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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汝谐:关于《九级浪》的一段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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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25 05:39: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毕汝谐,《美华时报》的副主编,现定居纽约。16岁时写下小说《九级浪》,曾轰动京城。曾在海峡两岸出版了多本著作,《自由,你好》、《周恩来评传》(署名方里)、《绿卡族》、《活水的江河》、《美国联邦监狱探秘》等。毕汝谐曾在《九级浪》中,借小说主人公陆子之口,发问中国现状:“我们争论否定之否定定律是否正确,据此,某些历史现象会不会一再出现?”;“文革否定了十七年,未来中国否定文革而形成否定之否定;未来中国具备十七年的主要特征,却是十七年的更高级的阶段!”被称为是一位“章鱼保罗式”的预言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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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人•岁月•生活》是一本对“老三届”来说影响深远的书,它的作者苏联新闻记者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曾在1954年创作了战后小说《九级浪》,笔下的“洛东达”影响了从毕汝谐到郭路生,再到振开、田晓青等等作家。而后,“纽约顽主”毕汝谐在他弱冠之年,也写下了同名小说《九级浪》。七十年代的国人,在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之下,开始了一种“偷情”似的地下阅读,流传得最广的便是这本《九级浪》。如今,它被冠以文革“地下文学”之名,成为了一方文物,收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中。时隔四十四年后,艺术家蔡国强在黄浦江边点燃了“白日焰火”,“九级浪”推着一艘搭载了九十九只仿真动物的木船,重新从历史的深渠中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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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赵一凡为了使文革“地下刊物”不致湮没,翻拍的《九级浪》微缩胶片。)

关于《九级浪》的一段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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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深秋,我因不堪忍受文革苦难,愤然作不平之鸣。近乎本能地发出一声呻吟——这便是文革地下文学手抄本小说《九级浪》。

那是一个连梦呓都不得造次的残酷年代。用“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词来形容,便是:“时代整个脱节了。”

阿依瓦佐夫斯基的海景名画《九级浪》,被我选作书名。覆舟之下,众多溺水者垂死挣扎的形象,直观地表现了毁灭一切的文革海难。

为《九级浪》所作的准备,可追溯到一年之前。九大后,为了躲避上山下乡风潮,也是为了附庸青年司马迁游历名山大川的风雅,兼且有意识地效法青年毛泽东搞社会调查,我跑了很多地方,蹲点考察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军营;(囊中仅有一册爱伦堡大型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对他青年时代流落巴黎的浪漫生活钦慕不已。)憬然发现:在震耳欲绝的口号和凯歌声中,人民的生活已不堪闻问了。终于得出“文革糟得很”的结论。文革粉碎了我心中的七宝楼台,水远不能重建。那时候年纪轻,真正是傻大胆儿。明明知道文字狱遍于全国(动笔前不久,《出身论》作者遇罗克被枪毙了,杀榜贴满京都的大街小巷。制服警察充当文字检察官,正是文革黑暗的社会景观),欲捉身而出,拔笔犯难。我自幼喜读卢梭、狄德罗等人的半文学半哲学作品,后又接触到萨特、加谬等人的著作,不禁跃跃然用生命作为珐码,压在社会这个无比巨大的天平上。那是一种初生牛犊特有的少年豪气:“人生无非是这么回事,岂有不死之人,不灭之魂?……

我深深感到痛苦,那是一种与身处时代格格不入的、众醉我醒的痛苦。尤因本人生性歌感而更甚。我不定期地产生自杀的念头,寝食难安。我只得以饮食男女为庇身之所——美食落肚,情人入怀,如同吸用海洛因一般暂时缓解了满腹忧思,无边愁绪。其时,我白天刻苦功读马列(《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笔记》……甚至还有艾地著《论马克思主义》),而入夜后则伙同孤朋狗友大干非非之道。我闯下的祸事共计9999件。

其中之一比小说更离奇:我在打砸抢现场被一名青年警察擒获,同去派出所。途中,双方对谈文史,甚为投机,他竟放我走了。

我至今仍然很感激这位极具灵活性的人民警察,刻骨铭心。如果是另外一种常态结局,我的生活就此毁灭也未可知。

那时节,正值青年反板期的男孩子都喜欢干一些坏事,蔚为一时风尚。

我曾与许多人争辫过这种生活方式的合理性。我的观点是:既然文革是长达十年之久的海难,那么每个人赖以逃生的方式都无可厚非;也许你们是驾驶快艇逃生的,而我却是抱持粪桶才得以活命的,奈何?哲学的玄想、诗意的升华、宗教的信仰……乃至于“流氓加文盲”的下作,无非是泅渡苦海的一只只救生圈,溺水者爱用哪只便用哪只,悉听尊便。

荒诞年代荒诞事,只怕说出来令人都不肯相信了。1969年深秋,中苏边界谈判举行,全国进入一级战备。我在青岛某邮局给远在陕北插队的朋友写信,谈及《九级浪》的构思;只因滞留时间过久,而且喜怒哀乐各种表情挂相,差一点被革命群众当做书写反动标语的阶级敌人举报……那年月,人们把阶级斗争这根孩绷得真紧呀。

眼见20岁将届,我必须做什么事情来迎接这个大生日。树欲静而风不止,想不做也由不得我了。于是,我挥笔写下小说的开头:“当年,司马丽还没出世的时候……”

《九级浪》以第一人称的描写原本纯洁的少男少女蹈入罪恶深渊。我采用熟悉而亲切的批判现实主义写法,弃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及样戏创作原则若敝屣。我紧紧握笔,握住这烫手的武器(田汉《关汉卿》里有句著名台词“笔不就是你的刀么”)落笔如行云流水,一发而不可收。

我足不出户,终日与小说中的人物为伍:陆子、司马丽、勇人、冯明、勇珍、伍行浩、伍老头、老畜生……每个人物在生活中都有一大批原型,写来从容自信,毫不费力。数年来目睹社会之怪现象及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融入人物性格及故事情节,奔来笔下。所思、所闻、所见、所为,无不归聚于这部即将出世的小说,被我选作书名。人物、故事逐渐形成。在叙述故事的同时,揭示生活本身的近乎残酷的哲理。女主人公司马丽(以及“我”——陆子)从玉洁冰清而堕入风尘,固然是文革悲剧的一种表现,却又不失为人性解放的一种方式,毕竟,他们与现代迷信做出了彻底的决裂。

陆子(“我”)和司马是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一对金童玉女,而后则成为一对问题少年。两位主人公都是性格复杂丰富的人物。他们自命不凡,心境孤独,为应付险恶的社会环境,相依为命。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空间相当广阔,形形色色的人物走马灯似的登场表演,卑鄙、无耻、可怜、可笑。这部小说象一面镜子,照出了文革海难中的社会生态。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睛雨表,作家是阶级的代言人。”这是那个时代人们耳熟能详的老八股。然而,我在写《九级浪》时,却清楚地发现此言不差。常常是,耳畔轰响着七嘴八舌的指令,而我则沦为记录员。然左右顾盼,室内却仅我一人……

《九级浪》直露地描写了少年人的性启蒙和性苦闷,(而后者则因世道混沌而火上浇油)我以为这便是《九级浪》在当时广受欢迎和招致非议的原因。我是为了刻画人物而写性,性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司马丽的特殊身世……高级民主人士与厨娘的私生女——使性的描写不容回避。就时间而言,这种性描写实际上与西方的性革命暗暗合拍,某些思潮的兴起是不分国界的。

我在描写恋爱过程中,插入极有深意的一笔:“我们争论否定之否定定理是否正确,据此,某些历史现象会不会一再出现……”

我把自己关在斗室中,整整三个月。同时,又最大限度地敞开心胸,动用记忆宝库。灵光频现,佳句迭出(描写女主人公失去童贞的文句:“一颗非常明亮的流星徐徐划过天角。我懂得,再过片刻,它将贬值为不会发光的普通陨石,降到人间。”众口相诵,广为流传)。到后来由于用脑过度,每日腹泻,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成书后,交给三两知己传阅后便收回原稿。翌年早春,方知手抄副本已如雨后蘑菇,数不胜数了。我因此结识了许多不甘寂寞的同龄人,一本正经地坐下来,漫论国事、文事、私事。(他们后来的命运泰半不妙:死了、疯了、俊了、毁了……遗憾。)

再后来风声日紧。据说周恩来说过:“此人还是有才华的,不知能否为社会主义文艺服务。”江青说:“社会上有六本书反对文艺革命。”批林批孔开始后,我和当时的女友(后来反目成仇了)商议再三,决定将《九级浪》的原稿,埋在颐和园玉带桥后一个环湖的孤岛上,待云开日出时,再作道理。我在日记里含糊地记录了此事,原文如下——

“……最后,决定举行一种迷信的除妖仪式:把一束个代表各种病魔及不祥之物的纸片深深藏入土中,使其不见光日。于是,我们驾着一条笨重的小船,荡过两湖之间的门坎似的窄窄的通路,穿越朽烂的木桥,踏上那四面环水的孤岛。她先上去了。按照热悉的路径攀上顶峰。我跟去后,发觉她竟是沿着陡峭夹壁上砸出的许多坑沿,依次爬上四层楼高的山顶!我畏缩地往后退了几步,终于咬紧牙关上去了,最后也安全地下来。在山顶,我们走过了几个凹得很深的‘回’字形深坑,在最后一个深坑前站下来。边沿上有几块风干了的人粪,坑前有半张1974年2月28日的参考消息。很明显,另半张用来楷了屁股,已经被风舌去了……我们轮流用铁铲和手刨开灰色的松软的沙土,清除掉横七竖八的干草和刺手的荆棘,把纸片理起来……最后用脚踩结实。又是她先下去了。我把空书包掷下,许久才听到令人心惊的落地声。我为有这样勇敢的女伴而骄傲,但也为她这种似乎并无必要的莽撞而担心。”

我们甚至准备了足够的干粮,经久耐用的球鞋;和一把镰刀(万一需要夜宿,可搭个草棚)。

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青春的火焰总在心头熊熊燃烧,而且烛照出冰河解冻、天空放睛的明天……

转过年来,张春桥发出“打土围子”的叫嚣,又一次触动了我的心病。那时昆明湖尚未放船,女友自告奋勇游水上岛。她下水了。我凝视着那异常熟悉的头影,怎样在寒冷的泛着微波的水面渐渐远去,化为一个黑斑。最后,她精疲力竭地爬上彼岸。我以为她没有气力了,手和脚不禁胃出汗来,悬心吊胆。她坐在一裸把旁枝艾叶伸到湖面很远地方的大树下休息了一会儿,做了几节徒手操,然后向着城堡那条狭窄陡直的“胡同”走去。那穿着深黄色游泳衣的匀称的身材,就这样承负着我的痛苦、困惑以及希望消失在视野之中……

我至今记得她返还后那副狼狈的样子:所有的筋肉都在颇抖,嘴唇青紫,吐字不清。待到四人帮垮,我独自掘出文稿,它已被雨雪沤烂大部分, 只刹残篇了。

岁月如烟,匆匆不居。我于80年代中期作为访问学者飞赴美国,而后植根大洋彼岸,过着稳定的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读书写作,悠闲度日。后半生我不打算做什么事了,只想在纸面上安排小说人物去做。

混迹于上了发条一样忙碌的纽约客,手把一卷《史记》或者《后汉书》,别有一番幸福感和优越感。

至此,往昔朋友们的祝福(“你将成为第二个毕卡索”)和仇敌们的祖咒(“你将自杀、发疯、入狱——三者必居其一。”)统统落空。

《九级浪》似乎是我的宿命,且匡范了我的人生道路。《九级浪》好不好是回事,真不真则是另一回事。在那个谎话、空话、大话、假话充斥的可悲的时代,仅“真实”两字,便难能可贵了。

来到海外,见到美国汉学家有关于文革地下文学的论文与专著,而国内也有学人发掘那一段文事,自不免生出许多浩叹。《九级浪》是一场长达百日的青春热病,而后成为我生命的深深烙印,恐至死难以磨灭。

我是永远的中文作家。我是永远的单身汉(幸得两名非婚生儿子,他们各有其母)。我是永远的溺水者。

我写作的小说《我俩》,第一部《我俩——北京玩主在纽约》(群众出版社),第二部《我俩——一九九三》(河南人民出版社)业已问世。

百年之后,我希望归葬北京,以完成千秋万代的不尽长梦。

承愿读者诸君助我寻找一份完整的《九级浪》,深谢厚酬。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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