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伟华：也谈青海“二·二三”事件

bluesky

原载《卜伟华的博客》

卜伟华

　　2009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孙言诚的《青海二·二三事件》（以下简称《孙文》）一文，这在文革史几乎成为国内绝大多数期刊禁区的今天，是很难得的。正如作者所说，“这样一件血案如果任其湮没，那么，我们为文化大革命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也就白费了。”《孙文》大致讲清了青海“二·二三”事件的来龙去脉，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瑕疵，如把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和政委冼恒汉说成是司令员冼恒汉政委张达志，把后字205部队（即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张晓川的职务说成是副军长（应为副主任）。笔者根据现有的资料，也来谈一谈有关青海“二·二三”事件的问题，同时，对《孙文》做一些补充与订正。
一、青海“二·二三”事件是1967年“二月镇反”中最典型的案例
　　青海“二·二三”事件在文化大革命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大多数军队干部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群众造反行动的不理解以至抵制情绪的暴发；另一方面，它也是1967年春发生的“二月镇反”中最典型的案例。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它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在此号召下，发生了使全国性动乱进一步加剧的 “全面夺权”运动。毛泽东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预想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全面夺权”必然造成全国已经很混乱的政治局面更加恶化，这一点毛泽东当然明白，他敢于走这一步险棋，是他认为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乱子再大也可以收拾。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大部分支左的军队并没有支持他所钟爱的“左派”而是支持了保守派，在全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军队与造反派的严重对立。
　　全国多数地区的支左部队并不真正支持造反派，尤其是最早介入各地支左工作的各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更是与保守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二月镇反”中，各地驻军大多都参与了镇压造反派的行动。
　　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过火行为做了限制，规定不许冲击军队，使一批军队干部感觉有了对抗造反派的尚方宝剑。2、3月间，各地陆续发生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件，史称“二月镇反”。其中，内蒙古、湖南、湖北、江苏、广东、吉林、四川、福建、青海等地比较突出。
　　在内蒙古，1月中旬以来，围绕《内蒙古日报》社的夺权问题，军区与造反派发生多次冲突，矛盾日益尖锐。2月5日，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开枪将在军区门口静坐示威的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四年级学生韩桐打死。此事引起中共中央重视，开始介入解决内蒙问题。
　　在湖南，2月4日，全军文革办传达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湖南“湘江风雷”、“红旗军”的批示1（简称“二·四批示”）后，湖南省军区立即行动，于2月5日开始抓捕“湘江风雷”大小头目，两三天内长沙抓捕约千人。2。2月7日，召开了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湘江风雷”头头的大会。“湘江风雷”组织庞大，号称百万之众，被抓捕的各级头目上万人。3
　　在湖北，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指责“工总”、“二司”、“九一三”等造反派组织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武汉部队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造反派激烈反对武汉军区的声明，攻击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3月3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开信》，警告造反派，不要与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为敌，否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绝不会有好下场。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逮捕“工总”头目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和各分部头目数百人4。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总”及所属组织。
　　在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把坦克开进了南京城。5许世友要求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特别强调军以下不搞“四大”。许世友说，没有叫你搞“四大”，你偏搞“四大”，把你抓起来，那有什么可说的！南京军区把政治部领导的“三团两队”（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军乐队、体工队）下放到各野战军，由部队代管搞正面教育。责令《人民前线》报停刊。拆散步兵学校，疏散人员，连同有造反倾向的军区机关干部，一律派往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去参加“三支两军”。对闹得凶、跳得高的造反组织和造反派，采取了硬性措施。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的所属部队共有22人被逮捕、8人被开除、475人被看管或隔离反省。南京市有10个群众造反组织被取缔，有330多个造反派头头被关押。所有被看管、被隔离、被关押的人都要写检讨，交代问题，向毛主席请罪。6
　　广州军区对一些冲击过军区的造反派组织进行了镇压。被镇压的组织包括“八一兵团”、“老红军”、“千钧棒”、“大中红旗”等，大部分为工人组织。广州军区在广州逮捕各组织头头450人，在广州以外地区共逮捕了造反派头头238人。在“广交会”开幕前的3月22日至28日的一周内，又逮捕了造反派头头508人。这样，广州军区前后共逮捕了造反派头头1196人7。
　　在吉林，驻军 (包括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对省内比较激进的造反派“长春公社”施加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军事压力。驻军公开表态支持“二总部”，而不承认“长春公社”。3月4日，驻军对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出兵实行纪律制裁，抓了他们的头头。在驻军强大的压力下，“长春公社”等组织被迫打着白旗请罪，组织被压垮了。在组织“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八一五”整风时，驻军又提出了“三个彻底”，即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改组，最终使这三大组织瓦解。8
　　在四川，2月11日，成都军区逮捕军内造反派50余人。当天，“造反兵团”和“八二六”在成都市举行“声援成都军区造反派”的示威游行，并冲击成都军区，企图揪斗成都军区领导人，开始围困成都军区，封锁军区南营门和东营门。2月18日凌晨，成都军区广播了叶剑英17日批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兵团同志们的信》（后称《二一七信件》），信中要求“造反兵团”和“八二六”不要围堵、冲击军区，同时警告造反组织头头，如果不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继续煽动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冲击军区机关，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他们全部负责。下午，成都军区派出直升飞机在成都地区、其后又在全川散发了这封信。中央军委的公开信广播后，围困军区的造反派开始撤离。下午，“八二六”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针锋相对，血战到底。2月19日，四川省各地公安部门开始收容审查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分子。至22日，仅成都地区公安机关就收容337人。2月21日，成都“造反兵团”和“八二六”数万人在人民南路搞大规模的集体请罪活动。2月28日，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颁布。到3月4日，公安机关在成都地区拘捕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5000余人。3月2日，四川省公安厅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向四川省各市、专、州、县发出《取缔反革命组织和右派组织的意见》。3月5日，成都市公安局发布《紧急通告》指出：“造反兵团”、“八二六”等少数造反派头头，“打着造反派旗号，干了一系列反革命罪恶活动”，要坚决予以取缔。此后，在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1100多个。在镇反中，四川全省共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8万余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33000余人。9
　　福州军区在军委八条颁布后，对多次冲击军区的造反派进行了严厉地镇压。2月11日，福州20万军民举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一次新反扑誓师大会”，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在大会上批判了造反派冲击军区的行为，他在讲话中说：“福建省、福州市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然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掀起了一股反革命逆流……”103月9日，“红九二”总部负责人王泉金、福建省教工赤卫军头头蔡肇基、吴邱陵等在万人大会上被公开逮捕。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林乃清宣读解散公告，勒令解散“红九二”、“革委会师院分部”、“教工赤卫军师院分部”等组织。3月22日，福建中医学院召开“声讨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当场逮捕张志耀等8人，拘留了林要火、吴梅英等14人。据福建省军管会统计，“全省各地军队、人武部和军管部门出面逮捕和拘留两千多人，取缔和解散了80多个大小组织。对军内四大单位和军区机关中少数人违反军委八条命令问题的处理，逮捕8人，拘留65人，解散了几个组织。”11
　　在全国各地的“二月镇反”中，抓人最多的是四川，而打死人最多的则是青海。青海“二·二三”事件中共打死169人，打伤178人。
二、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孙文》中说：“1967年发生在青海的二·二三事件，是文革中首次爆发的大规模血案。”
　　实际上，“文革中首次暴发的大规模血案”当数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1月12日，新疆日报社造反派宣布夺了新疆日报社的权，改出造字号的《新疆日报》。1月19日，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二司”）等群众组织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并发出《紧急呼吁》、《紧急通告》，呼吁新疆造反派组织实现大联合，向走资派夺权。1月25日，“红二司”等造反组织宣布夺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乌鲁木齐市委、市人委的权，向全国、全疆发表了《夺权声明》，成立了“自治区夺权指挥部”。12随后，自治区各单位、各地、州（市）、县也先后被夺权。自治区各级领导机关完全陷于瘫痪，全疆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之中。
　　1月26日，在石河子市发生了大规模流血事件。1月19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主要领导人丁盛、裴周玉所支持的一派夺取了兵团机关各部门的领导权，继而，从兵团到各师、团场、连队层层夺权。26日凌晨3点到下午3点，兵团独立团和农八师武装处调集的6个武装值班连队，先后在石河子八一毛纺厂、工四团木工厂、农八师师部等地，与前来夺权的另一派群众发生冲突，冲突中共打死27人，打伤78人13。对此事件兵团、军区、新华社记者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观点大相径庭。以裴周玉为主任的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给中央的电报说：“一、二六事件是武光、张仲翰14等勾结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旧军官、旧军人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手策划的反夺权、夺军权的反革命事件。”军区认为是这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了歹徒。中央文革小组在1月31日的《文化革命动向》上刊登了《新华社记者评述石河子反革命事件》，认为是一起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可能是出于边境安全的考虑，在此事上没有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而是支持了军区的意见。15后来将此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逮捕所谓“一·二六”犯罪分子46人。16
　　2月7日、8日，在毛泽东的催促下，周恩来约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认为新疆夺权条件不成熟，拟对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推动和促进“三结合”。2月10日，新疆军区的造反派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批斗军区参谋长何家产，强行给何戴上高帽子，实行了变相体罚。经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拘留了有关这一事件的策划者和肇事者。2月11日，“自治区夺权指挥部”组织几千名学生和群众包围了军区大院，要求军区将何家产停职检查，把军权交给支持造反组织的军区领导人。中央军委及时制止了这一乱军的行为，并明电指出：“新疆军区对公然违抗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命令的分子执行纪律是完全正确的，全体指战员、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都必须支持这个正确的措施，希望所有包围新疆军区机关的革命群众都自觉回到本单位去，向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决定将支持造反组织的军区个别领导人和四个部长调北京学习。事件才得以平息。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二条）。规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军事管制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方上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对兵团的文化大革命不许干预和串连”；除大中学校、医疗单位、文艺团体和科研部门外，“其余所有单位一概不搞夺权斗争”；“所有武装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以利战备”等。
三、1966年的反右派与1957年反右派
　　《孙文》中说：“1966年的反右派，完全是1957年的翻版。一样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各级党委写大字报，一样地打成了反党右派。正是这场反右，在当权派、保守群众和造反者之间播下了第一批仇恨的种子。文革之所以那样激烈、惨痛，其源盖出于此。大家都主张反思文革，奇怪的是，至今没有人反思文革中的这场反右。”
　　这种说法并不确切。1957年的国际国内形势与1966年有很大差别。1957年时，中共中央高层在反右问题上还是比较统一的，反右派运动基本上都是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来进行的。毛泽东搞反右派运动主要针对的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形式还是通过各级党委的领导。而1966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已经转移到党内高层，他认为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他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达到把刘邓等原中央一线领导人打下去，并清除他们的影响，在全党全国推行他自己的一套更左的方针路线。刘邓并不理解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他们还想按照过去的传统的一套做法来搞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毛泽东远在外地，让刘邓在北京相机处理，实际上是把刘邓放在这场大火上烤，结果真把刘邓给烤焦了。刘邓虽然还在前台指挥，但在所有的大政方针上他们都要事先向毛泽东请示，所有的重要决策都需要经毛泽东的批准才能付诸实施，而最终决定权完全掌握在幕后的毛泽东手中。
　　文革初期，在刘、邓主持下，在所谓“五十多天里”的情况，现在确实很少有人提及。17但这一段时间中发生的事情对以后文革运动的发展关系重大，不搞清楚这一段时间中发生的事情，就很难真正深刻理解以后发生的诸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群众组织分裂为势不两立的派性组织等重大问题。
　　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想用工作组这种形式来保证局势的稳定和党的领导不致中断。从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批转的北京市委和各中央局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请示报告来看，全国各地到处都在大搞阶级斗争，揪出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物。刘、邓把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理解为一场“新的反右派斗争”18 ，在他们亲自过问的北京师大一附中和师大女附中的运动中，都把一些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打成了反革命。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清华大学搞了“反蒯”斗争，对蒯大富等反工作组的师生进行斗争。全国各地发生了不计其数的把给单位领导人或工作组提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坏人”的事件。
　　文革初期，刘、邓的一套做法是沿续过去反右派运动的做法，但当时全国的形势比1957已大不相同了。一是阶级斗争的理论被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二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已经在全社会泛滥成灾，毛泽东的话被称为“一句顶一万句”，被称为“最高指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之类的口号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在这样的形势下，沿用1957年反右派的做法，其结果可能更为可怕，最后被打成右派的人数要比1957年更多。
　　毛泽东反对刘邓在文革初期的做法，并不说明他反对过去反右派的做法。毛泽东要走得更远。毛泽东认为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他要搞一场天翻地覆的“政治大革命”，声称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其严重后果不止十倍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孙文》说：“8月底9月初，一批批红卫兵到青海串联，带来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消息。”这个说法不对，把时间搞错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红旗》杂志1966年10月1日发表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中正式提出来的。8月底9月初开始有在“炮打司令部”的口号下把矛头指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群众运动。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开展，各地的造反派逐渐发展壮大，到1966年底或1967年初左右的时间，造反派的力量压倒了保守派的力量，开始成为运动的主流。
五、戚本禹、关锋推动“二·二三”事件的逆转
　　“二·二三”事件前后，西宁政治局势大起大落。1月29日，“八一八”派的40个组织联合起来组成“青海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在西宁召开了夺权大会，宣布夺了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党、政大权。1月30日，《青海日报》对此作了报道，并发表了夺权大会给毛泽东的致敬电和告全省人民书。随后，又相继发表了“青海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通告第一号、第二号以及《告全省农民书》等。19　此时的“八一八”，顺水满帆，风头正健。但从2月3日起，形势就起了变化。当天，西宁驻军动用250多台战备车辆，进行“支持革命派，镇压反革命”的武装游行，公安机关同时将从“八一八”组织中逮捕的几名“反革命”游街示众。到2月23日，“八一八”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坚持在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成员遭到武装镇压，死伤惨重。被抓捕的“八一八”派群众达13000多人。此时的“八一八”跌到了谷底。一个月后，中央发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将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八一八”绝处逢生，重新崛起。
　　按照戚本禹接受孙言诚访问时的说法，“二·二三”事件的逆转，是由戚本禹、关锋推动的。戚本禹回忆说：　
　　“我们文革小组开始也不太了解青海的情况，只看了赵永夫的报告。但不久，来信、来访的人多起来了，有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也有北京的学生家长。红卫兵有的送控诉信，有的送血书，家长则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联生死不明。我觉着问题严重，就把中央文革小组《快报》组记者找来。记者按照军区报告说八·一八先开枪，八·一八在报社杀人等等。我问他：‘你在不在现场？是亲眼看到的吗？’他不敢回答。我告诉他人命关天，责任重大，要实话实说，他吓得腿都打颤，这才承认不是亲眼看到的。
　　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青海二·二三惨案。我们俩人商量这件事，关锋说：‘如果是林总表的态，主席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会向主席报告；如果是叶帅表的态，林总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会知道。但也许他们要报告总理。这事大了，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报告是我起草的，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查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报告原由我和关锋署名，后来文元、春桥回京，我们向他俩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也署了名。报告打印后，经由陈伯达、江青转报主席。”
　　如此，才有了毛泽东下令调查，以及后面的大逆转。
　　但也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如把彭德怀从四川抓回来往死里整他，是从戚本禹等人写信开始的一样，其实是江青影响下的结果，而江青的言行又是很难和毛泽东分得清楚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排除毛泽东、江青主动要逆转青海局势的可能性。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戚本禹等人的报告中提出“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而毛泽东则在批示中表示：“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开枪”问题上的态度。
六、刘贤权、赵永夫等人后来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1月22日，批转青海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的请示报告，同意撤销1967年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20。3月31日，中共青海省委通知，经中共中央批准，对刘贤权在青海工作期间所犯错误在群众中进行公开揭发批判。2110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批示，青海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对刘贤权的继任者张江霖等人开展揭发批判。22
　　在青海开始批判刘贤权的时候，他已经退居二线，在济南军区当顾问。1982年6月离职休养。1992年6月15日逝世，终年77岁。
　　赵永夫在被关押10年之后获释出狱。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中央的批语说：“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 赵永夫后来被任命为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于1987年10月18日逝世，终年72岁。
　　总政治部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中对青海“二·二三事件”的责任问题是这样说的：“赵永夫同志身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联办’副组长，积极参与了夺占报社的策划，并且是夺占报社部队的组织者和现场主要指挥者，对此事件应负主要责任”。“刘贤权同志进行支派分裂活动，致使‘八·一八’群众组织与西宁驻军严重对立，这与‘二·二三事件’的发生，也有重要关系。刘贤权同志对这一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看起来，赵永夫晚年的处境要比刘贤权好一些，至少赵永夫没有被拿到群众中去进行公开的揭发批判。因为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原来加在赵永夫头上的许多罪名都被取消了，但是他向赤手空拳的群众开枪的行为却是永远都不应该被原谅的。


注释：　　
1 批示的内容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
2 中共长沙市委党史办编：《中共长沙党史大事年表》，第174页。
3 据“湘江风雷”负责人叶卫东1967年7月26日在北京大学“声援两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会”的讲话说，“湘江风雷”被逮捕的人数达五、六万之多。
4 据王力1967年8月15日接见新华社各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说，武汉军区把“工总”的头头抓了516人。而据1967年5月15日戚本禹、王力与湖北代表座谈时武汉造反派学生代表反映，武汉共抓了2600多人。
5 肖思科：《王平上将奉命两进北京城》，载于《中华儿女》1998年第7期。
6 李文卿：《近看许世友》，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第29－30页。
7 见周恩来在广州珠江宾馆的讲话，1967年4月18日晚至19日凌晨。
8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发吉林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信”(1967年8月17日)。
9 参见《四川省志·大事记述》（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和《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据周恩来和康生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四川抓了有十万人。
10 《八·二九战报》第2期。
11 《福州军区党委常委关于在福建“支左”工作中错误的检查报告》，转引自叶青：《福建“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研究》，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2003 k29 20。
12 新疆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陆学斌代表自治区党委发表了简短的交权讲话，并将一布包印章交给了“自治区夺权指挥部”。 尽管新疆军区是反对这一派夺权的，但“夺权指挥部”的领导成员中还是有一位新疆军区机关二级部的副部长。（李近川：《中央文革记者让赴西北调查琐记》，《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3辑总第103辑）
1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第282页。
14 武光当时为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兼政府第一副主席，张仲翰为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文革前主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工作的第二书记、兵团第二政委。
15 1968年5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人时说：“处理石河子事件，不是我的意见，完全是主席的。王关戚几次想翻石河子的案，我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这样干，石河子问题是主席亲自处理的。”
16 1979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布：“对因此事件无辜死难、受诬陷和曾被捕入狱的同志，应公开彻底平反昭雪。”
17 萧喜东先生在好多年以前就曾在《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一文中，将这“五十天”的历史称为“一个被主流话语所刻意‘遗忘’的”历史。
18 参见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惠庶昌整理的《刘少奇邓小平六七月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
19 陈云峰主编：《当代青海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版，第195页。
20 孙言诚在《青海“二·二三”事件》中将时间误为1979年3月。
21 中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青海党史大事记》，1997年内部发行版，第259页。
22 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7卷。

tmstms

刘贤权同志进行支派分裂活动，致使‘八·一八’群众组织与西宁驻军严重对立，这与‘二·二三事件’的发生，也有重要关系。刘贤权同志对这一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刘的老婆从一个普通干部在文革中爬到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专案办公室主任,铁道兵干部部副部长.
  赵的妻子则从容走向火车自杀

齐晋华

与孙言诚熟悉，介绍点此文资料来源。
    1、戚本禹。孙言诚数次到上海戚本禹家中，戚本禹也到济南孙言诚家中。2008年7月戚本禹到青岛，孙言诚在青岛算接待人之一。两人多次进行交谈。孙言诚50年代末考入复旦历史系，恩师周予同。戚本禹对周予同的印象很好，这是孙与戚交往的基础。
    2、1966年5月至1967年12月的《青海日报》，孙言诚到北京图书馆看的，复印费近500元。还有大量当时青海两派的文革小报和传单等。
    3、采访当事人。我的一位朋友就在西宁报社印刷厂的开枪现场，孙言诚采访了我的朋友。另外，他还采访了其他当事人。

齐晋华

孙言诚的资料来源有两个缺陷，就是对刘贤权和赵永夫两派高层当事人的采访。现在一些当事人已经去世了。

齐晋华

孙言诚的文章在《炎黄春秋》发表后，西宁有人将这一期寄给北京定居的刘贤权夫人。经过多方打听，找到孙的电话。
      今年（2010年）5月，刘贤权夫人陪孙言诚到兰州和西宁等地采访。这次采访到一些刘贤权和赵永夫两派健在的当事人。
   1、军队中开枪现场的当事人，命令下达过程和开枪过程，军队下达命令的具体人和开关键一枪的具体人都已经清楚了。
   2、军队开枪时，赵永夫正在召开会议，健在的会场当事人介绍了会议情况，赵永夫听到枪声时的表现。因为赵永夫从来没有下达开枪的命令。
   3、冼恒汉与王昭矛盾的来龙去脉。
   4、看了很多两级军区会议原始记录，这段有些敏感，不详细介绍了。
   等等。

hachen

关于青海事件中诸位高官的表现以及私人恩怨的某些细节至今尚不为世人所知，这很正常。
但“二·二三”事件的基本事实，即军队在没有受到武装挑衅的情况下首先向造反派开枪并且根本没有收到还击，早已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