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宜庄：让封尘的历史鲜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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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宜庄：让封尘的历史鲜活起来

2014-10-26 22:25:58

　　在草原上，定宜庄被推荐上大学，牧民为她送行，但是决定命运的入学通知书却始终没有发到手中。

    正当她要回京任教时，却被一向崇敬的人扯进了一起议论王洪文的“政治事件”中……

　　国家恢复高考。她教书，抚育孩子，突击复习功课，终于圆了大学梦，还攻读下历史博士学位。

    她走进北京的胡同，走进天南地北的院落，听老人口述往事，让封尘的历史鲜活起来……

　　草原上的亲情

　　1968年秋，北京10多个中学生打着一面红旗，徒步前往锡林郭勒盟。

　　他们是四三派宣传队的学生，因为出身不好，插队被拒，他们徒步表决心，希望能插队落户。
阿巴嘎旗白音图嘎公社前不久接收一批知青，分到3个大队。乌格尔木大队是唯一没有分到知青的大队，牧民很生气，队长就跑到公社和旗里闹。

　　在锡林浩特，徒步来的知青听说此事，赶到了阿巴嘎旗，坚决要求到乌格尔木大队插队。旗里批准，队长和知青皆大欢喜。

　　这些知青大多是从家里偷偷跑出来的，于是派4人返京，通知家长、迁移户口、背行李。
回来的女知青中，有一位是定宜庄在北京101中学最好的朋友。她动员定宜庄跟着一起去插队落户。
定宜庄高一，这一届学生还没有被安排去插队落户。“朋友比我大，我从来都听她的话，她让我走，我愿意跟她走！”定宜庄动心了。

　　“母亲从来管不了我，我整天说跑就跑了。”母亲听说后，没有同意，也没反对，她知道这是大势所趋。而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父亲，已经在运动中被关起来。

　　朋友的父母不愿女儿远行，劝说不成，就来劝说定宜庄：“你不要去，你不去她就不去了。”

　　“那个时候，越不让干什么，我就越干什么，我就这性格！”定宜庄爽朗大笑。

　　定宜庄对“文革”十分不满，她唯一能做到的就是逃离北京。

　　“我这个人的天性呢，幻想浪漫，愿意折腾，好奇，到现在也是这个性格。”学校中的人际关系因为运动“很伤人”，上大学无望，定宜庄向往起文学作品中描写的草原生活，虽然她知道这与现实生活有差距。
“说走就走。”10月6日，定宜庄跟着朋友去乌格尔木大队插队落户。

　　多年后，《中国青年》杂志记者采访定宜庄：“你们举着理想主义大旗上山下乡，我特别羡慕你们当年的激情！”她微微一笑：“我从来没有理想主义，插队的时候，理想主义早已被打得粉碎了。我从插队到现在已经非常厌倦这个词，这个词在我身上已经不适用了！”

　　4顶蒙古包，一群羊，10多位知青开始了放牧生活。

    插队时的一些细节让她至今难忘。
   “我们女生到了草原上第一个要求就是建厕所！”定宜庄说。
    在草原上，蒙古族妇女一撩蒙古袍就解决问题了，但是女知青们不愿习惯这种方式，队长很为难，最后还是同意了。

　　蒙古人从骨子里有保护草原生态的意识，没有挖草原的习惯。慢慢地，游牧到其他地方，女知青再也没有提这个要求。

　　定宜庄还记得，每次搬迁，拔下拴马桩后，牧民都要用牛粪把留下的洞糊上。

   “你知道吗，当年在草原上，大家见面第一句话不是说‘赛淖（你好）’而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定宜庄说。


　　定宜庄要求到牧民家去住，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牧民。

　　没有人支持她的想法，而且开会批评：不要片面理解和贫下中牧相结合，为什么非要到贫下中牧蒙古包里去？定宜庄并不示弱：“你们怕苦不愿意去，就拿这个做借口，你们爱去不去，反正我要去！”
定宜庄搬进了贫下中牧郝鲁洼夫妇的蒙古包里。

　　“插包不是我想像的贫下中牧有多少优秀品质能跟他们学，可是我确实感到了一种亲情……”定宜庄坦言。
每天早上，定宜庄去放牧，郝鲁洼亲一下她的额头和脸蛋，拥抱一下：“姑娘，天冷，出去小心呀。”额吉帮着轰出羊，搂过她来，抚摸一下头：“孩子，小心呀，早点儿回来喝茶！”

　　“每天像举行仪式一样……”定宜庄难忘这份亲情。在她知识分子家庭里，是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的。如今，她也会用这种方式对儿子和学生表达亲情。

　　“那个时候，我被他们惯得不像话，横行霸道，学会了不少蒙古语骂人话……”定宜庄幽默地说。


破碎大学梦

　　春天，郝鲁洼夫妇游牧走了，定宜庄又搬到另一位贫下中牧的蒙古包里。

　　不久，公社培训赤脚医生，定宜庄被派去学习，成为赤脚医生。

　　做赤脚医生并非一帆风顺。队长的女婿是医生，当初培训赤脚医生他就比较抵制，觉着定宜庄抢他女婿的饭碗。

　　队长把大队基本医疗款给了定宜庄一二百元，让买药：“你们各干各的！”

　　“我买了药没人找我（看病）呀！”定宜庄很烦恼。

　　“其实队长是一个好人，可再好也得为自己人着想呀，他当然知道一个知青的竞争力强过牧民。”定宜庄很理解队长的做法。

　　定宜庄赋闲，每天只能去放牧。

　　不久，草原上爆发流感，许多牧民的孩子病倒了。队长的女婿忙不过来，牧民“有病乱投医”，开始找定宜庄给孩子看病。

　　“我运气特别好，就是在我手里没有死过孩子。”定宜庄慢慢趟开了路子，成为大队的主力赤脚医生。
定宜庄非常喜欢赤脚医生这个工作，虽然要半医半牧，“好像有寄托，有东西钻研，我可以向这个方向努力。要不我除了放羊干什么，我精力特过剩，是一天到晚想着折腾的人！”

　　定宜庄很想把赤脚医生干好。她苦读中医书籍，还跟着当地的蒙医学习，人家看病开药方，她就在旁边仔细观察。“我喜欢跟着蒙医到山里采药，这是特快乐的事儿，认识了好多草药……”

　　“所有的东西都是浅尝辄止，没有一样真学会了的，可是拿来什么都敢用，反正那时候人命不值钱，也没有人说你非法行医，给你广阔天地。”定宜庄说，“人家叫我看病我就去，随叫随到，但是态度不太好，这也比较有名，经常不耐烦了给人嚷嚷，蒙古语正经话说不利索，骂人的话特利索。”
但是，定宜庄的人缘却很好，与牧民关系融洽。

　　“我当时一个特大的理想就是到医学院学习，毕业在医院里当医生！”机会很快来了，自治区招收工农兵学员，她被牧民推荐到内蒙古医学院学习，审查很顺利。
牧民为她送行，纷纷送来奶食品……

　　但是，入学通知书迟迟没有发下来。

　　“我急了，你想呀，当大学生和在当地插队当一辈子农妇，有天壤之别呀！”定宜庄跑到旗里询问，但是没有人回答她。定宜庄找到盟里，一位提干的知青是她父亲学生的孩子，他说了实话：“你别找了，也别问了，你的名额被粮食局长的姑娘顶替了！”

　　“这是我一生遭受打击最大的一件事，父亲有历史问题就好了，把我算到‘可教育好的子女’里头，我也就好了，还有固定名额！”定宜庄懵了，“太欺负人了，我那时年轻，特别生气，可生气没用！”
定宜庄的学医梦想就这样被打碎了！

　　卷入“政治事件”

　　定宜庄感觉前途渺茫：“年龄一天比一天大，我怎么办？”

　　定宜庄在蒙古包之间穿行，为父老乡亲们看病，一干就是5年。

　　期间，定宜庄收获了爱情，男朋友就是当年和朋友回京通知家长的4名知青之一。
1974年初，回京探亲的定宜庄听到了一个消息，北京要在内蒙古插队的知青中招收中学教师。她看到了回京的希望，立即赶回。

　　在阿巴嘎旗，她像往常一样去看望一位教中学的大学生。

　　这位教师是内蒙古大学毕业后到阿巴嘎旗插队的，分在白音图嘎公社卫生院工作。定宜庄对大学生有一种崇敬心理，感觉他特棒。由于经常去买药、培训，定宜庄与他接触比较多。后来，这位大学生到了旗里结婚，在中学任教。定宜庄每次回京，总要到他家落脚，吃顿饭。

　　定宜庄这一次去他家，还有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探亲期间，定宜庄接到他的一封信，说他们在聊天时议论了王洪文，事发后被追查消息来源，希望她能给承担下来，具体情况面谈。

　　这位大学生不敢说出一起聊天的人，因为一说，罪加一等，就是反革命集团。即使不被一网打尽，他怕说了被一起聊天的人报复。没办法，他就想说是听定宜庄说的。

　　“如果查到你，你帮我承担一下，你就说是你说的。”大学生说。

　　“你凭什么说是我说的，我没有说呀，这不是小事呀！”定宜庄深知，一旦帮这忙，将面临牢狱之灾。

　　“没关系，你就说在公共汽车上听说的。”大学生为了保护自己，为定宜庄出主意。

　　“有这么简单吗？”定宜庄问。

　　“帮我一个忙！”大学生早已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希望定宜庄成为他的救命稻草。

　　“我从他家一出来就蹿火，这件事一涉及自己，肯定回不了京了。”定宜庄心急如焚，“这可怎么办？即使自己能够说清楚这件事，但是等审查完，一切都耽误了。”

　　在旅馆里，一起返回草原的知青们为定宜庄出主意：这件事应该打时间差，摁住，咱们别说这件事，旗里和北京办理招收教师的人肯定急着办完事情回家过年。

　　定宜庄依计行事。

　　北京这次只招收上过高二、高三的知青，但是定宜庄只是上了高一，并不符合招收条件。
“你也知道，咱们社会有不成文的规矩，他在这件事上对不起你了，会在另一件事上补偿一下。”定宜庄说，一是男朋友父亲平反，他的问题可以优先解决了，别人觉着可以照顾一下，二是来招收教师的人是北京101中学毕业的，对小师妹自然照顾。

　　很快，定宜庄听说自己在被招收之列了。

　　因为被牵扯进议论王洪文事件，定宜庄怕夜长梦多，她没敢回大队和牧民告别，只是让男朋友回去帮助收拾了一下行李。

　　“我就像逃犯一样跑回家，第一件事情是跑到派出所把户口落上。”定宜庄说。


攻读博士学位

　　回京后，定宜庄任教，结婚。因为腻歪改作文，她就教数学，“教数学多省事呀，永远是第一、第二节课，上完就没事了。”

　　春节一过，当地着手调查议论王洪文的事件，发现与定宜庄“有关”，调查到她任教的中学。定宜庄无可奈何，拿出了大学生写给自己的那封信，最终才摆脱了干系。

　　“四人帮”很快倒台了，大学生又回到学校教书，后来当了校长。

　　“其实，一开始我们的关系特单纯。我拿着那封信把他‘告’了，我挺缺德的。可是他把我扯进这件事，也挺缺德的。他无奈，我也无奈。”回忆起往事，定宜庄心绪难平。

　　定宜庄回到草原，同行的知青问是不是去看望那位大学生，“我觉着没脸见他，不好意思，老觉着自己挺不像话的，可是当初不那样做，我也挺无辜的。”


   “我也挺狠的。”定宜庄不由自主地笑了。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定宜庄领了报名表，但是为了抚育刚出生的孩子，她忍痛割爱放弃了。
好多同学考上了大学，定宜庄心里难受极了，“感觉自己一辈子毁了。”

　　令定宜庄意料不到是，距第一次高考仅半年，国家举行第二次高考。

　　孩子小，年龄大，教学任务重，所有的人反对她考大学，所有的人说她考不上。但是，她这次铁了心，“无论如何再也不能放弃了。”

　　高考有辅导班，但是定宜庄没时间上。

　　每天，定宜庄一边给孩子喂奶时一边看书，上班路上，回忆所看内容，到学校再看一遍书。上课最后10分钟，学生自己做题，她跑到教室后面，墙上有中国地图，她边看边记地名。做饭时，书就放在旁边，见缝插针地看几页……

　　“这种学习方式，养成了我特好的习惯，特别能强记，效率极高……”定宜庄说。

　　高考成绩下来，定宜庄在海淀区名列前茅，在学校引起不小的轰动。

　　1978年，定宜庄终于圆了大学梦，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

　　1985年，她获得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1年，她攻读下历史博士学位。

　　1993年，定宜庄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她畅游在历史的海洋，追寻清朝和满族的往事，著作颇丰。

　　作为有插队经历的历史研究员，定宜庄在1995年与人合著了《中国知青事典》, 1998年写作出版了《中国知青史--初澜》。

　　有记者问定宜庄：“作家都写了那么多作品了，你为什么现在才写知青史？”她说：“因为10年才能成就一个史学家，文学家用不着10年，所以文学必然走在史学前头。文学家说他们能做史学，我不承认，他们在文学上达到的高峰，我也达不到。文学和史学完全是两回事！”

　　定宜庄说，多数知青当年上山下乡是没有选择，是完全被动的，境遇很悲惨，首先是没有文化，有几个人有机会上大学呀，大部分奔波着找工作。“我们有知青的阅历，拿到了史学博士，受到系统训练，责无旁贷地去做知青史学研究，希望永远不再发生（上山下乡）这样的事！”

　　胡同里的历史记忆

　　定宜庄在历史研究中追寻细节，“以小见大”，反映历史。

  　社会史是一个国际化的前卫学科，它关注的是老百姓的生活，关注的是人的历史，而不是皇族、政治和制度等。定宜庄探索着。

　　“几千年来，人是怎样活过来的？生老病死有什么规律，与大自然有什么关系？人们有什么样的心态？男人之外有女人，女人的历史是怎样的？年轻人之外有老人，社会是怎样对待老人的？大人之外有儿童，人们如何抚育儿童的？这就是历史，你想像不到这是历史。”定宜庄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老百姓。

　　她想记录旗人妇女的历史，以口述的方式。人海茫茫，去哪里找这些人呢？

　　定宜庄找到了一位朋友，是北京满族活动时的召集人，他一下说出了一串出身皇族的老人，她打断了朋友：“我找普通老百姓！”

　　一天，这位朋友来电话，很为难，因为他不认识普通的旗人妇女。定宜庄失望地放下电话，在场的另一位朋友突然说：“我岳母就是旗人，她没文化，你能找她吗？”

　　“你岳母知道的事儿多吗？”定宜庄问。

　　“我岳母每天讲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她们家都寻（短见）了。”朋友说。
定宜庄喜出望外，在车公庄见到了老人祁继红。

　　定宜庄追寻着细节。老人健谈，从大清讲到新中国，以及“文革”前后，几代人的遭遇和生活，在口述中鲜活起来。

　　此后，定宜庄“发动群众”寻人，在北京、内蒙古、黑龙江、河北等地，听到了更多老人生动的口述。

    1999年，定宜庄出版了《最后的记忆——16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作者通过采访、考察16位旗人妇女对自己出身的民族是否具有以及具有什么样的集体记忆、满族妇女的生活、婚姻、生育与族际通婚情况、辛亥革命后她们的家庭变迁和生活经历，在满族的民族意识、满族妇女的生活方面弥补了以往文献资料的不足，对于以汉人为中心和以男人为中心的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有评论说。

　　定宜庄走进了北京的胡同，走进了四合院，听老人们讲述往事。不久，一部《老北京人的口述史》，让老北京的民生故事和历史跃然纸上。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8317ac0100bnx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