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替韩少功补个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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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

    □王彬彬 南京大学教授

    《钟山》杂志2014年第2期，以头条位置刊登了作家韩少功先生长达十几万字的散文《革命后记》，虽云散文，但韩少功做了209个注释，显得很学术化。这里，替韩少功补一个注释。

    《革命后记》写道：“作家陈愉庆对我说过她爸：英国伦敦大学都市计划专业博士，那个保护北京古都建设‘梁陈方案’的作者之一。1949年5月受同行之邀，他已经买好经香港去英国的船票，并且一直紧闭大门，用木棒一类死死地顶住，阻止伤兵和流寇的骚扰。这一天早晨，门外反常地安静，让他不免有几分疑惑，打开门一看，原来是解放军已经进入上海，黑压压的一大片全睡在街道两侧，被雨水淋成了落汤鸡。他有点不好意思，请官兵们入家避雨，但对方坚决不从。他回家烧了一大锅姜煮肉汤，想让官兵们散散寒，但对方还是不从，说他们有纪律，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博士一时语塞，只是回头长叹，忍不住大哭一场，哭自己突然涌上心头的千头万绪，然后把出国船票决然撕掉。”

    这里讲的解放军进入上海的情形，是以此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中的特写场景，也是有现实根据的。但这故事的其他部分，就很可疑了。已经是早晨了，解放军为什么还睡地不起？“黑压压一大片”有多少人，陈博士如何把他们都请进家？烧锅肉汤要多长时间，解放军还在雨中等着？陈博士的锅有多大，解放军每人能喝几口？还有，陈博士受到感动，那很自然，但一个大男人竟因此而“大哭一场”，是否有点难以理解？

    让人生疑的部分姑且不论，只说说解放军进入上海的问题。

    对于占领和接管上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极其重视，视作关乎中共能否在城市立足、新政权能否成功建立的大问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接管上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上下卷)收录了解放军接管上海的许多资料。其中说，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从1949年3月31日至4月20日，九次邀请在北平的陈叔通、章乃器、盛丕华等沪上知名人士座谈，听取他们对接管上海的意见；4月25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下卷第3页)解放军于4月23日占领南京后，本可一鼓作气拿下上海，这在军事上毫无问题。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占领南京后，部队停止前进，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参加接管上海的干部5000余人(其中有伟大的顾准)，集中到沪宁线上的丹阳，接受入沪前的培训，而“华东局把入城政策和纪律的教育作为丹阳准备的重点”。(下卷第11页)

    为什么在进入上海前要进行如此规模的集训呢？原因之一，是在此前进入北平和南京时，出过一些乱子。《接管上海》上卷收有1949年5月6日饶漱石关于接管上海问题的报告，一开始就说：“现在我们在军事上占领上海已不成问题，只怕其他方面准备不够，鉴于南京及其他城市的接收，因事先准备较差，入城后干部掌握不住政策，致引起某些混乱，在进入上海之前，必须争取时间，尽速充分做好一切准备，我们入市愈迟，则损失愈大。”(第20页)在谈到入城后的纪律时，饶说到了北平和南京的情形：“北平有个部队对搬运培养的细菌很恼火，觉得这些小玻璃有什么用？”而“南京解放后，头等火车座位上的漆皮都被战士剥掉”。(第30页)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纂的《红日照钟山———南京解放初期史料专辑》(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中说，从4月23日到26日，“4天内即发生解放军与外国人争执的事件6起，其中以误入司徒雷登住宅事件较为突出。”4月25日清晨，解放军一个营长、一个营教导员和一个通讯员，闯入司徒雷登住宅，当天夜里“美国之音”即广播了此事，毛泽东为此致电总前委，对此进行了严肃批评。(第6—8页)

    由于在此前闹出过一些纪律方面的问题，所以丹阳集训时，纪律问题是被反复强调的。上海档案馆编纂的《上海解放》(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收录了《陈毅关于入城纪律的讲话》，这是陈毅1949年5月10日在丹阳的讲话，听讲者是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陈毅一开始就说：“虽然过去学习过，一般地有了进步，但进入丹阳后，纪律并不好，将来进入上海是没有把握的。”接着，陈毅举了部队在丹阳的违纪事例：“第一件，八号下午我同饶政委到街上散步，走到光明大戏院门口，里面正在演《白毛女》，有几个穿黄军服的同志，没拿票就硬要进去，并且有一两个带头，闹得很厉害，老百姓拿着票子反而进去不了。这些人一定是我们直属队的干部，今天可能也到会了。那时逼得我不得不亲自出马干涉，他才走了，如果没有我们去干涉，那天戏院一定要被打烂。”(第63页)《接管上海》上卷也收录了陈毅的这次讲话，与《上海解放》中的措词有所不同，应该是两种记录，但无疑都是真实的。《接管上海》的讲话记录中，陈毅强调：“在南京、上海搞一件坏事，全世界都知道，毛主席说，我们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它带全党全世界性质。”(第59页)又说：“我们解放军除西藏外，全国都到过，可是说不定到上海被人打倒在地上。上海这个地方随便打死几个人是平常的事，无人过问，我们农村同志到上海，无异进入八阵图，在农村里，随便进入人家去，老百姓欢迎，谁也不会不欢迎。在上海你随便进入人家，就可能会被人弄死。所以，我们进城后越小心越好。”(第60页)

    乔章所著的《鏖战上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则讲述了陈毅讲话的另一些内容。陈毅明确宣布：“进上海第一件事，不进老百姓的家，野战军不管当官的，当兵的，一律睡马路。”有的干部不能理解，说：“在山东农村，还能睡炕呢？”一个师长问得很具体：“进民宅要点水喝也不行？”陈毅一字一顿地说：“都不行。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解放军送给上海的见面礼！”毛泽东对此种规定的批示是：“很好，很好，很好。”(第237、229、242页)

    让我们回到韩少功讲述的那个其实早已广为人知的故事。那事情的发生，是有这样一种原因、这样一种背景的。韩少功《革命后记》中，应该补充的注释还有很多，这里聊补一个，还是并不重要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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