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代上海青年的时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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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青年时代是在“文革”时期度过的。在现在的80后、90后眼里，“文革”就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之于50后、60后一样遥远。

　　青年是时尚的领跑者，上海是全国时尚的风标。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青年的时髦，是那个时代时尚的一个缩影。那个时代的时尚，是一种被特殊政治环境扭曲的。“文革”风起，北京的红卫兵南下，身穿军装，腰束军皮带，手戴红臂章。两三个月之后，上海市场上的草绿布销售一空，仿制军钮扣也应运上市，一时间时装店、百货公司都有了仿军装的销售。但这种仿制军装比军装更绿，褚色钮扣也没有“八一”五角星，所以，在青年学生中，远不如一套旧军装来得“时髦”。与军装仿军装流行的同时，还有仿制军皮带、仿制军背包。上山下乡运动兴起时，也迎合了这种时髦，凡是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知识青年，都可以荣幸地得到一套军装、军大衣。

　　激情过后，上海青年的时装也在悄然变化。69届的中学生是“一片红”，就是全部下乡插队，70届以后是部分插队，大约到73届，基本上是到农场。农村的艰苦生活劳动与微薄的收入，与留在城市过着相对较高的工薪收入和丰富的生活形成强烈的反差。尽管学徒工18元，三年满师36元，口腹之外，所存无几，但比插队、农场知青仍然显得“优越”。所以，留在城里的青年开始流行穿工作服，这是一块“上海职工”身份招牌。工作服未必合身，一些爱打扮的女青年还请裁缝重新裁剪，把个工作服弄得尽展曲线之美。白衬衫，配上一条背带裤工装，一时成为一些上海女青年的时装风景线。在突显上海职工身份优越感的背后，则是布票紧张的尴尬。

　　在学校的中学生身份无从“优越”，红卫兵干部依旧以军装为荣，但时尚毕竟不能持久。文革初期兴起的剪“小裤管”之后，引起了一部分青年的叛逆，直统的大裤衩毕竟不能显示青年人的体型美，碍于“小裤管”之禁，社会上开始流行一种“喇叭裤”，其裤形紧贴臀部、大褪、小腿，在小腿下部突然张开大口，形似喇叭，展现青年俊美体型之余，下面的“喇叭”随着步履飘逸，又有一种洒脱之感。开始只是为防剪裤而开小“剌叭”，之后干脆成了一种时髦，喇叭越开越大。剪裤的暴力已难施行，于是被列入“奇装异服”而被痛批。绿色的军跑鞋也渐渐地为一种新的“松紧鞋”而取代。这种“松紧鞋”与传统布鞋的大圆口不同，用的是黑布面、小圆口，形制有点橡皮鞋，但不需用绳束口，而用宽幅橡皮筋布束口，十分跟脚。www.51207.net鞋底用的是白色塑料底，比布底要耐磨。连接鞋帮和鞋底的滚边用白布。黑白分明，跟脚耐磨，柔软舒适，美观大方，是这种布鞋的特色，当时上海青年称之为“东京鞋”。称某人时髦，也呼之为“东京”，虽然当时人大多不知道东京是啥样。这种“东京鞋”虽然比传统布鞋要合脚，但毕竟还不适于运动。上海的跑鞋厂根据“东京鞋”的思路，开发了一种新产品，蓝帮白底的跑鞋，一度也很流行。十几年前，我有一次看到复旦大学的余子道先生穿了这种鞋来开会，感到十分惊讶。我说，这双二十多年前生产的跑鞋，现在恐怕厂家自己都没有了，足以成为“文革”时期的文物，你怎么还舍得穿啊？至于那个时代的上装，还很少变化。布票限量供应，家家都十分紧张。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人发明了一种“假衬衫”，衣领做得十分地道，但肩、胸只遮住一小半，两边用布带连接前后，套在身上，穿上中山装，钮扣一扣好，人家看上去就以为他里面真穿着衬衫一样。www.pfdyw.com这种“假衬衫”也是“文革”时期上海青年的“流行服”，只不过只能让别人看到白领子。

　　衣服的颜色很单调，大体不外蓝、绿、黑、白，女性也只敢用一些淡色的小花布，首饰戒指一律不戴。林彪垮台之后，江青抛头露面的机会越来越多，在一些国际交往场合，她也不断地想出一些新花样。她的“奇装异服”引起了国际国内的惊讶。到1974年，她要求服装师参酌古今中外，设计适合中国妇女普遍着装的裙子，由她审定，推广全国。时人称之为“江青裙”。江青裙的开领设计，虽未显乳沟，但长期紧锁衣领的中国妇女一时并未接受，反而是一些女干部和积极分子带头穿着。在政治号令下大量生产的江青裙压库严重，而在江青裙基础上化出的许多新裙服、开领衣随之兴起，长辫、卷烫发之类也决堤而来。

　　1971年之后，留在上海工作的老三届大都满师，工资由18元升到36元，蓝布工装已是过去时髦。骑自行车上班、戴个手表，成为他们的新时髦。一辆自行车124元，一个上海牌手表108元，几乎吞掉了他们大半年的工资。这是一个把基本生活需要当作“奢侈品”的暴利时代。当“江青裙”推广时，这些老三届的青年都到了成家的年纪，上海的住房本来就空前紧张，家中能否容纳一个新的家庭，成了找到配偶的重要成功条件。成千上万的男女青年，没有地方谈恋爱，就到外滩堤岸。外滩成了那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情人街”。这道风景线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仍然存在。还有就是电影院。那个时代能够放的电影很少，少数引进的苏联、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几乎场场爆满。有些爱时髦的青年人也透过这些电影去寻找时装设计的灵感，找到私人裁缝照样画葫芦。这些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电影没有政治问题，服装式样自然也就没有政治问题了。虽然国内影屏上还在不断出现“铁姑娘”的形象，但在现实生活中的铁姑娘已经陷入了男不爱、女不近的尴尬了。人们对美的追求、时尚的性别差异，正在潜移默化地推动着人们走出“文化大革命”。

　　由政治运动而兴起的时髦不过三四年时间，人们按照经济地位、审美观念和追求变化的社会时尚便透过各种政治缝隙崭露出来。但是，“36元万岁”之下的窘迫和政治上的窒息，使爱美的上海青年人虽然穷极心思，依然难以尽显他们的青春之美，至于在农村、农场度过青春岁月的知识青年，在垂老之时，更常常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时尚，是青春的华章，在青春绽放的青年时代未能自由地形成一代时尚，是那一代青年共同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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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青年时代是在“文革”时期度过的。在现在的80后、90后眼里，“文革”就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之于50后、60后一样遥远。

青年是时尚的领跑者，上海是全国时尚的风标。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青年的时髦，是那个时代时尚的一个缩影。那个时代的时尚，是一种被特殊政治环境扭曲的。“文革”风起，北京的红卫兵南下，身穿军装，腰束军皮带，手戴红臂章。两三个月之后，上海市场上的草绿布销售一空，仿制军钮扣也应运上市，一时间时装店、百货公司都有了仿军装的销售。但这种仿制军装比军装更绿，褚色钮扣也没有“八一”五角星，所以，在青年学生中，远不如一套旧军装来得“时髦”。与军装仿军装流行的同时，还有仿制军皮带、仿制军背包。上山下乡运动兴起时，也迎合了这种时髦，凡是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知识青年，都可以荣幸地得到一套军装、军大衣。

激情过后，上海青年的时装也在悄然变化。69届的中学生是“一片红”，就是全部下乡插队，70届以后是部分插队，大约到73届，基本上是到农场。农村的艰苦生活劳动与微薄的收入，与留在城市过着相对较高的工薪收入和丰富的生活形成强烈的反差。尽管学徒工18元，三年满师36元，口腹之外，所存无几，但比插队、农场知青仍然显得“优越”。所以，留在城里的青年开始流行穿工作服，这是一块“上海职工”身份招牌。工作服未必合身，一些爱打扮的女青年还请裁缝重新裁剪，把个工作服弄得尽展曲线之美。白衬衫，配上一条背带裤工装，一时成为一些上海女青年的时装风景线。在突显上海职工身份优越感的背后，则是布票紧张的尴尬。

在学校的中学生身份无从“优越”，红卫兵干部依旧以军装为荣，但时尚毕竟不能持久。文革初期兴起的剪“小裤管”之后，引起了一部分青年的叛逆，直统的大裤衩毕竟不能显示青年人的体型美，碍于“小裤管”之禁，社会上开始流行一种“喇叭裤”，其裤形紧贴臀部、大褪、小腿，在小腿下部突然张开大口，形似喇叭，展现青年俊美体型之余，下面的“喇叭”随着步履飘逸，又有一种洒脱之感。开始只是为防剪裤而开小“剌叭”，之后干脆成了一种时髦，喇叭越开越大。剪裤的暴力已难施行，于是被列入“奇装异服”而被痛批。绿色的军跑鞋也渐渐地为一种新的“松紧鞋”而取代。这种“松紧鞋”与传统布鞋的大圆口不同，用的是黑布面、小圆口，形制有点橡皮鞋，但不需用绳束口，而用宽幅橡皮筋布束口，十分跟脚。鞋底用的是白色塑料底，比布底要耐磨。连接鞋帮和鞋底的滚边用白布。黑白分明，跟脚耐磨，柔软舒适，美观大方，是这种布鞋的特色，当时上海青年称之为“东京鞋”。称某人时髦，也呼之为“东京”，虽然当时人大多不知道东京是啥样。这种“东京鞋”虽然比传统布鞋要合脚，但毕竟还不适于运动。上海的跑鞋厂根据“东京鞋”的思路，开发了一种新产品，蓝帮白底的跑鞋，一度也很流行。十几年前，我有一次看到复旦大学的余子道先生穿了这种鞋来开会，感到十分惊讶。我说，这双二十多年前生产的跑鞋，现在恐怕厂家自己都没有了，足以成为“文革”时期的文物，你怎么还舍得穿啊？至于那个时代的上装，还很少变化。布票限量供应，家家都十分紧张。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人发明了一种“假衬衫”，衣领做得十分地道，但肩、胸只遮住一小半，两边用布带连接前后，套在身上，穿上中山装，钮扣一扣好，人家看上去就以为他里面真穿着衬衫一样。这种“假衬衫”也是“文革”时期上海青年的“流行服”，只不过只能让别人看到白领子。

衣服的颜色很单调，大体不外蓝、绿、黑、白，女性也只敢用一些淡色的小花布，首饰戒指一律不戴。林彪垮台之后，江青抛头露面的机会越来越多，在一些国际交往场合，她也不断地想出一些新花样。她的“奇装异服”引起了国际国内的惊讶。到1974年，她要求服装师参酌古今中外，设计适合中国妇女普遍着装的裙子，由她审定，推广全国。时人称之为“江青裙”。江青裙的开领设计，虽未显乳沟，但长期紧锁衣领的中国妇女一时并未接受，反而是一些女干部和积极分子带头穿着。在政治号令下大量生产的江青裙压库严重，而在江青裙基础上化出的许多新裙服、开领衣随之兴起，长辫、卷烫发之类也决堤而来。

1971年之后，留在上海工作的老三届大都满师，工资由18元升到36元，蓝布工装已是过去时髦。骑自行车上班、戴个手表，成为他们的新时髦。一辆自行车124元，一个上海牌手表108元，几乎吞掉了他们大半年的工资。这是一个把基本生活需要当作“奢侈品”的暴利时代。当“江青裙”推广时，这些老三届的青年都到了成家的年纪，上海的住房本来就空前紧张，家中能否容纳一个新的家庭，成了找到配偶的重要成功条件。成千上万的男女青年，没有地方谈恋爱，就到外滩堤岸。外滩成了那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情人街”。这道风景线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仍然存在。还有就是电影院。那个时代能够放的电影很少，少数引进的苏联、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几乎场场爆满。有些爱时髦的青年人也透过这些电影去寻找时装设计的灵感，找到私人裁缝照样画葫芦。这些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电影没有政治问题，服装式样自然也就没有政治问题了。虽然国内影屏上还在不断出现“铁姑娘”的形象，但在现实生活中的铁姑娘已经陷入了男不爱、女不近的尴尬了。人们对美的追求、时尚的性别差异，正在潜移默化地推动着人们走出“文化大革命”。

由政治运动而兴起的时髦不过三四年时间，人们按照经济地位、审美观念和追求变化的社会时尚便透过各种政治缝隙崭露出来。但是，“36元万岁”之下的窘迫和政治上的窒息，使爱美的上海青年人虽然穷极心思，依然难以尽显他们的青春之美，至于在农村、农场度过青春岁月的知识青年，在垂老之时，更常常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时尚，是青春的华章，在青春绽放的青年时代未能自由地形成一代时尚，是那一代青年共同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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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身其中的那种感受不同时代可能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