資，可以指望在未來獲得回報——看漲的預期收益，張茀承保護壞幹部顯然可以增加自己的預期收益，正是在這種預期收益的激勵之下，張茀承必須超越政策和法律的許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要壓制住內部的不滿。反過來，如果違紀行為人有可能威脅到預期收益時，那就需要反過來按規則行事：“一九八七年，李貞儒與辦公室打字員之間的不正當男女關係被揭露，兼任院紀委書記的高進珊要立案調查，把事情搞大，而常樹蔭則千方百計要保李貞儒，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是讓李貞儒死不承認，以為這樣就無法作結論。這一招沒有奏效，……高進珊這邊依靠省紀委，由省紀委找李貞儒談話，李貞儒最後承認了。學校給了李貞儒個黨內處分，接着把他調到長沙鐵道學院。”
還有一個顏國良，也得到張茀承和常樹蔭的超常提拔和重用。看一下這個人的文革經歷和升官圖是很有意思的：“顏國良作為水院‘紅教工’組織的一號頭頭……，在抓‘五一六’時，他是最早承認自己是‘五一六’分子的，并揭發了我院‘五一六’的組織系統，揭發我是水院‘五一六’的組織領導者，除了反軍亂軍外，還整理了周總理的材料，給他看過，他還提出過修改意見等等。之後，他與造反派劃清界限，碰面時假裝沒看見。批林批孔運動中，他又成為造反派頭頭，慷慨激昂發表演說，參加各類會議，包括派頭頭的會議。他向我檢討錯誤，表示決心跟着毛主席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他依然十分積極。‘四人幫’被抓後，他反戈一擊，我們又成了陌生人，還是見面裝作看不見。對于這樣的風派人物，張茀承、常樹蔭看中了什麼？他們看中的，就是顏國良的隨風倒，看中的就是要從顏國良嘴裏講出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顏國良為了自身的利益，迎合他們的需要，肆意編造所謂的‘證據’。他們在短短的幾年裏，讓他入黨，給他提幹，調他到教務處，後又升任處長，之後又推薦他擔任長沙水電師範學院的副院長，這就是他們對顏國良的獎賞。”
司馬遷曾經說過“不知其人，視其友”。這就是說，你不知道一個人是什麼樣子的人，就看看他與什麼人友善就知道了，張茀承、常樹蔭等人打擊誰、提拔誰，鮮明地揭示了他們的內心和為人處世準則。在另外一個方面，什麼人得到官場重視和提拔，不僅體現了“誰應該得到獎賞誰應該得到懲罰”的社會準則，間接地成為執政黨政治合法性的指針。
在文革期間，選拔誰來執行政策至關重要，軍宣隊和工宣隊進入學校之後，第一批進校的宋國英大體上執行政策，也做了一些促進兩派聯合的事情，但很快就被樊馬義代替。樊馬義本人不僅作風粗暴，而且懷有對知識份子“改造、改造、再改造”的狹隘心理，結果很好地實現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任務。第一批工宣隊成員多數是造反派工人，進入學校之後也能夠執行政策做一些兩派團結的工作，但一樣被換成保守派成員。在樊馬義的領導下，在水院師生中間採取“逼供信”手段羅織口供，打了四百多個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占全校師生總人數8%）。不僅僅像張茀承那樣為了鞏固個人權力需要仔細地選人當權，就算是要實現當權派鎮壓造反派這個共同目的也需要採取換人政策，看起來，當權派都能夠嫺熟地找到合適的人，去做他們認為合適的事。
雖然張老師本人受到張茀承長期的報復和打擊，但他仍然客觀地肯定：“就三代掌門人的廉潔程度、工作能力來說，張茀承是無可挑剔的，客觀地說，三代掌門人一代不如一代。”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整個社會轉型和官場蛻化程度相關，在文革結束近四十年來，應該說，公權力私有化的趨勢是有增無減，與這個趨勢相匹配的官員個人，其私心私欲的擴張也是同步上升的。張茀承在毛時代應該算是品德不好的幹部典型，但是，隨着時間的流逝他反而有資格得到一張“好人卡”，這不能說不是一個悲哀。
在官場中間苦心經營權力小圈子，固然可以實現一些私利，但效果并不那麼可靠，張茀承晚年的失落還得到張老師過于泛濫的同情：“對一個權力欲極強、并用權力隨心所欲實現個人願望的人來說，失去權力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失去一切，尤其面對自己培養的接班人（常樹蔭、高進珊）的一反常態，由熱情討好變為冷漠，由向自己彙報、聆聽教誨變為嫌棄，他無法接受，心情不好，……張茀承在被免去顧問職務後不久，身體明顯差了許多，也蒼老了許多，到後來，走路要有人扶着，否則會倒下去，腰快彎成九十度了”。張茀承的淒涼晚景也許是事實，關鍵是被他那顆拳拳經營“公權力私有化”事業的苦心所放大，客觀上的失落被主觀感受所放大——畢竟投入了那麼多得到却那麼少，心情不佳是在所難免的，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揭示了經營“公權力私有化”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由于此種風險的實際存在，也許（也衹能說是也許），張茀承這樣的代表性人物還有可能在批判的壓力和正面的引導教育之下改邪歸正吧，這也許是毛老人家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擴大教育面”的信心所在。
一個老闆在自己的企業裏面任人唯親，也肯定會激起部分人的不滿，但不會導致普遍的高度不滿，畢竟企業是老闆自己的；但是，張茀承在水院公然搞那種“公權力私有化”的經營方法，在整個水院所激發不滿和批判，要強烈得多。恰好在文革早期很適合這種不滿意的公開表述，文革的水院群眾對走資派的反抗和批判力量，造反派之所以產生并得到廣泛的同情和支持，其內在的政治動力就在于：人們對于“公權力私有化”的容忍程度更低。從另外一個方面看，文革之所以能夠發動起來并有那麼大的聲勢，恰好是與民眾厭惡、憎恨并且在合適的氣候下對“公權力私有化”發起批判的信念是相一致的，
而文革結束後，張茀承那種“公權力私有化”經營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被“一把手負責制”正當化了，同時還在強化管理手段運用——“更多由上級掌控下級命運”——的管理和制度改革中間，預先地消弭了絕大部分來自下級的批評意見，改革年代官員對內管治權力的巨大提升，是一個長期趨勢，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內部監督的可能。而在外部監督上，倒是有黨委紀檢、行政監察、經濟審計、司法反貪等等機構的建立，但是外部監督的強化并沒有能夠遏制住幹部隊伍的整體腐化墮落的趨勢。今天的中央領導層始終懷有提高“公信力”和“執行力”的良好願望，但一個基本的事實是：三十多年來官場私心私欲泛濫擴張的趨勢，大大地壓倒了三十多年來一系列的監督制度建設成就，就算是以後繼續出臺再多的反腐政策，能夠取得多大的效果，仍然不無疑問。如果拒絕像文革那樣借用群眾的有組織的批判力量，那麼，僅僅局限于外部監督機制的鼓搗，還有多少潛力可挖？也許需要追問一下：一味地着眼于外部監督強化相對于被取消的內部監督，其有效性又如何？

三、文革的必要性檢驗——政治生活中間的“負外部性”觀察

從文革時期民間造反派力量興起的經驗事實，可以看出：宏觀政治制度對于普通民眾的影響是間接的，而微觀政治狀況——單位內部的當權派及其選拔的積極分子如何行事——對民眾的影響則更加直接而具體。被張茀承選為反擊對象的學生郭明正遭遇冤獄，這個案例是一面鏡子，折射出基層政治生活異化對人們的損害可以達到什麼樣的程度。對郭明正來說這是一場無妄之災，造成這場災難的固然有張茀承的需要和省委的縱容，但還離不開他的同班同學提供假證詞的貢獻。“郭明正因泄露左派會議內容成為破壞文革的罪人”，張茀承既然這麼定了，他的同班同學張耀先就按照保衛科需要編造郭要殺人的口供，省公安廳就根據張茀承、李喜爾等人的誣陷材料公開逮捕郭明正。在造反派上訪團取得副總理謝富治支持之後郭明正被釋放出來，但是公安廳副廳長徐耕耘、省委秘書長李衍綬等人却公開反對平反，他另一個同班同學董兆花更是在張茀承等人的安排之下複製郭的所謂罪證材料去北京上訪，試圖取得中央支持反對為郭明正平反。郭明正被構陷固然是一個特殊的案例，但正是這樣一個特殊的案例，讓張茀承、許道琦、李衍綬和徐耕耘等高官，向人們展示了他們如何對待法律的，同時也相應地地揭示了張耀先和董兆花這些為虎作倀的小打手——他們時刻準備着為權勢人物製造冤案提供一切需要的東西，在張茀承這樣的壞幹部之外，張耀先和董兆花這種馬屁精式的積極分子也是一個威脅力量。
在老田看來，張茀承式的壞幹部，和張耀先、董兆花式的馬屁精，共同組成一個政治機會主義同盟，“壞幹部+馬屁精”同盟的存在和擴張，是毛時代政治異化的主要推動力量，這個同盟在每一個單位內部都成為群眾政治感受惡化的威脅性力量。
對照一九五〇年代張老師在北京電力學校和北京電力學院的經歷，可以看出共產黨基層驚人的變化。當時，幹部和群眾中間的党團員對普通民眾生存境遇的影響是極其正面的。在張老師的同學中間，上海同學瞧不起河南同學，認為他們又窮又髒；反過來，河南同學也一樣對上海同學抱有敵意，這種隔閡長期存在導致各種不團結和相互排斥，這無疑極大地惡化了人們對同伴的看法和自己的感受。張老師在上級的指示之下，耐心地做雙方的工作，幫助河南同學改掉舊的習慣，最終的結果是成功化解了雙方的敵視和排斥，做好了雙方的團結工作，這無疑同時改善了兩部分同學的感受：從自身最貼近的人際環境中間消弭敵視和排斥。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一系總支書記把各個班級的党團員骨幹召集起來，秘密召開“左派會議”。而對此持有異議的郭明正則被官員和馬屁精式的積極分子聯手構陷，于七月十七日被公安廳公開逮捕，關押一百多天。對于遭遇冤獄的郭明正而言，當權派是一個威脅性的力量，同學中間“積極要求進步”的張耀先和董兆花等人則像定時炸彈那樣危險，衹要是當權派認為需要，自己身邊那些積極分子就會毫無原則、違反事實提供一切當權派需要的證詞，達到陷害自己、滿足當權派需要的目的。就這樣，五十年代曾經在普通民眾中間起建設性作用，幫助消弭敵視和排斥的政治力量（幹部+積極分子），在文革之前業已蛻化成為了小圈子利益隨時打算陷害同伴的威脅性力量，這極大地惡化了人們的政治感受：就像是一個百萬富翁破產之後生活陷入困頓那樣。有差別的是：一個百萬富翁破產是經濟處境的惡化，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找到自己的責任；但是，政治境況的惡化確實是自己無力控制的當權派和黨組織變化所引起的，沒有自身的個人原因。
借用經濟學的“外部性”概念，來粗略地梳理一下共產黨基層組織和權力的變化對普通人的影響。在經濟學看來，一個人的行為對其他人會產生影響，這就是外部性，對其他人產生正面或者好的影響，就是正的外部性，產生不好的影響就是負的外部性。在沒有共產黨幹部和基層組織介入的情況下，一九五〇年代張老師的同班同學中上海與河南學生之間的相互敵視和排斥，就是一種負的外部性，張老師在自己上級的指導之下努力解決了這個問題，搞好了同學們之間的團結，這是消弭了負的外部性同時建設了正的外部性，改善了同學們的境遇。而文革初期的郭明正遭遇說明，張茀承和李喜爾指導下的積極分子，恰好是一種威脅性的力量，是一種負的外部性。基層組織的行事準則的變化，不再跟事實掛鈎，而是服從上級所認定的需要，這種負的外部性更加難以讓人接受，換句話說，基層黨組織及其選定的積極分子改變了行事準則之後，對于普通民眾造成的負的外部性很大，而且這種外部性根據任何政治、法律或者道德準則都是不能接受的。
也許需要提請思考的是：很多達官貴人的回憶錄也指出一九五〇年代風氣很好，一九六〇年代變壞了。這個轉變張老師也感受到了，如何理解這樣的轉變對于理解文化大革命也很有幫助。
老田認為：供求法則對于政治和社會領域也是一樣有效的，會非常深刻地影響人們的歷史記憶。很多上層人士在自己的回憶中間，對一九五〇年代的肯定程度遠高于此後的一九六〇年代，這中間的區別往往被簡單地歸結為“政策轉換”——例如說是“階級鬥爭天天講”帶來的。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奠基于人生親歷的感受主要來自社會流動階梯的寬鬆與否的記憶。因為在一九五〇年代，政權處于草創階段同時工商業處于快速擴張期，大量的上層職位短期內提供給一個小得多的候補群體（這恐怕與一九八〇年代早中期的大學生對整個社會的感受差不多），許多人感受到社會公正和興旺的記憶主要來自對向上爬的公正性和開放性相關的，說實在的，一九五〇年代“健康向上”的記憶，主要與親眼看到很多人的才華得到重視和提拔的事實是緊密相關的。今天回顧一九五〇年代，甚至可以說當時“過小的才華也得到了過度的重用”——畢竟這是由全社會人力資本積累不足但國家和企業管理（包括技術職位）需求極大的對比關係決定的。
相反，那些一九五〇年代得到過度重用的人力資本，到了一九六〇年代之後，就成為一種霸佔并阻礙向上爬機會的因素了。這中間的好壞轉換應該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擴大化”，這一次運動確立了向上爬的標準，在“文化資本”與“政治資本”的分量對比關係中，更重視所謂的“政治資本”（而政治資本的考評又是以政治機會主義同盟的“小圈子規則”占主導的），同時最小化“文化資本”的分量，更為重要的後果，是全面終結了此前向上爬“較高通過率”的供求關係。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後過度拔高“政治資本”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此前得到過度提拔群體的“資本擁有量”相匹配的——“文化資本”極度不足同時却是各種政治積極分子出身　。
以此而論：一九五〇年代的好風氣，內在地與供求關係中“求大于供”聯繫在一起，而一九六〇年代官場“小圈子”規則盛行并呈現對外的排斥性，則對應着“供大于求”的客觀對比，所以，一九六五年張老師一到武漢水院，就充分感受到了。張茀承式的幹部及其代表性，恰好在“供過于求”的時代逐步地成為主流，而張老師一九五〇年代在北京電力學校和北京電力學院的感受，可能在“求大于供”時期有普遍性。如果這個分析站得住的話，顯然，結論就要悲觀得多，這意味着官場的好風氣是暫時的偶然現象，而壞風氣則是具有內在規律性的必然現象。而要再造一種讓普通民眾感到滿意的新型政治所要走的道路就更加遙遠和漫長，需要克服的困難和阻力要比張老師想像的更大。這個分析與一九六八年水院“闖派”和“好派”激烈爭論中的“十七年紅綫論”也有一定關係。
張茀承的代表性，意味着政治異化的普遍性和規律性。在毛時代的單位內部，政治生活的異化和蛻化，惡化了人們的生存感受，激起了廣泛的問題意識和批判意識，這是文革得到群眾擁護的根本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一個單位內部造反派的力量大小，通常是與幹部不得人心的程度成正比的，換句話說，幹部及其依靠的積極分子所幹的得罪群眾的事情越少，群眾就越是難于發動起來，造反派就越是難于組織起來和發展壯大。一句話：造反派的力量大小與本單位政治機會主義同盟製造出來的“負的外部性”成正比。
對于政治機會主義同盟造成的“負外部性”問題，毛澤東有着敏銳和深刻的認識，他清楚地看到了：“有些幹部為什麼會受到群眾的批判鬥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群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這樣，群眾就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爆發了，一爆發，就不得了，弄得他們很狼狽。今後要吸取教訓，很好地解決上下級關係問題，搞好幹部和群眾的關係。以後幹部要分別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眾商量，做群眾的小學生。”　這段話中間，毛澤東根據自己的老經驗，指出幹部往往對本單位群眾負有新老兩筆“政治債務”，新債務是文革初期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鎮壓群眾時期欠下來的，而老債務則是因為長期不民主所積欠下來的債務，對于這兩筆債務，毛澤東支持群眾組織起來進行披露。按照同一次講話的意思，毛澤東實際上不支持群眾組織全面討債，而僅僅衹是支持群眾組織起來“曬曬欠條”而已，目的并不是整個地整垮幹部隊伍，而是敦促整個幹部隊伍重視“新老債務”引發的大量“負的外部性”及其可怕後果，以期給幹部行為準則中間設置一個威脅：在欠下債務的同時必須考慮其後果，同時借助群眾運動的東風，趁機推銷“遇事多和群眾商量”、“做群眾的小學生”這樣一種“負外部性”最小化的掌權方式。很明顯，如果沒有群眾造反的大形勢，官場肯定不會接納毛澤東推銷的新方法。從後來的演變看，即便是有了群眾運動的巨大壓力，官場中間願意聽取毛澤東建設性意見的人也不多。

四、造反派派性斗争与分裂问题的深度

在政治活動中間，負外部性問題比經濟領域更為明顯，人們對于政治負外部性的容忍程度更低。文革期間，除了政治機會主義同盟的兩部分成員之外，其他的重要政治行為人例如造反派組織，也一樣受到這個負外部性問題的困擾。一九六六年底造反派在武漢普遍取得了優勢，在隨後的“一月奪權”前後，由于缺乏經驗，就沒有能夠很好地協調各個組織的需要，結果導致分裂。在分裂發生之後，一些人就肆意地攻擊別的組織及其頭頭，結果不僅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導致分裂的擴大，被軍內當權派利用。在一九六七年“七二〇”事件之後的大聯合、三結合過程中，為了爭奪革委會的席位，同樣發生了無原則的爭執。在革委會成立之後，各個派別也一樣沒有能夠找到合作并建立互信的機制，結果，相互之間的不滿引發批評和無原則的派別鬥爭。造反派的分裂以及與之緊密相隨的派別鬥爭，在很大程度上成為驗證“負外部性”危害的經典案例。
對于派別鬥爭的危害，張老師做了很深刻的反省：“派性鬥爭沒有理性，不講政策，不顧大局，衹有派別的利害關係，你站在我這邊，就是好幹部，革命的，站到對立面，則是壞人、反革命，就要打倒；為了派性鬥爭的需要，搶旗幟，清理階級隊伍，衹清對方的，不清自己隊伍中的；大批判中，給院領導及所謂的反動學術權威掛牌，在武漢三鎮遊行；學習毛主席著作、馬列著作，不是用來提高自己、改造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而是用來對付別人，批判別人，這種貼標籤式、手電筒式的學習方法，在派性鬥爭中大行其道，造成了很壞的影響。”“痛心啊！干擾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浪費了一年的大好時光，傷害了兩派的廣大群眾，拖了文化大革命的後腿。我每想起，痛心疾首。”“全國情況亦然，由于造反派內部的鬥爭，很多地方發展到大規模武鬥，毛主席的計劃無法實現。文革失敗後，我們有些人說，如果毛主席晚走幾年就好了。試問，如果文化革命按主席計劃三年完成，那麼就有七年的鞏固時期，那將是什麼情況？從這個角度講，文革久拖不能結束，文革的失敗，造反派自己應該負責，也應該從中吸取經驗教訓。”
每一個組織批判都會導致對方的不滿，并引發不好的動機猜測，導致一種反批評。就文革的實踐經驗看，不管這種批評別人的意見是否懷有惡意，在“三結合”的背景下很容易被解讀為想要排斥別的派別，最大化本派的席位，由此引發對應的反批評。結果，就在這樣的“批評—反批評”的惡性循環中間，派別對立呈現出一種逐步加深的趨勢，這也許可以稱之為“派別鬥爭中間負外部性的自動增長規律”。這個方面的派性在自動增長趨勢下，極大地干擾了文革運動的走向，成為最難于解決的問題。作為政治經驗豐富的老人，毛老人家指出：“革命的群眾組織，就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兩派要互相少講別人的缺點、錯誤，別人的缺點、錯誤，讓人家自己講，各自多做自我批評，求大同，存小異。這樣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聯合。”“對受蒙蔽的群眾，不能壓，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甚至說百萬雄師這樣的保守派組織最好也是由自己的群眾起來造反，“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發動革命群眾組織自己處理。”　這些主張其實都是着眼于“負外部性最小化”的考慮，但是當年能夠聽得進去勸告的造反派領袖不多。
香花派與毒草派的分裂，被武漢軍區陳再道等人利用，衹是由于陳再道等人處置失當，才導致毒草派中部分造反派成員回頭參加反擊“二月逆流”，而重慶的五十四軍就一直拖拉着“革聯會”作為反對“砸派”的打手，不需要像武漢那樣組織武裝基幹民兵組織“紅武兵”去武力掃平造反派力量。一九六八年水院革委會成立之後“闖派”和“好派”的分裂，一樣被樊馬義等人利用，最後實際上廢除了革委會，把幾乎所有的造反派都作為打擊對象。
毛主席提出“鬥私批修”的口號，就文革的實踐看，如果造反派頭頭不能夠超越自己的小小私心，不僅做不到批判當權派的修正主義，甚至自身都不能聯合起來形成一股團結的力量。造反派頭頭在政治上的成熟，需要他們充分認識到派別鬥爭“負外部性”的嚴重後果并願意為此採取積極行動去解決的時候，才能夠實現。
從這個角度看，武漢鋼工總頭頭胡厚民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在一九六八年的鋼派和新派鬥爭中間，他提出“鋼化江城”的口號，應該說此時他是一個為派別鬥爭“添磚加瓦”的積極分子。等到當權派通過“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來死整造反派的時候，他迅速意識到必須搞好造反派內部的團結，為此他多次請人上門向新派工造總司頭頭吳焱金道歉，爭取他一起參加“反復舊“運動。一九七四年胡厚民甚至提出聯合百萬雄師的頭頭一起“批林批孔”，明確地意識到爭取保守派群眾的必要性。不過此時，百萬雄師與造反派之間的裂痕已經足夠深，難于回頭了，畢竟經歷過一九六七年夏天百萬雄師殺死殺傷數千造反派的歷史，經歷過軍宣隊主導下百萬雄師很多成員作為專案組成員參與對造反派的逼供信、製造“五一六”冤案的海量事實。讓百萬雄師回頭與造反派搞好聯合的可能性就很小了，當欠債數量達到還不起的時候，賴賬就往往成為首選了。百萬雄師對造反派欠下這兩筆巨大的“政治債務”，成為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很難跨過去的政治障礙，不用說，這兩筆龐大的政治債務在造反派中間激起普遍的敵視情緒，這不僅導致百萬雄師難于回頭與造反派進行聯合（據百萬雄師頭頭章迪傑回憶，一九七四年百萬雄師一些成員擔心省市委屈服于造反派壓力否定“兩清一批”，三次去北京上訪要求中央關注此事），而且在造反派內部也普遍地形成絕對不與死敵百萬雄師合作的“堅定立場”，果不其然，胡厚民這個聯合百萬雄師的主張被造反派目為“投降”。
拿胡厚民的認識演變過程，與全國的一些造反派頭頭進行對照，上海王洪文在一九六六年底赤衛隊瓦解之後就達到他一九七四年才達到的認識水準，而清華大學的蒯大富直到今天還沒有達到胡厚民一九七四年就形成的認識。據研究上海文革的李遜先生介紹：一九六六年底保守派組織赤衛隊瓦解之後，工總司曾經開會徹夜辯論如何對待赤衛隊工人，許多造反派頭頭不願意接納保守派，擔心這些人參加進來之後帶來一些不利影響，王洪文毫不妥協，在辯論會上拍了桌子，堅決主張接納保守派成員，他這個主張最後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實施。因為上海工總司没有排斥保守派工人，結果各個單位造反派組織順利地吸納了保守派成員，此後赤衛隊頭頭幾次想重新拉隊伍都未能奏效，一九六七年之後上海的文革演進中就再也沒有強大的保守派組織出場了，這在全國都算是特例。而武漢就不是這樣，一九六七年夏天武漢一些保守派參加百萬雄師武力清剿造反派，一九六九—一九七三年很多保守派作為“動力”大搞“逼供信”、參與製造“五一六冤案”，甚至一九七四年還想要捍衛“兩清一批”的成果，武漢保守派的後續表現在全國是有代表性的。因為缺乏有組織的保守派力量與造反派進行角力，上海的大多數當權派從自己的權力地位着眼，也衹能“理性地選擇”接受當時中央的指示——走上“檢討、亮相、結合”的三步走戰略，其中檢討就是承認從前的錯誤并表示悔改，亮相就是保證以後與造反派合作，在走完這兩步之後才獲得群眾組織的諒解，被重新賦予權力和地位。一九六七年秋天張春橋在河南傳達毛主席重要講話精神時提到：“上海部、局長一級幹部已經解放了百分之五十至六十。”　上海作為當權派反復詛咒的“文革重災區”，在解放幹部方面反而又多又快。
王洪文在文革的實踐中間，利用一九六六年底有利于造反派的大形勢，整合赤衛隊，從根本上解決了如何避免群眾組織分裂的戰略性課題，也改變了此後上海的文革走向。此後工總司還較為妥善地解決了工總司內部耿金章二兵團的派性問題、一九六七年上柴聯司和支聯站問題（後兩次派別鬥爭的解決衹是戰術性課題），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團結，多次受到毛澤東的表揚，這應該是王個人在文革實踐中的最大貢獻。據新出版的《毛澤東年譜》介紹，周總理在一九七三年8月23日在政治局召集的省市區和中直負責人會議上傳達，說毛主席在九大、特別是九一三事件之後多次提出要提“工農出身的同志為黨的副主席、常委，并具體提到王洪文同志”　。在文革的大背景下，王洪文作為文革前工廠保衛幹事和後來的群眾組織頭頭，除了解決如何實現群眾組織的團結這個戰略性課題的貢獻之外，沒有太多別的貢獻或者資歷。
根據楊道遠的看法，在造反派組織的骨幹成員中間，真正的左派不一定達到10%的比例，而毛主席也說“左派歷來是少數”。根據毛主席這個較高的“左派”標準，實際上近似于盧梭的“大立法者”——這種人創設新的制度和理論并能夠完成推動新制度的依靠力量整合，這樣的左派高標準實際上是一種“成熟的左派領袖”標準。就文革的實踐而言，真正的左派領袖需要完成三個關鍵的課題：一是把民間的批判力量整合起來形成一股有組織的力量，并在各種複雜形勢下避免分裂或者彌合分裂；二是把這股有組織的力量引導到新制度的建設中發揮作用，同時對舊制度的各種影響進行有效的批判；三是要避免這樣一股批判力量自身的蛻化變質趨勢，成為新制度的永久性支撐力量，這意味着需要建設一個真正的代表多數人利益而且永不變色的“反對黨”。衹有同時解決了這三大課題之後，才能真正化解毛澤東那個著名的擔憂——“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
從王洪文、胡厚民和蒯大富的對比中間可以看到，能夠做到在最有利的時機整合民眾的力量，避免分裂，阻斷“負外部性”持續上升的趨勢，全國衹有上海做到了，這在文革當中是個別的情況。而像武漢那樣，一月奪權之後造反派陣營內部分裂成為兩派則是普遍現象，而保守派則基本上原封不動地保留在造反派爭取的視野之外。而這種群眾組織之間的分裂總是被當權派利用，拉一派打擊另外一派，通過這種手法加深群眾組織之間的分裂和相互仇視，這種分裂和相互仇視其實就是負外部性所塑造出來的個人感受。到了一九七四年胡厚民雖然認識有很大進步，但是，實際上已經喪失了彌合造反派與保守派裂痕的可能性了，這是因為保守派作為當權派打手對造反派的傷害已經銘心刻骨了，反過來，百萬雄師也“自主自覺”地認識到如果守不住造反派是壞人的底綫，他們自己就要成為壞人了，所以在一年內三次去北京上訪要求捍衛“兩清一批”的成果。換句話說，上海之所以能夠避免赤衛隊重新拉隊伍，關鍵在于雙方衝突不多、矛盾沒有尖銳化的早期就實現了整合，是在“負外部性”積累較少的情況下才能實現良好的整合；像武漢那樣經過百萬雄師“武力圍剿”和充當“動力”大搞逼供信之後，負外部性之大，業已從根本上塑造了兩派眾多骨幹基本定型的看法，這個時候再提議雙方的整合，在內外部所遭遇的阻力已經達到了無法克服的地步，這其實就是一九七四年胡厚民遇到的情況。
毛主席說文革的任務不可能一次完成：“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　僅僅從如何把群眾凝結成為一股有組織的力量，避免分裂和內耗，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從王洪文和胡厚民的對比中間可以看出：造反派要在恰當的時候完成內部的整合，造反派頭頭要能夠抓住一閃即逝的時機完成與保守派群眾的團結，就很少有人能夠做到。從胡厚民政治意識的逐步成長看，一個造反派頭頭要超越自己的派別獲得全局性的政治意識，要經過多麼艱難曲折的過程，胡厚民從清隊中間得出結論——必須完成造反派內部的團結，從很多保守派成員甘當“動力”積極參加對造反派的“逼供信”情形中間認識到保守派也需要團結好，就這樣，胡厚民逐步超越自己，眼界逐步放寬，從一個鋼工總頭頭上升到造反派整體的代表，從造反派的代表上升到全體群眾的領袖，他用了差不多八年的時間從親身經歷的當權派殘酷鎮壓中間體會到群眾力量團結和整合的重要性。由此可見，如果沒有如同一九七四年那個政治水準的胡厚民那樣的領袖在全國群眾運動中間起組織和領導作用，群眾組織的分裂和內耗問題就很難解決。文革很難一次勝利，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造反派方面而言，群眾領袖的成長進度遠遠落後于運動的進程，則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
即便在群眾運動起始階段，就有大批領袖人物達到胡厚民一九七四年的政治水準，也衹能解決文革的第一個課題：使群眾組織成為一股有組織的批判力量。但是，如何把這樣一股有組織的力量塑造為新制度的建設力量和捍衛力量，仍然處于空白。實際上，上海工總司在成立革委會之後就在很大程度上面臨着第二個問題，如果群眾組織長期存在下去還會面臨着“常規組織政黨化”之後的第三個課題——自身的蛻化變質問題。德國社會民主黨作為第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其黨魁的“變修”問題就是一個前車之鑒；在毛澤東眼裏蘇共變修和中共內部的走資派問題，也是一樣性質的問題。
相比較而言，文革第一個課題——完成群眾力量的整合以及批判當權派的倒行逆施都僅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第二個課題則是目的——就是要把群眾的有組織力量作為新制度的支撐來起作用，解決這個關鍵性的問題困難和阻力更大。造反派在文革期間的錯誤，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經驗不足，找不到解决爭論和分歧的協調管道，這在一月奪權後的分裂中間表現得特別明顯；二是造反派要解决的課題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和結構性難題，需要突破的阻力和障礙之大遠遠超出人們的大膽想像。換句說話：造反派是在自己的“政治學徒工”階段就面臨着“老師傅”也感到棘手的政治難題。
一九六八年水院“闖派”“好派”爭論中間，闖派提出“二代紅就是二代機”的觀點，而“好派”力持“十七年紅綫主導論”，內在的分歧在于“共產黨組織特別是其基層政治生活規則是否需要根本性的改造”。事後回顧，老田傾向于認為：執政之後黨組織和基層政治生活的異化是結構性的，確實需要徹底改造。當年“闖派”的問題是：在沒有建立兩派的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就提出戰略性課題，結果在是戰術性層面加深派性猜疑和分裂，實際上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反過來，一九五〇年代的好風氣助長人們產生一個幻想：共產黨組織似乎可以超越社會分化的規律衹需要定期清除灰塵就能夠恢復好的作風。但社會分化的規律却在頑強地起作用：從一九五〇年代至今，權力精英的蛻化變質是一個長期的趨勢，即便是有了文革這樣的巨大衝擊也沒有得到根本扭轉。正是因為如此，文革才採取支持有組織的群眾去批判幹部，讓體制外的缺乏經驗的“學徒工”批判體制內的有經驗的“老師傅”，這個選擇內在地斷定——體制內的“老師傅們”絕對不可能解决他們自己的問題。惟其如此，才有那個“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决心，支持建立體制外的有組織的群眾批判力量雖然帶來“亂”的代價，却為治療體制內癌症提供了一綫希望。
在我寫的《對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很重要》一文中間，做過一點假設：
為了最小化派性鬥爭和衝突，借鑒私營企業的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班子的“職能三分法”，也許可以考慮這樣的設計：造反派是全體民眾中間對當權派最具批判意識的群體，就由造反派主導監事會并逐步接掌政治教育和訓練職能；由造反派和保守派共同組成董事會性質的“革委會”；而業務權力則交由有經驗的經理班子掌握，人事制度和組織制度等與管理人力資本相關的考評組織衹能附設于經理班子考核體系中間；多數幹部可以恢復工作，但要接受董事會和監事會的稽核。文革實踐中間對于董事會和經理班子這樣的常規權力角色當時很少討論，監督權的擴大在文革期間被廣泛意識到，毛澤東當時已經設想過“奪權主要奪運動領導權和業務監督權”——這意味着從當權派手上剝離出監督權和其他政治性權力，周總理在外交部進行過試點，到1967年10月毛提出“建黨五十字方針”（“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這在文革的背景下，實際上也是以造反派為範本的想像力；而造反派中間很多人對于當權派和保守派同盟的反感和批判，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監事會的常規視野，實際上已經意味着重建共產黨組織的新標準，前造反派李憲源曾經寫過文章提出“教育黨”概念。
不過，文革實驗沒有達到過這樣的深度，即便是實現了也有可能帶來新的問題。德國社會民主黨作為第一個有成就的工人階級政黨，其黨魁之所以走向“修正主義”，是因為缺乏工人生存感受的知識份子隨着政黨擴大而逐步掌握組織內部的專職管理權力，結果造成“寡頭統治鐵律”；這樣的黨組織在面對強勢國家機器的鎮壓前景時，就會轉而背叛組織成立的宗旨和綱領，伯恩斯坦鼓吹“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考茨基論證一種“經濟決定論”式的馬克思主義，目的都是告訴德國政權：資本主義自己會“自動”地變成社會主義的，不是我們要怎麼怎麼樣。這樣就必然地要放棄有組織的鬥爭，最後出現一種怪異現象：底層的工人要採取激烈的鬥爭手段例如罷工，黨魁反而出面要求工人不要做過于激烈的反抗，說這不利于工人自身的利益。這種種都無非是希求一種“安全”：最後組織的存在本身倒是成了目的，而綱領和宗旨變成是可以犧牲的東西了。（參閱羅伯特·米歇爾斯《寡頭統治鐵律》）
結合文革的實踐，“教育黨”概念意味着由社會群體中間最具問題意識和批判意識的造反派群體，接掌監督當權派的職能，同時，還由這一部分人組成的監事會機構接管群眾的政治訓練職能，并且就政治訓練成績、對當權派的監督實踐再造與普通群眾的關係，在這樣的基礎之上設立黨員選拔和訓練標準——讓每一個新黨員都善于跟群眾打交道同時能夠對上保持批判意識。這意味着“黨建工作”轉交給“監事會”性質的機構來執行，這樣，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党團員多數是“馴服工具”的現實。在這樣的政黨制度中間，可以一黨執政，但是，要徹底黨政脫鈎：甚至可以由黨組織機構推薦官員任職，但是，衹要任職就自動與黨脫鈎從而成為黨組織批判性的審視對象。在今天中國人力資源充裕的情況下，可以讓普通勞動者接受政治訓練的時間多于生產時間，這樣的訓練力度有可能在黨組織內部建設各個層級的多套“影子內閣”，影子內閣可以由下臺幹部和積極分子等成分組成，這樣的監督力量就很接近于專業水準。從文革的實踐出發，這樣的黨組織建設可以超越西方選票民主的根本性問題——“消極無能的大眾”，這是《寡頭統治鐵律》一書中間最為沮喪的關節點，從而創造出一種“積極的有能力的精英民眾”，變無根的民主為有根的民主。僅僅在這一點上，文革的實踐超越了傳統政黨的限制，這個超越能夠提供多大的新政治空間，肯定可以給落實“人民制憲權”以更大的空間，但能夠達到什麼程度，是否足以解決根本性的問題，這還不是書齋中間能夠想像或者演算出來的。
文革所暴露出來的問題，要解決那些問題，其實與人類在當權派“管治之下”的最後解放這個命題等價。看起來是要走一小步，其實，與最後一步也相差不遠，制度建設所要超越的各種傳統之沉重恐怕超出最大膽的想像，為什麼造反派受到當權派和保守派如此嚴酷的鎮壓？這衹是這個沉重傳統所表現出來的一部分。正是因為如此，戰略和策略、權宜之計和長遠之路都很難分開，以此而論，文革走過的路程離想要到達的目的地，還十分遙遠。但是，正確地提出問題，看清楚問題在社會現實中間所處的位置及其環境的各種糾葛，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第一步，不是嗎？有很多人對于文革期間的各種混亂、無序以及惡性政治競爭的無原則性，嘖有煩言，其實，正是這些混亂和人的私心，以及由私心推動的各種壞表現，才真正地構成現實世界的結構性矛盾和糾結，衹有把這所有的問題和困難都考慮到了，設想推進新制度才算是建立在真正的現實基礎之上的，如果遇到困難推進不下去，顯然是因為現實中間還存在沒有克服的困難和障礙，這比淩空蹈虛地設計新制度要靠譜得多。

五、黨閥與學閥相結合及其意識形態後果

據說，劉少奇曾經說過“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并對此懷有信心，但是，到目前為止，文革史仍然是權貴和馬屁文人用顛倒黑白的謊言寫成的，五一六通知的附件中把這兩群人蔑稱為“黨閥”和“學閥”。針對今天主流文革史現狀，假如劉本人真的像宣傳所言對歷史評價懷有信心的話，今天的人們結合事實來解讀，恐怕會認為這是對黨閥加學閥的信心，而不是對人民有什麼信心。
官學兩界通過編造謠言來書寫文革史的努力，一開始就面臨着知情者過多而且難于封口的困境。從前有個說法，說文化大革命是人類靈魂的照妖鏡，今天低調一點，至少可以說，文革是一個精英階層醜惡靈魂的放大鏡，讓人們更加清晰地看到精英階層的斑斑劣跡，這個放大鏡至今仍然在起作用。這個放大鏡就“架設”在數以億記的文革知情者和官學兩界偽史編撰者之間。除了捏造歷史事實之外，為了讓他們的謊言顯得很有學問，還放肆地修改和歪曲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實事求是”，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發展生產力”、“效率優先”，結果就像文革曾經預言的那樣：修正馬克思主義成為官學兩界的主要理論手法。復辟勢力的主要手法必然是“修正主義”，這是一個他們回避不了的表演特徵。正是在這樣的對照中間，人們能夠輕易識別：到底有沒有五一六通知附件所說的“黨閥”和“學閥”，有沒有十六條所說的“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
文化大革命作為毛澤東親自發動的群眾性政治運動，目的是為了防止“黨變修”、“國變色”，提醒人們注意“反對修正主義”。無論文革最後的成敗如何，但是，文革的必要性始終是與是否存在修正主義和復辟勢力來檢驗的。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修正主義和復辟勢力，文革的必要性就不存在，反過來，文革就有其必要性。
一九八〇年代鄧小平組織人馬論證“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說公有制社會裏頭不存在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共產黨官場裏頭絕對沒有走資派，知識分子還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打總一句話就是：在公有制社會裏面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階層沒有獨立于勞動階級的特殊利益，更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復辟力量。而文革的指導性文件“十六條”就不是這樣看的，第一條就開宗明義指出：“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這個句子中間潛在地指出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復辟勢力及其活動領域：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這兩個群體構成了公有制社會的復辟勢力，而這兩個群體所掌控的意識形態以及教育和文藝等領域，都潛在地發展着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趨勢。
就文革的政治實踐而言，文革是不是有必要性，關鍵還不在于毛澤東思想是否具有預見性和前瞻性，最終還是要由文革的對象自身通過自己的政治實踐來回答和檢驗。在文革的實踐中間，由從前的勞動者（工人、農民）和受教育者（青年學生）組成的有組織批判力量，對復辟勢力的兩個組成部分進行了全面的批判和揭露，正是在這種批判和揭露過程中間，復辟勢力採取了相應的系列政治行動，正是通過這系列政治行動檢驗出復辟勢力自身的屬性，經過文革之後，老百姓發現這幫子當權派果然不是好人。換句話說，衹有通過被看做文革對象的“復辟勢力”自身的政治實踐，才能夠從根本上檢驗他們是一群什麼樣的人，讓人們看到這兩群人與修正主義和復辟勢力的關係，進而得出文革是否必要的結論。這樣的檢驗過程，其實比通常的理論論證和思想方法，能夠更為有力地揭示出人世間的真理。
文革期間的小學語文課本說：“修正主義上臺就是法西斯上臺，資本主義復辟就是工人、農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就湖北文革前後的歷史演變而言：文革初期省市委領着各單位黨委把群眾打成右派和反革命、一九六七年夏天軍隊支持百萬雄師武力屠殺造反派、一九六九—九七三年軍隊幹部結合黨政幹部和保守派以“逼供信”手段製造五一六冤案、一九七六年抓捕四人幫之後的揭批查運動全國鎮壓群眾和幹部上千萬人，這些行為如果不算“法西斯”又能算什麼？改革三十多年來，工人、農民成了弱勢群體，不是吃二遍苦是什麼？如果說當初那個預言有什麼不足的話，顯然那個預言大大低估了統治階級的排斥綫，只是預計到社會底層的工人農民會受到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沒有預計到今天中國絕大多數的“小資白領”也和工人農民一樣處于極端弱勢地位，今天的統治階級把排斥綫大大提高，囊括了社會結構的中上層。從文革之後的社會轉型看，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催生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新同盟，這個新同盟不再是文革當中當權派和保守派的結合，而是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的政治同盟，他們主導了徹底否定文革并推動了改革。這樣一次巨大的社會轉型按照文革的語言內涵和邏輯確實就是資本主義復辟，與這個復辟過程緊密相關的是：三十多年來一個由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資本精英組成的龐大統治階級被再造出來并盤踞于整個社會之上。
在一定程度上，文革與後來的歷史形成鮮明的對照，加深了新形成的統治階級的自我辯護的難度。權力和財富在少數人手上積聚的同時，其不道德和不公正的外觀更為清晰地暴露在公眾的視野裏，無法掩蓋。在中國歷史上，還沒有產生過如此強大、掌握如此巨大權力資本和思想武器的統治階級，他們的權力對于整個社會的滲透至深，但是得到的民眾認同度却極低，以至于如此強大的統治階級自己都開始擔心“仇官”“仇富”心態了。據說已經有高官推薦閱讀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擔心發生社會革命導致整體翻盤。
就較長的歷史階段而言，文革是一個歷史的加速器，把許多變化高度濃縮在一個很短的時間段裏面，許許多多的親歷者能夠身臨其境去體驗和體會，并得出自身的認識。張老師的一生經歷過一九四九年革命後的社會轉型，又經歷過一九七八年至今的一百八十度轉折，從個人的經驗和體會當中，對很多社會科學的基礎性命題有着深刻體認——例如所謂的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精神的相容性問題，這是一份結合實際的理論認識，比那些坐在學院裏頭捏造的高妙理論更靠譜。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bluesky

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2）

［ 作者：张建成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445    更新时间：2014/6/25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

         前　言

回憶一生，跌宕起伏。經歷了日偽時期、國民黨統治時期，新中國成立後，又經歷了毛澤東時代、鄧小平及其身後的年代，對所處的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情況略有認識。從投身新中國建設的激情歲月，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起雲湧；從文革後的蹊蹺結局，到下海試水，我的一生，是深入社會實踐的一生，是建立信仰、堅定信仰的一生。我自一九五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就把自己包括生命在內交給了黨，决心為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奮鬥終身。我崇敬毛澤東，信仰毛澤東思想，懷念毛澤東時代！
回憶錄定名為《歲月留痕》，主要是把我一生經歷過的真實歷史記錄下來，特別是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我身上和周圍發生的那些事，以及形形色色的那些人，記錄下來，留給後人，留給社會，盡自己一份歷史責任。

回憶錄分三個部分。
“成長篇”主要是講我在解放前的經歷及解放後到文革前的學習、工作情況，這是我人生成長的階段。本篇記錄了我對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認識過程，使自己逐步走上了自覺革命的道路。回顧這一段經歷，我覺得自己能積極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派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文革篇”是重點回憶內容，因為它是我一生中跟着毛主席幹革命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是我一生中磨難最多的時期，也是我一生中學習最多，思考最多，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最緊密，認識社會矛盾、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人與人之間關係最具體、最深刻的時期，也是改變我人生軌迹的時期。自認為經過這一時期的實踐，自己變得更成熟、更淡定，也更堅定了自己的革命意志。
“游泳篇”記述的這一段人生軌迹，是我人生歷史的合理延續，雖然不是我自願的選擇。我想嘗試適應社會潮流，結果失敗了，說明此路不通。經過實踐，讓我弄明白了有什麼樣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就會有什麼樣的社會形態和社會運行機制；進一步認識到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觀念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觀念是水火不相容的；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統一不了，矛盾重重；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不可能有同一性；因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也不可能裝到一個籮筐裏。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一次嘗試與演練，是一次真正的群眾性革命運動，涉及中國大地所有階級、階層及每個家庭，幾經反復，最後以失敗告終。它告訴人們，革命是艱難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進程說明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及舊的習慣勢力相當頑固，他們時刻與毛主席的革命路綫進行拼死的鬥爭。在文革初期的五十天裏，他們公然違背黨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瘋狂鎮壓革命小將的革命行動，推行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形“左”而實右的反動路綫。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無產階級革命派予以堅决的反擊，推動了文化大革命的進程。在此之後的一段時間裏，他們的反抗變得隱蔽起來。但當運動發展到革命派向走資派全面奪權的階段，鬥爭又公開地激烈起來，他們指使或直接指揮保守力量組織武裝隊伍，挑起武鬥，對革命派進行武裝鎮壓，一直發展到出現武漢“七二○”事件——他們公然反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戰略决策，妄圖以武力迫使黨中央、毛主席改變文革航向。
武漢“七二○”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轉捩點，中央調整了某些部署，放緩對走資派、特別是對軍內反對文革路線的那些人的鬥爭；把中央文革的王力、關鋒、戚本禹作為替罪羊抓起來，清除出中央文革。之後，形勢進一步朝有利于保守勢力的方向發展，走資派利用毛主席派軍、工宣隊進駐文教衛系統及事業單位、政府部門的機會，以批資產階級派性和抓“五一六”分子為名，對革命派實行鎮壓與清算，重用保守勢力和沒有改正錯誤的領導幹部，形成了軍、工宣隊，沒有改正錯誤的領導幹部和保守勢力中頑固堅持資反路線的人的三位一體，向革命派反攻倒算。在地方表現為對造反派的清算與鎮壓，在中央表現為以鄧小平為首的勢力對文革派的圍攻。毛主席的指示得不到貫徹，在無奈的情況下，毛主席决定再次把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翻文革案的勢力清除出中央領導機構，着手鞏固文革成果，如革委會補臺，黨組織吐故納新，提出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等，但為時已晚。毛主席逝世，風雲突變，復辟勢力與黨內一些權欲熏心的領導人勾結一起，武力抓捕文革派領導人，并以此為由，進一步鎮壓與清算文革中的革命派，使第一次文化大革命遭到了失敗。
我參加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以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文革過程來佐證以上的論述。革命是自願的，也是要付出代價的。我自願參加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鍛煉，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無怨無悔。
文化大革命已過去近五十年，它的功過是非由歷史去作結論。我認為，把它定性為“動亂”、“浩劫”是不符合事實的，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說毛澤東發動億萬群眾搞一場“動亂”、“浩劫”，于情于理講得過去嗎？
現在片面的、偽造的文革歷史到處都是，真實的文革歷史却不能公開傳播，這種愚弄歷史的行為是對歷史的犯罪，它誤導年青一代對文化大革命歷史的認識與理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涉及各個階層、各個家庭，影響極其深遠、廣泛。
文革結束後，把跟隨黨中央、毛主席參加文革的基層群眾（造反派）與所謂反革命罪捆綁在一起，有的被判刑、關押，有的被開除公職、開除黨籍，更多的受到審查與處分。這些人的罪名是莫須有的，迫害他們的唯一理由因為是造反派！而在文革中真正搞打、砸、搶、抄、抓，搞武鬥，破壞文物，殘害人民致傷、致死的犯罪分子，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反而被培養，被重用，因為他們不是造反派！這種以派劃線、不分是非的政策造成了歷史的顛倒，所有這些也造成了共產黨和我們國家、民族沉重的歷史包袱，不利于社會和諧，不利于團結，也不利于民族的復興大業。要解决歷史包袱，就要反思文革歷史，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基于歷史真相的披露。只有文革歷史的真相，才能讓反思落到實處；也只有文革歷史的真相，才能讓文革的反思達成共識；也只有達成共識，才能圓滿地解决文革歷史的遺留問題。我也許看不到這一天的到來，但我堅信這一天一定會到來。
由于水平有限，以及文革中我所處的位置，對許多情況不甚瞭解，看問題的視角不同，片面和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敬請讀者指正。
在本書寫作與出版過程中，得到了周文斌、王紹良、王新民、李德俊、賴文德、朱冠先、蔣兆慶、徐海亮、蔣繼清、龔壽眉（解放）等同志的熱情幫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也對關心本書寫作與出版的朋友們表示感謝！
　　　　　　　　　　　　　　　　　　　　
二〇一四年五月


目　錄
王紹良題字
贈建成兄詩四首　吳冠英

文化大革命是彰顯党阀和学阀丑恶灵魂的照妖镜……………老　田（1）
前　言   ………………………………………………………………………（33）
成 長 篇
一、童年 ………………………………………………………………（1）
（一）我的家庭   ……………………………………………………………（1）
（二）當日軍奴工  …………………………………………………………（4）
（三）童年的最後歲月  ……………………………………………………（6）
（四）學徒生涯  ……………………………………………………………（8）
（五）我的父親與母親……………………………………………………（13）
二、新天地   …………………………………………………………（17）
（一）解放…………………………………………………………………（17）
（二）學校向工農開門，圓了我的讀書夢…………………………………（20）
（三）土地改革……………………………………………………………（25）
（四）縣政協代表與縣學聯委員…………………………………………（28）
（五）新的開始，到北京電力學校學習……………………………………（30）
（六）蘇式教育……………………………………………………………（36）
（七）老革命的風範………………………………………………………（39）
（八）近距離仰視國家領導人……………………………………………（42）
（九）張一純………………………………………………………………（44）
三、在北京工作  ……………………………………………………（47）
（一）留校當教師 …………………………………………………………（47）
（二）反右派鬥爭 …………………………………………………………（51）
（三）在大躍進的日子裏 …………………………………………………（56）
（四）嘗試教育改革 ………………………………………………………（62）
（五）告別北京 ……………………………………………………………（66）
四、新的崗位  ………………………………………………………（70）
（一）印象…………………………………………………………………（70）
（二）新的工作崗位 ………………………………………………………（72）
（三）出席團中央座談會 …………………………………………………（79）
（四）工作團隊 ……………………………………………………………（82）
文 革 篇
一、文革初期  ………………………………………………………（87）
（一）省委工作組進院 ……………………………………………………（89）
（二）揭、批高潮  …………………………………………………………（91）
（三）反擊…………………………………………………………………（96）
1.“六一八”事件  ………………………………………………………（97）
2.“七一五”反右    ……………………………………………………（100）
3.“七一七”逮捕郭明正………………………………………………（102）
（四）工作隊犯了方向路綫錯誤   ………………………………………（104）
二、文化革命委員會………………………………………………（107）
（一）成立院文化革命委員會…………………………………………   （107）
（二）破“四舊”…………………………………………………………   （109）
（三）抓“南下一小撮”…………………………………………………   （114）
（四）文化大革命的轉機………………………………………………   （117）
三、造反派在鬥爭中成長…………………………………………（119）
（一）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119）
1.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誓師大會……………………………（120）
2.抄黑材料，促批判資反路綫深入發展 ……………………………（121）
3.搶奪廣播台，建立宣傳陣地 ………………………………………（121）
4.為郭明正平反    ……………………………………………………（123）
（二）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造反派組織簡介………………………………（127）
1.武漢地區大專院校群眾組織………………………………………（127）
2.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造反派組織的演變……………………………（128）
（三）煎熬的兩個月——造反的心路歷程………………………………（136）
（四）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中的幾件事………………………………（141）
1.關于開除黨員黨籍、燒入黨志願書的問題 ………………………（142）
2.關于批判班幹部的問題……………………………………………（142）
3.關于胡承群反江青言論的問題……………………………………（145）
4.保護唐懋官老師……………………………………………………（145）
四、部隊支左與文革形勢逆轉 ……………………………………（147）
（一）“一·二六”奪權與“二八”聲明……………………………………（148）
（二）武漢軍區“三二一通告”與為工總翻案……………………………（152）
1.武漢軍區“三二一通告”與取締工人總部…………………………（153）
2.二司的處境   ………………………………………………………（155）
3.“香花”、“毒草”兩派殊途同歸，反擊“二月逆流”………………… （158）
4.紅水院——武漢抗暴鬥爭中的根據地……………………………（161）
（三）關于幹部問題  ……………………………………………………（169）
1.省、市委主要領導幹部在紅水院的日子  …………………………（170）
2.張如屏在造反派處逆境時亮相……………………………………（172）
（四）“七二〇”事件   ……………………………………………………（178）
1.黨中央、毛主席就地解决武漢問題的戰略部署………………… （178）
2.武漢“七二〇”事件中的紅水院……………………………………（191）
五、“七二〇”後的幾件事…………………………………………（196）
（一）“八一”渡江事件  …………………………………………………（196）
（二）“八一〇”大會  ……………………………………………………（200）
（三）關于“搶槍”問題  …………………………………………………（201）
（四）關于到市人武部辦聯絡站問題……………………………………（203）
（五）關于各地紅水院聯絡站問題  ……………………………………（206）
六、成立紅水院革命委員會………………………………………（207）
七、一九六八年的派性鬥爭………………………………………（210）
（一）派性鬥爭的由來   …………………………………………………（212）
1.認識上的差異是派性鬥爭的思想基礎……………………………（212）
2.山頭的存在是派性鬥爭的組織基礎 ………………………………（214）
（二）派性的發展與鬥爭  ………………………………………………（215）
1.成立革委會的爭議，兩派矛盾表面化、公開化 ……………………（215）
2.“三反一粉碎”時兩派鬥爭升級……………………………………（216）
3.進入資產階級派性鬥爭階段………………………………………（219）
（三）我的反思  …………………………………………………………（222）
1.沒有擺正位置   ……………………………………………………（223）
2.處置不當使矛盾不斷升級…………………………………………（224）
3.用“唯我獨革”來反對別人的“唯我獨左”、“以我為核心”，越反
　問題越多  …………………………………………………………（226）
八、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時期  ……………（227）
（一）宋國英時期（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一九六九年九月）
　　……………………………………………………………………  （228）
1.舉辦革委會成員學習班……………………………………………（229）
2.清理階級隊伍    ……………………………………………………（230）
3.實行軍事化改革，進行軍事化管理 ………………………………（232）
4.拉練    ………………………………………………………………（233）
5.武漢的反復舊運動…………………………………………………（234）
（二）樊馬義時期（一九六九年九月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239）
1.北京中央學習班……………………………………………………（240）
2.長陽鬥、批、改基地…………………………………………………（245）
3.差一點被樊馬義送進監獄…………………………………………（251）
4.奉命組建京劇團……………………………………………………（253）
5.清查“五一六”………………………………………………………（257）
6.五七隊監督勞動……………………………………………………（266）
（三）吳紹文時期（一九七二年一月至一九七四年五月）………………（268）
九、正式安排工作時期（一九七三年八月至一九七六年底）
　  …………………………………………………………………（270）
（一）在院人防辦公室我做了些什麼……………………………………（270）
（二）批林批孔運動中我做了些什麼……………………………………（274）
1.打聽省座談會消息…………………………………………………（275）
2.努力爭取為“五一六”冤案平反……………………………………（276）
3.批林批孔運動中的幾件事…………………………………………（277）
（三）在總務處我做了些什麼  …………………………………………（284）
1.抓總務工作指導思想的教育………………………………………（284）
2.抓增強後勤保障能力………………………………………………（285）
3.瞭解情況，抓主要矛盾  ……………………………………………（287）
4.住房公平、合理分配 ………………………………………………（288）
5.按政策辦事，為職工排憂解難 ……………………………………（290）
（四）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我做了些什麼…………………（294）
1.主張依靠黨委解决問題，反對搞大民主  …………………………（296）
2.審批革委會主張兩步走……………………………………………（297）
3.關于到湖北大學見到彭勛的問題…………………………………（297）
4.關于在全院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大會上的發言  ………………（298）
（五）關于我的提拔問題  ………………………………………………（299）
十、“四人幫”被抓後發生的事……………………………………（302）
（一）從“四人幫”被抓所想到的  ………………………………………（302）
1.不贊成用武力解决“四人幫”問題…………………………………（302）
2.“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歷史現象，共產黨也難以避免…………（304）
3.抓捕“四人幫”是重大的政治行動，除了除掉政敵以鞏固
　自己的權力之外，往往意味着政治方向的改變…………………（304）
（二）從“半工半讀”到黨委擴大會………………………………………（306）
（三）隔離審查  …………………………………………………………（309）
（四）農場監督勞動  ……………………………………………………（317）
（五）結論材料拉鋸戰與最後的處理……………………………………（321）
1.結論材料之爭   ……………………………………………………（321）
2.要求復查、對質，按中央規定的政策辦事…………………………（322）
3.水利電力部出面解决在材料上簽字的問題………………………（324）
4.結果   ………………………………………………………………（327）
（六）解析  ………………………………………………………………（331）
1.“三張一梁”與“鐵三角”……………………………………………（332）
2.張茀承的組織路綫…………………………………………………（336）
3.一脉相承   …………………………………………………………（344）
4.對我下毒手的原因…………………………………………………（348）
5. 失去權力以後  ……………………………………………………（351）
（七）傷痛  ………………………………………………………………（354）
1.給朋友帶來的傷痛…………………………………………………（354）
2.給親人帶來的傷痛…………………………………………………（358）
3.永遠的傷痛   ………………………………………………………（366）
游 泳 篇
一、受聘武漢市青菱鄉工業公司 …………………………………（371）
（一）引進活動房營造項目  ……………………………………………（373）
（二）引進電鍍加工項目  ………………………………………………（375）
（三）引進塑料製品項目  ………………………………………………（376）
（四）辦書刊門市部  ……………………………………………………（382）
二、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382）
（一）提前退休  …………………………………………………………（382）
（二）組建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  ………………………………………（384）
1.研究所為什麼落戶黃岡……………………………………………（385）
2.組建湖北省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386）
3.成立水處理服務站及友聯加工廠…………………………………（387）
4.科技扶貧   …………………………………………………………（389）
三、研究生物有機肥料……………………………………………（391）
（一）走自己的路  ………………………………………………………（391）
（二）漫長而艱苦的研究之路  …………………………………………（393）
1.功能微生物的篩選、鑒定 …………………………………………（395）
2.申報立項   …………………………………………………………（396）
3.建立中間試驗工廠…………………………………………………（399）
4.田間肥效試驗   ……………………………………………………（402）
5.湖北省科委組織鑒定會……………………………………………（404）
6.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408）
7.各方反應   …………………………………………………………（411）
四、成立科泰新技術有限公司……………………………………（415）
（一）公司的三大項目  …………………………………………………（416）
1.生物有機複合肥料…………………………………………………（417）
2.環氧樹脂澆注乾式變壓器…………………………………………（417）
3.雙效農星液   ………………………………………………………（418）
（二）實施情況  …………………………………………………………（418）
1.生物有機複合肥   …………………………………………………（418）
2.環氧樹脂澆注乾式變壓器   ………………………………………（421）
3.雙效農星液   ………………………………………………………（427）
（三）公司的落敗   ………………………………………………………（428）
1.歷史的錯位   ………………………………………………………（429）
2.資本的力量   ………………………………………………………（430）
3.利益的驅動   ………………………………………………………（431）
4.自己的反省   ………………………………………………………（433）
五、闖下江    ………………………………………………………（436）
（一）蘇州新科變壓器有限責任公司……………………………………（436）
（二）上海金寶變壓器有限責任公司……………………………………（440）
六、回歸    …………………………………………………………（444）
跋   ……………………………………………………………………碧　峽（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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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3）

［ 作者：张建成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547    更新时间：2014/6/25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

成 長 篇

一、童　年

（一）我的家庭

張家木橋，是上海市東北郊嘉定區徐行鎮和橋村的一個衹有11戶人家的小村落。一九三五年三月，我就出生在這個村落的一戶貧農家庭裏。
張家木橋附近有4個張姓村落——老張宅、泥牆宅、西宅（又叫張家堰）、西張家宅。我們那裏沒有家譜，也無從考證，我猜想這五個張姓村落可能是同一個老祖宗吧。
張姓村落中數我們張家木橋最小，最窮，解放前幾乎家家都為泥牆宅、西宅的地主家做工，種“甲色田”，以維持生活。
所謂“甲色田”，就是農民向地主租地種，農民每年為地主打工，每畝地需打35個工，每勞動一天算一個工。每天勞動的時間不以鐘點計算，而是以日出日落來計算的，太陽一出就要出工，太陽落山才收工，一般工作時間很長，下雨了，幹不了農活就不算工，還必須隨叫隨到。
“甲色田”是我們那裏解放前地主對貧苦農民的一種剝削方式，用土改工作隊負責人的話說，是一種看來很文明但很殘酷的剝削方式。
老人們形象地說：我們是挑擔的，扁擔兩頭掛着東西兩村的地主和富農。因為泥牆宅、西宅的地主富農多，而張家木橋又在這兩宅的中間，家家為這兩宅的地主、富農打工，故有此一說。
我家五口人，自己祖上傳下來衹有一畝地，向泥牆宅的地主租種了5畝地，每年要為地主家打工175天。農忙時，父母基本上白天都為地主打工，衹有在出工前和收工後才能為自己的地播種或收割。常常發生地主家的麥子、稻穀收好了，而自己家莊稼却因下雨而倒在地裏造成歉收，一家人吃不飽穿不暖。所以“甲色田”這種看似文明的剝削方式，的確是很殘酷的。
我家幾代單傳，祖父張阿江一九一四年逝世，那時我父親衹有13歲，祖母拉扯父親、姑姑兄妹二人，祖母在他們成家後不久也離世了。
父母親婚後共生了7個孩子，大姐夭折，二姐比我大8歲，三姐從小殘疾，不能從事農業生產，用母親的話說，養了個“吃白食的”。生我時父親已經35歲了，可以想像我的出生給這個家庭帶來的喜悅，我就成了父母眼中的寶貝疙瘩。在我之後，母親又生了大妹妹張琴芳，還有一對雙胞胎小妹妹，但她們出生後就被送到嘉定育嬰堂，連名字也沒有。
一九六三年我曾找過，但育嬰堂在解放後撤掉了，無從查起。
我一直思念着我的兩個小妹妹，不知她們在何處，是否還活在世上。我大妹妹也因家境貧寒養不起而給了老張宅的張文典夫婦撫養，萬幸的是，他們無兒無女，把我大妹妹當作親生女兒撫養，對我妹妹很好。
舊社會造成的骨肉分離，在我幼小的心靈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我永遠也忘不了，在我大妹離家的那一天，我拖着（因年紀小衹能半抱半拖）妹妹東躲西藏的情景，妹妹被抱走時，我聲嘶力竭地叫喊。永遠也忘不了，兩個小妹妹被放在菜籃裏，父親要送走時，我又喊又叫冲過去搶籃子，求父親不要把妹妹丟掉。
我不怪父親狠心，因為憑家裏的條件，父母能養活我們姐弟三人就已經很吃力了。
在我的記憶中，我家每年有一個半月的時間斷糧，在每年的春天，四月份前後。此時，稻米已經吃完，麥子還未收進來。這段時間主要吃苜蓿湯，煮一鍋苜蓿湯，放很少的米，用來充饑。記得有一次，家裏來了鄰居，我餓了要吃飯，母親老不盛飯給我，我就吵，那個鄰居叫我母親給我盛飯，她又不走，母親就是不給我盛飯。等那個鄰居走後，母親說：“你怎麼不懂事，家裏沒有吃的，衹有稀米湯，叫人看了多不好意思。以後乖點，有人在不要叫餓，不要吵着要吃飯。”難道深愛我的母親不給我吃飽肚子嗎？不是的，母親是被逼無奈。以後每年都有一個多月的日子偷偷喝這種苜蓿稀米湯。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軍對上海發動了大規模進攻，當地駐軍奮起抵抗，爆發了歷時三個月之久的淞滬會戰。
淞滬會戰時，我們那裏屬“三光”區，房子全部燒光，東西全部搶光，樹木也全部砍光，老百姓隨十九路軍向西撤退，所以死的人不多。會戰結束後，回到家時，看到的是一片廢墟，我家本來就窮，此時就更加困難了。當時我僅3歲，等懂事時，纔知道我們家衹有臨時搭建的兩間簡易房，一間是我父母和我的臥室，一間是做飯的“灶間”，二姐借住在別人家裏（與年紀相仿的小姑娘同住），三姐住在草棚中。村中其他人家也都蓋有這樣的小房子。
日本軍隊于一九四四年進駐我們地區時，5個張姓村落，唯獨張家木橋沒有日本軍人住，其他4個村落均住有日軍。而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國人民解放軍來到時，我們村家家戶戶都住滿了解放軍，地主富農最多的泥牆宅房子雖大，却沒有一個解放軍住。立場何其鮮明！

（二）當日軍奴工

一九四○年九月我進入和橋小學讀書，那是一所初級小學。校長劉世昌先生是地方上的社會名流，我的名字就是劉校長幫助起的。學校包括校長在內一共4位老師。
學校設在一個祠堂的邊上，祠堂裏面還存放有四具棺材。我們都怕到有棺材的地方去玩。
我學習很認真，每學期的成績都很好。但三年級沒有結束，不知道什麼原因學校停辦了。一九四三年九月，幾個家境較好的家長請了一位姓潘的老師在老張宅辦了個班，在和橋小學上學的四年級的孩子都來了。時間不長，我們發現潘老師的老婆是個巫婆，經常在我們上課時，她說有仙人上她的身，說些稀奇古怪的話，學生去看“仙人附體”，課也不上了，弄得潘先生的口碑不好，我們也就經常逃課。一九四四年夏天，大批日軍進駐本地，校舍被占，初小四年級的學習也就無法進行下去了。
從日軍來本地到日本投降的一年多時間裏，我們是在日本人的奴役中過日子。日偽政權強化保甲制度，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日本人的監督之下。
在我們村，日本人規定每戶必須出一人，為其築路、修碉堡。因父母要為地主家幹活，自己家的地也要種，姐姐又不能去（姑娘是不敢為日本人做工的），所以衹有我這個不滿10歲的孩子去頂着。
雖然我衹有9歲，但我個子長得高，日本人每天點卯時同意我為合格的勞工。這樣我就和那些大人一起每天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主要是修路（加寬土路以便走汽車），築工事，修靶場等，每天的報酬是一斤大米。
我同村的一個同學，也是從小一起的玩伴，他比我大兩歲，因個子矮小，有一次日本人認為他不合格，要求換人。他家和我家一樣，父母要給地主家做工，所以他不能走，想混過去，結果日本人放狼狗咬他，肚皮上被咬掉了一塊肉，鮮血直流。我怕日本人的狼狗，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日本人的殘暴，還有更厲害的。當時日本人要東西，要人，都是由保長下達到甲長。例如日軍小隊長要吃青蛙、吃蛇肉，就規定每甲每天交多少隻青蛙、多少條蛇，甲長就派到每戶。當時家家戶戶在河邊地頭挖圓坑，青蛙、蛇掉到坑裏後出不來，天亮後捉起來向日本人交差。
有一次，一位甲長沒有完成任務，被日本人捉去懲罰，還要叫大家去看。懲罰的辦法是，兩手左右伸直，手背向上，放一塊磚，時間長了，手臂漸漸下沉，日本人就用皮鞭抽，兩臂伸直了不抽，沉下去了再抽。後來改成手背上放臉盆，再往臉盆中加水，衹要兩臂不直，就用皮鞭抽。那天把那個甲長折磨得半死不活，其他甲長和老百姓嚇得直哆嗦，老老實實地聽他們擺布。
在一年多的勞役生活中，體力上的折磨是難熬的，一個不到10歲的孩子，一天要勞動八九個小時，有時要走十幾里路去修靶場，挖土，抬土，回到家裏早已筋疲力盡，倒頭就睡。
有時稍不留神，還要挨日本人的耳光。勞工挨耳光是家常便飯，日本人對看不上的人和事，就要打耳光。我自己也挨過兩次耳光。一次是被一個炊事員打的。那天中午放工了，我回家吃飯，路過日軍的炊事班，他叫我，我聽不懂，以為他在和他的同夥說話，就一直往前走。他追上來就給我兩個耳光，打得我眼前直冒金星，感到很委屈，又很害怕，就大哭起來。他不准我哭，用手比劃要我下午帶西瓜來換糖豆。第二次挨打是在日本投降後，從碉堡中搬運武器到船上，因碉堡離船較遠，我抬的是一箱手槍，抬到船邊實在抬不動了，就在岸邊放下來，想喘口氣，結果有個日本人從船上跳下來，給了我兩個耳光，要我直接抬到船上去。那時我們鄉下既沒有收音機，也沒有報紙，根本不知道日本人投降的事，直到傳來住在西張家宅的日本少將旅團長剖腹自殺的消息，纔知道日本人投降了。
在日本人占領期間，有一件事我一直很納悶，也難以忘懷。有一個日本軍官，軍階是大尉（我們叫他一條杠四顆星），他每個月要到工地來檢查，第一次看到我時，就摸摸我的頭，顯得很親切。以後來了總要抱我一下，有時還給糖豆吃。什麼原因也不知道，我猜想他在日本可能有個兒子，與我同齡，或者我在某些方面（如長相、個子等）與他的兒子有些相似，所以看到我就會思念他的兒子，下意識地做些愛撫的動作。
一九四五年六月到八月，我被安排專門為日軍隊長（上尉）殺青蛙，每天殺20隻青蛙，這活兒很輕鬆，也是我的拿手好戲，20隻青蛙用不了半個小時，殺完了就可以隨便玩，也沒有人管我，每天一斤大米照樣領。給我安排這種活不知是否與那個大尉有關。

（三）童年的最後歲月

日本投降後，日軍于一九四五年九月間撤離。沒有了日本兵，村子裏又恢復了往常的寧靜。父母依然早出晚歸，為一家人的生計而忙碌着。
經過一年多的勞工生活，雖然剛過10歲，我覺得可以幫助家裏做事了。我很想讀書，但本地沒有書讀，衹有到離家三四里地的羅店鎮去，纔有學校讀書，但家裏又交不起學費，所以我衹能在家幫助幹活。
我固定的任務是積肥。那時沒有化肥，種地肥料主要靠糞便、豆餅、豬糞等，不養豬的話，地裏施肥就困難了。
每天早上，孩子們都出去找狗屎，把狗屎弄回來放到糞池中發酵，是很好的肥料。我每天找一糞箕狗屎回來，天不亮就得出去，去晚了給別的孩子撿走了。一年到頭，除了雨天，我天天重複這種農活。
夏天，與父親一起在天亮前要用水車把一畝水稻田的水灌足再去撿狗屎。往往四更天（老人說是曉星出來的時候）就要起床，小孩子貪睡，起不來，經常被父親拖着上水車。有時上水車還迷迷糊糊的，脚的動作與水車轉動不同步，就要掉下來，脚上經常被磕得青一塊、紫一塊的，這種情境現在城裏的青少年是無法想像的。
在這一年中，我主要學習各種農活，除了挖河泥、挑河泥、挑糞等重體力勞動父親不讓我參加外（父親擔心我挑重擔會壓住身體，長不高），一般的農活都要幹，如插秧、鋤草、割稻、割麥、種菜、種西瓜、種棉花等等。
我的家鄉是河網地帶，船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所以學習划船、搖櫓也是必須的。這種勞動生產技能的學習及鍛煉，當時有兩個目的，一是幫助家裏做點事，二是為今後當農民準備必要的條件。
但我內心一直想讀書，將來出去做點事，改變家庭面貌。
一九四六年九月，我終于又有了上學的機會，到羅店鎮豐樂小學讀五年級（高小）。這是一所由羅店鎮米業公會辦的學校，由會長仇凡親自任校長。該校學費較其他學校低一些，父親終于咬着牙讓我去讀書。我答應父親，撿狗糞、夏天車水的任務我照樣完成，放學了有時間就幫家裏幹活。
這時我父親除種地外，還搞了一項業務——紅白喜事的服務工作，名叫“茶爐子”。從酒席用具、臨時用餐房（木園堂），到迎新娘的花衣花轎、茶水供應、客人洗臉淨手等一應服務，由我父親負責操辦。冬天忙的時候，我也要去當下手，他要我答應需要時向學校請假，我都一一承諾。
羅店鎮是我們這一帶比較繁榮、有名的集鎮，水陸交通方便，是農副產品的集散地，商業發達，教育也較發達，有完全小學三所、初中一所，有戲院等娛樂場所，每年有廟會、划龍船等活動，因而被譽為“金羅店”。
我到羅店鎮讀書，眼界又開闊了，見識也多了。好不容易得來學習機會，我自然不敢懈怠，雖然放學後要勞動，天不亮就起來拾狗糞，夏天要車水，有時還要請假幫父親從事紅白喜事的服務工作等等，但我上課認真聽講，弄懂老師講的每一堂課，課間都把作業做完。我知道，回家後就沒有條件學習了，為了省豆油（用豆油、燈草點燈照明），天黑就要睡覺。即便這樣，我的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
一九四八年小學畢業，真想到羅溪中學讀初中，一打聽學費每學期要兩石米（一石米為160斤），我們哪能交得起這麼貴的學費！眼看同班同學紛紛去羅溪中學讀書，我又回到家裏幫助幹農活，心情自然是不好的。本來愛說話、活潑的我變得沉默寡言了。
父母知道我想讀書，但沒有辦法；留在農村受苦，他們也于心不忍。于是决定送我到上海去當學徒，學紅幫裁縫，即用縫紉機做衣服的裁縫。我的生活也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在農村自由自在，雖苦，但與大自然融合在一起，大部分時間仍然歡樂。當學徒後，童年就此結束了。

（四）學徒生涯

當學徒，是貧困農家孩子走出農村的重要途徑。我們村上後來在上海工作的人，都是解放前到上海當學徒的。
我去當學徒的地方在上海靜安寺1664弄8號（現已拆掉）中和內衣廠，實際是一所家庭工廠，有三個師傅，三個學徒（包括我），以生產男襯衫為主。
廠主是我姑父，他原本也是我們那裏的人，後來到上海當學徒，學紅幫裁縫，慢慢搞起了一個小工廠，兼做布匹生意（解放前叫“跑街”，解放後叫業務員，現在叫業務中介）。我父親希望姑父給我介紹一家有前途的廠家當學徒，姑父與姑媽商量後，决定將我留在他們廠裏當學徒。姑父對我的父親說，先學做衣服，以後學“跑街”做生意。父親聽後，覺得不錯，就同意了。
以前當學徒，叫“學三年，幫三年”。什麼意思呢？在三年學徒期間是學不到手藝的，真的學手藝是在出師後的三年。前三年主要幫師娘做家務，在廠裏打雜，工資是沒有的，衹管吃、住，等新的徒弟招進來，師兄纔能從家務及打雜事務中解脫出來。這時一般已經快到三年了，然而什麼手藝也沒有學到。所以雖然出師了，還得留在師傅廠裏學手藝。這三年中有工資，却很低。因為你沒有技術，還在學習，沒有獨立工作的本領，跳槽也沒有人要，衹好老老實實地待在原地。
我到中和內衣廠時，大師兄已經在廠裏五年多了，已經有歸自己使用的縫紉機，可以獨立完成一般內衣的製作；二師兄來廠裏兩年多，一直在做家務、打雜。我去後，他帶了我三天，熟悉各種雜務工作。從第四天開始，他上縫紉機，由一名老師傅帶着學做衣服，他也可以指揮我做這做那了，真是媳婦熬成了婆，大不一樣。我雖不願意二師兄對我指手畫脚，但衹能服從，不能有半點反抗的表示，心想熬上一年二年，自己也成了師兄，就也有師弟使喚了。
我的工作，從早到晚，基本上是固定的，很少有例外。早上一早起來（師傅、師兄們還在睡覺），生爐子、燒熱水，供師傅一家人及師傅、師兄們起來洗臉用，然後燒稀飯或泡飯；等我做完這些，師娘出去買早點（大餅、油條、包子之類），我整理車間，把睡覺用的被褥放到角落裏，把縫紉機放到工作位置，因工廠也是睡覺的地方，所以晚上要把縫紉機推到一邊，騰出地方睡覺，早上就要歸位；我為每個人盛好稀飯或泡飯，早飯後再收拾洗碗，師傅們開始工作，師娘去買菜，我就抱孩子（我的表弟）玩；十點左右，摘菜、洗菜、淘米、做飯，炒菜是師娘的事；中午先伺候人吃飯，然後我吃，吃完收拾停當已是下午一點鐘了。午後我表弟要睡兩個小時，我就鎖扣子，釘紐扣。
我最願意做的是，拿縫紉機機頭到修理店去修理。修理店離廠二里多路，雖然很累，但可以看工人修理縫紉機，或到書攤上看書，《楊家將》就是在那個時候看完的。下午四點左右開始準備做晚飯，晚飯後燒洗澡洗脚水，等工人師傅歇工後，我整理和清掃工作場地，準備他們睡覺的地方。我總是最後一個洗，最後一個睡。有時晚上不加班，那是最高興的時候，既不幹活也不用抱孩子，就到馬路上玩，或到“百樂門”一帶逛商場（“百樂門”舞廳離我廠約二百多米）。
我像機器一樣地工作，總覺得睡眠不足，不到半年，人瘦了許多，個子又長高了，變成細長條，父親見到我，嚇了一跳，抱住我哭，我也哭了。我姑父的妹妹看到我的變化，對我姑媽說：“你自己的侄子，怎麼也讓他這麼做，瘦成這個樣子。”姑媽說：“學徒規矩不能破，破了，對他的師兄不好交待，以後的師弟也不好帶了。”這話是在我面前說的，我明白姑媽的意思。在這裏，不是姑媽與侄子的關係，而是師娘與學徒的關係，叫幹什麼就得幹什麼。我想，站在老闆的立場上，姑媽是對的，一視同仁，對我處理好與師兄的關係、與工人師傅的關係是有好處的。
師傅（姑父）沒有忘記對我父親的承諾，我到上海三個月，開始帶我見識如何“跑街”。每週一次（週六），我作為他的跟隨（拎包）到上海五馬路華興樓二樓，那是內衣、布匹行業業務交流、買賣的地點。我們中和內衣廠有一張桌子，師傅坐着，我站在旁邊，桌上放着本廠生產的襯衣樣品與各色布匹樣本，不時有顧客來看貨談生意，談成襯衣業務由廠裏做；談成布匹業務，師傅就與有關方談價格、數量、付款時間等，一般先拿貨，後付款，而顧客必須付款後拿貨。
後來我纔弄懂，利用貨與款、供方與需方的時間差做無本錢生意，中間的差價即是利潤。有時一個電話可以賺很多錢。我去了幾次後，對此就很感興趣，希望將來可以賺大錢。師傅的一次失誤，差點傾家蕩產，甚至命都不保，又使我感到商海吉凶莫測，成功與失敗就在頃刻之間。
事情是這樣的：一單布匹生意，客戶是熟客，稱銀根有點緊，希望先拿貨，三天后付款，他也想學我師傅的辦法玩空手道。因為時間上又算得過來，師傅就同意了。簽了約，布取走了。可三天過去了，既不見匯款也不見人，電話也打不通。到第四天，供貨方要款，師傅拿不出來，一邊答應供貨方晚上一定給錢，一邊將妻兒帶到一家旅館住下。臨走時，他要我們幾個徒弟把廠裏設備看好，不准任何人來搬設備，給了我們一些生活費就走了。第二天，供貨方來找人，我們說沒有回來，問到哪里去了，我們說不知道。他們就走了，後來又來，還是不見師傅。到第六天對方來人就搬設備，我們死活不幹，大師兄關上大門，我和二師兄一邊搶奪，一邊大哭大叫，對方一看不好對付這幫小傢伙，5台縫紉機也值不了多少錢，也就沒有拿走，就找“包打聽”找師傅的去處，揚言要師傅的命。半個月後，師傅全家回來了。後來聽說是通過關係，請黑道人物出面，損失由雙方各負擔一半，開始供貨方不幹，說是我師傅故意要吞掉他這批布。後黑道人物放話，說他不管了，以後出什麼事也不管。供應商害怕了，自認倒楣。這事發生在一九四八年底或一九四九年初。
進入一九四九年，上海的經濟混亂不堪，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生意不好做，許多企業關門，中和內衣廠也處于風雨飄搖之中。
師傅自這單布匹業務之後，已無力再維持生產了。他當機立斷，通過關係，把三位工人師傅安排到其他單位工作，將我們師兄弟三人安排到一個軍工廠。
這個廠專門生產軍人衣服、被褥等，縫紉機是自己帶去的。我和二師兄不會做衣服，所以我們三人被安排到生產布襪子的車間，這種襪子的生產很簡單，衹要會用縫紉機就會生產。我除了生產外，還需服侍兩個師兄的生活，但比在師傅家裏輕鬆，工作也單一，真的很開心。
但好景不長，二月下旬，廠內因伙食不好，爆發了一場罷工。工人把吃飯的碗砸了，把盛菜飯的木桶砸了，最後把食堂也砸了。我不懂這些事的來龍去脉，無事可做，就在車間裏閑着。三天以後，說談判勝利了，但厄運也來了，廠裏開除了一些人（帶頭鬧罷工的），解雇了一些人，說生意少了，不需要這麼多人。我們這些臨時招來的工人首當其衝，我們師兄弟三人被解雇了。
回到中和內衣廠，師傅把大師兄安排出去了（因他會做衣服），我和二師兄不會做衣服，但不能白吃飯，師傅安排我們去馬路邊上擺攤，賣廠裏存下的襯衣、長褲、短褲、內褲等，地點就在“百樂門”舞廳旁的馬路邊上。
那時的金圓券已經不值錢，沒有人要，賣東西一般衹收銀元，所謂大小頭，大頭指袁世凱，小頭指孫中山，師傅教我們如何識別真假。
當時擺攤做生意最大的兩個危險，一是被警察沒收貨物。警察推着大木車，車上是一個大木箱，把小販們的貨物往木箱裏倒。我們對付的辦法是，攤販們衹要有一個發現警察就大叫，大家卷起貨物就跑。等警察走了，再出來擺，一天要跑五六次。我為保安全，把攤擺在中間，不管哪頭发生事，我都可以安全撤離，所以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裏，我沒有被沒收過貨物。第二個危險是，不僅要沒收貨物，而且會被抓去坐牢。當時為了穩定上海市場，維持秩序，為了所謂保衛大上海，對黑市上的銀元交易打擊很厲害。後來發展到攤販、商店不收金圓券、衹收銀元的也屬嚴打之列。國民黨派出大批便衣，冒充顧客去買東西，衹要你不收金圓券衹收銀元，那就會連人帶貨一起帶走。
有一天下午3點左右，有個中年男子到我攤子前問衣服的價格，問我：收不收金圓券？若付銀元什麼價？金圓券什麼價？我當時想，到我攤上買衣服的都是一般市民，因為價錢較便宜，料子是一般的布料。我想提出要銀元，如對方沒有，就談金圓券價。這個人穿着西裝，什麼都問，好像不是要買東西，而是在調查，我馬上想到他可能是密探，故我回答金圓券、銀元都要，金圓券與銀元的比例要比政府規定的高些。他問為什麼不按規定收，我說金圓券時刻在漲（貶值），我要到晚上纔回去，所以要收高些，如果收回去的金圓券到晚上向老闆交付時漲價了，我就要挨打。他聽後覺得沒有把柄可抓，就走了，我也慶幸逃過了一劫。
一九四九年五月初，上海戰事已經吃緊，國民黨到處抓人，飛行堡壘（警車）呼叫着飛馳在上海各個角落，天天有捕人殺人的消息，說是殺共產黨人，叫喊着“誓死保衛大上海”、“朱毛不死，大亂不止”等口號，社會秩序極度混亂。
師傅怕我們在外擺攤出事，也怕對我們的父母不好交待，故讓我二師兄回無錫老家，我仍留在廠裏。
五月中旬，上海已被解放軍包圍，父親那時在吳淞一間漁行工作，解放軍要進攻吳淞，他就逃來上海。其實他當時可以回鄉下老家，他是放心不下我，想到上海看情況而定，若走不掉就一起留在上海，能走就帶我回鄉下。可一到上海就回不去了，又擔心鄉下的母親和姐姐、妹妹，他整天一聲不響，在煎熬中過日子，每天聽着郊區的槍炮聲，向北望着嘆氣。
五月二十四日晚上，我們被機槍聲、迫擊炮聲驚醒，大家分別躲在桌子底下、牆脚邊，怕被炮彈擊中。此時解放軍正進攻靜安警察局，該警局就離我們住地二百多米。槍聲很快停止，我們苦熬到天亮。大人不敢出門，我好奇，到弄堂口一看，馬路上全睡着軍人，手臂上戴着紅袖章、身上背着匣子槍的便衣人員在張貼標語：“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慶祝上海解放！”等。我馬上回去報信，大家也就敢出門了。不一會，老百姓都擁到了馬路上。由西邊過來的部隊向東移動，大家鼓掌歡迎。此時東邊傳來槍炮聲，因為蘇州河一帶的戰事還未結束。
三天以後，父親帶着我迫不及待地趕回鄉下老家，平時兩個小時就可到家的路程，斷斷續續地走了一天。一路上有時乘汽車，有時乘自行車，有時走路，馬路上坑坑窪窪，幾乎不能走汽車，大部分是坐自行車走的。回家看到母親、姐姐、妹妹都安全，心裏的石頭落地了。

（五）我的父親與母親

父親張啟祥，生于一九○一年，卒于一九七五年。父親小時候當過鞋匠學徒，13歲喪父，挑起家庭生活重擔，一生沒有讀過書，除從事農業生產外還從事婚喪服務，一九四八年經人介紹到吳淞漁行從事季節性工作。
父親為人耿直，好打抱不平，加上他在村裏輩分較高，所以村民中有什麼矛盾，經常找我父親去“評理”，他說的話一般也就是結論。
我從小就覺得好奇，我們家裏很窮，但有時地主家有什麼矛盾也來找父親，請他幫忙解决。大人都叫他伯伯，小的叫他公公。水漲船高，同輩人叫我小爺叔，弄得我很難為情。父親在村裏有威信，一是他輩分高，說話有分量，二是他能秉公辦事，處理事情公平合理，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
關于我們家的輩份，在五個張姓村落中，衹在泥牆宅和張家木橋兩個村落中有效。因此，我想這兩個村落的祖上是一脉的。但為什麼會演變成一個村落富、一個村落窮呢？我不得而知，也無法調查清楚。
我父親給我另一個深刻印象是外表嚴肅，在家很少言談。但對家庭，對家人是有責任心的。衹要經濟條件好一點，就會買好吃的東西回來。有困難，他從不在家人面前講，一個人承擔。一九四七年的春節，父親遇到了經濟危機，因借錢蓋了三間小瓦房，姐姐出嫁，也借了一些債，平時油鹽醬醋等生活用品賒賬到年底也要結清。他無法兌現，從小年開始，他一人到外面去了，直到年初六纔回來，我看到父親時，一頭白髮。以前聽人說過，人着急了要急出白髮的，這次在父親身上驗證了，這是我永遠不能忘懷的痛。母親哭了，我們也哭了。我們在家雖因沒有錢而沒有過像樣的年，但與父親所承擔的壓力、痛苦相比，那就不值一提了。
父親的性格耿直，看不慣的事他就說，因此遭到一些人的打擊，受了很大的委屈。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土地改革時，沒收了地主的浮財，但分給農民時却沒有金銀首飾，原來這些東西被一些農會幹部私吞了。我父親就提出這些首飾到哪里去了，提這問題的還有幾個人。農會幹部為了掩蓋自己的劣行，反誣我父親等三人破壞土改。報到區政府，就把父親等幾個人抓去了，關了三個月不了了之，放出來了。雖然父親等人吃了苦，某些農會幹部的貪污得逞了，但他們在內心的折磨時刻存在着，農會主任後來剖腹自殺了。
一九五八年搞大食堂，父親負責為村裏食堂做飯，但他反對辦食堂。有一次我回去，他對我說，搞大食堂對老百姓沒有好處，對幹部有好處，他們可以多吃多占。因為他對幹部提出不要搞大食堂，後來就把他調離了食堂。
母親陳三妹，生于一九○六年，卒于一九六○年。文盲，一個心裏衹有丈夫、孩子的女人。她從沒有自己的要求，衹希望能讓孩子吃飽飯、有衣穿。她對丈夫逆來順受，雖有想法也不敢當面給丈夫提。父親好客，酒給別人喝完了，自己沒有喝的，菜給別人吃了，孩子們沒有吃的。母親心裏不滿，但還得熱情招待。有時她在我們面前說：“菜吃光了，你們就將就點。”
我們家最辛苦的，就是母親，從早到晚都在勞動，還要洗衣燒飯，但從無一句怨言。母親從不參與鄰里糾紛，不搬弄是非，所以在村上人緣很好。
淞滬會戰時，因種“甲色田”，父親必須為地主家西撤搬東西，說是到了西邊，安頓好了回來接我們。可是很快十九路軍要撤離上海戰場，老百姓就跟着西撤，父親也沒能趕回來接我們。
據老人講，十九路軍讓老百姓先走，然後他們纔撤，仗打得很激烈艱苦，我們那裏老一輩的人對十九路軍是十分贊賞的。
我母親帶着我們姐弟三人西撤。二姐11歲，三姐7歲，是殘疾人，我2歲半。二姐背着我，母親牽着三姐，一路討飯向西。後來日本人追上來了，我們就在田野裏東躲西藏。幾個月後又一路向東討飯回家，回到家裏，發現什麼都燒光了。母親又靠她的勤勞，搭起了棚子，使我們有個棲身之所，一邊恢復農業生產，一邊東拼西湊地維持我們最低的生存需要。
我長大後聽母親講這一段經歷，我真難以想像，一個看似懦弱、并不精明的女人，怎麼能在巨大困難面前發出如此強勁的光輝，克服這麼多的看似無法克服的困難。母親用她的雙手，在戰火紛飛、生靈塗炭的時候，又給了我們姐弟一個家，她用羸弱的肩膀，為我們頂起了一片天。
父親回來時，看到妻兒都在，并有了住所時，直流眼淚。他說：他怕回來時再也見不到我們了。我想這就是偉大的母愛，偉大的中華民族的精神，再困難，不能把兒女丟下，即便是殘疾的孩子也不能丟下，衹要有目標、有信心，一步一個脚印地走下去，所有的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
我的母親是平凡的，是億萬農村婦女中的一個，她在我的心中，是一位偉大的母親，我吮着她的乳汁長大，在她的愛護下成長，她沒有條件給我物質的享受，但她給了我愛，使我感到幸福。我不會忘記，她做工時下午發的點心，自己不吃，總要帶回來給我吃；我不會忘記，為了滿足我要一雙膠鞋的願望，她省吃儉用，用賣雞蛋積攢的錢給我買鞋；我不會忘記，她破天荒第一次到羅溪中學來找我，為的是讓我回家吃我喜歡的糯米圓子；我更不會忘記，為了減輕我的負擔，她不顧身患高血壓病（血壓最高時120/220mmHg），并在乳腺癌手術不到兩年時，就到北京照顧我剛半歲的兒子，等等。
母親為我做得太多太多，而我為母親想得太少，做得更少。在我還沒來得及報答她的時候，她就早早地離開了我們。在我們家，我最對不起的就是我的母親，每想到母親，我就會熱淚盈眶。
媽媽，我想你！
我的家庭、我的父親、我的母親沒有給我物質享受，沒有給我物質財富，但給了我自力更生、克服困難的精神與力量，給了我勤勞、艱苦奮鬥的精神，給了我各種勞動技能的學習與鍛煉，給了我認識舊世界、熱愛新社會的直觀感覺。所有這一切，對于我今後的成長與認識世界，是無價之寶。
從我懂事開始到學徒生涯（童工）結束，十幾年的經歷，雖然艱苦但不算苦難，這段經歷是我成長的基礎。我比我姐姐、妹妹幸運，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得到父母更多的關愛。我讀了六年書，她們一天學也未上過。我一直生活在父母身邊，姐姐白天勞動，晚上借住在別人家裏，妹妹1歲時就過繼給了別人……
生活是艱苦的，但我學到了如何在艱苦條件下愉快地生活，學到了各種勞動技能和獨立生活的能力。我看到了在日偽統治時期人民的苦難，看到了上海繁榮的另一面——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現狀。這些經歷，為我在解放後接受共產黨的主張、接受馬列主義理論奠定了基礎。

二、新天地

（一）解放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我家在上海市北郊，時屬江蘇省松江專區，在上海解放之前家鄉已經解放，成了解放上海戰役的後方基地，也是部隊及傷病員的集散地。
我于五月二十八日回到家鄉，一切變了，一切感到新鮮。昔日冷冷清清、死氣沉沉的張家木橋，每家每戶住滿了人民解放軍。我家一間不足15平方米的堂屋，住了整整一個班。
由于解放軍的進駐，不僅使大家感到安全，而且人氣十足，經常歌聲嘹亮，增添了熱鬧的氣氛。解放軍每天將室內外打掃得乾乾淨淨，有好吃的，總要給房東老鄉送一碗。可惜當時我們那裏的人不吃蒜薹、不吃辣的，送來的蒜薹燒肉、紅燒肉（辣味）等，大部分沒有人吃。我父親挑些肉吃了，其他都倒了，真是可惜。
住我家的解放軍當中，有一個年紀比較小、與我很合得來的戰士，一有空就和我一起玩。他們唱歌、扭秧歌時，他一定會帶我去。他也教我唱歌、扭秧歌，這為我以後組織村裏的秧歌隊打下了基礎。
我剛從上海回來，父母沒有讓我下地勞動，從早到晚的活動都與解放軍有關。一是看號兵吹號、練號。那時一切部隊的活動都吹號通知，如起床、休息、睡覺、集合等都靠號兵吹號，每個連都有號兵，他們每天上午都練習，我們就在旁邊看，很覺過癮。
二是看部隊操練。上下午都有，有隊列訓練、有刺殺訓練、有戰術方面的訓練，小孩、大人都喜歡看。我們那裏駐過日本兵，抗戰勝利後又來了一個連的國民黨兵，現在又來了解放軍。他們都訓練，我們都喜歡看，比較起來，日本兵、解放軍的訓練刻苦、實戰性強，國民黨軍則差些，不僅練的時間少，而且也不太認真。
三是看部隊的文體活動。解放軍幹什麼事都不會趕走老百姓，文體活動時還請老百姓一起參加。所以他們不管幹什麼，都有群衆看。他們開會發言，都是講北方話，老人、婦女聽不懂，就問我們聽懂的人講什麼，我們就當“即席翻譯”，想起來的確有意思。
時間一長，相互之間也就熟悉了。住在我家的解放軍戰士，知道我是從上海回來的，是在上海當學徒，認為我出身貧窮，現在又是學徒，應該參加革命，動員我參軍。我對父母講了，他們堅决反對，找班長說，我是家裏的獨苗，不能參軍。以後就沒有再提此事了。
現在想起來，主要是我的覺悟低，對革命、解放都不清楚，僅認為解放軍好，所以父母一反對，我也就不再想了。我有時後悔，要是當時參了軍，現在不是可以有個“離休”的名分了嗎？當時聽說，我們那裏駐軍的師長是長征時的十八勇士之一。
解放軍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南下。沒有了駐軍的農村，一下子顯得冷清了，似乎又回到了從前的樣子。
解放軍走後，我的心情也就變了，無所事事，想着不久又要到上海當學徒，又要過那種機器人一樣的生活。到七月中旬，上海傳來消息，叫我不要到上海去了，中和內衣廠關門了。
雖然可以不再去做學徒，可以在老家，却又產生了另一種失落感。當學徒雖然苦，但可以熬出頭，可以離開農村到上海工作、生活。如今又衹能一輩子待在農村了。思想是矛盾的，又沒有其他辦法，衹好安下心來種地。
剛解放，除政權變更外，其他還是按原樣進行，地主照樣雇工，農民照樣種地。我開始了在地主家當小工的新生活。那時，租給我家土地的東家正在蓋房，我就去當小工。他家的兒子與我同年，有智力障礙。我早就小學畢業了，他還在讀二年級。所以我的另一個任務是幫他復習功課。
解放初期，解放區的主要任務是政權建設，先建立縣、區、鄉政府，各村組織了農會，指定了農會主任、村長。將國民黨時期的區、鄉長一般都抓起來了，保長們有民憤的也抓起來，沒有民憤的交農會監督管制。
我們村（當時叫和橋村）的工作是由山東南下的女鄉長直接負責。她個子不高，很結實，腰裏別着一把匣子槍，風風火火，說話很乾脆利索，到我們村來了幾次，指定張文具當農會主任，王德俊當村長。為什麼讓他們當？不清楚其中原因。這兩人都沒有在地主家租過地，也沒有為地主打過工，應該算中農，也叫自耕農，自己的土地自己種，但他們都能說會道。後來我想，可能是他們積極靠近鄉長的緣故，叫做積極靠攏組織。
剛解放，南下幹部對本地不瞭解，衹要沒有大的問題，又是本分的農民，積極與領導配合，就指定為領導，不像後來選生產隊長，群衆不僅要考慮你的工作能力，更重要的要考慮你的人品。這兩人在土改中沒收了一批地主的浮財（金銀首飾），却不翼而飛，反而將反映情況的人誣為“破壞土改”而坐牢三個月，土改後他們都離開了領導崗位。農會主任在文革中自殺身亡。因為這件事涉及到我的父親，所以我一直十分關注這兩個人的去向。
解放後最大的特點是開會多，有村裏的、鄉裏的還有區裏的各種會。村裏開會比較簡單，到鄉里、區裏開會，各村都有組織地前往，隊伍前面有鑼鼓、彩旗，以後又發展到有秧歌隊，一路上鑼鼓喧天，又唱又跳，甚是熱鬧。到了會場上，分片坐下，各村間互相拉歌。這都是跟解放軍學的，氣氛相當熱烈。唱得最多的歌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以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都是解放軍教的。那種熱火朝天的群衆活動的場面，在以後的各項政治活動中均有體現，令人嚮往，令人難忘。
共產黨辦什麼事都發動群衆、依靠群衆、相信群衆。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知識分子思想改造、肅反、鎮反、三反五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派鬥爭、大躍進、反右傾、社會主義教育、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抗議帝國主義的侵略，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鬥爭，表達對友好國家人民的感情、歡迎他們的領導人等活動，也是發動群衆，所以群衆關心國家大事，政治熱情高漲。為什麼？因為共產黨把人民群衆當國家的主人，哪有不讓主人瞭解、參與的道理？國民黨把群衆當阿斗、當工具、當奴隸，都要隨他們的指揮棒轉。玩政治，是他們的事，叫你做什麼就得做什麼，叫你怎麼做就得怎麼做，否則會受到鎮壓。不讓群衆關心國家大事，更不會搞群衆運動，他們怕群衆，怕群衆知道了他們的那些事就會起來造反。共產黨與國民黨背道而馳，在國統區宣傳群衆、發動群衆、搞群衆集會、示威抗議；解放後，則公開宣傳群衆、發動群衆關心國家大事，進行群衆性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以後，情況又變了，群衆活動少了，又似乎回到了解放前。我作為經歷過幾個時代的人，相比之下，我更嚮往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熱情和人民群衆參與國家大事的積極性。

（二）學校向工農開門，圓了我的讀書夢

一九五○年六月間，小學同學張健生來找我。他住西宅，後來高中畢業保送留蘇，學成回國效力，現退休居上海。他對我說，現在解放了，學校要向工農開門，工農子弟過去因沒有錢上不起學的，現在可以去上學，學校提出了向工農開門，凡是沒有錢讀書的窮人家的孩子，可以不交學費，生活有困難的，可以申請助學金。他動員我去，七月份報名考試。聽到這個消息，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可以圓我的讀書夢，憂的是家裏經濟困難，不僅無錢供我讀書，而且我現在已成了家裏的重要勞動力，怕父親不同意。
為了能說服父親，我到學校去瞭解情況，結果與同學說的一樣。我強烈的學習願望，父親是知道的，父親說他沒有錢給我，我聲明不用家裏的錢，申請助學金，而且保證積肥、車水等工作照樣完成，最終說服了父親。通過考試，我被錄取了。
羅溪中學是寶山縣三所中學之一，是一所私立中學，在當地是很有名氣的。校牌是馮玉祥將軍親自寫的，校長沈同文是地方上的名流、教育界的名人，其弟沈同衡是美術家、老革命，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負責人之一。
沈校長按照党對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學校向工農開門”、“採用新課本”（即解放區的課本）、“教育與勞動結合”，這三條在當時既大膽又先進，成為蘇南教育界的一面旗幟、先進典型。
羅溪中學的任課老師業務水準都比較高。他們之間平時用英語交談，上課時非常認真，講課深入淺出，很容易聽懂。老師都平易近人，師生關係十分融洽。有的老師中途調離，在告別會上，師生都痛哭流涕。我們的任課老師中，之後有的調入大學工作，有的調入省裏重點中學高中部，從校長到學生都依依不捨。
一九五○年秋季入學的學生中，過去無錢讀書的貧苦農家子弟占1/4以上。這届學生的特點是年齡相差大，文化水準相差大。我比當年小學畢業即入學的同學大3歲，有的同學比我大5歲。休學多年的學生，文化水準肯定不如應屆畢業生。但這些學生由于有切身的感受，對學習都十分認真刻苦，所以經過一年左右的學習，絕大多數趕上來了。畢業後，大多數升入高中并考入大學，一部分考入中等專業學校，在各行各業的崗位上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而奮鬥。
羅溪中學在沈校長領導下，把教育與國家的重大政治活動緊密結合。我們在校期間，經歷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大政治運動。學校組織學生學習土改法，弄清劃分階級成分的標準，組織學生參加社會上的憶苦會，到農村宣傳土地改革的重要性、政策等。通過學習、宣傳及參與土改的一些實際活動，學生瞭解土地改革的必要性，瞭解土地改革的政策方針，回到農村參加土改的活動，起到了推動土地改革的作用，同時也提高了學生的階級覺悟。
在開展土改的同時，抗美援朝運動蓬勃興起。老師給我們講解形勢，學校組織我們游行示威、參加捐獻活動、歡送同學及其他青年參軍、參幹，積極參加反對美國對我國發動的細菌戰。在寶山長江口漂有大量的食品、衣物等，經檢驗是美國用飛機投放的帶有各種細菌的物品。寶山縣政府組織全縣人民（包括學生在內）日夜打撈，撈上來的物品，一律焚燒并掩埋。這些學習與活動激起了對美帝國主義的仇恨，學校又引導學生把仇恨化為學好本領、將來建設強大國家的動力。
那時候，雖然社會活動很多，經常停課，但同學們學習都非常刻苦努力，加上老師的認真教導，所以學習成績都還不錯。
全國範圍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是在一九五二年開展的。新中國成立不久，美國發動了侵朝戰爭，國內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在大張旗鼓地進行，蔣介石要反攻大陸，國內外形勢使得階級敵人瘋狂地反撲，殺人放火、破壞建設、造謠惑衆等等，時有發生。為穩定新生紅色政權，為使土地改革順利進行，為了更好地抗美援朝、打敗美國的侵略，一場轟轟烈烈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在全國開展。中央發布了懲治反革命條例，號召廣大群衆檢舉揭發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也敦促反革命分子自首投案，爭取寬大處理。為了震懾敵人，對證據確鑿的罪大惡極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進行公開宣判，立即執行槍决。
羅溪中學操場是羅店鎮鎮壓反革命集會的地點，學校後邊到連祁河邊的空地就是刑場。每次宣判大會結束，就把反革命分子押赴刑場槍决。每次宣判大會全校師生都參加。大部分反革命分子聽到宣布“立即執行”後身體癱軟，也有個別反革命分子聽到宣判後高呼反動口號。女同學怕看殺人，更不敢到刑場上去看死人，我們一些男生膽子大，散會後跑到刑場去看。在我校操場開宣判會有5次以上，每次少則七八人、多則十多人被槍决。縣公安局先把犯人關在我們教室裏，開會時押上來，五花大綁，我想敵人看到這種場面，一定是心驚肉跳的。
鎮壓反革命高潮期，不管農村與城鎮，晚上都實行宵禁，解放軍、民兵值班、站崗、巡邏，也組織部分學生參加，我也是其中之一。雖然晚上站崗巡邏、白天學習比一般同學辛苦，但很願意，也很興奮。一則是因為領導的信任，二來是認為直接參與了鎮反工作，有自豪感，同時也鍛煉了自己，增長了見識。
有一次解放軍的通訊員騎自行車快速進入我們防區，我們叫他停下，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從自行車上跳下，端着衝鋒槍，槍口對着我們大聲喊：你們是什麼人？我們一看是解放軍，問他“口令”，他回答後問我們“回令”，我們也答對了，說明是自己人。口令和回令一般是一天一換，有時一晚上換兩次，以防泄密。在那種氣氛十分緊張的情況下，弄得不好，就會誤傷人。在我們村，有些人對晚上禁止外出不以為然，有時出外沒有按時回來，給站崗的解放軍解釋一下就放行了。敵人利用解放軍的寬厚，襲擊了哨所，解放軍犧牲一人，敵人跑了。之後部隊要求嚴格執行宵禁令，有位鄉親因事外出回來晚了，哨兵問他口令，他說不知道（老百姓當然不會知道），叫他停下，他繼續往前走，哨兵就開槍打傷了他的腿。出了這件事，村民纔真正重視起來。
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緊密結合，使學生瞭解并關心國家大事，把個人置于國家的事業中，把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結合在一起。知道自己的學習為了什麼，將來如何為國效力，這是我在羅溪中學三年學習中的收穫。進羅溪中學時，想通過讀書改變家庭世代為農、生活困難的境況，也為了改變自身的境況。三年後走出羅溪中學校門時，我考慮的是如何做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
羅溪中學教育的另一特點是與勞動緊密結合。學校安排每週有半天的勞動，勞動與教學結合，也與技能教育結合。勞動一般由植物老師帶領，種菜、種糧食作物。老師根據不同的內容講解，我們在實踐中學習、體會。如種菜，從平整土地開始，到播種、澆水、施肥、整枝、消除病蟲害、收穫等全過程都要學。我們還要學習打草鞋、織毛衣等技能，勞動成果歸學校。學校因為向工農開門，很多學生不交學費，教學經費肯定拮据，勞動果實多少可以貼補一點。
羅溪中學在沈校長的領導下，師生關係、同學關係都十分融洽，我至今懷念。特別是我的班主任老師陳佩玉，南京金陵大學畢業，在我們班教語文。我作文寫得好，每次都是甲或甲上成績，不少篇作文在全班作為範文。陳老師對我要求更嚴，不僅在學習上有高目標，而且在社會工作、人品修養方面，都要求我走在別人前面。他幫我交書費，希望我讀大學文科。我因家庭經濟太困難而未考高中，他總為我惋惜。我到北京上學、工作期間，回家時總要去看望他。他在我們畢業後調到常州中學高中部任教。我每次去看望，他都要留我吃飯，我們情同父子。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時，有人誣陷他是國民黨特務，他上吊自盡了。我聽到此消息，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師恩未報，恩師先我而去。嗚呼！
羅溪中學同學之間，在共同學習、共同勞動、共同參加國家各項政治活動中結成了深厚的友誼，情同兄弟姐妹。雖然畢業後各自選擇了不同的學校、行業、單位，但同學之間聯繫不斷。一九九八年同學第一次聚會，全國各地的同學都如約而至，暢談別後情況。大家要求再聚，二○○八年又聚了一次。本來說好是最後一次，可大家又要求再聚一次，所以在二○一二年十月又聚了一次，有的年齡已超過八十歲，最小的也已七十四歲了，可見同學情誼之深。
我的同班同學莊正鈐在校時是學生會主席，我與他分別考入燃料工業部所屬的北京電力學校、北京石油學校，畢業後我留校任教，他分配到青海冷湖油田工作。他知道我家裏生活困難，每月給我家裏寄錢，一年後我纔知道這事，我寫信表示感謝，并要求他停止寄錢。另一個同學杜一華是南京航空測量學校畢業的，後在首都機場任經營處長，得胰腺癌，知自己時日不多，要我去見一面。我趕到北京協和醫院與他見面。他見到我精神一振，堅持着說了一下午話，從羅溪中學讀書談起，談到婚姻、工作、病況，說就想在走之前與同窗好友見一面。整個下午，他是在掙扎中堅持的，每個姿勢堅持不了兩分鐘。告別時，我說明天我再來，可等我第二天再去時，他已于昨晚走了。他愣是掙扎着見了我後纔離世的。
這種同學情誼怎麼不叫我感動！他就這樣走了，怎麼不叫我痛徹心肺！

（三）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是共產黨在農村極為重要的政策。党解放勞苦大衆，讓勞苦大衆當家作主，在農村首先要打倒地主階級，讓無地少地的農民無償地得到土地，翻身當主人，發展生產，支援國家建設。所以土地改革是第一步，也是關鍵的一步。
上海地區是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的，經過一年多的準備，一九五○年下半年開始土地改革。我那時已經在羅溪中學讀書，學校組織我們學習了土地法大綱，老師給我們講了啥人養活啥人的道理。在討論時，我不同意農民養活地主的說法。以我家為例，如果沒有地主租給5畝地，我家就無法維持生活。因此，我認為，地主、農民是相互依存的。老師批評我，說我階級覺悟不高，受到地主的殘酷剝削還為地主階級唱贊歌，重點幫助我提高認識，因此也推遲了我的入團時間。本來我應當是第一批入團的，結果推遲到第三批。
我用在學校學到的道理，回鄉進行宣傳，參加村裏的土改活動。在我們村裏，土地改革進行得比較順利，因為地主們沒有民憤，能配合土改，沒有不法活動，所以沒有打罵、鬥爭地主的情況發生。地主與農民一樣，分配一份土地、住房，讓他們自食其力。他們多餘的房屋、土地沒收分配給貧苦農民。
我家當時有四口人（父、母、我、三姐，二姐已出嫁），自己家有1畝地，故劃為貧農（雇農指自己沒有土地，完全靠給地主打工為生）。村裏人均土地面積為1.3畝，所以我們家分得土地4.2畝，加上自家的1畝，全家有土地5.2畝。
劃分成分是根據具體情況而定的，如有一個叫張慕生的人，他們家平時生活也困難，衹有很少的地，平時吃飯、穿衣都與一般農民差不多，但劃成分時定為“破落地主”。大家搞不懂，工作隊向大家講解：張慕生家裏過去和其他地主一樣，土地不少。因其好吃懶做，又好賭，逐步把土地、房子賣了。但他們全家的生活來源主要靠收地租，他們宗族在外地有一片土地，這片土地沒有分給個人，所以誰也不能賣，每年收的地租分給宗族成員，而張慕生主要靠這筆地租來維持生活，所以雖然其生活不富裕，但是靠剝削生活，應該劃為地主成分。又因為其家境沒有什麼可沒收的，還要分給他土地，故叫“破落地主”。
老張宅有一青年，平時好吃懶做，解放前靠撈魚摸蝦生活，後來成為專職壯丁。上面派下壯丁名額，鄉長出錢讓他去。他拿到錢後，先揮霍一半，即去國民黨軍當兵。不到三個月，他就逃回來，用另一半錢。下一次上面又派下壯丁，鄉長如法炮製。他一共當過三次壯丁。他一個人，無家室，家裏一無所有。土改時，成分定為“二流子”，照樣分地分房。可他惡習難改，仍好吃懶做，文革初期嚇得上吊自盡了。而出錢讓他當壯丁的鄉長，他用賣自己土地的錢買壯丁，不坑害百姓，百姓口碑甚佳，成為解放後沒有受處罰的極少數國民黨鄉級領導人之一。
農村土改分三個階段，學習宣講階段，主要是組織農民學習中央土地改革法。方法是由工作隊宣講，弄清土地改革的意義與政策。同時組織憶苦會，控訴舊社會，控訴地主的剝削，激發起群衆參加土地改革的熱情。\n第二階段是劃分階級成分，這個階段政策性很強，不能主觀臆斷，要深入對每戶（包括以後被劃成地主的家庭）核實人口、土地、房產等，工作量非常大。貧雇農的成分相對容易定。在貧農與中農、中農與富裕中農、富裕中農和富農、富農與地主之間的界定就要進行各種計算，特別是富農與地主的區分，是以剝削量來劃分的。而兩者的政治、經濟待遇相差甚遠，一旦弄錯，會給對方造成極大的損害。所以區、鄉政府也特別重視這個檔次的把關。
當時村裏的中學生本來不多，貧農出身的中學生更少。我就被工作隊叫去參加計算和統計工作，所以對這個階段的工作難以忘懷。
第三階段是分浮財、分地、分房。這是窮苦百姓盼望已久的事，那種期盼，那種渴望得到土地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那段時間，參加會議的人特別多特別齊，沒有缺席的，連小孩子也去。分地分房時，因為事先已經計算好了，會上衹是宣布誰分得多少地，在哪里，哪戶分得幾間房等。分得土地和房屋的家庭第二天就開始熱鬧起來，看地釘牌子，看房準備搬家，着實熱鬧了一陣子。
分土地、分房子，工作隊都有計算的依據，因此比較公平合理。即使有意見也衹是土地遠近的問題、房子好壞的問題。浮財分配包括地主家的生活用品、生產工具等，從衣服、被褥、家具，到農業生產用的各種農具，由農會幹部說了算。這樣的分配往往憑幹部的印象、好惡、關係親疏等而定，所以分配後有不同反映。最突出的問題是發現分配的浮財中沒有金、銀、玉器，就問農會幹部這些東西到哪里去了，他們說沒有看見。農民去問地主，地主說都被抄走了。于是，群衆對農會幹部不滿，群情激憤。為了平息風波，農會打報告給區鄉政府，說有人聚衆鬧事，反對農會，破壞土改。區政府不問青紅皂白抓了最活躍的三個人，我父親就是其中之一。三個月後，土改完成了，被關的人也被釋放了。
對此事，我很長時間內總是耿耿于懷，總想為我父親討個說法。因為農會的兩個主要領導，本來與我父親的關係是不錯的，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為了掩蓋他們私分浮財的醜行，竟誣陷揭發他們的人反對農會、破壞土改，使他們遭受不白之冤。六十年代，我準備回去找他們討個說法，聽說農會主任為此事長期受到良心的煎熬而剖腹自殺了。聽後雖感到他罪有應得，但究竟罪不至死，何況我從小與他很熟（因他與父親的關係），我又有點同情他、可憐他。
土地改革是我人生中經歷的第一次政治活動，也是在實踐中認識共產黨、認識党的幹部（工作隊均為南下幹部）、認識党的政策的重要性、認識群衆利益不可侵犯的一次學習，對我日後的成長及工作都是十分有益的。

（四）縣政協代表與縣學聯委員

解放初，從中央到地方，都由政治協商會議代行人大職權，政協代表參與管理國家及地方事務。
一九五二年春，我被推選為寶山縣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全縣共六名學生代表，每個中學兩名，我校是我與杜一華。在校期間，我參加過兩次政協會議。政協的代表面很廣泛，有工、農、商、軍等各界代表，還有資本家、開明地主當代表的，我們沈校長也是政協代表。
在一九五二年春的代表會議上，長興島的一個代表被宣布撤銷其代表資格并當場逮捕。他是地主，解放後積極靠近政府，當時認為是開明地主，後來在土改中發現民憤很大，而且破壞土改，所以逮捕法辦，撤銷其代表資格。
政協開會的程序與現在差不多，先通過會議議程，代表資格審查，再作政府工作報告，然後審查提案等。每次會議十天左右，小車接送，住招待所（那時沒有賓館），吃得很好。第一次參加那樣的會議，第一次坐小汽車，第一次住招待所，第一次有那麼多好菜吃等等，對我來說有太多的第一，新鮮事天天有。我們六個學生代表為一個組，討論政府工作報告、討論提案，早上和晚飯後到海塘邊散步聊天，晚上看文藝節目。
我在會議期間，認識一位解放軍代表叫楊香九，是一位連長、戰鬥英雄。我們請他講戰鬥故事，我回校後寫了一篇作文《我所認識的楊香九》，語文老師大加贊揚，并讓我在班上念，讓大家討論。我到北京讀書後，沒有繼續與楊香九聯繫了。
我是嘉定縣人，但對嘉定的情況一無所知。因為參加寶山縣的政協會議，所以對寶山的情況比較瞭解，如當時寶山的人口、土地、經濟、土改、鎮反、反細菌戰活動等等。
一九五二年春，寶山縣成立“寶山縣學生聯合會”，我是委員之一，并被推舉為體育部長。我當選為學聯委員，事先并不知道，學聯開會時纔知道的。
學聯成立後的第一件事是籌備寶山縣第一届運動會，我成了籌委會成員之一。籌委會的工作人員主要是三個中學的體育老師，加上少數小學的體育老師。他們參加過運動會，懂得如何搞，如運動項目的確定、器材的準備、運動會的程序、場址的確定等等。
由于我是委員，他們擬定的事項需要我來點頭，這確實有些為難，因為我什麼也不懂。我愛好體育，但僅僅是喜歡玩，如打籃球、跳遠、墊床運動等。運動會我却沒有見過，所以對他們提出的事項難于發表意見，衹能說你們認為怎麼辦好就怎麼辦。
經過半年的籌備，一九五二年秋天，在羅店鎮召開了寶山縣第一届運動會。城鎮居民、農民來看運動會的人很多，很熱鬧，運動會進行得也比較順利。我除了要關心運動會的進程，解决一些需要解决的問題外，自己也參加了項目，我的三級跳遠成績縣紀錄保持了許多年。運動會在當時影響很大，縣領導也很滿意。
當時的學聯，不像現在衹掛個名，少數人在做什麼誰也不知道。我們當時主要是搞群衆體育，動員群衆鍛煉身體、活躍生活，很受群衆歡迎。我們組織的籃球賽，幾乎每週都有，有縣際的、校際的、鎮際的，總是吸引了許多觀衆，籃球場周圍裏三層、外三層，打出一個好球，掌聲雷動。
我們學校除校隊外，還有一個由學生自發組織起來的籃球隊——“黑隊”，發起人就是我，在當地小有名氣。我經常組織外地球隊到羅店與黑隊賽球，影響較大。幾十年後，我回到羅店，有些老人見了說面熟，我說我是羅溪中學五〇届的學生，打籃球比較多，他們就說，你是黑隊的。打球很費鞋，有時十來天一雙。媽媽來不及做，練球時就赤脚，賽球時穿鞋。看到別人穿解放鞋，既跟脚又好看，我想盡一切辦法買了一雙。平常不穿，比賽時穿，壞了就補，一直穿到從羅溪中學畢業，已經看不出解放鞋的原樣了。
一九五三年春，松江專區組織所屬九縣的籃球、排球比賽，我們又忙了一陣子。結果讓我這個從未打過排球的人當排球隊長，臨時組織了12個人，練了半個月就上陣了，成績可想而知，墊底！
在羅溪中學的3年中，我粗略算了一下，大約有1/4的時間從事各種社會工作及參加政治運動，對學習肯定有影響。但我仍名列班上的三甲。
三年的中學生活，使我學到了文化知識，懂得了生活目標，鍛煉了我的工作能力，也使我初步涉足了政治生活。這一切，對于我今後的學習、工作無疑是極為有用的。所以，我感謝羅溪中學！感謝老師！感謝沈校長！

（五）新的開始，到北京電力學校學習

一九五三年七月，我考上了燃料工業部北京電力學校。那時考試，學校是不管的，想考什麼學校自己找，自己去考。我沒有聽從語文老師要我上高中、將來考大學文科的指教，也沒有聽從體育老師希望我學體育的指教，而是選擇了考中專工科，原因是家境貧困，想早日工作，以幫助家庭。我喜歡工科，我又嚮往毛主席住的地方——首都北京。
燃料工業部下屬3個學校，北京電力學校、北京石油學校、北京煤炭學校，同時到上海招生。我們有3個同學考上了北京電力學校，3個同學考上了北京石油學校，事先是不知道的，錄取後互相打聽纔知道。
燃料工業部後來分成電力、石油、煤炭三個部，以後在電力學校、石油學校的基礎上分別成立了北京電力學院、北京石油學院。
北京電力學校地處北京市西直門外北下關，學生原在天津一個技工學校上課。一九五三年在北京正式建校，也有了第一批畢業生。一九五三年在北京、天津、河南、上海招生，設汽輪機、鍋爐裝置、發配電、電廠化學四個專業，為電力事業培養中等技術人才。從我們這届學生開始，全面實行蘇式教學體系，聘有蘇聯專家組駐校指導工作。
北京電力學校當時是電力部唯一的培養電力事業建設人才的學校，也是幹部培訓、提高的場所。
解放初期我國電力事業發展很快，很多老革命轉入經濟建設戰綫。電力戰綫也一樣，為了幫助他們儘快掌握電力科學的基本知識，廠、局級幹部在北京電校進行輪訓，時間為半年到一年。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脫產學習的廠、局級領導幹部近200人，每年向電力戰綫輸送各專業畢業生400人左右，北京電力學校為新中國的電力建設事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在北京三年的學習中，我目睹了首都的偉大變化。一九五三年九月初，剛到北京時，公交車還有用木炭做能源的，很少有現代建築。三年後一切都變了樣，連蔬菜的品種也多起來了。剛到北京時，南方蔬菜品種見不到，後來應有盡有，主食花樣也更多了。
記得剛到學校的當晚，上海同學看到金銀卷，以為是麵粉和雞蛋做的，有的同學一下子拿了好幾個，一吃發現不是雞蛋、白麵而是六角粉（玉米麵）做的，都不吃了。到一九五六年時，玉米麵很少吃了。
我們讀書時，不交任何費用，吃飯也不要錢，連碗筷、馬扎都是發的，伙食費用每月9元標準，吃得很好。
三年的業務學習，使我從一個沒有任何電力科學知識的農村青年，成為一個初步掌握了電廠鍋爐裝置專業的安裝、運行、設計的中專畢業生。剛進學校時，到石景山發電廠參觀，在鍋爐裝置上興奮地上下跑動，問老師鍋爐在哪里，老師說你下邊、上邊都是鍋爐。當時弄不明白，鍋爐有那麼大，幾層樓高，當你瞭解、掌握了它的形體、功能、部件的組成之後，就感到人類的偉大，發明了這種造福人類的現代工業設備。
三年的學習，也讓我成為了一個共產主義戰士，生活目標更明確了，更堅定了。在北京電力學校黨組織的幫助教育下，我于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對我來說，參加中國共產黨，為黨奮鬥一生是很自然的、順理成章的事情。党解放了我們勞苦大衆，黨的奮鬥目標也是我的人生目標。為了實現黨的目標，需要千千萬萬的有志者為之奮鬥，所以我在一九五四年初寫了入黨申請書。
我們班有一位轉業軍人叫劉少蘭，她年齡較大，是預備黨員，她經常找我談心，說我缺乏共產黨人的胸懷，不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她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是因為我們班存在團結問題，要我帶頭解决。我雖然在組織上服從了，但心裏很勉強。
事情是這樣的：我們班由京津、上海、河南三地學生組成，各占三分之一，問題出在上海與河南同學間。由于歷史原因，上海同學嫌河南同學不講衛生（不洗脚，很少洗澡，甚至不刷牙）、身上有蝨子，髒，看不起河南同學，講些不好聽的話，不願和他們住一個宿舍、坐一張課桌。而河南同學則認為上海同學嬌、驕二氣嚴重，資產階級思想和作風突出，也不願意與上海同學交往。
班主任為了做好團結工作，解决這些矛盾，除了進行思想教育外，還從組織上採取措施，進行宿舍調整，每個宿舍三地學生混住。討論中上海學生堅决反對，不同意搬到河南同學的宿舍。我雖然沒說反對，心裏也不願意。為打破僵局，班主任、劉大姐（那位轉業軍人）找我談話，要我帶頭。我衹好服從領導安排，雖然內心不願意，但還是搬到了河南同學的宿舍。
我是農村來的，也是貧苦出身，比起上海市區的同學來，則要土得多，隨便得多，加上對自己嚴格要求，平時還能與河南同學友好相處。但住到一起後，對那股難聞的味道還是感到噁心，尤其看到他們津津有味地捉蝨子，一個一個往嘴裏送，實在感到難以忍受。兩天以後，我身上也有了虱子，我再也忍無可忍了，找班主任要求搬出來。班主任嚴肅地批評了我，他對我說，河南經濟比較落後，又缺水，生活習慣與上海這樣的大都市肯定不同。他們不講衛生是不好的習慣，要幫助、教育他們改過來。上海同學講衛生的習慣是好的，但不能嫌棄別人，應該去幫助別人，大家一起進步，這纔是一個進步青年應該做的。你搬出來，你乾淨了、衛生了、舒服了，他們的習慣仍不變，還是不洗脚、不換衣服、不洗被子、不刷牙，身上有蝨子，你能高興嗎？大家一起學習、一起活動、一起吃飯，能分得那麼清楚嗎？你想的不應該是搬出來、獨善其身，而是如何改變河南同學的不衛生習慣，如何改變宿舍的面貌。班主任提出先從滅虱子開始，并講了具體做法。
班主任的話，對我震動很大，我决心改變被動局面，主動和同學們商量如何滅虱子等問題。同學們也願意改變現狀，于是我們同心協力，用開水洗衣服（先洗澡，把衣服換下來）、泡被褥，將六六粉灑在床板上、宿舍的地上、牆角，使虱子無處藏身。經過兩次這樣的大清洗、大掃除，把可憎的虱子給消滅了。河南同學也漸漸地講究衛生，經常換洗衣服、洗脚、每天刷牙，定期集體拆洗被褥等等，同學之間的關係也逐漸地和諧了。
這件事成為我前進中的重要事件，一方面使我認識了自己心靈深處的自私，考慮自己多，不去團結大家改變不衛生的面貌，班主任、劉大姐的批評是對的。另一方面這件事也成了我在入黨審查中的大事。黨組織要我深挖思想根源，也為此拖延了我入黨的時間。
我要感謝班主任，感謝劉大姐，他們是我到北京後走向新的人生的啟蒙者。我的第一任班主任年齡比我大不了多少，共產黨員，叫張純三。他後來調到水利電力部工作，在水利電力部監察局長任上退休。最後一任班主任叫孫國柱，共產黨員，工作深入細緻，對人和藹可親，學生都尊敬他。他們兩位對我影響最大，也是我學習的榜樣。孫老師一直在學校工作，在華北電力大學北京研究生院副院長任上退休。
在三年學習中，社會工作一直是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剛到北京不久，寶山縣政協、學聯的有關開會通知、材料、提案處理等由羅溪中學轉到北京電力學校再轉交給我，這樣校方知道了我過去的情況，開始讓我當學生會的學習部副部長。部長是三年級學生王昱，她出主意，具體工作我做，算是傳、幫、帶。
第一學期結束，因我們班上比較亂，班主任與學校商量，調我回班上當團支部書記，直到畢業。團支部書記是班上的核心，班主任的得力助手，班主任的意圖、决定大多通過團支部去貫徹。
由于地域不同、生活習慣不同、城鄉差別、經濟條件不同、成長環境不同，同學之間差異就很大。一般來講，轉業軍人（我們班有5人）覺悟高、自覺性強，但文化底子薄、學習壓力大；農村學生學習刻苦、生活簡樸、比較聽話，他們看不慣城裏的學生，認為他們小資產階級思想濃，不好相處；城裏的學生，特別是上海地區的學生，見多識廣，腦子靈，多數家庭生活條件好，學習成績好，看不起其他地區的同學。
在我們班上，鬧不團結的主要是上海地區部分同學與河南地區的部分同學。京津地區的同學比較隨和，兩邊不摻和，兩邊不得罪，星期六放學後回家，星期天晚上回來。所以當時有一公式形容三地同學情況，即（上海地區同學＋河南地區同學）÷2=京津地區同學。例如穿衣服，上海同學的衣服比較緊身，褲脚小，河南同學的衣服肥大，特別是褲脚大，二者相加除以二，等于京津地區同學所穿衣服的大小。又例如，上海地區學生多數經濟條件較好，河南地區學生生活困難的多、經濟條件差，京津地區學生的經濟條件在兩者之間，性格上也差不多如此。
據此，我們分析班上團結問題的關鍵在上海同學，他們居高臨下，看不起河南同學，引起河南同學的反感。所以我們把工作重點放在上海同學身上。經過一學期的努力，形勢有很大的好轉，不能說彼此親密無間，但也沒有什麼大矛盾了。
在任何情況下，我認為要以身作則，纔能有發言權。如上面講的，我搬到河南同學宿舍一起滅虱子。在助學金問題上亦如此。
我家的經濟情況土改後雖有好轉，但因三姐離婚回家，受刺激瘋了，增加了負擔，無力支持我在北京的生活費用，家裏每年還要領取困難補助。按理說，我完全有理由申請人民助學金，但看班上困難同學比較多，我放棄了申請，轉而求助于我的好朋友張乃昌。他在日寇投降後初小畢業即到上海當學徒，解放後在上海的街道辦事處工作。我們是鄰居，是發小，一起上學，他比我大2歲，論輩分我比他長一輩，但我們兄弟相稱。他表示全力支援我，根據我的要求，每月寄5元錢作為我除吃住外的生活費用，他每月領到工資就給我寄錢，將近持續了2年時間（第三年，我女朋友中專畢業參加工作，她給我寄錢了）。其間，同村另一好友張志高也在經濟上支持我。
那時的5元錢是什麼概念？相當于一般人工資的1/6～1/8（月工資30～40元），我們之間的情誼可見一斑。
衹有自己堅信不移，纔能叫別人相信，衹有自己做到，纔能叫人去做，這是我很早就形成的信念。我從學生時期開始，一切都帶頭幹，從學習到建校勞動，從團結同學到社會工作，從體育活動到文藝活動等，有時我很不願意，但為了工作我還是硬着頭皮幹。如跳舞，那時跳舞盛行，每週六都開舞會。學生、老師到大禮堂跳交誼舞，有時蘇聯專家也去，團中央也號召跳舞，穿花襯衫。我雖不喜歡跳舞，但每次舞會都去，自己不跳，站在一旁看同學跳舞。正因為我能處處、事事帶頭，所以在班上也就頗有“權威”，調皮的同學在我面前不敢“胡鬧”，有事可以擺平，班主任也就會把更多的事交給我辦，連實習隊長也要我當。到工地、到電廠，一個班四十來人，從路上安全到住地的吃、喝、拉、撒，同學實習情況的瞭解與彙報，都叫我幹，很累，很苦，但也因此讓我在學習期間得到了各方面的鍛煉。一畢業學校就讓我帶學生到工地實習，我駕輕就熟，工作輕鬆而順利。

（六）蘇式教育

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強調向蘇聯學習，教育系統也是一樣。北京電力學校從我們這一届開始，全盤按蘇聯模式進行教學工作。
學校聘請了三位蘇聯顧問，由蘇聯人教俄語，教學大綱、教材、教學模式全按蘇聯的一套辦。
我這裏講的“蘇式教育”，其實指的是教學體制、模式、內容。在學生思想教育方面，則是有我國特色的。學校非常重視學生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學習目的教育、形勢教育，讓學生在學習業務的過程中，解决人生觀、世界觀的問題，解决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問題，把學習與祖國建設、與為人民服務結合起來。綜合起來講，就是教育學生為祖國、為人民而學習，學好本領為人民服務，自己是屬于國家的、人民的，因此沒有理由不學習好。
這種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學生學習都很自覺，違反學習紀律的情況基本不存在。同學間自願組織學習小組，相互幫助，共同進步，最後都能以比較好的成績畢業走上工作崗位。畢業分配時填寫的志願都是這樣寫的：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我班同學分配到祖國各地，沒有一個鬧情緒的。班長孫祥榮帶頭支邊到新疆，他是江蘇無錫人，後任電廠廠長，是全國勞動模範，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新疆的電力建設事業。
當時對形勢教育抓得很緊，定期有形勢報告會，結合國內外重大事件，請有關負責人作形勢報告，然後開展學習討論。如尼赫魯、蘇加諾訪華前，就要介紹印度、印尼的情況，萬隆會議結束後也會報告情況。這樣做的結果，把學生跟國內外形勢拉近了，大家非常關心國內外的形勢，有時自發組織起來討論。
我在學校學到的這種教育內容、形式、方法，應用到我以後的政治思想工作中，也很有成效。我十分懷念北京電力學校的學習經歷，也懷念那時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內容、形式與效果。
對于蘇聯的教學模式，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實用性。從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到考試、設計、實習等各個環節都圍繞着專業培養目標，很明確。因此通過3年艱苦學習後，對于自己所從事的專業已有明晰的瞭解，從事本專業的實際工作（工地、電廠、設計院）基本可以勝任。我們有的同學在國內工作兩年後，到國外去當專家了，這是現在的學校很難做到的。
當然，我們的學習是艱苦而緊張的，平時幾乎全部精力放在學習上，星期天上午也在學習，下午用于處理自己的事，即洗澡、洗衣服、出外買日用品等，偶然也會到電影院看電影。幹部會大多安排在星期天的下午進行，所以學生幹部時間更緊。
課程安排大體上分三個部分：普通課，如數、理、化、政治、外語等；專業基礎課因專業不同而課程也不同，我的專業基礎課程有傳熱學、流體力學、材料力學、製圖、電工基礎、熱力學等；專業課有鍋爐裝置、鍋爐安裝、鍋爐運行、熱電站等。為鞏固與提高專業知識及技能，有兩個課程設計，一是鍋爐裝置的熱力計算（即鍋爐設計計算），二是熱電站設計（電站設計）。
為使學生適應未來的工作，在校期間安排三個實習時間段，每次實習一般為六周。一年級到校辦工廠進行金工實習，主要是掌握車、鉗、刨、銑、焊等工藝技術，要求達到二級工水準。實習結束要考試，不合格要重新實習補考。二年級到鍋爐安裝工地實習，學習鍋爐安裝工藝技術，所有崗位都要輪到，實習結束時要達到基本上瞭解鍋爐安裝工序、各工序要求、質量標準、工地布置等。由工地主任、班長、老師分別對學生進行考核。第三年安排到發電廠進行運行實習，與所學專業相關的各崗位都要實習，實習結束時，進行考核，要求達到司爐水準。考試辦法是模擬鍋爐運行中出現事故，要求學生進行處理，處置對了為通過，錯了要重新考核。
畢業設計大部分題目為設計一個電廠，在規定條件下進行技術計算、設備選型、廠房布置等，極少數人進行實戰設計，要求設計合格，能實際應用。最後進行國家考試，由專家組成考試委員會，專家委員會成員由電力部决定，學生答辯時委員提出各種問題，包括與設計題目無關的一些問題（但與課程有關），學生都要回答，學生心情非常緊張，一旦通過，不僅感到輕鬆，更感到神聖、光榮。
我畢業設計的課題是真刀真槍的，把石景山發電廠的一台日本製造的鍋爐出力由15噸/時提高到30噸/時，石景山發電廠要求設計能實施。我在設計過程中住在電廠，廠長張桂楠親自抓，圖紙都按施工圖的要求繪製。設計完成後，進行國家考試，國家考試委員會成員均為有實踐經驗的專家。我通過了答辯，張廠長要求學校把我分配到發電廠實施改造方案。由于學校要留我，最終沒有讓我去。這是我終身遺憾之一，沒有能親自實施我的第一個設計項目。
學習成績為5分制，分四級，優秀、良好、及格、不及格。老師出試卷，每人一份，各不相同。每份試卷三個題目，分屬三個類型：概念題、理論題、應用題。可想而知，老師很辛苦，因為一個班有四十多人，就要出四十多份試題。衹有對課程熟悉、且理解比較透徹，纔能擬出一百多個符合要求的題目。任課老師出完題後還需經教研室討論通過。考試方式是，當場抽題、當場準備、答題。學生無法猜題，也無法投機取巧，衹有全面瞭解課程內容纔有可能得到滿分。這種考試方式對老師、對學生無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所以要比較多地介紹當時學校的教學情況，有兩個原因：其一，現在社會上一些人，一些媒體，強調學習英美的教育模式，否認前蘇聯的教育模式，我沒有資格評論誰好誰壞，但我相信，那個時代過來的人，經受過蘇聯模式教育的人，大多對那時培養出來的學生的業務水準、道德品質、工作才能都是十分肯定的。其二，那時的教育目標明確、任務明確。教育部門、學校、老師、學生都向同一方向努力，所以效果特別好。培養出來的學生就能擔負實際工作，為國家建設輸送了大批有用人才，這些人也成為了我國四化建設的骨幹，他們沒有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
現在的教育搞什麼教育航母、并校、培養精英。家長、學生以到西方國家學習、工作、定居為目標，并以此為榮。調查一下，我國高校有多少畢業生出國後不回來的，有多少黨政領導幹部的子女在國外工作、定居的，就可以比較一下，以前是培養什麼人，現在是培養什麼人。
不僅如此，高校黨政領導退休後隨子女到西方國家生活的也不在少數。我們學校有的總支書記、有的黨委書記跑到國外去了，甚至死也要死在國外。這些人能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嗎？能培養出中華民族的精英嗎？有些人，在臺上時是共產黨員，是“領導”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他們享受着比常人高得多的待遇，下來後，去國外尋求他們的終極目標，然而還拿着人民的錢，這些人是共產黨人嗎？不是的，他們沒有共產主義的信仰，沒有民族的氣節。他們是投機者，哪里有好處他們就往哪里鑽。

（七）老革命的風範

在到北京前，我接觸過南下幹部，開會時見過，聽報告時見過，但沒有面對面、近距離接觸交流，所以衹有理性上對老革命的崇敬。
到北京上學以後，領導人那種深入群衆、關心群衆生活的具體事實以及深入細緻、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給我以教育，為我樹立了榜樣，讓我在熏陶中成長。
在北京電力學校學習的三年中，我校換了三任校長，均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任校長郭郁麟，是電力部幹部司司長，兼任校長。他工作很忙，白天主要在部裏上班，到學校來也是開會為多。他每天晚上來學校，主要是到教師宿舍、學生宿舍轉悠，接觸群衆，瞭解情況，解答問題。
我們從上海剛到北京，有天晚上來了個幹部，五十來歲，問我們是哪里人，來北京生活習慣不習慣，衣服帶得夠不夠等等，還問我們有什麼要求，有什麼問題需要他幫助解决。我們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也不敢問他是幹什麼的，開始很拘束，不敢講話。
他說：我是學校的工作人員，我的工作就是幫助你們解决問題，使你們能安心學習。我年輕時也想讀書，可日本人、國民黨不給我讀書的機會，于是就跟着毛主席打日本、打蔣介石。現在解放了，讓你們來毛主席身邊上學，管住管吃，還派我們為你們服務，給你們創造條件，讓你們學習得好、生活得好，學好本領，為國家服務。後來我們纔知道，他就是郭校長。
他的一席話，既親切又溫暖，于是大家的話匣子打開了。大家向他反映生活上的問題，如洗澡問題、宿舍住八個人沒有地方放東西的問題等，還向他提了畢業後到什麼地方工作、幹什麼等問題。他耐心地聽，有問必答，平易近人。
年輕人剛遠離家鄉，對異鄉的生疏、不習慣，對家鄉、對親人的思念不可避免，剛到北京時，有一種說不出的味道，情緒不高、不愛講話、不愛活動。經郭校長到宿舍座談，大家心情好多了，有說有笑，認識到眼前的困難因剛建校是暫時的，隨着時間的推移會逐步解决。對學習的目的、今後的任務似乎清楚些了。郭校長走後，同學們繼續自發地議論，很活躍。
郭校長在一年任期內到我們班宿舍來過三次，我留校工作後聽老師們講了許多郭校長深入教師宿舍瞭解情況、解决問題的事例，老師們也很懷念郭校長。
第二任校長叫劉慶宇，一九五四年九月到任，一九五五年下半年電力部調他到西安籌組西安動力學院，在校共一年多時間。
劉校長的特點是工作認真，很有計劃性，有布置有檢查，一旦發現問題，不講情面，不看場合，當面嚴厲批評并責令立即改正，但嚴肅有餘平易近人不足，所以幹部、教師都有點怕他。學生不怕他，因為他不批評學生。他認為事情沒有辦好，不能責怪群衆，是因為幹部沒有做好工作。學生有問題，是因為領導、教師沒有把工作做到位。他對幹部、教師的要求比較嚴。
一九五五年春，學校的校舍、辦公樓、實驗室等均已建成，操場、校內馬路也已完成，校內植樹是這時的主要任務。校內各單位按規劃，分區、分單位包乾，學生按班完成規定任務，由總務部門負責帶領我們植樹。
我們班負責校區一段馬路的路邊植樹。我們挖坑將樹（不是苗，而是半大的樹）放進去，填土，澆水。劉校長正好此時來了，他一看有幾棵樹歪歪斜斜不在一條直綫上，就叫人把負責的總務科工作人員叫來。他問，你是負責人，為什麼學生植樹時你不在一起？他批評這位負責人工作不負責任，樹種得不齊整，要求把不在直綫上的三棵樹挖出來重新植上。他說：“這個工作由你來做，學生們可以走了。”那個幹部連忙檢討，他一個人挖土、把樹扶正、填土、澆水，花了一個半小時纔弄好。我們要幫忙，劉校長不准，說這是對他工作不負責任應給的懲罰。
這件事對我們教育很大，班幹部進行了討論，認為錯是我們犯的，讓別人為我們背黑鍋，今後一定要吸取這個教訓，一定要把工作做好。進而也認識到劉校長這麼處理，是因為任務確定以後，能否完成的决定因素在幹部。幹部帶頭，幹部在與群衆一起幹的同時還擔負指導、監督、糾錯的任務。幹部不能指手劃脚，任務一布置完，自己休息或幹別的事去了，群衆幹好幹壞也不知道，這樣十有八九要出錯。
所以劉校長批評幹部而沒有批評學生，并讓他一個人來糾正錯誤是對的。不僅教育了那位幹部，也教育了我們學生，特別是學生幹部。我工作以後，在處理問題、對待群衆與幹部的關係問題上，也是按劉校長的教導去做的。劉校長後來擔任寶雞大學校長。
第三任校長叫董一博，是由華東局調來的一位老同志。董校長來校任職時，我們已是三年級了。
他和劉校長不同，能與群衆打成一片，經常在教師、學生中活動，瞭解第一手材料，解决問題及時，工作也深入細緻，師生員工都很愛戴他。
我和他接觸是在畢業實習中間，回學校彙報實習隊的情況。他來聽了我的彙報，作了詳細的記錄。聽我彙報時，他不時提出一些問題，結束時要我回去代他向同學問好，要大家注意身體、注意安全。我總的感覺是校長很重視我們的實習，關心同學們的安全與健康。通過這次面對面的接觸，感受到老同志對我們年輕一代的關懷，他們希望我們健康成長，將來成為祖國建設的有用人才。我第二次回校碰到董校長，他居然能叫出我的名字，嚮我詢問情況，以後我畢業分配、工作安排等都與董校長有了聯繫。1959年反右傾時，有人批評董校長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劃不清界綫，使他受了衝擊，這是後話。董校長在北京電力學院成立後擔任副院長，以後又調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館館長。我每次到北京都會去看望他。
我在三位校長身上學到了很多，對我成長成熟起了重要的作用。熟悉我的朋友、學生從我的工作態度、工作作風中也許會看到我的幾位老校長的影子。
其實在北京期間，接觸的老同志很多，他們資歷深，工作經驗豐富，級別比較高，他們有着共同的特點，事業心強、工作認真負責、樸實無華、與群衆打成一片。老一輩革命者的風範，影響了我們這一代人，讓我們跟着他們為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忘我奮鬥，即使受到曲解與委屈、碰到困難與挫折、需要犧牲個人利益時，都無怨無悔。

（八）近距離仰視國家領導人

在北京的日子裏，政治生活豐富多彩，其中最令人興奮的是能夠近距離仰視國家領導人，這是在外地生活的人無法享受到的。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八日晚，我被指定參加北京“一二·九”運動紀念會，我校參加會議的近20人。紀念會在懷仁堂舉行，胡耀邦主持，彭真作報告，接着文藝演出。中途周恩來總理來了，大家都站起來鼓掌歡迎，高喊要總理講話，場面十分熱烈，演出無法進行。胡耀邦就站到桌子上說，周總理答應講話，但在文藝演出後再講。這時大家纔坐下。演出結束後，總理上臺與演員一一握手，接着他講了一個多小時的話，沒有講稿，滔滔不絕，從國內形勢講到國際形勢，再講青年的使命。一個多小時除了掌聲、拍紀錄片的機器聲外，沒有其他聲音。那天我很幸運，坐在第六排，所以看得特別清楚，新聞紀錄片中還有我的鏡頭。放映後，有的老同學看到了，來信說我上了新聞紀錄片。這是我到北京後第一次近距離見到周總理、彭真、胡耀邦等領導人。
一九五五年暑假期間，我沒有回上海，電力部電力職工全國運動會在我校召開。運動會結束那天，我被叫到禮堂，說周總理要來參加運動會閉幕式，要保衛總理安全，讓我在主席臺上值班，不准外人進入。周總理參加了閉幕式的全過程，并講了話。
會議結束，我們護衛總理上車，并記住了總理的汽車號碼。那時年輕記性好，看一眼就記住了。一周後，我們學校組織留校學生參加頤和園夏令營，下午六點多鐘，有同學說在門口（頤和園）看到總理的汽車來了。我們大家趕緊進園尋找，果然看到總理、鄧大姐一行在園內散步。我們趕過去跟着走，警衛員也不趕我們。總理邊走邊和旁邊的人說話，我們一直跟隨總理到頤和園門口。
一九六三年春天，我們全家到頤和園玩，碰到周總理陪坦桑尼亞副總統卡瓦瓦游園。我父親抱着我三歲的兒子張益民，站在路邊，卡瓦瓦過來摸我兒子的臉以示友好，我兒子看着卡瓦瓦哭起來了。卡瓦瓦皮膚特別黑，黑得發亮，眼睛很亮，牙齒很白，小孩子看着不習慣，有點怕，哭了。
以上三次都是近距離看到周恩來總理，其他場合見到周總理的機會也比較多。如歡迎外賓來訪，總理總是陪同外賓站在一起，如尼赫魯、蘇加諾、西哈努克、緬甸領導人吳努來訪等均如此。
在北京，聽周總理講話的機會也比較多，每年大中專學生畢業，北京總會開個畢業生報告會，報告人必定是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彭真市長三人中的一人。有時一人講話，三人都到場。除此之外，因工作關係，聽總理作報告的機會也較多，如中蘇分歧的報告、三年困難時期的形勢報告等等。
我在一九六五年調離北京後，衹在中央學習班聽過總理報告，一九六七年總理陪謝胡來武漢時在武漢測繪學院近距離見過周總理。雖時隔幾十年，總理的音容笑貌歷歷在目，諄諄教誨猶在耳邊，怎不叫人懷念感傷！
近距離仰視領袖毛主席有兩次。一次是他老人家陪越南胡志明主席游中山公園，我被指定參加。事先沒有說毛主席要去，衹講是胡主席游園，有領導人陪同，規定了各種紀律。晚上八點，當看到毛主席陪同胡主席來到時，中山公園沸騰了。毛主席一路上邊走邊與胡主席說話，談笑風生，不斷地變換手勢。那次不准跟着走，所以總覺得不過癮。另一次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來訪，毛主席親自到機場迎接。車隊就從我們面前經過，毛主席向歡呼的人群揮手致意。這次活動，在天安門廣場南端出了點事。因為人們向毛主席歡呼，都想近一點看看毛主席，人群擁向車隊，車隊停止行進十分鐘。這算是一次嚴重的政治事故，該轄區的區委書記因此被撤職。每年“五一”、“十一”兩次可以遠距離仰視毛主席，白天他檢閱游行隊伍，晚上與民同樂，我們都會去參加。
在北京期間，還近距離仰視過朱德總司令。那也是在頤和園見的，他和康大姐去那裏游園，我們碰到了。還見過賀龍元帥等領導人。
在北京生活、學習、工作，沒有見過劉少奇、鄧小平，也沒有聽過他們的報告或講話，現在想起來大概是無緣吧！

（九）張一純

張一純是著名愛國將領、原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張治中將軍的小兒子，是我的同班同學，他年長我5歲。
國共和平談判破裂後，中共地下党安排張一純與他母親到上海乘國民黨接張治中的飛機到北京，其間沒有通知到張治中的大兒子。所以大陸解放前，張一純的哥哥到了臺灣，因張治中的關係，臺灣當局禁止他哥哥離開臺灣，當然也斷絕了相互之間的聯繫。
張一純長得比較瘦小，按他母親的說法是“一純從小吃奶少了，所以身體瘦小”。其夫人馮德惠，也是我們同届同學，但專業不同，她是電廠化學專業的（已去世多年）。
張一純既沒有國民黨高級將領子女的那種高人一等、目空一切、胡作非為的作派，也沒有共產黨高幹子弟的作派。穿着簡單，生活簡樸，從不亂花錢，不顯擺，平易近人，與同學關係非常融洽。同學吃不完的飯菜，給他吃他也照樣吃。
我與他討論過，他出身望族，為什麼身上沒有一點官僚氣息，沒有一點紈絝子弟的影子？他給我講了他的過去，張治中將軍對子女要求十分嚴格，學習上可以創造條件，願意深造的可以送出去深造，但沒有任何特權。從來沒用他的車接送子女，經濟上也是衹給零用錢。張一純很早就被送到甘肅山區的一所半工半讀學校上學，這所學校是由新西蘭共產黨員艾黎開辦的，學生在學校裏一邊上課，一邊從事生產勞動，基本上實現生活自給。他在這裏學會了開汽車，成為學校運輸車輛的司機。進城買東西，將農場東西運到城裏出售，都由他開車。所以他很早就離開了那個舒適的家庭，而過着艱苦奮鬥的集體生活，這就形成了一種平民習氣，而官僚富家子弟的陋習在他身上已看不到了。
我與張一純的關係好，主要是因為志同道合，很談得來，而且觀點相同。我們共同爭取入黨，我一九五五年入黨，他比我晚半年，因為他必須經北京市委審查批准。我們是一個互助小組的，張一純的學習基礎較差，我和小組的另一成員汪本堯（後任河北電力設計院總工程師）着重幫助他克服學習上的困難，讓他能順利完成學業，這也是當時班主任交給我的任務。在他自己的努力下，終于順利完成了學業，畢業後分配到北京電力中心試驗所任工會主席，以後調北京市政協任副秘書長，從事對台工作。我們三人之間的聯繫從未中斷過。
受張一純的邀請，我多次到張家作客，有幸見到了張治中將軍及其夫人，也見到了一純的姐姐們。給我的感覺，一家人都很平易近人。張將軍詢問我們學校的情況，問我的家庭情況。那天我們是在外邊吃了飯去的，他問張一純是不是你付的錢，一純答是，他笑了，說應該你付錢。張夫人沒有一點官太太的架子，聽一純說我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對我很親切，給我講一純小時候的事情，說因為自己奶水不足，所以一純從小身體就瘦弱，住校學習（指在半工半讀學校讀書）吃了很多苦。她說自己文化程度不高，是農村出來的人，張將軍一直忠于他們的感情，這在國民黨高官中是少見的。我想，就是在共產黨的高官中，革命勝利後，把原配休了另覓新歡的也多的是。
在此前，張一純給我講了不少有關他父親的事，在新疆解救過很多共產黨人。他要求加入共產黨，黨認為他不入黨作用會更大，勸他留在國民黨內。他希望張一純加入中國共產黨。我見到張將軍及其家庭成員後，備感親切，對他們更加敬重。
張將軍與周總理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周總理在百忙中常抽空到張家問寒問暖，總理病重期間安排了很多後事，其中之一，是讓秘書長童小鵬到張家瞭解將軍遺屬的生活工作情況，看有沒有什麼問題要解决。張一純請童秘書長轉告總理，一切都很好，請他放心，并祝他早日康復。但總理考慮到將軍起義時是隻身過來的，解放後靠工資維持一家生計，經濟上不富餘，决定給將軍遺屬送一筆款子。總理就是這樣的人，自己將不久于人世，想的做的都是國家的事、別人的事！所以張家後人對毛主席、周總理是感恩戴德、非常懷念的。
張治中將軍的回憶錄，在他逝世後沒有地方可以出版，出版社不願出版這類著作。張一純的姐姐想拿到美國去出版，一純不同意，對我講了這件事，我建議他去找董一博校長，此時董校長已擔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館館長，此事他應該也可以解决。于是我陪同張一純到恭王府去找董校長（董的辦公室在恭王府），他聽後表示一定幫助解决。董一博校長真的辦到了，將軍回憶錄出版後，一純給我寄了一本。
張一純生性隨和，跟誰都合得來，工作很細心，對別人很體貼，適合做群衆工作。畢業後他擔任基層單位的工會主席，我以為適得其所。他工作很努力，在群衆中很有威望。\n他後來調到北京市政協工作，任副秘書長，副部級。他幹得很出色，專事對台工作，得以兄弟見面。張將軍的老部下來大陸訪問，一定要見見張一純，這層關係對他開展對台工作是有利的。
對我來講，與一純幾十年的相交，感受到他對我無微不至的關愛，我終身難忘。在上學的時候，他看到我墊褥很薄，拿來一條墊褥給我；畢業留校工作，他帶來5塊錶，有手錶、有掛錶。他說，你要當教師了，上課要掌握時間，沒有錶是不行的，我們家舊錶很多，能用，你挑一塊用。我當時沒有想過當教師了要有錶，也沒有錢買錶，他都為我想好了。我挑了一塊懷錶，是張將軍在德國留學時用的。這塊懷錶用了三年，又改成手錶一直用到上世紀八十年代。
一九八○年，我從農場回武漢，一純立即給我寄來了錢，要我買臥鋪票到北京去玩一玩。到北京後又派其兒子陪我到北戴河玩一周，使我的身心受到極好的調養，受壓抑的心情一掃而光。
一純總是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他看到了、想到了，堅决地出手相助。這就是我們的友誼，時間、距離、政治運動都阻隔不了，因為我們相互瞭解，心靈相通。

三、在北京工作

（一）留校當教師

一九五六年七月，我在北京電力學校修業期滿，等待畢業分配。
畢業分配前夕，因為畢業設計是改建石景山發電廠的一台鍋爐，所以石景山發電廠的領導要我去石電，從廠長張桂楠（後任北京電力局局長），到黨委副書記李錫銘（後任中央政治局委員）都到學校來，要求將我分配到石景山發電廠，我自己也願意去。可董一博校長堅决不同意，他讓我留校當教師。
我們那一批畢業生，機、爐、電、化幾個專業一共留校近20人。那時師資缺乏，就趕鴨子上架，讓我們充實教師隊伍。其實我心裏希望最好到建設工地搞鍋爐安裝工程，到石景山發電廠次之，最不願意的是留校當老師。但我作為共產黨員，學生中有影響力，早已喊出了“黨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衹好愉快地服從分配。
那時候把我們自己的直接領導看作是組織、是党，因為學生的分配權在學校，學校要你到哪里，就是黨要你到哪里。到電廠、到工地就不是黨的需要了？其實黨也需要我們去電廠、工地從事建設。不過學校的黨組織有决定權，說教育事業需要你留校，也就是黨需要你留校，你就得留。
現在想來，這種以領導就是党的思想、做法是不科學的，也是造成政治生活中許多錯誤的根源之一。
為了使這批留校的同學能夠儘快地達到勝任教學任務的目的，學校制定了詳細的培訓計劃。我們動力科的張保衡、馬建隆兩位主任，為我們儘快上講臺，給我們創造條件，計劃落實到人，定期檢查。我們這些人後來在工作中小有成效，兩位主任功不可沒。張保衡、馬建隆兩位老師後來成為華北電力大學知名教授。
當時的培訓計劃有幾個要點：
一是明確任務，第一年進修，第二年開課（五七年暑假後開課），每人明確所擔負的教學課程。我負責的專業課是“鍋爐裝置”，明確指導老師是馬建隆教授。我要在一年學習中寫出教案，教案由指導老師審閱，進行2～3次試講。
二是到清華大學進修，提高業務水準，由學校聯繫并辦理有關手續。我在清華大學主要選修馮俊凱教授的“鍋爐學”課程，同時還選修自動控制等課程，隨着講課的進度自學其他參考書，并寫出講稿。
三是到北京業餘動力學院學習，從基礎入手提高，五年內達到大學本科水準。
這樣的安排，可說非常全面，從目前到長遠，都有打算，也都有了具體的安排。然而對我們來說，這樣的安排，真是魔鬼式的生活，每天早上五點多起床，八點以前趕到清華大學聽課，中午回來，下午自學、寫教案，晚上到業餘動力學院上課，還要做作業，每天睡得晚、起得早，天天如此，星期天多睡一會兒，略作補償。
一九五七年五月我帶學生到安裝工地實習，同時也進一步提高了自己的業務水準。
通過一年的艱苦努力，教案寫完了，試講幾次都通過了，動力學院的學習堅持了，清華大學的進修也結束了，算是圓滿地完成了領導交給的任務，也就是黨交給的任務。領導上很滿意，我們也挺開心。
一九五七年九月開學後，我被任命為一個班的班主任，教授兩個班的專業課“鍋爐裝置”，小班上課，每班每週6個學時，兩個班12學時，每天都有課。作為一個新任課教師，每天都有課，壓力之大可想而知，而且還擔任班主任，要抽時間和同學一起活動，與班幹部研究工作，找學生談話，向教務處、團委彙報等等，占去不少時間，同時學校處于反右鬥爭後期，我是教師黨支部的委員，會議特別多。那段時間，總感到時間不夠用。
當老師，在課堂上會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弄得不好會很尷尬。我們的老師傳給我們一些小竅門，可以應付尷尬的局面。
例1：第一堂課與同學見面，先要介紹自己，然後點名，認識學生。可學生的姓名五花八門，有的字不認識，念錯了就會引來哄堂大笑，且將長期成為學生的笑料。所以點名時，遇到不認識、或者念不准音的字，就跳過去，最後問，有誰沒有點到名？未被點到名的學生就會站起來說還有我。問他叫什麼名字，他就會告訴你。
例2：老師上課要很好地掌握時間，下課鈴響了還在講，學生就不聽了。課講完了還不到下課時間，也是尷尬事。老師教我們，碰到前面的情況，就要長話短說，如果還有較多的內容未講完，就壓縮在下一節課上講，千萬不要壓堂，學生最反感的是占用了他們的課間休息時間。碰到後面的情況，可以把當堂課的內容總結一下，或提個問題讓學生討論。
例3：有的學生對年輕教師的業務水準有懷疑，會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讓老師回答。有些問題教師確實不清楚，碰到這類問題，一是實事求是，承認自己還不清楚，等搞清楚後回答學生。二是回答這個問題值得探討，下次給你答復。千萬不要不懂裝懂，胡說一氣，這樣就會失去學生對你的信任。學生不是希望老師什麼都懂，而是希望老師把真才實學教給學生，即使當時不懂，弄懂後告訴學生，學生也會尊重你，信任你。
我在北京電力學校教了兩年書，和同學們打成一片，和同學們的關係非常融洽，對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也逐步深入、提高，居然對教師這一行當產生了興趣。所以產生這樣的轉變，源于以下三個原因：
一是天天與學生接觸、交流思想、幫助學生解决問題，自身也得到了提高，生活充滿了活力，逼着自己努力學習，提高業務及政治理論水準。這兩年雖然很緊張也很累，但充實、愉快。
二是隨着教學業務水準的提高，講課逐漸自如，學生學習努力，成績較好，增強了當好教師的信心。
三是最重要的一點，認識到了自身工作的價值。祖國建設需要人才，而自己是從事培養人才的工作，也就是做建設祖國的基礎工作。自己從一個一無所知的農村青年，經過老師的教育培養，掌握了電力建設事業的某些知識，而今我又用所學得的知識去教育培養一批批青年，使他們成為我國電力事業的建設人才，感到任務艱巨、責任重大，也感到擔任這項工作的光榮與自豪。
我安下心來以後，在教學上進一步摸索教學方法，提高教學質量，在業務上堅持業餘動力學院的學習，選擇了“地熱利用”作為今後的研究課題。當我着手搜集有關資料的時候，新的情況使我的計劃泡湯了。
我離開了教學崗位，漸漸遠離了我的業務，去從事一項既陌生又有風險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
一九五八年在大躍進的浪潮中，北京電力學校升格為北京電力學院。反右派後為加強黨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強党的領導，各系成立了黨組織。我被任命為動力系黨支部專職書記，成為一名政工幹部。
從此，桌上的書不再是數學、熱力學、流體力學、鍋爐學等業務書，而是哲學、政治經濟學、馬列原著、毛主席著作等政治書籍。角色的轉變，學習及工作內容也就跟着轉變。我仍然從組織上服從，但內心是不願意的。我們那個時代，人都是組織的人，一切由組織安排，碰到想不通的事，衹有檢查自己，使自己跟上組織的步伐，按領導的决定盡力把工作做好。
（二）反右派鬥爭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稱之為在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的一次政治上、思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也有人稱之為“引蛇出洞”。
我親身經歷了反右派鬥爭的全過程。反右派鬥爭不是預先計劃好的，既非有計劃的“引蛇出洞”，也非計劃好的一場政治思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在整風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為反擊這股逆流，進行了一場反右派鬥爭。但在反右派鬥爭中，對形勢的估計過于嚴重，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導致反右鬥爭嚴重擴大化。
一九五六年，受蘇共非斯大林化的影響，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出現了一些問題。尤其是波蘭、匈牙利兩國的動亂，史稱“波匈事件”，對執政的各國共產黨震動很大。
中國國內“一些社會矛盾也表現得比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發生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的事件。在半年內，全國各地、大大小小，大約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澤東傳（1949—1976）》第611—612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毛主席把罷工、罷課一類問題產生的根源，歸結為官僚主義。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開的八届二中全會上講：“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裏。如果搞不好，脫離群衆，不是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群衆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决群衆的問題，罵群衆、壓群衆，總是不改，群衆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上書第612頁）毛主席在這次會上宣布明年（即1957年）開展整風運動，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可見黨的整風運動是根據形勢的需要而决定的。\n為了使黨內外提高對國內外形勢及整風運動的認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日到三月一日，召開了有一千八百多人參加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毛主席在會上以“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為題發表講話。從闡述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開始，講到肅反、合作化、工商業者改造、知識分子問題、雙百方針，到鬧事、出亂子等十二個問題，國內矛盾的方方面面講全了。
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到十三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破例地請黨外人士參加。毛主席先後召開了五個座談會，對文化、教育、科技、藝術、宣傳各方面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并于十二日發表講話，講了整風、形勢、教育、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等方面的問題。毛主席還到天津、上海等地瞭解形勢、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資料。
在作了充分準備的基礎上，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央發出了《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并于五月一日在《人民日報》發表，全黨整風正式開始。
根據校黨委的整風計劃，整風運動共分4個階段：學習提高認識階段；鳴放階段，這階段要召開各種人員的座談會，幫助黨整風；黨內整風及檢查階段；整改階段。我想這樣的安排是根據中央、市委的指示精神安排的，按照中央的精神，共產黨整風結束後，各民主黨派也要整風。
一九五七年五月上旬的學習階段很正常。學習中央文件，報紙社論、評論，談認識，黨內學，全校教職工也學。教職工的學習，每週兩個單元（原先的政治學習每週一個單元，整風學習另加了一個單元）。知識分子經過思想改造運動、肅反運動，講話都比較謹慎，即使聯繫實際，也是一些雞毛蒜皮的事。
五月八日後，中央統戰部召開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會議內容此後陸續披露，談的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從工作上的缺點錯誤引申到党的領導以及所謂體制問題，提出了黨天下問題、政治設計院問題、平反委員會問題等一些非常原則的問題。
與此同時，中央在一些重點高校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校召開座談會，會上有人提出黨撤離學校、實行教授治校等等。到5月底，清華、北大等校學生寫大字報，提出要大鳴大放大辯論，并在校際進行串聯。如天津大學的學生到北大、清華串聯、演講、交流鳴放經驗，北京大學哲學系四年級學生譚天榮到處演講，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說“馬列主義是團團轉理論，怎麼說怎麼有理”。有人號召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迫使共產黨改變政策、改正錯誤。極少數人的講話、意見，經過報紙的傳播、廣播電臺的渲染，似乎共產黨的天下要完了。
我們當時也搞不清楚，總覺得不正常，形勢已經偏離了整風的軌道。但黨沒有指示，我們也衹好多看少說，有的老師問我對形勢的看法，我衹講似乎偏離了方向，對具體問題不表態。
我想，中央决定開門整風，是基于波匈事件後，希望黨外人士幫助党整風，使黨的各級領導正視缺點錯誤，并改正之，在中國不要出現類似波匈兩國出現的問題，并以這種方式解决黨內外的矛盾，形成一種毛主席所希望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但整風運動形勢發展到這種局面，是出乎意料的。5月下旬，黨委傳達了中央指示精神，一方面肯定了開展整風以來各方面對黨的批評，主流是好的、中肯的，對于我們認識自己、改正缺點錯誤是有益的。另一方面，少數人有反黨情緒，發表煽動性言論，企圖把人們引導到錯誤方向去。我們要注意，讓他們繼續充分地講，不要急于反駁、批判，到適當的時候再解决。中央精神使我心裏有了數。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講的是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因發表不同意某些人的觀點受到匿名信的威脅。社論指出這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這是開始反擊的信號。六月中旬，《人民日報》發表編輯部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七月初，又發表了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全國的反右派鬥爭展開。開始講右派分子占1%～3%，積極向黨進攻的人全國也就幾千人。後來又說全國有幾萬人，最後定成右派的全國有55萬人。
我們學校第一次被定為右派的衹有幾個人，主要是行政部門的，我們動力科沒有右派，有兩位老師被劃為中右。其中一位是熱工學老師趙希卞。他在學習會上發表了一些不合時宜的意見。開始主要講民主自由問題，以後受社會的影響，對黨天下的論調頗感興趣，認為現在一切部門、單位都是党的領導，非党幹部有職無權，不能調動積極性。對知識分子政策也頗有微詞，認為党對知識分子不信任，知識分子有用時要團結，不滿意時就要改造了，知識分子無所適從……，他自認為會被劃成右派。結果沒有，喜悅之情溢于言表。趙希卞老師暑假辦了婚禮，請全科同僚吃喜糖。趙老師處于未被劃成右派和新婚的喜悅中。
開學後仍沒有什麼問題，大約是11月份，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通知學校，上報右派名額不夠，需追加3名。學校黨委經研究，在被劃為中右的人員中，挑了3人上報，我科的熱工老師是其中之一。結果他被定為漏劃右派，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我記得很清楚，宣布他為右派時，他剛講完課回教研室，手上都是粉筆灰，當聽到他被定為右派後，頓時暈倒在地、口吐白沫，醒來後，痛哭流涕。他說，要定應該在暑假前定下來，這樣我可以不結婚，現在婚也結了，這不是害人家嗎？這位老師以後調石家莊鋼廠工作，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多麼悲慘的故事，然而是現實！
從我親身經歷的整風反右全過程看，我認為資產階級右派確實存在，在鳴放後期，對黨、對馬列主義、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攻擊確實存在。我到過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看大字報，有些內容確實令人髮指、十分惡毒，所以反右是必要的。但由于對右派勢力估計得過于嚴重，受到那個百分比的影響，加上一些領導把自己看成是黨的化身，把別人對自己提意見說成是對黨進攻。所以造成了反右鬥爭的擴大化，這也是事實。
如上面所講的，我的熱工老師被補劃右派，就是受到百分比的影響所致，認為北京電力學校右派比例太小，故開學後又加劃了幾個右派，達到一定比例纔算反右結束，上級纔驗收合格。這哪里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是把一些人的政治生命當作一些人玩數字游戲的玩物，既荒唐又可惡！
我校人事科張得志科長，小八路出身，在黨委召開的座談會上，對校長的幹部政策提出意見，說校長往往對人不對事，對印象好的人與印象不好的人政策不一樣，他形容是“糖球鼻涕政策”。對有些人像對糖球一樣，含在嘴裏，妥為保護；而對另一些人，則像對鼻涕一樣，一把甩掉。就因為這條意見，最後被定為右派。他一直不承認自己是右派，後來摘帽時，他不同意摘，說自己根本不是右派，沒有帽子可摘，衹有平反沒有摘帽可言。直到我調離學校，仍堅持不摘。他到處上訴，也是石沉大海。張科長是給校長個人提意見，被視為攻擊党的幹部政策，被定為右派。
所以我認為進行甄別，為錯劃成右派的人平反昭雪是完全應該的，党也應該從中吸取教訓。政治運動中的擴大化錯誤一犯再犯是值得深思的，但對反右派運動一風吹，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違背歷史事實的作為，衹能被看作是一種政治上的需要。
整風反右後，開展了“向党交心”的活動，學生、教職工個個都向党交心。學生在小組會上談，教師在教研室談，職工幹部在科室談，把自己的一些思想、言行、別人不知道的想法、做過的錯事統統說出來。除了談事情、想法外，還要挖思想根源，認識深刻的作為典型擴大範圍宣講、相互促進，認為講得不夠的，就進行個別談話，小組會幫助。這個活動，比黨內整風還要深入，實際上是全民整風。

（三）在大躍進的日子裏

進入一九五八年，形勢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黨中央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技術革命上來。一九五七年的整風、反右、向党交心，人們的思想處于緊張狀態，工作也以政治運動為主。雖然沒有停課，但教師教課、學生聽課都不太專心。運動結束，可以全力地從事該做的工作，農民種地、工人做工、學生學習、教師教課等等。這一變化，符合全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的願望。政治學習談得最多的是如何把工業、農業生產搞上去，把科學技術搞上去。後來提出超英趕美的口號也是大得人心的，大家都希望儘快地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使人民過上好日子，不再受帝國主義欺侮，這是革命先烈為之奮鬥的目標，也是我們這一代人希望實現的目標。
在全國大躍進的歡呼聲中，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學校傳達了電力部的决定：為滿足電力建設事業的需要，决定成立北京電力學院，在德勝門外小營建校。并决定，在新校舍建成前，先在北京電力學校原址辦校，大學本科、中專同時招生，統一領導。
為適應新的形勢，校黨委决定，成立動力、電力、電廠化學三個系，建立系黨支部，領導各系的建設與教學工作。我被任命為動力系黨支部書記，電力系教師陳秉堃任電力系支部書記（後調任水電部教育司副司長，水電出版社社長、黨委書記），物理教師安勃任電廠化學系支部書記（後調東北某大學工作）。他們兩位是1953年的大學畢業生，入黨時間較早，我是中專畢業生，工作纔兩年，入黨纔三年。
讓我擔此重任，我感到如履薄冰，一沒有理論水準，二沒有資歷，三沒有工作經驗。系裏的教師，大多是我的老師。我該怎麼辦呢？領導談話後我一夜未眠，苦苦思索。不幹是不行的，服從組織安排，不能說不幹，衹能趕鴨子上架，更勤奮地學習，多看馬列的書、毛主席的著作；虛心向老師們學習，更努力地工作，多請示彙報。我想衹要努力，就會慢慢地熟悉工作，何況領導就在身邊，不懂就問，儘可能避免犯錯誤。那時我仍不想放棄業務，仍然教課，叫“雙肩挑”。
我以三位校長為榜樣，與教師、學生打成一片，有事（包括對工作的想法）和他們商量，瞭解他們的工作、學習情況及需要，儘可能幫他們解决問題。我發現老師們仍以對學生的態度對待我，一方面尊重黨支部的决定，一方面也經常提醒我應注意的問題，使我感到沒有因工作的變化而改變我們之間的關係與感情，這給我極大的鼓舞與信心。
我非常感謝我的老師們，是他們教育我，培養我，而後又鼓勵我、支持我、幫助我做好各項工作，他們永遠是我的老師，也是我的好朋友。幾十年中，我到北京，都會去拜訪老師們，而老師們出差到武漢，也一定會來看我。在我人生中遇到困難的時候，他們會伸出熱情的手拉着我問寒問暖，到北京時會熱情地招待我，家宴不斷，讓我處于老師的懷抱中，處于朋友的擁抱中。此時此刻，沒有了痛苦與煩惱，衹有友誼與歡樂。
黨中央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號召後，報紙、廣播不斷地報導各地工農業生產情況，人們意氣風發，勞動熱情高漲，發揮了極大的創造力，到處放衛星。如糧食產量當時政府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指標是四、五、八，即黃河以北地區達到畝產400斤，黃河以南、長江以北地區達到畝產500斤，長江以南地區達到畝產800斤。而1958年有些地區放的衛星，畝產已達萬斤，甚至幾萬斤的，說小孩子可以在稻穗上走，還有幾千斤重的豬。
說實話，我當時是不信的。我是農村出身，種過地，養過豬，怎麼可能畝產萬斤、養出幾千斤重的豬呢？難道豬比牛還大？政治學習會一片懷疑聲，大家最後的結論是，報上講了，不可不信；我們沒有見過，也不可全信。工業上也有放衛星的，但不如農業上突出。
到一九五八年下半年，突出了鋼產量，十五年超英趕美，鋼鐵是關鍵，稱為元帥。元帥要升帳，指標是在一九五七年535萬噸的基礎上，1958年翻一番，達到年產1070萬噸。但到一九五八年七月底，纔生產出380萬噸，計劃一定要完成，于是就發動群衆來幹，這就是大煉鋼鐵的由來。
全黨動員全民動員，各行各業都來煉鋼。學校也不例外，各系都建了小高爐，由師生輪流煉鋼。黨委提出書記掛帥，開展評比。
第一次評比，動力系產量落後于電力系，受到院領導的批評，在大會上說：“動力系沒有動力。”我很失面子，沒有完成任務，對上不好交代，下對不起群衆，于是决心改進設備，加強領導，迎頭趕上。我三天三夜沒有睡覺，與師生一起，苦幹三晝夜，終于超過了電力系。
第二次評比，我們得了第一，我睡了一天一夜纔醒來。那段歷史，既刻骨銘心，也覺得很滑稽。
我們沒有學過鋼鐵專業，不懂煉鋼，就憑出去參觀過土法煉鋼，回來一講，就建小高爐，就煉鋼。煉出來的到底是鋼還是其他什麼，沒有標準，沒有檢驗，看到有鋼花出來，就認為煉好了。這些“鋼”被拉走了，算在1070萬噸當中。到底有沒有用，不得而知。
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是全方位的，工業、農業、教育、文化藝術、技術革命、水利建設，甚至除四害（老鼠、蒼蠅、蚊子、麻雀——後來改為蟑螂）、農村的公社化運動都有指標。所有這些方面的事情，都是以群衆運動的方式進行的。政治熱情高漲，氣勢磅礴，各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如教育的發展，農業的豐產，技術革命的開展解决了不少生產中的難題，農村水利建設成就顯著，全國實現公社化更是一大奇迹，等等。
但也造成了不少的失誤，如大煉鋼鐵，浪費嚴重，破壞了一些林業資源；勞動力轉移到煉鋼鐵，使一九五八年的農業沒有豐收。一時間浮誇風、共產風刮遍全國，一部分人產生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衹有沒想到的，沒有做不到的”這種唯意志論思想和不按經濟規律辦事的蠻幹作風。對于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歷來評價不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產生的原因，我認為在主觀上是為了儘快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使中國早日富強起來，不再受帝國主義的欺侮；在客觀上，由于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新的生產關係的形成為生產力的提高創造了條件，思想上、政治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經過整風、反右，取得了勝利，激發了人民群衆建設社會主義熱情。所以在黨中央作出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技術革命上來的决定時，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超英趕美符合人們的願望。把大躍進說成某人的狂熱空想是不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大躍進本身符合歷史發展要求，沒有錯。
我認為錯就錯在高指標，高指標造成了全民大煉鋼鐵；高指標形成了從上到下的浮誇風；高指標造成瞎指揮、說謊話；高指標造成了黨風的腐敗，不實事求是、欺上瞞下，為了保自己，編造謊言，打擊、排斥講真話的幹部，使黨內幹部不敢講真話，不敢堅持原則，不敢反對歪風邪氣，衹能講一個觀點，聽一種意見。高指標的產生，是上下互相影響的。在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風氣下，各級領導對指標層層加碼，提出比中央和毛主席要求更高的指標，反過來又影響到黨中央和毛主席，進一步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此幾經往復，提出的指標也就越來越遠離實際了。根據《毛澤東傳（1949—1976）》記載的材料，完全可以證實上述論斷。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和九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和英國共產黨主席波立特、總書記高蘭會談時講：“中國在十五年後將超過英國。我們今年的鋼產量是520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之後將達到1200萬噸（一九六二年），第三個五年計劃之後將是2000—2500萬噸（一九六七年），第四個五年計劃之後，也就是十五年之後（一九七二年）將是4000—4500萬噸。”高蘭說：“十五年後，（英國）頂多增加到3000萬噸。”毛主席覺得十五年趕超英國有把握了。
可到一九五八年的五、六月間，把鋼產量的指標一提再提，趕上英國的時間由十五年改為二至三年，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呢？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届二次會議通過“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綫，通過了十五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目標，通過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原計劃十二年），還通過了“苦幹三年，基本改變面貌”等口號。
六月六日，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向中央報告，認為華北地區的鋼生產能力，一九五九年底達到800萬噸是可能的。由此毛主席在報告上批示“一九六二年，可產6000萬噸鋼”。
六月十六日，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向中共政治局報送“二五”計劃要點，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任務是：提前實現農業發展綱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五年超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
同日，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向中央報送“二五”財政計劃要點，談到糧食增產時稱“今年麥季增產已經達到350多億斤，比1957年全年糧食增產的數字150億斤還要多200億斤”。
六月十七日，副總理兼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向中央政治局報告，一九五九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水準。據此，毛主席在報告上批示：“超過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衹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裏主要是鋼。”
六月十九日，毛主席問冶金部長王鶴壽，去年是530萬噸，今年能不能翻一番？王說可以，這樣就按1100萬噸布置了。毛主席後來說：“開始是600萬噸，第二本賬是700萬噸，第三本賬是800萬噸。”這裏的幾個指標是不同時期提出的，副總理薄一波最早的報告中提出一九五八年鋼產量為624.8萬噸（第一本賬）；四月五日國家經委根據各地報來的產量彙總指標為711萬噸（第二本賬）；五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决定的800萬噸到850萬噸稱為第三本賬。
六月二十一日，冶金部黨組報告：從各大協作區會議的情況看，明年（指一九五九年）鋼的產量可以超過3000萬噸，1962年的生產水準可能達到八九千萬噸以上。
六月二十五日，副總理譚震林報告，華東四省一市（閩、浙、蘇、皖、滬）今年糧食產量可能達到一千二百幾十億斤，比去年增產500多億斤。原先設想的4—5年完成的任務，一年就完成了。全國糧食的產量估計可達到5000億斤以上。
這就是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後一個月內發生的情況。
指標的報告者，都是主管部門的最高領導人，中央、毛主席不相信他們又能相信誰呢？這些領導人又是聽各省的彙報，他們不相信省裏的負責人又相信誰呢？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出在中央向下壓指標，根據需要而不是根據實際來定指標。上面定的指標，下面說完成有困難，輕則批評幹勁不足，重則批判右傾保守，幹部考核、升遷均與完成指標有關。在這雙重壓力下，下級不能也不敢違背上級的意志。所以實際情況是上面的指標分到下面去，層層加碼；下面再將已經加碼的指標再加一層報上去，省裏又把經過雙層加碼的指標報中央；中央又以此為基礎來制定新的指標。于是指標越來越高，離實際情況就越來越遠。以上記述可以說明這一點，我自己的經歷也可佐證這一點。
北京電力學院大煉鋼鐵時，市委大學工作部給的任務是60噸，黨委把任務分配到下面變成了80噸：動力系25噸、電力系25噸、電廠化學系15噸、行政部門15噸。我系建了三個小高爐，我又要求每個高爐必須定為10噸。
北京市委布置的任務，具體到生產單位的小高爐，指標提了兩次。在黨委布置任務的會上，書記問我能完成多少噸，我說超額完成25噸。其實此時既沒有生產設備，也不懂得生產技術，心裏是無數的，完全憑着必須超額完成任務的信念和不要被扣上右傾保守帽子的想法而表態的。
學校負責原料供應、後勤保障，我們負責煉鋼。于是去參觀學習，建小高爐，日夜堅守小高爐旁，直到完成任務。大家關心的是指標，今天完成多少、還有多少。我想各地的情況大同小異，高指標的來歷就是這樣的。
對于高指標及所產生的各種問題，幹部群衆不是沒有看法，但公開反對的沒有，不同意見也聽不到。為什麼會這樣？中央一級的領導人瞭解全局，掌握全局，難道不瞭解實際情況嗎？不是的。衹能說，在那種形勢下，一是不能說，二是說了也沒有用。
另外就是嚴重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這與整風反右有關，本來整風的目標是反對三個主義的，但右派的進攻中斷了整風。反右派鬥爭使得整風運動草草收場，把對領導人提意見混同為向黨進攻，使本來存在三個主義的領導人認為自己是右派進攻的目標，不去深入檢查并改正自己的錯誤，反而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堅持并擴大錯誤。而群衆認為党的領導人就是党，不能對他們提出批評意見，同時也不敢提反對意見，怕被扣上右傾、反黨的帽子。
這種情況後來多次出現，如1959年的反右傾，本來廬山會議是糾左的，因彭德懷的問題而轉為反右傾。因此不僅沒有克服1957年前後產生的左的錯誤，反而加速了左的錯誤的滋長。文化大革命中，對一些幹部的衝擊，對幹部改正錯誤，到群衆中去，與群衆打成一片，克服官氣、驕氣、嬌氣是有好處的。但文革被徹底否定後，他們成了反文革的英雄，并以在文革中受衝擊為榮，將受到的衝擊當成政治資本，對自己的缺點、錯誤不僅不改，而且有新發展。這是廣大群衆有目共睹的事實，也是深刻的教訓，因為沒有認真總結、吸取教訓，所以一再出現這種情況。
意大利共產黨領袖陶裏亞蒂曾經說過，中國共產黨的悲哀在于他們始終把成績歸于活着的、在臺上的領導人，而把錯誤和缺點歸于已經下臺或已經死了的領導人。這個看法不是沒有道理的。

（四）嘗試教育改革

一九六一年（或一九六○年）冬，北京電力學院校區在北郊清河鎮小營初步建成。師資和設備根據需要和可能分成大學和中專兩部分，大學部搬到清河小營校址，中專部仍在西直門外北下關北京電力學校原址。我到大學部工作，仍任動力系黨支部書記（專職）。
一九六三年寒假結束，開學不久，黨委書記找我談話，要我到電廠化學系任支部書記，原因是原支部書記與系行政領導關係不融洽，已經很難開展工作了。鑒于我在動力系五年的工作中各方面都比較滿意，特別在處理與老知識分子關係方面很有成效，所以黨委决定調我到電廠化學系去迅速改變那裏的局面，把工作搞上去。
說實話，我捨不得離開動力系，因為對專業比較熟悉，人際關係較好，工作也較順利。到新單位不僅人際關係要重新打開，專業也不熟悉，加上電廠化學系由于黨政關係長期不融洽，教師夾在中間很難處，多數教師兩邊不得罪，除了份內事，對系裏工作不太關心。這種情況，中層以上領導都知道。
系主任王杏卿是我的化學老師，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生畢業，解放後回國，是我國電廠化學學科的奠基者之一。她工作認真，有事業心，也有個性，對看不慣的事就要說，不唯唯諾諾。與她的關係一旦搞僵，就很難扭過來。我怕去了後重蹈前任的覆轍，有點不想去。但黨委的决定又不能違背，衹得硬着頭皮去上任。
到任後，頭三個月作調查研究，弄清問題的所在，瞭解教師們的想法和系主任的想法。在此基礎上，黨支部制定了一個三年規劃，總的要求是：團結全系師生，進行教學改革，建設一個適應國家發展需要的電廠化學學科。方向是：教學、生產、科研三結合，改革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
第一年着重調整各方面的關係，把教師的思想調動到教育革命上來，以共同的奮鬥目標來緩解相互之間的各種矛盾，在此基礎上進行一些教改前的準備工作，如讓基礎課教師、普通課教師學習專業知識。電廠化學是為發電廠動力設備服務的，是處理好煤、水、油的一個專業。教師不瞭解所服務對象的設備結構及其對煤、水、油的要求，怎麼能服務好呢？
第二年，師生到北京東郊熱電廠進行教學、生產、科研的實踐活動。通過生產活動，既能和工人同志打成一片，學習工人的優秀品質，提高思想覺悟，也能從生產中發現問題，經過研究來解决問題，提高師生的業務水準。
第三年，提出一整套從課程設置到教學大綱、教學方法、考試方法、畢業論文實戰等方面的改革方案。
我們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决定，是因為在調研中發現，所謂黨政矛盾、教師之間的各種矛盾、教師積極性不高，根本原因是系裏沒有一個中心任務，而這個任務又必須是大家都關心的，這樣纔能把大家的注意力、積極性調動起來，有了共同的奮鬥目標，都致力于一個目標，一些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電廠化學是新的學科，北京電力學院是全國第一個建立這一學科的，當時有好幾個學校派教師來進修、學習。這個專業需要深化、完善，這是王主任和全系教師的共同願望。故一提出教育改革目標，立即得到王主任及其他老師的支持，學習和工作的積極性都非常高。
北京電力學院選址清河小營，因為那裏已經建了電力部的一個研究機構——技術改進局。當時主管教育的馮仲雲副部長還計劃在小營建一個20萬kW的熱電廠，作為電力事業的教學、生產、科研的三結合基地。電力部技改局局長兼任電力學院的副院長，便于人員、實驗室的借用、調動。我們到東郊熱電廠搞教改，也是源于此設想。
上述方案經黨委同意後實施，第一年效果非常明顯，電廠化學系不再是一盤散沙了。大家團結一致、目標明確、奮發向前，顯得生氣勃勃。第二年（一九六四年）新學期開始，分批組織教師到東郊熱電廠參加生產，瞭解生產中存在的問題，準備現場教學。暑假後組織學生下廠進行現場教學、參加生產勞動和有關的科研工作，一方面為課程改革作準備，一方面為今後的三結合教育摸索經驗。電廠方面也熱情支持，可以講各方面都比較順利，按黨支部預定的計劃進行着。
正當我們如火如荼地進行教學改革探索的時候，水電部教育司正進行部內院系調整的準備工作，準備把北京電力學院的電廠化學專業及電力系的高電壓專業調整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以加強後者電力專業方面的力量，使之水利與電力兩條腿平衡，把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打造成全國重點大學。
我是在寒假結束前（一九六五年初）纔被告知的。兩位書記找我談話，我毫無思想準備，當時還在想寒假後教改如何深入。我問：為什麼這樣决定？北京電力學院七個專業，是一所比較完整的電力方面的高等院校。現在把電廠化學專業調走，電力學院就有頭無尾了。而該專業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已經建立起來了，他們的不少老師在我們這裏進修過。再說，教學改革已初見成效，這一調動，就前功盡棄了。
書記說，院黨委原來考慮電廠化學專業是要留下的，教育司來人找××、×××談話後，改變了原來的决定。他還說，我們不想讓你走，想了很多辦法，如去搞四清運動、系裏設代理書記。但對方指名道姓非要你去不可。我們堅持，後來他們告到部裏，部裏指示為使調整順利進行，要顧全大局，動員張建成去武漢。書記的話，後來為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當時到北京辦理接收工作的韓德勇同志（後任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組織部長、紀委書記）所證實。他在回憶錄《一路走來》中這樣寫道：“在我們跟北京電力學院進行交接時，他們學校的幹部科科長提出，在這兩個專業的教師和專職幹部中要將張建成留下，其餘的人員都來武漢……後來好像是由教育司給北京電力學院打了招呼，纔把張建成爭來的。”
我知道北京電力學院的領導很賞識我，想把我留在北京，因為部裏出面講話，知道留不住，纔找我談話。這就是為什麼直到一九六五年初纔找我談話的原因。其實他們在我到武漢後，仍想爭取我回北京電力學院工作。文化革命中，梁超書記三次南下武漢，希望我到保定去（當時北京電力學院已遷往保定，改名華北電力學院），直到後來教育司出面，雖未調成，但我心裏感謝北京電力學院的老領導和部領導對我的關愛！
寒假前，終于公布了兩個專業調到武漢的事，宣布了到武漢的教職工名單，决定春節前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報到，寒假後學生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上課。
宣布後，教師中稍有震動，但因全系師生都到武漢，所以大的問題沒有。因這次調動，電廠化學專業的教改就此夭折，師生都感到遺憾。我雖然口頭上講到武漢後繼續進行，但心裏明白，到武漢後，我已不可能再和大家一起搞教改了。這是我此生的憾事之一。
（五）告別北京
從宣布調往武漢到正式啟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其間動員、做思想工作，實驗設備裝箱、發運，家具托運，還要進行學期考試等，相當緊張。直到一月二十日左右，纔松一口氣。
此時我纔想起自己雖在北京學習、工作十二年，但許多地方還未去過，此一別，不知何日再來。于是安排了兩天到北京各地轉一轉，如天壇、先農壇、紫竹院，以及東單、西單等商業繁華地帶，還專門到前門大柵欄吃了一餐北京風味的小吃。
長城是來不及去了，衹好等以後有機會再去。如今我已年近八旬，仍未到長城一游。“不到長城非好漢”，大概是應去而未去，所以到頭來一事無成，碌碌一生。但從另一側面可以說明，我在北京的十二年是全力以赴地學習和工作的，很多地方有機會去，却總因學習、工作而放棄，總以為以後會有機會去的，當時也未想過會這麼快離開北京。
告別北京，感慨良多。上海是生我、養育我的地方，是我的故鄉。鄉音難改、故土難離，對我來講，千真萬確。所以近年來我每年要回上海老家住一個月，看看老朋友，陪陪我父母的亡靈，是一種無法回故鄉生活的自我安慰。北京是給我知識、給我政治生命的地方，是我成家立業，結婚生子，逐漸成長、成熟的地方，說是我的第二故鄉，一點也不為過。
告別北京，同樣產生了當初告別上海到北京讀書時的感覺，惜別！不過那時認為讀完書會回上海。如今無論從認識上、經歷上都比過去大大長進了，也就沒有了再回北京的奢望。此去不會複返，所以特別感到依依不捨。
北京讓我認識了很多共產黨人，他們的行動讓我深化了對共產黨的認識，從而確立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决心，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學生中的共產黨員，大多為轉業軍人或調幹生，他們年齡偏大、學習基礎較差，但學習認真、刻苦，把搞好學習當成是黨交給他們的任務。另一方面，他們也把幫助同學進步看作是他們應盡的義務。所以在同學有思想問題、有困難的時候，他們一定會犧牲自己的休息、學習時間，幫助這些同學提高思想認識、解决具體困難。這些黨員在班上威信都很高，為了讓他們能有更充裕的時間學習，領導上沒有安排他們當班幹部，但他們都主動地幫助班幹部工作。
我是班上的團支書，班上不任班幹部的黨員同學是我的“上級”，我總喜歡和他們討論研究工作、徵求他們的意見，他們也總是熱忱地幫助我。
我所接觸的老幹部，無論是校領導，還是部裏的一些領導，他們多數是身經百戰的老戰士，也有少數是出生入死的地下黨員。他們都對工作認真負責，對群衆平易近人，不擺領導架子，對幹部則要求極嚴，生活上與群衆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食堂用餐，排隊打飯買菜，與群衆同桌吃飯，有說有笑，都是以幹好工作為標準。每到晚上，總可以見到領導同志在學生宿舍、教工宿舍中轉來轉去。
領導帶頭，群衆怎麼會不積極工作呢？電力部負責學校工作的副部長（先是馮仲方，後是張季農）及教育司的領導，經常到學校來瞭解情況，實地解决問題，聽取各方面的彙報，包括我們學生實習情況的彙報，他們都認真地聽，并作記錄，不輕易打斷別人的發言，顯示出對彙報者的尊重。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各級領導在聽取彙報後，總是問“需要我們做些什麼工作？”好像他們不是領導，而是為彙報者服務的。後來我認識到，其實這正是一個共產黨人應該站的位置，即共產黨員是人民的勤務員，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可惜現在再也難見到這樣的領導幹部，更聽不到這樣的話了。
我從這些共產黨人的身上，看到了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他們沒有自己的私利，階級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為了階級的、黨的利益可以犧牲個人的一切。
我參加中國共產黨，意味着把一切交給了黨，事事處處要為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着想，跟着黨，和人民群衆一起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終身。我至今仍在為此而努力，我不會背叛自己的信仰，不會忘却自己的入黨誓言。
北京給我創造了鍛煉與成長的機會，中國共產黨通過北京電力學校（院）的黨組織及學校各級領導，始終關注、關愛我的成長，使我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人生觀及世界觀，以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認識世界，認識社會發展的歷史，認識社會變革的歷史規律，并以此來指導自己的行動。
党一直關懷我這個貧農的兒子，從入學的第一天起，黨通過她的戰士——共產黨員關懷我的一舉一動，指導我如何認識事物，如何正確對待困難，如何正確對待自己，而後又耐心地、孜孜不倦地培養教育我成長為一名共產黨員。
剛參加工作，從預備黨員轉正為正式黨員後三個多月，就讓我擔任教師黨支部委員，參與學校教師隊伍的思想建設與組織建設，給我以鍛煉的機會。
一九五八年，北京電力學院成立，各系成立黨支部，安排我擔任動力系專職支部書記，獨當一面，為我創造了更高層次的鍛煉機會，又讓我到北京市委黨校學習，以提高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水準。每次迎接外賓，“五一”、“十一”大型活動的標兵工作，由我組織和負責，鍛煉了我的組織能力。
如果說我在工作上曾經取得過一些成績，工作能力有所提高，都是組織上給我機會鍛煉的結果。
黨組織和領導上對我的關懷與培養不僅在思想上、工作上，而是全方位的。例如，一九五八年夏天我結婚，從房子到傢具、結婚典禮都是領導上安排的，校長親自參加婚禮。我愛人的工作調動，也是領導主動辦的，我沒有提出，也沒有寫過申請。
一九五九年我愛人從東北到北京電力學院探親，黨委宮志堅書記見到後，問我想不想讓愛人到學校工作，我說當然希望她來北京。宮問我，你愛人是學什麼的？我說是學醫的，現在撫順東部醫院工作。她說，你叫她到醫務所上班。我說手續還沒有辦，怎麼上班，宮書記說，你不要管了，我叫人事科去辦，你告訴他們單位地址就可以了。就這樣，我愛人從此在北京電力學院上班，一切手續由人事科辦理，她的行李也是由她的同學寄來的。
一九六○年春節前，我和愛人送我母親回上海，在上海親戚家母親突發中風，送華山醫院搶救。我請求學校借錢，學校當天電匯400元（是我當時工資的8倍），解了我燃眉之急。我家經濟一直比較困難，組織上逢年過節主動給我補助，雖然不能根本上解决問題，但這份心意讓我感激不盡。
在政治待遇上，組織上更是處處為我創造機會。周總理作的關于中蘇問題的報告，我是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聽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德累斯頓交響樂團在人大會堂演出，學校衹有兩張票，組織上讓我去；北京市文教群英會我是正式代表，全國文教群英會我是列席代表；每次迎接外賓群衆歡迎、中央領導人游園、中央領導人逝世吊唁活動、人民大會堂宴會、國慶十周年上觀禮台觀禮等等都有我的份。很多事不是人人都有機會的，我有機會參與，讓我感到幸福，既開闊視野，也深感組織上對我的信任與關懷。
北京與共和國一樣，十二年中突飛猛進，馬路變寬了、變平了；汽車多了、馬車少了；高樓多了，十大建築屹立在長安街兩旁；商業更繁榮了，蔬菜品種多了，米、面多了，人口多了等等。變化日新月異，叫人看不夠。
我在北京的十二年，祖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現今要離開北京了，思緒萬千、依依不捨、無可奈何，衹有默默地思念、祝福。

四、新的崗位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早上7點多鐘，列車停靠在武昌火車站，從北京調整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教職工連同他們的家屬，以及寒假未回家的兩個專業的學生，一起來到了武漢，在車站受到了以張茀承副書記為首的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各級領導的熱情迎接。

（一）印象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是水利電力部重點建設的高等學府，是培養水利電力事業建設人才的搖籃。學院位于武昌東湖之濱、珞珈山畔，北臨東湖，南依珞珈山，與著名的武漢大學相鄰。校區綠樹成蔭、四季有花、風景秀麗，漫步校園，使人心曠神怡。我們從北方的冬天來到此地，這種外在環境的變化，給人以一種溫馨、舒適的感覺，使離別北京的抑鬱心情也有所舒展。我兒子張益民當時剛滿5歲，一下車看到綠色的草地就去打滾，那種開心的樣子，至今難以忘懷。
整個校園是東西長南北窄，布局合理有序，從東到西依次為學生生活區（包括學生宿舍、學生食堂、運動場、體育館等）、教學區（包括教室、圖書館、實驗室、實習工廠等）、行政辦公區（包括行政樓、司機房、衛生院、印刷廠等）、教工生活區（包括教工宿舍、教工食堂、教工俱樂部、郵局、銀行、商店、糧店、煤店等），在校區，一般生活用品均能買到。
對于這樣的工作、生活環境，我是滿意的。既來之，則安之。我將在這裏戰鬥與生活，在新的工作崗位上將一如既往、全力以赴，為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教育事業添磚加瓦！這是到新工作崗位後的第一印象。
黨委為歡迎我們的到來，專門開了一個歡迎會。在行政樓會議室開的，主要參會者是各級領導幹部。我們初來乍到，誰也不認識。張茀承副書記講話後，我也代表北京來的教職工講話，表示在黨委領導下，服從安排，努力工作，不辜負黨的期望，基本上是表態性質的。
教務處長揭曽佑教授的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前身是武漢水利學院，是由全國8所高等院校的水利專業合并而成，成員來自全國各地。但到武漢後，在黨委領導下，大家團結一致，心裏沒有了以前單位的情結，衹有武漢水利學院，所以學校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我們學校黨委是團結的，對大家是一視同仁的。希望北京來的老師們、同志們在黨委領導下服從安排，有問題通過組織系統反映，不要在背後議論，更不要找你們原來的領導談，防止搞宗派活動，這是不允許的。
這是一種警告！警告誰？當然是警告我，不要搞宗派活動。這次會議給了我另一印象，武漢和北京不一樣，要謹慎從事。
北京電力學院的那種上下關係、同事關係，在這裏會產生誤會。因此，我要求北京來的同志，今後有什麼事不要找我，找你們現在的領導，也不要到我家裏來串門，我也不會到你們家去，以免產生不必要的誤會。
我不知道揭曽佑處長的講話內容是他自己的想法，抑或有人授意，但後來發生的事，讓我感覺是有人以宗派主義的情緒先發制人，讓人不能對他們的安排說三道四。
如北京來了兩位系主任，一位是電力系系主任戚秉一，一位是電廠化學系系主任王杏卿，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後，兩位系主任儘管業務水準、工作能力均高于武漢的老師，但他們衹能當一般教師；北京來的電廠化學專業的老師都在武漢老師的領導下，儘管武漢的這些老師是在北京培訓過的。
對于這樣的安排，北京來的同志有看法。據我所知，武漢方面既未徵求過北京方面領導的意見，更沒有徵求過調來武漢工作的同志的意見。
誰有不同意見、有想法，就扣以宗派情緒的帽子。我這纔弄明白揭曽佑處長講話的真諦。
概括來講，到武漢後的印象是，外在環境比北京好，內在環境與北京不一樣，有一種姑娘出嫁到婆家的感覺，要夾着尾巴做人。

（二）新的工作崗位

北京來的兩個專業均歸于三系（電力系）建制，我被安排擔任系黨總支委員、分團委書記，負責學生方面的日常工作，受系黨總支、院團委雙重領導。各年級的政治輔導員（專職）是我工作的助手，他們多數是分團委的委員。
對于組織上安排的工作，我是欣然接受的，因為學校的一切工作，都是為着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進行的，也就是圍繞着培養學生進行的，我能直接做學生工作，覺得很有意義。同時，這項工作也不陌生，過去在系裏當領導，也要抓學生工作，比起北京的工作，這裏更單純、專一了。
一九六五年新學年開始，大約九月下旬，黨委組織部潘平科長找我談話，告訴我，黨委决定調我到院團委工作，原團委書記朱冠先同志要調任其他工作，所以要我立即到任，并告訴我，“提”我為副科級。
我這纔知道，在北京幹了8年的“中層幹部”、系級領導原來是個“白丁”，在這兒什麼也不是！在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召開高校中層幹部會，讓我去參加；黨內傳達重要文件，中層以上幹部參加，也讓我去。現在看來，北京電力學院的做法，可能是為了方便我的工作，也可能是對我法外施恩。
對于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領導上的安排，我很感激，讓我到團委工作，說明領導上對我是器重的，因為團委是黨委培養、鍛煉幹部的地方。
到任後，黨委張茀承副書記和我談了話，主要講團委工作的重要性。他說，團委主要做學生方面的工作，是學校的半邊天。學生工作做好了，學校工作的一半就做好了。他希望我繼續努力，把團委工作做好，同時指示我籌備第六届團代會，起草工作報告，籌畫團代表選舉、新一届團委成員的選擇，工作進展情況向黨委報告，工作報告要經黨委討論。他肯定了我來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後的工作與表現，說黨委對我是信任的，并寄予厚望。
到團委後，首先熟悉環境與工作。聽同事的介紹，團委工作什麼都管（指學生方面的工作），思想，學習，吹、拉、彈、唱，吃、喝、拉、撒，意思是學生的事情，什麼都得管。
根據黨委的要求和同事們的介紹，及我在系裏工作的經驗，我把學生工作的方方面面分成幾條綫，既抓住重點，又要面面俱到，不留死角。
重點是抓學生的思想教育和學習，這條綫由團委→分團委→輔導員來完成，團委分工由我負責主抓；學生生活、文體活動、宣傳活動，這條綫由團委→學生會有關部（生活部、文體部、宣傳部）來完成，由團委副書記王紹良同志主抓，團委宣傳部長吳冠英同志配合；學習毛主席著作以及面上情況的瞭解，由團委組織部長屠莉莉同志負責抓。
為保證學生能安心學習，要做好各方面的協調工作，與福利科保持聯繫，保證學生浴室的開放，搞好伙食；與保衛科聯繫，保證學生區的治安；與體育教研室研究，如何開展學生體育活動及保證體育器材的供應等問題；與衛生科聯繫，為方便學生看病，在學生區開展巡診活動，為保持學生區清潔衛生，定期打藥消毒等。
為使各項工作落到實處，我們團委幹部都要到學生中去，每人要抓一個班的點，要住到學生宿舍去，在學生食堂用餐，與學生同活動。團委安排團委幹部顏國旗一個人值班。
我們提倡抓兩頭帶中間的工作方法，這些措施的貫徹執行，使我們既能瞭解面上的情況，也能及時掌握在學生中發生的問題，工作比較順暢，黨委也較滿意。
學生思想工作的重點是通過學習毛主席著作、通過政治課的系統學習、通過各種活動，讓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解决好為什麼學習、為誰學習的問題，使學生努力、刻苦地學習，培養嚴于律己、艱苦奮鬥的作風，做到團結一致、共同進步。所以我主張政治思想工作應該落實到思想好、學習好、身體好的實處，讓學生以學習為主，全面發展。
我和一系（農水系）分團委書記程勵同志抓了一個學用毛主席思想比較好的典型，這個學生是農水四年級的李貞儒。說是“抓”，因為他不是“培養”出來的，而是在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潮中“湧現”出來的。
程勵同志發現後，對我講了李貞儒的情況：他是班幹部，學習成績一直很好，社會工作也不錯，特別是積極主動地學習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指導自己的行動。
開始時，我是抱着瞭解實際情況的心態去找李貞儒交談的，經過幾次交談，發現他學的東西不少，理解得比較深入，特別是運用矛盾論、辯證法于業務學習上很有成效。這很符合我的想法，于是我和程勵同志商量要總結李貞儒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經驗，并作為典型在全校推廣。
材料整出來後，我向張茀承副書記作了彙報，他很支持。我們讓李貞儒先在系裏介紹他的情況，反應很好，又在全校講，同學們受到啟發，在學生中掀起了一股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熱潮。
團委把李貞儒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上報給團省委，李貞儒被評為湖北省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在全省有關會上作了報告，有一定的影響。李貞儒因此成了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知名人物，也因此讓他的人生開始披上了悲喜劇的色彩。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當作修正主義的苗子受到學生的批判。我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站出來支持造反派後，在學生中申明，李貞儒這個典型是我整出來的，是我一手樹起來的，他沒有錯也沒有任何責任，有錯，責任在我，大家可以批判我，不應該批判李貞儒。同學們聽了我的話，從此再也沒有批判過李貞儒。
文革結束後，李貞儒返校讀研究生，畢業後留校工作。可能是因為學生時期的影響，也可能是由于他各方面條件較好，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很快被提拔為黨委常委、組織部長、黨委副書記。
地位變了，環境變了，他放棄了自己成長過程中視為法寶的毛澤東思想，從而一再犯錯誤，陷入泥潭難以自拔，最後走上了絕路。
可惜啊！一顆多好的苗子，在成長過程中，“蟲子”進入了他的肌體，由于護林人認為“蟲子”無關緊要，衹要樹能長就行，于是周圍“蟲子”越來越多，而肌體內的“蟲子”膽子也就越來越大，終于使這棵本來已經病得不輕的樹枯萎了。這是李貞儒放棄了毛澤東思想、放棄了思想改造的必然結果。這是他的不幸，然而護林人的責任是無法推諉的。因為是你衹看表面、不看實質，容忍“蟲子”吞噬樹木的肌體，最終導致樹木的枯萎死亡！
其實如李貞儒者，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就出過好幾個，全省、全國不知有多少！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目睹發生于眼前的一切，痛苦之情難于言表，無可奈何。悲哉！
在學生思想工作中除了抓好先進典型外，對所謂後進學生的工作我也十分重視。因為做好後進學生的工作，是我們的責任，使學校培養的學生都能符合國家的要求，為國、為人民效力，如果有學生跟不上形勢，掉隊了，那是我們沒有盡到責任。所以當我聽到輔導員講某同學如何不好、思想如何落後時，我總要親自找本人談話，瞭解情況。
根據我在北京工作的經驗，無論是學生還是教師，所謂落後分子、思想反動等，其實并非如此，通過交談、溝通，很多情況是不屬實的，有些是無限上綱的。即使有些話、有些事是真的，不同的處理方法也會有不同的效果。
這些情况在武漢、在北京都有。北京電力學院六四届電廠化學專業有一位畢業生，平時輔導員說他落後，我找他交談，瞭解到的情况不像反映的那樣。這個學生是上海人，思想比較活躍，性格直率。不管你是誰，他有不同看法，就要和你辯論。輔導員認為他自高自大、自以為是、不尊重老師，對他反感。我却認為這樣的學生不錯，敢于講話，敢于表達自己的看法，我們應該提倡。輔導員在他的畢業鑒定中寫上了他自己的看法，我在審查時否定了，要他重寫。我說，畢業鑒定對于一個剛走上工作崗位的人是多麼重要，不能憑自己的喜好來寫，要實事求是地寫。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在上海電力局見到他（同學聚會），他說，張老師，要不是你把我的鑒定改了，我這輩子可就完了。此時他任電力局一個處的處長。另一位同學講：張老師，分配時，你大筆一揮，我到了上海，有了今天，如果揮到邊區，那就是另一種情况了。
此後，我想得很多，我們的工作涉及到青年人的未來。往大裏講，涉及到國家的未來。處理得好，為國家培養了一個人才；處理不好，為國家建設設置了一個障礙。
在北京電力學院動力系工作時，我系一個青年教師偷看女生洗澡被學校抓住了。在討論處理意見時，我堅持不能以流氓論處，青年犯錯誤要給以改正錯誤的機會，不能公開，不要擴大影響。一公開，這個教師一輩子抬不起頭，對今後的戀愛婚姻都會有影響。不能因犯了這次錯誤影響他一輩子。領導同意我的意見，并决定交由系裏處理。他痛哭着說：一失足成千古恨，這輩子完了。我對他的錯誤進行了批評，要他從思想上檢查，今後不要再犯，并建議他離開學校。後來他調到某出版社，結婚生子，工作很好，進步很快，最後職務是出版社總編輯。他也一直很感謝我，其實我們并無私交。
我在任何時候都不同意把犯有錯誤的人一棍子打死，這對于個人及社會都是沒有好處的。我們有些做思想工作的人并不瞭解人的思想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轉化的，我們的任務正是要創造這樣一種條件，使人的不正確思想向正確方面轉化，以便有利于社會的發展。
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三系水動專業有一個學生叫譚伏生，湖南人，下面彙報說他有反動思想，而且很頑固。我找他交流，發現他的問題很簡單，也很實在。簡單講就是：說為人民服務，為什麼領導與老百姓兩重天？
他家在農村貧困地區，家裏生活很困難，據他講，他們那裏的老百姓經常餓飯（吃不飽），但當官的都吃得好、住得好。中央經常國宴招待外國人，中國人吃不飽，好東西讓外國人吃了，想不通。老百姓整年在地裏勞動都是應該的，為什麼領導難得到地裏一趟，做個勞動的樣子，前呼後擁，拍照登報，還要拍電影放給大家看，想不通，他特別舉了劉少奇到湖南視察的例子（那時劉少奇是國家主席）。譚伏生的話就成了反動思想。學校保衛科準備上報省公安廳（作為反動學生），我反對，并自告奮勇去做工作。
經過幾次交談，我感到他說的問題都存在，反映了毛主席早就批評的現象：進城了，有些領導做官當老爺了。文革中我更深入地認識到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官僚資產階級，他們高高在上，脫離人民群衆，出門前呼後擁，擺樣子調查，看望群衆、勞動都要照相登報，顯示與衆不同、高人一等。譚的反映有正確的一面，另一方面，譚在思想上陷入了絕對平均主義的思維而無法自拔。他認為既然共產黨說一切為了人民、為人民服務，那麼領導與群衆應該一個樣，一樣的勞動、一樣的生活，他鑽進了牛角尖。我找他談過不下20次，我們之間可以爭論、討論，他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
後來文革開始，學生思想工作由黨的系統來管，我也就沒有再到學生中去。聽說他神經錯亂、跳樓自殺，我很內疚，因為我沒有盡到責任，沒有把譚伏生救過來。
教育者先受教育，教育者的人格、品德應該受到人們的認同與尊重，教育者應該身體力行，應該具備教書育人的基本條件。我從進入學校起，特別到北京後，注意學習老革命的革命意志和人生品德，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認真修煉自己，使自己成為一名合格的教育工作者。我要求自己、也要求學生不謀私利，對違反公衆利益與原則的事要敢于反對與鬥爭，要做老實人、辦老實事。
但要做到這些，有時是要吃虧的。記得在我負責學校總務工作時，有一批新房子分配，黨委討論决定了分配的條件，由我負責執行。找的人很多，我都明確按條件排隊，有就有，沒有就沒有。黨委安排我一套三室一廳住房，我拒絕了。因為我負責分房工作，自己先安排了，那就無法工作了（我當時與一位老師家合住一套三居室房）。我沒有私欲，所以腰杆子就硬。後來有三位院領導給我寫條子，要我考慮某些人的要求。我在黨委會上提了意見，我說分房條件、分房文件是黨委討論通過的，我是執行者，衹能按文件辦，否則牽一髮而動全身，有一個不合條件，工作就無法正常進行。你們給我寫條，我不執行是抗上，執行了就違反黨委的决定，而且工作無法進行下去。我該怎麼辦？寫條子的領導不吭氣，沒有寫條子的要求我堅决按黨委的决定辦。會後，三位領導都收回了條子，我知道得罪了他們，以後會有小鞋穿的。
電化六四九二班班長陸和寶，是一個學習成績、工作能力、思想品德都很好的學生，我介紹他入了黨。到工作崗位後由于表現突出，很早就被提拔擔任領導職務，但在電廠領導（廠長、黨委書記）崗位上停滯了。一九九三年我到青島辦事，路過濟南去看他，他時任黃台電廠廠長。吃飯時，他的秘書說：您是廠長的老師，廠長陪您吃飯，親自安排車子、住宿。省裏領導、部裏來人，廠長從來不陪客的。這種情况，我以前聽說過，看來是真的。飯後送我到住處聊天時，我問他，根據你的條件，早該到省局了，怎麼老在原地不動？他說，這要問你呀。我說，與我有關嗎？他說有關係：“在學校時，你是怎麼教育我們的？我就是按你說的做。有些領導來電廠，工作是次要的，也解决不了多少實際問題，來了吃、喝、玩少不了，走時還要拿東西。我就看不慣，除工作接觸外，其他的我不管，也不陪，他們怎麼能喜歡我呢？”我說，這麼說我害了你了。他說，不，我願意！這樣踏實。後來聽說一位從山東電力局調水電部當領導的說，像陸和寶這樣的人不能再提拔，太不懂事了。
由此可見，頂風，特別是頂領導的不正之風是要冒風險的，個人的利益會受到一些影響的，這就不難理解現在官場的風氣了。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第六届團員代表大會經過幾個月的籌備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召開，我在會上作了工作報告。經過討論，通過了報告，選舉了新一届的委員會。我被推選為第一副書記（缺書記），王紹良為副書記，我也就正式成為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團委的領導人了。
由于團委同志的努力，及各系分團委和輔導員的辛勤工作，學生會幹部及各班團支部的積極工作，更由于黨委的領導及大力支持，學生工作顯得朝氣蓬勃。學習毛主席著作形成了熱潮；業務學習成績普遍很好；文體活動開展得紅紅火火；文工團各隊積極開展工作、排練節目，定期為學生演出，高校匯演成績優異；體育大隊各代表隊成績不斷提高，武漢地區高校運動會總成績保持前三，排球隊獲冠軍；群衆性體育運動開展得也很好，每天早晨，特別是下午四點以後，操場擠滿了鍛煉的學生；游泳運動更為突出，每次渡長江，儀仗隊總由我校師生擔任，我校的冬泳隊更在武漢市首屈一指。向解放軍學習，展開環境衛生競賽，宿舍明亮，被褥都要叠出棱角來，窗框、門框不能有灰塵，治安情况也好。總之學生中各方面情况令人滿意，我又熱愛上新的工作了。

（三）出席團中央座談會

一九六六年春節期間，王海容向毛主席彙報了學生中的一些問題，後來毛主席給王海容寫了一封信，談了對學校教育工作、學生上課、考試等方面的意見。團中央于一九六六年三月在北京召開了部分高校團委書記、部分省市團委學校部長座談會，學習毛主席給王海容的一封信，并討論學生工作方面的一些問題。
參加會議的有三十多人，主要是北京市一些高校的團委書記，一些高校比較集中的省市如四川、上海、陝西、湖北、山東等，每省（市）2人，一人是省（市）團委學校部長，另一人是高校的團委書記。湖北省是我和團省委的范部長去的。
座談會由團中央書記楊海波主持，傳達了毛主席給王海容的信。楊海波要求我們安下心來，用一周的時間學習討論，領會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把主席的思想貫徹到實際工作中去。以後的會議一直是小組會，京外代表為一個小組，約十來個人，楊海波也經常參加我們的會。
毛主席給王海容的信，內容主要是從教育思想到教學方法的一些指導性意見，以及對考試、學制、調皮學生的看法等等，內容與後來公布的毛主席一九六五年春節關于教育的談話大同小異。
毛主席認為，現在學制太長，讀到大學畢業要讀十六七年，又脫離實際，他主張學制要縮短，要砍掉一些課程，學習要與勞動生產結合，學生要懂點工、農、商、兵，學校工作轉變學生思想是第一位的。
談到教學方法時，毛主席認為教學方法要改，現在用劃一的內容向學生灌輸，學生是被動的，沒有主動性、自主性，更沒有創造性。他認為先生在課堂上講課囉囉嗦嗦，講得不好，要允許學生打瞌睡。毛主席說，你講得不好，還一定要人家聽，與其睜着眼睛聽着沒味道，還不如睡覺，可以養養精神，休息一下腦筋。
對于考試問題，毛主席說，現在的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實行突然襲擊，出一些偏題、怪題整學生，我不贊成，要徹底改革。他主張公開考題，讓學生自己看書，自己研究，考試可以交頭接耳，可以相互討論，無非是自己不懂，問了別人，就懂了，就有收穫。在講到所謂調皮學生時，毛主席認為，有些學生不聽老師的話，就認為是調皮，有的學生與先生看法不一樣，有自己的看法，也被認為是調皮，這是不對的，學生打架，也不要緊，衹要不打瞎別人的眼睛。
毛主席給王海容信中的內容不止這些，時間長了，很多記不起來了。參加會議的記錄本（其中有我抄的此信的全文）在審查時被抄家拿走，不知去向。
總之，當時聽了傳達後，很是激動，感到毛主席日理萬機，對學校工作瞭解得那麼細緻，講的話都符合實際情况。小組討論非常熱烈，大家認為，毛主席的話都說到學生們的心坎裏去了，希望團中央正式發文向學生傳達。經團中央研究，楊海波在會議結束時講，不發文件，可傳達到學生幹部。
回校後，我先向學院黨委作了彙報，黨委决定在青年教師及學生幹部中傳達。傳達後，反應非常強烈。
毛主席的這些思想，早在一九二一年就表達過，他在《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指出：“用一種劃一的機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殘踐人性，人的育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能迥別，學校則全不管究這些，衹曉得用一種同樣的東西去灌給你吃。……學校乃襲專制皇帝的餘威，蔑視學生的人格，公然將學生管起來。衹有劃一的教授，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性；衹有機械的管理，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格。”
毛主席從出發點到立足點都着眼于如何培養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社會主義建設的人才，所以他主張應該德、智、體全面發展，學校工作要把轉變學生思想放在第一位。首先明確了人生觀，明確了學習目的，纔能主動地、刻苦地學習。學校應該給學生創造一種生動活潑的學習環境，而不是灌輸式的、千篇一律地死讀書的方式。要尊重學生的人性與人格，引導他們生動活潑地、創造性地學習、研究，在接受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有所發現、有所創造。
為此，就要改變現有的課程設置、學制、教學方法與考試方法，鼓勵學生的創新思維，鼓勵學生提出與發表不同的見解進行討論，對沒有真才實學的先生、沒有自己見解的先生、衹知照本宣科的先生、講課講得不好的先生們的講課，學生可以不聽、可以打瞌睡，以促進先生們提高水準，講出真才實學，講出自己的見解。考題要公開，學生考試可以看書、可以交頭接耳、可以討論，以達到弄懂的目的，廢除以學生為敵人，出偏題、怪題整學生的做法。凡此種種，是反現行教育制度的潮流。
試想，如能真的實行毛主席的這些思想，學校將是何等的生動活潑，對學校領導、對教師將會提出挑戰，迫使他們改變觀念，提高水準，從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將是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才。
可惜，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始終沒有得到有效貫徹執行，而文化大革命雖然從學校開始，也高叫要進行教育革命，然而也僅僅是講講而已。事實上文化大革命根本沒有觸及到學校的體制，至于文革以後，教育全盤西化，再加一點封建主義的孔孟之道，味道如何，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四）工作團隊

我從一九六五年一月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工作，到一九六六年六月開展文化大革命，有效工作時間為一年半，其間在系分團委工作半年多一點，到院團委工作將近一年。無論在系裏工作或是在學院團委工作，使我很難忘懷的是我們的工作團隊。
那時我們都年富力強、精力充沛，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而忘我工作。雖然工作上也有分歧、也有爭論，但都是為了工作，不存在個人恩怨。我們目標一致，步調一致，努力完成黨委交給我們的任務。
我雖初來乍到，工作沒有他們熟悉，文化程度沒有他們高，能力也不比他們強，但他們都無條件地支持我的工作，我們之間很快成為朋友，成為工作中的志同道合者。因此，我在一個新的環境中不感到陌生，工作得以順利地進行。我要感謝他們！
在三系一起工作的有劉國靖、牛國華、莊春岫、楊書榮、蘇躍庭、黃俊柏、王玉蘭、段希健等同志。這些同志，後來多數調離了學校，有些在文革中因觀點不同分屬不同的派別，甚至在省教育系統的大會上奉命批判過我，但我對他們的感謝、懷念，是不會改變的。我們曾一起為共同目標戰鬥過，我們愉快地合作共事、相互支持、相互幫助，共同取得成功的歷史是磨滅不掉的。
院團委名義上有6個人，除我之外，有副書記王紹良、組織部長屠莉莉、宣傳部長吳冠英、辦公室顏國旗，還有一位負責留學生工作的丘沐平，他在團委辦公室上班，政治學習在團委，但工作由院辦主任管，與團委無關。所以團委實際上是5個人，每人都有一攤工作，每人都抓一個點，工作點面結合，從面上瞭解全局，發現傾向性問題，從點上解剖麻雀，找出解决的辦法，總結經驗，推廣到面。
從團委幹部到分團委、輔導員，絕大部分住在學生宿舍，吃在學生食堂，活動在學生中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蹲點班。學生工作雖然繁雜，包括政治思想、業務學習、文體活動、社團活動、吃喝拉撒、環境衛生、治安保衛等等，但我們有條不紊，工作十分出色。靠什麼？靠的是目標明確、行動一致，靠的是不怕艱難、踏實工作，靠的是上下齊心、團結奮鬥。
團委幹部、輔導員平時很少休息，為了趕寫報告，經常會整夜加班幹，從不叫苦叫累。我們不光是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相互幫助，在生活上也相互關心。團委幹部中，王紹良、吳冠英、顏國旗是單身漢，所以我們已經有家的人有機會就請他們到家裏聚聚，喝點酒，放鬆放鬆。有時在屠莉莉家，有時在我家。記得有一次在我家，吳冠英愛吃肉，我做了一碗紅燒肉，他吃得最多。酒足飯飽之後，還剩半碗肥肉，王紹良與吳冠英開玩笑，如果吳冠英把肥肉都吃下去，他就去買香煙。吳冠英說，買兩包煙、5斤蘋果，他就吃下去。王紹良說可以，衹要都吃下去，他就去買。我怕吳吃壞肚子，勸他們不要為吃打賭。但他們杠上了，誰也不讓步。結果吳冠英真把半碗肥肉吃下去了，王紹良二話沒說，出去買了兩盒煙（飛馬牌）、5斤蘋果，把大家樂得忘乎所以。
在文革初期，王紹良、吳冠英先後結了婚，團委的同志幫助張羅。記得大家分別買了一些雞、鴨、魚、肉，自己動手做拿手菜，好朋友在一起喝酒慶賀。顏國旗何時結的婚，我不知道，因為我後來被隔離審查多次，他不便通知我，所以我沒有當面祝賀顏國旗新婚之喜，實在是一件憾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團委的同志共同經歷過煎熬，經常一起討論形勢、討論黨的政策，最後决定，一起支持革命小將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反。文革過程中，我們始終站在一起，後來造反派遭到清算，大家又一次次地受衝擊、受煎熬，既要檢查自己，又要揭發批判我這個帶頭人，揭得不符合要求、批得不深過不了關。為了過關，就要言不由衷，說些違心話。此中滋味，可想而知。因為我自己也是這麼過來的。有時我感到愧疚，因為我，纔使我的朋友受到如此折磨。
軍宣隊、工宣隊進院後，我們團委的同志被分配到不同的單位學習，再沒有一起聚過。我和王紹良主要是進學習班檢查，以後又升級進“五不准”學習班受審查。最後我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王紹良受到黨內警告處分，以後轉入業務領域，成為水利史專業的教授；屠莉莉後來成為中層領導幹部（處級）；顏國旗退休前是副處級；吳冠英于一九七一年調離學校，到銀川糖廠工作，由于他的突出表現，很快就入了黨，之後提為黨委宣傳部長，進一步提為寧夏回族自治區農墾局副局長。
上世紀九十年代吳冠英請我到銀川去聚會。承蒙吳冠英、李祚英夫婦熱情招待，我到了賀蘭山脚下西夏國的遺址，看到了沙湖風景區的美景。沙壩南是江南水鄉的景致，沙壩北則是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北國風光。我也看到了河西走廊肥沃的土地，如果我年輕40歲，定會到那裏去從事農業開發。銀川之行，我終身難忘。我感謝我的朋友吳冠英給了我這樣的機會。
團委同志們後來的發展說明，他們是有才幹的，不僅當年團的工作幹得很好，以後的工作也幹得很好。王紹良的智慧與才幹、善于與群衆打成一片的作風，吳冠英的思維敏捷、超群的組織能力，屠莉莉的沉着穩健、堅持原則，顏國旗的好學上進、默默工作的老黃牛精神，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從他們那裏學到了很多，我真的很懷念他們。雖然文革後，我們接觸不多，但碰到時總感到很親切，相互問個好，這也就夠了。在我的腦海中，我們團隊的每個人仍在繼續努力工作着。不論你在何處，不論你在幹什麼，你曾經是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團委的幹部，曾經一起經歷了中國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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