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龙门：郑光路的《文革文斗》和《文革武斗》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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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的《文革文斗》和《文革武斗》读后感

欧阳龙门

到目前为止，在中央和全国层面上描述文革的专著海内外都已经出了 一些［１］，在个人层面上描述文革中的经历、见闻的回忆则多得不 胜枚举。而像最近出版的郑光路的《文革文斗》和《文革武斗》［２］ 两本书那样，在省、市一级的层面上描述文革的专著则还很少，而以 中文出书的更是少之又少［３］。

这两部书以全国范围的文革为主线，以四川和重庆为主要案例，同时 参考其他地区，展现了文革中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６９年这段时间里的 “文斗”和“武斗”。

由于作者郑光路不仅经历，而且亲身参与了文革中的活动，从当时开 始就注意收集各种相关的资料，所以这两部书拥有的原始材料非常丰 富，描述也十分生动具体。

例如，对于曾经震惊全国的１９６７年５月，成都１３２厂开枪流血 的武斗，作者以客观地态度讲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列出了具体的伤 亡数字。

又例如，作者对于四川几大群众组织，尤其是著名的成都保守派组织 “产业军”的兴衰也有具体的描述。而现有的文革记述，多数集中于 红卫兵、造反派，较少记述那些被瓦解了的保守派。中外图书馆的文 革资料收藏，多以红卫兵（保守的和造反的）、造反派的材料为主。 这两本书所收集的保守派组织的原始材料，是比较丰富的。

作者以客观的角度地描述文革当局和各派群众组织参与文革的活动， 也是值得称道的。作者所取的角度既不是“官方”的，也不是“反官 方”的。“官方”与“反官方”两者都有出于政治目的而歪曲历史真 相的偏向。

许多描述文革的回忆录、口述史，多有片面之处。例如当权派的回忆， 往往详细记述自己被迫害的旧事，而对于自己参与、主导迫害别人， 则一笔代过，甚至完全不提，似乎从未发生过。也有当年的文革参与 者，仍然持有当年的“派性”，大肆渲染对立派别的劣性，对自己和 自己派别的错误、罪行或者完全忽略，或者轻描淡写，或者强调客观 环境使之而“不得已”。

这两部书在拥有丰富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对文革中的许多事件和问 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和结论，其中有些为以往的文革著述所忽视， 或者描述得不尽符合事实。

例如文革初期的派“工作组”事件，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矛盾公开化的 大事件，刘少奇在较量中失势而败落，成为以后的文革发展最重要因 素。现有的官方说法是“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中共中央在刘少奇、 邓小平主持下”“派出工作组”［４］，“在江青、康生一伙的支持 和挑动下，不少学校发生轰赶工作组事件。为了坚持工作，一部分工 作组曾经不适当地采取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某些措施。有些单位批 斗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人，并加以‘反党分子’、 ‘假左派’、‘右派学生’等罪名。”　［５］

然而，这只是事实真相的一部分。郑光路的这两本书指出：“工作组 的‘工作’其实就是大肆整人，在群众中分类排队，划分‘左、中、 右’，‘四类人’等。”［６］，“打击面之宽，之狠，令人触目惊 心，后任难以想象。这是文革运动后来纵深发展极重要原因和催化 剂。”［７］

这两本书在例举了大量的事实和数据之后，得出结论：“文革运动如 果真像刘少奇等人设想的就此结束，其整人后果比１９５７年‘反右 派运动’还要恐怖，不知有多少人、多少家庭要再过地狱般的生活。” ［８］

官方的说法给人的印象是：有人“造反”、“轰赶工作组”，工作组 “不适当地”打击了这些人。

从这两本书里我们看到：工作组不仅仅是打击反对他们的人，也打击 其他被工作组认为有问题的人。即使是在那些并没有人反对工作组的 地方，工作组照样要划出一大批“反革命”、“右派”加以打击。

官方的说法只能解释为什么有人起来造反。两本书列举的事实不仅能 够解释为什么有人起来造反，而且能够解释为什么一度有那么多的群 众支持造反。

关于“二月逆流”的描述，《文革武斗》没有仅仅局限于“大闹京西 宾馆”、“大闹怀仁堂”，而是结合了“二月逆流”在各地，尤其是 四川的具体表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是：“在文革十分重要而特殊的 时期内，还掌握军权的中央及各省市干部对江青等中央文革和各地 ‘造反派’势力的对抗，试图恢复文革前的秩序。”［９］

在简述了“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这些为官方大肆渲染的 事件之后，《文革武斗》以专门的章节记述了四川的“二月镇反”。 该书的客观性表现在：既描述了激进的造反派在全国夺权的“一月风 暴”高潮中对成都军区的围攻，也描述了成都军区、保守派组织、以 及另外一些造反派组织对围攻者的疯狂镇压。该书点出了问题的实质 是“成都军区试图恢复文革前秩序”。［１０］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高潮，终于变成了“全面内战”的“武化大革命”。 中共官方的文革史将此归咎于“林彪、江青一伙”“肆无忌惮地煽动 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归咎于“江青”“公然提出‘文攻武卫’的 口号。”［１１］

王年一则含蓄地提到了“毛泽东指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 ［１２］。对与毛泽东曾发出“武装左派”的指示，当时的知情人王 力曾有说明。［１３］

《文革武斗》一书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文革武斗灾难的造成，毛泽 东有难以推卸的责任。”［１４］该书用专门的一节，以确凿的证据 指明：毛泽东武装左派的讲话在前，江青的“文攻武卫”的口号在后。 该书以第一手资料证明：“鼓吹武斗的‘武装支持左派’的指示，是 由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下达的”。而且这个指示确确实实传达到了基层， 　“四川省革筹第一号领导人（省革筹主任、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 在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９日在军区营职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这一指示， 并且提出了在四川贯彻这个指示的原则和具体办法。［１５］

本文认为《文革文斗》和《文革武斗》这两本书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 具有独特的、开创性的特点。作者完全可以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写出 一部四川文革史，成为第一部以中文出版的、在省级层面上描述文革 的通史。

最后，本文要指出这两部书的不足之处：

虽然这两部书具有资料、手册的性质，但是这两部书没有一个索引， 这也是多数中文史书的一个共同缺点。建议作者在今后的再版、新书 中能提供一个较好的索引而更具使用价值。

这两部书引用的资料很丰富，但是在格式上却没有将引用资料和作者 的描述与评论明显地区分，因而使读者感到混淆。建议作者今后能以 不同的字体、段落来区分引用资料和作者的描述与评论。

注：

［１］笔者见到的全国范围的文革史有：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

Ｂａｒｎｏｕｉｎ，Ｂａｒｂａｒａ，ａｎｄ　Ｙｕ　Ｃｈａｎｇｇｅｎ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９９３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

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Ｒｏｄｒｅｉｃｋ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ｅｎｈａｌｓ，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ｏ’ｓ　Ｌａｓ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２］郑光路《文革文斗　－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化之喧嚣怪状》　美国海马图书公司　２００６

郑光路《文革武斗——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之特殊内战》　美国海马图书公司　２００６

［３］迄今笔者所见多是英文著作，中文著作尤其少。

较早的著作有以广州文革为案例的： Ｌｅｅ　Ｈｏｎｇ　Ｙ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

Ｒｏｓｅｎ，Ｓｔａｎｌｅｙ《Ｒｅｄ　Ｇｕａｒｄ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Ｂｏｕｌｄｅｒ：Ｗｅｓｔｖｉｅｗ，１９８２

描述浙江文革的： Ｆｏｒｓｔｅｒ，Ｋｅｉｔｈ《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ｈａｒｐｅ，１９９０

描述内蒙文革的： Ｗｏｏｄｙ，Ｗ．《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ｔｏｋｈｏｌ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描述武汉地区文革的： Ｗａｎｇ　Ｓｈａｏｇｕａｎｇ《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ｓｍａ：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ｕｈａ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　香港　银河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描述上海文革的： Ｐｅｒｒｙ，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ａｎｄ　Ｌｉ　Ｘｕｎ《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ｏｕｌｄｅｒ：Ｗｅｓｔｖｉｅｗ，１９９７

［４］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９２页

［５］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９４页

［６］《文革文斗》第１８页

［７］《文革武斗》第６页

［８］《文革文斗》第２０页

［９］《文革武斗》第１６８页

［１０］《文革武斗》第１５３页

［１１］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１５６页

［１２］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２６６页

［１３］《王力反思录》香港　北星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　第６５１页，第８１０页

［１４］《文革武斗》第２３２页

［１５］《文革武斗》第２４９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