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封面中国”之狂飙八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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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李辉

　　
开场白：
　　历史叙述中，“文革”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
　　在完成“封面中国”一九二三——一九五二年历史阶段的写作之后，考虑再三，我决定暂且越过一九五三——一九六五年，提前叙述十年“文革”。
　　一九六六年，狂飙席卷时，我刚好十岁，虽未到可以直接投身其中，当一名红卫兵的年龄，却可以目击和亲历。一九六六——一九七六，一年又一年走过，小学——中学——下乡知青……从十岁长至二十岁，其间的青春记忆，与十年“文革”结伴同行。
　　当然，美国《时代》周刊的中国报道，也与“文革”结伴同行。林彪、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青……一个个中国人物相继成为封面人物，串联起历史的大起大落。与以往篇章有所不同，在新系列的写作中，个人的亲历记忆，或许可使叙述框架里多一些斑驳质感与鲜活气息。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一直喜欢黄庭坚的这句诗。我的同龄人，如果挖掘各自的十年记忆，更多的恐怕不是“桃李春风”中的杯酒微醺，而是被“江湖夜雨”浸透的诧异、困惑、思索，一旦将之拾起，依旧滚烫，沉重。
　　于是，我以类似的感觉，回到现场，叙述历史……
　　二○一二年十一月上旬，北京
　　一，“胜似闲庭信步”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一九五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六十三岁的毛泽东，在他一生中颇为喜欢的城市——武汉，第一次横渡长江。之后，他写下这首《水调歌头·游泳》。当此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约七年。短短七年，时代替换，沧海桑田。恢复经济、抗美援朝、公私合营、肃反运动……五月之初，他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重申了几天前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大鸣大放”的序幕又将拉开。在一次次如愿以偿之后，眺望未来，毛泽东有充分理由在诗句中无比自信地挥洒漫天豪气——“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一晃十年，一九六六年七月，即将迎来七十三岁生日的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他一生颇为喜欢的城市之一武汉。十六日，他由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乘快艇驶向江中。与十年前的静悄悄横渡长江相比，毛泽东此次横渡，选择在有数千人参加的第十一次横渡长江游泳比赛之时。当然，这不大可能是巧合。从率先在快艇上亮相，引发万众欢呼，到入水横渡，再到游泳结束，身穿浴衣，潇洒地站立甲板上向群众挥手致意，这一次的横渡长江，就注定不再是一次低调的、随意性的个人行为，而是深含谋略、改变历史的一次轰动性政治亮相。
　　的确如此。据《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所述，毛泽东在横渡长江后当即离开武汉，于七月十八日回到已离开半年之久的北京。这半年，却是北京乃至中国天翻地覆的日子：对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发展为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讨伐；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受到批判，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后易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获得通过，同时，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北京大学等校园的“造反”师生，与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冲突日益激烈；陈伯达接管《人民日报》，六月一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耐人寻味的是，以上这些重要事件发生时，毛泽东都不在北京现场。
　　梳理时间脉络，毛泽东再次横渡长江，公开亮相，正是他下决定更加明确地支持造反学生之际。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校园出现学生批斗事件，从大字报批判演变为对具体人的现场暴力性批斗，是一个关键转折。
　　关于“六·一八事件”的来龙去脉，《毛泽东传》叙述说，在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当天，毛泽东批示给康生、陈伯达，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晚上播放北大聂元梓等七人所写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并在批示中明确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随即，北大校园为之沸腾，旋而陷入混乱。鉴于此，六月三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大。同一天，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
　　学生与工作组的冲突，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十八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自行乱斗了四十多人。“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工作组发现后立即加以制止，并“号召大家引起警惕，严防坏人破坏。”二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毛泽东传》，一四一五页）
　　当事人、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多年后回忆自己所了解的北大“六·一八事件”的详情，这是值得大段摘录的历史细节：
　　据当天下午汇总的情况统计，前后有六十多人被揪斗，多是一般干部，被斗者头上戴高帽，脸上涂黑墨，身上贴大字报；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游斗。更加恶劣的是，还发生了多起侮辱女同志的流氓行为。经查明，在这场乱揪乱斗事件中，有４个人行为恶劣。一个是庶务科的工人叫刘佳宾。此人原是国民党党员，当过国民党部队的上尉连长，被我军俘虏后，隐瞒身份混入我们内部，上星期就曾带头打过３个人，这一次又是他第一个带头打人。还有一个人在三十八斋前参加乱打乱斗，我到场讲话后，其他人都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并随即散去，而此人却在散会后两分钟不到，又揪来个女同志进行乱打乱斗。工作组成员赶到后质问他：“刚才张承先同志讲了话，大家都拥护，你为何还要这么做？”他蛮横地说：“你们工作组凭什么不让我斗？”又问他是哪个部门的，他说是北大附中的，经查附中并无此人。后查明，此人名叫修治才，1962年因偷窃被开除，现在没有正当职业。再就是有一个自称是东语系姓黄的，是“打鬼台”乱斗人的主角，带头打人，共打了8个人。他还专门找女同志作为斗争对象，趁机猥亵妇女。后查明此人并不姓黄，原名陈应复，有流氓习气，人称“小阿飞”。还有无线电系学生夏林翰，混入生物系参加斗争会时，上台扯掉被斗女同志的裤子，并在女同志身上乱摸，后又在台下威胁女同学。这个人过去一贯搞流氓行为，曾在王府井大街商店里偷东西别抓住，受过留党察看处分。……
　　（《红色往事》（第六卷），二九七页）
　　张承先先生已经故去，无法进一步求证其叙述的准确性。如果所述无误，那么，轰轰烈烈的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忽然间，竟是由这样几个人点燃导火索，红色狂飙迅疾如原子裂变一般蔓延北京城，蔓延全中国。历史诡异与奥妙，如何言说？
　　当年六月，在南方未归的毛泽东，针对北京校园状况有感而发，写下一首颇有诗意的《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六七页）
　　“有所思”的毛泽东，一个月后，横渡长江，“胜似闲庭信步”，怀着与十年前同样的自信，他重返北京城，走进中南海。
　　回京一个星期之后，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等中国报纸，同时在头版以整版篇幅发表新华社长篇通讯：《毛主席畅游长江》。标题简明醒目，没有多余的一个字，也没有通常所见的领题、副题。《人民日报》头版配发三张照片，其中上面两张为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拍摄的毛泽东游泳现场的活动照片。第一张，他在四位男青年环绕下正在游泳，照片说明写道：“毛主席乘风破浪畅游长江。”第二张，他身穿浴衣，高举右手，向人们致意，照片说明写道：“毛主席在快艇甲板上检阅正在同江水搏斗的游泳大军。”
　　二十四日、二十五日这两天，正是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忙于找人谈话的时候。
　　二十四日，毛泽东主要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谈话，要求将派出的各工作组从校园撤出；二十五日，他与文革小组成员和各大区的第一书记再度谈话，更是明确指出“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在这次谈话中，他直接点名提到了张承先：“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后来不赞成了。各单位、各机关的工作组是起阻挠作用。张承先工作组、清华工作组，都起阻挠作用。”张承先与工作组的使命由此终结，进而，悬在张承先乃至刘少奇、邓小平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即将落下。
　　可以推测，在毛泽东做出重要抉择的同一天发表畅游长江的通讯，不大可能只是时间上的巧合。政治的微妙之处，其实往往就在于偶然与必然的交叉与重叠。
　　发表《毛主席畅游长江》时，《人民日报》头版报眼位置，加框发表了摘自通讯中的一句话：“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这样健康，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
　　“健康”——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这该是真正值得重视的一个关键词。
整个七月，《时代》关于中国报道是一片空白。八月五日出版的杂志，则在“红色中国”栏目里，发表了毛泽东横渡长江的消息，题为《伟大的破浪前进》（Great splash forward ），并配发毛泽东在四位青年环绕下游泳的照片，消息开篇所突出的，也是毛泽东的身体状况：
　　看起来中国人对如何报道这一新闻，像煮鸡蛋一样费时。一直过了九天，相关报道才在上周发表于北京各大报纸的头版，所有报道用同一个标题：《毛主席畅游长江》。七月十六日，当武汉市举办一年一度的游泳比赛时，七十二岁的“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从快艇上“稳健”地走下来。在“万人”观看下，毛泽东用六十五分钟连游带漂完成了九英里游泳，并且，一边游，一边与旁边一位省委书记谈政治，甚至还停下来，教一位游泳的女青年仰泳。
　　对红色中国的其他地方来说，这是相当令人振奋的消息。各地的中国军队列队高呼“毛主席万岁”口号。一名叫刘新发的排长屏住呼吸说：“我看到毛主席游泳了。他非常健康！”他的同志们怀着同样的热情为这一特大喜讯而欢呼：“我们和你一样幸福。”不限于军队，哈尔滨机车车辆厂的工人，听到这一消息后，提前五个小时完成了十二个小时的工作量。在广州一家医院，一位海军英雄从手术后的昏迷中醒过来，说：“这个消息太让人振奋了。毛主席这样健康，是我们的最大幸福。”
　　受到邀请观看游泳的几位日本作家，赞同毛看上去的确相当健康的说法，不过，他们抱怨他们的船只相距太远，难以看到他真的在水里游。
　　（《时代》，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封面中国”系列所引《时代》报道均由作者试译，后面不再一一注明）
　　毫不奇怪，在中国局势扑朔迷离的半年时间里，毛泽东的身影居然一直没有在公众视野里出现，其健康状况不免世人关注。这一点，《时代》在随后的报道中时有提及：
　　去年底，他不再公开露面，让人猜测他是否病了，或者隐居起来思考问题。全世界没有注意到，他的军队正被打造成为一场新革命的战车，而且，直到最近几个月，军队扮演的角色才为之清晰。一些党的高官从权力中心跌落：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副市长吴晗；总参谋长罗瑞卿；文化部长（应为中宣部部长——引者）陆定一……
　　（《时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为防止突发事件失控，北京派军队驻守香港、澳门的边界地区，不过，仍有大量老百姓偷偷越境。他们带来不确定的消息，称毛泽东受喉癌折磨，红卫兵的清洗行动，不过是这位垂死独裁者的最后一搏。的确，毛在近来一些露面中一直没有公开讲话，而是由国防部长林彪当他的传声筒。
　　（《时代》，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
　　《时代》关于横渡长江的报道，兴趣显然在于毛泽东是否健康，并没有将目光延伸到更为复杂、更为重要的政治背景予以分析。相反，其笔触带有讥讽甚或尖刻，一次重要的政治亮相，结果被消解为一次简单的体育行为：
　　如果他的确费时六十五分钟游了九英里，那就比著名的十英里游泳比赛的世界纪录快了将近四倍。世界职业马拉松游泳联合会的会长，对此印象深刻，说他希望能邀请毛参加由该协会今年夏天在加拿大举办的两次长距离游泳比赛，除非毛更愿意当一名业余运动员，代表红色中国届时参加一九六八年的奥运会比赛。
　　（《时代》，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以这样一种口气和角度报道毛泽东横渡长江，不能不说《时代》失于肤浅。
　　时过境迁，当“文革”爆发过程已成历史，当内幕的一个个细节渐次披露，“健康”——这一对所有政治家的命运都至关重要的生理因素，仍不妨可以作为一个必要的切入点，帮助解析历史的复杂与幽深。
　　其实，在一九六六年，毛泽东本人对自己的健康也很在意，这是一个古稀之人自然而然产生的对生老病死的考量。横渡长江之前的六月十日，在杭州会见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时，毛泽东说了下面这番话：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施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转引自《毛泽东传》（下），一四一八页）
　　毛泽东的坦率、焦虑、担忧，的确让人吃惊，在我看来，这为“文革”为何一定要在一九六六年发动，提供了一个可以解读的空间。
　　中国民间，历来有“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找自己去”的说法，此话虽无科学道理，但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代，无形之中，它对不少老人总是会增加难以摆脱的心理负担，甚或心理暗示。一九六六年年底，毛泽东即将迎来七十三岁生日，对未来命运的忧虑，不能说对其政治决策丝毫没有影响。相反，在七十三、八十四的人生关口陆续到来之际，为实现自己的“继续革命”的政治理想，选择一个自己可以放心的接班人，毋庸置疑，他难免有一种十年之前所没有的紧迫感。只是他本人恐怕也未能想到，他与胡志明的谈话时流露的生老病死的忧虑，后来成了历史的一个巧合。一九六六——一九七六，“文革”十年，从发动到终结，恰好是在他的七十三——八十四岁之间。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毛泽东借横渡长江向世人证明，自己身体依然健康，依然可以领导一场新的、前所未有的革命。
　　《毛主席畅游长江》通讯发表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如今，东风吹来了。
　　一首创作于一九六四年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也仿佛早就在为即将来临的全民狂欢做好了准备。风起云涌，红旗招展，造反的人们汇成红海洋，高唱这首歌，走进八月狂飙。

　　二，狂飙
　　八月，正值夏天。通常情况下，北京温度虽高，有些热，但早晚温差大，远比南方一些“火炉”城市舒服许多。由夏及秋，这一季节，非常适合进行昼夜露天活动。正是在这样一个合适的季节，十万，百万……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涌进北京。
　　整整一周，北京都处在危机的狂热之中。游行队伍高举红色标语和毛泽东画像，海水一般塞满大街小巷。毛本人短暂出现在一次集会上，听人群高唱最近火遍全国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他离开后，人们冲上前去，争先恐后地与那些握过毛的手的人握手。
　　（《时代》，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
　　这些星期以来，开往北京的火车、公共汽车、卡车，满载一队又一队无比兴奋的学生和老师。他们涌进这座城市的大学礼堂、体育馆，涌进火车站候车大厅、露天广场，交流革命经验，以不同方式聆听如何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开展的演讲。事实上，北京已经变成了一个一直在开会的巨大会场，数以万计的人来到这里，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武装，然后离开返回，通常还带上北京学生领袖一起，以保证他们的主义的纯洁性。
　　（《时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身处红海洋，不绝于耳的是铺天盖地、词汇爆炸的诸多表述。其中，一个崭新的词——“牛鬼蛇神”，想必令那些欲将之翻译为外文的译者，挖空心思，难以完整表达。
　　自六月一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后，“牛鬼蛇神”，迅速成为批斗会、游行时使用频率最多的词汇之一，任何一个地方，无论城镇乡村，大街小巷，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八月十八日，林彪陪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发表讲话时，也使用了这个词：
　　在上周的讲话中，林赞颂以共产主义力量“改造人的灵魂”，号召红色中国“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时代》，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横扫”也好，“打倒”也罢，“牛鬼蛇神”到底如何划分界定，的确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英文词汇。《时代》翻译林彪讲话时，用monster和 demon表述“牛鬼蛇神”。Monster 有怪物、怪兽、畸形动物、丧失人性的人、预示凶兆的力量等含义；demon 有恶魔、恶人、邪恶的事物等含义。字面上虽与中文“牛鬼蛇神”词义接近，但焉能表达出此时此刻这一词汇后面的纷繁政治含义于万一？
　　中国人自身也难以厘清“牛鬼蛇神”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许多年后，当年的“牛鬼蛇神”之一、作家林希，在回忆录中提及往事，仍对之耿耿于怀，试图将之辨析，结果仍无法找到答案：
　　也算是对于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了，怎么就发明了一个“牛鬼蛇神”的词儿了呢？曾经有过地主、富农，还有反革命分子、胡风分子，好歹也有个指向。地主有土地，富农的日子过得比一般农民好，反革命分子要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或者杀人放火，右派说过反党的话，胡风分子，认识一个名叫胡风的人，等等等等。那么，牛鬼蛇神又是一些什么人呢？说不清楚，也不需要说清楚，说你是牛鬼蛇神，你就是牛鬼蛇神，比历史上的莫须有还不讲理，把牛鬼蛇神通通打倒，再踩上千万只臭脚。
　　（《百年记忆》，二一八——二一九页）
　　所谓概念界定，词义辨析，只能是局外人或者当事人过后才有可能考虑的事。狂飙八月间，又有谁能够冷静下来，做一次逻辑的梳理？一片狂热，红色海洋，早把该有的一切淹没在中。“牛鬼蛇神”的名单上，因受到批斗在八月、九月期间自杀的各界名人就有老舍、李达、傅雷夫妇、陈梦家、叶以群、言慧珠等，而早在此之前的五月，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等，已先行走上了不归路。苏联《新时代》杂志在一九六六年年底，发表了记者伊·安德罗诺夫访问中国之后的见闻《在中国“文化革命”的背后》，其中，写到他所了解的文化界遭遇的厄运。当年外国驻华记者很少，这位苏联记者所述亲历，是我读到的最早相关记录之一。他写道：
　　我们在上海看到了几张挂在街上的传单，评论中国创作知识界某些代表人物自杀的传闻。外国报刊报道，由于“红卫兵”的迫害，《骆驼祥子》的作者作家老舍、京剧演员周信芳、翻译巴尔扎克和罗兰的作品的文学家傅雷等人自杀了。在杭州，我看到了挂在街上的一张一个自杀者照片，在下面以蔑视的口气写道，“这个人没有经得起革命学生两个月来的批评，革命学生曾经要求他用毛主席思想的精神改造自己。”照片里自杀者尸体的脖子上有一根绳子。从照片上看，这个不幸者是在床背上吊死的。
　　（转引自《苏联报刊反华言论集》，三七四页，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文革”爆发二十年后，一九八六年，我在《北京晚报》编辑“五色土”副刊，曾组织过一次“难忘一事”征文。其间，收到北京一位小学老师的来稿。他与田汉是邻居，八月狂飙时，尚是一名中学生。他这样记叙自己亲历批斗田汉的现场记忆：
　　……“打倒田汉！”台上台下一片口号声。皮带呼啸着落到田汉身上，一件白衬衫上增添着横七竖八的红血印。他低着头，皱着眉，不说话。
　　打了一阵后，还要继续斗。一位小将冲到田汉面前质问：“田汉，你说，骂毛主席该不该打？”田汉低着头，皱着眉，不做声。于是，又招来一顿打。又一个红卫兵喊：“叫他跪下！”站在田汉身后的两人，三拳两脚，把他踢跪在台上了。
　　红卫兵穷追不舍，把麦克风拿到田汉面前，再次质问：“你说，骂毛主席该不该打？”田汉回答：“骂毛主席该打。”那声音分明是挤出来的，可经麦克风放大，倒也清清楚楚。刹时间，那红卫兵暴怒了，吼道：“混蛋！你敢说毛主席该打！”没等什么人喊口号声讨，更多的带铜扣的皮带，更猛地抽在田汉身上。他依然皱着眉，不作声，任凭抽打，身上的衬衫撕裂了，几处成了布缕条。台下群众呆呆地看着。
　　当打人者觉得“革命行动”没有必要继续下去时，批斗会散了。不少人拥到台前，怀着复杂的情怀，想看一看这些名人。一个中年人拉住了一个红卫兵队长，解释说：“刚才田汉说的是‘骂毛主席该打’，不是‘毛主席该打’，你们搞错了。”回答却是：“像他这样的坏人，打了就打了，打完就算了。”唉，田汉倒霉！
　　（《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五二页）
　　翻开《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大型画册，关于八月二十七日发生在北京大兴县的事件，简单记录如下：
　　北京大兴县的13个公社，43个大队的农民红卫兵，先后杀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直到9月1日市委书记马力到场制止，事态才平息。
　　（《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卷，一六五页）
　　数字无言，却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最早的注解之一。
　　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狂飙八月的中国。林彪在八月十八日讲话中，根据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号召“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第二天，全民性的“破四旧”迅疾展开。于是，在《时代》上，可以看到不少对“破四旧”各式各样行为的报道：
　　这些星期以来，已经清楚看到中国正掀起阵阵高潮，但是，却无人确切清楚到底将发生什么。上个星期，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突然席卷全国，噩梦则变得格外清晰。毛泽东不只是旨在清除所有外国影响，同样还要清除中国自己的文化、历史的根基。
　　红灯行。上个星期，北京的主要街道上悬挂起标语：“向旧世界宣战”。红卫兵发誓：“彻底砸烂修正主义温床。”他们在大街小巷横冲直撞，与身穿西服的中国人争吵，命令营业员只能卖宣传毛的思想的书，禁止卖进口商品和奢侈品，在卖化妆品的商店，通常用来洗地板的肥皂，被当做洗面用品出售。禁售的名单上还有：金鱼，鸟，鲜花，工艺品，精致的灵柩，珠宝，镀金标示统统改为红字。
　　理发师被警告不得留西式发型，北京的姑娘跑回家中，洗掉西式的烫发，齐膝长的裙子换成没有型的“革命式”宽松裤。三轮车被禁用，除非乘客愿意自己拉，让三轮车夫坐上面，但仍需照付车费。中国象棋、国际象棋被禁止。北京的公园里恋人们用来约会的地点，因不符合毛的指示精神而宣布关闭。在红卫兵的压力下，著名的“全聚德”员工，将创办之初的店名改之为“北京烤鸭店”，摘去老牌匾，并承诺从现在起，为工农兵提供“价廉物美”的服务，价格只有过去的一半。
　　急切的红卫兵换下老的路牌。苏联驻华使馆门口的大街，改名为“反修路”。中国人举行群众集会的天安门，改名为“东方红”——歌颂毛的一个口号。集中大部分外国使馆的街道，改名为“反帝路”。红卫兵还命令更换交通信号灯：绿灯停，红灯行——因为红色代表着向前进的革命。
　　……
　　外国鬼子滚蛋。一切都不再神圣。红卫兵到最有名的外交官孩子上学的圣心小学，将墙上贴上大标语：“外国鬼子滚蛋！”上课被停止。五位天主教修女被罚坐在流水沟里，任由红卫兵公开羞辱她们。红卫兵还冲击了仅剩的几个基督教堂，砸坏墙壁，用毛的半身像换掉宗教雕像。
　　他们从北京一座清真寺里拖出一位穆斯林领袖痛打，冲进一座喇嘛庙，拿出佛像。在沿海休闲城市杭州，红卫兵冲击灵隐寺，用标语口号盖上释迦摩尼佛像，标语写道：“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
　　这一群不懂事的少年，回到家里仔细检查所有值钱的东西。警告有钱人，三天之内被赶出北京，回到他们的乡下村庄，必须服从人民的意愿。回到北京的华侨，不得按照过去的方式生活，而是被勒令到农村劳动。红卫兵高喊：“我们要把北京变成一个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的城市。”
　　（《时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
　　八月狂飙，撼动整个世界。
　　无疑，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关系，或者说，那些曾经是朋友、盟友的国家，面对北京八月狂飙的反应，显然是西方媒体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时代》描述狂飙席卷之后的中国，即便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孤立”。中国早已与之发生辩论、关系破裂的苏联自不待言，甚至越南、古巴、朝鲜等国，其态度也发生变化。
　　《时代》先后报道了民主德国、古巴、苏联、匈牙利、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反应：
　　即便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也未能幸免。两名东德的军官从车上被揪下来，像对待许多帝国主义份子一样痛打一顿；这一攻击，严重到引起来自潘科（柏林的一个区——引者注）的强烈抗议——这也是来自共产主义国家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的诸多抗议之一。甚至，古巴的非温和共产主义的信奉者菲德尔·卡斯特罗，也谴责北京的妄想狂。哈瓦那的社论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为，让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足可以嘲笑和奚落。”红卫兵拦住苏联驻华使馆代办，在他面前举起毛的画像羞辱他，这也招致俄罗斯方面的抗议。
　　（《时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东欧的共产党国家，过去在中苏冲突中一直尽量宽容中国的偏差，以保持更大的影响力。现在他们也纷纷指责中国“疯了”。匈牙利共产党主席亚诺什·卡达尔称，中国事态为“民族悲剧”。东德则谴责红色中国人民“对毛的崇拜到了不着边际的地步”。
　　上周，红色中国的最后一个欧洲朋友，也有了不同看法。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报纸，避免提到文化大革命——或许因为它不想让自己对之有任何赞许。
　　俄国人则几乎被中国事态惊呆了。《真理报》和《消息报》关于红卫兵怪诞行为的报道，提供诸多准确的细节。《消息报》上周指责文化大革命完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一个巨大耻辱”。
　　西方的中国观察家密切关注河内的反应。所获甚少，因为胡志明的宣传机构几乎保持沉默。当然，上周河内官方报纸间接地论述世界各共产党，应该为支援战争中的北越建立联合战线。既然建立联合战线的观点代表苏联看法，那么，一些专家将河内的论述，看作他们摆脱北京的孤立政策的一种努力。北朝鲜最近的声明更为直截了当：它把红色中国人称为“左翼极端分子”和“危险的托洛斯基分子”。
　　（《时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三十日）
　　外界的所有质疑、指责、抨击，没有人会在意去听，去思索。在狂飙中，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声浪中，它们不过是一片片枯叶，落在红海洋里，一点儿涟漪也不会荡起。
　　三，主角——红卫兵
　　红卫兵，狂飙的主角。
　　一夜之间，整个中国，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成了红卫兵的世界。
　　这一年先后两次访问中国的伊·安德罗诺夫，亲眼目睹了北京百万红卫兵的壮观场面，他在《今年秋天的中国》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
　　中国首都的大街和广场好像戴上了节日狂欢会的假面具一样：房子的墙壁、柱子、警察岗亭甚至连桥上都被向毛泽东和“文化革命”的欢呼语以及咒骂和威胁中国许多著名党政活动家的花花绿绿的标语所覆盖。而在周围，无论往哪儿看，密密麻麻的“红卫兵”人群在全城流动，这些男女青年都穿着蓝色或者绿色的衣服，左臂上戴着红袖章。有二百多万青少年来到了北京，他们整天无事逛大街，挤满所有的市场和商店，把所有的汽车和电车塞得满满的，堵住了所有通向国家机关的道路，他们根据上级指示从上而下向这些机关“猛烈开火”。大多数年少的革命者的小小面孔是喜笑颜开的：当然！现在学习扔在一边了，可以到各地去，吃住都由国家负担，当党委和部下命令时（原文如此——引者），就再猛攻……
　　全中国各城市间串连的“红卫兵”总数大约一千万。当局拨出占全国百分之三十的运输工具来运输“红卫兵”。“红卫兵”列车优先通过，其他一切列车常常晚点很多才到。
　　（《苏联报刊反华言论集》，三○六页）
　　当列车载着红卫兵大潮在大地上流动之际，十岁的我，几乎每天都跑到铁路旁，注目他们前行。
　　母亲是公社小学的教师，家一直随着她而不断迁移。一九六六年前后，我家正住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唐镇区大桥公社的所在地。那两年，因修建丹江口水库，一条从汉口通往丹江口的铁路正在修建中，简称“汉丹线”。巧的是，那一年，铁路刚刚修通，距小学大约两三里就是唐镇火车站。在当时，这算是一个不小的车站，因蒸汽机火车到此，必须停下一段时间加水，这就给我们一群小伙伴有了近距离接触红卫兵的机会。
　　在最初的日子里，红卫兵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偶像，虽然他们有的只比我大几岁。我一直向往到远方旅行，羡慕他们可以一路高歌，有说有笑地畅游中国。他们坐在列车上，看见我们，总是挥挥手，撒下几张红红绿绿的传单。传单内容似懂非懂，但都让我好奇，当作宝贝似地拿回去，藏起来。不时，还可以看到大串联的红卫兵沿铁路步行，他们大多来自四川、湖南等地，虽然艰苦，但看上去一点儿也不疲倦，总是处在亢奋状态。最让我们佩服的，是走在前面举红旗的人，从我们身旁走过去时，总是故意摆出一副英雄气慨。有时，一队红卫兵停下休息，我们便围上去，问这，问那，他们对我们很友好，很耐心，当然，也很有自豪感。
　　十岁的年龄，不够当红卫兵的资格。但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因已上初中一年级，竟和同学们一起也组织了战斗队。他喜欢画画写字，公社小学的一间宿舍，便成了他们刻钢版、印传单的所在。每到晚上，那里灯火通明，大家忙得不亦乐乎。我也兴趣盎然地跑去帮忙，常常弄得满手满脸油墨，偷偷溜回到家。一切并不明白，却十分诱人。不用做家庭作业，不用去上课，也不再去听老师呵斥，虽不是红卫兵，我们却享受着狂飙携带而来的自由。在最初的日子里，我们哪里知道，在受到冲击的无数家庭的心目中，横空出世的红卫兵，实是让人恐惧的对象。
　　面对狂飙的主角，外国媒体试图寻找红卫兵的来龙去脉，了解其人员构成、组织形式、操作方式……《时代》在两处分别谈到红卫兵的历史来由，他们将战争年代的“赤卫队”与红卫兵串联起来：
　　出于感到他的国家遇到他在长征时同样的艰难，毛选择一种新的组织来作为他的战役的武器，并沿用三十年代内战时期的一个名称：红卫兵（准确地说，应译为“赤卫队”——引者）。红卫兵最初出现时，是协助毛的红军作战的农民。如今，红卫兵是高中生、大学生。他们常常身穿咔叽布的军裤，腰系皮带，臂戴红袖章。他们大概是听从毛的长期笔杆子、出任文化大革命领导人的六十二岁陈伯达的命令。陈发出命令：“你们必须在群众中间接受锻炼……”
　　（《时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
　　正是在北京诞生了震撼中国的最奇特现象：红卫兵。这一名称，可追溯至毛所遇到困难重重的二十、三十年代的国内战争。毛在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使用红卫兵称号，他们是非正式士兵，在诸如攻打长汀城之类的战斗中，协助他的军队作战。后来，红卫兵跟随毛及军队参加三十年代中期的长征，安全抵达延安窑洞。
　　六月中旬，红卫兵以当下形式再生。率先成立的组织，是在北京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组织者和最初领导人，是毛的长期笔杆子、六十二岁的陈伯达，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举行的动员大会上，毛第一次公开地支持他的年轻崇拜者。红卫兵站在两侧的观礼台上，他们大多数只有十几岁，或二十出头，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戴红袖章。根据明显的事先安排，七百名红卫兵冲到前面欢迎毛。毛被戴上红袖章，他所指定的二号人物、国防部长林彪也同样如此。红卫兵高呼：“毛主席，我们要砸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
　　（《时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令人困惑的是，十几岁的红卫兵，如何有如此大的能量能倒转乾坤，做出远不是他们的知识、阅历、能力所能胜任的举动。伊·安德罗诺夫在另一篇报道《在中国“文化革命”的背后》中，提出这一疑问：
　　在一张贴在墙上的用手写着巨大的汉字的长达三十米的传单上，对李雪峰（彭真被打倒后曾接任北京市委书记——引者）提出二十一条谴责。其中大部分是从他在五、六年前对党和共青团工作人员讲的话里面摘出来的。对李雪峰提出的谴责者——“红卫兵”少年们，他们对情况熟悉到如此惊人的程度，使我感到十分奇怪。不久，我在北京的一条街上看到了另一条同样令人惊异的“红卫兵”反对全国妇联执行委员王光美的公告（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妻子）。根据她的电话谈话，她被指责为“白色恐怖”和“反革命”！我又读了几张“红卫兵”的公告，便相信，这些“毛泽东的小兵”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知道被他们所谴责的人的几乎每一个步骤。不难设想，这些年青的“揭露者”是在成年叔叔的授意之下写的。但是是谁授意的呢？
　　在读着墙上的“红卫兵”的公告时，我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中国许多党和国家活动家的命运不是由党、由劳动人民——工人、农民、职工决定呢？为什么许多成年人现在一般都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而一些不成熟的少年“红卫兵”却代替他们来执行一切极为重要的社会事务呢？
　　（《苏联报刊反华言论集》，三七四页）
　　充满好奇、疑惑的外国记者，在北京，十一月二十二日，终于有了一次与红卫兵代表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我所搜集到的一份“文革”小报《驻京西方记者同红卫兵座谈纪要》（上海新华印刷厂半工半读学校《井冈山》翻印，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详细记录了双方对话。座谈纪要的“编者按”如下：
　　应驻京西方资产阶级记者的要求，北京女二中，男二中，红卫兵战校（清华附中）红卫兵近廿人，在十一月廿二日同他们进行了座谈，参加的除路透社、法新社、德新社和加拿大《环球邮报》驻京记者外，还有日本共同社和《赤旗报》驻京记者。
　　红卫兵小将首先主动介绍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的情况与成就，接着记者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有的是带挑衅性和摸底的，红卫兵小将有力地予以顶回或驳斥，现将该座谈记录摘要整理印发供参考。
　　双方所谈话题大小不一，涉及面颇广。与苏联伊·安德罗诺夫的疑惑相似，西方记者很感兴趣、也很想知道的是，一群十几岁的红卫兵，为何能够刹那间呼风唤雨，惊天动地，扭转乾坤。其中一大段对话如下：
　　红卫兵（甲）：大会是我们自己组织的，示威进行了两天一夜，八月廿九和卅日，参加人数101万人，当时有的外国记者不相信，问是不是真的由我们自己组织的，我们说当然是我们，干革命不分大小，只要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能创造奇迹。
　　白尔杰（路透社）：（问坐在他身边的一个小姑娘）那天大会好像是你主持的，对吗？你多大了？读几年级？
　　红卫兵：是的，十五岁，初中二年级。
　　巴格曼（法新社）：美国作家斯特朗曾经和红卫兵座谈过，她在《中国通讯》中说，红卫兵是军事力量，你们有什么看法？
　　红卫兵：红卫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后备力量，现在我们也搞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同越南人民在一起，同世界人民一起，消灭美帝国主义。
　　范桑（法新社）：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加入红卫兵？
　　红卫兵：工、农、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的子女参加是主体，同时吸收其他家庭出身的在政治上表现好的子女参加，最主要是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好。
　　白尔杰：你们红卫兵如何同党中央联系？
　　红卫兵（甲）：我们人手一套《毛选》、一本《语录》、一份《十六条》，还有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红旗》、《人民日报》的社论，这些都是毛主席的声音，党中央的声音。
　　红卫兵（乙）：每天我们拿起毛主席著作，就像听到了毛主席的讲话。
　　福原（共同社）：你们红卫兵的领导怎样产生的？
　　红卫兵：按巴黎公社的方式，经过大家充分讨论酝酿选举产生的，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白尔杰：你们说用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请你们解释一下好吗？
　　红卫兵（活跃）：还是请法新社的记者先生说说吧。
　　范桑：我不知道你们从巴黎公社究竟学了些什么。
　　红卫兵：我们像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选举制，自下而上进行酝酿讨论，对于选出的代表，随时可以批评，随时可以撤换。
　　范桑：现在全国有多少红卫兵？
　　红卫兵：没法统计，红卫兵组织是不断发展的。
　　翁西亚（加拿大《环球邮报》）：你们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多少红卫兵？
　　红卫兵：一千多学生，三百多红卫兵，我们这里红卫兵组织也正在发展。
　　翁西亚：你们红卫兵搞了很多活动，那另外几百人不是红卫兵的同学干些什么事呢？
　　红卫兵（甲）：红卫兵从来不脱离群众。毛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这里也是全体同学都动起来了，红卫兵是文化革命的急先锋，其他同学和红卫兵干的事情一样，不过红卫兵最积极，最肯干。
　　红卫兵（乙）：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诬蔑我们红卫兵是流氓、凶手、毁灭文化，敌人这样骂我们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他们骂得越起劲，越说明我们是搞对了，我们红卫兵干得好，很有成绩。
　　白尔杰：你们对国际红卫兵有什么看法？
　　红卫兵（甲）：我们完全相信总有一天红卫兵会出现在华盛顿、纽约、莫斯科、东京，人民一旦觉悟起来，就会动手自己组织起来。
　　红卫兵（乙）：革命不分中外，只分革命、不革命、反革命，只分拥护毛泽东思想还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巴格曼：你们相信苏联人民会组织起红卫兵反对他们领导吗？
　　红卫兵：完全相信苏联人民会起来反对修正主义领导，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共产主义大旗，必将插遍全世界。
　　巧的是，对话提到了毛泽东的游泳：
　　巴格曼：让我们从文艺转过来谈谈体育吧。毛主席提倡群众性游泳运动，你们会游泳吗？
　　红卫兵：（齐声回答）我们都会。
　　红卫兵（甲）：我们学游泳，这样不管美帝国主义从天上来或是海上来，我们叫他有来无回。
　　红卫兵（乙）：我们等了美帝好几年，我们的前辈头发都等白了。他们早来早消灭，我们欢迎他们明天就来，我们一定叫他们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海洋中。
　　巴格曼：如果苏联修正主义比美帝国主义来得早呢？
　　红卫兵（甲）：我们相信苏联人民决不会允许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进攻中国的。
　　红卫兵（乙）：这不决定于我们，就我们来说，我们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美帝苏修来了，我们一定奉陪到底，我们用正义战争来消灭非正义战争。
　　读这样一番对话，如同看一场精彩的话剧。说是座谈，不妨说是热情高涨的红卫兵，与具有挑战性的西方记者之间的思想碰撞，当然，还不妨将之看作一批少年与成人之间的一场“智斗”。狂飙时代，诸多喜剧色彩，尽在其中。
　　远看历史场景中的红卫兵，我相信，在许多过来人那里，一直萦绕于心、难以释怀的，恐怕首先是这一点：在历来崇尚“师道尊严”文明之国，为何转眼之间学生与老师相对立，将之视为魔鬼，对之实行批判、毒打甚至置于死地而后快。且读读林希的这段描述——
　　人们不能理解文化大革命何以把老师当成敌人，但学生们的革命热情却燃烧起来了，整个一个天津市每时每刻都有学生押着他们的老师游街，被革命焕发起来的智慧是可爱的，学生们想出了一切办法丑化老师，我看见过学生们在老师的身上糊旧报纸，旧报纸上写着教师的名字，再用红墨水在教师的名字上画个大大的叉子。我还看见学生们押着老师游街，让老师每人拿一只破铜盆，教师们一面走着，一面敲着破铜盆，敲一下，自己喊一声：“我是修正主义谁谁谁，我是王八蛋！”学生们非常得意，但在一旁观望的市民，却都是一副冷漠的面孔。（《百年记忆》，二一八页）
　　坦率地说，十岁的我感受到最初的“文革”之痛，便因为母亲是一名教师。
　　一天，如通常一样，我和小伙伴们兴奋地从火车站回家。走近家门，只见门口围满人群，挤进去一看，原来有几个红卫兵在学校的造反派老师的带领下，正在我家中抄家。外婆一脸恐惧，不知所措。母亲只有三十二岁，却显得不那么慌张，但当看到我时，赶紧使了一个眼色，让我躲到一旁。其实，母亲的罪名仅仅是爱打扮、穿着时髦。他们把照片、衣服、皮鞋、尼龙袜等一些其实并不值钱也不太时髦的东西，统统收集起来，陈列到一间教室里展览。小学不大，展览的场所与我家仅相隔几个教室。那几天，家里没有了说笑，连外婆训斥我们时也尽量压低声音。与别的受冲击的家庭相比，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遭际，但十岁孩子心里产生的那种诧异、惊慌，是久久无法消散的阴影。
　　四十多年过去，对红卫兵现象的解读，远比对“文革”其他现象的解读更为棘手，艰难，毕竟牵涉到数以千万计的一个群体的青春价值的评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是难免。无法回避的是，时间的流逝，渐渐冲淡了不少当事人对红卫兵各种行为的记忆，而历史的健忘与情绪化的积怨，都有可能从不同角度，影响人们冷静地、客观地反思历史。
　　至今难忘十年前，我与一位东北老师之间发生的争论。
　　二○○二年一月，位于日本京都的日本社科研究所，召开“六十年代世界青年运动的回顾与研究”研讨会，陈建功先生约请几位历史亲历者、研究者同去参加。我提交《“母爱教育”批判与红卫兵行为形成的关系》的论文。
　　“母爱教育”批判，发生在教育界一次虽不轰动却颇具影响力的事件。一九六三年五月，《江苏教育》发表《育苗人》一文，介绍南京师范学院附小教师斯霞精心培育学生的事迹，经改写后，又以《斯霞和孩子》为题发表于五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文章强调教师要以“爱心”爱“童心”，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教师“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几个月后，《人民教育》在刊物上发表一组文章，认为所谓“母爱教育”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早就提倡过的“爱的教育”，指责“母爱教育”涉及到教育有没有阶级性，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阶级烙印。随后，围绕着这些问题，教育界掀起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其基调可用一篇批判文章中的这段话来概括：“阶级教育是思想教育的核心。我认为，从孩子懂得要区分好人和坏人开始，就要适应他们的理解能力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离开了阶级教育这个核心，什么教育学生守纪律、有礼貌、团结友爱、不骄傲等等，都可以变成资产阶级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没有区别。”
　　这便是那一时代的中小学所推崇的教育。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人性论，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强调战斗性和反抗精神。同情心不再被肯定，善良不再被肯定，相反，无情被当作革命的坚定性，野蛮被看作革命者应有的勇敢。当学生们形成这种情感和道德观之后，毫不奇怪会走到造反的前列。他们不会意识到针对老师所做的一切是违反人性的，因为在他们形成的观念中，只有革命情感才是崇高的、才是值得肯定的。在京都的研讨会上，我的结论是：探讨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原因时，应该注意到此次展开的对“母爱教育”的批判，注意到红卫兵的人性扭曲，绝非完成于一夜之间。
　　未想到，我的话音刚落，一位来自东北的老教师突然站起来，激动地反驳我：“当年我们被红卫兵斗来斗去，没有一点儿尊严。现在，你又把责任推给我们。这样公平吗？这不是推卸红卫兵的责任吗？……”（大意）
　　在那样的场合，我没有与这位教师现场激辩。我能想象到当年他所受到的侮辱与伤害，理解他此时心情。我只是平静地说：“老师是受害者，红卫兵其实是另外意义上的受害者，是悲剧角色。在反思红卫兵时，需要找到历史的根源，需要更冷静的态度。如果不是‘文革’前中小学生接受的各种教育的原因，他们怎么可能一下子变得冷酷无情，面目可憎？”
　　转眼十年过去，我的态度依然如此。只不过，在“红歌”一度唱遍中国，有的当事人仅仅满足于“青春无悔”的当下，如何站在历史高度反思红卫兵的形成与演变，显得更为艰难更为沉重了。可是，一旦面对历史，谁又能忘掉狂飙的主角呢？
　　参加过京都研讨会的同年冬天，我到南京寻访巴金与胡风一九二五年左右就读过的东南大学附中旧址。走到附中旧址门口，才知道这里如今已是南京师范学院附小。校园里基本都是新建筑，只剩一幢三层楼的老建筑依偎新教学楼左侧，很难追寻当年模样。有些失望，但此时忽然有了意外的发现，教学楼前的花坛旁，有一尊汉白玉的女性雕像。一看雕像说明，原来她就任教附小、毕生献身教育的斯霞老师。
　　我不清楚斯霞当年受批判时的情状，也不了解她在“文革”中的遭际，只听说，她被迫离开了教学岗位，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重返校园。可以想象，那些年她的日子一定艰难。如今，她任教过的学校，为她树起一尊雕像，足见对她的敬重。我想，这也是历史对所有蒙受羞辱的老师的补偿。
　　伫立斯霞雕像前，不免想起年初在京都会议上的那次争论。我向她致以深深敬意。
　　四，“亲密战友”
　　八月狂飙，一个风云人物烘托而出。
　　“林彪上升到北京的权力阶梯之第二位，此事本身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故事！” 九月九日出版的《时代》选择林彪为封面人物，报道中的这句话，足以说明其理由。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封面。林彪为彩色肖像画，身着军装，头戴红五星军帽，满脸笑容，微微侧身前望。本来短而粗的眉毛，在画家笔下显得要长一些，被一脸深深皱纹映衬得更为醒目。浓眉之下，一双单眼皮眼睛，目光平和而含喜悦。对这位封面人物，没有多余的文字说明，简单到只有这几个字“国防部长林彪”。当然，不需要过多说明，封面上的其他部分的设计，已经表达出了编辑意图。右上角，斜挂一道白底黑字“ THE CHINESE NIGHTMARE（中国的噩梦）”，林彪身后，一个红色的大大的中文数字——“二”。诸多表达，尽在这个数字中。
　　在《时代》以往报道中，林彪名字的出现并不多。据查，《时代》最早的两次提及林彪，都在一九三八年。
　　第一次，《时代》发表书评《中国的红军》，介绍兰登书屋出版的斯诺长篇纪实《红星照耀中国》。其中写道：
　　另一位是林彪，二十九岁的红军大学校长，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军事战略家之一。他二十岁时即担任蒋介石军队中的上校。
　　（《时代》，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
　　第二次，《时代》发表长篇报道《亚洲的劳伦斯》，集中介绍抗日战场上的游击战术。这次，写到了平型关大捷后林彪的受伤：
　　八路军将领林彪被认为是目前战场上最能干的中国战略家，最近，在一次袭击战斗返回时，与他的六百名士兵一起身穿日本军装，骑上日本战马。在未能确认他们身份之前，遇到自己的游击队的伏击，结果，打伤林将军本人和其他人。
　　（《时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后来的《时代》上，很难找到林彪的名字，更别说叙述他的故事了。《时代》这样谈到作为军事家的林彪，在完成战场使命之后的若隐若现：
　　林彪突然升至北京权力阶梯的第二位，这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故事。故乡湖北省的人们，从未想到回龙山一个毛毡厂老板的儿子，会在十九岁时成为游击队的领导人。在汉人的中国，好男要当兵：于是，林前去广州进入黄埔军校，在蒋介石领导下学习，教官中还有著名的革命者，如周恩来，现任中国总理，以及北越的领导人胡志明。
　　在黄埔，他把名字“育容”改为“彪”。之后，他就以此名活跃于战场，到二十年代末，他成为清教徒式的共产党将军朱德麾下的一名团长，而朱的党代表是丰满、圆脸庞的年轻陈毅，现任北京的外交部长。朱的四万军队，大多士兵的装备不过是弓箭，所谓炮，也不过是松树土炮，填装一些碎石块、碎铁片。这支军队唱着根据美国内战时期南部联军的军歌改编的中文曲歌，在节假日偷袭国民党军队驻地，夺取食物。朱的部队与相邻的另一支毛泽东的部队合并后，林便学会了日后使毛为之出名的游击战术。
　　……
　　幽灵般的英雄，总是要在最危机之时才需要出场，因此之故，在胜利高潮来到之后，林的身影就淡去了。
　　（《时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林彪身影在政治中心的淡出，按照《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说法，归于他的健康状况。多病的他，与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之间发生摩擦，最终导致一九六五底罗瑞卿最早的被罢黜：
　　自50年代前期以来，林彪一直是慢性病缠身——常犯战争伤病、胃病、肺结核等病，这经常迫使他减少他的行动和政治活动。60年代早期这些疾病的复发显然造成了林彪和罗瑞卿之间的紧张关系。考虑到林彪的疾病，罗瑞卿也许曾希望能够被授予对军队更大的管理权力，或者甚至希望林会辞去国防部长职务。这对他很有利。根据一份戏剧性叙述，罗实际上曾当面对林彪说：“一个病人应该让贤，不要干涉，不要挡道。”
　　……
　　罗瑞卿事件的重要意义有两点。它有力地表明，毛泽东和林彪有决心并有能力解除那些不同意他们的政策及向他们的个人地位挑战的官员的职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册，一四一、一四三页）
　　林彪跃升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位，转折点是在八月一日——十二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原定会期只有五天，但临时改变议程，延长为十二天。全会期间，印发毛泽东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矛盾与冲突，由此公开化，白热化。
　　令人费解的是，如此重要的一次全会，林彪却在外地养病不归，请假缺席。临时改变全会议程后，毛泽东临时要林彪回京与会，局面顿时急转直下。相关党史著作这样写到林彪的出场：
　　8月6日，已向全会请假、在外地“养病”的林彪被毛泽东紧急召回北京。林彪到会后，立即采取了与大多数中央领导人截然不同的态度。8月8日，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中，声称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8月12日，林彪在全会闭幕式上讲话说：“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了这一个革命”；“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第二天，他还说：“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七六九页）
　　以这种态度赫然出场，林彪跃居第二遂成定局。《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写到，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于八月十二日临时增加了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议程。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七人，扩大为十一人，排名依次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名列第二位；刘少奇则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都不再提及。
　　以具体时间计算，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跃居“第二”，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折戟蒙古国温都尔汗沙漠，为期五年仅差一个月。
　　跃居“第二”的林彪，一周之后，八月十八日，陪同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检阅百万红卫兵。关注中国局势的西方人士，一定会感到惊奇，在这样的场合，站在毛泽东的身旁的，既不是过去中共党内排名第二的刘少奇，也不是排名第三的周恩来。高大魁梧的毛泽东身旁，紧紧相伴的是瘦小身材的林彪。他身着解放军军装，频频挥舞用红色塑皮包装的袖珍版《毛主席语录》——而这本“红宝书”的“再版前言”，便由他撰写。在这次盛大集会上，他代表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发出“破四旧”的号召，浓重的湖北乡音，声调提得极高，高到嗓音变细而发颤，令人过耳难忘。
　　多年身影淡出，被《时代》 比喻为“幽灵般的英雄”的林彪，一旦登场，立即为世界所瞩目。一个星期后，《时代》以《亲密战友》为题第一次报道了林彪地位的新变化：
　　眼下，不幸卷入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民，毫无在困扰全国的政治震荡中得到纾缓的迹象。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此次清洗似是变得愈加紧张。北京方面的电台，报道了一份高层领导人的名单，有的被贬黜，有的被擢升。其中，擢升得最高者：五十九岁的国防部长林彪。
　　在最近一次盛大的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林彪以年长（七十二岁）的毛主席的接班人身份而适时地被指定。外交官、外国记者未获准参加大会，但可以在电视上观看百万游行队伍高举红旗和毛主席画像，走过北京的天安门。据官方通讯社报道，林与毛“肩并肩”站立城楼之上，微笑着向人们挥手。
　　毛称林是“亲密战友”，到了讲话时候，是由林彪而不是毛发表讲话。毛通常穿平民装，为表明一种支持，此次他特地改穿一身军装，以与林显得一致。随后，在官方报道的出席大会的领导人名单中，林的名字紧随之后，红色中国长期的二号人物、六十八岁的理论家刘少奇，名列第七。
　　（《时代》，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选择林彪，在《时代》看来，不是毛泽东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在六十年代早期他酝酿新的革命时，以军队为后盾、以可以信任的林彪为“亲密战友”，对于他，是一种历史性的选择：
　　大跃进的失败比任何军事败仗更严重地损害了共产党在中国的形象。“灰市”遍布全国；工人、农民失去劳动热情；上海、广州、沈阳、北京空空如也的食品店前，所排长队比清朝农民头上的辫子还要难看；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成为“黑人”，他们从城里被赶到乡下，又纷纷投亲靠友返回城里偷偷打黑工；文化界出现犬儒主义（愤世嫉俗）；在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曾被毛成功地用来进行清教徒式的教育，如今则如所有旧东西一样备受诟病。……于是，毛决定重新发动革命，并选择一个人来当革命的启动电池。此人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充满传奇和幸运，他就是：林彪。
　　（《时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时代》描述林彪被挑选成为一场新革命的“启动电池”，并非一日之功，更非简单地被动性选择，而是他早就为走到“二”的位置，做了他人未曾想到的铺垫：
　　林对毛拥有狂热而无与伦比的忠诚，这为他赢得了今日的荣耀。早在一九五九年，他就打造着毛所需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车，以此证明自己堪当此任。第一步，加强总政治部的作用，使其不仅是军内一切政治活动的指挥中心，更重要的，它也指挥着军队介入和指导“老百姓世界”的一切活动。第二步，林在全军上下加强党组织建设——每个班一名党的辅导员，每个排有“党小组”，每个连有党支部。不管该部队驻扎何地，党支部都要直接向地方县委汇报工作。如此一来，不仅军队自始至终离不开党，军队里的党组织也掌握在军外人员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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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游戏。为使军队完全具备毛的精神，林与麾下军官设计了一整套神秘的蛊惑人心的数字方式，对军队的考核标准不是基于军事能力，而是确定为毛主义的“三八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要求士兵“思甜”，以“两忆三查”规范其思想，重要的是“红”，而不是“专”。
　　这一套数字游戏显然很有效。新华社郑重报道一九六三年的一个生动事例。一个师的部队接到扩建首都国际机场的任务，以便可以降落喷气式客机。师长发现他们既无技术条件又无足够人力来胜任此任务。苦恼之际，他命令全体官兵反复读毛的著作。于是，在学习和思考一两天之后，该师完成了喷气式时代的这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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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林已将军事思想完全融入党的原则之中，随后取消军衔，命令士兵之间以“同志”相称……
　　林跨过了清洗的门槛。正是林的军队报纸在十个月前，号召发动一场针对“黑帮、违背毛思想的反社会主义路线”的战役，从而预示着这个国家将返回到严酷的革命状态。事实上，毛在本月初同意林使用军队，将中国变成一个“革命大学校”，全民皆兵。
　　（同上）
　　当然，在《时代》报道中，林彪跃升“第二”，其意味远远不限于中国国内局势。《时代》猜测“文革”此时爆发的原因，猜测毛泽东的意图，这样写道：
　　红色中国是否最终被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压力激疯了？中国军队的人海是否会与十六年前涌入朝鲜一样，突然涌进东南亚？或者，此次乱局仅仅是党内权力斗争的一种反映？无人能确定。红卫兵的所作所为，是否是又一次灾荒来临之前的预示？所有这些关于北京当前清洗的猜测，似乎各有道理。
　　（同上）
　　美国正陷入越南战争漩涡，还有什么比军方人物在中国政治地位的提高，更令他们担忧和恐惧吗？林彪地位的跃升，中国军队介入越战的可能，朝鲜战争的历史足以导致美国军事战略的变化，影响整个亚洲的局势。走笔至此，忽然明白，以林彪为封面人物的此期《时代》，为何采取了这样一种设计：大大的“二”，衬托一身军装的林彪，身份说明“国防部长”，极为简单，却又分明在突出其军事含义。可以说，在《时代》乃至许多美国人的眼里，中国的“文革”爆发，与美国的越南战争，存在的一种内在关联。
　　于是，远方的地球另一半，也被中国的八月狂飙映得一片通红。
　　完稿于二○一二年十一月五日，北京第一场大雪后。
　　参考书目：
　　《红色往事》（第六卷），济南出版社，二○一二年
　　《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二○○三年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百年记忆》，林希，中国社会出版社，二○○五年
　　《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东方出版社有限公司，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杨克林编著，一九九五年
　　《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李辉、高立林编，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苏联报刊反华言论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一九六七年二月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二○一一年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金光耀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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