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一陽：紀念武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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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武傳斌

陳一陽

今天下午，有朋友告诉我说，我们的老朋友武传斌逝世了。晚上，上网查了一下，在新浪网“阿陀阿陀的博客”得到了证实（见附件《悼念武传斌》）。

我与武传斌相识于1967年“811”事件——当时正逢文革两派“武斗”时期，我们十七中一班同学乘车要到白云机场营救据传被劫持的中央文革成员金敬迈，途经东风路省政府附近时遭到伏击，牺牲5人，伤二十多人。王希哲因伤而委托我全权负责，我马上找到当时的“红司”司令武传斌，向他汇报此事件，他立即指示我们马上撤到当时“红警司”所在地的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当时武传斌的沉着、冷静、理性而又果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与武传斌来往比较多是在我上山下乡到紫金古竹水东大队插队期间——当时他也刚好安排到古竹的烧碱厂工作。那时，我几乎一个月左右到古竹“趁”一次“墟”，经过烧碱厂都要到武传斌那里吃白饭、长聊天。他们夫妇对我都很客气，很关心，很有人情味。1972年，我“贫病又交无妄悲”，他夫人刘伟那时在从化当老师，听说从化要建殡仪馆，要招工，就问我敢不敢去，想帮我解决困难。在那时，下乡知青能够被招工当工人，可是一件非常渴望而难得的事情。尽管，后来未能如愿，但我一直对他们夫妇都心存感激。也正是在那年，他们还邀请我和莫振乾等朋友，一起游览从化流溪河，于是，有了上面这首词。

武传斌在《风雨苍黄三十年——我和赵紫阳的交往》中，提到了“李一哲”和我。
那篇文章共三部分，其一是讲“1967年初省革联夺权时期”、其三是讲“1989事件之后”的交往，而其二就是讲《“李一哲事件”，从相知到相惜》：

   1974年4月,我接到通知从惠州回省城，参加了许世友将军调来广东任职广东省革命委会主任的省革委会全会,当时赵紫阳已调回广东两年，是省革委副主任之一。
1974年11月,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在广州市北京路贴出。该大字报被毛泽东批示给全党中央委员人手一份进行大批判，广东省革委会当然不敢怠慢,在省革委全会上组织了大批判。会上不少委员的发言都隐指我是大后台，因为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在文革中都是我们“红司”的,而且和我个人关系密切。 赵紫阳在会上提出要组织专家批判,要允许李一哲现场发言,要从理论上驳倒他们，并强调只准“文斗”(结果通过几百场大型带有辩论性质的批斗会后,反而更宣传了“民主与法制”。当然,李一哲的表现也很好)。也是在这次全会,在会间休息时,赵紫阳走过来向我示意：“来，借支烟抽抽！”——我知道赵是不吸烟的,但我也见过他偶尔也会向别人借支烟抽。在我给他打火时,赵问：“你是不是李一哲的后台？”我老实告诉赵说，我不是后台,但这篇文章我比你们提前看过,也不同意上街。赵笑了笑说：“不用紧张,我们不查(你这个)大后台。”虽然实际上我也不是什么后台，但我当时就感到,赵紫阳并不那么反对该文。(文章刊于北京《记忆》杂志2013年9月30日第102期。本文为原文，和《记忆》版本略有不同。来源：新浪网“阿陀阿陀的博客”2013-10-3)

在我看来，七十年代初那几年，武传斌与我多次的高谈阔论，多多少少也是“李一哲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我从武传斌那里，获益良多。

在习仲勋为我们“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平反时，曾经问过我们对文革两派头头的看法。我在“平反”过程中基本保持沉默，但在回应这个问题时，我对武传斌发表了“比较好”的看法。——那时全国还都在搞“清查文革三种人”运动，许多省市的“造反派头头”都被审查、判刑十五年左右乃至死刑，事后看，广东是少数的例外。

1979我“平反”后，躲在社科院图书馆这个“象牙塔”里很少社交，与武传斌也很少来往，尤其是他出国之后。但偶尔见到互相认识的朋友，也彼此转达关心与问候。

今天，还有朋友告诉我，武传斌的《回忆录》下个月就要出版，而现在，武传斌，这位当年广州的风云人物，却等不到看这部书一眼就乘鹤西去逍遥游了。

永别了，我的老朋友、老大哥，你不虚此生！

想起1972年与武传斌等朋友同游从化流溪河后写的赠给他的这首词，特予发表，以作纪念。
菩萨蛮 1972游流溪山瀑布赠武传斌

流溪山顶云头落，
谁耍威风泻银河？
吼吼声不断，
欲辟山两半。

悠游忘百事，
捧水作杜康。
何不凿濂洞，
长此当猴王？
                            2014年9月27日

【附】阿陀：悼念武传斌（来源：2014/9/26新浪网阿陀阿陀博客）
（阿陀注：此略）

—— 上文转帖自：陈一阳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576680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