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专访宋彬彬：人生怎么能假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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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怎么能假设呢？” 专访宋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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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冯翔  
2014-03-13 11:57:43  来源：南方周末





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会上，宋彬彬（中站起者）在老师、同学和媒体记者面前，捧着《道歉书》一字一句地念，几度哽咽。当年带她一起贴大字报、派她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刘进（左一）向她递去纸巾。 （韩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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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从1967年就开始道歉了


南方周末：你从前道过歉吗？

宋彬彬：前些年我们同学聚会时，有个同学说到一件事：1967年春节以后，学校被军管，大家都要做检查。她记得我念检查时穿一个蓝布小棉袄，头发都剪短了，说向全国人民道歉。实际上我从那时候就开始道歉了。

南方周末：当时道歉什么呢？

宋彬彬：检讨我去武汉（编者注：此指宋彬彬受王任重之邀去武汉，发表公开信保湖北省委事件）。我说没想到做这些事情，结果又当了一次保皇派，客观上又挑起了两派的争斗。武汉发的那个署我名的公开信，我一看都傻了。我们的信一个脏字也没写，结果发出来全是骂人的话。我那同学说，她没想到，你们共产党高干的女儿，也会被自己的人、被父辈给骗了。她特别震动。

还有，在卡玛的电影（编者注：此指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实际我已经道歉了。我说：向被宋要武这个名字伤害过的许多人道歉。2007年圣诞节，我写了一篇道歉的文章拿去给我的同学们看，征求她们的意见。中心意思就两个：道歉和感谢。她们都是非干部家庭出身的。

南方周末：为什么要找这些非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

宋彬彬：因为她们是“文革”中的被迫害者。另外这些人在调查期间，对我们支持更多。她们敞开心扉跟我谈了很多。我确实非常震惊。当年我觉得她们跟我一样，对她们从没有任何歧视。但我确实不知道她们在想什么，不知道班里真有人在歧视她们。

很多出身比较好的同学，愿意谈当年事的人不多。我班自始至终支持我们调查的干部子弟就一个。2008年2月4日我们开座谈会，十四个人参加，干部子弟就我们仨。我、刘进、她。

我要是不叫宋彬彬就好了


南方周末：你的名字原意是什么？

宋彬彬：这名字是我父亲取的，就是文质彬彬的意思。张霖之（原煤炭部部长）一家和我们家关系非常好。他夫人教我吹箫，还送我一支箫，她觉得我适合学这个。我很小时她就认识我，说我真是文质彬彬的。上高中后，感觉箫太文了，才改成了笛子。张霖之在“文革”中被打死，这事对我的冲击太大了。

南方周末：你什么时候发现“宋要武”成为一个符号？

宋彬彬：“八一八”后，全国各地小报都说我在他们那儿支持他们。都要拿我这个“旗帜”说事。我们班同学都说，宋彬彬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在这么多地方打人啊？到学校来看我的外校人特别多。我劝他们不要武斗，不要打人。他们都特失望。说闹了半天，原来你是这样。他们觉得我应该很革命，起码不能劝人不武斗吧。还有人说我打死了多少人，形容得我跟一个恶魔一样。我到内蒙插队，当地人就听说我杀人放火，强奸妇女，都不敢接收我。

我先生回国以后，人家介绍他，都说：这是宋彬彬的丈夫。他说：我是我，什么宋彬彬的丈夫！

南方周末：八一八那天你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时候，真实想法是什么？

宋彬彬：我们当初是保工作组的一派，觉得红卫兵是非法组织。可是毛主席都肯定红卫兵了，8月1号他给清华红卫兵写的信流传出来了。那我们当然就得服从。

广播喊女附中来40个人前边集合，刘进就让我挑人带过去。我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识的人多。我们以为是到前边儿做标兵，所以都挑的个子高的，不知道要上天安门。

在城楼上，当时我后边那个人推我去，我想大家都在献，那献就献吧，我也没觉得是多大不了的事。结果一会儿天安门城楼上就广播出来我跟主席的对话了，后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电影都出来了。

当天很多人跟我握手，因为我跟毛主席握了手。一个同学说，你要不要改名叫宋要武？我说我不配。我是犯错误的，我保了工作组，不配叫主席起的这个名字。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我认识的同学都没有认为主席是要我改名。这就是开一个玩笑。

南方周末：推你的那个人对我说，后来他跟你道过歉。

宋彬彬：对，有一次他跟我道过歉。他有什么可给我道歉？不能把什么都怪到人家头上，还是自己的问题。其实不是袖章的问题，是我名字的问题。我要是不叫宋彬彬就好了，就没有宋要武这个名字了，没有这么多事儿了。

又是一次改名的事儿


南方周末：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说话？

宋彬彬：我去美国留学，一下飞机消息就跟着来了，尤其是华语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宋要武”怎么怎么。我那时候就天天哭啊哭啊。我老公靳剑生跟我说：别怕，只要咱们问心无愧，心里就是平静的。他们爱说什么就说去。你说你冤，“文革”死了那么多人，人家哪家不比你冤？他们跟谁哭去？我就被说服了。

一直到2002年，我美国朋友告诉我，现在出了一本书，提到了“宋要武”。这本书是在美国和欧洲所有大学和图书馆里都有的参考书，是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作序的苏珊·布鲁奈尔是法国一个很有名的性别学者，她专门挑了其中一篇文章为分析对象，在序里明确说宋要武是红卫兵负责人，“八五”那天打死了校长，然后“八一八”上了天安门，她爸爸就得到了提升，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我的美国朋友正好认识那篇文章的作者艾米丽，问她，你去调查过没有？她承认说没有调查，就是相信了王友琴的文章。按美国朋友的话说，是很吸引眼球的。很多学者都愤怒了，说这跟小报不一样，这是很严肃的学术著作。这时我才感到，我不出来说话不行了。

2002年，靳剑生找刘进，希望联系实验中学，再出一个证明，证明我没有打人。我们说话不管用，让学校来说。这事后来也没办成。第二年我回国了，就打电话给刘进，要弄清一些事情，我们就一起开始调查了。

南方周末：后来为“宋要武”这个名字你做过调查？

宋彬彬：是我先生做的。他1989年回国创业以后，开始就他觉得几个比较重要的疑点调查，一个是“宋要武”那篇署名文章是谁编出来的，他去光明日报找了一圈，问了好多人，包括总编辑穆欣。查到最后人家告诉他说：是实习记者写的，不知道是谁。查不下去了。

另一个是我改名字的问题。他信得过我，知道我没改名叫宋要武，改名叫宋岩了，但要有证据，想查当年的户口。结果人家告诉他，当时没有电子录入，都是纸档案。你得开介绍信，这个很难开；你开到了也查不到。这么多东西这么多年，都堆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仓库里，还有没有都不知道。有可能你翻了十几年都翻不到那张纸。也查不下去了。

南方周末：你不出来说话，是否有别的担心？

宋彬彬：我最怕的就是，我只要一掺合，人家就容易受牵连。所有介入我这事的人都要挨骂，像冯敬兰，她当初写《请放开宋彬彬》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么多年她被网上骂得狗血喷头。我们班有个同学，跟我同学六年，很了解我，曾写了篇《818的红卫兵们》替我分辩，被骂得一塌糊涂。同学们岁数都大了，都想过一个安逸晚年，结果……

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你看我们班的公共博客，原先大家都发言，气氛那么好，现在因为我而彻底死了，各种人在上面乱骂。实际上还是要用我这个符号做文章。他们说的是“宋要武”，不是我这个人。当然我承担了这个压力。

我们想让她们自己站出来


南方周末：你参与调查是自己出面吗？

宋彬彬：我参与调查，都是先找学生代表会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很多比较敏感的，我都是让刘进出面，省得给人家增加压力。一些人如果我去问，她们可能不好意思拒绝。就像德国电影《朗读者》里的男主角麦克，在审判汉娜的时候，他就不敢站出来说。如果我是汉娜，去问他：你为什么不能为我作证？那他就会很为难。我不想那样。

南方周末：你是想知道殴打卞校长的凶手是谁，好为自己证明清白？

宋彬彬：没有。我就是想把事情搞清楚就完了。实际上谁打了人，我们也听说过一些。王友琴更知道，我们不认识的人她都认识。那天发动批斗的，就是她们班级的人。你不能随便造谣，歪曲历史。“八五”前一天，胡志涛去了两个地方去申诉，北京市教育局，西城区教育局，谁都不管；发动起来（打卞校长）你一下我一下，送到医院医院不救，你说谁是凶手？从上到下，到最后的医院，每一个环节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本身我们参没参与殴打，自己心里明白，但是你要有证据。这么多年调查下来，这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基本弄清楚了。

南方周末：印红标发掘的档案说，你们“八五”当天去北京市委汇报时就说清楚了。那天的批斗是高一3班发动的。

宋彬彬：学校同学都看到是高一3班发动的。我们找这个班的人，找了好多。有些动手打人的我们不敢找。有些班干部我们想找找不着。就像胡志涛说的，谁打了她，每个人的名字她都知道。这不是秘密。我们找梅树民老师调查时，他说那天他头上被扣了纸篓，看不到具体哪个人，只知道是哪个班的。后来他还是跟我们说了。

南方周末：调查报告里，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些施暴者的具体姓名？

宋彬彬：我们想让她们自己站出来。这个是不能由别人来替代的。

南方周末：这些年推动你往前和往后走的人是谁？

宋彬彬：往前是刘进、冯敬兰她们。拉我往后退的人也很多。理由是：“文革”是个从上而下的大事件，你这样会给别人造成很多麻烦。不能再伤害你这些同学和她们的家人。你看于羚，说她是“卧底”，太冤枉啦。

还有从我自身考虑的。比如我先生，他为什么反对？他说：你出来讲话，新的证人和证词又会出来。与其忙这个，还不如干些应该干的去。你越说，他们越来劲，越制造新的东西。

有人建议我起诉袁腾飞诽谤，我没有。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事情搞清楚，尊重历史。靳剑生一再说，我们不是为了自己个人，是为了对历史负责。我要是跟谁都骂架，骂得过来吗？

一起吃饭不说明什么


南方周末：现在网上有一张照片，毛泽东诞辰118周年时，你跟张玉凤在一个饭局上举杯合影。这次道歉会后，有人把这张照片翻出来说：“宋彬彬一边道歉，一边跟张玉凤共同缅怀激情燃烧岁月。”

宋彬彬：我可以说这件事。我妹妹跟张玉凤一个俱乐部游泳，我也去过几次，就这么认识了。我先生去世以后，我妹妹对我很照顾，有机会吃饭的时候经常叫上我。我这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去吃饭我从来不问谁请的。吃饭人家跟我聊天我就聊聊天，吃完饭我还是不知道人家是谁。我可以吃了多少次饭都不知道。很多人给我照相，再拒绝也拒绝不开。

那次张玉凤请吃饭，我并不知道是她。我妹妹说，牛街有一个特别好的清真馆子，带我去吃饭。我说那就去吧。整个吃饭过程我都没听人说给毛主席祝寿，包括张玉凤也没说。举杯的时候也不是要给毛主席祝寿，那我为啥不举杯啊？为啥那么各色啊？

一起吃饭不说明什么。我哥哥、我弟弟、我姐姐曾经去一个饭局，桌上碰见毛远新。我弟弟气得不得了，瞪着毛远新。毛远新就回避他的眼光。我弟弟的意思是，你把我们家整得那么狠。我妈还活着，你怎么从来就不能说句道歉呢？你看，他们不也一块吃饭吗。

人生怎么能假设呢


南方周末：2007年实验中学把你评为90名“知名校友”，引起了社会上的巨大争议。你为什么参评呢？

宋彬彬：是我们班一个同学推荐的我。被推荐以后我一直比较犹豫。有同学说，你被妖魔化这么厉害，你自己没有办法说清楚，学校评你，就说明你没有这个打人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话有道理，就同意了。

后来网上的议论多起来了，学校想让我退出，我就跟我先生一块找了学校，跟王本中和袁爱俊谈了。我先生跟学校讲，我们这些年走过的路是怎样不容易。他觉得我应该坚持。因为如果这时候下来就等于承认了我有问题。我被他说服了。

当然我没想到这几件事。一个是我们班要做一张“60年回眸”的光盘，当时每个人提交自己的照片，刘进负责联系我。我就把照片发给她。我这个人不是个理性的人，是个感性的人，特别容易激动。我真的觉得自己这40年很不容易。所以我每发一张照片就在下面写些感想。那是我们班同学自己交流的，不是要公开的。结果刘进传给做光盘的同学，又传给学校了，就上了校网了，变成了一个对全世界炫耀的东西。

这是7月底我自己发现的。学校网站把我所有的照片和说明全部登出来了，最前面还加了一段解释，说我“八一八”那天戴袖章的事。我找了刘进，刘进要学校撤下来，学校说好好，可是一直最后也不撤。

在人民大会堂开庆典那天，他们弄了一张我“八一八”那天的照片做成大挂图，我们更想不到了。事先我们跟学校表达过，不能上这张照片，不能提我“文革”的事情。一进去看见自己的照片，震惊啊，没想到啊。会搞成这样？可是当时我能怎么办？

南方周末：那你为什么不出来辩白？

宋彬彬：学校是怎么想的，我没有办法去替他们解读。但是我为什么不愿意解释呢？因为学校因为这个事已经被攻击得很多。甚至国外有人说，以后他们只给男四中捐款，不给你们女附中捐款了。我不忍心再出来辩白，把这个责任全推给学校。

知名校友的风波过去以后，2007年圣诞节我们班同学聚会。在会上，我们开始争论校友评选这件事。大家都对学校这样做非常气愤，说一定要向学校抗议，把那本书（90周年图志）停了。群情激奋，要找学校。结果最后我们一个同学很认真地看了那本书，说：不能要求撤。她说你看，那一章题目就说的是十年浩劫。定性了。对“文革”定性了。说人家并没有赞扬“文革”。

她说为什么卞校长的照片在66这一页，我戴红袖章的照片在67页？因为这是一个客观的表现。对女附中来说，这是“文革”中最大的两件事。你不登不等于没有发生过。而且放在同一处，她理解，学校是在为我作证：我不是凶手。如果我是凶手，谁敢把我们俩登在对开页？结果我们同学都接受了她这个观点。被她说服了。

南方周末：学校可能根本就没想得这么细致。

宋彬彬：可能吧，我也不知道。

南方周末：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呢？

宋彬彬：我肯定不参加这个评选了。我本来也不想参加，我从来都不愿参加。

很多同学都说我特别不适合参与政治。说我这个人傻。说我有老年人的随和，但也有老年人少有的单纯。说：你是太单纯了，单纯得过于傻了！她们都说，我特别不应该参与政治，但这辈子却被牵扯到政治里去了。

南方周末：那假设一下，你对戴袖章这件事后悔吗？

宋彬彬：当然，这一辈子这样的话……这不是后悔不后悔的事儿。人生怎么能假设呢？

“文革”对人的伤害没有底线


南方周末：2007年校友评选以后你被网上攻击得很厉害，为什么会一步步出来道歉？

宋彬彬：以前觉得清者自清，解释就是掩饰，越解释越说不清，避开谣言的最好办法就是置之不理。没想到几十年来谣言传得越来越厉害。实际关于宋要武的谣言不仅关系到我，也关系到大家对历史、对“文革”、对真相的认识。90年校庆风波，我更感到不说不行，于是写了篇文章（即2012年初发表的《四十年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2007圣诞节那天还专门与班里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聚会以征求她们的意见，这些话在我心里已经憋了许多年了。从2003年开始做采访就是想趁校领导（梅树民、刘秀莹）、老师、同学们还在时，尽量查清真相细节，即“拒绝遗忘，抢救历史”。

虽然攻击谩骂一波波不断，但个人的委屈抵不过老师校领导和广大人民所受的冤屈，我应该向校领导和老师表达歉意。我和我的同学校友老师们站出来说话，不仅是为我，更是为了澄清真相，为了不忘那段历史，调查的过程就是受教育和反思的过程，这样做也是我们这代人应尽的责任，对历史、人民、国家、年轻一代和我自己有个交代。

南方周末：你预料到王晶垚会拒绝你的道歉吗？他拒绝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宋彬彬：我对王先生一直抱着最大的尊重，因为卞校长是“文革”受难者，她和她的亲属受的苦太多了。

在2014年1月12日道歉中，我说：“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这之间我用的都是逗号，我道歉的第一人是卞校长，然后是4位校领导，之后是所有五位校领导的家人。至于社会上有误读为：我是仅向除卞校长之外的其他4位校领导的家属道歉，这只能怪我的文法不够好，表达不明确。我为此特地向卞校长家属表达歉意。

王先生拒绝接受道歉，我完全可以理解。对他来说，道歉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道歉并不能挽回亲人的生命。我理解他的愤怒。“文革”对人的伤害没有底线，每个受害人及其家属都会刻骨铭心。虽然我没预料到王先生会认为我和刘进参与了杀害卞校长事件，但我完全理解他的愤怒，因为事实教会我要换位思考。我真心希望王先生了解，快五十年了，女附中的校友把卞校长的冤情牢记心间。我们今天做的目的不仅仅是通过对受害者及其家人表示歉意，对他们受伤的心灵进行慰藉，更重要的是要思考为什么悲剧会发生以及如何防止悲剧不再发生。因此，今后我会继续参加校友组织的活动，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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