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九一三”事件的分分秒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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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原名林祚大，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五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解放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组成反党集团，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1年9月8日，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在其妄图策划反革命政变、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从山海关机场强行乘飞机外逃，凌晨3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机毁人亡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二时二十七分，林彪一行外逃所乘的256号三叉戟机，在蒙古境内肯特省温都尔汗地区的贝尔赫萤石矿附近坠毁。上图是飞机坠毁的现场，左3为许文益大使，左4为蒙方翻译。本文摘自《折戟沉沙温都尔汗》，王海光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祸起萧墙，周恩来运筹帷幄禁航令下达后，又从北京沙河机场跑了一架直升飞机。周恩来感到情况严重，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力劝他搬到人民大会堂暂住。毛泽东住到了大会堂的北京厅。林彪乘飞机叛逃，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十分担心，当时都估计是逃到苏联去了。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立刻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做了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的准备。周恩来亲自通过电话向各大军区负责人、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通报了情况，并发布命令：“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叛国逃跑了！从现在起，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周恩来讲得既含蓄又清楚，各地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很快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通报情况，商量对策。9月13日凌晨3点多，许多政治局委员是从睡梦中被叫醒，来到大会堂的。周恩来环视了到会的人，说：“今晚发生的事，你们几位不会感到突然吧？”本来就不安的会场气氛更觉紧张。周恩来接着宣布林彪乘飞机叛逃的消息。大家都被这突然的消息震慑住了。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演员出身的江青，她尖声叫喊：“林彪是个镇压我的人！我一向是同他作斗争的……”周恩来在会上还讲了林彪历史上的问题，说林彪在井冈山时就怀疑红旗能打多久，受到毛泽东的著文批评。
　　周恩来立即通知外交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人，林彪已经外逃，密切注意外电报道，研究并提出在各种可能情况下的应对措施。周恩来还通知各主要新闻单位的负责人，确定近期内关于林彪的宣传策略。9月13日，各有关部门紧急磋商，部署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的一切准备。毛泽东、周恩来一天都没休息，观察事态的发展，紧急安排各项应急措施。但一整天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14日上午，外交部党组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研究林彪出逃后可能出现的四种情况：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讲话；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等已到达某国某地；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静。紧急党组会还讨论了在各种情况下对外交涉和如何表态的问题。
　　中午12点20分，外交部收到驻蒙古共和国大使馆通过封闭两年的专用电话线路报来的特急报告：今天上午8时半，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许文益大使，通知有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在肯特省贝尔赫矿区10公里处坠毁。机上共9人，全部死亡。蒙方向我提出抗议，许大使已向对方提出到现场勘查的要求。这时，外交部紧急党组会还在紧张讨论对付最坏情况的措施，报告马上送到代部长姬鹏飞手里。姬鹏飞看后，面露笑容，额手称庆，说：“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
　　正绞尽脑汁谋划如何应付林彪外逃后对策的会场顿时活跃起来。
　　外交部决定马上把报告呈报给毛泽东、周恩来。周恩来两天两夜没合眼，14日中午午饭后服用了安眠药刚刚入睡。下午2点，秘书把周恩来叫醒，送上外交部的特急报告。周恩来看了后，立刻要汪东兴报告给毛泽东。下午5点多，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报告了林彪机毁人亡的消息。事关重大，连年事已高、一般不参加会的董必武也来了。
　　林彪机毁人亡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周恩来及政治局的多数同志心里都一块石头落地了。这是出人意料的最理想结果了！
　　汪东兴给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时，毛泽东似乎也有些意外。
　　他问汪：“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看错了？”他还问道“飞机上有没有活着的人？”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事先对林立果“小舰队”图谋不轨，要谋害毛泽东，发动政变的阴谋活动一无所知。林彪一家的突然逃跑，祸起萧墙，是人们绝对意想不到的，毛、周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大为震惊。林彪叛逃未遂，机毁人亡，是历史提供给党中央一个从容处理事件的良机。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驻蒙使馆来的电报，密封后送总理亲启；今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为进一步核实情况，查明事实真相，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要驻蒙大使馆，详细勘查现场，为慎重起见，要大使偕员亲自前去。驻蒙使馆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周恩来还指示有关部门，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些，要尽可能赢得时间处理“善后事宜”，以防不测。为把这一突发事件处理得更稳妥，让证据更确凿，事实更准确，以便为党内外做好承受这一突发事件的心理准备，所以，在林彪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宣传舆论方面没有做很大改变，颂扬林彪的语言还依然如故。在审慎地保持社会稳定的同时，对林集团的追查和清理在日夜紧张地进行着。
　　13日，李伟信被抓获后，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连夜对他进行突击审讯，李供出了林立果“五七一”的阴谋计划，吴忠极为震惊。根据李伟信的口供，在他们的据点里查获了大批材料。在12日深夜转移到原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待命的空军司令部技术情报处副处长王永奎、空军办公室外事秘书陈伦和、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副部长许秀绪、空军司令部管理局副处长兼汽车队队长王琢等人，等了一夜，杳无音信，认为林立果他们已经到了广州，便于13日下午上了去广州的火车。15日早上，他们到达广州。但到处打听不到林立果等人的消息。傍晚，他们得知部队要抓他们的消息，便到一个基层单位躲了一夜。第二天，他们弄到空白介绍信，伪造姓名、身份，准备乘火车到上海。在广州源潭车站，他们被抓获了。
　　几天时间里，“联合舰队”成员、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江腾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空军作战部长鲁珉、空军情报部长贺德全、空军司令部二处处长朱铁铮、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军务部装备处副处长郑兴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和珍等相继被收审。13日，组织上找江腾蛟谈话，他在还不知道林彪逃跑机毁人亡的情况下，就交代了谋害毛泽东的阴谋罪行，写了《谋害毛主席阴谋事件的经过》等书面材料。同日，鲁珉等人也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他们12日深夜开会商定的南逃编组名单被查获。
　　9月20日，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被收审。9月25日，南京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被收审。9月30日，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兼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被收审。“九一三”事件后，中央没有立即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采取措施。毛泽东对周恩来说：“看他们10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了就行。”
　　10天来，这些与林彪关系极不寻常的将领们，既没有揭发林彪的罪行，也没有交代自己的问题，反而偷偷销毁与林彪密切往来的证据。黄永胜焚烧材料，把烧纸用的瓷缸都烧裂成两半。10天后，毛泽东让汪东兴找来周恩来，问对黄永胜他们的处理情况。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说，他们在拼命烧材料。毛泽东说：“是啊，那是在毁灭证据嘛。这些人在活动，是要顽抗到底了！”周恩来说：“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对汪东兴说：“你不能离开中南海，要严加保卫主席的安全。”
　　24日上午，周恩来把黄、吴、李、邱召集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向他们宣布中央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当他们进门时警卫进行检查，看他们是否带有武器。周恩来对他们说：“出事10天了，你们几个一言不发、一字不写，不知是为了什么？”“今天早晨3点钟，主席最后下了决心，你们几个暂时离开工作，给你们找了几个住的地方，你们分别去写材料。军委办事组的工作，由叶帅暂时负责。”
　　不久，10月6日，空军学院小楼里的一份最关键的罪证材料被清查出来，送达周恩来的手中。这就是1971年3月22日至24日，林立果、于新野等人搞的《“571工程”纪要》。这份由于新野潦草地记在一本小活页本上的阴谋政变计划，同林彪的“九八手令”、给黄永胜的亲笔信等罪证材料一起，成为了林彪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最有力证据。
　　折戟沉沙，副统帅葬身荒漠
　　林彪事件事发突然，事件结果又有着某种历史的偶然性，在迷雾重重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带有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容易使人们产生种种的猜测，许多假想臆说流传至今。
　　256号三叉戟飞机在13日凌晨1时55分从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境内后，很快降低高度，中方雷达跟踪飞机进入蒙古国200多公里处消失。半小时后，2时27分，蒙古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处的依特尔默格县苏布拉嘎盆地突然响起巨大的爆炸声。爆炸声和随之燃起的大火，惊动了附近的人们。一位正在当地炸药库值班的女士闻声拿枪冲了出去，发现一架坠落的飞机，飞机的发动机上正喷着熊熊烈焰。256号飞机在紧急迫降时机毁人亡。准确方位是东经111度17分，北纬47度41分。9月15日下午6点，刚出任驻蒙大使不到一个月的许文益，奉命带着大使馆二秘孙一先，随员沈庆沂、王中远来到了飞机失事现场。蒙方陪同前往的有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二司专员古尔斯德、边防内务管理局桑加上校，还有一些航空、法律、法医等方面的专家。
　　飞机失事现场苏布拉嘎盆地是一个沙土质盆地，地势开阔平坦，遍地都覆盖着三四十厘米高的茅草，南北长约3，000米，东西宽约800米，北、东、南三面被高低不等的土包环绕，西面则是一个斜坡。飞机着陆点正好在盆地的中央，坠毁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烧面积长800米，宽度由北面的50米扩展到南面的200米，呈倒梯形。举目望去，周围是秋风萧瑟一望无垠的荒原，燃烧过的焦黑色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在残阳斜照下触目惊心，悲切凄凉。
　　盆地中央的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擦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一道深约20厘米的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了，进入燃烧区。飞机的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散落面越来越宽。机头燃烧区距着陆点530米左右，火势最猛，只剩下镶嵌仪表的空架子和大堆残缺机件，机壳都已化为灰烬。它的正东20米左右有一大段机翼，上有“民航”两字，其根部有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洞孔形状不规则，边缘外翻。机头以南80米处有一个起落架。机头西北60米处是斜卧着的机尾，上面的五星红旗和机号“256”等标记清晰可见。这些标志明白无误地显示，这就是林彪乘坐的民航256号专机。机头以北50米范围处散布着9具尸体，中间有一炸坏的方形食品柜，旁边堆有蒙方收集起来的死者遗物。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现场遗物中有林立果的空军大院0002号通行证。中国大使馆人员把尸体从南向北编为1至9号，从各个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后鉴别确认。
　　根据事后查证：1号尸体是林彪座车司机杨振刚，2号尸体是林立果，3号尸体是刘沛丰，4号尸体是特设机械师邵起良，5号尸体是林彪，6号尸体是机械师张延奎，7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8号惟一女性尸体是叶群，9号尸体是256号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
　　所有尸体都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没有发现任何弹孔。这些尸体和一般飞机失事的尸体不一样。他们并非个个都是焦骨残骸，而是躯干都完整，大多是皮肉挫裂、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等碰撞外伤，大部分的伤势并不重。这是在飞机着陆的摔撞毁坏过程中造成的。但他们的皮肤都烧灼得厉害，多数尸体难以辨认，而且个别尸体，如林立果、潘景寅等人，似有火中挣扎状。据此似乎可以推测出，在飞机爆炸的瞬间，他们有些人只是被摔昏而并未完全死亡，是被继而燃起的草地大火烧死的。由于大火燃烧时伴有一氧化碳中毒，尸体皮下均呈樱桃红色。加之当中国大使馆人员去时，尸体已经停放达80个小时之久，个个僵硬肿胀似蜡人，看上去显得比较年轻。特别是叶群的尸体，看上去只有30岁左右。最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的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着鞋子，这是为避免飞机紧急迫降的冲撞扭伤而预先采取的措施。看来，这架飞机的迫降是有准备的。
　　中国大使馆人员，详细勘查了现场，拍了几十卷现场照片，草绘了飞机失事的现场图。在逐个查看完尸体后，即按蒙古的习俗进行了入殓埋葬。最后把飞机机尾炸掉的发动机进口环放到墓顶作为标志，举行了简单的致哀仪式。中蒙双方对飞机失事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蒙古方面认为：飞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由于自身不明的原因，进行紧急降落，飞机着陆失败，右翼撞地折断，引起爆炸燃烧而失事的。据蒙方提供的乌兰巴托中央机场气象台报告，在9月13日两点钟时，肯特省依德尔默格县上空有2至4级的风，无风沙，无雾，能见度50公里，飞机失事地点无危险的气象情况。因而，可以排除由于自然现象导致飞机失事的可能性。
　　中国大使馆给国内写的飞机失事报告中的分析是：从周围无高大目标，迫降地点选择合理，着陆点到燃烧区有几十米距离，以及死者躯干烧伤不重，无高空摔折等情况看，飞机不像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
　　9月21日，勘查坠机现场的中方人员，驻蒙大使馆二秘孙一先带着现场拍摄的胶卷、失事现场示意图和有关材料回到北京汇报。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听取了孙一先和外交部主要领导的汇报。凌晨2点多时，根据周恩来指示，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外交部负责人符浩、民航总局负责人邝任农、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杨德中、公安部长李震、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及尚未被羁押的空军司令吴法宪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一起研究驻蒙使馆送来的照片和材料，分析飞机坠毁的原因。最后一致同意李际泰的意见：飞机因燃料将要耗尽，被迫做紧急着陆的准备，驾驶员不熟悉较大区域的地面情况，最好的选择就是找一块平坦的地方，冒险以飞机腹部擦地降落。看来，飞机着陆后，由于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倾斜，触及地面，与沙石冲磨，骤然升温引起油箱起火，从而导致全机爆炸。从当时的特殊情况来看，驾驶员技术很好，选择了惟一的处理办法。他们也考虑到了其他的原因，如机件失灵，或被地面炮火击伤而坠落，或击伤后被迫着陆等，但认为这些可能性较小。凌晨4点多，分析结果报送给周恩来。
　　1972年5月，中央专案组邀请王海（后曾任空军司令员）为首的空军技术专家们，对飞机坠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256号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了野外降落（迫降）没有成功而造成破碎烧毁。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分析综合起来看，256号飞机坠毁的情况是这样的：256号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时，油箱存有12.5吨油。飞机飞到温都尔汗附近共飞行118分钟，航程1080公里，耗油量要10吨左右。存油量大概还有2.5吨。其中还有一部分油是油泵抽不上来的，不能使用。所以，飞机在低空最多还能继续飞20多分钟。这就促使飞机驾驶员急于寻找着陆地点。但是，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又没有导航，并且是夜间飞行，就是潘景寅这样的飞行老手也难能判断出当时飞机的准确方位。由于油耗限制，他不敢扩大飞机的搜索半径。其实温都尔汗市就有一简易机场，离飞机坠毁地点仅70公里，去那里降落的油是足够的。
　　潘景寅是个技术熟练、富有经验的飞机驾驶员，他选择的降落场地是一片平坦的草地，应该说是比较理想的。在降落前，机上人员已经做好了野外迫降的准备，手表和鞋子都取下来了。而且，从现场飞机机械师们的尸体在林彪尸体旁边来看，似乎他们在迫降前是围绕着林彪保护他的。驾驶员也是做了野外迫降的动作，飞机的前开缝翼已经打开，没有放起落架。起落架是在机场坚硬跑道上使用的，而在野外软地面的降落，要依靠飞机机体与地面接触的摩擦来完成。而飞机的实际降落是尾部先着地，形成地面的滑痕，说明操纵还是得当的。
　　迫降没有成功，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从操作上讲，降落的动作没做完全，飞机的减速板没有打开，减少降落速度的反推力装置也没有使用，造成飞机着陆接地的速度大。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动作是由副驾驶完成的。但256号飞机仓皇起飞，副驾驶未能上机。而驾驶员似乎疏忽了，没完成这些动作。第二，从飞机结构上讲，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设计是以有机场条件为前提的，这种结构不利于野外降落。三叉戟飞机的两翼安放在机身下部，机翼和机体腹部都有较大的油箱，在飞机不使用起落架降落的情况下，它的着陆是机翼和机腹同时着地，极易造成机翼折断，油箱破裂，引起燃烧。第三，从地形条件上讲，降落点虽然是地势平坦的草原，但地面仍是凹凸不平，这也容易造成飞机降落后跳跃。第四，从迫降惯例上讲，飞机没有释放完剩油，这在迫降的剧烈摩擦和冲撞中，极易造成燃烧。
　　据此可见，飞机是以较大速度在盆地中央迫降，先以尾部着地，形成30米长的摩擦带，同时右机翼划地，然后飞机反弹跳跃，在空中翻滚，折断两翼，机身呈圆筒继续带着惯性前冲，破碎解体，机上人员被甩出。在此过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积燃烧。那个让人疑惑的飞机右翼根下约40厘米的洞，就是油箱爆炸造成的。飞机残骸形成长800米、宽50至200米的梯形散布面。在这一连串的瞬间动作中，最为关键的是空中翻滚，如能保持正面着地，飞机当会在几分钟内放下充气滑梯，人员可以紧急滑出。
　　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一度紧张的中蒙关系正在改善，蒙方对这次飞机失事事件的态度比较理智，虽然提出抗议，但口气和缓。在协助中方到现场勘察，处理死者遗体遗物等方面都给以了友善的帮助，这使得中国使馆能够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为中央处理林彪事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但在9月25日以后，蒙方对于中方提出的将死者遗体、遗物运回中国的请求，在态度上却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强硬，要求中方提供死者的真实身份。因而使得这一交涉陷入僵局。
　　在双方彬彬有礼的外交辞令后面，都是大有文章。无孔不入的苏联克格勃机关，已经从各种细微的迹象中敏锐地嗅出了中国政局的新变化，认为中国在蒙古境内失事的这架飞机不是寻常的民航飞机事故，空难者身份神秘。在9月下旬，中蒙双方对飞机失事性质的外交认定上正在唇枪舌剑的交涉时，他们就已经秘密派出了专业调查人员前往蒙古，挖掘出林彪、叶群的尸体，进行解剖研究，确定了死者的身份。调查结果被作为克格勃的绝密资料，只有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清楚。
　　多年来，林彪的神秘死亡——这个被称为亚洲最大疑团的事件，一直引起了无数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极大兴趣。尽管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已经说明了林彪事件的真相，但仍有许多众说纷纭的猜疑，也不乏向壁虚构者。进入到90年代后，国际环境更加趋向和谐，许多尘封了多年的事件都逐一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一个年轻的美国人、29岁的自由撰稿记者汉纳姆，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开始了对林彪神秘死亡的追踪探密工作。
　　1993年5月，汉纳姆来到蒙古，实地调查了林彪飞机坠落的现场，采访了目睹飞机失事的两个见证人。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汉纳姆调查了20多个有关人士。他了解到当时苏联人处理空难者头骨的一些细节，如何把头盖骨放到沸水里翻煮，以便把头发和肌肉去掉等等。他还找到了当时苏联专家与蒙古官员共进晚餐的照片。其中的一位是主要的病理学家瓦西里·托米林。汉纳姆根据这个线索，1993年8月来到莫斯科，居然找到了退役的少将军医托米林教授。但没有克格勃的允许，托米林教授不肯吐露真情。
　　两个月后，克格勃的一批重要档案销密。托米林获准讲话。他和当年另一位参加调查的人扎格沃兹丁将军一同接待了汉纳姆，详细介绍了当年调查的经过。他还告诉这位不辞劳苦的年轻的西方记者，前苏联设法将林彪和他夫人叶群的头颅弄到了莫斯科，存放在克格勃的一个仓库里。不久，俄罗斯《红星报》刊载了该报记者对托米林的采访报道，向世界公开了这一秘密。托米林详细回忆了他当时负责主持验核林彪、叶群尸体的情况：
　　……我们很快便找到了飞机的残骸。一群野狼已在那里筑了窝。士兵们对天鸣枪驱走了狼群，我和沃尔斯基则开始掘尸检验。尸体共有9具，全都烧得面目全非并已高度腐烂。我在两具尸体的口中发现了做工相当精细的金齿桥和金牙，于是决定将这两具尸体的头骨带回乌兰巴托。我只是凭直觉才这么做的，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猜想。回到使馆随便翻阅几本杂志时，看到林彪的照片，我心里一动，脱口而出：真像啊！回到莫斯科后，我便收集了大量林彪生前的照片。在一张脱帽照片中，我发现林彪的右太阳穴稍上处有一道明显的疤痕，而在我带回的头骨上也有这么一条伤痕。我还找来了卫国战争前林彪在我国进行治疗时的病历档案。这份档案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最令我惊喜的是一张X光片。这张照片清楚地显示出病人肺部组织上有一硬结——那是林彪患肺结核落下的根儿。我于是决定再次飞往蒙古。……托米林教授领导的鉴定小组，找到了尸体上的结核病灶，研究了骨骼和所有牙齿，做了耳廓复原的实验，一切证据都证实是林彪、叶群无异。最后为慎重起见，他们又进行了头骨复原术。托米林几个月的工作最后见分晓了。他说：“结果终于出来了——复制出的头像同照片分毫不差。终于到了可以得出惟一结论的时刻。”
　　几十年间，在林彪、叶群、林立果的葬身之地，三叉戟256号的飞机残骸成了鸟兽们的栖息地，野狼、苍鹰们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巢穴。当地的居民们把它当成了家用材料库，用从机身上剥下的铝皮做了许多盆盆罐罐。近几年来，中国与蒙古边境贸易兴盛起来后，当地居民又把它当作一条新的生财之道。他们用这架中国最著名的飞机残骸上的材料与中国边民们交换了许多精美实用的商品。残骸中最大部分的机头，据说被一位有钱的香港商人高价买走了，这又给当地人带来了一笔意外之财。举国震惊，历史又到新关口。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根据“内外有别”的原则，有计划地、逐级分批地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传达了关于林彪叛逃的有关文件，在全党、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对林彪进行揭发、批判，清查与林彪一伙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
　　9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57号文件，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通知称：“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通知说：“中央相信，林彪这个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大好事”，并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中央规定，这个文件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9月18日通知的传达范围，扩大到地、师级以上党委。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的通知。通知说他们“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
　　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成员有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10人，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10月3日，为彻底审查、弄清林彪、陈伯达集团的问题，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专案组成立。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10人组成。10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向县团级党委通报了林彪企图谋害毛泽东和另立中央的两项阴谋罪行。通知还说，在10月中旬，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军队连级党员干部等。10月24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林彪叛逃事件向广大群众传达。
　　11月14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将《“571工程”纪要》编号发给党的高级干部，提供他们阅读研究。通知说：“它的实质，是反对党的‘九大路线’，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
　　1971年12月11日，1972年1月13日，1972年7月2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先后下发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材料之二，材料之三。材料之一主要内容是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的活动和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材料之二主要披露了林彪集团的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制定过程和进行政变的准备。材料之三是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这三批材料是揭批林彪集团的主体材料。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召开了揭发、批判林彪的老干部座谈会。从1971年9月26日到10月15日，由李富春主持，召集了部分老干部开了9次座谈会。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等出席会议，揭发批判了林彪。朱德、刘伯承分别写信、谈话揭发林彪历史上的问题。他们都对林彪叛党叛国活动表示极大愤慨。盲目的个人崇拜是造成“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文化大革命”又把个人崇拜推到极端狂热的程度。而这一切又都是和林彪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的地位和声望都到达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巅峰。从地位权势上，他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从思想权威上，他是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的“好学生”和“光辉榜样”。特别是经过多年的强化宣传，这些认识已经逐渐形成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维定势。很少有人会想到林彪还会有什么问题。所以，林彪叛逃事件突发，对人们思想上心理上的震撼，无异于一场地动山摇的大地震。
　　在向广大干部群众传达林彪叛逃事件的中央文件时，人们的震惊如同是听到了晴天霹雳一般。大家都是目瞪口呆地听着传达，很多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怀疑搞错了。有的胆小的人吓得小便失禁，甚至有吓成精神病的。随着大量的林彪罪行材料揭发披露出来，林彪一伙大搞两面派、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策划谋害毛泽东的种种罪行，激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极大愤慨。人民愤慨林彪是个反革命两面派，同时，也愤慨自己的被愚弄——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神圣性被亵渎了。人们正是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投入批林整风运动中。
　　但当人们的愤慨情绪慢慢转为冷静的思考，一些尖锐的问题不可回避地提出来了。怀疑“文化大革命”的思潮凝重地弥漫于上下。最好的学生要谋害导师，法定的接班人要叛国外逃，这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莫大的讽刺。人们不禁要想：“文化大革命”究竟有没有必要性？有没有合理性？中国究竟有没有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被打倒的那么多干部究竟是不是走资派？人民付出真诚的牺牲，除了巨大的损失和灾难还得到了什么？它煌煌大言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究竟是给人民带来利益，还是给少数个人野心家带来利益？……
　　“九一三”事件以一种历史偶然性的形式，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内在的必然性矛盾，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诚如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上的政治报告中所说，林彪是一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阴险人物。但他为什么能成为中共党的副主席、“副统帅”和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尽管林彪事件发生不久，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公开了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于武汉写给江青的信，说明毛泽东当时就对林彪的做法“感觉不安”，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而利用林彪。但这远不足以说明为什么要把如此危险的人物指定为接班人。
　　林彪事件的发生，从根本上颠覆了毛泽东在人们心中英明伟大的神圣形象。林彪事件给毛泽东刺激非常之大。毛泽东毕竟是近80岁高龄的老人了，自1971年春起，毛泽东每到开春和入冬总要生病，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老年性疾病。1972年1月，这位在无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胜似闲庭信步”的开国英雄发生一次严重休克，经紧急抢救才得以脱险，但身体从此垮了。他不再在公开场合露面，报道中也再没有了“神采奕奕，满面红光”的语言，从此，他那“乱云飞渡仍从容”的熟悉身影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毛泽东也从林彪事件中反省了“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吸取了某些教训，在感情上重新和老同志靠拢。他注意解决一些“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具体错误，亲自抓解放干部的落实政策工作，并支持许多负责干部重返工作岗位。他在1971年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亲自为“二月逆流”平反。1972年1月10日，他主动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为陈毅恢复了名誉。1973年12月，他对参加军委会议的人讲，要给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并作了自我批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尽管这种说法十分牵强，但毕竟是毛泽东一生中少有的自我批评，与会者都非常感动。
　　在支持干部重返领导岗位方面，毛泽东做得最重要的大举动就是让邓小平重返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并委以重任。邓小平重返中央领导岗位，不仅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增强了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支柱力量，而且，“第二号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东山再起，本身就赋予干部的解放和重新使用的典型意义。但是，毛泽东在总体上还是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并不允许对它的怀疑、批判和抵制。但林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路线下形成的，对林彪的批判势必要批判到极“左”思潮上去，批判极左思潮又必然要批到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政治暴发户江集团。1972年，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江青、张春桥等在批林问题上发生尖锐冲突。周等人是要批林联系到批极左思潮的。江、张等人则力主林彪的实质是“极右”，反对批林批“左”。关键时刻，毛泽东出面，表态支持江、张等人的主张。从此，批林只能批极右，不能批“左”。毛的这一错误以后又发展到政治局批周恩来和全国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维护，使历史丧失了以林彪事件为转折，来结束这场劫难的契机。反映在批林问题上，就不能涉及到林彪事件之所以出现的最根本问题，即长期“左”的错误形成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理论问题。特别是江青集团还在台上，影响和控制着对林彪事件的清查工作，对涉及到他们的问题，一概不让追查下去。这就使对林彪一伙的罪行不能得到彻底的清理。许多事件的来龙去脉言之不详，许多被清查对象在政治高压下说了假话，有的人为了争取“好态度”而把不是自己的问题揽在自己身上，许多列入文件的结论缺乏严密确凿的证据。
　　“九一三”事件后，对涉及林集团活动的人和事的清查和处理，虽然也有些扩大化的情况，但较之“文化大革命”前期和以往类似情况的处理，还是能注意到掌握政策的。毛泽东再三指出：死党只有那么几个人，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分析历史条件，林彪当时是副统帅，大家搞不清他的阴谋。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改了就欢迎。毛泽东还具体说：“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他们是组织派到那里去工作的嘛。”毛泽东的指示对清查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依据。
　　清查工作主要在空军、海军、总后勤部进行，进行得比较顺利，基本上查清了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林办”的工作人员集中办了几年“学习班”，到1975年8月，经毛泽东批示后，另行分配工作。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不对他们产生伤害性的影响。但同“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刘少奇等人的工作人员的处理相比，他们应该是幸运的了。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中央专案组对林案涉案人的审查处理共147人。其中按敌我矛盾处理的75人（包括按内部矛盾处理的12）；按内部矛盾处理的12人（严重错误10人，一般错误1人，无错误1人）；未定性1人；团河学习班审查结论59人（严重错误9人，一般错误33人，无错误17人）。以上涉及军队人员132人，省军级以上30人。
　　在毛逝世后，1976年10月，为祸中国十年之久的江青集团“四人帮”被新的中央领导集团一举粉碎，结束了这场劫难重重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全面的拨乱反正。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中国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历史走向了新的纪元。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以法律的武器，清算林彪、江青这两个给中国人民制造了空前浩劫的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并将两个集团的罪案一并处理。本着对历史负责，为子孙负责的态度，最高人民法院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检察厅、特别法庭进行了充分的调查。“两案”审判遵循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对林彪事件的当事人一一进行了重新调查，重新核实了所有的证据。在证据确凿的前提下，提起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
　　1980年7月至8月，按照法律程序，先后对羁押8年之久的陈、黄、吴、李、邱及“联合舰队”的21名成员补办了逮捕手续。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判决：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主犯黄永胜有期徒刑18年，主犯吴法宪有期徒刑17年，主犯李作鹏有期徒刑17年，主犯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主犯江腾蛟有期徒刑18年。1982年2—3月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根据“两案”审判所掌握的法律尺度，先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其他有关案犯进行了宣判：原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提供情报，以资敌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原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为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提供飞机，以资敌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原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策动叛乱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5年。
　　其他“联合舰队”成员，参与反革命政变者也由各军兵种的军事法庭判决：原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投敌叛变（未遂）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原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原空军情报部长贺德全，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原空军作战部长鲁珉，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管理处处长陈伯羽，犯有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提供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原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珍，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原空军情报部副处长王永奎，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原空军军务部副处长郑兴和，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原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陈伦和，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原空军雷达兵部副处长许秀绪，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原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朱铁铮，因犯有积极参与反革命集团罪，参与策划南逃广州，判处有期徒刑5年。原空军司令部管理局副处长兼汽车队队长王琢，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原武汉军区某野战师政委关光烈，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反革命杀人（未遂）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空军副参谋长王飞，论罪不比江腾蛟轻，也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之一，但他在押期间患神经病，遂保外候审。他们刑期的执行从羁押时算起。
　　到此，神秘的林彪事件可以说是公诸于天下了。林彪和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落了个折戟沉沙，葬身异国的下场。林彪事件中所牵扯的一干人等也都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林彪事件所引发出的对这段历史多方面的思考，还将久久地在历史的上空回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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