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熊猫小碗熊：纹葛的再阐释与“去Mao化”？

yangharrylg

初读此书，或会因为相对晦涩的语言和词藻而有些摸不着头脑（作者自己曾说，他不喜欢面对面地发动智识上的挑战，而是像白蚁一样隐晦地从内部蛀空对方的话语），但经过今日作者的讲座及对话，对于作者的思想进路、要回应与批评的对象，都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



作者写作这本书的的动机，在于回应与批评当代讨论【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与新佐派的辩论】中的两个问题。首先是“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断裂：十余年来不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佐派，在谈到当代中国的处境时，或多或少都认可，改革开饭后的三十年，由于历史转向和/或领导人的努力，而使中国告别了“前三十年”的模式，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历史进路，更极端者甚至将其称为又一次Revolution（但近来似乎出现了较多将两者连接的讨论）。其次是新佐派话语中对国家批判的缺失：如果说在过往，新佐派尚是以“前三十年”的社会模式来批判当今的资本状况（进而隐晦地指向国家的资本与市场导向政策），那么在当今，新佐派则更多地引用“前三十年”的历史证据与政治遗产来为当局的做法正名与合法化，进而几乎彻底取消了对于国家与体制的批判（回到第一个问题上，新佐派则以这样的方式奇妙地达成了前后的连接）。而且一旦谈到纹葛，新佐派除了大泯注、鞍钢宪法之类老生常谈外，似已无甚新意可言；更由于纹葛的暴力与血腥一面及官方定论的“错误”“动乱”说，不少持佐派立场的知识人长期难以碰触纹葛话题。



在作者看来，纹葛本身的复杂性，恰如Mao自己在给蓝萍的信中自述，是虎气猴气兼有之，但代表王者与权威的虎气为主，代表批判与造反的猴气为次。作为高度集权的档国体制下激发的“自我Revolution”运动，纹葛一度将最高领袖的意识形态魅力与批判精神脱嵌出档国官僚体制，而直接与大众运动连接。而经过接近二十年Socialism建设的中国，档国体系下新官僚与Revolution精英阶层与大众的分化也愈演愈烈。尽管Mao发动纹葛的原意肯定不在于彻底改造这一体系，但自认处于边缘（marginal）地带的政治与社会势力，却搭上了Mao意识形态的顺风车，他们所发动的自发运动和阐述，通过与宏观意识形态话语的连接，扩展了后者的可能性。



在作者的研究中，遇罗克对血统论与Socialism阶级的批判，并不只限于后人简单定论的抽象的“自由主义”与“人权论”的范畴。遇罗克在文本中不仅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档国体制下压抑民众的官僚机器及垄断“Zao反权利”的“红色”后代们，而且在批判血统论的基础上阐述和发展了以“表现”为基础的Mao式阶级论，指向了Socialism体制中继续采用阶级分析的可能性。上海的“一月风暴”运动中，在经济和社会权利上处于等级制低端的低技术工人、临时工、下乡青年等边缘群体，将经济与社会诉求融入了Zao反浪潮（后被斥为“经济主义风），通过冲击和夺权向掌握生产与社会资源的官僚体系施压，一度催生了建立巴黎Gong社式政体诉求；而在混乱中一时手足无措的官僚体系（尤其是不知道如何处理局势的中央纹葛小组诸人及上海市政府部分官员），一度顺从了这种要求，产生了短暂的“上海人民Gong社”时期。1967年夏秋之际，湖南省以“湘江”和“省无联”为代表的群众组织（当中结合了不少下乡青年、生活困顿的老兵和黑五类子女），公开抗拒档国机器、甚至是实行军管的47军的政令。杨小凯（当时名为杨曦光）在著名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中，已经明确指出纹葛的根本矛盾不在于反击旧Reactionary势力的复辟，也不在于打倒档内走资派，而在于“Red Capitalists”阶层与被Bo削的人民之间的矛盾，纹葛进展到这一阶段，仅仅还处于“初级阶段”。更激进者甚而提出中国应该实行南斯拉夫式的工人自我管理和泯注体制，或“中国人民Gong社”的激进体制。



这些边缘势力在试图将本地事件与自我诉求同Maoism话语（尤其是其中的继续Revolution、对抗建制和批判Socialism阶段新官僚与新阶级体制的话语）连接的过程中，无形中也将其推展到极限，结果却迎来了Maoism的“内爆”。Maoism话语的内在局限性在于，缺乏对档国集权Socialism体制彻底认识与批判，而局限于在保卫档国体制的前提下发动大众监督与约束官僚和新精英阶层的行为，使得纹葛沦为派系内斗、混乱与针对个人的斗争，批判体制的锋芒最终被压制。终究是以“虎气”为主的Mao，最终坚定地选择了维护档国体制和政治秩序，而打压在边缘地带产生的激进与反抗势力；从（源于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到PLA军管再到三结合方式产生的Revolution委员会，Mao用越来越强硬的手段，镇压了边缘势力的扩张。用作者的话来说，Mao发动的Revolution“吞噬了自己的产物”（Cannibalized Its Own Child）。早在1967年初的上海，结合了军队、原政府干部和获得Mao认可的Zao反派（王洪文一派）代表的Revolution委员会，以压制“经济主义”派系的造反派为代价成立，成为全国第一宗主要城市在Duo权后重建秩序的成功案例，实质上已意味着纹葛进入了群众去动员化（demobilization）和秩序重建的阶段。遇罗克的理论被贬斥为反动毒草，其人于1968年被逮捕，1970年被处决，恰逢全国各地Ge委会基本建立、秩序大致重建完毕的时间节点。湖南“湘江”和“省无联”在1968年先后被彻底粉碎和解散，杨小凯也被关进监狱，直到改革开放后重新接受知识洗礼，走上了经济学的道路。



而沿着这一进路，作者力图将当代叙述中断裂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连接起来。从纹葛到改开到泯注墙再到柳丝的历史进程，在作者笔下变为了列宁/Mao式档国霸权体系下政治空间与意识形态再阐释可能性的扩张与收缩。这一可能性在纹葛初期偶然或必然地开放，到纹葛中后期冲击与受压，再到改革开放初期短暂的小阳春，最后在重塑的国家与资本合谋霸权下逐渐消散。泯注墙这一自发的运动，有改革派精英通过借助和容忍泯注自由等政治话语的存在来为自己行动达成合法性的帮助，但泯注墙的内容并不止于照搬西方式泯注自由话语，同样存在着Mao时代Socialism泯注或大泯注的成分，而且是一个罕见地公开和包容的政治讨论空间，但最后在改革派站稳脚跟后被视为政治威胁而扑灭。其后的柳丝，则是改革开放阶段中最后一次大规模草根运动对抗档国体制，政治空间与意识形态的争持。此后，档国精英通过市场改革，不仅逐步收买了有对抗体制潜力的知识阶层，而且将Socialism庸俗化和去政治化为“消费式”“技术型”“发展优先”的Socialism来满足大众的基本诉求，更将当代政治话语架空为空洞的“公民社会”“自由泯注”等讨论。对立和矛盾并没有消失，但大众要么被隔离在政治阶层之外，要么沉湎于生产和消费而不再参与甚或设想政治。这一本来是执政阶层“被动”式自我保护的策略，已经逐渐固化并再生产了档国体系下执政阶层政治—经济高度合一的权力，并方便他们大肆将公有资本私有化和市场化。



在这一重现纹葛复杂多样性的研究中，作者不但试图修补当代讨论中“时代断裂”与新佐派批判话语中的不足之处，而且努力挖掘出了纹葛历史指向当代与未来批判的政治潜力，并最终指向了纹葛的“去Mao化”及政治空间和意识形态霸权再开放这两个命题。在作者看来，新佐派要继续推进对于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批判，则不能只是简单地为现体制叫好，必须更好地连接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延续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同时批判性地对待“前三十年”或整个中国（共产）Revolution的历史；要达成这个批判，则不能不回避Mao与Mao体制（哪怕是在最激进时期）的局限性。纹葛中最富有佐翼政治生命力和批判潜力的成分，在作者看来，不在于中心、成体系的Maoism意识形态，而在于改造了Maoism、融合了大众经济与社会诉求并一度试图进占话语中心的那些边缘势力中。发掘出这些边缘势力的政治潜力，有助于重新开启当代中国语境下有意义的政治讨论与政治空间再造。



但不妨设想，如果沿着作者的道路走下去，在佐翼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对Mao和Maoism的批判，进而将纹葛中唯一尚可作为建构与动员力量的符号解构并抽取，会不会像把双刃剑的剑柄都彻底去掉一样，反而掏空纹葛作为政治符号与动员话语的潜力？——或者恰如作者笔下所描写的那些边缘势力一样，最终要么屈从于“现成/建制/档国/历史上Socialism经验”的次优选择，要么不得不面对从原点开始构思中国佐翼/激进话语的艰巨任务？在这样一个打着Socialism旗号，然而已经坚定地采用了资本主义模式的档国体制下，再次开放的政治空间与意识形态话语，还可以有怎样的形式？坐标系要怎样、能怎样去设立？这些也许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注：本文部分内容来源于作者于2014年10月9日在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讲座，及与笔者的对话。在此表示诚挚感谢。文责由笔者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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