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广西处遗工作的一些情况介绍

bluesky · 发表于 2014-10-15 04:55:16

1983年，广西的文革处遗工作，是由中央直接过问的。
在这之前，广西的文革处遗是由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领导，由肖寒具体负责。但乔与肖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打不开局面，群众害怕，顾虑重重。肖寒他们搞处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自卫反击战以后，具体是80年以后。广西的拨乱反正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时首先解决右派平反，如骆明就是在这一阶段得平反的。但是这些人都是文革前的错案，文革中被错搞的人更多，被斗、被撤职、被迫害死，都没有得到解决，对杀人的、还在台上的三种人、过去重大的冤假错案没有处理，只是落实一点知识分子政策，解放一些干部出来工作。特别是那些造反起家的还在台上掌权，如廖伟雄这些人。因为在位的人多数是多数派“联指”的人，而且要害部门，如组织部、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公检法等掌权的部门，都是“联指”的人。当时还有一批老干部在文革期间得重用，其思想体系、派性思想僵化，如当时的办公厅主任刘毅生、梁华新等。这些中央工作组也作过调查，的确如此。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一次中央派工作组来，区党委办公厅的7个工作人员还写信到中央，告中央工作组的状，要赶走他们。连中央工作组都难以开展工作。为此，中央就知道广西的派性势力大，不解决是不行的了，便下大决心，重组区党委的领导班子，搬走阻力。
1983年，乔晓光等几个常委一起到北京开会，参加中央有关布置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会议。当时中央认为，过去之所以一直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就是组织上派性问题没有解决。为打开局面，中央决定首先做组织处理，撤换一些人员的职务，采取组织措施打开局面。第一批免职的是肖寒、赵茂勋等人，还有秘书长、组织部这些要害部门也撤换了，自治区一级的停免是由中央决定的。当时还利用新班子成立，机构改革之名，机构改革小组里没有名字，就等于自然免除了一些人的职务，如刘毅生等人。对上层是采取这样的办法，对区党委管的干部，如人大副主任、党组书记梁华新等就免职。如当时区党委组织部的副部长姜××，是部队来的，在部队做过副师长，山东人，文化水平不高，他就是坚决执行上头的指示、决定，同情“联指”，拥护韦国清、乔晓光，中央工作组说他“这个人放在组织部形象不好”，免去他组织部长的职务。邓小平出来工作以后也说过，军队在文革中权力过大。广西文革中，部队支左掌权的人多，粉碎“四人帮”后，部队留在地方的人员太多了，而且都留在要害部门，在地方继续担任领导工作的很多。如梧州的×××，原只是个市武装部的部长，后肖寒他们让他担任梧州市委副书记，管公检法。
第一书记的乔晓光，不能过问“处遗”问题。在中央讨论时，第一批“停、免、撤”（即停职检查、免职检查、撤职检查）多数是停职、免职检查的，很少有撤职检查的。很明显的靠文革起家的三种人才撤职，如颜景堂、廖伟雄这些人。
在处遗工作开始后，由于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靠边站了。便由副书记兼自治区主席的韦纯束实际上担第一书记的责任，负责领导处遗工作。
当时，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对广西区党委有关领导说，你有什么要求就提出来，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政策给政策，过去处理那么久都没有处理好。他还说，凡是在外省工作的广西人，或者过去在广西工作过的外省人，你们认为能够帮助“处遗”的，都可以提出来调给你们帮忙。后来中央派了广西籍的周逸锋做中央工作组长，副组长毛铎，是一贯在党中央搞内保的，在中纪委工作。中央工作组领导人还有王浩（广西人，任中央政法大学校长），下面有许多司局级的人员，大约有60-70人，很庞大的队伍。里面有光明日报的记者、副总编辑，也有公安部的、中纪委的，中组部的，不少是国家机关抽来的。我们广西到各地市的工作组，都有中央工作组的人员参加。我们广西也抽了很多人到工作组工作，每一个地市都有十多个人下去，有些工作组又管地又管市，人数就多些。如段远中任组长的桂林地、市工作组，人数就较多，南宁市工作组人数也多些，组长是唐峰。河池的组长是欧震，老地下党员。到各地市去的都是正厅、副厅级领导挂帅。加上县市抽来配合工作的，总共有一千多人参加处遗工作组。
中央还同意广西区党委的要求，专门拨了5000万元，解决处理“处遗”问题。在这事情上，首先是两位老革命帮了忙：一个是陶希晋，一个是郑绍文。他们两人都在广西工作过，刚刚得落实政策恢复工作不久。他们给广西负责处遗的区党委领导人提了两条宝贵的建议，第一是跟中央要些钱。自古以来处理冤案，最后都要给予经济上的补贴，发放一些抚恤金，才能安抚受害者的亲属。跟中央要多少钱合适？当时区党委领导们接受了意见，粗略估算，按每个受害者1000元算，要个几千万不为多。第二，对受害者的子女要安置工作，这是长治久安的保证，比发放一些抚恤金还起作用
广西要“处遗”的原因主要有几点：第一，造反起家的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别的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都进行了处理，而广西靠造反派起家的造反派依然掌权，相反，被打倒的老同志却得不到应有的安排，引起老同志的不满。刘重桂、陈开露当时就对“解放”了参加工作的老干部不止一次说过：你们是不能官复原职的，打倒你们是对的，你们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样对老同志引起老同志的不满，如果对老同志安排得好，不会引起这么多老同志不满。第二，广西文革死了8万6千多人，真正武斗死的才几千人，而起码有8万人是被从家里、单位拉去打死、枪毙的。这些被迫害致死的人并没有得到很好平反处理，仅给予一个“非正常死亡”的结论。这使得死者的亲属心中不服，也埋下了不安定的因素。第三，上访告状的人太多，全国第一。当时局势是很紧张的，不处遗也不行的。当时底下的群众干部，听了三中全会精神传达以后，冤假错案的，被错误批斗的老干部，死者的家属、子女，纷纷告状、伸冤，就像被压制很久的弹簧，一旦爆发，反弹力非常强。
“处遗”在当时是最复杂的工作。派性是“文革”制造出来的，广西的“文革”遗留问题，有很多客观、复杂的原因，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有这些问题。当然，广西派性也有自己的责任，毛泽东没有叫你要打人杀人呀。
韦国清、欧致富后来也意识到广西死人那么多，将来都要有个交待的，但他们始终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
“处遗”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人，特别是涉及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委员韦国清。当时领导处遗的区党委一位领导人，曾想过争取韦国清的支持，这样更好开展工作。他还写过几封信给韦国清，把不“处遗”的危害性、后遗症更问题告诉他，也叫一些同志当面转告他，希望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还有区党委处遗三人小组也给韦国清写过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们以为韦国清是不了解情况，所以就想办法给他看材料，给他写信，以为他知道真相后会支持广西处遗的。但是他始终没有给上述去信人回过信，也没表过态。有同志当面汇报时他也只是“唔”一声，始终没表态。当时中央领导给区党委领导人交底说他要做个检讨，但他始终没有做任何检讨。但当时，韦国清、周光春、乔晓光等对广西处遗很有意见，认为处理得面太宽了。其实，广西文革的问题，真正责任是韦、乔。
中央具体管广西“处遗”的宋任穷、胡启立、乔石，他们定的政策是“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宜粗不宜细”，凶手杀人的当然依照法律严惩，派头头只是判了颜景堂等少数几个为首的决策人物。
刘易生为组长查“联指”攻打水电设计院“火种”指挥部楼一事。那次武斗的结果是去攻打的“联指”死伤了2、3人，在大楼里的“4.22”死了二、三十人，“火种”大楼也被炸塌了。怎样发生这样的事件？查来查去查不到通风报信的人，只找出2个头一天晚上到“火种”大楼去救出水电厅厅长（被关在此大楼内）的人，照理说用那么多的火力、兵力去打“火种”大楼，水电厅内部应该有人知道，不然怎么会在打仗的前夜去抢厅长？但只是知道颜景堂打仗前在区政府、“长征楼”这一带开会策划要拿下“火种”的据点，开会有记录，其他也查不出什么。死了这么多人，总要有个交待，所以作为决策人颜景堂被判了刑。
“联指”这边的大学生有几个人被判了刑，由于军区支持“联指”， “4.22”的大学生后来成了少数派，
处遗工作完成后，中央领导要把广西区党委有关处遗的汇报材料整理发到全国去，说明广西处遗既稳妥又坚决，也解决了问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e1b170d0102v4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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