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是时候了”：送别沈泽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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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了”：送别沈泽宜先生

傅国涌

“是时候了”，1957年5月19日，年轻的北大学生沈泽宜先生在餐厅前贴出的这首诗，曾激动过那个时代，激动过万千莘莘学子。提起他的名字，许多人，无论识与不识，几乎都会想到这首诗。虽然，在他自选的诗集中只是放在附录的第一首。正如他的同时代人、1957年进入北大中文系、1984年创立《南方周末》的老报人左方(1934~ )先生说的：“当我读到谭天荣写的‘大毒草’，沈泽宜、张元勋写的《是时候了》的诗，简直是热血沸腾，这不是理智判断，是一种本能的共鸣，我觉得只要是一个有热血的人读到这些都会激动的。”毫无疑问，在1957年的春夏之交，“是时候了”引发了无数年轻人内心的共鸣，成为一个时代的音符，影响越过了北大校园。当他离别这个世界时，许多生前故交、学生也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是时候了”，在与沈先生遗体告别时，我至少看到三、四副挽联和挽幛中都含有“是时候了”。我送上的挽联中也有“是时候了”。

昨天中午，湖州当地的朋友就替我送的花圈，因为写了这副挽联，晚上就被移走了。幸好托另一朋友写的一幅，早上带过来了。“是时候了”，相距五十七年的时光，遥望一九五七，“时候”似乎还没有到，什么时候才是“时候”？我不知道，整个民族都不知道，而诗人已为此付出整整一生，直到生命的终点，乃至他的身后，仍然要为此付出代价。他孤身一人度过了此生，如同他在2008年12月写的那首诗《堂吉诃德在一群牧人中间》所言：

从十八岁到七十八岁/活在黑铁时代的我/偏偏是这个梦/有意无意地/让我记住了这么多年/九死一生仍然相信/过去有过，将来肯定还会有/那样一个/关于黄金时代的/虚妄而真实的梦

1957年，24岁的他写下“是时候了”，是因为相信这个梦。1989年，他登上北行的列车，到天安门广场与学弟学妹站在一起，也是因为相信这个梦。他守护这个梦，从十八岁到七十八岁直到八十二岁，最后他哼着《鸿雁》离开这个他爱的人世。“江水长/秋草黄/草原上琴声忧伤/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鸿雁》的歌词苍凉而辽阔，他在1958年定为极右分子后流放陕北黄土高坡，如同失群的孤雁，熬过了那些孤苦无告的岁月。即使回到故乡湖州，也是从事下水道等繁重工作。今年8月4日，我和家人、朋友到湖州看他，他特别跟我们提起1976年前后的那段艰辛日子，并主动朗诵了两首写于那个时候的诗，一首是《动物园又到了批珍禽异兽》，他说自己那时就如一只被人牵来牵去的猴子。但命运给予他的重压与苦难，并没有压垮他，他用诗记录了苦难，并超越了苦难。他终生独身，一些不了解他的人对他有诸多不解，也曾有过对他感情经历的某种非议，而他却坦然面对。他是一个诗人，纯真的个性一辈子没变，清澈的目光也一辈子没变。即使这个世界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他依然是湖州好人家那个“打弹珠的少年”。

那次见面大约两个小时，他背诵了《是时候了》，以及1979年献给林昭的《雪地之灯》，还朗诵了《钟声》、《倾诉:献给我两重世界的家园》等，他自己偏爱的诗多为1970年代所写，是走出反右劫难前留下的见证。那天，他心情大好，身体也还硬朗，与我们讲了不少往事，包括1989年5月在广场与柴玲、封从德的故事，讲了在北大老同学资助下南归直到被捕……我们怕他累着，起身告别，他依依不舍。临行前，他走到书房，搬出沉甸甸的《梦萦未名湖》两册精装本大书，送给我，里面有他的两篇文字《一首诗的诞生》、《不可剥夺的林昭》。

记得去年也是8月初，他癌症复发，病情不乐观，我到湖州一家医院去探望他。他躺在病床上，与我聊了很多关于林昭，关于北大1957年春夏之交的旧事。我怕他累着，不敢多聊，他却留我多坐一会。他淡然地说：“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是说：“您一生虽历尽苦难，却也有幸遇到了两次历史大事件，两次您都有幸参与，并且为此蒙难。此生已无遗憾。没有白活。”他点头称是。他生于1933年，1953年考上北大，1954年转入中文系，遇见了苏州少女林昭，受到林昭的青睐，他却没有接受。《是时候了》搅动北大风云之后，林昭曾在未名湖畔的一个夜晚为他们辩护。大难临头之际，他在北大的万人大会上公开检讨，不料未能免于沉沦，既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同伴，他们都成了右派分子，或入狱或流放，面对此后漫长的苦难。他也为此背上沉重的负担，那一天的检讨成为他一生的心结。就是那天晚上，他还叮嘱我帮他寻找《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的小册子，其中收入了他在北大的检讨《我向人民请罪》。

从那以后，他又坚强地活了一年多。直到前天（9月21日）下午大约三点，我正在旅途当中，传来了噩耗。我想起1989年5月27日我在天安门广场偶然为他拍下的照片（当时我笔误写成了1989年4月27日，特别更正），想起十年来与他的零星交往，想起他、林昭和那个时代的故事，。2005年春天，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山那边的一盏灯”》，记述对他最初的认识。从那以后，我们又有过数次见面，他写的文章也总传给我看，他出的诗集、回忆录也总要送我，回忆录初稿也曾转发给我，希望听听我的意见。2010年冬天，林希翎的骨灰运回故乡浙江温岭，他不顾年事已高，从湖州到杭州，再从杭州到温岭，我们有过一次难得的相聚机会。他在林希翎追思会上的发言，深情、清晰而有力，他引述了一句难友的话“右派是人类的傲骨”，在他身上确实一辈子都保持着“五一九”一代特有的精神气质。种种非议都将随着时间被风吹去，他的诗将留下来，他的两本诗集《西塞娜十四行》、《沈泽宜诗选》就是这个不幸时代的歌吟。

这个世界归根到底是柔弱的诗歌与不可一世的强权之间的战争，真正的诗人会永远站在强权的对面。他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诗人，当他离世之时，我尤其感到，柔弱的诗歌却有着穿透时间的力量。毛泽东的尸体还停放在天安门广场，却早已注定遗臭万年，而沈泽宜诗歌的生命才刚刚开始。“是时候了”，什么时候才是“时候”，那一刻就是“时候”，此刻就是“时候”，这一切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其实无论时代有多么黑暗，每个人都可以点亮自己的那盏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怀念山那边的一盏灯/在冷雾凄迷的夜晚/在白茫茫雪地中央/美丽地，孤独地，凛然不可侵犯地亮着”（沈泽宜《雪地之灯》）。今天，那盏灯依然亮着，而他也成了一盏灯。

在他生命的黄昏，他以衰病之身完成了三本回忆录，第一本讲述他出生到1957年5月19日前的往事，湖州一户好人家，陈英士、陈立夫、陈果夫这些长辈，有才能、有修养的父母，少年的好时光，以及他早年所受的民国教育。第二本讲述 “是时候了”点燃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之后他的遭遇。第三本讲述他后半生，包括1989年天安门运动中，他与大学生在北大和广场的日夜，他逃亡、被捕、被囚禁的岁月。只有第二本以《北大，五月十九日》为名在香港出版过，也是印量很少，早已买不到了。其他两本则成了他留下的遗稿，他生前未能看到出版。他的回忆录和他的诗集一样，都是一个时代风雨仓皇的见证，他不幸遇见了这样的时代，终生独身，无子无女，当他离世时，身边只有保姆一家和一个远道赶来的外甥。他又是有幸的，他存世的八十多年间，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反右运动、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六四……他都一一经历了，他的真实人生要比诗更丰富、更深厚、更有内容，他的人生就是一首诗的长卷。在距离“五七”五十七年后，在林昭被杀四十六年后，他和同时代老人的陆续离世，一次次地提醒我们，“五一九”那一代正在凋零，渐渐隐入历史的深处。但他们书写的那段历史不会过去。今天早上，我从杭州到湖州，一路有台风带来的雨，雨中送别沈泽宜先生，送不走的是一个时代，青铜般的记忆，将回响在未来的世代，我相信。

2014年9月23日

转自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