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美度：１９６６年初识王洪文

bluesky

１９６６年初识王洪文

侯美度

    十年“文革”，一场浩劫。１９６６年，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在学校停课闹革
命的形势下，曾经积极投入到运动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看清了“文革”的实
质。本文是笔者“文革”初的一段经历，提供读者研究参考。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下旬，晚秋的中国，风不平浪不静，从北京串连带回“革命
火种”的各地学生都在酝酿大的动作。上海，一批在九四事件串连认识的大学红卫
兵，正在加紧筹划市一级红卫兵组织。

    筹备会议于１１月２日在人民公园召开。来自四所大学一所中学的二十几名学
生参加了会议。开会要先读语录，这是规矩，我们念的是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
全会上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读着这张大字报，我们仿佛看
到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在向千军万马做战斗动员令，我们也是这千军万马中的一名
小兵啊！

    会上有人提议把司令部设在巨鹿路６９１号。这所房子的主人是一个私业医生
。

    第二天，我们一行人又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反修楼”与“反到底”兵团红卫兵
许云飞见了面。

    许云飞原是一司红卫兵，他们去抄家，他不愿去，被一司开除了。他就自己组
织红卫兵。

    许云飞是天生的演说家，一说话就像磁铁一样牢牢吸引了我们：“红卫兵战友
们，我们选定了工学运动，这条路选得好，选得对！这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一条
胜利之路！”

    我们一鼓作气，在“反修楼”宣布成立上海市红卫兵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
称“炮司”）

    １１月５日晚，我们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包炮串联了上海部分工人造反派，
在“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开预备会，商量明天“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出席
者名单，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提出上海造反精神最足的工人姓名，我们记下名字，然
后去通知他们。

    上海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起步较早，运动开始不久，中央特批４０万上海工
人从“四清”直接转入“文化大革命”。早在６月，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就贴出反
党委、反工作组的大字报。

    “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设在愚园路３１１号一幢小洋房里，原来是资本家的
房子，扫“四旧”时，是红卫兵用一纸勒令把房主赶走了。

    １１月６日下午。来自十七家工厂的三十多个造反派代表陆续到达“首都三司
”驻沪联络站，有谢鹏飞（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修理厂锻工）、潘国平（上海玻璃
机械厂工人）、陈阿大（上海良工阀门厂钳工）、王洪文（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保
卫干事）等。

    我与周谷声、江必雄（上海师范学院学生）、林翌、许云飞等炮司红卫兵参加
了这次串连会。

    会议一开始，潘国平、谢鹏飞等人争先恐后地说厂党委、工作组对他们的迫害
，说的和听的都哭了，会议在一片嘤嘤啜泣声中进行。

    周谷声噙着满眶热泪，激动地说：“工人同志们，你们用血和泪控诉了上海黑
市委的累累罪行，对我们教育很大，我们决心向你们学习，和你们一起把上海市委
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臭批倒，把上海市委、华东局的问题彻底弄清，不达目
的，死不瞑目。”

    陈阿大忘情地把手一举：“向红卫兵小将学习。”

    激情之余大家决定要成立一个全市性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叫上海工人革命造
反总司令部，并在１１月９日召开一个控诉上海市委的大会，同时向社会宣布成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总司令部设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一提出，热情洒脱的林翌便一揽子包下来：
“你们司令部设在我们司令部里，我们还有电话。”

    潘国平亲兄弟般地捶林翌几拳：“到底是老朋友！”

    散会了，工人走光了，许云飞把我们留下来，谈了他的顾虑。他不熟悉这些工
人，有的是第一次见到。今天，他来晚了一些。他来的时候，工人已经在谈筹备会
议了，要审查这些人。他是红五类出身，有些害怕，不要弄了半天，让坏人混进“
工总司”。

    包炮表示支持：“许云飞说得对，为了保持工人阶级队伍的纯洁性，有必要对
核心成员进行审查，一旦发现劣迹，立即开除。你们炮司出人，我们出介绍信。”

    我们的图章没有刻好，只能借用他们的介绍信。我们必须在一天内完成十七个
工人的调查（参加“串联会”的十七家工厂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工总司”核心小组
）。

    １１月７日凌晨，王洪文等十几个工人，扛着一匹匹红布，挟着寒风，敲开了
我们的门。“到布店造反来的”，王洪文说。我们把他们让在沙发上休息，也许是
太累了，这些工人一会儿就打起呼噜，进入梦乡。许云飞拿起男宿舍仅有的几条棉
被，轻手轻脚盖在工人们的身上。

    “谁？”一个工人朦胧中睁开眼，一看是红卫兵为他盖棉被，顿时激动得握住
许云飞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天刚破晓。一个个“政审”小组就悄悄地从巨鹿路出发了。王洪文他们还在睡
梦中，我们没有吵醒他们。

    许云飞和一个男生到上钢三厂调查戴祖祥，他们很仔细，找了许多人谈话，有
厂领导，也有和戴祖祥一个班组的工人，有人反映其人有偷窃行为。许云飞毫不留
情地决定把戴祖祥开除出核心组。江必雄调查陈阿大。调查王洪文的是我和周谷声
。我俩都是在昨天会议上刚刚认识王洪文的，对他一无所知。同一天，我们还要调
查黄金海，时间较紧，我们决定骑自行车去。

    我不会骑自行车，读书时在操场上学过两次自行车，从来没有上过街，为了抢
时间，只好冒一下险了。我在里挡，周谷声在外档，他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我。我觉
得挺刺激好玩，他却紧张得把心提在喉咙口。

    骑了一个多小时，穿过外滩、外白渡桥、提篮桥，沿着杨树浦路到底，国棉十
七厂到了。

    我们进厂后，没有立即找工作组，先浏览一下大字报，看看有没有写王洪文个
人品质的大字报，没有发现。

    我提出找工作组，他们是王洪文的对立面，如果王洪文有什么问题，他们不会
不说。

    言之有理，周谷声点头称是。

    我们踏进一间整洁的办公室，一个四十多岁，剪着齐耳短发、面目可亲的工作
组组长施惠珍接待我们。

    她亲切地和我们握握手，请我们坐下，又给我们每人沏了一杯热茶。

    我们拿出介绍信，说明来意——了解王洪文有没有劣迹。

    “王洪文同志出身苦，当过兵。复员到我厂后工作表现一般。”施惠珍简略地
介绍了王洪文的情况后，话锋一转，滔滔不绝地谈起了王洪文在“文革”中的表现
，从他第一个写厂党委大字报说起，一直说到他组织赶工作组。因为是她亲身经历
，说得比较细。

    周谷声不断向我眨眼晴，意思是说：施惠珍说的这些事，正好说明王洪文造反
精神足，不能说明王洪文有什么问题。

    “施惠珍同志，王洪文有没有判过刑，蹲过监狱？”我问。我们最怕这事，如
果让一个刑满释放分子混进“工总司”，“工总司”就不纯了。答复很明确：“没
有。”

    我和周谷声同时松了一口气，我用眼睛使了一个“可以走”的眼神，周谷声看
懂了。我们一起站起来，向施惠珍告别。热情好客的施惠珍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口
，还一直叮咛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来找她。

    从国棉十七厂出来，我们急急地赶到国棉三十一厂，不巧碰上了厂休，厂内空
无一人。

    我非常沮丧，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一步也挪不动了。

    周谷声也很失望，但又不甘心白来，他说：“你去问问看门的工人吧，问总比
不问好。”我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

    “工人同志，我们向侬打听一个人，你们厂里有没有一个叫做黄金海的人？”
    “有，你们明天来。”
    “明天我们没有空，侬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人有没有判过刑、关过牢？”
    “没有”，老工人干脆利落地说。

    一块石头落地，就凭门卫一句话，黄金海也进了核心组。

    １１月７日晚，我们和包炮把“工总司”核心小组的名单定下来了，除了戴祖
祥和神秘的岑麒麟（他是保密厂的技术员，中共党员，地址保密，我们无从调查他
，只好“忍痛割爱”）“政审”没有通过，其余十五个草莽好汉以“工总司”核心
组成员的身份住进了巨鹿路６９１号。巨鹿路又成了“工总司”的司令部。

    潘国平，二十岁，复员军人，风度不凡，穿一身军便服，说一口北京话，常被
人误认为北京红卫兵，他被推选为负责人。

    王洪文，三十一岁，讲一口东北口音的普通话，老练持重，清秀端庄。由于他
是核心组唯一的中共党员，也被推选为负责人。

    １１月７日晚。“工总司”核心组成员和“炮司”红卫兵第一次联席会议在巨
鹿路６９１号召开，许云飞简略地介绍了我们“政审”的情况，“工总司”核心组
表示完全同意。

    （作者为上海振华外经职业技术学校图书馆退休人员）

□　摘自《世纪》２０１４年第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