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历史不是由亲历者写成的—读韩少功《革命后记》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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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革命后记》这个论题本身就是错的———“革命”还没到可以“后记”的时候。当它还是“现在分词”的时候，为它做“后记”太早了。
　　从理论上说，“当代史”根本就不是“史”，鼓捣得好得不能再好了，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非官修的“实录”。历史需要沉淀，也需要距离。或许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得很久很久以后才能修成，那也没关系嘛，无非是晚一点。
　　我认识韩少功。凡做驳难文字，如果驳难的对象我不认识，那文字通常会比较晓畅些。常说“无知者无畏”，具体到我这儿，起码是“不知者不畏”。认识的就不行了。盖驳难实为一种高智力游戏，“有理走遍天下”的乌托邦常识，在这儿完全不适用。常见有一类智力低着一档的勇士发起挑战，明明占着一定的理，可那一招一式仍然透着笨拙，而笨拙的背后便天然地露出了浅薄。明白了这一点，当我自忖是以智力低一档的角色出现时，难免未战先怯，那文字也就格外地绕。去年评论王蒙的《这边风景》时，就是这种心态，用格外绕的文字，掩盖欲说还休的吞吞吐吐。这回要来说说韩少功了，情知又是一篇格外绕的文字，索性就从绕入手。绕什么呢？就从做研究的简单和复杂说起。
　　但是在开始绕之前，我愿意先晓畅一下，给您一个痛快：在我看来，《革命后记》　这个论题本身就是错的———“革命”还没到可以“后记”的时候。当它还是“现在分词”的时候，为它做“后记”太早了。君不见仍在践行着的种种没有合法性的规定，例如为文学划定的某些写作边界，如果一定要讲出一个合法性的理由，可能也只能是：这是防止反革命复辟的需要。
　　做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另一种是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当然，如果逻辑地推导一下，还可以导出第2.5种方法，那就是把复杂的问题弄得更复杂。
　　我还可以想象出第2.75种方法，而且这种方法似乎更适用于“文革研究”。说“文革”本来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譬如某人动了一下小指头，猛一听让人很难认同，而为了使这种说法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就需要有一系列的论据、论证。这就成了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反过来，如果先承认“文革”很复杂，再去把它弄简单，就比较容易被人接受。当然，这儿有一个实际困难，就是时机还不到，所以这种方法只是理论上存在。简单，最根本的标志就是抓住了本质。在这个步骤切切实实地完成了以后，再在此基础上去进行细化的研究，弄得再复杂也不会荒腔走板了。相反，若是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就去做复杂化的研究，那就很容易落入一个陷阱，借用一个“文革”中最常见的表述方式———大方向全然错了！
　　恩格斯说，生活中什么事都发生过，为任何观点找几个例子都不难。
　　所以数学家、物理学家都推崇简单。他们最高级别的赞叹就是：“这个公式真漂亮！”而他们所说的“漂亮”，其实就是简单。一个简单的公式涵盖了那么丰富而又重要的内容，必定是抓住了这些内容的本质，所以漂亮！
　　对“文革”的认识，就需要一两个这种漂亮的公式。

　　哥德巴赫猜想与“文革”

　　关于哥德巴赫猜想，有一个美丽的传说。1742年6月的某一天，瑞士数学家欧拉工作得累了，就以拆看朋友们的来信作为休息。他看到了一位叫哥德巴赫的德国朋友于6月7日写给他的信。这个德国人严格讲还算不上一位数学家，但常有一些奇思妙想，所以两个人一直保持着通信来往。果然，他在这封信里又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猜想，请欧拉给予证明，或者证否。欧拉想了一下，首先，他对这个猜想本身做了改进。现在人们所说的“哥德巴赫猜想”，即“任一大于2的偶数都可写成两个质数之和”，其实已经是这个改进后的欧拉“2.0”版了，原始的1.0“哥版”，篇幅上是欧版的两倍多，内容上却低了一档，即能够满足哥版的，不一定都能满足欧版。然后，他想出了对这个漂亮的猜想的证明，并且随手把这个证明记在了案头一本书的页边空白处。做完这件有趣的事，他又继续原来的工作，直到稍后的某一天，他意识到这个猜想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决定公开发表，可是他无论怎么回想都想不起当时是如何证明的，也找不到记有这个证明的那本书了。想再重新证明，却一再失败，结果只能把那个猜想予以公布，把证明的任务留给了后人。
　　数学家们很快认识到了证明这个猜想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但是在剩下的半个18世纪和整个19世纪，都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直到20世纪又过了五分之一，1920年，终于出现了突破，但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被简称为“证明了9+9”。完成这个证明的是挪威的布朗。这个结果虽然离最终证明还很遥远，但其重大意义不可低估———它开辟了一个通向终点的“路径”，即将命题中的“两个质数”加以“拆解”，变成了“任何一个足够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为一个素因子个数不超过a个的数与另一个素因子不超过b 个的数之和”，记作“a+b”，到证明了1+1，就是哥德巴赫猜想得到了证明。这显然是一条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的路径，但此路一开，成果即接踵而至。1924年证明了7+7，1932年证明了6+6，1937年更是先后证明了5+7、4+9、3+15和2+366。新进展不断出现，最多也只是间隔8年。中间在1948年还由匈牙利的瑞尼证明了1+c，虽然那个c是个很大的自然数，却是最先让a值为1的证明。到临近最后的那一段，更呈现出某种冲刺般的速度，1962年先后证明了1+5和1+4，1965年证明了1+3，仅仅一年之后的1966年，即由中国的陈景润证明了1+2。眼看着离1+1只剩一步之遥了，冲刺却戛然而止。到今天，48年过去了，已经超过了从1920年到1966年的成果迭出的46年，竟然毫无进展！
　　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有一个猜想。当陈景润用“筛法”证明了1+2的论文发表之后，国际数学界曾经将其誉为筛法的“光辉的顶点”。莫非真的到顶了？或者说，由挪威的布朗开创的那条“路径”走到头了？这不能不让人想到那个美丽的传说，想到欧拉那个漂亮的证明。它曾经被随手记在了一本书的页边空白处，而陈景润的论文却印成了一本书。两者走的显然不是同一条路径。当然，传说只是传说，已经无法证明其实有，但是他仍然可以让我们产生一个猜想：最后证明那个漂亮的猜想的，应该也是一个“漂亮的公式”。
　　“文革”就是一个中国的哥德巴赫猜想。
　　“文革研究”期待的就是一个欧拉那样的、可以写在页边空白处的“漂亮的公式”。

　　1+c和《革命后记》

　　1978年初，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1月号上发表，轰动一时。今天已经看得很明白了，就文学而言，真正从精神的高度对“文革”思维进行拨乱反正的不是那些伤痕小说，而是这篇报告文学。它的价值所在，不在于表彰了一位科学家的“先进事迹”，而是通篇高扬着的科学精神。正是这种中国读者久违了的精神，凸显了“文革”思维的反科学、反现代文明的本质。
　　我这样讲，并不是要否定《伤痕》《班主任》《坟》等等的价值；正相反，它们都是一个过程当中的里程碑，包括风靡一时的“反四人帮不反‘文革’”的《于无声处》（宗福先），它们的时代局限恰恰承载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它们就好比那个9+9、7+7。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后记》也是其中的一个，而从细部看，它更像1+c。这个“更像”，即便是不准确的，至少也是有趣的。在“大丰收”的1937年，意大利的蕾西先后证明了5+7、4+9、3+15和2+366，即使完全不懂数论，我们也能从它的表面数值清晰地看出其中的规律：证明的进展，不是以a+b之和，而是以a 值的减小来衡量的。而在水平相近的情况下，a值每减小1，就得让b值付出更高的代价，当a从3减到2，b竟然从15猛增到366。不知是不是因为觉得这种代价太高昂，下一个进展便是苏联的布赫夕太勃于1938年证明了5+5，两年后又证明了4+4，似乎重新回到了让a循序渐进的老路。可是在经过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的停顿之后，1948年，匈牙利的瑞尼证明了1+c，其中c是一很大的自然数。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种不计代价先突破一点的“路子”实际上有点“欲速则不达”，对比2+366，为了把a 值减少1，其b值竟增加到只能用符号c 来表示的不确定的“很大的自然数”，代价太大了，而后来的进展，还是通过3+4、3+3、2+3，然后才有1+5、1+4、1+3，最后达到1+2的。但是这种事后诸葛亮的判断，并不能否定它最先使a值为1的功绩。
　　为什么说《革命后记》更像1+c呢？因为———至少在我所能了解到的范围内———它是第一个由中国人在中国把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正放在世界背景下所做的“文革研究”。这就是那个a值为1。我还认为，这一点在韩少功尤其难能可贵。韩少功是寻根文学的首倡者之一，他的小说《爸爸爸》《女女女》，是寻根思潮中具有开创性的作品。按当时的说法，其目的是要探寻“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我确实挖苦过这个说法的不准确，不过今天还是能够从可以意会之处来理解它的真实涵义，包括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去解释“文革”之所以会发生的原因。　
　　总的讲，它的批判性是清晰的。至于它后来很大程度上蜕变成了对旧文化的把玩，应该说怪不到它的开创者们（韩少功、郑万隆、李杭育、郑义等）头上，至少绝非他们的初衷。到了《革命后记》中的世界背景下的“文革研究”，“民族文化”的视角已经被“人类文明”的视角所取代，中国的“文革”不再是只有中国才会发生的“民族性”事件，“文革”中发生过的那些从最荒诞不经到最令人发指的情况，在世界各地域都曾经发生和还会发生，只不过在发达地域发生在过去，尤其是所谓的“中世纪”，而在欠发达地域则发生在最近，甚至在中国的“文革”之后。当然，韩少功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尤其是因为他特别强调事实的“亲历性”，这代价就显得格外大，即使不是原来可能有的2次方，至少也是2倍。没有也没必要去精确计算，大略说，在约计10万字的篇幅里，真正的研究不足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以上是对事实的陈述。这也许是必要的，至少是允许的，特别是那些祛蔽性的陈述，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当韩少功对那些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乃至臆想为之的“事实”嗤之以鼻时，读来常有会心一笑。韩少功的“亲历性”有两个层面，狭义的亲历指个人的亲历，广义的亲历则扩展为集体的、或者说所有“在场者”的亲历。当这两种亲历的事实，从不同的角度，以富于装饰性的修辞和句式洋洋洒洒地铺陈开来之后，却产生了某种让人觉得被淹没了的、无所适从的效果。文字的张力使这些事实的能指膨胀开来，成为某种只能用符号c来表示的不确定的“很大的自然数”，而它的所指却因而失去了精确性。举例来说，当你意识到某个历史事实显然与现实有可能产生关联时，你很难确定它到底是在“影射”现实，还是在为现实辩护，更搞不懂怎么可以用被批判的“文革思维”作为“武器”，反过来“批判”现实。做个猜想，或许就是这一敏感题材，它竟然还能在《钟山》发表的原因吧？

　　不是所有的“事”都可以成为“例”

　　于是我们回到了前面提到过的命题：生活中什么事都发生过，为任何观点找几个例子都不难。所以对于严谨的研究来说，不是所有的“事”都可以成为“例”。
　　但是很抱歉，我只能这样笼统地一说，却不能就《革命后记》中作为“例”的那些“事”去做具体的讨论。如果我指出人家的某一点在我看来是不对的，那就得讲讲我认为它不对的道理，其中的一部分还应该讲讲在我看来怎样才是对的。而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你懂的。
　　然而，真是一个都不说，好像又交代不过去。就只说一个，作为例子吧。说哪个呢？就说说那个切入点吧。把新政权成立之初的道路选择作为切入点，很有眼光；　再把用什么来激励人心作为道路选择的突破口，堪称精当。领袖曾经在由西柏坡迁往北京时，把此行比作进京赶考，充分体现了一种兢兢业业、谦恭审慎的心情。不过，当时存在的考题其实有两道，其一是能不能建成一个让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都能过上富裕的、有尊严的生活的社会，其二是会不会像李自成那样丢掉已经到手的政权。他心中想的是哪个，或二者都有，他没说，咱们也不知道。避开此类宏大叙事，从较小处入手，很好。任何社会要正常运转，都得有激励机制（当然也得有惩戒机制），而作为这个激励机制的道路选择，说白了就是拿什么去赏赐臣民，是物质的？还是政治的？然后我们就读到了种种事实，表明当时决策者的选择不是物质刺激而是政治激励。这样选择，并不是因为不“唯物”，而是因为太穷，能让人们填饱肚子之外可供用于物质刺激的资源实在太少了。当然，放弃了物质刺激，也就放弃了市场经济，因为没有物质刺激的市场经济是无法想象的。我对这些事实没有任何异议。我尤其赞赏韩少功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进一步剖析了当时所实行的那种政治激励的实际内容。政治激励也是需要资源的，而资源又总是稀缺的，于是就有了一种政治等级制度，使一定数量的人处于政治不安全的区域，从而使更多的人因为有了政治安全感便觉得已经不错了，把可以不受惩罚视为奖励。应该说，这是很精辟的剖析。问题是，当韩少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政治资源尽管稀缺仍然可以搞政治激励的同时，实际上也就动摇了他自己提出的关于不选择物质刺激的原因。然后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虽然你提到的事实不假，其真实性勿庸置疑，但是还有一些其真实性同样勿庸置疑的事实你没有提到，比如当时“革命队伍”的待遇制度，很快就完成了从“供给制”到“包干制”再到“薪金制”的转变。这表明，当你过分依赖“事实”或“事例”来导出自己的结论时，你很容易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你不可能列出所有的事实事例，而且你会不由自主地避开那些对你的结论“不利”的事实事例，可是一旦别人把这些提出来并加以强调，是不是就会导出很不一样的、直到截然相反的结论？
　　人们甚至还能继续往下推衍。改革开放之初，要搞市场经济了，自然就得有物质刺激跟上。以相对值来看，当时可供用于搞物质刺激的资源比建政初期还要稀缺，但决策者仍决定给工人涨工资，只是实行了严格的指标控制。大致上，是总人数的40%。明显地僧多粥少，“下面”便有人发明了变通之法，让其中的一部分人只涨半级。当时较低工级的工资级差很小，比如三级工到四级工也就是七、八元，涨半级只有三、四元，而且即便这样，仍然有一部分“五八二”、“五八三”轮不到，然而总的来说，有大约60%的人涨了一级或半级工资，却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这个希望，不是随着资源的告罄破灭的，恰恰是随着资源的日益充裕破灭的。
　　如果再进一步，人们是不是还能在那个切入点的“附近”，看到其他一些事实事例呢？最近看到一则对袁伟时教授的采访记录。这位以哲学家的身份关注历史的老先生，在谈到教育问题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国民党从20年代在广东执政起到把全国政权夺到手，就搞党化教育和所谓三民主义教育，对学校干扰很大。但知识分子的风骨和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没有被摧毁；　那时没有什么人敢说要改造知识分子。”这不能不让人想起1950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这是新政权建立后的第一个“运动”，虽然手段相当温和，以团结教育为主，却是毫不含糊的以改造知识分子为目的的运动。如果你想怀怀旧，无妨温习一下当年的老电影《思想问题》，看看那些浑身都是毛病的旧知识分子，怎样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改造世界观，重新做人”。由于袁老先生的提醒，我想了一下，其实岂止国民党，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当政者里，还真是“没有什么人敢说要改造知识分子”啊。
　　很明显，你完全有可能再举出更多的事实和事例，想要多少就能有多少。它们都具有令人信服的真实性。当然，你也可以抬杠，说任何事件一旦成为“过去”就不再可能恢复它的“真相”，而这一点差不多也已经是多数人的共识。
　　这不就是那个只能用符号c来表示的“很大的自然数”吗？

　　历史不是由亲历者写成的

　　“如果现场记忆一开始都难免误差，那么所谓历史，由一些非目击者们书写于现场的数百公里乃至数千公里之外，书写于现场的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之后，就那样可靠？由非在场者们一再引用、转述、推论、发挥的大部头，经过复制和再复制，加工和再加工，转换和再转换，就不会是一堆以讹传讹的流言蜚语？”在《革命后记》的开头，韩少功就表示了这样的担心。接着他又说：“作为在场者之一，越来越少的‘文革’亲历人之一，我不可能接受一些嘻哈族的‘文革’，比如他们觉得红卫兵步行串联特有趣，那不就是‘驴友’探险吗？他们觉得知青下乡也特来劲儿，那不就是真人秀的　‘魔鬼训练’　吗？他们甚至觉得子弹横飞的武斗够爽，够刺激，嘿，那时候‘军迷’玩（了）一把真的耶。我也不可能接受一些洋左派的‘文革’，他们曾认定革命样板戏就是文化领域人民主权的神圣标志，红卫兵挎上驳壳枪就是最彻底的解放，工人赶走厂长就是共产主义的梦想成真。当然，我也完全不可接受某些中国官员的振振有词：‘你以为现在还是文革？你们还想踢开党委闹革命？’”然而这又的确是令人信服的真实，正如韩少功自己所慨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已成为“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噩梦一去不复还，谢天谢地。这些话语的背后，很可能掩盖着他的一个误解———他似乎认为历史应该由亲历者来写才能“更接近真实”。
　　虽然他对什么叫“更接近真实”也没有把握。
　　我倒是觉得，如果他能在这方面更放开一些，应该还可以走得更远一些。
　　比如，既然“现场记忆一开始都难免误差”，那么所有的历史都不可能是对既往事件的复述，只能是一种“再叙述”。因此，它与既往事件的“事实”吻合到什么程度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它能否给后人提供一个他们“应该知道的”关于那个事件的真相。这个“应该知道的”是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起变化的，所以历史才会被不断改写。改写自有改写的道理，但并不等于原来那个被改了的就没有道理。
　　这样一来，历史对事实事例的依赖就相对地有限了。这不仅使亲历者的“优势”变得失去了意义，同时也让所有的在场者可以放心地把“再叙述”的任务留给后人。不管有多少人怎样殚精竭虑千方百计地去遮蔽种种的事实，最终也改变不了历史。总会留下种种的蛛丝马迹草灰蛇线，使后人能把历史“再叙述”成它“应该”的样子。在元人根据宋实录所修成的《宋史》中，贾似道被毫不含糊地归入了《奸臣传》，相当于已经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但是在明人根据元实录修成的《元史》中，却记载了元世祖忽必烈说过的一句话———公元1259年，忽必烈率领十万大军攻打鄂州，而宋军防守鄂州的总指挥正是贾似道。从九月初到闰十一月，经过三个多月的激战，蒙军的轮番强攻、智取，都被贾似道指挥的宋军一一击退，鄂州城屹立不动。正是这个后来被描述为“贪生怕死”的贾似道，在鄂州城防最危急的时刻，把他的指挥所由汉阳“移镇”到鄂州城内，并且在战斗最激烈时亲临战场第一线，而因为他的身份是文官，亲临战场时仍然穿着文官的官服，连副盔甲都没有披戴。忽必烈久攻不下，内部又出现了继位之争，只得退兵，回顾三个月以来的战事，竟当着众臣僚的面喟然长叹道：“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南宋150多年，能在战场上赢得对手尊重的将领屈指可数，而“以文官领军事”者，贾似道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人竟成了大奸臣，而大忠臣如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宋末三杰”）等，却都是些文不能治国安民、武不能克敌制胜的角色。那得是一种多么高效的逆淘汰机制啊！这样的朝廷不亡，是无天理———这正是今天的我们所“应该知道的”历史。
　　可以放心地把“文革”历史的再叙述留给后人去完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事儿真用不着着急。“以史为鉴”的说法固然不错，但也要看怎么去理解。数学家们坚持不懈地要完成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并不是因为有人不信这个猜想，需要说服他们相信，证明给他们看。这个一点都不重要；谁爱信谁信，不信的只管不信。完成这个证明是为了科学的进步与完善。一段时间以来，有个很流行的说法，说反思“文革”是为了汲取教训，“防止悲剧重演”。言过其实了。至少我认为，这种担心没有必要。“文革”当中这样那样的局部性的弊端，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是作为整体性的“文革”，已经不可能再发生了。正如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可能再发生内战一样，一个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充分普及的国家，也不可能有“文革”。怕再来一次“文革”的，尽可以放心；盼着再来一次“文革”的，也不必再痴心妄想。这是科学和现代文明赐给我们的幸运。《革命后记》中就有一条时隐时现的逻辑链，清晰地指向了这个结论。
　　中国自古就有隔代修史的传统，你这个朝代的事，你自己说了不算，得下一个朝代的人说了才算。我们的责任是赶紧把《清史》修好，正无需急着抢什么“第一时间”去鼓捣当代史。从理论上说，“当代史”根本就不是“史”，鼓捣得好得不能再好了，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非官修的“实录”。历史需要沉淀，也需要距离。或许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得很久很久以后才能修成，那也没关系嘛，无非是晚一点。某日读史，讲一位大臣跟皇上当面讨论该皇上的身后事，大臣张嘴就说：“陛下千秋万代之后”如何如何。咱们的老祖宗真是有长远眼光呀！正如“永远”看上去很远，仍然可以问一个“永远有多远”；“千秋万代”看上去几乎没有尽头，终归还有一个“之后”在那儿等着。
　　千秋万代之后，人们关于发生在千秋万代之前的“文革”，“应该知道的”都有什么，我真是说不好。您说得上来？
　　我比较有把握的是：我坚信那时人类还来不及灭绝或被灭绝，其中的知识分子也没来得及被改造成清一色的摇尾族。

http://wenxue.news365.com.cn/wxb ... /content_190450.htm

刘军男

陈冲同志，您的评论的确很绕，我实在没有看明白，大概也在30%处放弃了。我的感觉是，批评别人总是很容易的，难的是批评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