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威、陈东林：三线建设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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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的前世今生

徐有威 陈东林


　　也许您不知道三线建设，但是您也许知道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胡锦涛和北京地质学院的温家宝，在三线建设口号的召唤下，奔赴祖国西部的甘肃。在刘家峡和洒泉工地共同度过了14年的风雨春秋，从普通技术员成长为省一级建设领导者，他们又在1982年共同来到北京，开始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在共和国领导人中，同样有着领导三线建设经历的，还有宋平、李岚清、王兆国……

　　也许您不知道三线建设，但是您也许知道成昆铁路，攀枝花钢铁集团，酒泉航天中心，西昌航天中心，葛洲坝水电站和中国第二汽车厂这些中国响当当的企事业单位名字。这些，都是三线建设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

　　也许您不知道三线建设，但是您也许看过《青红》，看过《我II》，看过《山楂树之恋》。这三部电影的背景，就是三线建设。其中《青红》和《我11》的编导王小帅，出生5个月后随父母从上海搬迁到位于贵阳的三线建设企业的贵阳光学仪器厂。他在那里长大，俗称三线二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线建设是一个激动人而又一度神秘的话题。从1964年到20世纪80年代，成千上万的建设者，包括工人、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从中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内地大西北、大西南的丛山峡谷之中，苦战十余年，进行了一场鲜为人知但规模极其浩大的建设。

　　在备战韵要求和“文革”的冲击下，三线建设的历程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影响深远、犹如一场激烈的战争。最后，在三线地区拔地而起了1100多个星罗棋布的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它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

　　三线建设，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西部建设战略，凝聚了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及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和罗瑞卿等中央领导人在当时复杂形势下的战略思考和筹划。

　　三线建设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随着邓小平等几代中央领导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与时俱进的开拓与探索，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三线建设转入以“军转民”为中心的调整改造、发挥效益的再创业阶段。

　　通过对三线建设前世今生的回顾和反思，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即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与世界霸权主义的较量中，直接或间接地打赢了关系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重大斗争，同时取得了开发西部的重大经济成就。



宋平谈三线建设及工业布局

采访整理：武力、陈东林、郑有贵、段娟


　　宋平简介：宋平，原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中部长。1917年生于山东省莒县。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12月至1970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局计划委员会主任、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武力：我们研究三线建设主要开展两方面工作，第一抓紧抢救历史资料，第二在有关的档案、实地考察、口述史资料的基础之上搞一些研究项目。我们寻访了参与三线建设的同志，请他们回忆当年亲历三线建设作口述史。您是三线建设的亲历者，采访您了解更多的珍贵历史资料。

　　宋平：我今年95岁了，有些事情记不住，讲得不一定准确，我的回忆供你们参考。

　　郑有贵：三线建设是我们国家的一笔财富。现在需要对三线建设有个历史的评价，想听听您的意见。

　　宋平：1952年学苏联搞建设，搞全国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当时国民党留下的是个烂摊子，起码的统计资料都没有。全国成立六个大区，各大区都布置自己的经济建设。东北全境解放最早，现代工业比较集中。东北局成立最早，经济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形成了一个局面。所以，全国统一货币的时候，内地都用人民币，唯有东北的货币暂时保留。为什么会保留东北的货币？毛主席讲，全国打仗，内战还没有结束，发行的货币，通货膨胀很厉害。东北全境解放，搞经济建设，有自己的货币，不受内战干扰，经济发展比较快。毛主席访问苏联回国，在东北局讲，东北出机器，出干部，对全国做贡献。那时，解放战争还没结束，加上后来又有朝鲜战争，台湾还在挑衅，所以沿海准备打仗，不搞大的建设。上海那一带很冷落，失业下岗的人很多。中央也赞成把一些企业移到内地去。我和谷牧两人到上海去搞搬迁，能搬的就搬到内地，工人也要随厂迁移，主要到陕西、宁夏、甘肃、青海。那时上海经济萧条，能搬得动的企业都搬过去。其实上海能搬的就是轻纺工业，再有是服务业，如理发馆、餐馆，主要把一些人搬过去。各种工人到内地都成了宝贝。从上海搬去的理发师在宾馆、饭店都成了骨干，成了高级的手艺人，厨师、裁缝也去了不少。上海那时很冷落的，我记得上街做件衣服，因为店里没有活，裁缝师傅说当天就能做好，这在北京是办不到的。

　　我看三线建设实际上是解决了工业的布局问题，大搬迁是发展内地最快的办法。后来全国都要搞建设，要发展，情况有变化，大家开始搞规划，全国一盘棋。中国地方大，各个大区要发展，也要搞自己的建设，但经济基础差别很大，华东可能比华北好一点，像西部地区更困难了。后来毛主席提出耍搞三线建设，要准备打仗，要修成昆铁路。这样就把一线，东北、沿海最好的工厂，特别是“独生子”（只此一家的），搬到内地去。那时，中央一个号召，要什么给什么，要哪个厂就给哪个厂，要什么人给什么人，大家都觉得参加三线建设很光荣，没什么计较。所以三线的搬迁加快了西部的发展。因为搞三线不单是军工，原来想的是搞军工，但军工也要配套的，像钢厂、机械厂，配套的企业也要搬去，最好的设备移到那里。所以好多重点企业都搬到西部，搬到四川、贵州这一带，形成了新的工业布局。小平同志也到西北去看过，他一看，西北就靠着蒙古，很多地方算不上三线。当时抚顺、本溪的钢厂都搬去了西部，设计院也搬过去了。把最好的搬过去，西部就有了基础。修铁路、公路，搞建设，配套的东西多，一批批干部都到那里去，有些企业把最好的工人都调去了。像酒钢，冶金工业部马万水采矿先进集体也调到酒钢去，各部门把自己的主力调到那里。没有三线建设，要搬过去很难，尤其到西北、西南，那些交通很不方便的地方。

　　武力：1964、1965年，北京、天津搬了一大批，后来“文革”期间又搬了一批，改革开放后国家还进行了很多项目改造。

　　宋平：三线建设的号召作用很大。搬了多少厂我记不清楚了，相当多。一开始叫大三线，后来陶铸同志说，我们广东也很大，我们也有山区，我们是不是搞个小三线。毛主席讲，小三线也很好呀，将来各自为战嘛，打游击没有枪支弹药怎么行，所以各省在山区靠后的地方布置小三线。小三线也搞得不少，广东、上海、河北都有自己的小三线。

　　陈东林、武力：现在，有不少人研究甘肃的三线建设，基本看法认为，从现在的发展来看，甘肃三线建设布局是比较科学的，不是乱上的。前几天去酒泉、玉门，城市建设非常快。酒钢发展就是靠三线建设打下了基础。

　　宋平：这个基础很重要，有基础发展就快。开始创业，平地起家，没有现成的设备、机器、人才，很难。当年的布局也有一些经验教训。不是搬到三线靠后了就觉得安全了，还不行。提出“山、散、洞”，靠山、分散、进洞。我当时一看就说，工厂进山反而不隐蔽了，在城镇里是看不清楚的。但到山上去，没有人烟，一切都摆在上面，就暴露了。真正的隐蔽是分散在中小城市里。我到陕西南部的洞里去看过，洞里很潮湿，通风都有很大的困难，所以要汲取“山、散、洞”的经验教训。关于分散，我到了湖北的第二汽车厂，从汉中沿着汉江分布，企业布局拉那么长。现在的汽车厂，厂子都很集中，生产线都连着。

　　陈东林：当时这些问题向上面反映了吧？

　　宋平：适当分散是对的，但是太分散了不行。交通不方便，那发展就很困难。大分散，小集中，分散还是需要的，但是没有集中不行。工厂需要供水、供气、装备，生产线都很集中。进山进洞带来很多问题，后遗症很多，以后都做了很大调整。

　　武力：形成不了规模经济，不配套不行。职工生活怎么样？

　　宋平：那时企业条件也差，生活设施跟不上，职工吃苦还都不叫苦。

　　武力：甘肃有一个核工厂说每半个月从兰州那边用汽车拉菜过来。

　　宋平：那是保障单位。我当时下去的时候就到他们那里吃过饭，特别保障的就是这些重要的国防厂子。三年困难的时候，洒钢自己到新疆去拉粮，汽车能拉多少呢？三线建设时期修成昆铁路，6公里长的隧洞，火车到站后车头在车站，车身还在洞里，没有平地呀，只好修铁路桥。但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下马。

　　三线建设的历史是在当时的条件、当时的认识下形成的，所以要不断地调整，这都是付出过代价的。那时，投资很困难，搞建设没有钱。外汇很困难，咱们出口产品换外汇的就是轻工业和农副业产品，还有点侨汇。50年代末我到美国去，看百货公司有没有中国的产品，写有“MADE IN CHINA”的衬衣是台湾产的，不是大陆的，大陆的就是装面包的草篮子。没有东西出口，所以外汇奇缺。八十年代我在计委工作时，国家积累了100多亿美元。有人说你攒这么多钱干什么？咱们不会花，分到各省去吧。我说宝钢要进口设备，又是冷轧，又是热轧，都签了合同的，那都是花外汇的。那时外汇就是进口大轧机、大化肥设备要用的。

　　武力：一些历史事实和评价问题请您帮着把握一下。

　　宋平：现在大城市交通拥堵很不方便，我觉得要用三线建设搬迁的经验。大城市要瘦身。搬些工厂出去之后才能瘦身。现在首钢搬出去发展了，北京也发展了。搬迁是调整结构最好的办法。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太大了，2000多万人，交通拥堵，地价又高，没必要什么都挤在大城市。国外就没有很多特大城市，美国很多大企业都在小城市。现代化的办公不需要集中在一起，先进企业摆在哪里都行。搬到中小城市不影响你的业务，有了电脑、网络、电话、手机，通讯交往都很方便。办公大楼盖在哪里都可以。大城市要瘦身，我觉得要借鉴三线搬迁的经验。一个厂在大城市好像觉得不起眼，占了地方，技术含量也不高，搬到其他地方就成了宝贝。搬去后，当地不仅有了工业，还带动了服务业，也解决了就业，配套了。三线建设搬迁后，上海起来了，东北也起来了。进入信息化时代，很多东西都变了。不过现在还是工业化时代，搞信息化，没有工业化的基础不行，要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搞信息化。

　　郑有贵：研究三线建设，您看要把握什么原则？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应该注意什么？

　　宋平：最重要一个是三线建设开创了工业新的布局。三线地区靠自己发展会很慢，三线建设搬去一些工厂后，人才有了，设备也有了。改变工业布局，以前光讲，没有应对措施。像西部地区生产能力很有限，迁去一些企业后，很快就有了变化。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史所副所长；郑有贵、段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史所研究员）



50年后的回眸  三线建设的决策与价值

陈东林


　　三线建设，是1964年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决策下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战略。国家共投入2052亿元的资金和几百万人力，历时15年之久，在三线地区和一二线地区腹地，建设起了以国防工业、基础工业为主的近2000个大中型工厂、铁路、水电站、科研院所等基础设施。三线建设规模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战略的空前壮举。

　　所谓三线地区，是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省区的中西部地区。一线地区是指东部沿海和边疆省区。处于二者之间的缓冲地带则被称作二线地区。

　　虽然过去了50年，但由于三线建设主要是国防工业，处于深山僻野的保密状态，仍然不被大多数人所知晓。甚至参加过三线建设的人们，也常常疑惑地自问：我们去建设是为了什么？值得不值得？50年过去，是揭开这一系列谜底的时候了。

　　为什么要搞三线建设？

　　50年前的1964年，初夏的5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了一个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严肃地说：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钢铁基地）就解决问题了。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工业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毛泽东所说的“屁股”，是指基础工业。他的担心，是针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简称“三五”计划）的部署。“三五”计划本来中心任务是放在搞好农业和轻工业，大力发展粮食生产，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因此被称为“吃穿用”计划。而对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投资有所减少。毛泽东起初也是同意的。但是，国际形势的严峻，使他越来越感到不安。

　　4月25日，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写出一份报告，报送毛泽东。报告提出：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我们接触到的几个方面来看，问题是很多的，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例如工业过于集中，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大城市人口多，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及附近，一旦发生战争，交通可能陷入瘫痪。

　　毛泽东看完报告后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要有根据地，有了这个东西就放心了。中央常委们一致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修改“三五”计划，把“抓吃穿用”和三线建设结合起来。

　　8月2日夜里，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美国悍然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中越边境地区也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6日清晨6点，毛泽东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指他原准备骑马沿黄河考察综合利用问题的计划）得重新考虑。”8月12日，毛泽东将总参谋部作战部的报告退回给总参谋长罗瑞卿，并急切地问：“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30日，邓小平批示将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研究后提出的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印发。报告建议：1、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2、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3、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迁移一部分到三线。4、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5、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阵阵袭来的战争阴云，使祖国广袤的西部地区，通过三线建设的特殊方式，第一次在国家计划中占有空前的重要位置。“吃穿用”结合三线建设的“三五”计划指导思想再度发生变化，“以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终于确立。

　　国际形势真的很险恶吗？

　　经过了十几年，三线建设完成的主要项目有：四川、云南交界的攀枝花钢铁基地；成昆、湘黔、襄渝、南疆、青藏（西宁至格尔木段）、阳安、京原、焦枝、枝柳铁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贵州六盘水煤炭钢铁基地和航空工业基地；重庆至万县长江沿岸的造船工业基地；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甘肃酒泉的导弹基地和钢铁基地；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湖北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秦岭火力发电厂、乌江渡水电站；渭北煤炭基地；湖北江汉油田、陕甘宁地区长庆油田、河南油田；四川西昌航天发射基地；江西直升机基地；豫西鄂西湘西兵器工业基地；云南的船舶工业基地等等。

　　长期以来，否定和肯定三线建设的争论一直存在，一个焦点就是，当时是否真的有战争爆发的可能？

　　1994年，尘封在美国档案馆中的一批机密档案已满30年，由于美国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其中一部分终于被曝光解密，证实1964年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且不仅仅是设想而是变成了具体实施方案。

　　1963年4月，通过卫星和U－2高空侦察机侦察，美国确认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十分惊恐。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包括：A、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B、实施海上封锁。C、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D、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E、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1963年9月，蒋经国到美国，商谈使用空降兵部队打击中国核设施问题。

　　1964年4月1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又起草了《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的绝密报告。报告认为：必须采取“相对沉重”（即没有限制）的非核空中打击，利用在中国的特工进行秘密进攻。空投一支100人的破坏小组能够制服中国核基地的警卫部队并毁坏核设施，但要完全彻底地摧毁它则很困难。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9月15日，中国的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约翰逊和腊斯克、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家安全顾问邦迪举行了聚会，最后的看法是：在中国爆炸原子弹，与美国对中国采取不宣而战的打击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应该在“军事敌对”发生时才可以。于是，试图伸向战争按钮的手终于缩了回来。

　　那么，中国领导人当时是否了解到美国的这些绝密计划？如果不了解，三线建设决策未必就是有的放矢。笔者看到的档案证明：1964年9月16、17日，也就是美国最后讨论对中国核基地进行袭击的时候，周恩来主持了由军委和国务院负责人组成的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研究是否按时爆炸原子弹。有人提出推迟到1970年在三线地区建设好第二个核基地以后再进行核爆炸，以免提前遭受袭击；也有人认为早晚都有压力，还是按计划10月爆炸。9月2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去特急信，附上罗瑞卿起草的请示报告，提出三种方案：一、“今年爆炸”；二、“明年4、5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三、“推迟爆炸”，到西南的第二批核试验基地建好以后。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研究后指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批示“即办”，按原计划10月爆炸。

　　1969年三线建设的第二次高潮，也是在苏联的核打击威胁之下掀起的。

　　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这时，苏联领导人企图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多次进行了研究。苏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竭力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核进攻计划。还有一个意见，即有限地对中国实施“核外科手术”，主要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苏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反对这样做，认为太冒险，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一两颗原子弹难以消灭其抵抗，反而会使苏联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1978年叛逃美国的苏联人含甫琴科（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回忆说：“在轰炸中国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使政治局陷入僵局。他们有几个月不能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最后的决定是，“在边境全线派驻大量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来显示苏联的实力。”

　　三线建设的两次高潮，都是面临美国、苏联袭击的危险之下进行的，并非无的放矢。但是不是反应过度？档案证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也是有战争打和打不起来两种考虑的。问题不在于哪种可能性大，而在于没有后方基地的中国，无疑是在拿国家命运赌博。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即使得出入侵战争的可能性较小的分析，也不能不考虑到对方违背理性的行动。准备的后果可能是浪费，不准备的后果则可能是灭亡。由此看来，进行三线建设，建立后方基地是一种必要的选择。

　　三线建设是否算一种浪费？

　　回答这个问题，经济效益是一个关键。由于“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企业选址不少选在不利生产的地区，加上缺乏论证，上马过急，产品过分为军工服务等问题，造成了严重的浪费，许多企业经济效益低下，是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问题是普遍的还是部分的？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整体数据下定论。否定和肯定三线建设者，都是抽样举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否定者举出甘肃、陕西、贵州等偏僻山区很多企业难以生存、被迫关闭搬迁的事实；肯定者则举出攀枝花钢铁集团、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昆铁路等发挥巨大作用的成功案例。

　　从1983年开始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战略，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基本摸清了状况：三线地区共有大中型企业和科研设计院所1945个。符合战略要求，产品方向正确，有发展前途，经济效益好，对国家贡献大，建设是成功的，占48％；建设基本是成功的，但由于受交通、能源、设备、管理水平等条件的限制，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特别是产品方向变化后，经济效益不够好的，占45％；选址有严重问题，生产科研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有的至今产品方向不明，没有发展前途的，占7％。由此可见，三线建设从经济效益上来讲，基本上是发挥了作用的。

　　有严重问题的小部分三线企业，包括三种情况：1、企业所在地自然灾害频发、生活条件恶劣，危及生产和职工生命安全。2、选址过于分散，或是远离原料产地，不适合行业特点。3、因国家改变战略或资金困难，长期停建缓建，靠国家补贴度日。

　　1984年，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开始，对有问题的企业分别关、停、并、转、迁。原则是：向原料产地、产品市场、有利于发挥本身技术优势和加工协作的地区、有利于技术和市场信息交流的大中城市搬迁。解决“脱险搬迁”问题的三线企业有201个，于2005年底全部完成调整搬迁。

　　也有人要问，如果当时不把大批企业建设在西部山区，是不是能免除后来的调整改造，效益会更好？这样看，三线建设还是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上看，在无法判断战争是否会爆发的情况下，只能立足于最坏的结果来考虑。这是为国家安全必须付出的代价。

　　三线建设究竟有何价值？

　　如果从改变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看，三线建设也有着重要的经济效益。

　　1949年新中国成立，面对的是旧中国留下的沿海和内地极不平衡的经济布局。据1952年统计，沿海七省三市的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的73％。重工业中钢铁工业80％以上的生产能力在沿海地区，而资源丰富的西北、西南、中南地区几乎没有什么钢铁工业。轻工业中纺织工业80％的纱锭和90％的布机分布在沿海，内地广大产棉区的纺织工业却很少。其他工业的分布情况也大多如此。到1963年，西部七省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例甚至低于1 949年。这种情况，通过三线建设得到了初步改变。

　　首先，在西部地区建成了一大批工业交通基础设施，新增了一大批科技力量，提高了西部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西部地区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使三线地区的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34.7％。西部地区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贵州六盘水煤炭还可以支援外省，初步改变了江南无煤炭调出省的状况。三线地区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三线地区工业固定资产原值1980年比1964年增长了4倍。

　　其次，在西部建成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初步繁荣。随着大批资金、科技人员和工业设施的投入，铁路、公路、邮电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给西部荒芜的落后地区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在荒山僻野中拔地而起，如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过去都是山沟野岭，现在成为世界著名的钢城、煤都、汽车城、镍都。几十个古老的历史县乡城镇被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现代化工业科技都市和交通枢纽，如四川的绵阳、德阳、自贡、乐山、泸州、广元，贵州的遵义、都匀、凯里、安顺，云南的曲靖，陕西的宝鸡、汉中、铜川，甘肃的天水，河南的平顶山、南阳，湖北的襄樊、宜昌，山西的侯马，青海的格尔木等等。

　　可以说，如果没有三线建设缩小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那么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要实施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大战略，将会遇到原材料、动力供应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三线建设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安全保障和物质条件。以四川为例：三线建设以前，四川工业较发达地区主要限于重庆、成都两个城市周边。而川西地区是中国乃至世界矿产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综合利用价值极高。金沙江、鸦砻江的水力发电资源也是我国最丰富的。川西平原、西昌地区，农业自然条件很好，盛产粮食和经济作物。但是，由于交通不便，缺少工业基础，川西经济得不到发展，远远落后于川东地区。

　　毛泽东决定把三线建设重点放在四川后．1965年邓小平视察川西地区，确定了“两点一线”的西南三线建设布局。即以攀枝花为中心，通过成昆铁路线，向重庆和六盘水两点做钟摆式辐射。这个“两点一线”的布局现在发挥了巨大作用。成昆铁路沿线辐射范围13.6万平方公里，包括四川、云南的7个地、市和所属50个县、市。如今铁路支线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企业和科研机构星罗棋布，崛起了西昌、绵阳、雅安、乐山等新型工业城市。攀枝花集团主产高铁钢轨、无缝钢管、特殊钢、钒钛钢铁的企业，延伸到凉山州、成都市、绵阳市及重庆市、广西北海市等地建厂。当年的点线分布，已经扩展为生机勃勃的新经济区。“两点一线”带动了川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水平的提高，相当于跨越了50年。

　　如果把评价三线建设和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下的西部大开发联系起来，思路就会更加开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的出口产品基地。2004年，中国GDP对外贸的依存度高达67％。中国经济必须开创新的市场和对外通道。三线建设时兴建的内（江）昆（明）铁路，到21世纪初全面通车，成为连接东南亚经济圈的重要国际通道。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在三线建设的基础上，又新建了大批高速公路和机场，向西打开了对外开放与合作的新路。形成西北部由新疆、内蒙古至俄罗斯、中亚五国、蒙古，西部由新疆、西藏至巴基斯坦，西南部由云南、广西至东南亚国家的国际通道后，不仅有利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东部海域冲突。

　　在这个视角下，我们对被长期诟病的三线选址方针“靠山，分散，隐蔽”，还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这个方针本是针对核工业提出的，但在三线建设中片面强调战备的影响下，被当作企业普遍选址的要求，造成了很大浪费。如重庆涪陵的816工程，是历时五年挖成的世界第一大人工山洞。由于潮湿和没有采光，80年代被废弃，2010年开放为旅游基地。

　　进入21世纪后，西部的交通和抗御灾害条件有了很大变化，“靠山、分散”等不利因素基本得到改变。如重庆南川山区，渝湘高速公路穿过其中，沿线公路四通八达。过去到重庆需要一天以上时间，现在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在被废弃的三线企业遗址旁边，崛起了现代企业重庆铝业集团。高速公路开凿了众多隧道，则是现代版“进洞”的一个体现，有节省交通时间、不占耕地和保护地表等优点。因此，时隔50年后，对“靠山、分散、进洞”口号，也有必要重新考量。如四川省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3％，平原和可耕地十分稀缺。“靠山”，尽可能不占用平地，不能不成为今后发展工业的一个必然要求。由于大城市人口密集，工业污染比较严重，不宜再建设集中的工业城市，“分散”也是今后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进洞”在未来解决了潮湿和采光、通风问题后，如地下铁道、地下商城一样，“洞中工厂”也会有发展的前景。总之，评价三线建设的价值，我们一是要立足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思考，二是要与未来的发展结合起来。


鲜为人知的小三线

徐有威


　　小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地方军工为主体的省区市后方基地建设。

　　为了应付美苏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1964年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三线建设进行了统一的部署，建设地方军事工业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以及之后，毛泽东对地方军工建设问题作了多次重要讲话，大致内容为：要准备打仗。打仗，还是寄希望搞步兵。以大区或省为单位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最基本的是每省要搞一个兵工厂”；“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有了那个东西，我就放心了”；“先搞修理，再搞制造”。沿海各省要搞些手榴弹、炸药厂、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追击炮。有事不能靠中央，不要靠几百万解放军。各省自己管自己，那时中央顾不了。

　　根据毛泽东多次有关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内地，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保证。1964年底，解放军总参提出一、二线地区的21块地区为小三线地区（简称小三线）。建设的地方军工厂及其配套服务项目，为小三线后方基地。

　　按照中央的部署，小三线建设在行业管理方面由国务院第五机械工业部（简称五机部，后改为兵器工业部）业务归口。其主要任务是生产团以下的轻型武器和弹药，装备民兵和地方部队，战时配合野战部队。小三线建设与发展，经历了第一批规划项目建设，补充项目建设，调整与改革三个阶段。时至1985年末，小三线企业事业单位为229家，职工总数为25.65万人，固定资产原值为31.5亿元。1985年的工业总产值为17.2亿元，其中民品产值为11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64％。主要军品共104种，累计生产各种火炮10.2万门，各种枪械843.9万支（挺），以及相应的弹药；生产的主要民品包括电子设备、民用机械、纺织机械、矿山机械、农业机械、汽车、轻工产品、化工产品、民用爆破器材……

　　小三线建设改善了兵器工业的生产布局；为野战军、地方部队和民兵提供了大量的轻武器装备；为发展地方工业，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改变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面貌，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发展商品经济，均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当时受“左”的思想影响和缺乏山区建设经验，小三线建设也有失误和挫折。在确定产品方案时，只考虑战争时期军品的需要，而忽视了和平时期生产民品和工厂的发展。产品品种单一，和平时期“保军转民”调整产品结构困难；部分工厂进山太深，工厂布局过于分散，交通运输和厂际间的协作非常困难，产品成本高，经济效益差；部分工厂建在远离小城镇的山区，生产、生活、职工子女升学、就业非常困难，职工不安心工作。建设标准过低，生活福利设施未配套建设，投产后遗留问题较多等问题。但小三线在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中留下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回顾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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