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韩少功始终只是个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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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中国
    □王彬彬 南京大学教授
    韩少功的长篇散文《革命后记》，发表于《钟山》杂志2014年第2期。虽然韩少功做了209个注释，但应该补充的注释还有很多。此前我已补充了两个，现在第三次替韩少功补注释，然后便告一段落。
    韩少功说：“没有证据表明红色中国建立之初就一心反市场。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的设想，民族资产阶级是国家的一大重要支柱，是五星红旗中的重要一星。刘少奇、朱德、陈云等都曾公开鼓励工商业者发展资本主义，称资本家是‘朋友’，资本主义‘有功劳’和有‘进步性’。当党内另一高官高岗为此向刘少奇发难，毛泽东坚决站在后者一方，没给极左论调什么机会。”(第17页)
    这是一个独立的自然段。为了证明红色中国建立之初不反资本主义，韩少功做了两个注释。其实，这注释做得多余。而关于高岗的说法，韩少功却没有作注，这倒是问题所在。
    没有人说过红色中国建立之初就“一心”反对市场。也用不着援引《新民主主义论》来证明什么。不过，事情也不像韩少功说的那么简单，那么浪漫蒂克。1949年3月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确立了取得全国性胜利后对私人资本主义“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毛泽东在大会的报告中说：“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但是，私人资本主义“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在报告中强调：“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是又要限制和打击，1952年的“五反运动”便是对私人资本主义的严厉打击，而又以上海表现得最典型。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1952年2月25日我到达上海。我去之前，上海的‘五反’实际上已经开始，而且火力极为猛烈，逮捕了200多人，报刊宣传仍在升温，空气很紧张，发生资本家自杀事件48起，死了34人。”(上卷第170页)到了1953年，确立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的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是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但资本主义存在的空间应该是逐步缩小的，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日，便是资本主义灭亡之时。毛泽东本来设想，这个“过渡时期”应该是15年左右。但是，到了1955年，毛泽东就决定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到了1956年，就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毛主席关于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的设想，在党内没有听到不同意见”；“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应于1967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基本完成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12年。这个速度不仅超出我们大家的预料，而且也超出毛主席本人的预料。”(上卷第408-409页)
    以上说的，都是“政治常识”和“历史常识”。韩少功关于高岗的说法，则超出了“常识”的范围。韩的说法，容易让人认为高岗是因为反对“发展资本主义”而被整肃。按照中共中央的结论，高岗是因为个人野心恶性膨胀而大搞阴谋诡计，最核心的罪名是“分裂党”。反对刘少奇是“分裂党”的具体表现。高岗反对刘少奇的言论很多，但并没有资料证明高曾在“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上向刘“发难”，倒是刘少奇曾代表中央就此问题批评过高岗。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传》，1949年春，刘少奇收到东北局一干部来信，反映高岗主持的东北局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存在着过“左”的倾向，其时七届二中全会刚刚开过，东北局的做法有违中央精神，但“这个问题在全党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于是，“经过中央研究后”，由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东北局的电报”，电报指出，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是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迅速地解决”，那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根本上相违背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电报经毛泽东审阅后发出(下册第730页)。
    在东北的过“左”丝毫没有影响高岗的政治前途。1953年1月，毛泽东决定对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重新分工，由高岗全面分管国家计划工作。5月15日，政务院发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把政务院20个部中的八个部，即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由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刘少奇传》说：“建国以来，政府工作一直是由政务院总理兼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周恩来负责的。显然，中央的决定和政府工作的重新分工是对周恩来工作的批评和对他工作范围的削弱。而高岗却进一步受到信任和重用。高岗当时曾得意地把他所领导的国家计委称为‘经济内阁’。”(下册第741页)
    在1953年夏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批薄射刘”，即把刘少奇此前说过的许多话，安在薄一波头上进行批判。“批薄射刘”的靶子之一，是刘少奇于1949年春在天津说过的“资本家剥削有功”。刘少奇当时鉴于天津当局不能正确执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策，弄得资本家人心惶惶，才强调要辩证地看待资本家的“剥削”。高岗拿这句话说事，也并非在“发展资本主义”一事上对刘发难，只是说刘少奇这样表述不妥。再说，这只是高岗揪住的诸多刘少奇言论之一。所以并不存在高岗特意在“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上“向刘少奇发难”而“毛泽东坚决站在后者一方”这回事。
    高岗事件是复杂的历史大事，不能信口开河，韩少功实在把话说得太随意。韩少功本来是小说家。写散文、写随笔，旁征博引、手挥目送，显得颇有学术色彩和理论气势，但其实只应视作“小说家言”。写散文、写小说的韩少功，也仍然是一个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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