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民政治局常委名单之谜—毛远新的话难作定论

bluesky

政治局常委名单之谜——毛远新的话难作定论

李维民

    最近翻阅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
１９７６）》第６卷，看了毛泽东最后一年的谈话和活动的记载，想起２０１０年
第３期《炎黄春秋》发表《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后引起的争议。这篇文章引用了
传闻中的张玉凤回忆，说毛泽东从１９７６年４月至７月中旬，忧虑政局会有剧变
，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先提出毛远新等５个人的名字，１９７６年７
月１５日又召见毛远新等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除５人外又加了两人
，但未有定论。在传闻中张玉凤还说，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
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
该记录已毁掉了。（见本刊ｚｋ１００３ｄ——编注）

    《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文章说：毛远新认为张玉凤的上述回忆是“胡说八道
，从１９７６年以后，除了‘你好’之类的简单话，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
玉凤也听不懂”。２０１１年第１０期《炎黄春秋》编者按说，此文发表后，引起
了强烈反响，有人认为这篇文章道出了重要历史真相，也有人提出了新的质疑，故
发表《毛远新再谈毛泽东１９７６年状况》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远新的说法修
改为“主席进入１９７６年后，除了‘你好’之类的一些生活用语外，涉及人名、
地名和一些专有名词，他讲的确实谁都听不懂了”。并说“都是主席用手写的”。
此后，《炎黄春秋》未再发表有关这件事的文章，给读者的印象是，毛远新的话就
是这件事的定论了。

    笔者读过《毛泽东年谱》后，认为毛远新关于毛泽东１９７６年状况的说法，
是不符合事实的。据年谱记载，进入１９７６年后，毛泽东先后６次接见外宾。第
一次是２月２３日“上午十一时五十分至下午一时三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
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华国锋、乔冠华、黄镇在座。”会谈进行了１小时４０分，
对会谈内容年谱记载了５００字。年谱还载有：３月１７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
池住处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率领的访华代表团
，华国锋、姚文元在座。”４月２０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埃
及副总统穆巴拉克，就中国向埃及提供援助问题进行交谈，华国锋在座。”４月３
０日，“晚七时三十五分至八时零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
登，华国锋在座。会见结束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说：国内形势正在好转
，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随即在纸上写
道：‘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５月１
２日“下午三时四十分至四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华国
锋、乔冠华在座。”５月２７日，“晚八时三十五分至八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游
泳池住处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华国锋在座。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

    如果按毛远新的说法，“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翻译
更不可能听懂，那么，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见１小时４０分钟，与穆巴拉克就中国援
助埃及的问题进行交谈，怎样交谈？毛泽东与马尔登会见半个小时，与李光耀会见
２０分钟，又是怎样交谈的？特别是在熟悉中国语言的李光耀面前，翻译能信口开
河吗？

    据年谱记载，毛泽东在６月还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说
了他一生办了两件事那一大段话，难道是写成文字让大家传看吗？毛泽东在４月３
０日对华国锋说“国内的事要注意”，６月２５日又给华国锋写道：“国内问题要
注意。”接班人的问题是当时国内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毛泽东从来没有忽略过的头
等大事。据年谱记载，１月３１日“下午五时，阅毛远新关于传达对华国锋、陈锡
联工作安排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经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同意，国务
院的工作，由华国锋同志主要负责……中央军委的工作，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
由陈锡联同志主要负责。”政、军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都定了，党中央的负责人不会
不考虑。从年谱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毛远新，实际上在负责党中
央的工作。３月３日中共中央印发的１９７６年４号文件，是根据毛泽东１９７５
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６年１月的多次讲话整理而成的《毛主席重要指示》。毛远新在
文章中说：“１９７６年四号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
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
连接词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这份指示长达２３００多
字，难道都是毛泽东写成条子的？

    在毛泽东去世前两天的９月７日，毛泽东还要看材料，工作人员听不清他要看
什么人的材料，毛泽东“在纸上划了三横，又用手敲木质床头，工作人员明白是要
看有关日本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８月２６日，毛泽东还要看
宋代的《容斋随笔》，不知这四个字是怎么写的。两三个月前毛泽东的精神和说话
的情况，肯定比去世前几天的情况好，而且对毛泽东及其工作人员来说，那五个或
七个人的名字，比三木武夫的名字更熟悉，更容易分清。因此，毛远新以“主席说
话谁也听不懂”，来否定张玉凤的回忆，论据并不充分，难作定论。张玉凤的回忆
和毛远新的否定，都是一面之词，都不能当定论。

    按照传闻中的张玉凤说法，目前尚在世的当事人，除他们二人外，还有一位汪
东兴。《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文章，引用汪东兴女儿的话说，汪和张都说没有此
事。据她说，张玉凤讲：“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同志跟我谈话说，你在
主席那里工作了几年，知道不少事，以后不要见记者，不要写东西，不要乱说话，
对别人写的东西对与不对也不要评论，因为越评论，议论越厉害，假的也认为是真
的了。我是不会透露中共内部机密的。”既然如此，就不应当强要张玉凤表态。

    至于汪东兴的话可信度如何，我想起２００５年阅读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公安
战线五十年：一位副部长的自述》一书时，看到一段有关汪东兴的记载。在这本书
中，有一篇孙宇亭写的题为《责任由我一人承担》的文章，说的是１９６７年１０
月，内务部有人写大字报，揭发内务部长一个问题。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严佑
民，为了证明内务部长的清白，经谢富治和汪东兴批准，派孙宇亭二人到档案馆看
有关档案，摘抄了毛泽东等圈阅过的电报。后被认为是盗窃中央档案馆的核心机密
，由谢富治、吴法宪、汪东兴对孙进行三堂会审。孙宇亭申辩说，他去档案馆是谢
富治和汪东兴批准了报告，严佑民派他去的。孙宇亭写道：汪东兴“说：把那个报
告拿过来，我再看看。汪看了报告，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
的，我们批的字都靠在稿纸的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
告也不会有损伤。谢说，这倒是个办法。于是汪东兴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
把他们批的字剪下来，当场烧掉。证据就这样被毁灭了。”谢富治对孙宇亭说：“
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孙宇亭还“没有想好措辞，没有
想到坐在一旁的严佑民把话接了过去。他说：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对。前前后后的情
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由我一人承担。谢富
治说：你承担得了吗？严佑民说：应该承担。”就这样，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２日，
严佑民被关进秦城监狱。

    当然，此一事非彼一事，只是供读者思考这一问题时参考而已。也许有人会说
，既然在《毛泽东年谱》中没有记载此事，就说明没有此事。那也未必，因为年谱
并不是事事都记载的。例如，从１９７６年７月１１日到２７日，就没有一条记载
。在这１７天中，不可能没有任何人去过毛泽东处。

    总之，这一则传闻中的张玉凤回忆是否属实，还是个没有澄清的问题。笔者认
为不应轻易肯定，也不应轻易否定，特别是个别人的谈话都不足为凭，最好是由权
威机关正式辟谣，或者由读者自己去判断。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原副部长）

□　原载《炎黄春秋》２０１４年第９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