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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八股的开始
李春阳
《巴金传》的作者徐开垒先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讲述自己少年时参加征文的故事,“1936年下半年，我升到初中二年级。《新少年》半月刊举办‘某某访问记’征文，鼓励少年儿童到人民群众中去找访问对象。我就在自己家找到在天井里粉刷墙壁的泥水匠，问他恨不恨日本帝国主义，他说恨的，因为他们入侵我国东北地区，是我们的敌人。我说敌人给你一千元钱，你帮不帮他们做工，他说帮的，因为他有了一千元钱，就再也不必做那使他受冻挨饿的泥水生活了……我禁不住自问：‘可怜的泥水匠，谁使他们变成这样的啊？！’”
“我把这次访问如实记录下来，……这篇文章还在1200多篇征文中当选为第一名，‘编者的话’中，还说‘我们欣幸，这一次征文得到相当成功。……少年诸君这次很荣幸地深入了一次民间，当了小人物大众的书记”。[1]
徐开垒之所以这么写，开明书店出版的《新少年》欣赏他这么写，不是没有原因的。叶圣陶其时是《新少年》的编辑。1924年，他出版了一本《作文论》认为，语言的发生本是要为着在人群中表白自我，或者要鸣出内心的感兴。一个重要的衡量尺度，是看表白与感兴是否发乎作者自己。有所表白，必须合于事理的真际，切乎生活实况；有所感兴，则要求本于内心的郁积，发乎情性的自然，这种要求可以称之为求诚。所谓求诚，从原料上讲，要是真实的，深厚的，不说那些不可征验、浮游无着的话。从写作上讲，要是诚恳的、严肃的，不取那些油滑、轻薄、卑鄙的态度。作文首先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在此基础上，第二步才是要求所写的东西必须是美好的。
可以说，徐开垒是叶圣陶作文理念的实践者，后任《文汇报》副刊主编。1965年1月，《文汇报》发起讨论“如何指导和评价学生的作文”，历时八个月。徐开垒在这场讨论中持何意见，无从追究了。《文汇报》是党报，编辑不大可能纯粹说自己的话。讨论的“靶子”是上海市第二女中学生张伟的作文《茉莉花》：朋友送两盆茉莉花，她视作友谊的象征，爱护备至。一天下午，天气骤变，她冒着倾盆大雨冲往花园，不顾跌交，将茉莉花抱回房间。雨过天晴，花上的水珠，闪耀着光芒。以花寓情说不上新颖，但表达真感实情，花与雨的细节也写得生动。
当时中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出台，处于政治思想文化大批判前夕，参与讨论的文章都自觉强调作文教学与阶级斗争的联系，认为《茉莉花》决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情趣，而是“小摆设”，必须以正确的观点指导。“要从小事情看到大问题，从烟囱、路灯、香炉、烛台引起联想，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有机地联系起来。”[2]
不久《人民教育》杂志开始了有组织的批判，这次的对象是另一名中学生的作文《母亲，我为您做了些什么》，作文的“人性论”是批判的重点。成人世界的政治是非，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高度政治化，不但轻易抛弃，而且践踏了五四运动时由周作人等所倡导的“儿童本位主义”。
张伟其后另写了作文《当我升上初三的时候》，立即趋附政治正确，文中充满豪言壮语，表明自己充分做好了各方面准备，为保卫祖国而奉献青春。这篇作文被评为佳作，收入中学生优秀作文选——童心的纯洁与纯真，被成功收编。孩子们学会说假话空话大话。恶例一开，“儿童八股”于焉形成，成人八股侵入儿童心灵，儿童也因此确立了政治人格的模式，日后习惯于满口假大空。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发起人无论如何不能预料的后果。鲁迅所肩负的“黑暗闸门”之外，是这样一重世界等着他要拯救的孩子们。
这名女生的个例，神似新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写照。茉莉花没有被雨水浇灭，而被政治气候所窒息。1927年，鲁迅在演讲中说过，老调子已经唱衰了好几个朝代，却还能唱下去，仿佛一直要唱下去——白话文运动以反对文言八股文始，以创造白话八股文终。
今天虽不讲阶级斗争了，政治舆论的考验转脸成为应试教育的压力，为了兑换分数，孩子们踊跃说谎，且对自己所写所说是不是谎言，即不能分辨，也不想分辨了。一位初三学生的家长这样写道，孩子“非常熟悉表扬稿和思想汇报那类的文体。她的作文几乎是假话、假感想、假故事大全。……她们快乐地共同编着一样的故事，然后套上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这样的格式，去到老师那里领一个好分。”[3]
《茉莉花》事件已过40载，谎言教育没有成人与儿童的差别。家长在叙述故事时用了副词“快乐地”，必须的、当然的、习以为常的说谎，于焉成为“快乐”。
小说家毕飞宇写道：“毫不夸张地说，那时侯我的所有的作文里头没有一句我自己的话，没有一句真正属于我内心的话。从小到大，我在作文方面得过数不清的小红旗与五角星，我成了一只快乐的鹦鹉，我意识到自己是一只鹦鹉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了。必须承认，直到那个时候我依然不会表达我自己，首先是勇气方面，然后才是技术问题。”他说，“如果让我给我们这一代人的语文教育打分，我不会打‘零分’，因为它不是‘零分’，而是负数。我之所以这样说，一点都没有故作惊人的意思。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接受了小学、中学的语文教育之后，我们不得不花上很大的力量再来一次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 [4]
周作人曾在40年代指出，科举制度的流弊有两端：第一，作文章不肯说真话，完全是说谎；第二，是胡说八道。“中国因为考试制度把中国国民思想弄坏了，只知说谎，胡说，把真实的学问都阻塞了，因此中国的科学也不能发达了。”现在的“说谎”与“胡说”，与旧时科举时代只有一项差别，就是用所谓白话。
为什么没有读过，也读不懂文言八股的学生能写白话八股？不是得自遗传，而在教育体制，应试教育与科举制度并无不同。在应试教育中，“正确”，“积极”之类套话，不必可少，不容商量，否则扣分、降格等。语文（主要以作文为主）课的功能与其他课程的差异，是求得知识与思想的兼融，好的语文教育乃好的人格培育，而八股式作文，乃奴化教育。
白话文运动已近百年，究竟什么是理想的白话文，至今有确定么？鲁迅反复说自己处于新旧交替之间，是个“不三不四”的作家，周作人也认为自己首先可取的乃是思想而不是文章，可见他们对白话文的期许，非常之高。五四初期，急于抛出“典范”的新美文向古文示威，因为在那一代人心目中，文言始终是一种文化与历史的压力。他们深知文言的厉害和魅力，存心与经典文言试比高低。但一二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怎好与千年古文的蕴藉一争长短呢？
据说陈寅恪曾向罗常培解说中文系之难办，认为现在中国文学的新旧杂糅，青黄不接，恰好像现在的思想和政治一样。从前模拟《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和李白、杜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是许多新作品又堕入了西洋文学家的窠臼，真正创作，实在很不容易。在这旧信念已失，新标准未立以前，当然还上不了轨道。
倘若新文学仅仅“上不了轨道”，还好办，前述《茉莉花》的故事，是让孩子也不得不走上规定的轨道，使原本脆弱而可疑的白话文，在学生时代开始扭曲。
李春阳2009年3月于北京西山玉皇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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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丽.我们怎样学语文[G].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68.
[2] 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443.
[3] 邹静之.女儿的作业[M]//朱竞.汉语的危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194.
[4] 王丽.我们怎样学语文[G].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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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28 17:5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