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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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乱的年代》前言

王年一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革命史上非常特异的事件，说它史无前例，是一点儿也不夸张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也是极好的反面教员。没有“文化大革命”，也就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进步。胡绳说：“如果没有‘文革’，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来得这么快，这也许是‘文革’的一点‘历史意义’吧？”[1]“文化大革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把我们的失误、弊端、缺点、弱点发展到极端，暴露得淋漓尽致。许多假、丑、恶的现象以赤裸裸的形态表现出来。它正是以它的千错万错教育了人们。科学地研究 “文化大革命”，正确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这个“前言”里，我要与尊敬的读者讨论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偶然的吗？它是怎样形成的？毛泽东何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发动“文化大革命”仅仅是一个人的错误吗？怎样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这些都是关键问题，是研究“文化大革命”不能不首先予以回答的。不回答这些问题，“文化大革命”看来就是混沌一团。只有先弄清楚了“来龙”，才有可能弄清楚“去脉”。这里，限于篇幅和体例，我们只能作简要的说明。

毛泽东要创造一个“新世界”[2]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惊天动地、改天换地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56 年，毛泽东看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的弊端，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自己的道路。在党的八大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对党中央第一线[3]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鉴于苏联所谓“变修”的教训，他要通过“文化大革命”彻底改变现状。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在姚文元发表于《红旗》杂志1967年第1期的一篇长文中加了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的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这段话充分说明，毛泽东要大破大立。问题的症结在于：在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幼年时期，在全党对于社会主义时期各种问题的认识都还不成熟的背景下，在国内“反修防修”的迷误中，毛泽东作为一种思潮的代表，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逐渐形成自己的主张。他要建设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权利”、“一大二公三纯”、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限制商品经济发展、在分配上大体平均、封闭式的社会主义，他要以开展“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来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他的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主张，实际上是幻想、空想，是在解决不好社会主义社会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的情况下对往昔的缅怀，是企图用过去在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解决大大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问题。其本质是保守的、落后的、倒退的，确实是对改革思潮的抵抗；而他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即推行上一主张的手段、实现上一主张的途径）的主张，却是异常激烈的。如果说他的前一主张是“立”，那么后一主张就是“破”，他认为不破不立，要通过激烈的斗争来实现他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上的主张。毛泽东认为他的主张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央第一线总的说来实际上不同意他的主张，他就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回过头来看，当时毛泽东和全党都没有真正弄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毛泽东为了扫除他的主张的“障碍”，更为了实现他的主张，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李泽厚说：“把文化大革命简单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就这场‘革命’ 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来说，情况也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改煤炭‘部’为煤炭‘科’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4]这里正确地指出了情形的复杂，而其核心是“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其他或居于从属地位，或由此派生。以渴望做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而言，也与自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紧密关联。
我们现在再读一读有关论断，对于理解毛泽东何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很有益处的。邓小平说：“如果说，我们总结的经验有很多条，那么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5]又说：“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6]胡乔木、于光远、吴冷西1981年1月12日在内部讨论问题时一致认为：毛泽东晚年在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习仲勋说过，过去的一大教训就是“要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7]。胡绳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8]中说：“‘文化大革命’既对现状作了错误的估计（似乎到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又似乎认为，只要靠群众的一次两次冲锋就能全部改变现状，创造出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当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南斯拉夫布兰科•普里比切维奇博士说：“中国的危机持续了将近整整十年，其基础是党的领导内的深刻的冲突，这涉及这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的许多实质性问题。”[9]美国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说：“1966年的事件是毛五年来努力想再次证明其大跃进政策正确的高潮。”“……为什么决定要发动这次运动呢？相当明显，这是为了对付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以利于执行激进的政策。”施拉姆在1967年说：“过去一年里的事态发展，在我看来首先是企图改变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面貌。”[10]
这能不能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个人呢？不能。任何伟大人物的思想，都有他那个时代的深深印记，都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毛泽东也是这样。在经济、文化落后的贫瘠土壤上，结出了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追求公平、平等、正义的无果之花。毛泽东的若干意见，曾为中央第一线违心地或不违心地同意，曾为全党所拥护。毛泽东要在有生之年干一番更加伟大而壮丽的“事业”：通过“文化大革命”，消除其他国家没有消除的弊端，创立一个独树一帜的社会主义。胡乔木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这话非常深刻。毛泽东迷信“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成了毛泽东的陷阱。

三个重大错误[1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却是党的八大后“左”倾错误和其他错误长期积累并急剧发展的必然。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1956——1966），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十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一切成就都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一些难以预料的新的情况，产生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新的问题。匆忙进人社会主义社会，思想上、理论上都缺乏足够的准备，对于全面地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不足。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探索。如果可以把这些算作客观情况的话，主观情况则是：经过自1947年的大反攻至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十年间的超出意料的大胜利，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邓小平加以概括说：“总的说来，我们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12]这是一个大背景。在这个大背景下，错误产生。邓小平说：“1957年，‘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13]
十年中的错误是中央犯的错误，应由集体负责，不应归咎于一人。毛泽东无疑要负主要责任，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央主席，而且因为一些重大的错误思想和决策是由他提出或支持的，有时甚至是由于他的个人专断，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了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意见的结果。这里为要说清楚“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就只说要负主要责任而又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毛泽东犯了三个重大错误：一是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上的错误，三是个人专断。
关于阶级斗争方面的“左”倾错误：
错误的发生和发展，大体上有这么几步：
第一步，1957年反右派斗争。当时反右派是没有必要，不能肯定的吗？[14]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十分严重，不仅把54万名[15]自己的同志打成敌人，更值得注意的是由此产生了政治上、理论上的一系列严重失误。政治上最大的失误是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提法，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6]理论上最大的失误是：一反过去关于阶级的正确理论，认为中国存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剥削阶级”，不仅把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右派分子”而且把不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为“政治上思想上的剥削阶级”； [17]一反过去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说法，认为“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 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8]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剥夺剥夺者；而这里新造了“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阶级斗争的缓和以至结束就是遥遥无期的了[19]。理论上的两大失误，是相通的，当时认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以上这些，奠定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基础，对后来有着深刻的消极影响。
第二步，1959年庐山会议上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和随后的“反右倾”。毛泽东 1959年8月16日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20]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引申到党内，认为党内也有阶级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左”倾错误的升级。认为党内也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 “政治上思想上的剥削阶级”和“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上的错误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第三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且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在全会上的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亦即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还针对中央第一线，严厉指责了所谓“黑暗风”（指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做充分估计的观点）、“单干风”（指包产到户）、“翻案风”（指甄别平反），说：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国内“反修防修”运动由此开始，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
第四步，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1964年2月9日、29日，毛泽东两次批评了“三和一少”和“三自一包”。（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等1962年2月27日向中央负责同志建议：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争取时间克服困难，党应该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和缓的方针；在困难形势下，我国对外援助应量力而行。这项正确的建议被歪曲地概括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对亚、非、拉美一些国家的物质援助要少。“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毛泽东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1964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一个外国党的代表团时说：中国如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12月12日，毛泽东在陈正人蹲点报告上作批示，提出了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1965年1月，又提出了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这是写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里的。此件是中央政治局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在提不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问题上，讨论时毛泽东和刘少奇有过不同意见。在现场耳闻目睹的邓力群，1981年7月30日在河北省直属机关于部大会上讲过这件事。据讲话录音，邓力群说：“毛泽东同志和少奇同志在一个会议上有段对话。毛泽东同志再三讲，农村已经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的重点就是整他们。少奇同志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赞成，一次、两次、三次，都没有表示反对或者赞成。他讲的是什么呢？说农村情况复杂，各种矛盾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互相交叉，要具体分析。可以说是各讲各的。等到通过《二十三条》的时候，少奇同志也不能不表示同意。”毛泽东认为这“基本上是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问题”[21]。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又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他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从以上四步可以看出，阶级斗争“左”倾错误逐步发展——阶级斗争的范围越来越广，阶级斗争存在的时间越来越长，阶级斗争的战场越来越在党内，阶级斗争的矛头越来越指向党内上层。意见都是毛泽东提出的，中央第一线小半不违心、大半违心地接受了（从1957年起党中央的政治生活就不正常了），全党没有异议。阶级斗争“左”倾错误何以发生与发展呢？有三点很值得注意：一是反右派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而不自觉，由此引起的政治上、理论上的严重失误奠定了阶级斗争“左” 倾错误的基础；二是把党内上层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看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左”倾错误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既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没有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更没有弄清楚什么是修主义。重复地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失误。灾难性的后果集中地表现在否定中央第一线的工作。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与阶级斗争紧相关联的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英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观点，指出必须预防在糖弹面前打败仗。1959年11月，毛泽东针对杜勒斯提出的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正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1964年以后，他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正式提上日程。逢先知在《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22]中，对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予以高度评论。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当然是正确的，主要问题是：毛泽东没有找到防止和平演变的正确途径；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正确的解释，而愈来愈把矛头指向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中央第一线。《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充分肯定“重视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警惕和平演变出修正主义的危险” 后说：“越过真理的界限，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甚至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对和平演变的形势作出不符合当时当地实际的夸大估计，把许多正确的思想和政策当作‘修正主义’来反对，那就是错误且极其有害的了。”
关于在建设社会主义上的错误：
这就是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的错误。“三面红旗”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58 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不能否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有正确的方面，但是“忽视客观的经济规律”带有根本的性质，因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基本上应予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1956年反冒进的一个反命题，即反反冒进。这条总路线正是在1957年1月至1958年5月多次会议上愈来愈猛烈地批判反冒进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历史已经证明，1956年由周恩来、陈云提出而为中央集体所同意的反冒进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提出而为党的八届四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所批准的批判反冒进是完全错误的。作为批判反冒进的产物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否定反冒进而主张“大跃进”的，带有浓厚的“左”的色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58年至1960年的实践已经基本上否定了它。关于“大跃进”，《人民日报》1982年10月18日的社论《回答一个问题》中有一段精彩的述评，照录如下：“1958年的‘大跃进’，是当时中央领导工作中‘左’倾错误的产物，是被作为1957年整风运动之后必然要出现的‘经济建设高潮’提出来的。而正是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全国经历了一场猝不及防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已经开始受到破坏。在那种情况下，全党工作的重心实际上并没有放在经济建设上，对国民经济的‘跃进’是从政治的推测和政治的需要提出来的，对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经济的基本情况的认识很不足。尽管后来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去‘大炼钢铁’，那也不是认真的经济建设。固然，1958年的‘大跃进’，在经济上并不是完全没有成绩，许多新的工业基地、工业部门和工业技术确是在‘大跃进’中开始产生的，但是毕竟不能不承认，像 ‘大炼钢铁’那样的做法，的确是一场包含着很多层层高压和层层虚报的政治运动。”“大跃进”简直可以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八个字来概括，伴随着它的是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固然我们不能否定一切，但是后来那么多人的非正常死亡，已经给它做了鉴定。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是毛泽东轻率地发动的。在中共中央于1958年8月29日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以前，陈伯达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23]中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大特色是自上而下地在全国农村刮起“共产风”。人民公社这个“一大二公”的组织形式，则寄托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空想。施拉姆说：“至于公社的思想方面，则具有动人的但天真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24]在1958年，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空想已经开始产生，它不仅表现在人民公社这个组织形式方面，也表现在以顽强的主观意志追求脱离实际的高速度方面。“三面红旗”是“表”，空想是“里”。空想是“三面红旗”的灵魂。
关于个人专断：
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无非是为了维护他的意见、他的主张。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并不专断，而是模范地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即使在50年代末期以后，他在一些问题上也不专断。专断常常表现在1958年以后他和中央集体在重大问题上不一致的时候。也只有这时才需要专断。他当然知道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重要，他在这方面有一系列的重要论述。但是他认为坚持他自以为正确的意见更重要，错就错在这里。在坚持组织原则和坚持他的意见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他放弃了组织原则，认为组织原则要服从政治原则，长期的正确使他过于自信，长期的领袖地位和长期受拥戴的状况使他感到有责任指导党，他又有可能机械搬用他在历史上独排众议而取得伟大成功的经验。毛泽东并不认为个人专断好得很，个人专断在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他想方设法中央集体同意他的意见，使他的意见成为中央集体的意见，可见他根本上不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是特别的，就是在程序或手续上一般都经过集体。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如对毛泽东的信赖，在毛泽东造成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不得不顾全大局，对某个问题没有成熟的见解，党内生活不正常），中央集体常常无条件地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就使得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显得不那么突出。邓小平说：“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25] 号召成立人民公社，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批判彭德怀，在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把阶级斗争问题作为会议的主题等，本来都是个人专断，却都成了中央集体的意见。这不仅使少数人更难于反对不正确的意见，而且使毛泽东更有理由坚持自己的意见。这种看起来是集体决定、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为个人决定的奇特现象，是独特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毛泽东以前长或代表正确因而具有极高威望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领导制度不健全也是一个重要条件。总之，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情形相当复杂。说到底要归咎于封建主义的影响。
上述三大错误是有内在的关联的，症结是第二条。毛泽东对于“三面红旗”的失误，有所觉察，他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失误；但是从根本上说来，他不仅捍卫了“三面红旗”，而且把1958年的空想发展为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上的空想主张。党内上层对于毛泽东的错误有所抵制，毛泽东就开展 “阶级斗争”，就反“右倾”，就反“修正主义”。1959年，党内对“三面红旗”议论纷纷，党内上层对“三面红旗”也有不同的看法。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提出意见，实际上是代表广大群众和党内上层不少人提出的。批判彭德怀，实际上是抓个“典型”，用以开展“阶级斗争”，反击“右倾”。1962年，中央第一线在非正常死亡不断出现的情况下，既然要领导经济工作，就无可回避地要对现实状况作出估量，也就在实际上评价了“大跃进”的后果；毛泽东因其估量、评价与自己不同而提出反对“修正主义”。严格说来，在1957年以后，除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确系扩大化而外，其他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并不只是什么扩大化，而是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施拉姆说：“‘阶级斗争’则主要是指与党内反对毛的分子作斗争。”“1966年的事件是毛五年来努力想再次证明其大跃进政策正确的高潮。”[26]事实就是这样。1957年以后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可以说是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上的错误的派生物。至于个人专断，如上所述，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意见、自己的主张。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一个是错误的趋向[27]。上述前两大错误，就属于错误的趋向。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压倒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加之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导致“文化大草命”的发动。
毛泽东坚持自己的主张，敬重毛泽东的中央第一线总的说来实际上不同意这样的主张。 1967年5月，毛泽东会见外宾时回顾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的历史说：自这次大会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 [28]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中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这里说明了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的分歧。矛盾是实际存在的，深刻的。毛泽东不仅夸大了而且歪曲了这种矛盾，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而中央第一线搞了“修正主义”，乃有“文化大革命”的异常的发动。他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异常激烈的手段、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毛泽东迟早是要发动一场“大革命”的。1961年至 1965年的经济调整取得了伟大成就，工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老百姓生活好过些了，“文化大革命”就开始发动了。这有没有偶然性呢？有。“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交会。这里举偶然性的一例。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11月，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的庆祝活动。据伍修在其回忆录[29]中说，苏方有人恶意煽动。11月7日晚上，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部长、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竟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立即很严肃地对他说：“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两件事，我们党和你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想法是根本不会实现的，而且是错误的。”贺龙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周恩来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直到勃列日涅夫表示道歉才未再加追究。我们当时认为，搞掉赫鲁晓夫得力于军方的支持。马林诺夫斯基如此猖狂挑衅，对毛泽东有何影响与影响大小，不得确知，但有充分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此后作出了北京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的估计[30]。毛泽东问过军队和地方的几位领导同志：如果北京发生政变，你怎么办？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67号文件附件二是《肖华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据此件，肖华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最近几年来，主席又反复地提醒我们说，党内是不太平的，党内出了乱子怎么办？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并一再问大家，他的这些话传达下去没有？去年上海会议（指毛泽东1965年12月8 日至15日在上海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引者注）后，主席又问许世友同志，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主席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是最危险的。”作出这样不符合事实的灾难性的估计，无疑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有着关联。

个人反对中央集体[31]

1965年11月到1966年4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发动阶段。
在这一阶段里，头一件大事就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指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对吴晗横加诬陷，是正确的，但是显然问题不止于此。必须回答，毛泽东何以批准姚文的发表。[32]
学习海瑞精神，本来是毛泽东提倡的，吴晗接受胡乔木的建议，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写了包括《海瑞罢官》在内的一些宣扬海瑞精神的作品，为什么毛泽东又支持批判《海瑞罢官》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毛泽东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提倡学习海瑞精神，是要党内高级干部为了党的事业敢于讲话，不要怕这怕那。他在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更明白地地说，他提倡的是“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他误认为《海瑞罢官》为右派海瑞彭德怀张目，所以批准姚文的发表。其实吴晗从来没有为彭德怀说过好话，这有种种证据。他在《论海瑞》中一再不点名地批判彭德怀，又在文末写了300多字抨击“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派”，就是一个明证。
姚文最引人注目和发人深思之处，是它尖锐地提出了“三面红旗”问题，指责了否定“三面红旗”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老实说，《海瑞罢官》的发表和演出，在社会上并没有多大影响，从来没人感觉到它有什么弦外之音，斯诺说国外“中国问题专家”也从无一人发现其中有什么“双重含义” [33]。但它何以引起轩然大波？姚文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就透露了信息。原来它微妙、曲折而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同志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曾经有过的若干意见分歧，这才是姚文的要害。“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发动，严格说来不是什么以文艺战线为“突破口”，而是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大做文章。姚文的发表，显然不是作为文艺问题、限于一个剧本进行讨论，而是作为全局性的政治问题提了出来。姚文是蛮不讲理的，因为《海瑞罢官》酝酿于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写成于1960年11月[34]，发表和演出于1961年年初，根本不可能为1962“单干风”和“翻案风”呜冤叫屈。可是不久又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一样地牵强附会，强词夺理，陷人于罪，也一样地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大做文章。
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中，党的工作成就是主导方面，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则有严重失误。若干失误本来在探索中难以完全避免也不难纠正，但是主要由于个人专断作风的逐步发展，问题就变得相当复杂，概略说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同志在“三面红旗”若干问题上的看法经历了一致——分歧——勉强一致的过程。1960年、1961年受到惩罚，不得不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这在实质上是对“大跃进”的否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认识上也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舛错，但一般说来在实践中得到了修正。他们遵守纪律，从无一人指责“三面红旗”；当许多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三面红旗’究竟对不对”的问题的时候，刘少奇、周恩来还出面做工作，劝说大家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当时党内上层认识不一，讨论开来未必有好的结果）。但是中央同志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可回避地要对“大跃进”的后果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接受“大跃进”的教训，刘少奇主持的1962年 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中央工作会议就是这样。毛泽东主观上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维护“三面红旗”，事实上认为中央集体在1962年“右倾”。在八届十中全会和在这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严厉地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主要地批判了刘少奇和邓子恢。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几年中，毛泽东与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有合有分，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的发展使他把意见分歧看得很重，愈来愈对中央集体不满，乃至认为中央存在两个“独立王国”，“出了修正主义”。江青心怀鬼胎，秘密策划评《海瑞罢官》。文章实在难做，刀笔吏姚文元等也不得不九易其稿。江青压根儿就不是因为《海瑞罢官》有什么问题，而是故意把海瑞、“右派”海瑞、彭德怀混同，指鹿为马，借题发挥，挑拨是非。她以重新高度评价“三面红旗”和充分肯定对彭德怀的批判，作为清算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突破口”。这样一个主题符合毛泽东的意图，所以毛泽东为成见所蔽而批准姚文的发表。彭德怀的问题就是对“三面红旗”若干问题的看法问题，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过“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之类的话（这等于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发动批彭的讲话），所以毛泽东感到姚文意犹未尽，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即罢了彭德怀的官。
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过要批判吴晗，但是姚文的发表毕竟未经中央讨论决定。[35]毛泽东之所以不提请中央讨论决定，他自己说过，因为他估计中央某些同志会持异议。当他作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估量的时候，就认为在非常情况下必须采取独排众议的行动，越过中央直接诉诸广大干部和群众。
姚文的发表是“左”倾思想和个人专断作风急剧发展的重要关键，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最主要的，是它制造了党内上层的纠葛，使毛泽东对党中央的状况作出更加违反实际的估量。中央集体鉴于八届八中全会以来的种种变化，鉴于姚文深文周纳的恶劣做法，加之在一段时间内不知道（至少不确切了解）毛泽东对姚文的态度，所以最初不同意姚文的观点。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一段时间内都抵制了姚文。[36]由于上海有关方面没有也不能向中央有关部门报告发表姚文的背景，因而中央有关部门没有发出转载姚文的通知，所以全国报纸（包括《解放军报》）都未及时转载姚文。[37]这在毛泽东意料之外，他指示出单行本，而全国的新华书店不知内情，北京和全国许多新华书店又未及时订购。这一切使毛泽东非常愤慨，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判断得到了证明。加之下文要说到的其他因素，毛泽东决定以个人的权威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
第二件大事不很引人注目，但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也有相当影响，就是林彪把“突出政治”提到新的高度。
姚文发表后，11月18日，林彪对1966年全军工作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并且前所未有地把“突出政治”提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他说： “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来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与其说是军队建设问题上的意见，不如说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的纲领性意见。这个“左”倾的意见，为毛泽东所批准。
这也不是偶然的，我们不妨简要地作历史的回顾。[38]主要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没有弄清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1957 年10月，毛泽东说过：“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39]1957年12月，柯庆施在一个报告里说：“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的统一。但政治是统帅，政治要统率业务；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40]这些言论的基本内容是正确的，值得研究的是政治“是第一位的”、“政治是统帅”这类提法。1958年1月，《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采用了柯庆施的提法，在第22条中指出：“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这一判断曾经为全党所接受。现在来看，它有正确的方面，但是不能准确地概括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当它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类意思的时候，它是正确的。就它回答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来说，它是不准确的。
后来由于过多地信赖以往高度重视政治的经验，把相对的真理绝对化，这个不准确的方面向“左”倾错误发展。我们如果认真阅读毛泽东在此以后的言论、著作，特别是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意见，1959年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物质刺激”和“彻底实行按劳分配”的意见， 1962年秋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3年10月对关于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的批示（号召全国学解放军），1963年11月给林彪、聂荣臻、肖华的信（肯定“四个第一”，肯定工业各部门从上至下学解放军），1965年2月22日的指示（高度评价“四个第一”），1965年12月2日对抵制突出政治的批判，就可以发现，毛泽东愈来愈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狠抓阶级斗争，依靠政治挂帅。“大跃进”受到挫折，没有从根本上吸取教训，却得出必须突出政治的结论来。一些同志提过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41]而林彪在1959年9月任军委副主席以后利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错误，提出“突出政治”的“一整套”，实质上是突出主观意志、突出阶级斗争和突出个人崇拜，给予“左”倾错误的发展以相当的影响。我们许多同志当时对问题也认识不清楚。胡耀邦说过：“共产党掌握政权后，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究竟以什么为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纲，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内许多同志都是不大清楚的，这同后来文化大革命更加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有关系。“
1965年12月30日至 1966年1月18日召开的全军政工会议全面贯彻了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意见。它的一个主要文件指出：“搞政治工作，搞革命化，走突出政治的道路，我们的社会就会发展，就会前进。不搞政治工作，不搞革命化，不走突出政治的道路，我们的社会就会停滞，就会倒退，就会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搞不搞突出政治，搞不搞革命化，就是搞不搞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坚持革命还是不坚持革命的问题，就是关系到我们社会前进还是倒退的问题。”这个文件为毛泽东所同意，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109号发出。这段话大体上反映了毛泽东的主张。1966年春毛泽东向中央推荐一位省委第一书记关于政治挂帅的意见（经中央同意后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08号发出），也说明了毛泽东有这样的主张。这个主张并不是没有正确的因素，但是整个说来是夸大革命性的主张。既然有这样的主张，与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的分歧就愈加深刻。1965年月日1月至1966年4月，全国刮起“突出政治”的旋风。
林彪在中央集体抵制姚文时从全局上提出“突出政治”，点破了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的重大分歧。其实，林彪只是木偶，背后的牵线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借林彪为“左”倾错误的急剧发展推波助澜。《解放军报》1966年元旦社论，从“反对和防止现代修正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还是倒退”的高度，尖锐地批判了所谓“物质刺激”（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所谓“物质刺激”对立起来，开“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工分挂帅”、“利润挂帅”、“奖金挂帅”等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先河。《解放军报》连续发表7篇专论“突出政治”的社论，反对“政治和经济的统一”的正确原则，攻击周恩来、邓小平。[42]林彪在提出“五项原则”的时候说：毛主席的书是“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此种种，都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有很大关系。
第三件大事是中共中央于1966年4月10日批发了经中央军委批准上报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个文件的形成颇为奇特。江青不在中央工作，不在军委工作，又没有受中央和军委的委托，却要开什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座谈会所议不是军队文艺工作，而上整个文艺工作。说座谈又没有多少座谈，都是江青一人说了算，纪要又由没有参加座谈会的陈伯达、张春桥参加修改。这是极不正常的。江青之所以找到林彪，她自己说过，是请“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情况表明，毛泽东要制造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舆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一炮没有打响，拥护者不多，[43]江青就又请出“尊神”来，开辟一个新战场，直接配合姚文的进攻。
《座谈会纪要》不仅一笔抹煞了30年代革命文艺的成就，而且从根上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提出了“黑线专政”论，提出了“黑八论”（“写真实” 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就其基本方面来说，它是毛泽东1963年12月12日、1964年6月27日关于文艺工作批示的“左”的发展。两个批示的“左”倾错误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的远因和近因之一．《座谈会纪要》的严重“左”倾错误则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一个步骤。
《座谈会纪要》的批转，使江青名噪一时。批转以后，大规模的“摧毁文艺黑线”的运动迅速掀起。以后“黑线专政”论又搬用到全部文化领域和其他方面，它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了。
准备阶段中最为严重的事件，是错误地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过去把他们四人称之为“反党集团”，毫无根据。对他们的错误批判，直接导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杨尚昆的“错误”主要是“私设窃听器”，这是叫人很难理解的。杨尚昆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领导中央机要部门，接触中央核心机密，要“私设窃听器”干什么！原来所谓“窃听器”，就是录音机。他根据中共中央的规定在一定场合为重要讲话安排录音，以便整理存档，何罪之有！据中央办公厅查实，他从未私录过毛泽东的谈话。但在姚文发表的当天，他就被免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解除他的职务的真实原因，大概就是因为他坚持原则而又掌握要害部门，用起来颇不顺手。
对罗瑞卿的批判，也很奇怪。
罗出任总参谋长是周恩来和林彪的推荐。
1965年11月30日，叶群携带林彪的亲笔信和几个人写的材料，向毛泽东汇报。
据称，1965年2月，刘亚楼转告叶群几句话，要叶“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劝林“军队的事情了”，“一切交给罗去管”。刘又对叶说：“办好了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刘亚楼已于1965年5月去世、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当时就认为“死无对证”、“不足为信”。如果确有其事，为什么在2、3月间不揭出呢？叶群说她拒绝了刘的要求，而刘又不敢向林提出。
就是确有其事，又怎么样呢？总参上有军委，军委主席为毛泽东，任何人都不可能夺取党的军权。可是毛泽东却主观地认为罗瑞卿是个危险人物。
12 月2日，毛泽东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先在上海后在北京批判了罗瑞卿。问题还在调查核实中，毛泽东三次审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就点名批判了罗瑞卿，发到了全党。负责罗的问题的中央工作小组领导人之一是彭真，他说过公道话，诸如说过罗的问题“有一条是一条，是三分不讲成七分，是七分不讲成十分”，这又成了批彭的一个内容。
1966年4月30日，对罗的问题作出了结论。中央批准了这个结论。罗的“主要错误”的第一条是：“罗瑞卿同志极端敌视毛泽东思想。林彪同志提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罗瑞卿同志却胡说这‘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林彪同志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罗瑞卿同志却胡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的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林彪同志提出，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罗瑞卿同志却胡说，‘这句话也不要这样说，对外国人影响不好’。罗瑞卿同志还不准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包含有 ‘个人天才’的因素，说什么‘现在没人敢再提个人天才了呀’！林彪同志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罗瑞卿同志却反对向外国人宣传和介绍这四句话。林彪同志指示《解放军报》要经常刊载毛主席语录，罗瑞卿同志却嫌搞多了……”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主要内容抄出，是想提出一个问题，罗瑞卿反对的，表面是林彪，实质却是毛泽东。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林彪能把罗瑞卿打倒吗？打倒了罗瑞卿，对林彪有什么好处？ [44]。
彭真的所谓“问题”，归根结底只有一条，就是他在可能范围内抵制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这种抵制，实质上代表了中央集体的抵制。之所以由彭真出面，因为他既是1964年夏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又是吴晗所在的北京市党政最高领导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原则问题面前无可回避。他像中央其他领导人一样，尊重和敬爱毛泽东。他在得知毛泽东支持姚文的发表后，批评上海有关部门不报告这一情况，正说明他重视毛泽东的意向。毛泽东却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其实撇开吴文并不反动不论，并未要求全国报纸转载吴文（事实上也没有哪一家报纸转载），自然不存在打招呼的问题；既要求全国报纸转载姚文，情形自然不同。但是毛泽东却由此十分严厉地批评了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马克思在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45]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彭真认为姚文是可以讨论的，不主张围剿《海瑞罢官》，不赞成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彭德怀的官，如实向毛泽东反映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对吴晗说“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历史证明这些都是正确的。他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组织上是完全正确的，在内容上是基本正确的[46]，无非是试图对已经展开的《海瑞罢官》的过火批判和其他类似的批判（如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翦伯赞、吴晗不点名的无理指责）稍加约束，把这些批判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一切是非都被“左”倾思想混淆了。这时个人专断作风已经很难抵制，彭真就是一个现实例子，他因抵制个人专断作风而受到了批判。对他的批判在实际上又似乎是对中央集体的批判，因为《汇报提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的。中央集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得不同意这样的批判，历史的因循使中央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
关于陆定一的所谓“错误”，中央有过一个说明。他的“错误”有三：他的妻子严慰冰写“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陆与这一“反革命案件”有“密切牵连”；“把活学活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在对文化革命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同彭真完全一致”。是非之混淆，无须赘述。匿名信有之，与陆定一无涉。写的都是生活问题，反对的是林彪、叶群，与“反党反革命”相去万里。严慰冰蒙受冤屈，在出狱后已表示匿名信这种方式不足为训。
打倒陆定一，表面上是因为匿名信，实际上是因为陆定一掌握着中宣部的大权，正像错误地批判彭真、罗瑞卿、杨尚昆一样，最关键的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所以，这既是对着这四位老革命家的，又不只是对着他们四个人，而是带有“扫清外围”的性质。毛泽东想打倒刘少奇，必须要“清君侧”，把刘少奇周围清干净了，砍倒刘少奇这棵大树就容易了。
后来发生的事件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以上种种事件的实质，是个人反对中央集体。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毛泽东对此从不隐讳，在他审定的文章、社论、文件里，多次提及这一事实并加以颂扬。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个人专断的登峰造极。说它是个人专断的登峰造极，不仅因为它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实际上违反了民主集中制，而且因为它的矛头是对着中央集体的。毛泽东既要实现他的主张，就要首先扫除实现他的主张的“障碍”——中央第一线。这不是什么推理，而是事实。在准备阶段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此文不过是借题发挥。它固然是打击、诬陷吴晗的，但更是在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问题上严厉谴责中央第一线。此文的要害，正是无理指责中央第一线。在准备阶段里，林彪把“突出政治”提到合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的高度，提到关系到中国和世界的命运和前途的高度，毛泽东予以批准，这也是用以反对不同意突出政治的中央第一线的。在准备阶段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三次修改后批发全党。这个文件，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既是对文艺界的指责，更是对中央第一线的责难；既是文艺路线问题，更是政治路线问题。总而言之，准备阶段里的一切挞伐都有对着中央第一线这个特点，都有个人反对中央集体这个特点；不过因为还在准备阶段，只是旁敲侧击罢了。只有认清这一点，才是捉住了隐蔽在现象后面的问题的本质。早在1964年 5、6月间，毛泽东就在一次会上说，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中央，各个省要顶住。6月14日又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这说明对中央状况已经作了完全与实际不合的严重估计；但是毕竟只说了“如果”，并未肯定。在准备阶段里则不同。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与康生等人谈话时，赫然号召“向中央进攻”。谈话要点5月间上了中共中央文件，其中就有“向中央进攻”的字样。
正因为以个人反对中央集体，在准备阶段里出现了极其反常的扑朔迷离的事件。江青何以胆敢组织撰写把矛头暗指中央第一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毛泽东为什么要同意这样一个违反党纪的行径？毛泽东批准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什么不与中央第一线商量？为什么不告诉中央有关部门？毛泽东为什么安排江青的非组织活动？为什么让江青极端秘密地在上海召开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座谈会”为什么要对北京保密？“座谈会”为什么只是江青的“一言堂”？如此等等。这些问题似乎难于理解，其实只要认清个人反对中央集体．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既然是以个人反对中央集体，就不便于把问题和盘托出，摆在桌面上，就必然要发生种种极其反常的事件。著名史学家黎澍说：“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47]这个评论是入木三分的。为什么在另一条件下会“换个形式出现”呢？这是为个人反对中央集体所决定的。
正因为以个人反对中央集体，在准备阶段里就不得不采用迂回战术，曲折地提出问题。以个人反对中央集体，不是简单的事。贸然提出重大政治问题，贸然打击中央集体，和者必寡。就发表一篇文艺评论文章，拐弯抹角地提出政治问题。就正面肯定“突出政治”问题，要求分清“两条路线”，批判“折中主义”，指槐骂柳。就制造出关于文艺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来，委婉曲折地指责中央。由评论文艺而裁判政治，由批判下层而敲打上层，层层递进，逐步深人。凭借个人崇拜，通过反对 “修正主义”的舆论，把人们弄得晕头转向。
正因为以个人反对中央集体，就借用军队力量。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里说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请了解放军“尊神”。其实不只是江青如此。美国费正清说：“到了1965年，毛已经准备要指控他那些最密切的同僚在搞‘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他对党感到失望，已经求助于军队。”“他这样做的时候，甚至利用了《解放军报》作为他的喉舌。”[48]事情大体上是这样。毛泽东在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了第二次修改后，于1966年3月17日批示“此件用军委名义’，就是一个例证。毛泽东三次修改于前，林彪和军委常委其他同志一致同意于后。不仅林彪主持的军委很难拒绝，就是中央第一线也很难拒绝。而军队只是借用的力量，这是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坚决要林彪当接班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林彪1967年8月9日在对刘丰等人谈话[49]中说：“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就是靠解放军的力量。”这个判断大体上符合事实（这里的“毛泽东思想”其实是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军队历来是紧跟毛泽东的，认为这与紧跟中央是一致的。军队的高级将领，包括林彪在内，并不很了解中央领导核心内部的情形[50]，更不了解毛泽东的内心。
正因为毛泽东以个人的错误反对中央集体的正确，所以特别明显地表现为武断和专横。《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蛮不讲理的。1961年年初写成《海瑞罢官》的吴晗绝不可能预见到1962年会出现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毛泽东断言《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毫无根据，吴晗明明在《论海瑞》中不指名却严厉地指责过彭德怀。《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乱打棍子的。把彭真等打成“修正主义分子”，更是混淆了是非和敌我。在“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里，形式上中央也开过几次会议，实际上是个人决策，没有实行民主集中制[51]。毛泽东既主观地认定中国要大破大立，又在受到阻遏时刚愎自用，这就谈不到摆事实、讲道理，而只能乞助于武断、专横。
个人反对中央集体，不能仅仅归咎于个人。这是“果”，“因”则既有个人方面的因素，更有社会历史方面的因素。安子文说过：“要是只把这归结在某个人的错误或林彪、‘四人帮’的邪恶狡猾上，就太简单了。”[52]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53]这是发人深思的精辟见解。
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本来是臆造出来的。而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出现，又使毛泽东对党中央的状况作出更加违反实际的估计，认为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他既要实现他的主张，又疑心生暗鬼（出现了所谓“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对中央第一线失去信任。
在短短半年内频繁发生的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严重政治事件，与之相呼应的报刊上声势浩大、气势汹汹的政治批判，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震动，造成到处都有 “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造成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在“反修防修”的紧锣密鼓声中，毛泽东借用林彪、江青、康生这些人，终于发动了使全国人民陷于灾难的“文化大革命”。

注释：
[1]转引自《一个民族在这里沉思——访人大、政协会上的三代知识分子（之二）》，1988年4月7日《人民日报》。
[2]“新世界”源自毛泽东所肯定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
[3]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党中央在八大后分第一线、第二线，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退居第二线。事实上，毛泽东始终未真正退居第二线。
[4]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192—19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第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7]《人民日报》，1986年10月14日。
[8]《红旗》杂志1983年第6期。
[9]布兰科•普里比切维奇：《杜会主义是世界进程》（中译本）．第213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10]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中译本）．第293、295、296页，《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
[11]参看拙作《试论“文化大革命”的由来》，红旗杂志社《内部文稿》1981年第30期、《党史研究》1982年第l期。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3、380、39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第840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16]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
[17]见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1958年5月5日）。
[18]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19]参看拙作《理论上的重大失误》，《党史研究》1982年第2期。
[20]转引自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
[21] 毛泽东为这件事发了脾气，对刘少奇上纲很高，详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论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第65页。《二十三条》批评了刘少奇的意见。1970年12月，毛泽东对斯诺又谈到这件事，见毛泽东审阅过的《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l8日）。
[2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23]《红旗》杂志1958年第4期
[24][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毛泽东》中译本，第26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6][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毛泽东》中译本，第302、29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27]《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此作了精辟的说明和科学的分析，二者不是截然分开的，见塑面平装本第405-406页。
[28] “形‘左’实右”，毛泽东指领导社教运动而言。应该说，刘少奇领导社教运动是有错误的，但是归根结底错在贯彻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左”倾理论，而且关于社教的“后十条”修正草案是中央同意并经毛泽东审定的，所以是集体的错误。错误不是什么“形‘左’实右”，而是“左”了。反“形‘左’实右”，总的说并不正确。
[29]《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四）——中联部八年（1958.10—1966.12）》，《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
[30]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与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还提到“兵变”。
[31]以下大部分文字是拙作《试论“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党史通讯》1983年第18期）的缩写。
[32]毛泽东过去并不认为《海瑞罢官》是不好的。苏双碧、王志宏在《吴昭传》中说：“此剧上演后，毛主席很高兴，在家里接见了演海瑞的演员马连良。”
[33]见《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土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34]在《海瑞罢官》单行本“前言”之末，明明白白地写着“1960年11月13日七稿”。
[35]1965年9、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问过彭真，是不是可以批判吴晗。毛泽东没有说如何批判，批判什么。中央常委未讨论此事，更未作出批判吴晗的决定。
[36]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当时都没有同意姚文观点的表示。《人民日报》不得不于1965年11月30日转载姚文时，登在《学术研究》版。经周恩来审定的编者按，主旨是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海瑞罢官》和有关问题的“辩论”。编者按着重指出，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编者按未段为周恩来所加，也是这个意思。末段为毛泽东语录，周恩来用毛泽东语录来说明问题，用心良苦。
[37]见说明全国报纸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日期的拙作，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10期。华东各省报显然得到了消息，所以转载较早，但也到了11月下旬，不能算“及时”。
[38]参见拙作《“政治挂帅”的历史考略》（与肖冬连合作），《思想战线》1983年第5期。
[39]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
[40] 1958年1月25日《人民日报》。
[41]彭德怀、张闻天在1959年庐山会议小组会上相当正确地论述过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指出政治挂帅不能代替客观的经济规律，结果受到批判。陈毅在《关于红与专及思想改造和思想批判问题》（《中国青年》1961年第17期）中也有正确的论述，没有受到重视。
[42]周恩来、邓小平一贯反对空头政治，有许多论述。1966年l、2月间，邓小平在全军政工会议、工交会议上又重申了反对空头政治的观点，指出政治挂帅要有结果，要落到实处。
[43]《文汇报》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见1965年11月29日《文汇报》编者按。
[44] 1966年7月25日，毛泽东指出，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6]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是反“左”。受历史的局限，它也有缺点，这是支流。缺点恰恰在其“左”，表现在它对当时学术批判的性质所作的判断上。
[47]《通向“文化革命”之路——关于“文革”产生的文化背景的一场对话》，1986年9月22日《世界经济导报》。
[48]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4版中译本，第318、32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49]这个谈话，中共中央曾加以转发。
[50]后来，军队许多高级将领对“左”倾错误作了抵制。
[51]陈云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246页）
[52]转引自王光美：《时穷节乃现，正气万古春——怀念安子文同志》，1980年7月14日《工人日报》。
[5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