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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四期
1940年秋冬，在判断蒋介石有无联合日本夹击八路军的阴谋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几经往复，毛泽东最终放弃了先发制人，集中15万精兵进入甘肃与河南，打破日蒋夹击的军事行动计划。紧接着，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总部近万人大部分牺牲，部分被俘，蒋介石公开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毛泽东再度提出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采取攻势的策略，并多次告诫莫斯科不要再向蒋介石国民党提供援助，双方为此又一次发生重要意见分歧。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不能不考虑根本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这既是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之举，也是毛泽东这时不得不为之事。
毛泽东尖锐批评“言必称希腊”，主张对俄国人的话“不可尽听”
自从共产国际于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肯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来，中共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理论上又形成了足以对国共关系乃至中国革命起指导作用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毛泽东工作得可谓得心应手。但皖南事变的发生，尤其是在此前后与莫斯科之间的激烈争论，不能不给毛泽东敲了一个警钟：双方的争论与其说是一时的政策分歧，不如说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相差甚远，既然如此，究竟能不能与莫斯科始终保持一致呢?如果不能，后果又将如何?
国共合作三年多的实践表明，国共两党可谓格格不入，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不采取独立自主的斗争策略不能取得。因此，毛泽东已渐渐在怀疑，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那些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统战指示，是否正确。为什么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能够取得支配地位，为什么新四军在华中地区能够发展壮大，而项英领导的部队在皖南竟会几乎全军覆没?在他看来，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华北和华中方面坚决实行了独立自主的斗争策略，而皖南的项英等人却继续拘泥于十二月会议的精神，作茧自缚，畏首畏尾，犯了右倾错误。
依据这一观点于事变后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明确地指出，新四军的失败首先就在于，项英“对统一战线的了解，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
项英的错误是怎么来的?还在1月15日讨论皖南新四军失败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讲过，这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不要独立自主的政策”造成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甚至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不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
强调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这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还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毛泽东就已经在倡导“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主张作为中国人，一定要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其矛头所向，自然是党内那些赴过苏、留过洋，善长引经据典的领导人。
毛泽东的顾虑不是多余的。自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一些留苏学生被提拔到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上。留苏学生一多，弥补了过去党内理论基础薄弱的欠缺，但同时也带来了教条主义盛行的问题。而让毛泽东尤其感到不安的是，尽管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当中留苏学生不占多数，但对于一个视自己的意识形态为生命的党来说，这些熟悉理论教条的留学生在党内的能量和影响却非常之大。1944年整风运动临近尾声之际，康生曾经公开讲过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是搞了整风运动，毛泽东几乎不敢来中央党校作报告!这件事听起来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它表明，在延安整风之前，对于一般党员干部来说，王明等留苏学生出身的中央领导人确实有一点理论权威的架式，即使是像毛泽东这样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理论成就的党的领袖，也不能不对他们敬而远之，尽可能不去涉足他们的“专业领地”。
没有上过大学，甚至连国门也没有跨出去过，这显然是一个弱点。正因为如此，当大批留苏学生开始在江西苏区指手划脚之际，毛泽东就已经痛感自己在理论方面的不足了。因此，正如后来人们从回忆录所看到的，在江西时的他已是“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到延安后就发愤读书”。
问题是，发愤读书，乃至发愤写书，也并不能让那些留苏学生从内心改变唯书唯上的思考习惯。这里讲的“书”，指的是俄国版的理论著作;“上”，指的是来自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至于毛泽东的书和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在其中的。
抗战开始前后，毛泽东已接连写了《实践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文章和小册子，但并没有得到负责理论报刊宣传工作的领导人的足够重视。《新华日报)竟拒绝发表他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出来后，负责中央宣传部工作的同志也“只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列入临时的策略教育与时事教育之内，只当做中央的一般政策文件看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延安的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引经据典已蔚然成风。皖南事变几个月后，毛泽东就公开批评这种现象说：有些人把马列主义当成死的教条，“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研究上”，“言必称希腊”，“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专门唬那些不懂理论的工农干部和青年学生。
在这个时候的延安，谁会“言必称希腊”?什么人会把自己当成“钦差大臣”?这大概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所说的“希腊”，无疑是指苏联;而能够成为对党指手划脚的“钦差大臣”的，自然也只有来自莫斯科的人。
博古犯错误，乃至项英犯错误，在一贯重视实践、轻视教条的毛泽东看来都是一个问题，那就是理论不能联系实际。理论不联系实际，说到底就是不从中国革命的利益考虑问题，一味地照莫斯科的指示或苏联的模式去做。外国人如此也就罢了，如果中国党内部一些人也这样来考虑问题、决定政策，“言必称希腊”，习惯于唯莫斯科是从，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即使共产国际不干涉，党内也势必出现严重问题。
如此认识，毛泽东当然不是短时间形成的。但是，在与共产国际关系还相当好的时候，在中共的力量还相当弱小的时候，毛泽东还不能不小心翼翼地注意不去捅破这层窗户纸，以免惹得莫斯科胡思乱想。而皖南事变之后，在与莫斯科发生明显争执以后，考虑到中国党与共产国际之间微妙的上下级关系，和中国党已经相当壮大的现实，依照毛泽东的性格，继续容忍党内这种唯莫斯科是从的风气发展下去，是绝对不可能的。毛泽东1941年5月14日给周恩來的一封批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的电报，很能够反映出他那时的心态。毛在电报中直截了当地要周恩來转告崔可夫：中共怎么做自有中共的道理，要他“不要随便乱说”。毛同时告诫周等一定要明白：对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
几天后，即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就在延安宣传干部会议上公开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大谈”很多留学生”对自己的历史一点不债，对中国的问睡无兴趣、对自己党的指示不重视.“只知生吞活刹地谈外国”.到处照搬万古不变的教条。很明显，毛择东是有备而发的。
毛泽东成功“打通”博古、张闻天的“思想病”.路线错误基本认定
在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讲话后一个月，还在担心是否存在莫斯科干预中国党内部事务的时候，法西斯德国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由于准备不足，苏联的形势一时间十分严峻。
战争刚刚爆发，苏军情报机关就侦察到在华日军有向外蒙古边界集结的迹象。由于德日结盟，莫斯科急忙致电它在延安和重庆的代表，要求中共中央指示华北地区的八路军迅速采取牵制行动。对此，毛泽东明确地实事求是地表示，我军之配合只能限于情报和破路两个方面，因“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
在以往苏联受到帝国主义威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一向坚持以“保卫苏联”，甚至是“武装保卫苏联”为号召。如今，当苏联急切需要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时候，毛泽东却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在俄国人看来低调的、令他们谔然的反应。他们显然感到不可思议。然而，这正是毛泽东与过去中共领导人不同的地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与莫斯科的关系迟早要走到这一步。
既然事至于此，改造那些“四中全会选举的、五中全会选举的”，甚至“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拿着教条来唬人的领导人，肃清党内对莫斯科的盲目迷信心理，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了。有过江西时期挨整的痛苦教训的毛泽东，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
江西挨整的经历，毛泽东始终记忆犹新。江西的红军和根据地是他和大批当地干部千辛万苦地创立起来的，一批自称代表“国际路线”的留苏学生来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清除了几乎所有原来的领导人;再一个“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极“左”政策，又把红军和根据地弄得精光。还在1936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经激动地提出：对于当年用来打击苏区领导人的所谓“罗明路线”的问题，至今都还没有给予平反，这是说不过去的。罗明的问题只是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路线问题。相反，过去中央整个干部政策都是错误的，完全是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要不得的。博古同志来到苏区后，对中央苏区原来的领导人统统加以拒绝，被排斥在外的竟有24人之多，这完全是一种宗派主义的行为。遵义会议只纠正了博古的其他错误，没有指出其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这是不够的。
遵义会议开过不久，博古已经下台。在博古部分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张闻天又主动出来承担责任之后，毛没有能够继续把这个话题进行下去。
皖南事变之前，他再度试图提出总结和清算博古等人在江西时期所犯错误的问题。为此，他在1940年下半年多次与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谈论这一问题，得到了包括王明在内的多数政治局成员的响应。因此，博古11月从重庆回到延安之后，王明很快向博古转达了毛泽东对他不愿意坦率承认过去全部错误的不满态度，促使博古不能不正视自己过去错误的严重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多数领导人都同意就江西时期的领导责任问题进行一次历史性的总结和讨论，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给全党一个交待。1940年12月4日政治局开会，毛泽东已经开始把江西时期的“左”倾错误问题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他指出：“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所剩下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
听了毛泽东的发言，博古坦然表示愿意对当时的错误负责，希望有机会时能够作出检讨。与会者大都赞同毛的说法，并希望就这个问题进行历史的总结。当然，会上也有不同意见。张闻天就表示说：在苏维埃后期虽然因反立三路线不彻底又犯了“左”的错误，但当时还是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的，还是为马列主义而奋斗的，路线上并没有错。由此可知，要解决江西时期的问题，仅仅批评一个博古显然是不够的。
1941年春，毛泽东已经不止一次地开始批评张闻天主持的宣传教育工作。5月1日他在延安宣传干部会议上的公开讲演，尖刻批评当时延安的宣传和教育“理论和实际分离”，“只知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其矛头所向，显而易见。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措辞尖刻，态度激烈，不可避免地在党的领导人中引起了震动。胡乔木回忆说：“毛主席讲话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同志在此以前从未感受过的。”因此，不难想象张闻天听了报告之后，会如何坐卧不安。
张闻天为此几度私下里向政治局其他领导人发牢骚，认为毛泽东看人有些走极端，一件事办得不好就什么都看不上了。经过其他人的劝说，张闻天终于下决心与毛泽东当面交换意见。第一次谈话事先没有约好，毛泽东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态度平常，几乎没有对张展开批评。几天之后，毛泽东和任弼时、康生、陈云等就张闻天的问题交换意见，并取得共识后，他约好这几位领导人一同找张闻天谈话。毛泽东历数张闻天过去在政治上的不坚定、态度摇摆的情况，进而严厉批评张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听不进不同意见，对中国的事情一窍不通，却自视极高，热衷于空谈。
尽管毛泽东的批评相当尖锐，但这是以信任的态度当面把意见讲清楚，仍旧让一直感到委屈的张闻天受到了感动。因此，除了对毛泽东所说的个别与事实有出人的地方稍加辩解以外，他相当痛快地接受了毛的批评。事后，张在行动上也确有改进。这种情况显然也使毛泽东对根本上“打通”党内这几位“犯思想病最顽固的”领导人的思想，开始有了相当的信心。
王明一时兴起，揭穿一个秘密，毛泽东转而决定澄清党史问题
7月1日，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约束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决定明确提出：全体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反对任何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坚决杜绝任何小组织和派别活动。
紧接着，中共中央根据毛的建议，进一步通过《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要求全党树立立足中国革命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与此同时，毛泽东为系统考察江西时期错误路线的根源，开始收集中共“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从已经搜集到的大批临时中央制定的“左”倾文件中，他更加认定这批留苏学生的错误是有系统的，是盲目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向题，既是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也是政治路线上的问题。据此，根据毛泽东提议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于9月10日开始举行党风学习的专题会议，讨论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首先在这次会议上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开宗明义地宣布：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在苏维埃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现在延安的学风就是主观主义的，党风则是宗派主义的。粉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法，首先要认清其严重性，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其次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面提倡把中国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一面提倡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消过去的所谓理论家头衔，今后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才算得上是理论家。
毛泽东报告后，张闻天和博古都紧接着表了态。张主动承认：过去的错误，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共产国际把我们这些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给党带来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一定要补课。博古也表示，他应当对1932年到1935年之间的错误负责。他说，其实我和一些同志当年都还是些学生，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和教条就回国来了。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在四中全会上和王明等一道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只是站在更左的观点上，用洋教条来反对土教条罢了。因此，过去党的许多决议，不过是照抄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已，完全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唯一让人有点儿不可理解的是王明。毛泽东在此之前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犯有右倾错误的问题，他竟无动于衷。相反，他自信江西时期博古中央的错误他不仅没有沾边儿，而且还有批评纠正的功劳，因为毛在六中全会上也承认，他对中国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功不可没。至于毛提到的抗战初期的右倾，他自信也与他无涉。那毕竟是共产国际的主张，要他承认错误，岂不等于说共产国际犯了错误?
因此，在邓发检讨之后，王明当天只作了一个自我表白式的发言。他肯定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对他有很大的好处，承认自己在莫斯科学的都是些洋教条，但强调自己回国比博古、张闻天等人都早，因此参加实际工作时间长些，工作作风已有些转变。以后回到莫斯科，能够看出博古和张闻天在中央苏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不同意他们对毛主席的态度，反对他们在五中全会提出两条道路决战的观点，并且较早地提出了实行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套办法，只是当时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还不够，对国内各派人物的情况还不甚清楚。以后一直忙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各种领导工作，弄得既没有理论又没有实际。好在1939年后开始对实际问题的研究，最近又参加边区管理工作，应当能够学习实际工作，纠正思想中的主观主义。
这次会议接连开了三天，直到12日告一段落。本来，这次会议并无深入讨论党的历史的任务，讨论内容只是要求与会者对照毛的报告，对照自己的问题;就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明确表态。会后，毛泽东准备在延安召开一个全党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全体出席表态讲话，在全党造成打倒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政治空气。
想不到，因为没人把矛头指向王明，王明自我感觉太好，9月12日下午，他忽然一时兴起，竟揭发批判起他自己的那些同学来了。他先是批评李维汉自我批评的态度不诚恳，想马虎过去。然后批评博古、张闻天等人，说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去，先是夺了毛泽东的党权，转而又夺了毛泽东的军权，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竟连毛泽东在政府中的权力也给夺走了，说他早在莫斯科时就对这件事深感不满了。发言到最后，他突然又一本正经地提出，他还要揭穿一个“秘密”，说博古、张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央其实是不合法的。因为1931年秋，他与周恩來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由于博古他们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后却不提此事，竟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这个“秘密”顿时在不明真相的部分政治局领导人中间引起震动，并且也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本人。
几天后，原定的全党动员的计划和研究自“六大”以来的党的决议的提议被暂时取消了。毛泽东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先花半年时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一场触及灵魂的党史问题大讨论在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内部迅速展开了。
王明断言，他和季米特洛夫有同样看法，毛泽东的政策太左
1941年9月29日，中央学习组开始深入检讨江西时期党的历史问题。博古、张闻天、李维汉、邓发等人先后发言，具体说明自己当年所犯错误的情况。但多数发言者显然对王明前次的表现颇多不满。
博古明确讲：自己所犯的错误确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苏区后不作说明，也确有篡位之嫌，犯这些错误怪不得别人。但共产国际和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当时是助长了这种错误的。
张闻天也承认：当时的路线的确错误，临时中央到苏区后也确有篡位问题，但王明当时在共产国际不打电报来纠正也是不对的。况且，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在这些事情上王明当时为什么不起作用?邓发表示：对于当时的错误，博古的确要负第一位的责任，李维汉、张闻天其次，但这些错误政策莫斯科是否也批准了呢?在夸大红军力量、断言党的路线正确等问题上，王明不是也同意了吗?
就连当时同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的康生也批评王明说，王明在莫斯科其实与当时国内博古中央也犯着差不多同样的错误，他在个别策略上有对的地方，但基本思想与博古相一致，这是应该承认的。康生还特别提到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问题，称王明从莫斯科回延安后，不听劝告留在延安，非驻武汉不可，以及在武汉时期所犯的错误，都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
在九月会议召开前，毛泽东的确没有把矛头指向王明的意思。7月31日政治局会议决定让王明接替任弼时负责西北中央局和边区工作;8月27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译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等七人组成中央书记处，每周开会两次。这些都清楚地反映出毛当时对王明并无打击排斥之心。包括对张闻天和博古，毛泽东的态度也很明白，那就是，“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8月27日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负责组成委员会，研究改造干部教育、学校教育的办法，彻底打破目前党内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和思想方法，也显示出这时在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中，尚无惩罚个人的想法。
王明并非不知道毛泽东对他抗战初期的表现不满，因此一直小心冀冀，甚至在张闻天、博古等人还没有意识到应该突出宜传毛泽东的情况下，他就在1940年5月4日破天荒地公开作了“学习毛译东”的演讲。号召全党要“始终追随毛泽东为毛泽东事业而奋斗”，肯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方针是唯一正确政治方针”。如今王明又在12日会议上作如此表演.明显地是想进一步表白自己.以争取毛的信任。然而众怒难犯，这次他做得太过头了，终于引火烧身。
在留苏学生出身的中央领导人当中，最主要的张闻天和博古等人都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现在唯一没有认错的就利下王明了。
9月中旬至10月初，毛泽东两度找王明谈话。第一次谈话是王明9月12日的发言引起的，毛泽东很想要具体了解王明所说的那个所谓纂位问题的来龙去脉。在谈话当中，毛泽东也顺便委婉地提到了希望王明能够正视他在抗战初期所犯错误的问题。
第二次谈话是在9月29日会议之后，毛泽东约了任弼时等人一起，正式向王明提出，他在武汉工作时期犯有四个方面的错误：对独立自主原则的态度问题;拒绝发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问题;在武汉会战期间的形势估计问题;王明领导的长江局与中共中央闹独立性问题。虽然毛泽东两次谈话的态度仍是商讨的口气，但过去在莫斯科整惯了人的王明却神经高度紧张，深感谈话的背后有什么文章。还在九月会议之前，王明就曾不止一次地在背后告诫博古：毛泽东是那种睚眦必报的人。因此，他深信这回毛肯定是要借机会和他算总帐了。恰在这时，季米特洛夫于10月初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质询电一连提了15个问题。季米特洛夫的来电是针对皖南事变以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不妥协立场，和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苏联求援的冷摸态度而发的。在电报中，季米特洛夫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回答：面对日本在华北地区加强进攻，中共准备如何改善国共关系?如果中共因为其尖锐对立的态度而破裂了与蒋介石的合作关系，还能与哪些人继续合作抗日?在苏联受到德国入侵的严重关头，中共准备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来援助社会主义苏联?如此等等。
得知这封电报之后，王明好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10月7日晚，当毛泽东找到任弼时、王稼祥和王明几个与共产国际较熟的领导人商量回电办法时，王明竟借着共产国际批评中共中央的机会，按捺不住地对毛泽东发起了反击。他断言，他早就与季米特洛夫有同样的看法，即中共中央目前的政策太“左”，是自我孤立。
据王明事后悄悄对博古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那边(按：指共产国际)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
经过一夜的紧张准备，在次日举行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毛泽东介绍了头天晚上谈话的情况后，王明底气十足地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说：最近共产国际来电要我们考虑如何改善国共关系，我认为目前共产国际提出这个问题要我们考虑是有原因的。我们与国民党关系弄得更好些是有必要，而且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固然反对我们，是中国革命的阶级敌人，但它也反对日本，即反对中国革命的民族敌人，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与他们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毕竟，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民族敌人是主要敌人。因此，即使在国共摩擦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是能够执行统战政策的，仍然是应当拥护蒋介石的。而我们现在军事摩擦中对地方实力派消灭得过分了，对地主的政策搞得太“左”了，并且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还把中国革命的民族革命任务，即反帝任务与反封建任务相提并论，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只能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无疑是一种两面作战的路线，是要同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及其代表着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地方实力派的。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自我孤立的政策。
对于毛泽东批评他在武汉时期的四大错误，他坚持认为：这里的许多问题，都是共产国际提出来的，他只是转达而已。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与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因此他的路线是对的，只是个别问题有缺点错误罢了。由于自信有共产国际指示为依据，王明的发言多少表现了有恃无恐。但这回他再度错误估计了形势，“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任弼时、王稼样转达季米特洛夫的批评，王明从此一撅不振
王明的说法当即引起了与会者的一致反对。王明讲话时，不时有人插话。讲话刚一结束，凯丰、陈云等人就明确表示不能同意王明推卸责任的态度，指出许多问题的发生并非与王明无关，尤其是与中央的关系问题，是各种错误的根源，王明并没有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而王稼祥和任弼时关于共产国际尖锐批评王明的发言，完全出乎王明的预料，本来还决心仗着共产国际的电报与毛泽东一搏的王明，一下子被打懵了。
据王稼祥和任弼时介绍说，王明关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谈话的说法，有许多不准确，有些关键部分没有谈到。如斯大林明确主张用军队创造自己的政权，主张搞游击战争;季米特洛夫强调现在不要谈领导权问题，当面告诫王明要与国内同志弄好关系，不论谁推举，也不要当总书记等等。另外，季米特洛夫委托周恩來、任弼时告诉毛泽东，对王明要进行帮助，因为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都明确讲，王明有一些明显的个人缺点，如总是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的意见，一向喜欢拉帮结派，比较滑头，不够诚实，缺乏工作经验等等。
毛泽东显然已经和书记处的主要成员交换过意见，他对王明在这次会议上公开表露其反对自己的态度，表现得很冷静。他简单地说明了“我们”同王明之间的分歧。强调王明在武汉时期虽然还不是路线上的错误，但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许多原则性错误。我们等了他许久，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过。他说，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目前双方面分歧的症结就在于：“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的让步太多，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毛泽东主张，鉴于王明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目前不能不迅速改变前此的计划，暂时停止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的讨论，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请王明说明他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供政治局会议检查讨论。
8日会议的结果，特别是王稼祥和任弼时讲述了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不信任态度，使王明如堕深渊，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使王明心脏病突发。原定12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被迫延期。
10月13日上午，中央书记处派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去医院参加医生会诊，医生们提出，王明目前的情况至少应当卧床休息三个月。王明亦托李富春转告政治局，请求休养期间不参加书记处工作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听说后，马上又派任弼时去医院看望，王明见到任弼时时，明确表示，他接受毛泽东在8日会议上对他在武汉期间错误问题所作的结论，即在政治上组织上有原则性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他很抱歉暂时不能出席政治局会议了，但关于对目前时局的意见，仍可请政治局同志到他房间去谈，然后由政治局讨论，他病好之后再看记录。与此同时，他最关心的还是莫斯科对他的看法，曾拐弯抹角地向任弼时打听，季米特洛夫到底还说了他一些什么。
13日下午，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听取任弼时汇报王明生病的情况，同时由毛泽东宣布停止关于原定的讨论武汉时期王明错误的日程安排，并对前一段中央学习组讨论江西时期问题作一小结。毛泽东说明，王明错误问题暂以10月8日书记处会议的意见作为定论，即肯定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是个别的，工作路线是对的。至于苏维埃后期的错误，则定性为“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博古应负主要责任，李维汉次之，张闻天又次之，王明在四中全会中形式上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线。至于其他领导人这一时期的错误，则属于不自觉的。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我们要从这次检查过去的讨论中得到经验和教训，要治病救人，使犯错误的人能客观地看问题，逐渐纠正过去的错误。他再度强调，现在我们党最缺乏的是对中国问题的实际的调查和研究，今后我们务必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统一起来。会议同时决定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是清算过去的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牵头，成员为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另一个是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审查委员会，由陈云牵头，成员为高岗、谭政、陈正人、彭真。
10月22日，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通过了前此中央学习组有关过去历史的基本结论之后，毛泽东当即开始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草案长约两万字。它在肯定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政治路线基本正确的情况下，明确认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遵义会议之间，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的原则错误，形成了一条形态最完备、时间最长久、危害最严重的错误路线。这条路线的思想特点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其突出表现就是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对中国的实际了解太少，“他们的唯一本领是引证马、恩、列、斯，作得出夸夸其谈的长篇大论，写得出成堆的决议指示，其实连半点马、恩、列、斯也没有嗅到”。
这条路线的组织特点则是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它表现在1931年未经任何法定机关的选举，仅依两个政治局委员指派临时中央的领导人，且故意压抑刘少奇同志(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是政治局委员)，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洛甫)，来掌握全党最高实权;表现在1933年临时中央迁往苏区后，打击一切上层、中层老干部，以及多少提出了不同意见的其他干部，实行“钦差大臣制度”;表现在把中央领导变为三人团，变为外国顾问一人专政，剥夺政治局委员与闻军国大计的权利，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其所作所为，是过去任何路线错误时期所从未见过的。鉴于政治局多数已经就此达成一致意见，毛泽东这时明显地准备速战速决，于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这一决议草案，结束有关苏维埃后期历史问题的讨论。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介绍，在10月22日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起草的决议草案结尾处，当时曾特别注明，“l941年11月X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字样。从毛泽东此时就王明问题所作的结论，和他起草的这一决议草案的定性都可以看出，他对王明仍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即使是对王稼祥、任弼时在书记处会议上介绍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个人品质方面的种种批评，毛泽东也明确提议不要扩散，包括在政治局会议上也不必再讲。
先纵后收，斗争矛头发生变化，思想问题意外变成敌我问题
1941年11月1日，毛泽东指示各地高级学习组着重学习理论材料，包括《联共(布)简明党史教程》、《季米特洛夫文选》、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另有两部哲学著作、三篇与学习《联共(布)简明党史教程》有关的苏共决议和文章，强调先从理论学起，包括要研究思想方法论。在反对唯书唯上，反对唯莫斯科是从的同时，又提倡仍要以来自莫斯科的文章和著作作为思想武器和理论依据，这既反映出毛泽东仍在小心翼翼地维持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这时仍旧多少认为，列宁、斯大林以及季米特洛夫等的著作在方法论方面更具权威性。
不过，仅仅着重于思想方法问题的讨论毕竟不是目的，讨论思想方法的关键在于使党的高级干部彻底转换观念，使他们从党的历史成败的比较中，从切身的体会中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此，11月12日，毛泽东在再发有关学习内容的指示时，其侧重点已经开始变化，决定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第一步均以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与中共“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为范围，要求理论材料只学习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与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其他着重于通读“六大”以来的83个文件，准备明春对“六大”以来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关于思想方法论的研究暂不进行”。
12月中旬以后，毛泽东更明确决定要着重研究中共党史，强调各地应“从讨论六大以来的文件入手”。
但差不多在整个1942年，毛泽东都没有决定把整个斗争矛头指向王明。他在这一年的2月下旬曾有一封电报，明确表示他仍然保持1941年10月会议期间的观点。他当时写道：“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九一八’至遵义会议(共三年又四个月)中央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已写好，尚待七大前周(恩來)及少奇、德怀回来方能讨论通过决定。”在这里，毛泽东明确认为，对中国革命危害最大、最需要清算的那段“左”倾错误，还应该从博古主持中央工作之日，即1931年“九一八”以后算起。
1942年出现的一重大事态，是毛泽东开始在全党肃清教条主义倾向的尝试。
年初，张闻天自己说，“为了不妨碍毛主席整风方针的贯彻”，也为了实践自己在十月会议中表明的愿意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的决心，他主动申请率团去陕北和晋西北农村作调查研究工作，中宣部长改由凯丰代理。于是，毛泽东对中宣部的工作重新加以部署，很快亲自起草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中心内容的中宣部宣传要点，强调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这以后，他接连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话，掀起了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
整个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目的在于肃清教条主义的余毒，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风气，造就一个真正思想统一、行动统一的党。
一向主张“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毛泽东，相信可以通过群众运动来暴露问题，监督各级干部。也正因为如此，1942年发动这次整风时，很快引出来几个热衷于冷嘲热讽的墙报，最有名的莫过于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部分年轻知识分子干部创办的墙报《轻骑队》和中央研究院年轻干部创办的《矢与的)。由此又引出来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第四版上一些尖锐批评老干部弃旧娶新、生活待遇高等级制等问题的杂文，诸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之类，矛头所向，大都是冲着各级领导和老干部的。这不免在一些领导人，包括一些军队领导人当中造成了严重反感。
注意到这种情况，毛泽东不能不亲自出面在报上批评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和在批评中冷嘲热讽的态度，并同意由艾思奇接替丁玲来主持《解放日报)第四版的编辑工作。但是，毛泽东最初并不反对这种自下而上的斗争形式。他对王实味等人的作用是看重的，他甚至私下里委托自己的秘书胡乔木找王谈话，还托胡一再写信给王，要其注意方法，不要走偏，颇有爱护保护之意。
4月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康生提出，《轻骑队》以及王实味、丁玲两人文章风气不正，并且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主张对青年要注意引导，提倡积极的批评，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文章最好不登。对此，领导人之间看法不一，一些人认为暴露暴露有好处，只有乱起来，才便于有目标地开展斗争和教育新干部;另一些人则认为放得太过，搞不好会出现莫斯科当年清党斗争的情况，为托派所利用，闹成分裂，难于收场。毛泽东的态度明显趋中。他一面强调不能放任自流，肯定新干部发生毛病是难免的;一面仍主张对工作人员的不平之气，要让他们发泄，肯定各单位墙报的积极作用，相信除个别坏分子外，大多数都是好的，不是反领导的，只要领导得好，先纵后收，揭露问题，不会闹出大乱子的。
会后，中宣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四三决定》，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它一面肯定墙报的作用，提倡讨论，并主张“在规定检查期间内，不管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意见，都得自由发表，不得加以抑制”，强调“在讨论中要发展争论”，反对“明哲保身，有话不说”;一面要求各机关领导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引导讨论方向，反对避开自己专攻别人和“一切冷嘲热讽、诬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
4月上旬，在听到中央研究院领导人对院内墙报的一些激烈批评意见之后，毛泽东专门去中央研究院等单位看过墙报。但直至5月底，毛泽东仍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相反，他相信形势是好的，并试图缓和新老干部中正在白热化的矛盾，要求老干部注意爱护新干部。他为此明确告诉党的高级干部，你们所说到的“所有发生问题的作品，我们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那些同志根本都是革命的，都是从外面或根据地来的，他们在外面城市也是作革命工作的，有许多，时间还很长，现在也是作革命工作的，某些时候或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可以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
当然,毛泽东这时也不能不承认王实味确实比较过分一些,称“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但也仅此而已。他这时即使在政治局内部也不过就是把王实味称做“落后分子”罢了,不仅还是称其为“同志”,而且特别提醒政治局同仁,不要轻易对过分批评者上纲上线,强调落后的不都是反革命,甚至提出“要争取落后分子”。这也就是说,一直到5月下旬,毛泽东还多少认为,不能因为王实味的问题严重些,就把他推到反革命一边去。
不过,从5月份开始,毛泽东毕竟已经开始对王实味的问题用“坏”字来概括了。这反映出他在党内一些高级干部的压力下,对王实味问题的认识已在变化中。当然,影响到毛态度变化的背景还有两个因素。
其一是这时毛泽东深信苏联和中共都处于最困难时期,而情报显示蒋介石正乘机而动,准备军事进攻与内部破坏同时并举,搞垮中共,这使他对敌情估计渐趋严重。中共中央为此接连两度发出“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不得已时不惜投鼠弃器的通知,同时全力部署破获“国特”,以绝内患。故5月初毛泽东已经开始提出“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扫除,以巩固组织”的考虑。
其二是自5月以来,陆续得到消息说国民党的舆论对王实味及(轻骑队)等颇多呼应和赞赏,这明显引起政治局领导人的普遍关注,并不断加以强调,表示不满。这样,毛泽东不能不把过去未能引起重视,或者从积极方面理解的许多言论,重新加以考察,逐渐引起警惕并力图制止之。作为这种考虑的一种直接反映,就是决定将王实味的文章印发各单位讨论,不仅要组织反驳,而且要在各单位联系实际。这个决定是毛泽东在5月下旬作出的。这说明,他这时固然还不认为王实味就是反革命,但在党内诸多高层干部憋了一肚子气和敌情反映严重的情况下,把狂妄自大、锋芒毕露的王实味现象打击一下,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
把王实味的文章作为反面教材提供给干部群众去反驳,并且要求联系本单位的实际,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新老干部之间、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关系的紧张。再加上毛泽东这时还要求社会部、组织部和宣传部联系检查坏分子,把考察思想问题与组织问题结合起来,这就使得事情更加趋于复杂和严重。
毛泽东最初设定的延安整风的对象逐渐开始发生转移。他本来是想要借助群众的力量来揭发党的中上层干部的问题,烧一烧这些人,达成打通思想,肃清这些人当中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的目的。此后,虽然毛泽东仍旧继续强调:这次整风“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而事实上,运动却在明显地开始以下层党员干部群众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为对象了。据这时被指定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解放日报》总编辑陆定一解释说,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全党“八十万党员中有百分之九十是新党员,而这些新党员中又有差不多百分之九十是小资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农、贫农)出身,这些同志们都是愿意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但免不了带着颇长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甚至封建思想的尾巴,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不能容许的,如不改正,也将造成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毒害”。
有组织地批评王实味,并且把思想考察和组织考察结合起来,立即使自运动开始以来一直处于被动挨打之中的各级领导人获得了斗争的主动权。
从5月底到6月上旬,中央研究院正式召开王实味的大会,结果6月中旬,王实味早已向组织交待过的过去曾与“托派”分子密切往来的历史被当作新问题“揭发”出来,其问题的性质立即转变。
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艺界举行座谈会并形成决议，一致认定王实味在政治上是敌人。这样，对王实味的定性实在是再容易不过了。受苏共的影响，“托派”在共产党人的眼里，一直是最危险的敌人。王实味的问题，由此也得出最简单的答案。就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的第二天，即6月19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中央的结论上明确表示了赞同的意见。同时指出，现在看来，王实味的有系统不是偶然的，这个人多半是有组织的进行托派活动，抓住时机，利用矛盾，进行托派活动，向党进攻。既然王实味都能隐藏得这么深，肯定还会有张实味、李实味。因为毛泽东一直认为，可怕的并不是那些一触即跳的人，这些人往往没有严重问题，最要警惕的是那些表面服从，实际上不服从，“故意站在拥护党的方面实际上暗中进行反党活动”的人。据此，他估计：“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的有坏人”，强调对“过去参加过派别活动的老的坏分子也要加以考查，对于意识不好的分子也要加以注意”，因为这些人一旦时机适合，常常站在反党的方面。特别要注意那些故意站在拥护党的方面，实际上暗中进行反党活动的人。
共产国际宣告解散，俄国联络员报告说，毛泽东大大松了一口气
整风的目的，在于求得思想统一，进而求得真正实现组织上的统一。因此，毛泽东发动整风本身，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从政治、思想、组织上实现一元化领导的重要意图。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从1942年8月起，中共中央就陆续制定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学关系问题的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一步步提出了规范上下级关系和全党服从中央的具体模式，力图解决各根据地“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挥不便”的间题。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提出目前的书记处办事方式不够精练，作为政治局日常办事机构，书记处也应大大精简，并有权随时处置决定日常工作。只是，在刘少奇到达延安以前，这个问题一时还不能提上日程。
1942年12月30日，刘少奇从华中辗转山东、晋北等根据地回到延安。刘是中共最早的成员之一，1921年5月曾与任弼时等一同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一年后归国，一直从事工运领导工作。同毛泽东一样，刘也喜欢独立思考，常常与中央领导人意见不尽相同，因而直到六届四中全会才得以补选为中央委员，五中全会人选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仍旧不免屡屡被“左”倾中央批评为“右倾”。
遵义会议后，刘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到陕北后即被派往天津领导华北地下党的秘密工作，其独立思考的特点逐渐显露其优势：抗战开始后，刘力倡独立自主和开展华北游击战争，与毛遥相呼应;刘主持华中局工作后，新四军工作亦开展得有声有色，因而倍受毛泽东的欣赏。
到1941年九月会议时，刘已被党内众多领导干部视为毛泽东以外中共党内另一位正确路线的代表。陈云称赞“刘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王稼祥也明确讲：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任弼时、康生也都将刘与毛相提并论，认为当年如果临时中央由刘少奇负责，白区的情况将会完全不同。因此，在当时的会议上，与会者已经一致认为，“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会议结束不久，毛在起草“决议草案”时，也特别点了刘的名字，称赞其在白区工作时的贡献。10月份，毛泽东更两度电召刘来延安工作。只是因为刘一行通过日军封锁线颇费周折，再加上山东根据地领导人之间出现矛盾，毛泽东令其暂留山东帮助解决，所以才耽搁下来。
在刘少奇回到延安两个月后，张闻天也被召回中央。政治局很快进行了三次讨论，由任弼时拟定机构精简调整方案，刘少奇提议以毛为主席，大家一致拥护，遂于1942年3月20日正式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决定称：
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政治局每月应举行例会两次，必要时可召开临时会议。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
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他的经常业务是：准备政治局会议的日程所应讨论问题的材料(或通知各部委准备);负责组织政治局会议决议之执行并检查其执行的程度;在政治局的方针之下负责办理和决定日常工作问题。中央各部委局厅社的工作，由书记处直接管理，或经过宣委组委管理之。书记处必须将自己的工作向政治局作报告。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会期不固定，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与此同时.政治局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要员会与组织套员会，作为政治局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前者由毛泽东、王稼样、博古、凯丰四同志组成之，以毛为书记.王为副书记.负责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中央党校、文化委员会、出版局等宣传文化部门、后者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八同志组成之，以刘为书记.负责管理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务委员会、统一战线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充与等组织及政策部门.原先设立的各类党的部门.一律归口合并或撤销。
这一《决定》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一元化领导权威。面以刘少奇作为自己的得力副手，更分担了前两年时间里必须花费大量时间来处理的日常事务性工作，毛泽东确有如虎添冀之感.觉得现在“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
在中共中央形成了新的领导核心，一切工作都感到得心应手之时.共产国际负资人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发来电报称：”共产国际主席团将十五月二十二日向各支部公布关于解敬国际工人运动领导中心―共产国际的提议。该提议的主要琢因在于，这种国际联合的集币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各个国家共产党进一步发展成为本国(本民族)的工人政党的需要，并且还成为其障碍。”
毛译东迅速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来电。据当时莫斯科派驻廷安的联络员报告说，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共产国际的存在太久了.它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条件和需要.因此是该解散了。还说.毛泽东特别批评了党内那替不听中央的话.只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话的人们。据说是王明告诉俄国人说：“毛和他的拥护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的双手被解放了.道德上的资任感也不会有了。尤其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的话：现在可以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了”，报告又说预计在对待“国际派”那些人的问题上不会有任何改变.这些人“甚至可能被开除出党”。
不管俄国人这时的报告是否完全准确，共产国际的解散，对毛泽东来说，确实可以看成是一次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大解放。深为自己领导下的中共发展壮大而自毫的毛泽东.迅速流露出对莫斯科过去遥控指挥方式的不满。他公开宣称：“革命运动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每个国家的革命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过三次革命运动.中国革命”甚至比俄国革命还更复杂”，远离各国革命斗争实际的共产国际，当然“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面且迅速变化的情况”。中共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重大因素，照(解放日报》社论的说法.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独立垃创造性地.依据中国的其体情况和客观条件正确地决定自己的政治方引、政策和行动”。
毛泽东说，谁对谁错已经很清楚.再不认错，就有走向敌人的危险
王明于1941年10月13日躺进中央医院以后，陆续有中共领导人前去探望。对毛泽东、任弼时等.王明总是做足表面文章，表示愿意接受批评，诚心检讨。而对王稼样、周恩來、博古、张闻天等人，王明则每每大吐苦水，他见王稼样时说：毛这个人太厉害睚眦必报，.现在整我们，你过去也反对过他.你也跑不了的。见周恩來说：现在整风不过刚刚开始，你我错误一样的一定会整到你头上去的，见博古说：这次是整你我的，但不用担心，那边(按指莫斯科)的方式我是知道的。见张闻天说：这次主要是整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整你的.因为曼努伊斯基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听了这话大发牌气.你的教条比我多.我自已不过是因为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等等。特别是时在延安的俄国人.他更是一有机会就要进行煽动和挑拨.打探莫斯科有无进一步指示来。
王明的两面手法，毛泽东初时尚不十分了解。但随着1943年初王明重新开始在背地里密谋串连的情况为毛所知后，使他渐渐意识到王明才是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罪魁祸首。
早在1941年九月会议之后，毛泽东就已经开始研究苏维埃后期九份有典型错误的文件，并陆续对这九份文件写出过文字批判的笔记。只不过，在当时，毛的主要批判对象还是博古，情绪也较为平和。这时，毛泽东重读这些文件，重看自己原先的笔记，就感到原来的认识不够了。于是毛在修改后的笔记中不仅加上了王明，而且把王明视为那条“左”倾路线的祸首。这份修改过的笔记，第一篇就是评论王明起草的、1931年9月2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文件。毛泽东改变了1942年上半年的估计，否定了六届四中全会，并肯定王明是这个时期“左”倾路线的始作俑者。笔记写道：
这个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全党代表大会第四次中央全会以后王明同志(即陈绍禹)为首的中央发出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此形成，并由博古(即秦邦宪)、洛甫(即张闻天)继续发展，到后来成了一条比较立三路线还更完备的极端反马列主义的路线。对于这条路线，王明是创始与支持者，博、洛等人则是发展者与执行者。
当时的四中全会是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目标的。这种批判是错误的，因为在三中全会上已经基本将立三路线从基本上批判过了，……王明等人重新挑起这个问题来批判，是别有用心的，其证据就是在其后出现的王明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比立三时期的结果更坏。，??…因此四中全会是完全错了，从此种了以后的恶果。
按照胡乔木的话来说，毛泽东的这个笔记是“喜、笑、怒、骂跃然纸上，情绪化色彩甚浓”，纯粹是“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渲泄”。下列笔记中使用的语句，颇能反映出毛这时对王明当年上台所带来的一切深恶痛绝的激愤心情：
王明反对立三路线夺取中央权力以来还不到九个月，就又恢复了立三路线，可见他反时立三路线是假的，不过借着反立三路线之名，行夺取党权之实。至其思想，完全和立三一模一样，都是反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野心家……’
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连一个普通老百胜的知识也都没有，所以他们写起文章来，就特别显得幼稚可笑。可是世上偏有这一类人。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连共产党内也不能免。……如果他们掌了权就会要做出许多坏事来。这一点应当引起一切革命者的警戒。……
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一，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磺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
我们老爷是一条最可怜的小虫，任何世事一窍不通，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欺负我党与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与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水平的暂时落后而加以剥削，而对于许多聪明的勇敢的同志，例如所有白区、苏区、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则加以流氓式的武断与威胁，把他们放在托洛茨基及陈独秀取消派的范畴内，这真是所谓不识人间有羞耻事!?…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与地方的领导者们，当他们实行篡党、篡军、篡政之时，照例都是有这一手的。为了建设他们的威信就一定要把原有的领导者们的威信下死劲地给以破坏，而且破坏得异常彻底，使用的手段是异常毒辣的。任何地方都有这一手，不独中央苏区为然。我党在这一时期领导方面所犯的错误，以事业说，党、政、军、民、学，以地域说，东、西、南、北、中，无往而不被其茶毒，实属我党的空前大劫，全党均应引为鉴戒，再不要重复此类错误。
毛泽东特地将这篇批判王明的笔记送给新成立的书记处的另外两位书记刘少奇和任弼时去看。在得到政治局主要成员，对于发动批判王明的理解和支持后，在实际工作中，首先，针对王明背后爱搞小动作，再次强调把肃清“小广播”作为整风的一项重要任务加以重视。其次，针对共产国际来电坚持把国民党视为民族联盟，与王明的观点遥相呼应，提出加强阶级教育，打破对国民党的幻想。特别是从7月开始，结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和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调集大军围迫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公开批评王明等人白抗战以来即对今天的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许多不正确的了解，犯了许多错漫，至今尚未彻底解决问题。
毛泽东在7月1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抗战以来，我党内部有部分同志没有阶级立场，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我进攻，对我大后方党员的屠杀等没有表示义愤，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国民党打共、捉共、杀共、骂共、钻共，我们不表示坚决反抗，还不是投降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的思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他曾认为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认为对国民党要团结不要斗争，认为他是马列主义，实际上王明是假马列主义。
毛泽东进而提出：谁时谁错现在已经很清趁了，而我们党内现在还有人坚持借误观点，还有人搞不清过去的历史，我们今天必须把这些搞消楚，过去党中央的两条路线也必须弄清楚，把竟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弄清楚，对党外也要把革命与反革命弄清楚。机会主义者不改正思想上的错误，有走向当敌人的危险，如张国焘。
中央决议：王明的投降主义.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
由于整风运动发生在对敌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背最之下，毛泽东从1942年下半年就逐渐开始把整顿思想作风的问翅，同阶级斗争、组织清洗联系起来了，从面使整风运动迅速阶级斗争化.延安的政治空气也渐趋紧张。胡乔木对整风运动的回忆明确讲过这种情况。像说，当时一方面很民主一方面很紧张：因为整风很紧张.所以才会一下子转到审干.。“如果没有那个气候，土壤.不可能一下子转入审干。，在这种空气之下.毛泽东对敌情估计越来越严重。
1942年6月.毛泽东已经认为，延安到处都有‘暗蔽的坏人”。当时由康生领导的审查机关更是唯恐找出的坏人不够多。由于“逼供信”真的“逼供”出来一个所谓”红旗党”，查出一批所谓国民党特务。再加上苏联方面也有情报告诫中共确有奸细在帮助国民党.毛泽东对反革命“内奸”的担心自然更加严重。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一边整小资产阶级思想，一边整反革命。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即着名的第二个〈四三决定》，公开提出;自抗战以来.日本和国民党两方面有大批内奸分子打入党的各级机关，整风的目标是在纠正干部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同时，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随后.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整风也由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和思想革命，迅速转入疾风暴雨的组织清党，即审查干部阶段了。
4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万人大会.传达贯彻《四三决定)，号召所有‘失足分子”自动自首坦白。不出三个月，经过大会控诉.小会揭发，个别谈话，康生宜布已经有450人“坦白”了他们是国特或日特。
随着”坦白”人数不断增加，进入8月份，毛泽东也不能不相信延安确实是“特务如麻，到处皆有”了。因此.审干一夜之间变成了骇人听闻的“抢救失足者运幼”.延安除了那些中央领导人以外，几乎人人都被卷入到大揭发、大检举、大坦白热潮之中，光是一个2500人的中央党校，据称.就挖出来乃250个特务。
由于在审干中对敌情作了不适当的估计，以致出了反特扩大化的借误。中共中央8月15日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著名的审干九条具休方针，特别强调要严禁主观主义的逼供信。后又明确广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此次反特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从9月7日起，中共中央接连召开政治局会议.再度讨论历史问题。
毛泽东在会议上第一次坦率地说出了他多年来对王明不满的两大原因，第一是他的正确意见长期被压抑，觉的工作不断受到不应有的巨大损失;第二是无论在江西，还是在延安，王明宗派到处篡党夺权，即使在六中全会以后，延安实际上仍是诸侯割据，一国三公的局面。时至今日.王明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党仍存在发生破裂的可能。因为.现在的中央并不是”六大”选举的，面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举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只刹下6个人，其中只有毛和刘两人是受“左”倾路线排挤打击的，其余多是拥护王明宗派的。也欲是说，王明宗派长期控制了中央码头.并且打粉“国际”旗号，用马列的招牌，欺骗了党十多年。要清算他们的罪恶，需要一个相当困难的过程，当然，毛泽东表示，即使在内战时期，错误路线的代表也是王明.博古、张闻天是执行者和发挥者。
博古在会议上明确表态赞同毛择东关于抗战初期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肯定一条是毛主席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一条是王明为首的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并断言，这条错误路线经过长江局统治了东南局，形晌了华北和边区.是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完全抹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完全是叛变无产阶级革命。
在毛泽东表明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创造者也是王明的意见之后，一些发言者干脆断言.王明是身在“毛营心在蒋”。陈伯达说，王明的心始终都是放在国民党身上，而不是放在共产觉身上的，他实际上可以说与共产党是两条心，对共产党是仇恨的.有许多反共言论，他的理论根本就是叛徒的理论;康生的发言同样尖锐，他指责王明的投降主义是有系统的，说他的投降主义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有一套与毛主席对立的路线，他根本上已经成了买办封建法西斯的代言人。
在断断续续两个多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最主要的检讨者是博古、张闻天和从重庆回来不久的周恩來。其中，周恩來的发言最长，11月27日、28日，12月l日、2日、3日，断续讲了五天。
鉴于政治局会议已经基本上就王明错误的性质达成了一致的意见，11月29日中央书记处指示李富春找仍在休养中的王明谈话，要求他主动检讨自己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以供会议讨论。王明看出大势已去，只好让孟庆树代笔，明确表示“一切问题都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他声称：“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12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王明错误做出正式决议，中共中央就此下发的有关指示称：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自四中全会篡党开始，至五中全会达到顶点，使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此一错误路线虽经遵义会议开始克服，“但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至一九三八年九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共产国际方针的。现在共产国际虽已解散，但共产国际领导者们的指导原则依然适用，这些原则，完全与王博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反，而对于我党中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则完全符合的。”
在这时中共中央文件当中，对王明问题定性最重的，是下面这段话，即“王明的投降主义，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帮助国民党，瓦解共产党的腐蚀剂。
1944年2月26日，周恩來就会议中讨论的有关问题与王明进行了一次谈话。事后他虽曾写信给周恩來，对根本否定四中全会，以及把他算成是苏维埃后期“左”倾路线的代表问题，表示疑问，但不久王明就已经明确表示，他对中共中央“对这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底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并且愿意“以一个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用中共中央的指示“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不管王明这时的态度是否真心，从1943年7月开始，几乎所有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成员，包括刘少奇、周恩來、任弼时、博古、张闻天、王稼样、凯丰等，都公开发表文章或讲话，真诚地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敬佩。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以及194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有的中共领导人一致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一致拥护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向季米特洛夫保证：斯大林在延安受到普遍爱戴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共中央这时一面深刻批判不看中国革命实际，“言必称希腊”，对莫斯科言听计从犯了许多错误的王明，一面小心翼翼地区分真假“国际”，仍旧继续表现出高度尊祟莫斯科的态度。
尽管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它的错误也受到批评，但周恩來在自我检查中仍旧花了大量篇幅来讨论“真假国际”问题，他详细介绍每一位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关的莫斯科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并把绝大多数错误都归结为个人行为。根据他的说法，共产国际所以在中国革命中犯了许多错误，关键在于那些曾经亲自指导过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包括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而斯大林、莫洛托夫、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等人则是始终代表着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他们的主张基本上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如肯定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革命重要的政治因素，强调国民党的动向以帝国主义的态度为出发点，指出中共的任务在于武装人民、瓦解敌军、组织农民，反对危害边区和削弱八路军，揭露王明与米夫的关系不正常，批评王明有政治野心和不该反对毛主席，等等。
毛泽东所反感的，其实主要是过去共产国际与中共那种父子党的关系。而从根本上来说，作为一位典型的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仍旧相信，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在阶级利益以及意识形态方面还是一致的，中共与苏共之间还存在着某种师生的关系。以致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始终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有关指示视为经典，反复讲解，要求各级干部认真学习贯彻。正如张闻天在中共“七大”上公开宣讲的那样，无论中共领导人，还是毛泽东本人，都不否认自己是马、恩、列、斯的学生，他们“不但不以此为耻辱，而且以此为光荣”。
尽管毛泽东相信共产国际的基本理论及其基本路线是正确的，但在具体问题上绝不盲从。1943年12月底，在处理一封季米特洛夫的来电中，令我们看到的才是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根据从重庆和延安的俄国人那里得来的情报，心情焦虑地以个人的名义致电毛泽东，请他不要减少对日的军事行动;不要放弃与国民党的合作政策;不要指控周恩來和王明执行了共产国际建议的统一战线政策而开展对他们的斗争，主张把他们留在党内并尽量利用他们为党工作;不要在党的干部中造成对苏联的不信任情绪;尤其不要相信康生，因为康生所实行的清除党内敌对分子的办法正在帮助敌人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为国民党效劳。
1944年1月2日，毛泽东从苏联红军情报总局驻延安联络员伏拉基米洛夫那里看到了这封来电。他当即挥笔写了一个复电稿，要伏拉基米洛夫译好后发回去。复电直言不讳，称：
1.我们并没有削弱对日斗争。相反，1943年八路军在10处地方实行了积极的对日作战。因此，在1940年和1942年失去的一些地区又夺回来了。八路军现在的人数达到了50万。1943年的对日斗争是在坚决的指挥之下的。
2.我们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没有任何变化，1943年7月出现了紧张和危险的局面。国民党准备对边区发动进攻。由于我们采取了有效措施，避免了冲突的发生。1944年还可能发生同样的紧张局势，但我们会用我们的政策来努力避免军事冲突。
3.我们与周恩來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4.王明一直在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对此，所有高级干部都已经得到了通报，但我们没有告诉一般党员，更没有通知非党群众。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讨论王明错误后，大家更加团结一致。
5.我向您保证并且可以担保，中国共产党热爱并且深深地尊敬斯大林同志和苏联。我们对在这里的所有苏联同志，如伏拉基米洛夫、阿洛夫、雷玛、尤金和塞洛夫等，都有很好的印象。
6.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他以前在上海被捕过。几个人都谈起，他在监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后来才被释放的。也有一些同志谈到了他与米夫的可疑关系。王明进行了很多反党活动。
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的部门并不负责审查干部。他们只调查证据确凿的特务。我们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全面的和慎重的。
这封电报清楚地反映出毛泽东这时的心态和他对季米特洛夫提到的各项问题的真实看法。不过，就在1月2日电报发出以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又急忙找到伏拉基米洛夫，询问伏拉基米洛夫电报是否发出去了。他告诉伏拉基米洛夫说，他对季老的电报想了很多，前面的复电可能不十分妥当。他最担心会引起不满的显然是上封电报中他在国共关系和对王明态度问题上的说法。因此，他特别解释了他对国民党的策略，强调他不是不要合作，他只是认为对国民党必须保持一只有力的拳头，否则不足以威慑国民党进攻边区的企图。谈到党内王明的问题时，他虽然仍旧强调王明的错误，但没有再提到王明的“反党”和政治上可疑的问题。
4日晚，毛泽东特别宴请了在延安的军事领导人和苏联红军驻延安的联络小组成员，与会者全都十分热情地向苏方人员表示他们对苏联对德战争进展的关切和祝愿。晚宴后，大家都来到苏方联络小组的驻地，关切地问这问那。
5日，毛泽东再度找到伏拉基米洛夫，再度谈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问题。显然，毛泽东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再给季米特洛夫发一封电报以挽回1月2日电报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7日上午9点，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伏拉基米洛夫的窑洞，告诉伏拉基米洛夫说，他同意设法改善国共关系，并感谢季老在中国问题上所给予的关注。他当着伏拉基米洛夫的面又起草了一封电报，要后者转给季米特洛夫。他在电报中说：
作为对1月2日电报中我所表明的观点的补充，今天我愿意再一次向您报告如下：我真诚地感谢您给予我的指示。我将深入地研究它、高度地重视它，并据此采取措施。
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正在实行合作的政策。我保证，对国民党的情况将会在1944年得到改善。关于党内问题，我们的方针旨在团结。这一方针也同样适用于王明。由于在1943年下半年针对党内形势做了工作，党的团结相当地改善了。我请求您冷静下来。所有您的想法，所有您的感情，都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我的想法和感情实际上是一样的。
在这之后，毛泽东确实在上述两方面做了适当的努力。他很快约见了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表示愿意重开与国民党的谈判。与此同时，他开始亲自主持对被审查人员的“甄别”工作，并且很快就王明问题在组织上作出明确结论：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临时中央“篡党”问题也被取消，指出因有国际承认，也“应承认是合法的”。
当然，在季米特洛夫特别强调的康生的问题上，毛泽东没有丝毫妥协的表示。他始终坚信康生是他最可信赖的同志。
注释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 ... 1016114769_all.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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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7 09:2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